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先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彝族古籍与文化、民间文学及双语教学和研究的先驱，他的一生是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各民族深厚的文化蕴藏是他创造丰功伟绩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基地，等身的学术论著与薪火相传的各民族学子是他辛勤耕耘的硕果。他长期从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对彝语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他的《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是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彝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著作。这也是我国学者研究彝语的第一部较全面的学术著作。他最早指出彝语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他研究彝文注意结合彝族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社会历史、生活习俗、宗教迷信等来进行，发表了《从彝族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茂莲社区的男女夜合》等一系列论文，并翻译了《倮文作斋经译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9年第14本）、《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上）等。这两部经典是研究彝文和了解彝族社会历史及宗教的重要文献。他注重语言的比较研究，将汉语与同语系的其他语言进行比较，著有《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合作，《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合作，《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等，提出了汉语的元音在历史上曾经分长短的观点。这不仅对壮傣、苗瑶语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有参考价值，也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线索，开创了利用有关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研究古代汉语声韵的一条新路。他写的《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一文，从音变现象入手，说明通过与同语族的藏缅语进行比较，认为古彝语的“二”和“七”可能也有辅音韵尾。现在彝语支语言没有辅音韵尾，是后来语音演变脱落的结果。文章引起国内外藏缅语族研究者的重视。他曾参加并指导对苗族、瑶族语言的调查工作，并帮助苗族创制拼音文字。此外，他还著有《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合作，《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语言调查常识》（合作，中华书局，1956年）、《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世纪之交中国民族语言学的思考》（《中国民族语言学通讯》1996年）、《普通语言学》（合作主编并撰写其中第10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许多论著。他常年从事语言教学和学术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语文工作者，为民族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
2013年11月29日在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主办的“首届语言类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方言语音与语法论坛”上报告“类型学视野中的致使结构”。2013年11月17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内111创新引智基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结构研究”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报告“羌语的信息结构”。2013年10月26日在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灾害人类学暨羌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都论坛”上报告“羌语的亲属称谓系统”。Word Order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Qiang羌语的词序与信息结构，于2013年4月7日在美国波士顿哈佛-燕京学社召开的“亚洲语言的信息结构与词序研讨会”上报告。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3年1月26日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第二届青年论坛”上报告。羌语的生命度等级序列，于2013年1月5日在“中国民族语言语法研究暨庆祝孙宏开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藏羌彝走廊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2年12月1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第二届西部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藏羌彝走廊”会上报告。藏缅语名词范畴化为类别词的机制和途径，于2012年11月3日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彝缅语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藏语与喜马拉雅语言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于2012年10月27日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的“当代语言科学创 新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语言科学》创刊十周年庆典”上报告。羌族的酿酒工艺及其酒文化，于2011年4月17日应茶马古道研究网和《科学中国人》杂志邀请，在四川省 绵竹市剑兰春集团协办的“茶马古道与剑兰春酒文化研讨会”上报告。羌语的使动范畴，于2010年10月31日在邮电会议中心召开的“2010年四川境内藏缅语国际研讨会”上报告，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主办。羌语的拓扑空间范畴，于2010年8月5日在宁夏银川北方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0届年会”上报告。汉藏语的处所动词，于2010年5月9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中国语言的比较与类型学国际研讨会”上报告。纪录语言学－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于2009年8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民族语文》创刊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论白语的量词—语义与认知解释，于2009年8月2日在云南大理学院召开的“首届白语国际研讨会”上报告。中国濒危语言的抢救与保护问题，于2009年7月29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濒危语言专题会议”上报告。汉藏语的小舌音问题－以羌语为例，于2009年7月28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汉藏语专题会议”上报告。纳木依语纪录，2008年11月21日在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召开的“四川的语言调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Shared Morphology in Qiang and Tibetan羌语与藏语共享形态（英文），2008年9月11日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召开的“藏缅语区的语言底层研讨会”上报告。青藏高原东缘藏缅各族群语言分布面貌，2008年8月3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人类多样性及其历史过程会议”上报告。中国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研究计划及调查大纲，2008年7月12日在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空间认知范畴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Relativization in Qiang羌语子句的关系化（英文），2007年11月2日在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召开的“关系子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羌语的非施事者及其相关标记，2007年9月28日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40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暨语言学会议”上报告。羌语的施事格及其相关标记（博士后成果专题演讲），2007年6月1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羌语代词的分裂体系，2006年10月15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民族语言学术研讨会”上报告。羌语属格及其相关标记，2006年10月12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两岸三地藏缅语族语言学”会议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Qiang羌语的关系子句（英文），2006年9月15日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的“第三十九届国际汉藏语及语言学会议”上报告。Qiang Split Pronoun System羌语代词的分裂体系（英文），2006年5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 “14th IACL & 10th IsCLL”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Puxi Qiang蒲溪羌语的关系小句（英文），2005年11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欢迎David Bradley教授学术座谈会”上宣读.Aktionsart and Aspect in Qiang动作的种类与羌语的体（英文），2005年6月25日提交《2005年国际角色与参照语法会议及课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5年8月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方语言室作的学术报告。藏缅语的类别词－名词范畴化及其认知机制，2005年4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 “南方民族语言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由《民族语文》杂志社与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合办）。羌语的数量词，2004年11月20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召开的‘戴庆厦教授从教和研究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蒲溪羌语的话题与话题化结构，2004年4月17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召开的“第三届两岸三地藏缅语族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Transitivity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动词的及物性（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Research Students Semina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年3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研究生学术报告”上宣读)。The uses of ‘pu’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pu”的用法（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Discussion Group,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10月31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藏缅语小 组讨论 会”上宣读)。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in Mandarin Chinese汉语官话的系词句与无动词句（英文）.Paper presented on the Workshop on 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the Research Centre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10月16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 类型学研究中心举行的“系词句和无动词句”研讨会上宣读)。Tense/Aspect marking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蒲溪羌语的时、体标记（英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Discussion Group,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9月13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 心“藏缅语小组讨论会”上宣读)。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Qiang羌语的系词和存在动词（英文）(与罗仁地合作). Paperpresented on the Workshop on Copula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the Research Centre for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9月4日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 举行的“系词句和无动词句”研讨会上宣读)。Adjectives in Qiang羌语的形容词（英文）(与罗仁地合作). Paper presented on The InternationalWorkshop on Adjective classes,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2002年8月 17 日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形容词”国际 研讨会上宣读)。羌语动词的语义表征，2002年5月24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现代语言文化系联合主办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羌语名词短语的词序，2002年1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召开的“语序类型学”研讨会上宣读。 藏缅语的类别词—名词范畴化及其认知特征初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主办的 “研究员报告日”作的学术报告(2012年6月13日)。Qiang Varieties and Their Vitalities. 在加拿大原住民遗产语言文化理事会（PPHLCC）报告(2010年10月6日)。羌语方言土语及其活力：在中央民族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的学术报告(2009年3月3日)。当代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应西昌学院彝文系沙马打各教授的邀请，对该院彝文系、彝族文化研究所、中文系师生作的学术报告(2008年11月2日)。田野调查中的记音方法：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研究生《应用人类学》课上作的学术演讲（2008年6月3日）。境外汉语与民族语言研究：在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研究生《汉语与民族语关系》课上作的学术演讲（2008年5月28日）。A bottom-up approach to vowel systems: the case of Yadu Qiang(与余文生博士合讲)：台湾花莲县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民族发展研究所学术报告(2007年5月25日)。A bottom-up approach to vowel systems: the case of Ronghong Qiang(与余文生博士合讲)：台湾大学外语系及语言研究所学术报告(2007年5月2日)。羌语的关系子句：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类型学研究室作的学术演讲（2007年4月16日）。羌族历史、文化与语言简介：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5月23日）。羌语与羌语方言研究－博士论文写作心得：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班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4月1日）。羌族文化及其语言：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12月14日）。羌语的特点及其地区性差异：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班作的学术报告（2005年11月21日）。羌语的数量词：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前沿”系列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2005年3月19日）。 (1) 研究报告：四川省茂县羌族博物馆重建计划 (与张曦博士合著)，2008年7月国家文物局上报国家发改委已经拨付亿元，现已开工建设中。(2) 研究成果报告：中央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第一年研究成果报告（)，共120页。(3)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2-2003年度论文进度报告 (英文：119页)。(4) 论文：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Cantonese(英语、汉语和广东话的语法结构) (英文)。2003年Contrastive grammar of English and Chinese(英汉对比语法)课，学期论文。(5) 论文：Topics in Qiang羌语中的话题（英文）。2003年Topics in Chinese Linguistics(汉语语言学专题系列)课，学期论文。(6) 论文：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ffricates in Qiang 羌语塞擦音的来源与发展(英文)。 2003年Language & Evolution(语言与演化)课，学期论文。(7)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1-2002年度学习研究进度 (英文：30+89页)。(8)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2000-2001年度学习工作报告 (英文：62+29页)。(9) 提要: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句法: 结构、意义和功能 一书的提要(英文)，共 76页。2001年导读课Independent Reading Course，学期论文。(10) 论文: Modality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藏缅语情态的类型学 考察) (英文)。2001年语言类型学课的学期论文。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1.古籍修复的原则a. 最少干预原则。就是在古籍的修复中，摈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对文献各部分的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尽量少地在藏品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尽量保留古籍文献的各种研究信息。b.整旧如旧原则。就是在修复中尽可能保持古籍文献的原貌，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并不是企图回复该文献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文献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文献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决不使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c.可逆性原则。即修复措施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将来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保护修复技术，随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回到修复前的原来状态。同时可逆性原则对于我们改正工作中的失误而尽量不损害古籍非常必要。d.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本身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2.修补古书用纸的选择选取修补古籍的纸张，首先要注意纸张的酸碱度，不能用酸性纸张去修补古籍，以免引起或加速古籍纸张的酸化；其次，如果选用旧纸修复古籍，要注意旧纸的纸张强度不能太低；同时，还要注意所选纸张的纤维组成应该与古籍的纸张相近，厚薄相近，颜色相似但不能相同。补纸的吸水性要强，才易于粘合。纸张帘纹的宽窄也要相近。具体修复工作中还要注意补纸与古籍纸张的帘纹方向要一致。总之这些都适宜了，才能使修复处纸张粘结的牢固服帖，与原来的书叶协调自然。3.修复古籍用胶粘剂的选择凡能够通过表面接触使两种物质粘结在一起的物质都称为胶粘剂或粘合材料。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胶粘剂种类很多，按主要粘性成份的来源，可分为天然胶粘剂及人工合成胶粘剂两大类。为了长期保存而不腐，市售的胶粘剂一般都加入了对古籍纸张有害的化学物质；某些人工合成胶粘剂为了能在较低温度和合理时间内凝固，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胶粘剂的酸度较高。而且，某些人工合成胶粘剂粘结过程不可逆，粘结力很强，一旦粘上很难再把粘结面分开，除非损坏一个接触面。这些对古籍修复都不适宜。古籍修复所用的胶粘剂，要求无酸无色，并且在古籍中使用后经过长期存放也不会产生酸性物质和有色物质，粘结力要大小适宜。胶粘剂的粘结力太大容易使粘结处纸张皱折甚至破裂；粘结力太小，经过一段时间存放后粘结处又会脱胶；古籍修复所用的胶粘剂还要求粘结过程可逆，即用一定的方法可以将粘结的古籍书叶和补纸分开而不损害古籍书叶；不容易发生虫蛀，性质稳定，在干燥的状态下粘结力的保持期应不低于文献的保存期限。国家图书馆中修复古籍常用的胶粘剂是用去除蛋白质的小麦淀粉熬制的浆糊，具体使用时先熬制稠浆糊然后再根据古籍纸张的厚薄、纸性的不同兑水调配成不同的粘度的稀浆糊，随调随用。也有的图书馆修复破损程度较轻的古籍时用甲基纤维素做胶粘剂。它们都能较好的满足修复古籍用胶粘剂无色、可逆、无酸、稳定、粘结力适宜等主要要求。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统一部署，从2007年开始，用3到5年时间，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二是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实现国家对古籍的分级管理和保护；三是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一批古籍书库的标准化建设，改善古籍的存藏环境；四是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五是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特别是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建设中华古籍保护网。完成"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争取开展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保护。
防虫第一。用草烟叶梗防虫较好，或花椒，不要用樟脑。
对于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擦拭，再用湿布擦去肥皂，然后在书籍上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可以收到比较满意的效果。书籍上有时生长小虫子，严重危害了书的使用寿命。防止生虫的方法是：1、藏书的文章要清洁干燥，通风良好；书架、墙壁或地板上都不要有裂缝；2、藏书文章的温度应该经常保持在6—20度，湿度应该经常保持在50%——60%之间；3、收藏的书籍要经常挪动一下，即使是不常用的书籍，也应该定期翻动；4、在书架上或书柜中，可以放些包好的卫生球。
1、整旧如旧，图书修复时,尽可能保持书籍部分原有特点,保持原貌,使图书的资料价值、文物价值不因修复而受损。 2、最小干预，比如,不该托裱的不要托。档案馆里,所有书籍无论有没有问题,下面都要托裱上一层,觉得这样就结实了。其实从修复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改变了纸的性状,是无谓的干预。并且,从保护的角度来看,托裱的硬了反而更容易坏。 3、材料和措施可逆，即在古籍修复工作中采取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可以反复地重复使用,比如在书上补的纸是可以随时拿掉重新补过的。这点非常重要。 4、最大限度保存信息，有些人,传统的做法就是修复完后达到“乱真”的效果。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补完之后,应该让人看出来修补的痕迹。但这也要把握一个原则,比如黄纸的书我不能用白纸补,但是要比原件的稍微浅一点的黄色。站在两米的距离,看不出来,但再近一点能够看出来。
蒙古族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他们尊崇唱歌和善于唱歌的人。蒙古族民歌主要分为两大类:礼仪歌和牧歌。礼仪歌用于婚宴等喜庆场合，以歌唱纯真的爱情、歌唱英雄、歌唱夺标的赛马骑手为主要内容。牧歌多在放牧和搬迁时唱，内容以赞美家乡，状物抒情者居多。蒙古族民歌节奏自由，装饰音多而细腻，并具有较强的朗诵性。其燎亮、悠长、亲切的曲调，沁人心脾。牧歌的歌词既擅于抒情，又注重写景，情景交融，表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牧歌的节奏一般是悠长、徐缓、自由，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节奏。一般情况下，牧歌的上行乐句节奏是悠长徐缓的；下行乐句则往往采用活跃跳荡的三连音节奏，形成绚丽的华彩乐句。 蒙古族民歌以声音宏大雄厉，曲调高亢悠扬而闻名。其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颂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蒙古社会的风土人情。 蒙古民歌从音乐特点来讲,大致分为“长调”和“短调”两大类。 1.长调民歌。长调民歌是反映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牧歌式体裁，有较长大的篇幅，节奏自由，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并有独特而细腻的颤音装饰。长调民歌用蒙古语歌唱，其节奏舒缓自由，字少腔长，且因地区不同而风格各异。锡林郭勒草原的长调民歌，声音嘹亮悠长，流行有《小黄马》、《走马》等。呼伦贝尔草原的长调民歌则热情奔放，有《辽阔草原》、《盗马姑娘》等。阿拉善地区的民歌节奏缓慢，流行有《富饶辽阔的阿拉善》、《辞行》等。科尔沁草原的民歌以抒情为主，流行的有《思乡曲》、《威风矫健的马》等。昭乌达草原民歌流行的有《翠玲》、《孟阳》等。长调民歌在一些长音的演唱上，可以根据演唱者的情绪自由延长，从旋律风格及唱腔上具有辽阔、豪爽、粗犷的草原民歌特色。长调民歌的衬词均以“嗒咿”、“咿哟”、“咿哟”等。高音的衬词一般为开口音或半开口音；中音的衬词较灵活，结尾处的衬词一般是半开口音或闭口音。 在6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赞歌》，以及艺术魅力至今不衰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等歌曲，即是以长调民歌力基础所创作的。� 2.短调民歌。与长调民歌明显不同的是，短调民歌篇幅较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窄一些。短调一般是两行，有韵的两句式或四句式，节拍比较固定。歌词简单，但不呆板，其特点在音韵上广泛运用叠字。短调民歌主要流行于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往往是即兴歌唱，灵活性很强。流行的有《锡巴喇嘛》、《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美酒醇如香蜜》、《拉骆驼的哥哥十二属相》等。短调民歌流行在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及自治区其他农业和半农半牧区的民歌，都是短调民歌。短调民歌也叫爬山调，山曲儿，多用汉语演唱。所以，不仅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人喜欢唱，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也喜欢唱这种山曲儿。� 在蒙古族民歌中，有很多长篇叙事的歌，如著名的《嘎达梅林》，它叙述了英雄嘎达为了蒙古人民的牧场，为了牧人的生存，同达尔罕王和反动军阀张作霖斗争的故事。 在我国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蒙古族民歌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草原风格大放异彩，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很多艺术家在草原的歌海里采风，使蒙古族民歌得到进一步的整理、保护、传播。 蒙古族是一个酷爱音乐的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蒙古民歌具有民族声乐的独有风格，不论高吭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蒙古民歌洋洋洒洒，浩如烟海，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巨，令世人叹为观止。蒙古族音乐既有全民族的共同风格，又有各个地区的独特风格，堪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蒙古族民歌主要有狩猎歌、牧歌、赞歌、思乡曲、礼俗歌、短歌、叙事歌、摇儿歌和儿歌等。 猎歌：来源于原始狩猎歌舞，内容大多直接模拟古代猎人们的劳动生活或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动作神态，有时是寓言性的动物叙事歌。代表作有呼伦贝尔盟的民歌《小白兔》、《三百六十只黄羊》等。 牧歌：牧歌以歌唱草原、赞美骏马、赞美生活，充满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为其主要内容。牧歌的歌词既善于抒情，又注重写景，情景交融，表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草原牧歌这一独特民歌体裁及其风格的形成，对蒙古族民歌的各个领域颂歌、宴歌、思乡曲、婚礼歌、情歌乃至器乐曲，均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蒙古族音乐的草原风格就是指牧歌风格。牧歌的曲调高亢、嘹亮、宽阔、舒展。节奏悠长、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节奏。一般情况下，牧歌的上行乐句节奏是悠长徐缓的，而下行乐句则往往采用活跃跳荡的三连音节奏，形成绚丽的华彩乐句。 赞歌：其内容主要是歌颂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赞美家乡的山川湖泊等。多在那达慕大会或其它集会、庆典等特定场合演唱。如《成吉思汗颂歌》、《辽阔清秀的故乡》、《西辽河颂》等。赞歌的曲调简洁有力，节奏规整鲜明，较少华彩性装饰音。旋律的起伏不如草原牧歌大。演唱形式有独唱、齐唱、重唱与合唱。有些古老的赞歌，还有简单的和声。这样的民间合唱蒙古人称之为“潮尔”，由两名男歌手演唱，男低音唱出粗犷的固定低音，男高音则演唱悠长的曲调。 思乡曲：在蒙古族民歌中极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蒙古族享有盛誉的《母子歌》、《阿莱钦伯之歌》等，便是宽阔台汗时期的思乡曲。思乡曲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武士思乡曲，即指从军出征，在外作战的蒙古武士们所唱的怀念故乡的歌曲。如锡林郭勒盟民歌《旷野中的莲松树》。另一种是妇女思乡曲，即远嫁他乡的青年女子所唱的思念故乡亲人之歌。如科尔沁民歌《诺恩吉亚》等。思乡曲的艺术性较高，曲调优美流畅，节奏舒展，结构严谨，调式运用丰富而大胆，转调离调手法很多。 礼俗歌：是在特定场合演唱，带有生活风俗性、实用性的民歌，如宴歌、婚礼歌、安魂曲等。宴歌主要演唱于节日集会、招待宾客的饮宴场合。婚礼歌在婚庆上演唱，曲调热烈、欢快。这类歌曲数量大，难度高，风格多样，主人们愿意聘请那些有名望的歌手在结婚仪式上演唱。安魂曲是在举行葬礼时演唱。曲调悲切哀婉，庄重肃穆。多为齐唱或合唱。摔跤歌是在那达慕大会上举行摔跤比赛时演唱。每当双方摔跤手跳跃出场时，由男高音歌手领唱，其余人以固定低音式的和声予以伴唱。 短歌：也称短调民歌，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歌体裁。主要在东部蒙古族中盛行。爱情歌曲在短调民歌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如《森吉德玛》、《达古拉》、《小情人》等，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男女青年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其次，反映蒙古族人民反抗侵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以及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民歌，如《独贵龙》、《引狼入室的李鸿章》、《反日歌》等，都是这类短歌的代表作。 叙事歌：叙事歌的曲调简短，结构方整，带有浓厚的说唱性。其演唱形式均为自拉自唱，用四胡或马头琴等乐器伴奏。演唱者也可以根据情节、刻划人物的需要，随时插入评述性的对白。产生和发展于内蒙古东部农业地区。反映的题材主要有歌颂人民起义斗争和英雄人物的，如《嘎达梅林》、《英雄陶克图之歌》等。表现爱情悲剧故事的，如《诺丽格尔玛》、《达那巴拉》等。反对宗教束缚，向往世俗生活的，如《东克尔大喇嘛》、《宝音贺西格大喇嘛》等。 好来宝：又称“好力宝”。蒙古族传统的说唱艺术，从口头文学发展而成。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相传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多在节日、婚礼和喜庆场合演唱。“好力宝”是蒙古语音译，是“联结”的意思。有固定的曲调，演唱形式有单人、双人和多人，但以单人演唱为多。内容一般有思乡、赞马、民间传说、改编的古典章回小说外，还有即景生情，随兴口编的。既可叙事、又可抒情，有赞颂，也有讽刺。曲目长篇短篇均有。唱词为四句为一节，押头韵。或四句一押韵，或两句一押韵，也有几十句唱词一韵到底的情形。伴奏乐器多为马头琴、四胡。曲调豪放、淳朴，有较多的朗诵成分，具有浓厚的草原风味。著名演唱曲目有《燕丹公主》、《富饶的查干湖》、《还是当艺人好》等等之外，还有汉族的历史故事如《王昭君的故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这种情景交融、法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在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更为突出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高度的美学价值。 据了解，蒙古族复音音乐潮林哆，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辽阔的草原》，音乐语言、曲式结构都是简洁精练的，全曲只上下两个对偶乐句旋律，但却热情奔放，达到形象和意境、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同样给人以辽阔、豪放的阳刚之美。古老的宴歌《六十个美》，仅在一首单乐段淳朴的歌曲中就唱出六十个美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候鸟鸿雁、阳光云霭、明月繁星、山的景色、海的风光、怒放的鲜花、清澈的流水、弹拨的琴弦、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天下的太平……这首歌简直是一本绝妙的思想品德和美育的教科书，美学价值和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区著名音乐人柯沁夫认为，正因如此，蒙古族音乐愈来愈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并以惊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各民族音乐学子、专家走进草原，走近蒙古族。辛沪光、杜兆植、吕宏久、那日松等，许多著名音乐家就是这样，他们学会了蒙文蒙语，甚至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找到蒙古族生活伴侣，吃着蒙古奶食……全身心地融入蒙古族音乐文化乃至蒙古民族之中，把美丽青春、毕生精力、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草原，奉献给蒙古族音乐事业。 ★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产生于我国南北朝时期脍炙人口的敕勒歌，高度形象地勾勒出北方草原的壮丽图画，在被这首诗中描绘的美景陶醉之时，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这“穹庐”之中与诗相伴的“歌”来。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渊源是什么？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是我区第一位出版蒙古族长调专著的研究人员。对于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李世相认为，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及蒙古学研究成果来看，蒙古族音乐发展史可以宏观角度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告诉记者，公元7世纪前，蒙古人祖先一直在大兴安岭山脉与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息，生产方式以狩猎为主。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蒙古人创造了自己富有狩猎特色的音乐文化，如狩猎歌舞、萨满教歌舞等。一般来讲，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 公元7世纪起，生活在我国东北部额尔古纳河沿岸以狩猎为生的蒙古族，开始走出山林逐渐西迁踏上了蒙古高原，在形成游牧生产方式的同时逐步强盛起来。公元1206年，蒙古族伟大的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蒙古各部之时，宣告了蒙古民族正式登上北方草原的历史舞台，顺历史潮流自然成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在接过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力棒后，以自己的方式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动力，使北方草原音乐文化迅猛发展。伴随着狩猎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音乐风格也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形成了蒙古族音乐史上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认为，草原游牧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就长调民歌本身而言，此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过程。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千年历史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李世相介绍说，大约自公元18世纪(清朝中后期)起，随着历史变革及发展，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各民族间的融合交流步伐加快。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渗透到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交流 更为频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调叙事歌、长篇说唱歌曲等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蒙古族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可概括为：短调民歌重获新生快速发展，长调民歌保持特色更加成熟。 ★长调情感内向抒情 蒙古族的长调，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太熟悉的人，往往认为蒙古族音乐(民歌)也应像其外在性格那样，总是铿锵有力充满着骠悍气息。对此，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认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李世相告诉记者，蒙古族民间有许多这样的谚语：“牙齿掉了咽到肚里，胳膊断了藏在袖里。”这种内倾性格体现在蒙古族民歌乃至整个艺术审美观念上。 “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性格，一般都有“骁勇善战，粗犷豪放”的认识，却很少了解其“情感细腻，善良多忧”的另一面。如果将粗犷豪放视为外在性格，那善良多忧则是内在性格，这一阴一阳恰好形成互补。这种内在性格更多的是表现在蒙古民族的音乐艺术中，因此，就不难理解蒙古族民歌的“慢多快少，忧多乐少”的表象，而长调歌种的内在抒情性表达方式的形成也就有了必然性。 ★爱是长调根本主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爱就没有人类世界，更不可能产生艺术。但因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及生存环境的差异等，对爱的表达方式也自然不会一致。 李世相认为，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
我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音乐分化遗产和优秀的传统，有独特的美学思想，理论体系和创作方法。由于民族音乐文化长期根值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为人民所喜爱，所以，重视民族民间音乐，就是尊重本民族人民音乐欣赏习惯的连续性，运用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实施美育，就可以极大提高这种教育的感染力、可行性和深刻性。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6�1雅克�6�1卢梭曾说过：音乐艺术不在于对象的直接摹仿，而在于我们的心中唤起当看到这一事物时所体验过的情感。音乐作为22艺术所给予人的艺术感受叫美感，通过美感使人们得到思想感情上的满足。同时，在潜移默化之中通过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美在欣赏者的思想中引起情感功名和情感体验，从而祈祷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最终达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 审美就是感受、感知和创造美，是人类一种主动追求没的实践活动。它要凭借相应的审美对象才能完成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在于对象上面所凝聚的生活和精神的实质。一方面，人们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形象，促进情感来理解和体察对象世界；另一方面，审美又是一种高尚的情趣，是一种自由的鉴赏，美作为一种理想与道德境界紧密项链。康德认为，人的审美判断同时具有认识和道德的双重属性。审美教育，是培养人感知、感受和创造没的教育，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审美情操，即美育。通过审美的陶冶达到生命的和谐和思想的升华。 那么，作为审美对象的民族民间音乐究竟美在哪里？作为民族民间音乐精髓的民歌、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及民族乐器曲何以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延续发展至今？并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民歌--朴实美、简洁美 民歌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并在人们一代一代的口头相传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的一门艺术。一般都短小精悍，易于传唱、记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如蒙古族民歌《牧歌》、陕北民歌《脚夫调》、《兰花花》等这些作品，在音乐语言、音乐风格上都单纯朴实，清新自然，音乐没有繁复的地位，又没有浓重的和声，知识在独具特色的伴奏音乐的陪衬下，充分发挥旋律的美丽，整个音乐朴实无华而又充满生机，使学生易于接受，同时又能产生极大的感染力。 （二）戏曲音乐--特色美、精致美 戏曲音乐由于它是音乐与戏剧紧密结合的综合艺术，既具有音乐艺术的听觉特征，又需要与剧情紧密结合，需要塑造人物形象，还得注意与舞台动作的配合；既要有戏曲的剧种特色、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有要有代表本剧种的声腔、语言的地方特点及时代特征。如《迎来春色换人间》就体现了上述特征，这一唱段，作品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根据唱词的格律、情绪，予以精雕洗琢，深刻地表达了剧情，塑造了完美的人物形象，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手段，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情节给人以麦的艺术享受，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第一：写中国民歌的分类。50---100字度。第二：写 中国民歌与流行歌曲（或者通俗歌曲）的比较。（在你看来，它们的的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100---200字度。第三：选一到两首（著名或比较广泛流传的）民歌来分析与评价。200---300字度一首。第四：写你对中国民歌的感想。可以用一首来做例子，从歌曲的曲调、节奏、风格、出自那里、怎样流传的？例如：从生活中、一个故事。。。200---300字度。在网上找，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你需要的吧。。。。。
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民族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狭义上的中国民族音乐指的是汉族音乐，简称“民乐”。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却有着更多的样式和内容，如藏族音乐、蒙古族音乐、壮族音乐等。 汉族音乐 汉族音乐代表<<中国婚礼进行曲>>也被称为中国的<<亲嘴歌>>.是中国农村地地道道的娶媳妇歌,歌词是以北方方言<包括河北,北京,天津,黑龙,吉林 辽宁 ,山西,山东,内蒙古自治区 ,河南 等地方>为主,是用咱中国传统的乡音演唱的,让人一听就有亲切感,尤其最前面的那一段童谣会勾起许多中老年人的美好童年回忆,让人感慨万千,让人回味无穷.歌曲虽然是土了一些,可以说是土的掉渣,可是这个土恰恰是歌曲的特色,优点和耀眼之处,也是歌曲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因为咱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咱们离不开土.土是一种美,土是一种自然,土是一种淳朴,是我们中国人灵魂和本质的体现和象征. 其它代表音乐歌曲有茉莉花 , 牧羊歌，兰花草, 小白菜, 兰花花,刨洋芋走绛州, 苏武牧羊, 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有个金太阳 ,凤阳歌 ,凤阳花鼓 ,收秋 ,大红枣儿甜又香等。 藏族音乐 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婉转动听。藏族音乐大体上可以分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佛教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无词的歌颂曲调。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听起来就有高原蓝天辽阔的气象，曲调悠扬，但也是以五声为主。歌舞形式有“果谐”、“果卓”（锅庄）等。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被汉族和西方音乐所吸收。有一些汉族歌曲作者模仿藏族音乐的特点创作了一些诸如《逛新城》、《青藏高原》一类的歌曲。近年来，西藏的藏族歌曲也融入了其它音乐的元素。著名的藏族歌手除了才旦卓玛和主要演唱汉语歌曲的韩红外，还有容中尔甲、亚东、琼雪卓玛等大量在藏区知名度很高的歌手。 正规戏剧方面，现在已经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传统歌剧《格萨尔王》。 满族音乐 中国的东北和北京等地是满族的聚居地。满族最有名的民间乐器是源自清朝的八角鼓。满族的摇篮曲《悠悠扎》等作品很著名，经常被用现代的汉语翻唱。 蒙古族音乐 蒙古族民歌分“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 “长调”有许多无意义的谐音字拉长唱腔，有草原空阔的风格。最有特色的乐器是马头琴，是一种拉弦乐器，由于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个马头装饰，所以由此命名。 壮族音乐 壮族聚居区广西是民歌的故乡，男女青年经常对歌，有人甚至说壮族人一生唱歌的时间比说话的时间长。壮族民歌基本和汉族音乐风格相似，以五声音阶为主。歌词有明显的对仗格式，内容则以象征、比喻等手法表述，以生活中的交流为主，有时歌词也引用中国古典故事和典故。 壮族音乐可以在电影音乐剧《刘三姐》中一窥其妙。 傣族音乐 傣族音乐和南亚地区缅甸、泰国的音乐风格类似，曲调婉转柔美，典型的乐器是葫芦丝和象脚鼓，葫芦丝独特的音色一演奏就是傣族的音乐风格。 纳西古乐 纳西古乐是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老人中间演奏的音乐，据说是从明朝时中原地区传入的，由于当地原来交通不便，和外界交往不多，始终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现在只有一批老人乐队可以演奏，正在培养接班人，是中国14世纪音乐的活化石，受到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侗族音乐 侗族“大歌”是中国唯一采用和声的民歌系统，基本为女声无伴奏合唱，由各声部嗓音的和声配合非常和谐，曾在国际引起轰动，并多次获奖。 维吾尔族音乐 维吾尔族音乐基本是阿拉伯音乐风格，非常注重节奏，用手鼓可以打出多达几十种不同的节奏，乐器主要是适合在马上弹奏的都它尔和热瓦甫，最大的是冬不拉。维吾尔族的传统音乐《十二木卡姆》包罗万象，是许多民间音乐的源头。 塔吉克族音乐 塔吉克族音乐和汉族音乐有较大的区别，善于运用半音，旋律婉转多变，如同山鹰高鸣，最典型的是作曲家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配的歌曲，完全运用了塔吉克民歌的旋律。 朝鲜族音乐 朝鲜族音乐和朝鲜、韩国的音乐基本相同，主要乐器有长鼓和伽倻琴。伽倻琴类似中国古代的筝，比现代的筝小，弹法也不一样，是放到盘坐的膝盖上弹。音乐旋律有其独特的风格。
版本学对今天学术研究的意义亦十分突出。首先，在标点、校勘和影印出版古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版本和版本源流，确定底本。其次，在阅读古书、撰写论文引用古书时，也要讲求版本。比如在引用古籍时，是选择《四部丛刊》还是《四部备要》？是选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还是原刻本？不懂版本学是无法给出答案的。最後，对於今天的图书馆工作，比如编写馆藏古籍书目、撰写善本书志，首先要鉴定版本，这些都要有版本学知识。
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内容为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版本学,是一门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真伪优劣的专门科学。作为版本学的一-个分支，古籍版本学在古籍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订正、修缮古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特别是其中可能有藏书家进行修改、删订，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而古籍版本学就是让我们研究这些古籍的流传与递变，教会我们分清优劣、辨明真伪的一门学问。古今伪书极多,情况比较复杂,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古籍版本形式多样，鉴定版本，研究版刻流传情况，可以帮助我们鉴别伪赝古本，去伪存真，保护真正的宋元善本，也为古代的文史研究提供可信的文献资料。甄选出其中的优秀版本，剔除其中的伪书、讹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