一．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2.军国民教育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3. 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4.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5. 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二、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4． 教学制度——选科制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赞同17| 评论
与时俱进，意思是行动和时代一起进步。出自1910年初蔡元培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针对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指出“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
NBA总裁大卫·斯特恩：与时俱进的管理天才
在美国职业联赛圈里有一句话：“斯特恩就是NBA”.斯特恩已在NBA总裁的位置上呆了28年.2012年10月,NBA中国赛,全场爆满.两支球队,罕见地聚合了全美11个全明星球员.1997年,大卫·斯特恩面对一众中国记者说：“我一定要通过电视在全球推广篮球.我还要把最好的球员带到中国来.”他终于梦想成真.
斯特恩刚接手NBA时,23支球队中有17支亏损.但很快,他就扭转了局面.上任之初,他就将俱乐部的“私权利”和联赛的“公权利”切分得非常干净.再加上制定的球员选拔、球员转会和经纪人制度等各种条例,很好地解决了俱乐部之间、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球员与经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NBA联盟20多年来的收入翻了5番,一跃成为四大联盟首富.这是属于NBA的商业神话,更是属于斯特恩谱写的商业神话.
关于成功的秘诀,他回忆起了童年给家里杂货店帮忙的经历.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卫·斯特恩从小就是一个精明的伙计,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什么,他都烂熟于心.这段经历,让他受益无穷：“我们在NBA做了很多事情,每年要举办1200场比赛,它是重复的,也是全新的.每一次都要让所有观众满意,这就是我们成功的诀窍.”
而如今,由于电视收视率下滑,他也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然而,这丝毫难不倒这位70岁的老人,因为他有一股学而不厌的劲头.斯特恩第一个用数字电视转播了NBA；第一个建立了联盟篮球网站：第一个试验了高分辨率的HDTV.而在QQ商城落户的NBA在线商店,可以让数百万NBA球迷迅速购买到正版NBA授权商品.所以,关于他如何面对NBA未来的质疑,我们大可拭目以待.
素材运用：尽善尽美,无愧于心.与时俱进,严格的管理,精益求精的精神——斯特思拥有了商界成功人士的所有素质.执掌NBA.年虽老矣,舍他其谁?
话题拓展：天赋、管理智慧、与时俱进
有些东西，注定势不可挡。比如微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烦，开始屏蔽手机里的陌生人，后来，发现连身边的熟人都开始加入微商大军。于是，你决定关掉手机去逛街，可是，当你走上大街，你会发现街道两旁的商店里卖着的，也是和手机上的东西一样的。而且，连价格都不待变得。
于是，你开始觉得，微商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如洪水猛兽般可怕。
反而，渐渐的，你也开始尝试着去接受微商，最后甚至也开始加入微商。
比如微信付款，一开始你觉得那一点也不方便，而且也不放心。你感觉还是把钱装在口袋里踏实。可是，有一天，当你买东西忘了带钱的时候，对方告诉你，你可以微信支付。你说，不好意思，我从来不玩那个，感觉不安全。
于是，你只能看着他人一个个微信支付完毕，你只能黯然离开。
比如智能机，一开始，你觉得智能机好浪费，华而不实，还死贵死贵的。还是那种老人机方便，经济又实惠。
可是，有一天，当你找不到电脑查询资料，别人告诉你手机也可以的时候，你都有些不好意思拿出你的老人机了吧。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和谁过不去，但是，却永远不会和钱和方便过不去。
不要说我们忘恩负义不念旧，其实，谁都可以是个恋旧的人。
只是，有些东西，我们注定只能放在心理。而我们要做的，也只能是与时俱进!
搜标题搜不到好素材要按观点搜比如读书是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读书是学习进步的助推器读书是学习密不可分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但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只为做官，因此，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并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要求学生从此以后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并强调对学生人格的培养。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论其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如何，都加以聘任。据此，他一方面延请了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另一方面也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 3.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据此，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对于私生活糜烂，甚至于引诱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则予以坚决解聘。 （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 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它不是研究某一家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被某些人指定的学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这一原则还体现在对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 这一思想体现了蔡元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但蔡元培任校长后才真正实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 1.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总而言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指导的教育思想经蔡元培提倡，逐渐成为北大的教育、管理制度，使北大开始走上现代大学的道路。
读书能造就一个人，读好书才会对我们自己有好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读书有用议论文素材，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读书有用议论文素材 宋濂的读书经历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明代重臣，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一代礼乐，多由其裁定，著作宏富，主倏 《元史》、著有《宋学士文集》。 他幼年家贫，常借书苦读。在其《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叙述了自己苦读的经历：他细时就爱读书，可是家贫买不起书。就经常到有藏书人家借书，一借到书，就日以继夜地赶抄，即使在数九寒天，砚水结冰，手指冻僵，也不亭笔。他借书守信，按期归还，有书的有家才肯不断借书给他。 宋濂读书时，遇到疑难，自己不能解决时，他就长途跋涉到百里以外去寻访名师指教。逢严冬季节，他忍饥挨饿，顶风冒雪，穿过巨谷，爬上大山，两脚冻裂出一道道血口，仍继续寻访老师。宋濂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读书，终于取得杰出成就。 蔡元培六十年读书如一日 蔡元培，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民主工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知识界的卓越越先驱。编著有《蔡元培先集》。 蔡元培从少年时代起，就勤于读书，百般天蚊虫多，晚上读书时把一双脚放在水桶里，避免蚊子叮咬，专心致志地读书。在他一生繁心工作和革命斗争中，从未停止过读书。他晚年回顾说："自十余岁起……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 由于他一生读书不辍，因此，他知识渊博，被誉为"学界泰斗"。 "三味书屋"的来历 鲁迅12岁进"三味书屋"私塾从寿镜吾先生读书。鲁迅先生后来曾著文《从百昔园到"三味书屋"》回忆这段经历。 "三味书屋"原名叫"三余书屋"，是寿镜吾先生的祖父寿峰岚先生定的名。当年董遇教育其弟子要抓紧"三余"的时间攻读，董遇解释"三余"为："冬者岁之余，认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也。"寿峰岚先生据此为书屋定名，意在引导学生珍惜时间，勤奋读书。 后来寿峰岚读到苏轼赞扬董遇"三余"的诗句："此生有味在三余"。细细玩味觉得"三味"比"三余"好，"三味"者"读经味如稻引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培养学生读书兴味，引导学生积极苦读。读书三味，其乐无穷。 彭德怀书不离身 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彭德怀，因在195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坚持正确意见而遭批判和免职。他被罢官后从中南海搬出来，在清理东西时，把元帅服、狐皮大衣、地毯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但是书，一本也不能丢。"把收藏的二十多箱书都搬到北京郊外的新居。1965年，他到西南三线工作时，又把这二十多箱书带在身边。十年浩劫中，彭德怀身遭厄运，横遭迫害，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书。他对警卫参谋说："我别的没有什么吩咐，就是惦记我那些书。" 他工作之余就沉浸书海，桌上、床上、柜子上到处是书。他读书十分认真，他读过的书加满了批注。 曹禺在澡盆里读书 我国杰出的现代剧作家曹禺，在他23岁时就写出了《雷雨》，震撼了当时戏剧界。后又写出了《日出》、《原野》等很有影响的作品。此外还有剧作《蜕变》、《北京人》、《家》、《王昭君》以及同别人合写的《胆剑篇》。他所以有如此辉煌成就，绝非偶然，这与他勤学苦读是分不开的。 有这样一件趣闻：有一次曹禺的家人准备好澡盆热水，催正在读书的曹禺洗澡。他进内室以后，很长时间不见人出来，家人在内室外听听，房内不时传出水呼声。又过了好久，仍不见人出来。曹禺的夫人生疑，推门过去一看，嗨!原来曹禺坐在盆里，正读书入迷呢。他一手握着书本聚精会神地看着，另一只手拿着毛巾下意识地拍打着水面。他根本没洗，可水早冰凉了。 爱迪生以书为枕 大名鼎鼎的美国科学家爱迪生，一生的发明多达近二千项，被誉为"发明大王"。这也与他勤非读书分不开的，他常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查资料，困极了，他就以书当枕，在实验室躺一会儿。因此，有人风趣地说："怪不得爱迪生有那么多的知识，原来他在睡梦中也还要从书本里吸取营养哩。" 读书的写作素材整理 富兰克林和书 美国18世纪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参加过独立上星期争，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代表美国同英国谈判，后签订巴黎和约，曾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建立美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他在研究大气电方面有重要贡献，发明避雷针。著有《自传》。 富兰克林自幼酷爱读书。家贫无钱上学，从少年时代起，就独自谋生。常常饿肚子省钱买书读。 某一天，富兰克林在路上看到一位白发老驱，已饿得走不动了。连心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送给她。老妪看富兰克林的样子，也是一个穷人，不忍收他的面包。 "你吃吧，我包里有的是。"富兰克林说着拍拍那只装满书籍的背包。 老妪吃着面包，只见富兰克林从背包里抽出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孩子，你怎么不吃面包啊?"老妪问道。富兰克林笑着回答说："读书的滋味要比面包好多了!" 经济拮据，购书能力有限，他只得经常借书读。他常在认间向朋友敲门借书，连认点起一盏灯，专心读书，疲乏了就以冷水浇头提提神，坐下继续阅读完，第二天一早，准时把书还给书主，从不失信。 扑在书的高尔基 高尔基，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因为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守认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喜欢读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己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天从早晨干到半认。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 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因为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可以接受的。" 由于高尔基一生如饥似渴地读书，勤奋不懈地努力，他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海燕》、《鹰之歌》、《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童年》、《人间》、《我的大学》。除此之外，还写了剧本和大量的政论、特写、文艺评论等。 关于读书的好句好段 1、读书，可以使一个人得到精神上的充实和愉悦，并孜孜不倦地去追求。是读书，帮你埋下成功的种子;是读书，助你孕育成功的果实。 2、读书，是为了让我们增加知识量，是为了让我们学到课本之外学不到的东西，扩充我们对其他知识的补充，而读书，也是有技巧的，在现在的书店里，琳琅满目，让你看的眼花缭乱。 3、读书不仅是创造智慧的源泉，而且是精神享受的渴望。齐奥尔斯夫虽然耳聋，但他通过自觉学习，乐于读书，取得了星际航行理论研究的巨大成果，被人们尊称为“宇宙之父”，他告诉我们：“书籍是我的老师。” 4、读书费时太多是怠惰，过分的藻饰装潢是矫情，全按书本条文而段事是十足的学究气。读书使天然得以完善，又需靠经验以补其不足，因为天生的才能犹如天然的树木，要靠后来的学习来修剪整枝，而书本上的道理如不用经验加以制约，往往是泛泛而不着边际的。 5、读书给了我知识，读书给了我乐趣，读书更给了我力量。 6、读书可供消遣，可供装饰，也可供增长才干。为消遣而读书，常见于独处退居之时;为装饰而读书，多用于高谈阔论之中;为增长才干而读书，主要在于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 7、读书能医愚，读书能治穷，读书能疗病，读书能砺志，读书能致远，读书能练达，读书能聪慧。 8、读书让我们心情愉快，让我们进入一个情感世界，有时我们仿佛随书进入茫茫宇宙，去探索外星人的消息，有时我们将进入大沙漠中旅行，有时我们进入海底探索宝藏，有时来到天山，感受那天山带来的凉爽。 9、读书向来是为历代人所仰慕的事情。培根曾深有感触的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浪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送给一代又一代。”理想的书籍也是智慧的钥匙，读书越多，精神就会越健壮而勇敢。 10、多书读，读好书，书就给你好处，给你不读书人所享受不到的快乐资本。 11、朋友，趁自己青春年少，珍惜时间，品味读书，为你的人生添上一片光彩吧! 12、人总是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苦苦地寻找着自己精神的乐园。每一次的新发现，都会带来无限的感激与惊喜。 13、书，都是好的，记住吧，读书只会让自己更上一层楼，让我们一起翱翔在书的海洋中! 14、书都是一样，不管是哪一类书，都可以为我们带来知识。 15、书真是个好东西。你高兴时，它能让你更愉快;你伤心时，它能让你喜笑颜开;你气愤时，它能让你心平气和。反正不论什么心情，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你都可以捧上一本书，悉心阅读。如果有时间，在夕阳微垂的午后，品味一本好书，品味一泓清茶，那是何等惬意呀! 猜你喜欢： 1. 关于读书的作文素材 2. 成功的名人例子经典作文素材 3. 读书有用正方辩论资料 4. 成功需要积累高中作文素材 5. 关于分享的高考作文素材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但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只为做官，因此，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1.改变学生的观念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并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要求学生从此以后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并强调对学生人格的培养。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论其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如何，都加以聘任。据此，他一方面延请了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另一方面也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3.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据此，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对于私生活糜烂，甚至于引诱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则予以坚决解聘。（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它不是研究某一家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被某些人指定的学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这一原则还体现在对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这一思想体现了蔡元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但蔡元培任校长后才真正实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1.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总而言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指导的教育思想经蔡元培提倡，逐渐成为北大的教育、管理制度，使北大开始走上现代大学的道路。
可以看《蔡元培自述》或者《蔡元培口述传略》（上、下）。年谱比较详尽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2.军国民教育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3. 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4.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5. 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二、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4． 教学制度——选科制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
1、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教育目的发生扭曲，忽视德育教育。目前我们的教育对德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导致培养的学生往往智商很高，但人文道德素养低下，近几年在教育界频发的很多恶性教育事件与此有很大关系。另外培养的学生只会考试，眼高手低，实践创新能力低下，与国外学生相比差距比较大，这是个老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专业设置市场化，追求短期效应，没有长远的计划。在专业设置过程中，主观化倾向严重，在未对专业特色、课程体系、就业前景等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情况下，仅凭感性认识判断哪个专业的市场前景好、哪个专业走俏，就盲目地设置该专业，缺乏广泛的调查和严密科学的论证过程，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科学性。所以很多学生在毕业后即失业，白白浪费了美好的青春和大量的金钱，无疑，学校在这方面应承担很大的责任。3、班级人数庞大，学生与教师之间没有深入的交流互动。近年来高校疯狂扩招，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但教师数量却没有按照相同比例增加，致使老师更难对学生言传身教，更难于针对学生的个性来进行教学，更难开展有特色的教学活动，更难与学生进行思想与知识或社会经验与情感经历等方面的交流互动。教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单单是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建筑师，即传统所说的“传道”。 4、教学方式单一陈旧，没有创新，教学过程索然无味。
.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良莠不齐。如今中国高校的教师的教学生涯几乎是以课题研究为中心，没有去思考要怎么上好一节课。教师上课要不是照本宣科，念ppt，要不就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PPt，上台讲课。教师的职责本应该是教书育人，现在的高校教师，虽然学历高，但即教不了书，也育不了人。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压榨。在大学里，好像除了学生本人，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空余时间非常的丰富。其实，现在的大学生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少的可怜。以我个人为例，几乎每天都是满课，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忙碌了一周好不容易到周末了，学校又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讲座，到了毕业季，大一的学生甚至还要被辅导员以“量化”相要挟，免费帮大四的学长学姐收拾行李。没进入大学前，我以为自己可以利用好课余时间学习好PS、剪辑或者是PPT制作，并用学到的技能来兼职，减轻家庭的压力。这终究只是奢望。学生的思想得不到进步。我以为的大学生活是像《觉醒年代》里那般，学生和老师一起交流，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以谋求思想的进步。但真实的大学生活是，除了上课，你根本见不到老师。想探讨问题，亦或是和同学一起学习，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同伴。学校只注重理论，而忽略了实践。之前想要报考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我以为新闻传播这个专业会教学生学习摄影、影视后期制作等知识，但后面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发现国内的很多高校虽然开设了相关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并不会有过多的讲解，还是要学生自己上网查找资料进行学习。我现在学的国贸专业，学校开设的课程很多，但都学的不精。比如，我们这个专业需要学会计，但是一个学期了，我们连会计凭证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由于缺乏实践，大多数只是都是学了就忘。如果大学教育能够将理论与时间相结合，让学生真正掌握自己所学的知识，大学生就业或许也不会如此困难。教师品德令人堪忧。近年来关于大学教授的丑闻频发，即使受害者勇敢的出来发声，揭露他们那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如果学校的教师皆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么该校的校风，教学文化也会被其腐蚀，变得恶臭无比。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深远持久的。学校的不正的风气，会悄无声息的腐蚀学生们的精神，何来的文明其精神。青年一代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精神被腐蚀了，没有了激昂的精神，如何来实现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随着我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教育体制行政化,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化等问题不断涌现。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供大家参考。
1.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定位存在较大缺陷。
高校仍把培养综合化、研究型人才作为主要目标，但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更需要创新型、实践型、通专结合型的人才。另外，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需要。
传统大学教育最大特点就是从传统的“学科本位”模式出发，以完整的学科体系为出发点考虑课程开发，偏重理论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严密性，缺乏对社会需求的把握，往往是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办学条件，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就造成了理论教学多，实践教学少;必修课多，选修课少等现象，专业设置也墨守成规，缺乏创新，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3.许多高校普遍存在着过分强调理论教学，忽视实践应用环节的现象。
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模式仍然是大学主要的教学方法，自学、讨论、调查研究、实验实习等仍处于辅助地位。由于片面强调系统讲授知识，高校教学脱离社会实践的倾向十分突出，这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健全人格。
4.缺乏对大学生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和就业的指导。
智联招聘副总裁赵鹏说：“现在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成绩、知识和经验的欠缺，而是职业规范和职业意识等职业素质的缺乏，企业招聘人才的标准有接近七成的权重是放在应聘者的职业素质上。”由此可见，职业素质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顺利就业与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培养和提升大学生职业素质不但关系到高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质量，也关系到高校的社会声誉，更关系到大学生的就业。
5.许多高校存在着重视教学忽视科研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许多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呈现矛盾激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教学与科研的脱节，学科的最新信息、发展状况和教师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中的心得并没有及时融入到教学内容之中。其次，高校教师面临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部分教师还有许多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无法合理配置时间。再次，资源配置的失衡。高校普遍存在着资源缺乏和经费不足的状况，另外，高校不同类型人员的组合使用在结构、层次和数量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冲突。如何理性认识和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1、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教育目的发生扭曲，忽视德育教育。
目前我们的教育对德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导致培养的学生往往智商很高，但人文道德素养低下，近几年在教育界频发的很多恶性教育事件与此有很大关系。另外培养的学生只会考试，眼高手低，实践创新能力低下，与国外学生相比差距比较大，这是个老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专业设置市场化，追求短期效应，没有长远的计划。
在专业设置过程中，主观化倾向严重，在未对专业特色、课程体系、就业前景等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情况下，仅凭感性认识判断哪个专业的市场前景好、哪个专业走俏，就盲目地设置该专业，缺乏广泛的调查和严密科学的论证过程，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科学性。所以很多学生在毕业后即失业，白白浪费了美好的青春和大量的金钱，无疑，学校在这方面应承担很大的责任。
3、班级人数庞大，学生与教师之间没有深入的交流互动。
近年来高校疯狂扩招，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但教师数量却没有按照相同比例增加，致使老师更难对学生言传身教，更难于针对学生的个性来进行教学，更难开展有特色的教学活动，更难与学生进行思想与知识或社会经验与情感经历等方面的交流互动。教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单单是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建筑师，即传统所说的“传道”。
4、教学方式单一陈旧，没有创新，教学过程索然无味。
【摘要】随着当今时代社会的进步，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不能满足当前教育的发展，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应运而生，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应对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迅速发展的需要，大学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以便为其高效发展做保障。努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促进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高效完成大学教育任务。
【关键词】大学教育;管理模式;创新应用
随着当今时代的进步，高校的规模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高校或拔地而起或规模扩建。由于传统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不能满足当前高校教育管理的发展，进而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也在不断的改变，向着现代化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前进。为了解决当前在高校教育管理模式上的问题，解决当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不同问题，需要加强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提高学生的思想教育。
一.当前管理模式和学生现状
当前大学教育管理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受到传统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影响，高校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创新，转变理念，以适应当前大学教育管理学生的素质教育现状，并且满足当今时代对于人才培养的新规定。学生受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从以往积极主动、健康向上、热爱祖国、爱社会的思想转变成现在思想迷信、信仰迷茫、不能理清价值观念、做不到诚实守信。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当前大学教育管理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新形势、新挑战环境下，大学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创新，以便解决当前所出现的问题，跳出当前所处的环境，使得大学教育管理弄湿向着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
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学校不断的摸索经验教训，不断的改变教育管理体制，适应当前大学教育管理体系发展的速度，不断的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不断促进学生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科学、合理、完好的完成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才能更好的进行素质文化教育，促进现代化教育的良好发展。
2.1建立科学系统的思想教育体制
建立科学系统的思想教育体制，需要相关部门的统一领导，动员全社会进行完善教育管理体制，采取群众监督的手段。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统一结合起来，共同进行思想教育管理。协调运作，相互配合，将思想教育管理体制的'设计、管理和实施全面统一协调，化散为整。把创造大学科学系统管理的思想教育体制的整体和相关制度和后期建设等等，相互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全面系统的思想教育管理体制。通过建立行政全面负责的思想教育体制，实现学校以党委领导为中心的组织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党委等相关部门的组织和管理作用，将相关部门的最大的价值尽可能的挖掘和开发，以促进大学思想教育体制的完善，系统科学的发展。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效沟通平台，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协调统一，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将其最大价值应用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让其学会如何更好的处事待人上，促进当前大学思想教育体制的创新改革，完善思想教育机制。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改善当前的思想理论课教学，注重形势政策的教育，实现大学生健康的思想教育，改善其本质。
2.2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高素质的教师管理体系。教师是学生们学习的榜样，是学生内心遵从的园丁，教师的言行举止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教师素质的高低，品行好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影响。所以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学生整体有着巨大的作用，才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对高校教师整体进行培训，让个人教师进修，培养任职前后的教师素质，在任职过程中还要不定期的进行培训，以适应当前的发展速度和状况，采取鼓励政策，鼓励教师自主学习，努力进修，提高其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加强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为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提高做保障，促进其思想教育的提高，良好的完成教学任务，为充分实现现代化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做准备。
2.3强化学校文明
通过强化学校文明，建设良好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通过创造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提供和谐的校园生活环境，强化学生所处环境的文明，重视学生文化素质的改善和提高。通过进行新型、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调动学生们的积极主动性，把思想教育内涵融入到活动中，让文化活动充满校园特色，便于学生理解和接收思想教育。针对学生生活环境的改善，开展文明宿舍活动，在学生私下生活中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积极发挥出宿舍生活中的作用，促进文明校园的建设。另外通过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充分考核，进行评比，依照考核情况制定合理的改善校园文明的方案，但在此中需要学生自我教育和管理，从而独立进行考核，增强学生的观念意识。推进改善校园文明的发展，使得学生自己由于所处环境的和谐文明而产生自豪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思想政治学习，让学生能够自行学习思想政治，强化自身的思想品德，。更好的和老师进行互动沟通，促进学校思想教育机制的改善，加快当前大学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进程。
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学校教育逐渐在进行变革。然而在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面临巨大的挑战，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创新才能适应当前教育管理模式发展速度的需要，才能够在挑战中完美的发展。加强高校的思想文化建设对于当前学校的教育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保障，不仅促进学生思想教育的改变，还能促进整个教育的思想文化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作者:张茜 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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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孟良.班主任在大学教育管理中的作用探讨[J].科技创新导报,2013(11).
论文关键词：蔡元培大学教育兼容并包教授治校
论文摘要：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反对把大学作为官僚养成所，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实行选科制。反对文理相隔，主张文理沟通。反对校长独断独行，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思想，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素质教育、高校改革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
大学，按照蔡元培的理解，是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思想包罗万象、言论百家争鸣的场所。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大学理念。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不少人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学校里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为了扭转这种的学风，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第一次演说中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了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要将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要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要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认识切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北京大学的校情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他“从1917年到1919年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他在办学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不仅促进了北大的发展，其意义远超出了一所大学的范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教员两方面。
1.在学术上反对墨守成规，提倡自由发展。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是与专制并行，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教师不学无术，墨守成规，学生无心学习。蔡元培立足于中国近代教育国情，强调了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在学术上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在相互包容和讨论中吸收精华，促进学术的发展。
2.以学术造诣为主罗致各类人才。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地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为贯彻兼容并包的原则，蔡先生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在聘请教员上，最重要的标准是有无专门学问。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在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立即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北大的钱玄同等学者一起致力于北大文科的革新。而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任为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则不管什么人，坚决辞退。因此，北大一扫往日沉闷保守的气息，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各种思潮学说纷起，形成了各种学术思想新旧交融、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盛极一时。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酝酿发祥的思想摇篮。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了进步作用，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三、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理沟通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故是术。“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也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非研究真理为目的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进术之进步。”J(丹“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但“学”重于“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和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在北大蔡元培主要进行了如下整顿。
1.扩充文理，改变“重术轻学”的思想。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二科。因此在学制的设置上，《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他保留北京大学文科原有的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增设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三门。理科原有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增设地质学一门。工科并人北洋大学，原有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门，并人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如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其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不能截然分开。
如心理学从前属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划人理科;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理，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蔡元培主张沟通文理，合为一科。1919年，他在北大撤销了文、理、法三科界限，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全校设立l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为进一步落实文理沟通的思想，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3/4，选修占1/4。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四、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在学校管理体制建设上，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是蔡元培的基本思路。蔡元培反对大学校长独断独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但未能切实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一切校务仍然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蔡元培任校长后，认为这种局面不利于学校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开始分步建立教授治校的体制。第一步，设立评议会，重新制定了北大的《评议会章程》，规定“大学内部规则”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生效。评议会成员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为当然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1917年，北大评议会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各门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设教授会。各教授会各设主任一人，由本部会员投票选出，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让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管理学校，1920年，北大开学时，他说：“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受影响。”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开会词》中，他说“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
经过蔡元培的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北大逐步革除了原来的“形同衙门”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以教授为主体，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长为基本机构，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教授体制。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北大的蓬勃发展。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总结、阐述大学观的教育家。他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反对把大学作为官僚养成所，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实行选科制;反对文理相隔，主张文理沟通;反对校长独断专行，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思想，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素质教育、高校改革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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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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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试析元遗民诗歌创作特征论【1】
论文关键词：元代 遗民诗歌 特征
论文摘要:元遗民诗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元遗民诗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激越凄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展现了遗民诗歌传统的道德及政治特征，而且结合现实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以及处变求新的艺术风格特征，在诗风由元及明清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文学的兴衰，也常常与政治情形的好坏相悖。
元末国运衰微，社会动荡，但对文学来说不但没有出现荒芜，相反却展现出末世的文化盛景。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
多难的时代带给诗人更多真切的生命个体体验，更多对现实清醒、深切的认识。
元遗民诗歌正是经历国变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诗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士人丰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处变世而求变化的独特艺术追求。
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由于同处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会背景，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共同的主题特征，如悯时伤世，感慨疮咦;处山临泉，寄情娱性;故国之思，君臣之义。
此外还有很多表达深笃友情的题赠唱和，表达志向高洁的写景咏物。
又由于元代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开放、自由，诗人的主体个性意识比较强，因此具体展现在诗人笔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元遗民诗歌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
1.1悯时伤时，感慨疮痛
元朝末季，世风颓败，战争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艰。
易代的残破景象在诗人笔下多有描绘，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伤亭户》、《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妇》等诗篇展示了苦难人民的悲剧生活。
《伤亭户》描写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见，盐户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难以为生，被迫走上绝路。
《痛哭行》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
《冀州道中》写“……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
小米无得买，浊醒无得沽……”。
杨维祯古乐府诗《盐商行》、《江南谣》、《贫妇谣》等篇章同样都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诗人的悯时伤世之情。
元遗民通过大量的咏怀、咏史诗感叹时危事艰，抒发了遗民诗人浓重的凄凉、愁苦、无所依傍归依的感伤。
如戴良《咏怀二首》其一“……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
三年去复还，邻室无一贵。
所见但空巷，垣墙亦尽颓。”所写之处满目疮痰，残垣断墙，一片荒凉。
其《杨本初见访别后却寄》诉说着诗人内心万般愁苦:“事违人已衰，别多心更苦。
朝来数鬓丝，近复添几缕。”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无十日程，归计苦难成。
为客忧饥馁，频年仗友生。
刚肠随世屈，白发向人明。
争似湖居好，扁舟载月行。”《岁暮感怀四首》其三:“已被虚名误，偷生亦偶然。
兵戈十年久，妻子几家全。
往事溪云外，余龄逝水前。
艰难有如此，何日赋归田。”诗句里见出时事多艰而又无奈的心情。
其《寄鹤年》:“横门之下可楼迟，且抱遗经住海涯。
东海已编高士传，西方仍诵美人诗。
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
天末秋风正萧瑟，一鸿声彻暮云悲。”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重的故国黍离之悲，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丁鹤年《暮春感怀二首》:“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国何处此登楼。
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
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迹彩云收。
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兵后还武昌二首》其二:“乱后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
西风古爆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
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
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诗中诗人感慨往日的韶华眼前尽逝，一切烟云如梦，事已成昨，人情堪伤。
再如叶额《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岁月无情天地老，江山不尽古今愁。
黄花谩引杯中物，白发空惊镜里秋。”张星《惆怅五首》:“惆怅繁华成逝水，尽归江海作潮声。”同样弥漫着无尽而凄苦的感伤。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2】
论文关键词：晋初;儒学;文人心态;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
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册《文心雕龙》云:“晋室群才，稍人轻绮。
张、潘、左、陆，比肩诗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
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
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
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
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撅而复振的局面。
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
儒学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
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膝文公下》)。
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
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从此，追求“不朽”成为士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
据《晋书》记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现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好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态可见一斑。
而“立德”既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当之，况且西晋的政治环境亦无道德可言，所以西晋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标放在“立功”“立言”上，犹以“立功”为要。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又来这里求助了，各位有资料的奉献一下吧，谢谢谢谢 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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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的知识技能已足够企业使用，培训只增长员工才干，对企业没有多大益处，即投入小于产出。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很多中小企业员工培训是走形式、赶过场，多是以应付为主，由于缺乏明显的效果，长期以往员工培训就被渐渐视为无用。...www.wsdxs.cn/html/renli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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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是一项有十分重要意义而又实实在在的工作，员工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职能，是企业资产增值保值的有效措施，也是企业组织效益提高的重要途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企业员工培训毕业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浅析企业员工的培训管理
摘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力不断的增强，市场化越来越普遍，也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21世纪对于企业什么最重要，不可否认答案是人才。人力资源竞争则成为了现代企业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对于企业员工的培训则成为了其增强自身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员工培训管理也成为了企业管理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基于此，本文首先对企业员工培训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其次对员工培训管理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再次提出了针对企业员工培训管理问题的解决措施与对策。旨在总结并改善企业培训现状，让企业的运作更加高效，人才更加的强大，以至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与经济效益。
关键词：
企业;员工培训;管理问题;解决措施
企业员工培训管理是当代企业应该极为重视的企业管理内容之一，因为这将是企业自身竞争力强弱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企业打造核心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想要在21世纪如此复杂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必须对企业员工培训的管理与规划进行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完善与提升。
一、员工培训管理重要性
1.企业发展需要
企业员工是组成企业的基本，企业员工的素质与竞争力直接影响着企业发展方向与优势。对员工进行相关培训，不仅提高了员工自身水平，也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更加优化与增值，对于企业管理效益与效率有着很重大的促进作用。现在的科技快速更新发展，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对当代社会企业的员工的基本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计算机、大型机器等高科技设备的出现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然而另一方面则使得企业员工的专业素质、相关知识等要求不断提高否则企业将被时代所淘汰。因此只有让企业员工学习与掌握这些先进的技术或方法，更加高效的完成工作，才能使得企业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实现企业目标，提升整体效益。
2.有效提高员工素质或技能需要
员工培训一般分为岗前培训及在岗培训。员工的岗位培训是指在进入企业时进行的所从事职位的培训，这是企业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够有效的规范岗位职责、有助于专业知识与能力提升。在岗培训主要是指在员工上岗后，对员工的专业知识以及技术进行进一步深造与提升的培训，能够使其技术能力得到提高以及职位得以晋升，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服务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3.提升员工积极性需要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企业给员工的培训将会成为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财富与经验，这项人力资源的投资能够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朝着与企业同一目标而奋斗、付出。根据调查不难发现，很多员工选择企业的标准中其中有无企业进修培训是很重要的一个择业标准，对于知识型、技术型的员工金钱对其的吸引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他们更加注重平台与上升空间。
二、员工培训管理常见问题
1.管理体系不完善
根据调查发现，仅有少数有实力的大企业会设立独立的培训管理部门，专门为企业员工进行培训，而大多数的企业并没有相对完善的员工培训管理体系，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没有专门的归口对于员工培训。员工培训管理大多数流于表面，虽设立了培训制度、做出了培训计划甚至还有预算经费，但是大多的培训太过重视形式，对于培训的奖惩、考核等制度并不完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员工培训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无专门的人力或组织落到实处，使得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
2.缺乏企业投资力度
国家规定企业应该设立员工教育基金，提取员工工资总额2%-2.5%的资金作为培训费用。根据调查发现大多数的企业并未成立该基金，尽管开展员工培训，也会尽量的减少时间与内容，达到节约培训成本的目的。这种情况在民营企业中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是担心员工培训后会有要求加薪、跳槽等风险，所以对于员工培训的力度缺乏，培训费用甚至是由员工个人承担。对于员工培训投资较大的企业仅有一小部分，如金融保险行业，企业的发展与员工培训投资力度成正比。目前我国的企业员工培训投资力度经济发达地区远超过经济落后地区，经济落后地区陷入了越不发达越不投资的框里，很难实现经济高速的发展。
3.培训形式过于简单
满堂灌的授课模式是现在企业培训中常见的方式，这样既不能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也让部分员工难以消化吸收，对于技能培训不是课上听听就能深刻理解，需要进行试验与互动。对于机械工种技术的培训，一般采用操作示范的方式进行教学，很容易让员工感觉乏味。培训形式过于简单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对员工培训的意识态度，有的企业认为员工培训是请个教师上一堂课，或者外派学习作为福利，再或者发一些教材员工自学。这样的培训既无法达到培训效果也浪费了投入资金、时间。
三、针对员工培训管理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
1.全方位建立健全的培训管理体系
(1)完善相关政府行政管理体育
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强各个企业对员工培训工作的开展以及进度等情况的监督考核力度，出台相关指导文件，以企业培养为主导。大力支持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并提出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减免员工的培训费用、鉴定费用等。对大中型的生产型、服务型等企业给于支持与帮助其建立独立的培训管理部以及培训管理中心，建议企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立。
(2)完善员工培训管理体系
企业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员工，即人才。因此企业应该自觉主动地增加员工培训，作为企业应有的责任。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可以发现人是具有自我发展以及自我实现需求的。将企业的发展与自我的发展统一结合，则将会使得事情变得事半功倍。因此需要将企业员工培训管理体系进行完善，一是成立员工培训管理中心，二是依法制定培训制度，三是创新培训方式，四是完善员工终身培训、培训激励以及薪酬晋升等机制。
(3)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参与积极性
企业培训激励机制对企业员工培训的效果与风险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完善健全的激励机制，会调动参与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培训效果达到最佳，也有效的避免了跳槽等风险。相应的激励机制应该按照企业自身实际情况来设计，如将员工技能与薪酬结合，对员工进行定期考核并对通过培训后技能提升的进行加薪鼓励。对员工的晋升，可以将积极参与培训的程度且成绩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在精神上也应该进行多种激励，让员工有成就感，从而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学习。
2.增加培训投资力度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该将企业员工培训的监督工作落到实处，严格提取工资总额的1.5%作为职工教育费用，保障员工权益，对教育经费做到专款专用，对培训水平与条件不断进行提高与完善。
3.丰富培训形式与内容
在相关制度完善以及投资力度加大的基础上企业员工培训应该采取丰富的形式与内容，才能达到高效的培训效果。培训方式多样，但是要找最适合的，如对于知识型培训可采用讲授或者专题讲座的方法进行直接传授，对于提高综合能力的培训可采用自学或者模拟训练等方法进行参与式教授，对于训练心理以及调整行为培训可采用户外拓展或者角色扮演等方法进行培训，对于技能型培训可采用实习或者师带徒等方法进行实践性教授。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员工培训管理对企业自身发展以及社会的整体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根据我国普遍存在的员工培训管理问题，应该引起政府以及企业的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如完善相关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加大投资力度等等。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企业的未来，更是国家繁荣、快速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吴小妹：中小企业员工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小企业科技，2007，(10)：172-173.
[2]陈凤平 陈辉平：企业员工培训存在的问题及有效性分析[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1，(03)：40-42+51.
[3]许 洋：企业员工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现代商业，2012，(06)：265.
浅析企业员工的培训管理
摘要：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的持续性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因素，而员工培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企业当前及长远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今大多数企业对员工培训存在着认识和实践的误区，导致培训达不到预期收效,因此员工的培训应建立起科学的培训体系、走出培训误区且应注重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1世纪，知识和技术已成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而具备这些知识和技术的人便成了企业最根本、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随着跨国公司的涌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形势日趋严峻。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为了使自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许多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的培训管理,以期通过人力资源的最优化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企业员工培训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现今有不少企业管理者对培训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片面的认为适当增加薪酬，让员工忠于企业便是给员工“最好的培训”，培训工作耗时耗资，到头来却是为别人做“嫁衣”，对企业并没有多大益处，或者有些管理者认为培训不能增强员工的才干或是认为员工自身素质足已满足日常工作的需要不用再培训，由于这些错误认识的存在，导致很多中小企业的员工培训流于形式化或企业不做员工培训，长期以往员工的培训渐渐被忽视。
员工自身对参与培训工作的消极认识
因工作性质不同有些企业招用的员工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员工对于培训的热情度不高，认为只要完成了本分工作就可以了，不需再花精力去参加培训，并且有些企业在做员工培训时全部利用员工的休息时间，这样长久以往必然招致员工的厌烦与不满，而往往很多企业的规章制度又明确规定：“员工如不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学习，一次罚款ⅹ元，因此员工有时是迫于被罚款的压力来参加培训的，但他们被动的接受培训势必影响到培训的效果。
企业员工培训的方式因循守旧
培训的方式方法是实现员工培训规划各项目标的重要保障，现今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采用过于刻板和教条的“听授”方式，培训缺少创新，课程设置缺乏生动性和互动性，而且有些培训师自身知识面窄，文化水平有限，在培训内容上千篇一律，照本宣科，员工因此感到厌倦，提不起兴趣，感觉参加培训就是浪费时间，从而对培训产生抵触情绪。
企业员工培训的对象和范围过于局限和片面
在一些企业中，培训只针对某一层级员工，要么注重对基层培训，忽视中高层管理者的培训，要么是只培训管理层，忽视对基层员工的培训，这种缺乏全员培训意识的企业往往因为没有事先了解培训对象的实际需求，没有很好地做到“因需施教”，培训工作缺少计划性和阶段性，培训结果也只能“事倍功半”。
只重视“做事”培训，忽视了“做人”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