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嘛、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可以激发人的活跃性、调节人的情绪、中国人喜欢喜剧、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又不老的心理、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嘛.国人喜欢喜剧在于国人的心理。
分析喜剧模式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1. 导演艺术的起源 导演和导演艺术都产生于戏剧。我们所熟知的艺术形式中,戏剧是最古老的艺术门类,其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戏剧初始,演出形式和剧本故事简单2. 导演在戏剧作品中的地位 导演,是二度创作的中心环节,它将文学剧本的一度创作和观众的三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戏剧团体中处于艺术创作的中心位置3. 导演与戏剧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这问题本来就比较有问题，中国人并不是更喜欢戏剧……但是提供一个观点：可以从京剧的发展来谈，京剧向来是有一种比较热闹的气息，而其中的四大行当中的丑行也素有“无丑不成戏”的说法，而这或许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写作思路：根据《范进中举》整个故事，联系范进不得意的前不生和中举之后发疯的事件来描写是悲剧还是喜剧。
范文如下：
无论剧中排场如何之大，场景如何热闹繁华，剧中人如何顺风顺水乘风扬帆，它的精神内核始终沉淀在外衣之下，蕴含在文字的背后，隐藏在社会的大框架中。《范进中举》虽然是写范进中举后的飞黄腾达，但其实却是隐射繁华之后的凄凉，于大悲大喜中见社会和人的悲哀。
先看范进中举前后众人的变化。其中最“亮眼”的当属胡老爹了。范进中了相公，胡携酒带礼奔驰而来明面为庆贺，暗里却是来教训范进。“我自倒了霉运，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考了35年中个相公，是人生晚年得志，实属不易，而胡老爹一通话，一个“带携”便把功劳全划到了自己名下。
可回忆当初自己的嘴脸：“坏了规矩，脸上无光”，“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不带一个脏字，却极尽讽刺之能事，实乃骂人“高手”。范进无法反驳，第二日进来借钱，以参加乡试，然胡老爹竟一口哫到他的脸上，还大骂范，好一个凶声恶煞，粗鲁无趣的屠夫形象跃入眼帘。如此尖酸刻薄的亲人，如此冷漠无情的亲情，以一推多，社会莫不如此，又怎能不是悲剧。
再看看胡老爹的嘴脸。在范进中举后，他迅速掌握川剧精髓——大玩变脸，成为名副其实的变色龙，一条没有骨血的变色龙！说“把女儿嫁给好人”与先前“骂范进没钱”形成鲜明对比，直看得读者张口结舌。
再来看看范进发疯的原因，好端端的中了进士，成了老爷，怎反而疯了？激动的！为何至此？这是一个要探究的原因。试问一个人酒足饭饱，丰衣足食，妻儿和睦，过着“游人把酒且只从容”的闲适生活，如何能被一个喜帖“惊”疯？想来答案已经揭晓。
岳父的欺压嘲讽，嗷嗷待哺的小儿，凝重殷盼的妻女，半生的煎熬挑读，满头的银白……如今苦难即将成为历史，喜极而来的是京报连登的荣耀，金玉满堂的富贵，呼风唤雨的权位。如此大的反差，才让他的承受不堪之重。
如若我是范进，也定会喜极而疯！然而正是这大喜中的大悲，大悦中的大哀，更加叫人无法名状，在参透了其中滋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后，如何不叫人彻骨的悲凉。
然而，文学从来不是架空于虚无之上，没有痛彻心扉的生活体验，作者也无法写出这样的经历。而本书作者吴敬梓正是故事中范进的一个影子。出身地主家庭，早年丧母，随后丧父，家境发生变化。
他为人豪爽，好施舍，不懂如何过日子，没几年就家道中落了。早年曾考中秀才，算个儒林士，晚年家中却“无米做炊”，被人当成反面教材告诫子孙。写《儒林外史》时，他心中当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楚和孤独落寞吧。在这样风云骤变的社会，这样独特清醒的作者怎么会去用喜剧麻痹自己呢？
军旅剧，让人想到的画面就是金戈铁马、热血战场，友情兄弟情甚至师生情都可以有，但是爱情在军旅剧中应该都想象不到吧，但真的是如此吗？让我们一起从《王牌部队》了解军旅剧。
可以看出，受欢迎的这几段爱情戏，有几个共同点：
一，戏份少：无论是秦赵、姜童，还是张飞与阿秀，他们都是配角，而且主要戏份都是工作训练，爱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是辛苦训练中的一点甜，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放松的调剂。
二，符合年代军旅特色：除了姜卫星对童冰的高调之外，其他两对的交往，都有着那个年代的特色：既羞涩含蓄，却又敢爱敢恨。但姜卫星高调，也符合他的人设：一群大小伙子看到女兵就喜欢起哄，表达爱意的方式也很直接，女生表面嫌弃，实际也是喜欢的。
由此可得出军旅剧可以有爱情戏，只是必须是恰到好处的爱情戏。
我认为电视剧《王牌部队》是军旅剧。
首先它的背景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时的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军队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转型，这是许多军旅剧比较少的时代，还有包括对越反击战的描写。这是
剧中还对军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进行较为详细的描写，剧中也有不少感人的情节，战争后的痛苦和死亡，是许多战争剧一直被排挤的，但却是现代战争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许多军旅剧对战争后带来的影响描述都不够详细，更多是战争时的宏大和壮烈，这是《王牌部队》比较有特色的一点。
军另外《王牌部队》中展现的80年代，虽然不是战火连天的国家环境，但是当时人民对参军的热情丝毫不比开国的时候要差，里面的人来自大江南北，他们怀着各种理想在一趟火车上进入部队，从互相不顺眼，到最后一起努力为国家奋斗。
我相信大家通过这部剧会认识到新一代的军人，他们同样有非常顽强的意志跟决心，一步步成长见证了国之重器的蜕变之路。大家用浓墨重彩描绘出军事国防的希望与未来，开创新的未来。
我觉得巜亮剑》这部军旅题材的影视剧最好看，真实的反应战争的场面和军人的本色。
演绎了人可以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去牺牲的热血军魂，很多军人他们都是无惧前路的风险的。
《决胜零距离》由许永昌执导，杨文森 、王思锋编剧，经超、郭艳、孙祖君领衔主演，丁海峰、石兆琪、关亚军、钱志特邀主演，肖聪、姜艺声、王铮、宋晨、许敏、苗韵桐、王岚、王建福、罗彬、靳飞、宫政、柳扬主演的大型军旅电视连续剧；该剧讲述了在战区陆军组织的一场名为“绝杀·死地”的演习中，骁狼特战队在队长贺天高和老队长柴胜华的带领下，勇猛破袭蓝军猛虎旅的两个作战单元，并与妄图破坏此次演习的境外恐怖势力作斗争的热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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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Sino-America Cultural Differences Reflected from the Confict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The Joy Luck Club 不超过20字。。。减来减去做到了
你要英文的我还好解决点,论文就写的这部小说章回体的叙事手法中文懒得写了，你凑合看下把，也不知道你要多少字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甫一出版即大获成功，当年曾经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旋即改编为同名影片，影响深远。 小说描写了四位性格、命运各异的中国女性抛却国难家仇，移居美国，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的生活经历。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虽已身在异国，却仍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女性，国难家仇可以抛在身后，却无法抛却与祖国的血脉亲情。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虽外表看来与母亲非常相像，却是在迥异于中华故国的价值观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并不得不亲身承受两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冲撞。母女之间既有深沉执著的骨肉亲情，又有着无可奈何的隔膜怨恨，既相互关心又相互伤害……不过，超越了一切的仍是共同的中华母亲，是血浓于水的母女深情。 在《喜福会》中展现的，是我们广大中国读者所笃知和熟悉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母女情：女儿们的孝顺，服从，忍耐，守礼，哪怕受到母亲的唾弃，但在母亲临终前，还是赶来送终，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甚至不惜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给母亲作药……而中国式的母爱，更是铺天盖地，震撼人心的伟大，是一种彻底、全部、忘我的牺牲，这在我们每个中国读者，也是深有体会的。中国的母爱：从孩子生下来起，直到他(她) 成家，发展到近年父母们为儿女找对象、为他们张罗婚礼、婚房、办喜筵、生下孩子又帮助带，有的一家三口，做父母的都三四十岁了，却还要啃老过日……可不管怎么，中国式的母爱，我以为是世上罕见的一种牺牲，她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这样，是因为她们的母亲，母亲的母亲，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过来的。 可那些美国女儿们：虽然也是黑头发黄皮肤，其中有一位已经有一半的白人血液，但她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是由“可口可乐和意大利面喂大的”。她们不懂，或者只能讲不能读中文，也不了解中国，把“太原”错听成“台湾”，她们确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这些美国女儿也笃爱着自己的母亲，却不能忍受她们中国母亲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母爱。正如其中一位美国女儿所说的“中国母亲表示她们的爱，往往不在乎关心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的困惑，他们的不安，却更关心他们的吃，不断塞给孩子们春卷、八宝饭——却很少问他们在想些什么……”确实，她们对中国妈妈的填鸭式喂食，一心一意望女成风而丝毫不尊重女儿们个人的意愿，那种专横又慈爱的干涉，令美国女儿们哭笑不得，有时确实也恼怒不已。于是从小，她们就不得不苦苦地为自己的一丁点独立和权力而与中国母亲们抗争着。从抗议做个神童宁可做个普通孩子，直到结婚或离婚这样的大事，都不愿母亲来干涉。美国社会教会她们美国的生活准则，她们习惯成自然地按照美国准则生活，这些美国准则，恰恰又是她们的中国母亲嗤之以鼻的“游戏规则 ”。比如按照美国准则，女儿坚持即使母亲来造访，也得先给打个电话预约一下。母亲则认为母女间何须如此认真？母亲认为女儿的成功就是自己的骄傲，而女儿则认为她是她，母亲是母亲，母亲不应以女儿的成就而四处夸耀。女儿送给母亲一套餐具不见母亲使用，便认定母亲一定不喜欢这套餐具，其实母亲是因为太喜欢这套餐具而不舍得用。女儿碰到婚姻危机，宁可找心理咨询医生而不找自己母亲诉说，母亲则认为心理医生只会令人越弄越糊涂，这种事天经地义应该向母亲诉说……诸如种种貌似生活小事，却造成母女间某些障碍，然而又动摇不了母女间的天然深情，如是恩恩怨怨，相爱又相斗，永不会停止，直到其中一个离开人世，另一个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样执著地爱着自己的母亲！ 书中的四个中国母亲，都是解放前离开中国大陆来到旧金山的，她们每个人，都将自身的一部分，永永远远地遗留在中国大陆了！然而，她们不得不入乡随俗，凑合着美国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她们信奉上帝，也畏惧海龙王，在一次仿效美国生活方式的海边野餐中，他们中的一个家庭丢失了个儿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她们只觉得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母亲们为着给小家庭争一席安宁之地，几乎天天与某种说不出的惊恐在抗争，担心着某种殃祸成为事实，避免着种种暗礁旋涡，犹如古代受凌迟之罪的犯人，一刀一刀地承受着痛苦，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才得到解脱。母亲们最不放心的，是自己的女儿。女儿身上，寄托着她们种种未遂的心愿，她们希望生在异国的女儿，能成为一只华贵的天鹅。然而事实却令中国母亲们失望：这些女儿们只是“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傻瓜”，母亲们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从而发出“我与女儿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的悲叹。为了与女儿沟通，母亲们苦口婆心地给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女儿们的反应只是，不停地嚼着口香糖，然后吹出一个比脸颊还大的泡泡！ 《喜福会》是一部表现中美文化由隔阂、冲突到最终融合的小说。通过对母女两代人之间从误解、冲突到沟通、理解的描写,谭恩美在她的作品里面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把东西方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过程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探讨了出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母女关系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沟通,因而具有比较广泛的意义。谭恩美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血管里却流着中国人的血。她不仅对美国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她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旧中国社会妇女的命运;她又用华人的眼光来审视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特别是妇女的生活。小说讲述了四个美籍华人家庭母女两代的故事:母亲们在旧中国受尽磨难,最终远离故土赴美国以求生存;女儿们则生在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书中展现了两种文化的交织和冲突以及两代华人妇女的不同遭遇和欢乐、痛苦,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
最好的评论是小说喜福会的译者在结尾处写的你可以借下这本小说看一下当然，这个电影基本上忠实了小说看小说还是更容易理解些
《喜福会》小说的主题思想：华裔女性面对美国种族歧视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霸权话语，建立自信、走出自卑、实现心灵的回归。自卑只是华裔女性在种族歧视下产生的表面失衡，而究其深处则是族裔身分的迷失。处于夹缝状态的华裔女儿们最终在母亲们的鼓励下建立自信，走出自卑。文本中，几位华裔女儿形象尽管有落入刻板印象窠臼之处，却是作者基于真实生活所独创的新华人形象，这种独创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 。 第一代华裔女性的记忆，有一半留在中国，她们在美国语言不通，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只能把“她们”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第二代华裔女性，她们出生在美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又无法摆脱自己的华裔分化身份，生活在夹缝之中。她们是具有华裔血统，却又出生在美国。为了实现自己成为美国人的梦想，她们努力挣脱美国社会所普遍认为华裔的刻板形象，在作品中刻意塑造一些正面的华裔形象，但是同时又体现了中国文化，这其实正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一系列冲突与矛盾的体现。 第一代女性的“美国梦”《喜福会》中所描写的第一代华裔女性都经历过贫穷、战乱以及封建制度带来的种种痛苦，她们已年过中年，且语言不通，在唐人街从事着一些低体力劳动。她们带着在战争中的伤害以及旧中国封建压迫的记忆来到美国，由于不懂英文，又面对不同的文化，使她们在白人主流社会无所适从，只有通过打麻将才能抒发自己压抑的情感。身处美国社会，白人作为主流，她们被进一步边缘化，她们的声音也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她们只能保持沉默。好不容易从苦难的生活中逃离出来，那些在美国的母亲们对于自己的下一代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对于自己曾经所经历的痛苦经历，她们更愿意独自忍受，对女儿从来不提起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为了能够让女儿们更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她们虽然自己讲着蹩脚的英文，却鼓励女儿不讲汉语讲英文，希望她们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做真正的美国人。然而，正是因为她们曾经的悲惨经历，使得她们对于女儿们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给女儿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她们变得很叛逆，与母亲们开始了一段长长的疏离期。女儿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母亲。母亲们的梦想都寄托在女儿身上，而女儿们的疏远让她们的梦想遥不可及。 母亲们带着各自不同的过去到达美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为梦想打拼，让希望流传。 第二代女性的“美国梦”第二代华裔女性出生在美国，她们受到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有着开放自由的思想，但由于生活在华裔家庭中，又难以摆脱其父母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她们嫁给了白人，但由于文化差异很难获得美好的婚姻。她们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当中，和自己母亲也有着隔阂。她们渴望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主流的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求建立多元文化融合的和谐社会。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她们一方面不断听到母亲关于恢复传统文化的诉求，一方面又想在主流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被边缘化。她们处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之中，她们的美国梦就是希望确定自己的美国身份。美国文化是她们出生以来就接受的文化环境，而生活在中国家庭模式下的她们却认为中国文化是别人国家的文化。《喜福会》中提到的“如果你展示一张脸，就必须牺牲另一张脸。”体现了华裔美国人的主体性分裂。龚琳达虽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她回中国后中国人却认为她是外国人。可悲的是，在美国人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他者，而在中国人眼中，她们也是他者，她们的身份在两种文化的双重边缘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第二代华裔女性认为，她们的母亲很难适应美国社会，因为她们母亲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的。对于母亲们的不满也体现在很多具体的事件中，她们反抗自己的母亲，其实也是在主动否定中国，想让自己变成纯正的美国人。从《喜福会》中女儿的婚姻选择来看，她们都选择白人作为自己的丈夫，是对于成为真正美国人的梦想追寻所做的努力。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女性，谭恩美等当代华裔女作家们，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又有着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族裔身份，这使她们感到迷惑和彷徨，她们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女人”。“对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追求是内在于华裔女作家文本的特质，是使她们的文本集合的共同点。”她们与自己的母亲关系不和，希望能与传统落后的旧中国封建思想决裂，希望能够完全融入到白人主流社会中。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女儿是西方文化的拥护者，母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代表着两种文化的碰撞。女儿们在面对美国主流文化时，她们身上不可抹去的中国文化又时刻影响着她们，通过对母亲过去的了解，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融合，代表着中西方文化的消解与融合，同时，也修复了和白人丈夫的关系，体现出作者渴望在中西方文化中寻求自我的整合，以树立自己理想的族裔文化身份。虽然很艰难，但是在故事的结尾，母亲和女儿们还是通过互相的了解化解了矛盾，融洽的母女关系使得作为第一代华裔女性的母亲和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女儿的“美国梦”达成了统一，即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同时，也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享受融洽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喜福会》作品中的四位母亲——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映映·圣克莱尔虽然曾经历过截然不同的往事，但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心怀忐忑和模糊的憧憬，毅然踏上了全然陌生的国度，固执地要使她们自己在美国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来，期待着结出自己人生的美满果实。她们的人生，在她们各自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后，已然殊途同归，一个个看上去个性迥异的母亲很轻易就彼此相认，成立了充满中国寓意的“喜福会”，为她们在异国冷漠无常的天空下，保留了一丝属于自己的温暖。她们都是在美国扎了根的“中国式女人”。四位母亲逐渐地学会在磨难中累积生存的智慧，最终得以坚强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她们把美国未竟的事业和永远怀揣的梦想在轮回中交给了各自的女儿，连同她们用生命铸成的人生真谛一起，告诉女儿们无论怎样都要抓住那唯一的白羽毛。从琳达和映映的不幸婚姻与生活遭遇中可以看出，女性虽然仍然处于从属地位的轮回中，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但却透露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信息，她们已经具有了反抗意识，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制下，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然而她们在旧中国遭人践踏的时候己经不像本土女性那样顺从，成为父权制文化可怜的牺牲品。她们仍然有着母辈特有的坚忍，但这坚忍已被赋予了新的方向，即不再仅仅是消极的顺从忍耐，而是在逆境中不屈地寻找新的出路。 小说创作中的象征旨在展示隐匿在看得见的事物、现象背后看不见的思想，即展示事物背后的心灵隐秘和理念。而意象是以可感性语词作为外壳的主客观的复合体。在小说的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背景中，意象常常是构成背景的一部分。在同一作品中，一个意象如果反复出现，它就会不断地累积起自身的象征意义的分量。麻将在《喜福会》中，某些隐喻象征性质的意象反复出现很多次，虽然它们的隐喻性象征性不尽相同，但指向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像或明或暗的光束，同时聚焦于一个焦点即作品的深层意蕴。在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象就是麻将。小说的标题“喜福会”是一个麻将会名称，最初由四位母亲之一吴素云在桂林发起成立。当时正值日军大举进军侵略桂林。在战争阴影笼罩之下，为了排遣内心的恐惧慌张以及烦恼不幸，吴素云和其他三位从沦陷区逃难的女性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她们称之为“喜福会”。她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讲各种有趣的事，并且每次聚会上都竭尽所能的做上各种讨口彩的吃食，以此来获取欢悦，打发难捱的时光，又希望可以交到好运，表达她们对生的祈求和期盼。1949年，当吴素云怀着对新生活的梦想踏上了美国旧金山之后，她没有料到新的环境遇到了新的挑战。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卑微和失语使她从一开始便成了白人眼中的“他者”。在这种境遇中，生存的本能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她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谁，而过去则成了她们了解自我、生存下去的唯一依赖，记忆成了找回过去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吴素云和与她有着同样境遇的许家、龚家、圣家成立了第二个喜福会。喜福会承袭了第一个麻将会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大摆吃食的传统，而且还闲聊家常、商讨投资。喜福会是吴素云们重建的一种过去的记忆，是一种对自己年轻时不屈记忆的提醒，给她们提供了一条与失落的过去紧紧联系的纽带，而那“过去”是她们再也不能回归的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她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聚在一起打麻将，纵情吃喝，并且谈天说地——不厌其烦地、聊的总是关于中国的事情，直到那些故事几乎都快变成了神话。对母亲们而言，喜福会是个非常重要的聚会，而对于她们的女儿们而言，她们只觉得困惑与不解。吴精美在她小时侯就认为喜福会只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神秘古怪的中国人的社团，就好象三K党的集会，或者是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喜福会中其他母亲的女儿们也从来没有关注过母亲们的聚会。但是自从母亲去世后，吴精美听到了喜福会上阿姨们讲的她母亲的故事，最终理解了母亲，并且完成了母亲宿愿。整个故事是从吴精妹开始坐在麻将桌的东边既她母亲的位置到她回到东方即中国结束，这标志着母女两人世界从不理解走向理解，从对抗走向和解，从分离走向继承，也是女儿走向回归的旅程。由此可以看出喜福会不仅是母亲们过去记忆的延伸，精神的继续，而且还是连接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和西方的桥梁，也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开始及其延续。衣服衣服的传统功能是为了遮盖御寒和舒适美观。而在该小说中衣服却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文化身份的象征。“在谭恩美的小说中衣服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是表明文化的混杂和冲突碰撞，二是代表某种伪装的身份的隐藏、逃遁，或是表演。”吴素云在桂林时，为了躲避日军的侵袭，只身带着一对双胞胎逃往重庆去寻找丈夫。在逃亡的路上，徒步走了几天，双肩背着两个婴儿，身上又拉痢疾，已经是疲乏和虚弱到了极点。无奈之下，只好扔掉行李，到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把双胞胎女儿也扔在了路边。待知道丈夫已去世之后，她觉得自己已失去了一切，已经一无所有了，“除了衣服和希望”。可见对吴素云来说，衣服与希望等同。1949年吴素云移民美国时，只带了一只破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的，是一满箱漂亮的丝绸衣服。到了旧金山之后，那些亮晃晃的衣服却完全不适合她的新生活，只好被收了起来。吴素云必须得穿上当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的旧衣服，然而那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在她的眼中，丝绸衣服不仅是她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更是她所紧紧固守的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上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即她的文化身份，而当她一踏入美国这个白人的世界里，马上就被套上了他们的那一套：“上教堂”，进“读经班”，“合唱练习”，就象那些美国人的衣服，尺寸大，根本不合身。在美国的华裔母亲们的文化身份成了无根之木，既丧失了中国的基础，在美国又得不到承认，处于一种卑微失语的地位。在失落中，为了在新的环境中保持与过去的联系，她们只好建立自己的聚会——喜福会，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聚会中，她们“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这表明在母亲们的身上，衣服已经显现出两种文化的混杂、冲突与碰撞。顾映映从天使岛移民处出来时在美国照的第一次相，身上穿的是一件中国妇女传统的长及脚踝的旗袍，而上身套的是一件老式的西式外套，有垫肩的宽门襟式样，配着很大的同色纽扣。顾映映这身古怪的装束，把东西方两种元素矛盾而又冲突的混杂在一起，“这种视觉上的冲突反映了顾映映自己思想中的冲突。小说中有很多例子是角色的穿着表现着一种错误的身份。许安梅在和她母亲一起赶往天津的途中，发现母亲从上到下换了一身外国女人的打扮，而随后她自己也被母亲从头到脚换上了一套大大的她从来没有穿过的洋装。后来安梅到了母亲的那个男人即吴青的豪华的家之后，才知道吴青是靠外国人发的财，他十分洋派，喜欢洋货，所以她猜测母亲这样穿着打扮是为了讨吴青的欢心，其实只有也这样才能给安梅更多的保护和经济保障。吃食在中国文化中吃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华裔女性文学中，吃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女人的传统角色就是为全家采购和准备每天的饭菜食物。在《喜福会》中，随处可见谭恩美运用吃食这个意象，“食物这个意象在小说每个独立的叙述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维系着家庭和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表现着共享——并提供着一种有助于在遗忘中重拾个人历史的语言代码。食物使母亲与她们的女儿用平常的语言进行交流；食物对两代人来说是情感的家园。”在小说的第一个故事中，作者就通过吃食把两代人之间和四个家庭之间建立了联系。当吴精美准备代替去世的母亲成为喜福会的一员时，她想起了下一轮的聚会本来是由她的母亲做东的。因为上一次的聚会上龚琳达阿姨做了一锅赤豆汤，而她的母亲吴素云，是喜福会的核心成员，所以吴精美打算下次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她们尝尝。喜福会是大家在一起搓麻将、讨论股票投资的聚会，同时又是吃的盛宴。在每次的聚会上，四家都要纵情吃喝。在吴精美参加的这次喜福会上，有“大量的吃食”，馄饨、炒面、炒杂烩、烤猪，有各种不同馅的“手指”样的东西，还有些根本叫不上名字的“营养品”，大家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聊着有趣的事情和争论着各自的看法。在小说的结尾处，精美回到中国时，她和她父亲、姑妈以及一大堆中国亲戚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居然是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派和冰淇淋，地道的美式快餐。一桌美式快餐在中国把大家都团聚在了一起。吃食这个意象使母亲们找到一种能概述她们过去记忆的依托。当龚琳达讲起她过去不幸的婚姻的时候，她的叙述中都穿插着不少关于吃食的记忆：她见到她被许配的丈夫是在一个吃红蛋的酒席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满月酒上；她作为童养媳进入洪家的第一天便开始站在小矮桌前帮着切菜准备饭菜；在婆家的每天她都在琢磨怎样做出好的菜肴来讨得婆婆和丈夫的欢心；在她和天余结婚后，每天早晨她都要炖一只童子鸡熬鸡汤给丈夫做早餐，晚上又要煮八珍汤给婆婆吃。而顾映映关于童年时拜月亮娘娘的记忆也是充满着对各种食物的回忆。在拜祭月亮娘娘的那天晚上所吃的食物她有着精确的记忆：一大篮粽子、苹果、石榴和生梨、腌菜、咸肉、月饼、炒杏仁、虾子等。在对吃食的记忆中，夹杂着捕鱼、杀鸡、剖鱼等一些回忆。尽管顾映映后来住在加利福尼亚，但是童年时在中国吃食的记忆已成为她整个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对许安梅来说，食物是联系她与外婆也就是“婆婆”之间伤痛的记忆之物。安梅四岁时，被饭桌上的火锅汤烫伤了脖子，是婆婆整夜整夜地陪在她身边，不停地用冷水敷在她火辣辣的脖子上以减轻疼痛，使小安梅能安然入睡。在婆婆临终之际，小安梅亲眼见到母亲从自己手臂上割下一片肉放入正在给外婆熬煮的汤药里，希望用这样古老的办法来医治临死的外婆。在这里，母亲的肉已不仅仅是可供食用的药方，而是一种切肤之痛以及这痛苦所意味的价值。吃食有着一种文化特殊性，区分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两代人，代表着一种文化。薇弗莱为了让母亲同意她和里奇的婚事，决定带着里奇去她母亲家吃饭。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什么大事通常是在饭桌上解决的。而且在饭桌上有无数的讲究和礼数。里奇不是中国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餐桌上，里奇的整个行为象是表演，糟透了，薇弗莱想“我解救不了他”。里奇买了薇弗莱父母根本不喝的法国酒；他不会用筷子但偏要用，结果把一块沾着浓浓酱汁的茄子掉在了裤裆上；他拒绝尝绿色蔬菜；他没有称赞反而批评女主人也就是薇弗莱母亲所做的菜等等，他还照美国人的习惯直呼两位老人的名字。饭后里奇却自我感觉一切很好，认为薇弗莱的父母和自己很合得来。这个象征意象都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维系两代人、家庭之间的纽带，是连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的桥梁。谭恩美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又以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将东西方结合起来，使得《喜福会》成为中西合璧的优秀作品。作品中母女之间矛盾的最终和解象征着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向。这正是美国华裔作家一直在探寻的和解之路，表达出新一代华裔能包容中美两种文化，取长补短，达到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望。 《喜福会》作品中，使用了多种叙事手法，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一个独特的手法——故事环。整部作品共有四个大部分组成，而每一大部分由十六个独立的叙事情节构成。从形式上，叙事情节个个独立，放在一起又是一个大故事的形成。看似复杂的布局，清晰明确地表达了主人公之间复杂的关系，母女之间的关系描写十分感人。《喜福会》作品中的故事环紧扣母女关系主题，表现出勃勃生机。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将中国传统女性和她们的家庭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将母女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带给读者新颖的阅读视角。 “四结构”章节布局与人物关系作家谭恩美在写作中看重和谐与平衡，写作技巧独具一格，《喜福会》是一部划时代的反映文化矛盾冲突的小说。谭恩美在写作技巧方面充分融合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和西方的“四季理论”，在整体构造上使用了故事环的文学体裁，以细腻的笔触将作品中女性内心的丰富世界展现出来，使得作品中四位母亲以及女儿们的形象异常鲜明。与众不同的结构模式表达四个家庭中母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从不融洽到融洽的过程。《喜福会》文本，在四个大章节中暗含着主人公母女之间所处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章节是“千里鹅毛”，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述四位母亲的早年经历以及漂洋过海的背景。“鹅毛”暗含着精神财富，代表了母亲留给女儿们的精神理念。《喜福会》作品中出现很多女性形象，女作家谭恩美有意识地将吴精妹放置在比较明显的位置，成为女儿的人物代表形象。在作品的第一章节和第四章节，吴精妹的出现都伴随着母亲的故事。在《喜福会》第二和第三章节部分，主人公女儿讲述了两个关于自己的小片段, 其中以吴精妹为代表在故事环的每一部分各讲了一次。正是吴精妹的这四个小故事贯穿整部小说，才使得整部作品有了一个明显的中心主题，所有的故事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通过四对母女之间关系的表现，作者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达得非常清楚。在作品的第三章节中，女儿们对于母亲的做法逐渐地理解和接受，对于母亲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母女之间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后的章节中，吴精妹由于对母亲的理解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变成一个全新的吴精妹。和双胞胎姐姐的相认更使得她终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感情。 “四结构”模式中人物相互理解小说《喜福会》中的主人公母女关系是推动整个“故事环”及环中各个故事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四结构中的第三个部分，女儿逐渐长大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母亲永远不会放弃女儿，女儿也会时刻想着了解母亲。女儿长大之后总会回想起母亲深沉而又含蓄的母爱。在遇到难题之时她们尝试着用母亲传授的知识和经验去解决，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她们曾经极度排斥的母亲所教授的知识在现实之中极为有效。通过这些故事情节的描写，作者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涵义：女儿和母亲永远都是同一的，女儿是母亲另一面的表达。文本第四部分，从吴精妹代替逝世的母亲在“喜福会”麻将桌坐下开始，这个从东而始、以东而终的过程，预示着文化从隔阂、冲突到最终融合的必然性。时光飞逝，女儿们在各自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经受了事业以及婚姻上的挫折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并变得成熟。她们原本深深认同的观念也有所转变。她们自小感受到的母亲的严厉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她们渐渐地醒悟过来，缓和了女儿们同母亲们之间的矛盾。“起飞”代表着母女之间的融合与沟通障碍的化解。主人公吴精妹在母亲去世后对过去的种种感到无比的内疚，后悔过去没有珍惜和认真倾听母亲的教诲。吴精妹回到中国看望两个孪生姐姐。当她站在自己母亲出生地的土地上，拥抱着孪生姐姐之时才真正地理解了母亲过去的话语和母亲对她未来的期望。至此，女儿和母亲之间的文化隔膜和冲突才真正地消失，两代人化解矛盾走向融合，最终得到心灵的回归。
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
中国当下情景喜剧研究 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情景喜剧在美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成熟。多方面的理论指导与评析使得美国情景喜剧有丰富成功经验。它和情节系列剧、电影(包括电视电影)是美国晚间黄金时段的三大影视剧类型，收视率往往也是名列前茅。 然而，自1994年我国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问世以来，这一节目类型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十多年的成长并没有使得它具备一套完善的制播制度，在播出与收视方面也受到冷遇。尽管情景喜剧的拍摄技术日臻完善，情节、笑料、表演也更加成熟、更符合大众的口味，但它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说到底，情景喜剧就是一个30分钟的表演，演员们在人们熟悉的情境中娱乐观众。在整个电视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喜剧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情景喜剧的生命力之所在。 回首中国的情景喜剧之路，从1992年《我爱我家》火爆荧屏算起，15年里有过里程碑似的“创始期”，有过后劲不足的“思考期”，也经历了“高潮”和“平淡”。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棣所说：“中国的情景喜剧第一部作品就直接达到顶峰，其后却江河日下。”虽然随着《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优秀作品的热播，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发生了改观，情景喜剧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电视传媒格局中找到了位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但同时，这个剧种的发展又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一般采用栏目化播出，时间固定，各集故事相对独立，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大都在摄影棚里录制，基本不用外景；市民化，以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靠语言来取胜；流水线创作，多采用即制即播的模式，更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挤在这些已经基本上被格式化的框框里，不少作品情节夸张、笑料庸俗、编造痕迹过重，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和立得住的喜剧人物，尽管编导们做出种种努力，情景喜剧的创新之路却仍然越走越窄。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观察，情景喜剧创作“技”的成分越来越多，而“艺”的成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情景喜剧创作越来越重视‘制造’，而慢慢放弃了‘创造’”。更有网友尖锐指出，中国的情景喜剧已经进入了一个见好不收、照搬照抄的时代，十几岁的中国情景喜剧就已经开始写回忆录了。 有专家指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文化价值的流失等因素特别是创新意识的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而如何贴近老百姓，是情景喜剧的生命线，也是目前情景喜剧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从《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剧的热播，可以看到中国情景喜剧的市场并未消退。一头是观众的旺盛需求，一头是观众的审美要求。情景喜剧有需求缺内容成了电视荧屏一个不小的“痛”。 从目前社会整体环境上看，情景喜剧的创作题材、讽刺力度等，都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条条框框约束，只能在各剧种的边缘走来走去，讨一些彩儿。在尚敬看来，题材更开放，讽刺更有深度，制作更精良，应该是未来情景喜剧努力的方向。 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的英达同样感叹，情景喜剧的创作环境很苛刻，“我们只能开拓，看看还有什么飞禽走兽可以吃。喜剧的百花齐放迟早会来到的，我们不会一味地歌功颂德，这不是喜剧的功能”。 我们的一些观众比较喜欢看别人受讽刺，但是不能看到自己或者与自己相近的这一类人受到讽刺。因为观众容易“火冒三丈”，情景喜剧的创作者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避免观众的这种激烈反应。结果造成情景喜剧创作上跟风、克隆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情景喜剧在题材上的原创性与开拓性。 然而失去讽刺，情景喜剧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想在夹缝中冒头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社会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电视观众要开得起玩笑，带着自嘲的心态来观看情景喜剧，以一种坦然的心态面对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举重若轻”吧。 我国当下情景喜剧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沉重的生活态度的解构。这些针对“80后”而创作的情景喜剧目的绝非“恶搞”,而是在独特的形式下,包含着向善求真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内核,这恰是符合现代人的特别需要的。 以上回答纯属参考 回答者： mhsmhslove - 六级 2010-9-1 11:38 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
好复杂哦。。。。没看懂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资源，近年来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即在延续“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它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拓展，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的转换透露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轨迹。全文电视剧“亮剑”现象 准确把握观众价值取向全文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京剧艺术最早起源于昆曲，从历史上看，由汉乐府至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最终又有了西方体系的音乐，这种音乐可以说是现代流行音乐的前身，现代音乐虽然说与古乐不同，但其却是同根同源。从现代流行乐上我大可分为通俗、摇滚、流行等等，摇滚由上世纪引进的，但要明确的是中国流行音乐其文字上绝对是汉字。从汉乐府音乐可以看到中国音乐源远流长，现代音乐形式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演变过程，昆曲是从宋词元曲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清乾隆中期徽班进京促成了京剧艺术的扎根于京城。《同,光十三绝》的诞生就生在此时。刘赶三、谭鑫培、程长庚、梅巧玲可说是形成现代京剧的分水岭，他们影响了现代的京剧流派。谭鑫培老先生在中国第一部电影中担任演出，而第一张唱片也是谭先生录制的，可见京剧的出现影响了流行音乐。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梅派经典唱段梅派音宽清亮圆润甜脆 集京剧旦角艺术的大成，综合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特点，创造出自己特有的表演形式和唱腔。武戏较多，比如《杨家将》，铿锵有力。唱腔特点：要求演员的嗓音高宽清亮、圆润甜脆俱备，音域宽广，音色极其纯净饱满。由于功力深厚，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故其唱功从不矜才使气，始终保持平静从容的气度，从而高音宽圆，低音坚实。程派主要以青衣为主，也就是小姐，温文尔雅唱腔特点：结合倒仓后嗓音变化，出现了脑后音和诡音的特殊情况设计的。故在唱、念上形成收放吞吐、强弱高低的鲜明对比。《贵妃醉酒》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倾尽毕生心血精雕细刻的拿手杰作之一。剧情：杨贵妃在百花亭摆宴等候唐明皇，唐明皇却忽然驾转西宫。贵妃失宠，独饮遣愁。有资料说此剧源自昆曲剧目，由其唱词结构可见一斑，尤已开场的〔四平调〕为京剧珍品：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奴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啊，在广寒宫。玉石桥斜倚把栏杆靠，鸳鸯来戏水，金色鲤鱼在水面朝，啊，在水面朝，长空雁，雁儿飞，雁儿飞，哎呀雁儿呀，雁儿并飞腾，闻奴的声音落花荫，这景色撩人欲醉，不觉来到百花亭……此剧旧本主要描写杨玉环醉后自赏怀春的心态，表演色情，格调低俗。剧中，杨玉环的饮酒从掩袖而饮到随意而饮，梅兰芳以外形动作的变化来表现这个失宠贵妃从内心苦闷、强自作态到不能自制、沉醉失态的心理变化过程。繁重的舞蹈举重若轻，像衔杯、卧鱼、醉步、扇舞等身段难度甚高，演来舒展自然，流贯着美的线条和韵律。红灯记讲述的是“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奇特革命家庭与日寇顽强斗争，最终完成任务的故事。我学的是花旦，李玉和的唱段我也不懂。只知道李玉和唱：“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铁梅我可以说说，李奶奶、铁梅的爸爸李玉和铁梅其实并不是一家人，是孤苦的劳动人民组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家庭，李奶奶的唱段里已经说了。李玉和是在铁路上工作的，最后用红色新信号灯给红军指明了道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些表叔都是地下工作者，革命者自成一家，但地下工作者往往都不用真实姓名，所以铁梅说：“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家住安源（杜鹃山）杨春霞的经典唱段最早把《杜鹃山》搬上京剧舞台的是宁夏京剧团。[反二黄慢板]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识冬夏与春秋。[原板]闹罢工我父兄怒斥工头英勇搏斗，壮志未酬遭枪杀血溅荒丘。那贼矿主心比炭黑又下毒手，一把火烧死了我亲娘弟妹，一家数口尸骨难收。[二黄摇板]秋收暴动风雷骤，明灯照亮，明灯照亮我心头。[原板]才懂得翻身必须枪在手，参军、入党，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流水]工友和农友，一条革命路上走，不灭豺狼誓不休，不灭豺狼誓不休！故事描写的是雷刚占据杜鹃山与敌作战，屡屡失败，共产党派三十岁的杜鹃山农民自卫军党代表柯湘与之合作。她战胜了叛徒温其久的挑拨离间，让雷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斗争中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