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这些石头的主人卡布瑞拉博士认为，格里托里西克人知道在其它遥远星系中存在着智慧的生命，他们拥有高超的太空技术，无需使用现代人类所知的能源，就能够进行星际旅行。伊卡石一块刻石上描绘处一个人手持望远镜观察天空的情形，他似乎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宇宙中天体的变化。还有一块石头上刻画的是银河系，上面有彗星，日环食，木星，金星，以及包括昴宿星系在内的十三个星座。
科学界一直在探寻外星人的存在证据，但是被官方证明的证据并没有出现。下面是我分享的外星人存在十大证据，一起来看看吧。
亿年前，海洋占据了火星表面超过五分之一的区域
2015年，一组科学家团队根据研究估测到在45亿年前，海洋占据了火星表面超过五分之一的区域，并且海水深度超过450英尺。而曾在火星海洋中存在过的生物极有可能在火星土壤中留下生命迹象。
2.在地球出现生命时，火星表面仍存有若干湖泊
水是生命之源，但仅仅有水是不够的，生命的演化还需要足够的时间。而火星巧妙的具备了这两个条件。2015年8月的研究发现液态水在火星上的存在时间比之前预计的还要长2亿年。并且在地球出现生命时，火星表面仍存有若干湖泊。
3.目前火星上仍然存有液态水，尽管其含量远远小于45亿年前
2015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了一则石破天惊的消息--目前火星上仍然存有液态水，尽管其含量远远小于45亿年前。这项发现表明火星表面很可能有微生物的存在，这显然比研究几十亿年前火星上的化石更有吸引力。
4.小行星与彗星都被科学家视为地球上生命形成的关键因素
一直以来，小行星与彗星都被科学家视为地球上生命形成的关键因素。2015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彗星撞击地球极有可能是引发氨基酸聚集合成，构成生命的关键因素。从目前我们对于太阳系的了解的信息分析，其它的星系很可能也在进行类似的生命演化过程。
5.土卫二的冰冻表层下有一片广阔的海洋包裹着整个卫星
除了木卫二外，土卫二也极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本月科学家研究发现土卫二的冰冻表层下有一片广阔的海洋包裹着整个卫星。与木卫二类似，土卫二的海洋也是除地球外生命存在的绝佳场所。
6.木卫二的海底存在深海热液喷口
今年年初出版的两篇学术论文为木卫二存在生命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论文指出，木卫二的海底存在深海热液喷口，这样的热液喷口与地球上孕育生命的喷口极为类似。
7.太阳系中众多行星都可能存在大面积的地下海洋
根据行星科学家预测，除木卫二与土卫二外，太阳系中众多行星都可能存在大面积的地下海洋。但目前的难题在于如何穿透星球表面上百英里的外壳与覆盖物，在地下海洋中探寻生命迹象。
8.太阳系唯一存在地表湖泊的星球
除地球外，土星的泰坦卫星(Titan)是太阳系中唯一存在地表湖泊的星球。但这些湖泊却不能如地球上的湖水一般孕育生命，因为这些湖水实际上是液态甲烷。但今年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团队证实了一些基于甲烷的厌氧细胞具有在泰坦卫星上生存的能力。
9.约有92%的类似于地球的行星还在形成阶段
另外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据天文学家估测，约有92%的类似于地球的行星还在形成阶段。该推测是基于哈勃空间望远镜的观测到“太空灰尘微粒”的普遍度，这些“太空粉尘”将最终形成与地球尺寸相当的多岩星球。
10.银河系的环境并不适宜生命的产生
如果外太空存在那么多的外星文明，那么为什么人类目前还没有关于外星人确切的信息呢?上月的一份科学报告将其原因归于银河系自身。相较于其他星系，银河系的环境并不适宜生命的产生。宇宙中的其它星系中适生命存在的星球比银河系多出了约1万个。
宇宙是否存在外星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对此做出了一个实验，科学家指出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过程可能形成微型黑洞，但这个黑洞出现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因为瞬间就蒸发了，但是这个微型黑洞或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通过种种实验，科学家则认为外星人或隐藏于平行宇宙中。
1，火星上至今存在水
火星表面有季节性变化的纹线地质，NASA证实它是由液态盐水造成的(注意图中的暗色条纹明显增多)。
10月13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分析火星存在的鹅卵石，判断火星上存在水的时间至少有5亿年，而且推测古代火星有一个液态水环境，与现在地球的情况十分相似。甚至科学家推测45亿年前，火星有五分之一面积被深450英尺(137米)的海洋覆盖。
构想图：科学家推测盖尔撞击坑曾存在湖泊，时间最短为100年，最长可达10,000年，足以支持生命的延续。
但是，仅有水还不足以支持生命的存在，还需要水能长期存在。这一点也被9月28日美国航空航天局宣布的观测结果证实。火星上存在随着季节变化的盐水。
火星鹅卵石与地球河流砾岩的特征极其相似。
《赫芬顿邮报》9月28日报导，地外文明搜索(SETI)资深天文学家塞思?肖斯塔克(Seth Shostak)认为，即使在火星上发现微生物，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将转换人对生命的看法，宇宙普遍存在生命这一个‘令人高兴的假说’变成‘非常合理的说法’。”
2，木卫二的水比地球多
木卫二有类似地球的活跃板块移动现象。
木卫二(Europa，又称为“欧罗巴”)上可见褐色条纹布满整个星球，科学家推测这是温暖而肮脏的液态水形成的痕迹，而且木卫二所含的水比地球多。
木卫二有类似地球的活跃板块移动现象。
木卫二(Europa，又称为“欧罗巴”)上可见褐色条纹布满整个星球，科学家推测这是温暖而肮脏的液态水形成的痕迹，而且木卫二所含的水比地球多。
3，土卫二有地下海洋
土卫二南极的物质喷发现象模式图。
土卫二(Enceladus)的整个地壳下存在巨大的地下海洋，而且海底深处可能有地热产生的热泉，因此很可能存在生命。
4，土卫六可存在不同形式的生命
土卫六(又名泰坦)的复杂地貌
土卫六(Titan，又称为泰坦)是个寒冷的星球，但也有河流、降雨、海洋和大气层。今年三月，康乃尔大学的化学家吉姆斯?史蒂文森(James Stevenson)等人推测，土卫六上能够生存与地球生命形式完全不同的“氮质体”(azotosome)生命。因为氮质体具有优良的稳定性和柔软性，氮质体细胞膜具有类似于地球生物的磷脂细胞膜的功能。
麦田怪圈现象
麦田圈中的作物“平顺倒塌”方式以及植物茎节点的烧焦痕迹并不是人力压平所能做到，多位科学家曾多次试图使用现代设备力量对这一现象进行复制，但至今未能达成，“麦田怪圈”现象的报道可以追溯到1647年的英国，至今科学家没有麦田怪圈是人为构造的证据。
伊卡石，远古石刻
恐龙在距今6000万年——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末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古新世纪初就已经全部灭绝。而人类的老祖先，以最老的拉玛古猿来说，也就距今几百万年时间，人类学家贾维尔卡布里拉博士和父亲收集到1100块约有500年到1500年历史的石头，这些石头上蚀刻着许多图画，其中许多都是性爱场景，还有一些图画描述了人类做“心脏手术”和“大脑移植手术”的场面，还有人类捕猎恐龙的画面，令人匪夷所思!
外星求救讯号
法国报界不久前披露，苏美两国科学家正在联合研究一种来自外太空的神秘无线电讯号——5 万年前从某个星球发出的求救呼唤，并且已经正确的将其翻译，大意是：请指引我们到第4 宇宙，发生爆炸。我们处境十分危险。我们的时间是117、089，位置在12 银河系。
来自月球的“金字塔”
人类拍摄的第一张月球背面照片，早在70 年代就由美国宇航局公布于世了;然而照片上的秘密直至80 年代才由美国UFO 研究者科诺·凯恩奇揭示出来，从“阿波罗 号”带回来的太空船拍摄的照片上看，飞碟的体积大大超出了地球人的想象，其中一个直径估计在10 公里以上，相当于一个小城镇，而且还发现了类似金字塔的建筑物
月陨坑宇宙飞船
在1971年“阿波罗15号”执行任务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物体，当时，宇航员们认为那是一块外形奇特的岩石。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个物体应该是智慧生命的杰作，而且其存在的时间已经长达15亿年，从形状上来看这的确是一架属于人类文明的飞机，但是为何会出现在月坑之中，令人匪夷所思!
一万两千年前的，姆大陆
姆大陆是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有一个波纳佩岛，附近海底有一片沉没的古陆 - 保存相当完整的街道，石柱，石像，住宅，黄金和珠宝饰物，“姆大陆”已消失于一万两千年以前，可以看出当时的姆大陆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但是那个时代人类的确不可能拥有如此的智慧!根本不可能有石柱，珠宝首饰，这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团!
玛雅太空人雕像
这个浮雕像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是否玛雅民族将“天上信使”的讯息，或者作为一位来访太空中驻足地球的证据?由于截至目前为止，考古学家们对于玛雅人所创造的象形文字只能了解三分之一，仅在数字方面稍能了解，其他则仍在摸索阶段，使得这个在百冷阁被发现的石刻浮雕，虽然上面载有玛雅文字说明，但至今仍未能得知究竟这个浮雕人像是谁?这个浮雕，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
赶尸队：相传黄帝战蚩尤，蚩尤大败，尸体无人搬回去，有一些巫师施法将尸体戴回故乡。
这些珍藏的石头根据推测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专家将刻石进行了化验，结果表明，这些石头是产于当地河流之中的一种安第斯山石，表面覆有一层氧化物。经德国科学家的鉴定，石头上的刻痕历史极为久远，而发现刻石的山洞附近，遍布着几百万年前的生物化石。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刻石头的远古人类被科学家称为“格里托里西克人”，从刻石的图案上看，他们具有极为先进的文明。刻石上描绘着器官移植手术，输血，望远镜，医疗器械，追逐恐龙的人……在这些石头图画里，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人与恐龙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以图上的比例来看，所画的人类与恐龙身材比例并不悬殊，约略是现代人类与家畜的身材比例，恐龙像是一种家畜，或是当时人们驯养的动物，几乎比较著名的恐龙类型都在这些石头雕刻里有出现。
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由于康、乾二帝都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一时之间帖学盛行，充斥了整个书坛，于是形成了一字万同、工整呆板的“馆阁体”书风。这时，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只有冲破这种桎梏，才能走出一条书法艺术的新路来。邓石如就是倡导变法求新的一位“主帅”。他化古破俗，对碑学兴起推波助澜，对我国清代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起过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邓石如(1739~1805年)，初名琰，后以字行，更字顽伯，别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出身在山清水秀的乡村，家境十分贫寒，祖父、父亲都是穷苦的文人。这样的家庭状况决定了他既不能像有钱人家的孩子那样专心读书，又不同于普通穷人家的孩子，一点读书的机会都没有。为了生计，他10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去砍柴，13岁时还只能靠卖饼混口饭吃，但是在业余时间里，他总是向祖父和父亲学习篆刻和隶书，并很快就能以此谋生了。贫穷低微的生活环境磨炼了他洁身自好的性格和刻苦自强的意志。
邓石如学习书法专心致志，刻苦异常。他曾经在江宁梅家住过八年。八年时间里，他每天一大早即起身，趁天还没亮，磨墨一大盘，以备一整天之用，不管多晚，他也要将墨写完才去睡觉。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数九寒天的冬季，他从未间断过。他把先秦的《石鼓文》、《泰山刻石》和李阳冰的《三坟记》，日夜临摹，每本都达数百本。还搜集了钟鼎铭文、秦汉瓦当、碑额，并写《说文解字》二十本。从这里可以看出邓石如学书所耗费的精力是多么惊人了。
邓石如曾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饱览了大自然的风光秀色，开阔了视野，同时他的书法也更加纯熟了。一路上他以刻印卖字为生。一次，当他行至安徽歙县时，他的字被当时正在金榜家中当家庭教师的张惠言看到了(张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他以为这字是李斯的真迹，兴奋异常，立即告诉了金榜。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二人冒雨找到了正在破庙中躲雨的邓石如，盛情邀请邓石如去金榜家中居住。
金榜非常赏识邓石如，一年以后，当他有机会遇到当时的户部尚书曹植时，便向曹植介绍了邓石如，曹植出了一个题目去考邓石如，要邓石如用四种书体各写一千字，邓石如挥笔写下，即时惊动了在场的官员，曹植看了也非常欣赏，称赞邓石如的“四体书”是国朝第一。曹植邀请邓石如留在京城。没过多久，当朝的相国、大书法家刘墉也看见了邓石如的书法，他很惊讶，不顾自己的身份，特地登门与邓石如相识。这样，邓石如的名字传遍了京城。
邓石如书法的最大特点，是以北魏碑书为根基，然后融合篆、隶。他以隶法写篆书，改变了过去篆书婉转圆媚的姿态，写得笔划舒畅凝炼，结体稳称爽朗。他又以篆法写隶书，体方笔圆，峭拔遒劲，一改过去隶书的沉雄古朴。邓石如的楷书则体现了北碑书法体势开张、笔法劲健的特点。他不仅更新了篆、隶古体，也为囿于贴学中的楷书、行书、草书，开辟了一条新路。
邓石如在书法上求新，但又不像“扬州八怪”那样，在书艺上以“怪”求新，而是学习前人的书法，写出自己的风格，不怕非议，不追随时俗，坚决果断地走自己的路子。
邓石如的书法在京城扬名之后，虽然受到一部分权力阶层中有识之士的赏识，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服气，他们认为邓石如的书法太粗野，没有美感。当时京城里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叫翁方纲，他是内阁学土，在京城势力很大，他擅长金石考证、小楷，他的书法工整厚实，气势褊隘浅弱，邓石如雄强浑朴的书风与翁方纲格格不入，翁方纲既看不上邓石如的书法，又怕邓石如的声誉对他的名誉和权威构成威胁，因此伙同门人和一些食客围攻邓石如，邓石如身单势孤，无法与他们的势力相抗衡，所以陷入了“逆境”。但他并不因此趋炎附势，而是坚持自己的风格，终于赢得了后世的称颂。著名的书法家包世臣赞扬邓石如为清代第一书家。
据《邓石如研究资料》一书统计，邓石如留存下来的各种作品(包括墨迹、碑刻、双钩本)共137件之多，另有篆刻173印，但实际留存下来的还要多一些。
邓石如在书法理论方面的造诣也很深，他提出的书法结体布局的原则，是非常有见地的。
邓石如在篆刻方面的成就也很大。他的篆刻得益于书法，以《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的体势笔意入印，苍劲庄严，流利清新。他的篆刻艺术以“邓派”、“皖派”称名于世。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又名顽伯，号完白山人，又号完白、古浣子、游笈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有人把他归为皖派，更多的人因为推崇他在篆刻史上杰出的贡献，而尊为“邓派”。邓石如幼年时家境贫寒，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已说：“我少时末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这样一位读书不多的“一介布衣”，成长为伟大的艺术家，全靠艰定不移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锻炼。他十七岁后，就开始以书刻自给。三十岁后，通过友人介绍，陆续认识了南京梅缪 三兄弟等友人，遍观梅家收藏的金石善本，凡名碑名帖总要临摹百遍以上，为此起早贪黑，朝夕不辍为以后的篆刻艺术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基础。所以，当时人评他的四体书法为清代第一人。邓石如时代，正值皖、浙两派称霸印坛之时，但他绝不满足于前人印家所取得的成果，而以自已雄厚和书法为基础，做到“书从印出，印从书出”，打破了汉印中隶化篆刻的传统程式，首创在篆刻中采用小篆和碑额的文字，拓宽了篆刻取资范围，在篆刻上形成了自已刚健婀娜的风格，巍然崛起于当时的印坛，可说与皖、浙两派形成鼎足之势。邓石如的雄风一直影响到同时期的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吴咨、胡澍徐三庚等人。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邓石如是一位杰出的大家。可惜他原石流传极少存世有《完白山人篆刻偶成》、《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等。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句出苏轼《后赤壁赋》，是邓石如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构思最忌平均呆板，他在书法理论上曾提出的“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美学观念，这方印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生动体现。“流、断”二字繁写增其密度，以密衬疏。“江”字与“岸、千、尺”三字相呼应，笔势开张，大片宽地又正好与“断”字相呼应，加上流、有、声”之繁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用刀既不同于皖派，也不同于浙派，而是使刀如笔，宛转流畅，刻出了他刚健婀娜的风格。“我书意造本无法”一印，在细白文刻法上，可说前无古人，戛戛独造他把宋元圆朱文的刻法，发展到这种细白文的刻法，印中文字的方圆曲折，完全视印之形式随机搭配而出，而这种白文的线条，最能体现出他书法的笔情墨趣和以刀当笔的金石风味。“淫读古文，日闻异言”，风格同上印，虽然刀法上不及上印挺劲，但章法上却是苦心经营。全印八个字分三行，疏其中行而密其左右，是这方印的特色。“家在四灵山水间”全印七字，一如其书。此印的章法正好与上印相反中间密而左右两边疏，紧密处不使人感到窒息，疏处则绰绰有余。绘画大师黄宾虹受此影响，在他画论中也有“疏可走马，密可透风”的说法。“灵石山长”、“春涯”二印，对角疏密呼应，朱白相映，全印笔酣墨饱，充满着圆浑、朴茂之感。一方印往往有一个基调，相比下来，“春涯”加栏的白文印，由于转折间略见的功力。艺术大师丰子恺曾说，篆刻艺术是“经营于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疏密，辨其妍媸”。所以“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因此，“非有精微之艺术修养，不足与语也”。这些精辟的见解对我们理邓石如的艺术当有很深的意义。
篆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篆刻的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清代篆刻艺术
摘要：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金石味”、以刀代笔、在仅有的“方寸天地”之内抒发文人的情怀、表现天地万物是篆刻艺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文章以清代篆刻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篆刻艺术兴盛的原因和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关键词：篆刻艺术;清代;代表人物
篆刻艺术，就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雕刻篆体文字的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故而又称印章艺术。虽然历代有隶书入印、图形入印、楷书入印等，但在历史的选择中均没有成为制印的主流，因其印面多用篆书体，所以习称篆刻。
一、篆刻艺术的发展历史
我国篆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先秦古玺、秦汉印开始至今，出现了许多印人大家及风格流派。然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如同社会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繁荣、衰落、繁荣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
(一)印章艺术的发展
自商代出现印章，在春秋战国时，因政治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发达，印章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秦汉，印章艺术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组织的扩大，社会昌盛，官私印章的使用更为广泛，佩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促进印章工艺空前发展。印章的文字、形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印文书体上，由体势趋于平正端和的小篆、摹印篆代替了六国文字，布局均衡严谨和富有装饰，并形成了多样的因势布白手法和构图形式，线条挺劲浑厚，气势雄强，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秦汉时期还奠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
(二)篆刻艺术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印章风格多受汉代影响，到了唐宋时，篆法开始衰微。魏晋以后因真行草书盛行，篆书脱离了实用功能，印篆中掺进了隶楷笔法，这种现象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随意改动笔画，篆法错写比比皆是，所以，篆印艺术的衰微似乎也是历史使然。不过唐宋时期的书画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开始把印章用于书画。文人士大夫官场不得志，或不满社会，消极厌世，或寄情于山林，致力诗文书画。印章因而也成了他们抒发闲情逸志、诉诸喜怒哀乐的“方寸天地”。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中国画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文人画”形式，更加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唐宋元是印章发展从实用向欣赏发展的过渡时期。
(三)篆刻艺术繁盛
我国真正的篆刻艺术是从明代兴起，文彭以汉印规范印学，推广石质篆刻材料，广收门徒，普及篆刻艺术。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在形式和内涵上超越了前代，出现了万紫千红、派别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像皖派、浙派、邓派、吴派、赵派等众多的印学学派，造就了赵之谦、吴让之、邓石如、吴昌硕等一大批印坛巨匠，成就卓著。清代的印风一直支配和影响着中国印学的发展，对当今的篆刻家来说，仍有继承和借鉴之意义。
二、清代篆刻艺术兴起的原因
进入清代，在金石、文字学迅速复兴并推动书法界好古风气的同时，篆刻艺术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大家为了深入研究、把握第一手实物资料，一时汉碑、汉印、金文款识等的收集、整理之风随之而起，这就大大推动了书法、篆刻艺术的繁盛，同时清朝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国内经济、清廷注重文化的政策，清代主流学术的影响，以及其它艺术对篆刻艺术的滋养均对篆刻艺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一)文字的影响
从乾隆朝开始，书法的发展异军突起，一批长于金石古刻的书家从帖学的包围中突围而出，举起了振兴篆隶的大旗。篆书和隶书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年代，邓石如、钱坫、桂馥等，他们的成就可以说直接秦汉远在唐人之上了。在“帖学”之外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另辟蹊径，篆书和书法的结合引起了清朝书法艺术的复兴，有了“篆隶中兴”的成功经验，书法界学习古碑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在新书法形成的发展浪潮中，清朝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代。篆刻离不开篆书，清代篆书的复兴，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必要的艺术载体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二)金石学的影响
金石之学始于宋，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对当时篆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石学还有玺印的研究在清朝这一形势下，治印者与学者们一样，也接触了大量金石文字，并在赏鉴、研究过程中触发了艺术的灵感，提高着印章的审美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篆刻实践。金石学对古代印章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它的理解，也直接丰富、深化了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金石学中各门类的研究，扩大了篆刻艺术以资取法的范围，直接孕育了“印外求印”理论。从现象上看，清代著名篆刻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印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且他们常常是篆刻家、金石家、书法家、画家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也统一于一身。
(三)其它影响因素
清朝篆刻艺术的兴盛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与清朝的文化背景、政治质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清王朝的建立，割断了明末诸贤所形成的浪漫书风，把偏离主线的书法革新局面重新扳回到中和体系上来。石质印材引入制印领域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还有清代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发展对篆刻艺术产生了需求。另外作为篆刻主体的制印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到，文化层次的提高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清代篆刻艺术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清代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风格各异，流派独立，特别是在清代碑学盛行时，碑学家无不兼擅篆刻，可以说清代的碑学与篆刻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清代，最有影响者当属浙派、邓派和黔山派。浙派为丁敬首创。以古玺和秦汉印为宗，有刚劲朴茂、雄健苍古之目。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对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后学晚辈有较大影响。黔山派，为黄士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法古玺，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乔大壮等。现着重介绍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派系―浙派和邓派。 (一)丁敬和浙派
浙派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丁敬创始，继起的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四人篆刻风格较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与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合称为“西冷八家”。“西冷八家”是浙派的代表，反映了国人对乡先贤的尊崇，因都是浙江杭州人，后人就把他们及效法他们艺术风格的印家，总称为“浙派”。浙派崇尚秦汉玺印，应用坚挺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柔美流畅的皖派诸家，所以有“皖派阴柔，浙派阳刚”的评论，浙派艺术支配清代印坛这一个多世纪，影响极深远。
丁敬远承何震，博采众长，不主一家。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印谱》等，以“碎刀”为技法，千变万化，强调节奏起伏，锋颖明快，线条呈现轻重疾涩的变化，能有效的克服明人浮华的风气、纤巧的弊端。丁敬的篆法特点在于简洁工稳，自然平淡，不假华饰，达到脱尽豪华见真淳的境界。他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洗句亭”、“采菊东篱下”、“心无妄思”、“启淑私印”诸白文印，篆法逐渐删繁就简，参以隶法，简古平淡，尚率真而厌华巧，颇有高古含蓄、大智若愚之风度。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尤令人惊异的是，丁敬在五十五岁时为其诗友大恒和尚所刻祝寿印，以佛教的一个吉祥标志“�”来代“万”字，此符号本梵文“吉祥万德之所集”之义，丁敬将此字置于印的中部，取佛典所云“如来佛胸现大人相”之义，蕴义甚深。自此，后世多有模仿者。
蒋仁诗书画兼工，印风师丁敬，朴拙苍劲，洗练简古，自有创格，别具情趣。因性情耿介，不轻易奏刀，流传作品不多，其代表作有 “真水无香”“邵志纯字曰怀粹印信”等。
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景庵印谱》等。专研金石学，善山水画，书法以篆隶名世。其治印受业于丁敬，而以稳中求变、灵动清劲出之，章法注重虚实对比，耐人寻味。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
奚冈著有《蒙泉外史印谱》，诗词书画皆有声于当时。篆刻服膺丁敬，印风能拙中见放，透落秀逸之气。篆法方圆互见，更得自然率真。
总之，蒋、黄、奚三家从不同方向对丁敬平方正直一路的朱文印和仿汉白文印有所发挥并走向精熟稳定的阶段，碎刀、短切的刀法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浙派上升期的勃勃生机。
(二)邓石如和与邓派
在清代的印坛上，邓石如是一位别开生面的杰出巨匠，有《完白山人印谱》传世。清代魏锡曾对其作过“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评论，可以说是对他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因素的深刻剖解。在书写工具上，他突破“秉笔烧毫”之法，充分发挥羊毫刚柔相济的特性，形成体势方圆互见，结构宽阔开张，意态千变万化，线条富有笔情墨趣的雄浑朴茂的篆书新体。篆书风格的变革，为他印风的更新奠定了基础，在书法和刀法、笔意和刀味完美统一上，邓石如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
他的代表作“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具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独特印风。前二方在章法上颇有特色，“意”印三密一疏，构图自有空灵之处;“江”印篆法流动自然，婀娜不失刚健，拿浙派驻涩势切刀相异，对角虚实交叉，读来饶有起伏，堪称绝胜之作。“淫”印可以视为邓氏的基本风格，以小篆作白文，颇为大胆，不落陈规。无显匠意，一气呵成，流露明确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刀法方面，此期作品则开始走出徽派印人讲求笔画匀整、工致的习尚，以较为自由的运刀手法表现线条，走刀如笔、转运轻浅的特点已经形成。从这一点上看，邓石如刀法的“写意”性格也已经十分鲜明。
邓石如的篆刻美学思想，直接催生了他的艺术新面目并启迪了后世印人。他提出“刻印白文用汉，朱文用宋”，阐发了不同形式的印章用篆的差异性：他以“刚健婀娜”这一审美境界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在章法上强调“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对比效应。以求生动出奇趣，呼应得平衡的视觉效果。
三、结语
篆刻艺术作为国粹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记载着厚重的悠久传统。篆刻是书写、刻印、转印相结合的艺术，是浓缩的、有蕴含的美，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篆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多种艺术形式中的奇葩，除了它具有实用价值以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寸方天地、刀石生趣的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艺术魅力，深受历史文人雅士的青睐。千百年来，传承演进、异彩纷呈、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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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褚晓琼()，女，浙江嘉兴人，本科，副研究馆员，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群文专业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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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武氏墓群石刻的著录，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记录了武氏墓群武班碑和武荣碑。其子欧阳裴在《集石目录》中亦有记述。因此，答案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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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汉代羽人形象试探上面可以看。也许是你所需要的。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厘米、梳口宽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数量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都应该名列前茅。就现有的石刻文物来看，古代石刻遗存中包含有文字、纹饰图案、造型雕刻、建筑构件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美术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现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石刻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往对石刻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历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编辑目录、对有关信息的记录、石刻文字辨识与内容考证等几个方面。在宋代已经兴起的中国金石学，就是以历代石刻作为主要的收藏与研究对象。就现在可以见到的古籍来看，从宋代以来，产生了近千种有关石刻的专门着录，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资料。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科学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石刻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即注重石刻类型的研究，通过石刻类型的归纳来更好地解读石刻文字内容，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石刻类型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传统的石刻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近代以来，在科学考古发掘与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资料，有助于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石刻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小书《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石刻》中有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考。中国古代的石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讲，应该是从原始的实用性石刻向墓葬纪念性石刻演化，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类型，如碑、摩崖、墓志、阙、柱等，从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国使用的基础。而后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为代表的宗教石刻产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石刻类型，如造像、浮图（塔）、经幢、刻经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此后，已经定型的各种石刻类型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有关早期石刻类型的重要发现，对于全面了解石刻类型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几个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亚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都有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国古代专门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就给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即中国古代石刻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试着将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介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块上的，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在一块独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将天然的石块略加表面处理后进行雕刻。中国古代将这样的石刻叫做“碣”。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态。在山崖上直接刻写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国古代称之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汉代以后，有时也在山崖上进行整修，开凿出一片规整的平面来，甚至有些摩崖还开凿成一个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铭。保留至今的汉代石刻中，有很多着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陕西汉中的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开褒斜道记，建和二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肃成县的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在新疆阿克苏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等。汉代以后，摩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着名的风景胜地、寺庙和古代文化遗迹附近，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其中有大量的题名、诗词、游记、摩崖刻经、摩崖造像等。象山东掖县的北齐云峰山题刻，湖南祁阳的唐大历六年大唐中兴颂，福建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题记，重庆涪陵等地的长江石鱼题刻等。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来讲，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这样的纪念石刻在中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西汉晚期的事。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石刻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艺也非常成熟。促成这一变化的应该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见，石刻运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在丧葬建筑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变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国风行开来的一个根本因素。就现在所见，在西汉时期，文字石刻还主要限于实用性的场合，如黄肠石、地界石、纪事刻石等。但是也是从西汉时起，石材与治石技艺在墓葬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近年发现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西汉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它们规模宏大，建造时的石材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山岩中开凿陵墓与用石材建筑墓室的做法在西汉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山东一带，西汉时期已经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画像的石椁墓，有了麃孝禹刻石这样的小型碑刻。这些表现着中原葬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人们希望彰显自身声名，祈求不朽的意识。它推动了墓葬石刻由实用向纪念性的转化，从而出现了用以标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们推测，石刻的大量使用与文字碑石的出现还可能与汉武帝通西域后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因素传入中国有一定关系。中国的碑在东汉时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长方形的竖石，下部另接底座。顶部的形状一般加工成圆形、三角形或者平顶。这些外形与西亚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国金石学中习惯称为：圆首、圭首和平首。以后碑首增加有盘龙纹饰，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龙首。后来发展到将螭龙首单独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形、须弥座形等精美的形状。这是中国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间多有穿孔。学者多根据《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认为碑的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辘轳座和宗庙前树立的石碑。在碑身上面刻写铭文。是树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写铭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把它专门定为一种文体，叫做“碑铭”。如果内容比较多，还会在背面以及侧面刻写文字。但是这些位置刻写的文字大多是题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据碑石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碑石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经典刻碑、造像碑、图碑、题名碑等。墓碑是专门树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标明墓葬的主人，颂扬他的一生事迹。它是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墓葬茔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筑的制度。根据《水经注》里对汉代陵园的记载，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鲜于璜墓碑、幽州书佐石阙等汉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在汉代，中上等级人士的墓葬中，一般采用建筑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阙一对、神道柱一对（及神道碑一对）这样的建筑组合。这也形成了石阙、石祠堂与石柱等具有实用建筑意义与纪念意义的几种古代石刻类型。墓阙是汉代陵园建筑中的大门。现在在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还发现有汉代的墓阙。特别是四川的多座汉阙，保存得最为完好，如雅安的高颐阙。河南登封的少室阙等保存得也不错。现存的汉阙一般高4——6 米，用石块垒砌。左右各一座，相对树立。阙分基座、阙身与阙顶几部分，阙顶虽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筑的斗拱屋顶形式，华丽庄重，往往在阙身上刻画图象。图象的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和各种纹饰。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阙、启母阙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画。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神道柱等。汉代与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纹的圆柱和柱顶的一个长方形碑面。以后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与通称为华表的望柱合为一体。碑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出现并定型以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广泛地使用开来，赋予它多种用途，如记功颂德、诏书告示、文书契约、书籍范本、记事等，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石刻类型，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功德碑是专门歌颂古代帝王、官员、功臣、神灵、以及孝子节妇等人伦典范的纪念性碑刻。记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实用方面，记录的内容有诏书、公文、契约、协议、合同、诗词、记事文章等等。经典刻碑是专门刻写古代经书典籍的碑石。形状与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组排列，顺序刻写一部或多部经书。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刻写石经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经文的标准本，供人们对照、临摹与传播。最早的一部石经是东汉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经，刻写了中国儒家尊崇的经典七种，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碑石现在已经全部毁坏，仅剩下一些残石。汉代以下的各个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经的习惯。魏、五代时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经。其中唐代刻写的12 种经籍与清代刻写的十三经至今还保存完好。图碑指在碑面上绘制各种图表的碑石。例如绘制天文图、地图、河流图、风景画、世代表以及一些着名画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图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历史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图碑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图、天文图、绍定二年平江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阜昌七年华夷图、禹迹图等。题名碑是以记录人物姓名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树立的专门记录官员姓名的题名碑。如唐开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记录了曾任御史官员的姓名。唐郎官题名石柱也是类似的题名石刻。中国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墓志。中国古代的墓志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传世的古代墓志材料大多是被盗掘出来的。清代末年以前，所着录的墓志数量还比较少。随着近代 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有大量各朝代的墓志出土，估计可达万件以上，使得墓志成为现存中国古代石刻中数量最大、文字内容最多的一个门类。以前对于中国古代墓志产生的时间有过多种推测，提出西汉产生墓志、东汉产生墓志，……一直到南朝出现墓志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墓志的产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长期过程。它与碑的突然出现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应该是首先产生标志墓葬的思想与习俗，然后才在长期的演进中，将用于标志墓葬的器物经过多次变化，最后定型为长期使用的中国墓志的。在西汉末年，首先是在画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现了刻有墓主官职姓名与葬年等字样的题记。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冯孺人画像石题记：“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它刻于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画像石题记，刻于墓中主室后壁立石上。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石的附属题铭出现，并不是主要作为墓志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却是在墓中较早出现的成篇石刻铭文，开创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文字铭刻的先例。根据在山东邹城、滕州等地的汉代石棺椁出土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已经大量使用石棺椁了。古代文献中记录有汉代使用柩铭的事例。《汉书?薛宣传》云：“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博物志》云：“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在棺柩上刻写柩铭的习惯。现存实物中有在四川芦山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晖石棺，棺首刻有妇人掩门的画像，右侧刻写铭文，就反映了汉代的柩铭原状。《隶续》卷二十中还记载了汉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寿椁题字。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柩铭与墓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但是晋代的一些柩铭却改变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一块单独的小型碑石，虽然它的铭文中仍然是称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与棺柩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外形也向墓碑与墓志靠拢。以至在以前的金石着录中，人们也将它们作为墓志一类看待。例如晋元康六年（296 年）贾充妻郭槐柩铭，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宽0。312 米，与同时期的另一件晋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虽然自铭为墓碑，但却出土于墓中，应该也是作为墓志使用的。又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晋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蒋之神柩，同样是刻成小碑形。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晋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铭也是一件单独的刻石。此外，晋元康八年（298 年）魏雏柩铭是一件附有两个小石柱的砖铭，高0。455，宽0。21 米。它们都与后来的墓志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认为是墓志一类的器物了。除此之外，在东汉时期埋设在墓中的石刻文字还有些自称为墓门、封记等。其内容也比较复杂。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绍了一件西汉左表墓门，并且认为“前面说的左表墓门把死者官职姓名和年月详细记载，就是墓志的用意。”这些墓门应该是指砖室墓或者画像石墓的石制墓门。在上面刻字的现象并不是很多见，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墓记（又称封记）则和墓砖铭一样，是与墓志相近的石刻。金石着录中记载的传世品有东汉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等。这些墓记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砖刻写而成，如1929 年在洛阳北郊王窑村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刻于红砂岩上，据郭玉堂当时所见，“似黄肠石，字刻石端。”收购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弃其余。”现存石长0。46，宽0。585 米，石面经琢磨，仍存凿痕。黄展岳指出：“王窑村一带系东汉帝陵区，曾多次发现黄肠石和黄肠石刻，马姜墓石为黄肠石无疑，马姜墓应是黄肠石墓。此墓石原来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显部位。”墓记表现出专门用于纪念的礼仪作用。文字体例内容与后代正式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墓记可能就是最早的墓志。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汉代的画像石祠堂题记，如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石祠题记、苍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题记等。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应该得出一条由墓上祠堂画像石题记到墓中画像石题记或墓室题记，再到墓记的演变脉络。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祠堂画像石题记对墓志的形成也应该起过一定的作用。综合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存在着用不同形式标志出墓主的习俗。这种标志墓葬的习俗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标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富有纪念性。墓志就是在这样的改进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它在汉代的墓葬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种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现了名目众多，形制各异的柩铭、墓门、封记、墓记等多种石制品与砖制品。这是正式定型的墓志出现的前声。晋代开始把小碑形状的墓志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中的碑形墓志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肃武威赵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较罕见的前凉墓志。原石作碑形高 米，宽 米，厚米。园首。碑额处题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华墓表。梁舒的官职为“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近年来，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东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吕他墓表，原石形状也是带碑座的园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来树立在墓室中。碑额中央刻写着两个字：“墓表。”对照晋代墓葬中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习俗应该是沿袭了晋代的丧葬制度。由此可见，晋代时，在地位较高的官员墓中树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且往往把这种小碑称作墓表。墓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最早出现“墓志”这一名称的是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就现有墓志材料来看，有盖的石制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现知最早的有盖墓志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志。这种形制在墓志中占了主要地位，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并沿用了一千多年。此外，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用性的建筑物构件或单独的建筑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础、石牌坊、石香炉、石柱、石人、石兽，象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汉代石人、十六国时期的柱础、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牌坊等。它们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上面一般很少刻写铭文。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艺术的传入，带来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艺与新的石刻适用范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类型。其中直接服务于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与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经、经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铭以及寺庙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形形制，其铭文也有一定的文体格式。中国早期佛教原来被认为是从西域信奉佛教的龟兹等古国经陆路传入。现在随着新的考古资料被发现，有了新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原，可能在汉代有过多种渠道。江苏连云港发现的汉代孔望山画像，里面有些画面被确认为佛教的涅般图和佛像。说明佛教有可能通过海路传入。四川乐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汉代铜树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现了东汉时期佛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又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陆路（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身毒道）传播过来的。这些汉代的石刻图象应该是中国现有的最早的佛教图象。而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亚地区开凿石窟寺与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风气经西域传入中原。兴起了佛教造像的热潮。从这时起，在中原各地兴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萨弟子像与其他纹饰装饰起来的石窟。着名的云岗、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宝。在不适宜开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单尊的石造像与造像碑。附着于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题记，如河南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就是重要的石刻资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时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种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国汉代以来形成的碑的形制来雕刻佛像以及供养人画像的。造像碑上开凿小型的佛龛，里面雕刻佛与菩萨、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开龛，有些是两面开龛或一面开龛。龛下往往雕刻香炉、护法狮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线刻大量供养人的画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长篇的造像题记或发愿文。还有一些造像碑的题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层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这种碑上一般没有文字或其他造像。在北朝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具有功德性质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与甘肃西部发现的一批北凉时期制品。这些石塔大多出土于古代寺庙遗址，可能是当时僧人修禅时放在面前观像用的。这些石塔上面刻写有佛教经文，如《增一阿含经》、《佛说十二因缘经》等。北朝时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层楼阁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经文。大约从初唐开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风气兴盛起来。这时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带有发愿文、题记与佛经经文等，在发愿文中自称为石浮屠（浮图）。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发现。经幢是在唐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一种法物——幢。幢原来是用丝帛制作的装饰品，形似伞盖，顶端装有如意宝珠。石经幢的主体是一根刻有经咒的石柱，上有石雕伞盖与宝珠。根据现有文物，具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石经幢是陕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教经幢上面主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晚唐时期起，经幢逐渐由单层变成多层，底部有须弥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规模宏伟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赵县的宋代经幢。刻经是佛教石刻中数量最大的成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石刻佛经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润等造不增不减经。北齐时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间刻经的风气很盛。如着名的泰山经石峪刻金刚经、山西风峪华严经、河北邯郸北响堂寺涅般经、山东邹县四山刻经等。几年前，在山东东平县大洪山上新发现的北齐刻经与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从隋代开始，由静琬法师倡导，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了佛教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项刻经工程。这项工程持续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写有14620 件石刻经版，还有420 件残经版和各种碑铭82 件。总共刻写佛经1100 多种，3500 余卷。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地介绍了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有关它们的形成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科研项目： 参加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唐三彩釉料的产地与工艺研究》，课题批准号：10CKG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研究项目，编号06JJD780003主持课题：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晚期遗址黑曜岩制品原料来源探索》 学术论文： (1) 刘爽、吴小红、陈全家：《黑曜岩的考古学研究概述》，《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 科学出版社2009（2）崔剑锋、刘爽、彭善国、吴小红：《赤峰北部辽代窑址出土陶瓷残片及窑具的科学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 科学出版社2009（3）刘爽：《从历法演变看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新果集——庆祝林澐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9（4）刘爽、崔剑锋、吴小红：《重庆宝塔坪墓地出土两件青白釉瓷片成分及产地的初步分析》《奉节宝塔坪》科学出版社 2009（5）崔剑锋、 刘爽、吴小红：《重庆奉节县宝塔坪墓地出土下颌托金属片的检测分析报告》《奉节宝塔坪》科学出版社 2009(6) 刘爽：《要重视文物的整理操作规范》，《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23日第四版(7) 刘爽、吴小红、陈全家：《黑曜岩产源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综述》，《边疆考古研究》，第七辑 科学出版社2008（8）崔剑锋、刘爽、魏东、吴小红：《中国乌银工艺的首次发现和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七辑2008(9)刘爽《内蒙古大山前遗址陶片化学成分测定和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330-338页(10)刘爽《吉林大学古玺印的管理、保护与相关研究》《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三泰出版社，2006年10月，132-134页(11)刘爽《传拓技术中应注意的文物保护问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三次学术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235－236页(12)刘爽《再议岳飞印》《北方文物》2005年第四期54-56页(13)吴振武、于闰仪、刘爽《吉林大学文物室藏古陶文》《史学集刊》2004年第四期94-97页(14)刘爽《论印二则》《青年考古学家》2009年第21期(15)王欣、刘爽《南京六朝石刻保护和利用方案的初步探讨》《青年考古学家》2010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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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素以“城市山林”、“大江风貌”著称，一些著名学者到镇江考察后认为镇江具有发展基础工业的五大优势条件，即港口、能源、水源、用地、城市依托等，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下面就镇江优越的地理环境极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优越的地理环境(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1、自然地理区位（1）镇江地处中纬度的沿海地区。全市介于北纬－，，东经－，之间。使镇江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生物、土壤等方面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东离大海约200公里。地球上同纬度的非洲中北部、阿拉伯半岛以及北美洲西部分布着大面积的沙漠，而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受海洋影响大，成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2）镇江是长江下游（扬子江）南岸的一座滨江城市，在全国也数量不多的。滨临长江的区位条件对镇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自古以来，镇江成为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镇江城市沿江东西发展，呈长条状分布的形态。镇江凭借长江南岸滨江城市的区位优势，在江苏省新一轮沿江开发中，成为重点开发的城市之一。（3）镇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北临滔滔大江，境内多低山丘陵。临江依山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镇江 “大江风貌”、“城市山林”的自然景观，沿江的“三山风景区”已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同时，镇江的江防形势十分险要，“镇江”就有镇守长江之意。宋代汪藻称京口“气概之雄，形势之险，实足以控制大江南北”。南宋爱国诗人陈亮也说：“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镇江在军事上处于可攻可守，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东南的军事重镇和江防要地。2、 交通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江河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中国最大的东西水运大动脉-----长江流经镇江市区北部，在此与贯穿中国南北、世界最长的京杭大运河交汇，使镇江形成了优越的“十字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镇江就是我国“以港兴城”的典范。镇江沿江西上，可达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顺流而下可达上海，并可直接出海，腹地广阔。镇江港货物综合吞吐能力已经超过3200万吨。镇江沿运河北上可达淮河、黄河、海河流域，南下可达钱塘江流域，目前已与国内17个省市60多个港口有运输联系。与海外71个国家和地区的288个港口建立了海上外贸业务关系。江南运河1997年全线修浚后，可通航500吨级的轮船，达到四级航道标准，成为江南运河最重要的入江口。所以，镇江有“南北之要津”和“九省通衢”之称。（2）镇江陆上交通便捷。秦始皇为了便于东幸巡游和加强对中国东南地区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公元前210年，在镇江开凿运河的同时，也建筑了从南京经镇江直达浙江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从此，镇江水陆交通的重要地位基本确立。明清时镇江驿道（国道）四通八达。镇江驿站有陆驿、水驿和水陆驿三种，供官方使用。四通八达的驿道，成为各地货物运输和旅客旅行的重要通道。明代驿道自京师（北京）经南京、镇江直达杭州。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如312国道、104国道、沿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等。润扬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使镇江与苏北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横贯镇江市区。省内第一条地方铁路----镇大铁路加大了大港港区与沪宁铁路及全国铁路网的联系，使镇江形成了铁、公、水，江、海、河综合运输的格局。沪宁城市铁路和京沪高速铁路建成后，镇江的交通区位将进一步增强。 （3）航空运输方便。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常州机场不远，并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相通；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3、 经济地理区位（1）镇江位于我国沿海地带、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T”字型重点开发轴线的交汇处。“黄金海岸”、“黄金水道”这两条轴线是我国21世纪经济的增长极，是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吸引外资和技术，开拓和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领先地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这一经济区位优势更为显现。这一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利于镇江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2）镇江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密集的集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稠密，开发开放程度高，科技文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镇江离上海仅220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有利于得到上海的经济辐射和技术支持。（3）镇江又是宁镇扬都市圈中的重要城市。镇江与南京、扬州三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它们地域相邻，三个中心城市相距仅几十公里，共同构成了宁镇扬都市圈。宁镇扬都市圈东接经济发达的苏锡常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北与相对后进的徐州都市圈相连。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可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有利促进宁镇扬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二）独特的山水城市1、两大山系镇江全市丘陵山地占，镇江北部有东西走向的宁镇山脉横陈，长100公里；南部有南北走向的茅山山脉绵延140公里。宁镇山脉在镇江地区呈稍向北突出的反射弧状，弧顶拐点在市区南山一带。在拐点以西山体宽大，高度较大，如紫金山448米，大华山437米、宝华山396米。拐点以东山体窄小，并逐渐倾伏，止于丹阳嘉山、常州孟河一带。是燕山运动褶皱，薪构造运动隆起形成的山脉。茅山山脉突起于句容、丹徒与金坛、溧水、溧阳、高淳之间。整个山体成马鞍形。北段最高，主峰大茅峰372米；中段低落为100米左右的缓丘；南段再度隆起，如丫髻山高达410米，是茅山山脉最高峰。茅山山脉的山体全由石英砂岩组成，质地坚硬，抗风化能力较强。它是泥盆纪发生断裂构造，西盘逆掩上升形成的山脉。2、 五大地学发现宁镇山脉是我国地质研究最早、研究最深、内容最广泛、成果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科学家在镇江就有五大地学科研成果。使镇江成为地质学的实行基地。 一是发现了山字型构造。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在镇江南山发现宁镇山脉在镇江之西为北东——南西走向，到镇江之东转为南东——北西走向。形成向北凸起的弯弧，镇江就是弯弧的转折点；而句容和金坛县之间近南北走向的茅山又直指这里，两者似乎组成了一个倒写的“山”字。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还发现了这是受扬子准地台控制的淮阳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翼的反射弧部分。李四光由此创立了“山字型构造”学说，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二是发现了沿江大断裂。焦山、象山之间的断裂作用发生在大约亿年前的侏罗世末期的燕山运动，称为“长江大断裂”或“沿江大断裂”。焦山、松山、寥山和象山原本是一个隆起的背斜，长江大断裂发生后，这个东西背斜的北翼沉降陷落下去，平均陷落40米以上，现在长江南岸的镇江象山、南京的幕府山等基本上是这个背斜的南翼。距今200万年到70万年的前早更新世，在长江大断裂破碎带的基础上，经过江水长期侵蚀，发育成了长江河道。三是发现了古冰川遗迹。在7亿年前的早震旦世晚期，镇江、南京及周围地区处于滨海环境，气候异常寒冷。海面上有冰山漂浮，陆地上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丹阳埤城一带是冰海中的一座古岛，岛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川。这是地球史上最早的冰川期，地质上称为“南沱冰期”。地质学家在丹阳建山乡嘉山高桥中学附近和埤城尧巷的钻孔中找到这个时期的冰川沉积物------冰川砾岩，又有大陆冰川作用的痕迹。四是发现了巨型石灰石矿藏。1919年丁文江教授在丹徒赣船山发现了大面积厚层优质石灰岩----黄龙灰岩。厚度大多在80—90米之间，质地很纯，是上好的水泥原料和炼钢的熔剂。1931年李四光教授命名的船山灰岩厚度也很大，质地也很纯，为特大型的石灰石矿藏。五是发现了标准地层。如1877年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就以句容仑山的名字命名了“仑山灰岩”。1919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丹徒赣船山，以当地地名将这种岩石命名为“黄龙灰岩”。后来李四光命名了另一类石灰岩为“船山灰岩”。高家边页岩和茅山砂岩的创名地点就分别在句容的高家边村和句容的大茅山，那是1935年由李毓尧命名的。1931年朱森把句容高骊山南坡的地层创名为高骊山砂岩。此外，1935年还有李毓尧以句容下蜀命名的下蜀黄土。2、 两大水系镇江辖区内的主要河流为长江干流，其次为大运河。长江镇江河段长公里,有三湾四汊，河床南北摆动,受潮汐影响，感潮较强等特点。大运河在镇江境内公里，是一条引、排、航等功能相结合的骨干河流。3、 城市特色 镇江位于美丽富饶、河网密布的长江三角洲顶端，镇江北临滔滔大江，金山、北固山、焦山沿江耸立，气势雄伟。境内多低山丘陵，地势波状起伏，山岭高低错落，多风景名山，“一水横陈，连岗三面”，是一座具有真山真水特色的天然山水城市。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形成了“城市山林”、“大江风貌”的城市特色。（三）丰富的自然资源1、土地资源镇江全市面积3843平方公里，境内地貌类型复杂，以低山丘陵和岗地为主，占全市总面积的％，沿江和湖滨多平原。全市土地中，农业用地占％。镇江土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镇江还有可观的江滩资源，它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在丘陵岗地发育了地带性的土壤---黄棕壤，它是暖温带棕壤和南亚热带红壤、黄壤之间的过渡类型。平原地区多为水稻土。2、气候资源在气候上，镇江属于温带和热带之间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气候特点明显：春季风和日丽，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微寒少雨。全年最高气温出现在7、8月份，平均气温为℃；最冷月在1月，平均气温为℃。全年平均降水量1060毫米，夏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45%，6、7月份有梅雨。镇江光照和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较长，光、热、水资源丰富，且配合较好，雨热同季，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3、淡水资源镇江江河交织，市境内河流有63条，总长702公里。本区地表径流丰富，人均拥有水量460立方米，是很多城市无法比拟的。镇江区内水质优良，大部分水体为Ⅱ—Ⅲ类水，适宜发展造纸、电力、化工等大运量、大耗水的大型基础工业，是镇江投资环境的优势所在。较大的湖泊有丹阳的练湖和句容的赤山湖。全市中型水库有101座，水库、塘坝容量5亿多立方米，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可靠的水源。镇江地区共有65座镇以上水厂，市区有五座地表水公共水厂，全市自来水厂综合生产能力每日为万立方米，其中市区日供水能力万立方米，目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水质优于国家标准。镇江地下水蕴藏量也很丰富，年可开采量1058万立方米。全市共有深井170余口，目前年开采量近230万立方米。 4、长江岸线资源 长江镇江段自然岸线长达259公里，其中深水岸线85公里，占全省深水岸线总长的，是江苏省深水岸线资源最丰富的市，是建设深水良港的最隹地区。长江镇江河段是一处具有良好水上通航、避风、停泊条件的优良天然港湾。从南京的龙潭到镇江的河段基本为顺直、微弯的分汊河段，河岸的抗冲击能力较强，受其控制下的河岸深槽长期保持稳定。镇江是“以港兴城”的典范。自隋唐起，京口成为“当南北要冲、控长江之下游”的交通咽喉。成为江南以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著称的“商贾并凑”的商贸城市。宋代镇江府的商税额占全国第11位。明代镇江是全国33个商业发达的城市之一。清代，镇江商业空前繁荣，漕运发达，有“银码头”之称。现在已建成港口、码头209个，4个港区、139个泊位，其中万吨级泊位19个。良好的深水岸线为镇江依江建港，依港兴市，发展沿江产业带提供了优越条件。 5、矿产资源 镇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发现44种矿产。主要有铁、铜、铅、锌、钼、金、银、硫铁矿、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珍珠岩、沸石、岩盐、粘土、石膏、硅灰石、煤、泥炭、硅石、磷、石墨、花岗岩、玄武岩、透辉石、红柱石等，分布在200余处矿产地，占江苏省矿产总数的，其中30余种已探明储量，25种矿产已开发利用，占江苏省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总数的。矿产资源综合储量列全省第三位。 镇江的矿产资源以非金属储量大、矿种多，其中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闻名遐迩，素有“石三宝”之称，是省内主要建材工业基地。膨润土矿为特大型矿床，储量位于全国第三位，句容郭庄甲山的膨润土矿储量达亿吨，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型膨润土矿。珍珠岩、沸石为省内唯一产地。丹徒荣炳有丰富的岩盐资源，储量近亿吨，这里将成为盐化工基地。硅灰石产于句容宝华镇石砀山一带，品位很高，是我省唯一的硅灰石产地。镇江还有许多造园石材，如太湖石、斧劈石、黄石和雪石等。太湖石形状各一，千奇百怪。斧劈石造成的盆景有鬼斧神工之奇，在丹阳建山、常州孟河有较大规模的开采。黄石在十里长山、茅山都有采掘。黄龙灰岩经轻微变质而大理石化，质地纯白，称为雪石，也有人称洞穴中的碳酸钙沉积物称为雪石。镇江有色金属品种多。铁矿石品位较高，韦岗铁矿为一中型矿床，储量达2185万吨。铜、钼、铅、锌矿多集中分布在宁镇山脉中部的句容北部及镇江郊区一带，都是中小型规模，但矿床（点）多，也是镇江的优势矿产资源之一。亭子乡的老人峰铅、锌、铜多金属矿总储量30万吨，是镇江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山。镇江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发展冶金、建材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6、生物资源镇江过渡性的气候反映在植被上出现了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混交林。植物资源丰富，既有温带、暖温带的植物种属，也有亚热带的植物种属。镇江已建有南山和宝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珍贵树种有宝华山自然保护区的宝华玉兰，药用植物有700多种。意杨等速生树种和沿江滩涂低地的芦苇，是很好的造纸原料。竹子、杞柳是扬中竹编和柳编工艺品的原料。镇江水产品丰富多样，长江鱼类就有90多种，刀鱼、鲥鱼、 鮰鱼、河豚为名贵鱼类。白鳍豚、中华鲟、白鲟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江豚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7、旅游资源 镇江具有数量众多、级别较高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镇江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江苏省8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中，镇江有三个（南山、茅山、瓦屋山），金山、焦山、茅山、宝华山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全省两个自然保护区中，镇江有一个----宝华山自然保护区；有南山和宝华山两处国家级森林公园。镇江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4处（焦山碑林、六朝陵墓石刻、英国领事馆旧址、昭关石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处。镇江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是发展镇江旅游业，使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的物质条件。二、 地理环境对镇江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形成东西走向的大江和南北走向的运河不仅仅是物资和商品交流的途径，而且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镇江特有的临江近海、江河交汇的地理区位，有利于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流，对镇江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很大作用。1、南北兼融镇江地出2江南，其地域文化原属吴文化，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王朝建都建康（建邺）后，许多北方人纷纷南迁，很多人在京口定居。从永嘉元年至南宋泰始二年的140年间，约有九十万北方人南下。在“全国侨寓人口中，侨寓在今江苏省范围内的有二十六万余人，而南徐州(京口)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人，几占全省侨寓人数的十分之九。”超过了镇江本地居民（20万）。南朝宋时，设立南徐州，治所设在京口。大量北方移民南下，使南北文化的强烈碰撞，镇江逐步形成了南北兼容的移民型文化的特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镇江，位于北方话板块与吴语板块的交界地带。镇江居民原来为吴方言，大量北方居民南下，使镇江居民的方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导致镇江吴方言的属性发生剧烈变化。由于长江与运河在这里交汇，运河发达的漕运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和人员的频繁交流，加深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南宋时宋室南渡，这里又受到北方方言的再次影响，基本完成了镇江方言的北化过程。清代初期，有一批旗人(满人)迁入镇江，他们的旗腔（类似京腔），对镇江方言的北化有也有一定影响。可见，经过长期的融合，镇江方言由吴方言逐步演变为北方方言的江淮次方言。镇江地区也成为北方语系与吴语系的结合部，居民语言复杂。但镇江的北方方言中夹杂了一些吴语成分。因此，镇江居民的语言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北固山诗》中说“风俗太伯余，衣冠永嘉后”，就是对镇江民俗文化深受商末泰伯、仲雍率领周人南下和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大量居民南迁深刻影响的最好总结。自古以来，镇江居民有“饭稻羹鱼”的生活习俗。六朝从北方引种了小麦，镇江的主要粮食作物也以水稻为主变为稻麦兼作，使镇江农作文化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在菜肴的口味上，镇江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如江南的沪菜、无锡菜和苏邦菜偏甜，北方的鲁菜偏咸，而镇江一带的淮扬菜既清淡又加一点糖。此外，镇江人的性格也具有南北过渡的特征，既有北方人豪爽刚直、勤劳崇实的特点，又有南方人精明能干、脑子灵活的特点。2、东西并蓄 唐代，镇江是长江下游南岸丝绸贸易的海上货运集散地，吸引着大批波斯及阿拉伯（大食）国家的商人前来经商，有的还把家眷带来留居。元代军队除蒙古军外，还有由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其中有的在镇江留居。他们和原来留居在镇江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信奉伊斯兰教。1861年5月，根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镇江成为长江下游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镇江先后有英、美、德、日等几十家洋行和轮船公司，他们经营江海航运，开设工厂，设立商栈。镇江人也吸取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镇江对外通商，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商品进出口业务大增，促进了镇江金融业的发展。最盛时镇江有钱庄60多家，故有“无镇不成庄”之说。 1861年2月，英国在银山一带设立租界，建立领事馆、海关、工部局、巡捕房等，他们用近代管理方法管理租界。镇江也是我国利用近代西方通讯技术最早的城市之一，光绪年间镇江先后成立了电报分局和邮电总局，其分支机构遍布大江南北。1912年镇江开设电话局，1919年1月在全省第一家开通了长途电话。 镇江优越的水陆交通、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吸引了许多国外学者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加速了镇江地域文化东西并蓄进程。如元初日本僧人古源邵元、元代高丽诗人李齐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明代日本画僧雪舟等都到过镇江。 美国作家赛珍珠（1892－1973），1894年到镇江，在此生活、学习、教书达18年之久。她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地体现了她对中西文化沟通融合的理想追求，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权威人士评价说：“赛珍珠女士以她的文学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和中国的相互理解与欣赏。”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3、 宗教多样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镇江的茅山道院是由矛盈三兄弟于西汉创建的，它是中国道教正一道上清派的祖庭，被道教列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教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和养身理论。道教的养生之道深入人心，如太极拳、气功等。镇江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孙禄堂先生编创了“孙氏三十六手太极拳”，成为中国太极拳的主要流派之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尊为“儒教”。古代镇江的府学、县学内都有“先圣庙”，祭祀圣师孔子。 随着中外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先后传入镇江。东汉时佛教传入镇江，在焦山建普济寺。东晋在金山建泽心寺，南山建鹤林寺（原名竹林寺）。唐宋时，佛教十分盛行，镇江寺庙不仅对内受戒，还有大量外国僧人前来受戒、参禅。如被称为“律宗第一山”的宝华山隆昌寺，是明代以来我国影响最大的律宗传戒场所。据说明清时全国70%的僧尼都来此受戒，东南亚、日本等地到此受戒的僧人也很多。早在唐代时，就有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留居镇江，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为满足他们宗教信仰的需要，625年镇江阜民街就建有清真寺。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镇江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此传教，他们在镇江建立福音堂、妇幼医院、基督医院、崇实女子中学、润州中学等，客观上也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镇江都存在。因此，镇江的宗教文化具有多元化、儒道佛三教相互渗透等特点。（二）旅游业发前景广阔1、优势条件 （1）丰富的旅游资源 镇江不仅有三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家级森林公园，4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组合很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是发展镇江旅游业的物质条件。 （ 2）发达的交通 镇江的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我国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镇江是我国重要的“十字黄金水道”。沪宁铁路横贯市区，沪宁高速铁路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312国道、104国道及沿江公路、镇澄公路等通过市境，县乡村级公路四通八达，形成了稠密的公路交通网络。目前镇溧（阳）高速公路、宁（南）常（州）高速公路、沿江高等级公路与沿江高速公路等正在筹建之中。沪宁高速公路和镇溧高速公路将构成镇江“新黄金十字”构架。镇江目前虽然没有机场，但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常州机场不远，使镇江具备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条件。市区交通方面，镇江中心城市“一环、三横、四纵”和主城区“十字双环甲字型”路网将构建形成，形成完善的城市道路网络体系，构筑镇江中心城区到各市（县）城镇1小时车距的目标。（3）配套的接待设施镇江现在已有40多家旅行社，负责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的旅游业务。已建成星级饭店9家，其中镇江国际饭店、镇江宾馆和镇江大酒店为四星级宾馆，还有4家三星级宾馆和3家二星级宾馆，拥有床位1600张。有13家国际旅游定点单位，12家旅游涉外饭店，1家文物商店，1256辆出租汽车，425台公交客运车辆。各种类型的商业网点、旅游工艺品商店、连锁超市以及娱乐休闲等各种服务设施，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百年老字号。形成了配套的旅游接待服务体系。 （4）齐全的通讯设施镇江电讯已建成较完善的DDN网，为加快DDN节点机处理能力，将DDN业务移植到了ATM网络平台。镇江电讯于2000年建成了覆盖全市各区、市的FR∕ATM本地网。宽带多媒体通讯网络建设和接入网已有较大发展。全市拥有邮政局（所）135处，邮政报刊图书销售亭（点）406处，邮政总长度达3628公里。通信网络、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迅速，为旅游业提供了可靠的通讯保障。（5）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镇江市卫生战线坚持“全面发展，重点突破，创建特色”的原则，使全市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建成了医疗服务，预防保健服务，地方病、非传染病和寄生虫防治，药品、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健康教育，卫生法规监督、监测等健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市医院病床7596张，卫生技术人员10460人，全市平均千人拥有病床张，卫生技术人员人，添置了不少先进的医疗设备，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水平较高的医疗服务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保证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医疗保健。 （6）充足的物资供应 镇江的外向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呈现基地化、规模化、特色化趋势，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旅游者。镇江旅游商品供应也较充足，具有地方特色，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食品中镇江恒顺香醋、肴肉和锅盖面被称为“镇江三怪”。丹阳封缸酒、百花贡酒、镇江小磨麻油也是镇江特产。淮扬风味的镇江菜肴，很具地方特色。名特产品还有制作精细的竹编、柳编工艺品，汉白玉插屏、玉雕、长毛绒玩具、可折叠的宫灯、机制绣品、裘皮制品、金山灯彩、镇江“金山”牌膏药、陶瓷娃娃、丹阳的眼镜、打火机、戏剧服装等。此外，镇江市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积极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旅游环境，增加投入，大规模进行景区开发与建设，积极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宣传与促销活动，强化旅游市场管理，使镇江旅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广大市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较深刻，积极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 2、主要问题（1）缺乏全市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镇江市至今尚无一个科学的旅游开发总体规划。旅游开发的随意性较大，一些旅游项目仓促上马，没有收到良好的效益，造成了资源浪费。旅游产业发展也不平衡，未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协调发展的大旅游格局。对各市（区）的旅游开发也缺乏通盘考虑，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未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使镇江旅游业落后于周边地区，缺少拳头产品，直接影响了镇江经济的快速发展。（2）管理体制不顺 镇江市有些景区形成了旅游局、园林局、宗教局、文化局、交通局等单位的多头管理，影响了景区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也势必影响该景区的长远发展。（3）资金投入分散，缺乏名牌产品 由于镇江市缺乏旅游总体规划，对旅游资源特色、市场定位和开发序位缺少认真研究，使各地区、各景区分散进行建设，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