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第7个财政赤字: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短期内，赤字财政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不应忽视。赤字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目前应适度从紧。 关键词： 赤字财政；政策，作用，财政收支平衡 财政赤字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它是国家职能的必然产物。纵观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缓慢、市场萎靡的时候，一般都以财政赤字的增加为代价来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赤字财政政策。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财政赤字，1998年至2001年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达到62.4%，赤字达到2473亿元，占GDP的2.578%。2002年中国赤字规模为3098亿元，赤字水平相当于1997年(财政赤字为582亿元)的432%，即6年时间翻了两番，年均增长高达27%，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004%，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3%)。 毫无疑问，财政赤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缓解财政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赤字财政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其消极作用不应忽视，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如果不合理，会由此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而导致经济的崩溃。历史上，1918～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哥伦比亚的经济衰退，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经济的衰退及我国建国后的三次通货膨胀都是与过高的财政赤字有关。因此对赤字财政政策应辩证地来看待。 一、赤字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的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1998年以来，为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抑制经济下滑趋势，我国实施了以扩大国债投资为重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行：一是增加政府开支，二是减税。在减税不太可行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赤字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政府投资，刺激社会需求。1998年8月我国首次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1999年发行1100亿元，2000年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均为1500亿元，2003年增发1400亿元。截至2002年，我国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总投资规模已达到6600亿元。这些国债重点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城市公用事业和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国债的发行，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投资。通过国债项目的建设，办成了许多想办而限于财力未办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对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对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据统计，1998年以来增发国债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38、1.44、1.81、1.66和1.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3.2万亿元，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说，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财政赤字是国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目标，依靠国家坚实和稳定的国家信用调整和干预经济，是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 二、赤字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不可小视 1.赤字财政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就是扩大生产能力。实行扩张性政策，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因此，长期扩张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的暴发。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过热状态，其表现形式是投资过热。目前全国有86条地铁线正在施工或在计划筹备中；全国手机年产能约为1.3亿部(约为世界总需求的35%)，三年后产能预计翻番；中国汽车产能三年后预计翻番；化纤产能三年后接近翻番，此外还有钢铁、水泥、港口等大批在建项目。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资源配置亦趋合理。但是资本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二是资本项目不开放，导致过剩的资金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又不能去海外，最终资本投在不该投的地方，三是外资，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有些地方外资泛滥，有时甚至成灾(如某些城市的房地产)。 2.财政赤字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时，轻者导致财政人不敷出，重者引起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的丧失。财政赤字规模存在着一个具有客观性质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规模过大，会引发国家信用危机。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一是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3%为警戒线；二是债务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三是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当年到期国债还本付息)，一般以不超过30%为警戒线；四是国债偿还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当年财政支出，一般以不超过10%为警戒线。在我国，总体上暴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国债规模扩大，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相当高，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3.004%，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3%，财政债务依存度为36.32%，超过国际警戒线上限6.32个百分点，国债偿债率18.78%，超过国际警戒线上限8.78个百分点。政府还债压力增大，财政运行面临的风险度提高，一旦负担超过一定限度，必然引发财政危机，造成财政风险。当前的国债运行正在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可用于国家建设性的债务支出比重逐步下降，而且投资经济效益不佳，这就进一步弱化和降低了未来政府的偿债能力。另外，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存在大量“隐性赤字”。部分隐形债务构成潜在财政风险，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建设贷款，未纳入预算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以中国政府名义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借人的政府主权外债，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亏空，粮食亏损挂账和社会保障支付缺口等。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2002年隐形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0%至70%。这些尽管没有被纳入到政府债务中，但政府又必须承担这一部分债务，所以可能造成支付缺口，从而可能对财政构成压力和风险。 3.赤字财政政策孕育着通货膨胀的种子，可能诱发通货膨胀。从某种程度上说，赤字财政与价格水平的膨胀性上升有着固定的关系。其原因并不难寻。在一个社会里，赤字财政导致货币需求总量增加，而现存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却没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必然要使经济产生一种通货膨胀缺口，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在财政赤字不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情况下，赤字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的增长引起的。在开放型经济状态下，总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构成，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总需求的变动。如果赤字不断增加，促使总需求增加，以至于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产出水平，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我国建国后三次通货膨胀，即建国初期的第一次通货膨胀，6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通货膨胀，80年代的第三次通货膨胀，这三次通货膨胀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其发生都同大量的财政赤字紧密相连。目前，我国经济已有过热的苗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生产资料瓶颈”的出现和价格的上涨。去年以来，随着投资的增长，我国钢材、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就开始攀升，并逐步在部分地区发生电力供应紧张。如果投资高涨的局面持续下去，“生产资料瓶颈”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并最终体现到消费品价格中，导致通货膨胀。再加上我国出口的增长也在加快，国际上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汇流人在增加，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这时若投资持续高增长，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 三、赤字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中长期仍应以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为宜。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来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从而恢复市场活力。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有可能事与愿违，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本是应对大危机的短期政策，但政府却不自觉的使之长期化，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足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我国与美国相比，有许多劣势决定了我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会更大。首先，我国目前所处环境与当时的美国不同，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国家失去债务偿还能力，由此带来的金融崩溃危险对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忽隐忽现的阴影。作为通货，美元赤字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渔利，而我国只有保持充足的财力才能抵御各种可能的国际风险。其次，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许多配套政策措施的运行和操作尚不成熟和完善，面对赤字财政可能带来的危害，缺乏应变能力。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这是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目前我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银行资金存大于贷，财政用发债方式筹集适量资金，专项用于基建，可直接增加社会需求，使闲置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增加。但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会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 所以，当前运用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加快基本设施建设，只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暂时性的财政政策。从中长期看，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存在大量的赤字，无论对财政本身的运作，还是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在赤字长期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长期来看，赤字财政是今天花明天的钱，这一代人花下一代人的钱。在国民经济中，储蓄由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财政盈余)组成。财政赤字是负储蓄，会减少储蓄。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投资，投资来自储蓄。今天的赤字支出减少了明天的储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还应该注意的是，赤字筹资的钱一定要用于有利于长期增长的项目。如果把这些钱用于错误的投资，财政支出就会成为浪费，结果是付出了代价又无所收益。在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兴建铁路、机场、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是适当的，它既能增加有效需求，又能增加长期供给。但从长期看，也不能持续不断地采取兴建大型工程的办法，特别是不宜把建设周期过长的公共工程作为稳定政策的工具，一是公共工程的刺激效应或乘数作用会呈现递减趋势，待公共工程一旦饱和时，则只有刺激需求效应，而增加供给的效应即将消失。二是当需要转入紧缩时，公共工程要么继续，则发挥不了收缩作用；要么停工，则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浪费和损失。 因此，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十分谨慎，要为将来的政策调整留下空间和余地。在政策导向上不应再鼓励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扩大投资、多上项目；同时，要选择好政府投资的项目，避免形成新的重复建设。如果政府投资项目选择不当，虽然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会增加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投资品的生产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对于今后的继续发展或者作用不大，或者成为一堆无用的废物。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当减少“需求乘数”较高的政府投资，增加在公共卫生、农村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与此同时必须在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上做文章，在财政支出项目上必须进行科学论证，减少目前很多项目缺乏长远规划、盲目投资的现象；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增加支出的透明度，杜绝挪用、贪污财政资金现象；正确处理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适当转变政府财政投资方向，在坚持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新型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加快国有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 四、结论 财政赤字是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刺激短期内需有着积极作用。财政赤字预算只能是短期应对之策，不能作为一项长期政策连续使用。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必须为以后的财政政策留下宏观调控的空间。长期过度使用赤字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庞大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给经济造成危害。从长期看，财政收支平衡应是我国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陈 共，吕忠泽.美国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刘京焕.适度国债规模研究[J]。财经研究，2002，(5)。 [3]戴园晨.对财政赤字是非好坏的评价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外部参与因素，而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才会是整个市场更加完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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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消费。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2.6%、-3.0%、-1.5%和-0.8%.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0.8%和-1.4%，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0.4%和+0.7%.但是，以1985年价格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8%，比从1991～1996年9.0%的水平低了2.2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3.9%、44.4%、61.8%、30.4%、17.5%和14.8%，年均增长32.6%.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6.4%(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2.4%);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9.2%(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5.9%);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2.1%(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4.0%);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4.1%(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7.7%)。而从1997～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8.8%、13.9%、5.1%、10.3%和13.1%，年均增长10.5%.其中，国有经济年均增长7.7%、集体经济年均增长8.2%、个体经济年均增长10.6%、其他经济年均增长18.1%.这说明从趋势上看，与1997年以前相比，199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不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种经济来看都呈现下降态势。
从1993～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分别为55.6%、28.4%、24.0%和12.5%，而从1997～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只有5.9%、3.8%、3.9%、5.9%和15.3%;从1993～1997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资本形成率的分别为43.5%、41.3%、40.8%、39.3%，而从1998～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是37.4%、37.1%、36.4%和38.0%.
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14.5%、62.9%、7.7%和9.0%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0.2%和3.7%;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22.3%、84.9%、11.9%和32.9%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2.5%和4.0%.
这说明：与亚洲危机以前相比，1998年以后从增长趋势上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呈下降状态，而且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降低的也比较快;全社会固定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投资的结果。
3.积极财政政策与出口。从1991～1997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6.7%，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的增长速度分别是0.5%、6.1%、27.8%和6.8%.除2000年我国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等原因使出口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比较慢。这说明，我国仍然没有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后不利影响的阴影。
4.积极财政破策与经济增长。从1998～2002年，我国保持了7.8%、7.1%、8.0%、7.3%和8.0%的经济增长率。据有关部门测算，这期间，围债投资，包括带动的银行贷款和地方、的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1.7、1.8、2个百分点。
5.积极财政政策与就业。首先，从职工人数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2331万、-564万、-486万和-468万。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是-63万和-177万。
其次，从从业人员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的变化情况分别为+357万人、-423万人、+871万人和+940万人。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变化情况分别为+903万人和+750万人。
第三，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从1996～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20万、570万、571万、575万、595万和681万，登记失业人数呈递增之势;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从1991～199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都在2.3%～3.0%之间，而1997年以后，这一比率都在3.0%以上。其中，2001年达到3.6%.
我是学经济的但是给不出你如教科书般全面的答案，但反正也没人回答，我就说说我的理解吧1.新经济主义学说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发展，但至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就预计到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有很多比如说，税，利率，国债，外汇。金融手段就包括了控制货币的流通量，中央银行的贴现率，还有银行的利率等手段来控制人们的投机欲望。2.国库和政府是两个独立的部门，政府没钱的时候不能直接找国库要，只能通过贷款和发行国债的方式集资。3.当政府开支发生赤字时，就会发行国债来填补，但国债本身就是一种定期债务，如到期不能偿还就形成了新的赤字，民众也会开始不信任政府，而停止购买国债，使得赤字越来越大（欧债危机就爆发啦）楼主就随便参考下吧，我就图一乐
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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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建设的慕课，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于2016春夏在智慧树网首次开课，该课程的授课教师为王海军、钟国兴、燕继荣、冯玉军、刘长军、周良书、洪向华。
据2022年8月智慧树网官网显示，该课程已开课15学期，累计学校811所。形势与政策课程共八章，包括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践行“双碳”战略 推动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抗疫中的中国贡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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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字、论点等都可以直接引用，在文中直接引用，在该句的最后右上角标上数字，全文中所有引用的句子每个都用数字依此编好。最后在参考文献中，1，2，3按照你上面的句子的顺序依次把你引用的论文按这样的顺序写好：作者，文献名称，文献出处，文献发表日期建议你去找个正规的论文看一下就知道了。
“一代之约”的时间已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同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结下硕果的同时，也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下面是关于开放二孩感想作文，希望能给大家的写作提供帮助。闻放开二胎政策有感人到中年不自哀，却教老蚌结珠胎。悲欣交集独涕泪，进退失据共徘徊。尚想芝兰生庭院，应愁稗草登高台。无常世事殊难料，生且放歌死便埋。初闻放开二胎的新政，大概最感慨和纠结的当属60末70初四十不惑的这一代人了，尤其是喜欢多几个孩子却遵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抚养了一胎的父母亲们。作者此诗前四句深深表达了这种“本已心死突又似让死灰复燃，却已感力不从心”的矛盾纠结心理，如人到中年、老蚌生珠、悲欣交集、进退失据。一个孩子尚且发愁能否成长为高尚品格的芝兰玉树，而不是台阶庸庸俗草，何况再多一个。索性不如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最好。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这一辈子肯定会经历几次运动，我曾经笑回，那是你们那辈，我们不会。想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尝不是一次全国性的几十年的也带些封杀人性的运动，还有全国大统一的房地产经济……。所以，世事真的是难料，想开了，自然也就顺了，权当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体验。不要抱怨，感谢生活，感谢生命即好。有感于全面施行二胎政策初闻放开二胎的新政，大概最感慨和纠结的当属60末70初四十不惑的这一代人了，尤其是喜欢多几个孩子却遵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抚养了一胎的父母亲们。作者此诗前四句深深表达了这种“本已心死突又似让死灰复燃，却已感力不从心”的矛盾纠结心理，如人到中年、老蚌生珠、悲欣交集、进退失据。一个孩子尚且发愁能否成长为高尚品格的芝兰玉树，而不是台阶庸庸俗草，何况再多一个。索性不如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最好。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一个人这一辈子肯定会经历几次运动，我曾经笑回，那是你们那辈，我们不会。想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尝不是一次全国性的几十年的也带些封杀人性的运动，还有全国大统一的房地产经济……。所以，世事真的是难料，想开了，自然也就顺了，权当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体验。不要抱怨，感谢生活，感谢生命即好。生不生二胎，这两天又刷屏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一个天大的问题。至于什么解决国家的老龄化问题，那不是我们上心的问题。楼主是80后，独生子，没有什么本事，只能找了一个企业，老老实实的上班，每月拿着微薄的死工资。12年结婚，11年买的房子，小产权房，没法贷款，七姑八大姨的凑足钱了，到现在还没有还完。没有车，也买不起，电动自行车代步。15年这大半年时间，家里老太太因病住了两次院了，老爷子年纪大了，媳妇还得在家照看满三岁的孩子(俺结婚晚)，夜间陪床的任务就自己一个人承担了，出去上个厕所、买个饭，还都得跑着去，就怕不在的那一点时间，发生什么意外。连续熬了好几周，搞得是人困马乏，精神不济，单位还得请假，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又得少一半。如果，有个兄弟姐们的，轮换着来陪床，就不用这么熬了。医药费两个人分担点，也能轻松点。父母都是农民，只有新农合，报销后，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胎很有必要，从个人来看，两个人分担事情，诸如父母的养老、赡养、医护等等，是非常有利的。在以后的生活中，两个人扶持着、帮衬着，都是极好的。但是，普普通通的我们真的养得起吗，别说以前五六个孩子不一样养得起来吗?时代变了、大环境变了，钱不是钱了。也别说什么混一辈子，混的不就是人丁兴旺吗，人是兴旺了，但是你是生活，还是活着，生活质量能保证吗??现在养个孩子，从怀孕开始，前期检查，后期住院，孩子的奶粉、看护。再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高中，各种费用，各种兴趣班、爱好、生活费，有个病啊、灾的.. 好不容易长大了，要结婚了，买房子!呵呵....只能呵呵了....这个社会目前的趋势是，有钱人才生的起，养得起;生孩子也成了有钱人的权利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不抓紧时间解决，单纯放开二胎，是对普通人的嘲讽，阶层固化如此严重的今天(君不见，当官人家的孩子，不是公务员，就是银行、国企、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是公务员，就是承继父业干企业。偶尔也有穷小子逆袭的，但是凤毛麟角)，普通人生的孩子将来只能给富人打工，如此循环吗?生，还是不生，这是一个大问题!!
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紧张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将要谢下帷幕，毕业生都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写毕业论文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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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王和琴.幼儿园个性化美术活动的行动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5]欧晓燕.幼儿园性教育实施的行动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6]黄海燕.少数民族服饰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行动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7]刘彤.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教师指导语运用策略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8]史孚.幼儿园探究性学习活动及其指导策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9]李槐青.当前幼儿园科学教育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40]朱金玲.幼儿园中班科学教育活动教师指导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022形势与政策参考文献如下：
1、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3、《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09中国周边形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建设的慕课，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于2016春夏在智慧树网首次开课，该课程的授课教师为王海军、钟国兴、燕继荣、冯玉军、刘长军、周良书、洪向华。
据2022年8月智慧树网官网显示，该课程已开课15学期，累计学校811所。形势与政策课程共八章，包括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践行“双碳”战略 推动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抗疫中的中国贡献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