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传播的“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环境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示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外市场。据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电视节目出口额自1999的万美元,提高至2001的万美元,其中2001韩剧出口达9515集, 额约达790万美元;2002 韩剧外销收入达到1639万美元,出口集为12363集;2003 韩国电视台节目进出口情形为,出口比2002 增长46%,达4300万美元,进口则约2800万美元,在节目出口产品中, 韩剧就占 86%(亦即约3698万美元), 因此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1]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古装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剧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政策。《保护电视电影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电视剧的内容有了保障，电视剧的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必将带来的是电影电视业的健康迅猛的发展。 二、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韩剧俘虏中国观众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就必须要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天涯海角》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当审美客体某中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与韩剧传统的家庭题材剧不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韩国影视产业的消费者培育策略。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4] 电视做为电视剧的传播媒介，具有易得性强、受众数量庞大、视听兼备等特点，已经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主要媒介渠道之一。“培养分析”理论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同意识”中的这种巨大作用。韩剧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寓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了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 （一）商品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历来以重视细节和场景设置著称，电视剧中韩国人前卫的穿着打扮、精美的家居摆设和时尚的消费用品刺激着每个观众的消费欲望。韩剧的流行, 带动了其他韩国商品进驻市场进而缔造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电影,甚至整形技术,都藉由韩剧这一媒介文本,渐渐打开市场, 影响到阅听人。所以我们就不难为何三星公司会巨资投入影视拍摄，也不难理解为何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城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二）旅游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就选在风景优美的束草。剧中俊熙和恩熙骑车嬉戏的田间和他们生离死别的海边，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该剧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热播以后，掀起了一阵韩国旅行热。韩国方面特意开出“去束草，觅爱情”的专线，让游客参观《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再次重温观看电视剧时的感动。束草也因该剧被更多人所熟知，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据韩国观光公社台湾分社表示:受到席卷台湾的“韩流”的影响,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游客比2002 增加 50%.2003 到韩国旅游的台湾人达18万人次,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是比2002的12万人增加50%(朝鲜日报,2004),韩国观光中有许多是针对韩剧拍摄地点而设计的。如:华克山庄即因《情定大饭店》一剧扬名海外,另如《冬季恋歌》及《All In》也分别为江原道及济州岛带来观光人潮,缔造了近十亿韩币的观光收益。 （三）偶像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的主演大多是俊男靓女，很多主人公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明星。比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乔、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等等。这种青春偶像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特有的“地位赠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 在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中，迅速的扩张。偶像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社会示范效果，他们的行为、言语、衣着都可以成为其崇拜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韩剧可以说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大本营，在成功的制造明星以后，便会利用偶像的示范作用，大力挖掘偶像的商业潜力，开发偶像消费市场。 以《红豆女之恋》和《明朗少女成功记》走红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凭借影视剧窜红的她，迅速成为了广告商眼中的宠儿。接拍的广告几乎涉及了移动通信、饮料、化妆品、服装和金融等所有领域。2004年，她以10亿韩元的酬劳，接拍了中国的波鞋广告。同时，其演艺事业逐渐拓展到中国市场，日前她签约邓建国旗下的巨星影业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大陆。2005年1月，她又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自己的中文专辑《一张》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辑新闻发布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广告、影视和音乐三个领域成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分额，实现了其市场开发的偶像价值。 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通过媒介文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二次甚至多次收益，逐步形成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带动旅游、文化产业的一系列“商业链条”。相比之下，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实现形式还处于依靠广告这种原始单一的模式，以至于观众对冗长的广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国产剧在挖掘电视剧文本的影响力价值和培育产业链意识这二方面很有必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 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席卷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如何大力有效地宣传中国文化，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被世界所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电视剧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对外传播必将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剧在中国的成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我的回答没那么多费话你在百度搜索打上四个字母IMDB``一定能照到你电影类毕业论文合适的东西``
英文的么？我觉得你的选题虽然新颖，但也因为新颖所以有难度。首先第一部分introduction 你可以写一下你为什么想写这方面的论文 研究这个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字幕翻译的研究...第二部分 literature review（文献综述） 这部分你主要写一写翻译理论就可以了第三部分 我觉得你选一些电影的字幕翻译 从某个角度分类 然后逐个分析第四部分 从分析中得到的结论 第五部分 你的结论对学术、社会研究。。。之类的有什么帮助 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研究可以借鉴的 等等就你的专业而言，看一些翻译理论的书来充实自己，起码动笔前有思路。更重要的是看学长们写的优秀论文，尤其要找你想写的方面的看。 这一步对你未来的写作才是至关重要的。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到你。
这个题目挺好的~~挺有研究价值的。应该多举些例子，比如说一些经典电影的字幕什么的。老友记也是比较经典的，祝你成功哦~~
大一：美术基础课程，照相机原理与构成，感光材料，曝光，黑白摄影，平面构成大二：社会实践，采风，摄影构图，色彩构成，彩色摄影，人像摄影大三：商业摄影，影视基础，影视后期制作，纪实摄影大四：创意摄影，图片编辑，影视摄影，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电视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一、视角转换之于电视文化研究的必要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 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 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 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 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 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 ，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性功能，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 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 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 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 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 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 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 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 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 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 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 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 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 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 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 。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代码”。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 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 、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 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 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 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 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 的操纵性、欺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 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 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 视 文化可能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 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 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
学校学不到什么的你可以到影楼去当摄影助理
去里面学习摄影专业还不如自己到影楼里或者找个师傅跟着学习了。
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大的方面主要有以下：1.各国的动漫发展2.绘画风格（线条的处理、颜色的使用等） 3.动漫篇幅 4.故事内容题材 5.各国的动漫行业运行模式。如果是电视版的也涉及的话就一定要写写配音方面的不同。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小的篇幅可以写，我也很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见到像这样主题的书面材料，希望能帮到你一点
给分加qq529706140
中日鬼文化，嗯……我觉得中国的文献可以选择《聊斋》。日本的鬼可以参照《大神绘草子》即PS2游戏《okami》的设定集，如天邪鬼、轮入道等。我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鬼啊，你这个恐怖电影我就只能想到贞子什么的。。
根据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个)和我国通用汉字表中的一级、二级常用汉字(3500个)，可以发现大约有600多个汉字存在着字形上的差异，其中属于结构字形上差异的大约有588个，如：県(县)、伞(伞)、(亲见)(亲)、気(气)、机(几)、里(里)、默(默)等；属于外貌字形上差异的大约46个，如：亚(亚)、渴(渴)、穂(穗)、鸟(鸟)等。(括号外的汉字为日本简体字，括号内为我国的简体字)。 中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出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汉字字形整理中遵循的取字或用字原则有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日本《常用汉字表》取字比较注重“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如果从大处着眼，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字形与字义两者完全契合的。如：“为、昙、碁、车、马、风、竜、贝”等字；另外一类是取字或者用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与前一类相比，后一类的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另外，如果数体都符合“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那么则选择以笔画少的为正体。如：“竜”与“龙”本是一对异体字，都能体现字的“初形本义”，但是由于前者笔画少，所以取其为正字。我国在整理字形时，本着从简，便于应用的原则。“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 2．从深层次上讲，日本取字、用字的原则还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字形是文字内容的形式承载，是文字能够成其为文字的物质依托。对于文字实现其消除有声语言传递的时间障碍来说，字形固然是必要条件，而文字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其文化蕴涵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形来实现的。字形是汉字文化蕴涵的镜像。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同字异形不光有历时更替的，而且也有同时共存的。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 日本的汉字文化蕴涵 1．单字文化蕴含考 “灾”和“灾”，均属会意字。《说文，川部》： 之灾。日本列岛濒临太平洋，属于著名的地壳变动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岛国，日本选用“灾”字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该字形描绘的是字义所指现象发生的原因——水、火，更符合“初形本义”，而且也符合日本的自然环境。而我国简化了的“灾”的字形只是勾勒字义所指现象的典型表现——房屋遭火焚。 “羲”和“义”，“羲”为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我(刀锯)，表示用刀锯屠宰牛羊以祭祀。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羲。而“我”是象形字，本义当为锯类工具，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部》：“羲，己之威仪也”，日本依旧以“羲”为字形，未作简化，取字意图首先是为了确保该义所指概念密切联系的现象(我国则将其符号化，简化成了“义”，已无法看出字源)。另外，日本的“羲”，既不来自中国的儒学，也不来自东方佛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包括良心、名誉、情面、义气等，实际上含有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这种“羲”的责任在大量传统文学中得到赞颂，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齐观。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又名《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挽回面子而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起因就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觉得有损威严而已。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却被选人本国的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摄成现代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成为今天妇孺皆知、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耻”和“耻”本是一对异体字，我国以“耻”为正体选用字，日本《常用汉字表》以“耻”为正体选用字，中日正好相反。《说文》：“耻，辱也。”小篆字形作“耻”，从耳从心，会意，给人以“听到批评时，心里羞愧”这样的联想。这是“耻”之“初形本义”。“耻”写作“耻”，由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从耳止声，这是汉字经过隶变，很多偏旁和笔画混同了，这使汉字的理据性大大减弱。因而，学者们都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由此可见，日本《常用汉字表》取“耻”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耻”这个字形更符合该字隶变前的“初形本义”、“传统字理”，即该字形是以本义所指概念引出的结果来表示本义的(我国则根据从俗原则取“耻”)，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至今也仍然谈不上开放，封闭、保守、排外等特色依然存在。长期以来，日本人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一个狭小、封闭的集团空间中生活，每时每刻都注意着他人的眼色、目光行事。著名的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在自己每天行为的根本准则)。”所以日本人的“羞耻心”源于企图掩藏自己的毛病、弱点以及与他人的不同之处，避免因暴露了这些而受到歧视的心理，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时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 2．字组文化蕴含考 (1)“颜”和“裹”——表和里的矛盾性格写照。“颜”为形声字，篆文从页，彦声。隶变后楷书写作“颜”。《说文，页部》：“颜，眉目之间也，从页，彦声。”本义为眉目之间，俗称印堂。后来又引申为额头、面容、面子、色彩等。“裹”，表示衣服的内层：绿兮衣兮，绿衣黄衣。后引申泛指里面。日本常用汉字表保留着这两字的初形，我国则简化成“颜”和的才是真心话)。”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颜”和“裹”的行为观念。日本人一直用“颜”这个词来表示人格、人品、权力、名誉等，一方面注重表面上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隐藏着的、朦胧的、模糊的”“裹”。日本人之所以注重“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人格、人品、名誉等，但是能左右这些的本质东西的还是“裹”。日语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发现日本人不喜欢露骨的、直来直去的说法和行为，因为一旦事情太明了，事物的任何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 (2)男汤(男澡堂)、女汤(女澡堂)、钱汤(澡堂)、秘汤(坐落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温泉)——日本的澡文化“汤”，形声兼会意字。金文和篆文从水，汤声也兼表热义。隶变后楷书写作汤。《说文，水部》：“汤，热水也。从水，昜声。”本义为热水。又特指温泉(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日本取其“初形本义”，未作简化，而我国则取其引申义(带汁液的菜食)，简化成“汤”。基于火山众多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日本成了一个温泉的王国，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天然温泉，为日本人满足肌肤之悦、养生休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仅温泉浴场遍布东瀛列岛，而且投币式淋浴箱也随处可见，公共澡堂生意兴隆，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喜欢洗澡的民族。洗澡在日本有着宗教上的意义，即洁净、清静及信仰，表现出对神的感谢和佛教中的无我无欲、身心皆融入净土般的“圣境”。追求“洁净”自然也就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如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还有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 3．字系文化蕴含考 (1)“门”旁文化考——日本的和式建筑、空间文化一瞥。日本是寸土寸金的岛国，日本人合理地利用空间，巧妙地使狭窄的空间表现出美感、协调感和实用性，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文化。而日本的和式建筑就是空间文化的代表杰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门”旁的汉字——“関”、“间”、“闲”。 《说文，门部》：门，闻也，从二户，象形。日本为保持其象形度，借用该字后没有简化，(我国则省作“门”)。日本人说的“门”，几乎都是建筑在“边界线”上的门，是意味着与外界隔离开的大门，总称是“出入口”，一般都不上锁，而房屋内的门多用“～口”、“～户”。中国的宅院，一般都有好几个“门”，而日本的宅院只有一个。再看“関”字，为会意字，金文从门，中像有闩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关，异体作阴。《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 声。”本义为门闩。日本把“房门前后的一块地”称为“玄关”，该处一般要比屋里低出十公分左右，日本人在接待外人时，常常在“玄阴”应酬而已，如轴、插一束鲜花，别无他物。看起来好像白白占去了一块空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体现房屋主人审美情趣的重要空间。“同”，原为“闲”，会意字，用门中可以看到月光会空隙之意，篆文将月移到门中并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闲。俗改月为日写作同。《说文，门部》：“闲，隙也，从门，从月。”本义为空隙。上述的“玄関”也是“间”的很好体现。“玄阴”既不属于房屋的“内”也不属于“外”，而是“内”与“外”的“间”。“玄阴”给主人和客人一个回旋的余地，主人可以在“玄関”判断是否请客人进屋。即使不请客人进屋，因为已经在“玄阴”接待了，所以也不算把客人拒之门外。日本人之所以很注重“玄阴”，留心把它搞得整洁明亮，就是因为“玄阴”是生活中重要的“间”。“间”是一种情境，一种氛围，它给人留有充分的想象、判断的余地，而这种“余地”是日本文化特别注重和推崇的。如果用“日”代表日本民族，用“门”代表社会环境或规则，那么，“间”字形就恰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图。从外面的“门”到内部的“日”，中间存有空间，下边留有开口。这空间不是物理上的隔断，而是自己给自己定位并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开口是给人留有思考或回旋的余地，以便求得调和。即使是朋友，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所以日本人在表示时空意义上的范围时，更注重把它作为一个空白区的垫在意义。甚至干脆把“人”称作“人间”；伙伴儿称作“仲间”；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子、笨蛋)”。不管与谁交往都要注意“间柄(关系)”。有人把日本文化称为“间人文化”(《间的日本文化》，剑持武彦著，日本朝文社)或“间人主义”(由日本著名教授滨口惠俊提出，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个人主义而言)，意思就是行动时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组织的立场、心情及相互间的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日本人觉得“同”是一种平衡的感觉，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可以通过其来介入，使原本不平衡的东西变得平衡起来，这里面深藏着日本人对人或事的一种调和感，并反映在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日本人很少用握手来表示致意，而一般会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用点头、弯腰鞠躬直至双膝跪下、上身伏地来表示。又如：俳句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歌，一共只有17个音符。日本人认为好的俳句，并不要求它表达什么思想、主张、情感，更不允许出现什么议论、评判，而是能用语言描绘一个情境，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即能创造令人产生种种遐想的“同”。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地用一个“跳”字传神地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时空相交，天地浑然的立体画面。而且它所描绘的那种空凉、寂寥的情境十分符合日本人遐想联翩的审美意境。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也极好地体现出“同”的文化。每场比赛之间总穿插发悬赏金、喝大力水、撒盐净化土台等内容，用“间”把紧张的比赛分开，使比赛既紧张又轻松。观众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相互交替的间隔中，尽情欣赏心、技、体融为一体的古老竞技。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在有意无意地磨练自己的“间”意识和“仲间”(伙伴儿)精神。日语里采用“兜圈子”式或婉转的否定式的中性、暧昧的语言也特别多。孕育出这种“间”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古以来的农耕作业要求众人的协调、配合和耐心。同时，年复一年发生的种种自然灾害使他们习以为常并采取积极对待的态度，人们学会了从变化中体会“美”的存在，对于一种状态向一种状态的转变即“间”倍加欣赏。二是日本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十分接近，所以意识形态也相对稳定，相互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日本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中往往可以心照不宣地表达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无须多费口舌。还有一个“闲”字，《说文，阴部》：“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本义为栅栏。后来借作“闲”，由空隙引申为闲寂，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审美追求。由于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变迁十分敏感，常常流露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性”的特征，使得日本人产生了“物哀、幽玄、闲寂”的美学理念。称作“和室”的日式房子干净整洁，在不奢侈的质朴中，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古雅和闲寂的美，从字形上看，日本人不愿意把含有自然之物的“木”(日本人更愿意理解成树木)的“闲”字进行简化，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门”旁汉字中，不仅蕴涵了日本民族居住空间的审美意识，而且透示出他们对“距离产生美”的审美意识。 (2)“気”字短语一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体现。我国简作“气”，象形字，甲骨文像云层形，因与数字“三”形近易混，金文与篆文稍加弯曲，以像云气升腾流动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气”。《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本义为云气。后来做了偏旁，“云气”之意便借用“气”来表示，日本简作“気”，即下半部多了个“乂”。《康熙字典》：“五”，古文为“乂”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汉字源流字典》：“五”，象形字，甲骨文本像两物交叉形，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以突出纵横交错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五”。《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是就当时的社会思想所作的附会，本义当为纵横交错。而日本根据《说文》的解释，以与本义密切相关的现象来表示本义为取字意图：“気”实为五行之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王充曾在《论衡》中说过，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做万事，如果五行之间不能相制，则不能相使，不相克则不能为用。诸物之间相害相利，动物之间相胜相食，都是五行之气在起作用。指出了五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排斥、相互克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协调、结合，才使宇宙万物经常处于平衡的状态。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尊重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且非常注重人的心灵感受，良好地保持着和他人的和谐关系，在引进“气”的同时，根据自己本国的生活习惯、思维等对“气”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使得日语中的“気”更具有一种形象的、生动的色彩。“気”的意义随搭配词及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不同，不仅能表达变化、流动的自然现象，而且更钟 结语 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日本的取字原则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体现了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另外，日本对会意字的保留情有独钟。所谓会意，就是字形构成、形义联系比较松散，需要借助某种程度的联想来领会其理据。这种性质决定了由会意方法构成的汉字有较多机会传载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凡是构成理据所蕴涵的取字或用字思维不符合异国人的思维规律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会意字，一般都有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异域文化信息蕴涵其中。反之，其构成理据只反映了共同思维规律、普遍观念意识的会意字则一般无跨国文化蕴涵可言。
多在网上收集写资料，自己写吧。。。相信自己，你实习过还不定能写出很优秀地呢 何况把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呢！
中国宣传片制作网上看看有没有，希望可以帮到您，望采纳
你可以先去【绘学霸】网站找“影视后期技术”板块的【免费】视频教程-【点击进入】完整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列表： 想要系统的学习可以考虑报一个网络直播课，推荐CGWANG的网络课。老师讲得细，上完还可以回看，还有同类型录播课可以免费学（赠送终身VIP）。自制能力相对较弱的话，建议还是去好点的培训机构，实力和规模在国内排名前几的大机构，推荐行业龙头：王氏教育。 王氏教育全国直营校区面授课程试听【复制后面链接在浏览器也可打开】： 在“影视后期技术”领域的培训机构里，【王氏教育】是国内的老大，且没有加盟分校，都是总部直营的连锁校区。跟很多其它同类型大机构不一样的是：王氏教育每个校区都是实体面授，老师是手把手教，而且有专门的班主任从早盯到晚，爆肝式的学习模式，提升会很快，特别适合基础差的学生。大家可以先把【绘学霸】APP下载到自己手机，方便碎片时间学习——绘学霸APP下载：
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电视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电视新闻界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建立电视新闻自身的编辑学体系。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至少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电视新闻编辑学的专著问世。理论界与电视实践之间的隔膜，也许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地苛求研究者。因为，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对于以形、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视新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适应是在所难免的。即使电视新闻工作者自身，也未必能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外，还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因素。每个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那么，认识的高低、理解的深浅自然也就不一样。记者偏爱自己发回的消息，编辑更看重多条新闻排列与组合；摄像师呢？对于画面的讲究不亚于一个严肃的画家。他们在本岗位上都付出了汗水，付出了心血，但他们很难独立地将微观的实践转化为宏观的理论。 电视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关联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理论的滞后。几年前，人们无法想象到“现场直播”这个概念，而现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尝试。传统的新闻学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或发现事实所进行的报道。”这些定义，虽然表述各异，在时间概念上，都忽视了“正在进行时”这一最富电视新闻特点的时态。因为随着“现场直播”的出现，电视屏幕上的形声可能与远在大洋彼岸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步。 与此同时，电视特技手法增多，这样便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比如，以往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而现在，我们能够借助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以外的境界，画面的分割，同时传递两路以上的信息；字幕的运用，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还有巧妙地安排受众介入某一事件，随时插播微波传回的消息，有意识强化感观效果等等。 概括地说，电视新闻已经由预制式向直播式迈进；电视新闻编辑开始由简单的排列组合型进入复杂的“创作”型时代。 二 我们认为，电视新闻编辑的工作性质、特点及其使命，是电视新闻学必须研讨的课题。 按照通常的分工，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两部分，其一是外采，其二是编辑，于是就有了前期和后期之分，有了记者“冲锋陷阵”，编辑“坐收渔利”的说法。 以“前期”和“后期”来界定记者、编辑的职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编辑的手脚，影响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的发挥。 电视新闻编辑部门和编辑的肩头，应该担起三大任务枣组织指导、编辑制作、控制指挥。 前期：组织、指导。编辑工作千头万绪，组织指导要摆在首位。——编辑部应该是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一段时期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参谋”新闻视角，把握舆论导向。 ——编辑部应该经常组织战役性报道。其中包括开办栏目、组织拍摄系列（连续）报道、发动观众对某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等。 ——编辑部应该成为记者站和通讯员的“良师益友”。电视新闻的屏幕建设，离不开完备的通讯联系网络，这一网络的经纬主体，由记者站和广大通讯员组成。编辑部不仅要与他们形成鱼水关系，更得经常与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定期通报有关要求和发稿情况，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服好务，指导具体的新闻采编，组织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 中期：编辑、制作。这是编辑有别于记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的编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视解说词的修改和节目内容的提示。编辑可以也必须根据对所负责的时段新闻中的每一条消息进行合理的“加工”，有些重要消息，还必须写好编前、编后话，配发评论；编辑部的意图，与受众之间沟通，都由编辑拟好提纲或成文的东西，由播音员（主持人）传播到千家万户。中期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节目制作。这是由电视新闻的特性决定的。记者拍摄了画面（含现场声），编写了文字稿（含字幕设计），并不等于完成了一条新闻。编辑的任务是让每一条新闻达到播出要求，至少有下列工作要做：1.镜头的剪辑；2.使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相一致；3.将字幕迭现在适当的位置上；4.画面的技术处理；5.解说与同期声的合成；6.计算该条新闻的长度。 这些繁琐的工作，并非一位编辑就能完成的。各道环节的衔接依赖于每个岗位的默契配合。可以这样形容，诸多工作就像宫商角羽徵，各自发出应该发出的音响，才能构成一首完美的乐曲。 后期：控制、指挥。这里所说的控制，指的是对新闻播出过程的控制。控制者，通常称之为导播。在直播式节目，播出过程是最紧张的时刻，节目主持、技术人员、栏目编辑，乃至该时段准备发布的消息，都必须各就各位，随时听从导播的调遣。 值得注意的是，在微波进入电视的时代，外采记者每时每刻都可能从现场发回消息，这时，担任导播任务的编辑就需要敏锐的思维、果断的决策、精确的计算、纯熟的技术，以便及时、准确地将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和最新消息，在适当的位置切入。 三 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编辑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拟订播出大纲。 播出大纲是用以指导当天播出的新闻节目的计划。与此同时，每个时段的电视新闻节目，毫无例外地需要有一个详细的节目单。大纲重在组织，而节目单侧重具体地实施。例如，大纲中列有某记者上午10时采访香港客人访问武汉的消息；而在12时或晚些时候的节目单中，则会清楚地写上拟就的稿件题目，记者和被采访对象的名字、消息的长度以及在第几条播出，该节目编辑带的序号等。 与报纸排版相比，电视在规划版面时有自己的特性。 其一，报纸是在单位面积中布置文字，电视则在单位时间里安排节目。单位时间的固定和客观时间的流动，对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单位时间，服从于整个电视版面。它不仅将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界定在固定的时空里，而且根据电视节目制作所需要的时间，确定“成套新闻”，口播消息的最后发稿期限，这个时期，一般确定在播出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太推后了，就可能影响整个新闻的播出。 突发性新闻以及播出之前来不及制作的新闻，可在节目播出过程中适时插播；由微波接收或记者传回的消息，如果是重要新闻，也可能由导播者及时切入。 插播消息，意味着要打乱原来拟定的节目单。插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时间插入，都需要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精确的计算，否则就有可能乱方寸。 电视的版面，时间就是空间。在有限的时间里丰富、活跃空间，是电视编辑追求的目标之一。 其二，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同一个新闻事件，由于版面的限制，19:00时的新闻中，可能安排得短一些，而在21:00时的新闻时段中，则可能介绍得说尽一点；上一个时段播出可能没有交待背景，而在下一个时段中则可以较充分地展开。 连续性有时还表现为，同一题材的不同角度，某一事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对于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随时都可以将记者在现场播报的信息编排到整块节目的某一空间。 一般说来，在一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新闻中，编辑不妨将当日发生的重要事件，回顾一番，评述一番。值晚班的记者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消息对受众反响的采访，在这个时段里播出是十分贴切的选择。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记者抱怨，摄制的许多素材，白白地浪费；在电视新闻实现滚动播出后，这种抱怨，就会减少，因为，那些未能采用的素材很可能由编辑排到另一个节目单中。 编辑应该具备这样的功夫：将超过既定播出长度的节目缩短，将达不到播出长度的节目延长。对庞杂的素材进行合理提炼，从剩余的材料发现“精华”，当然其中需要节目主持人和节目制作人的鼎力配合。 其三，新闻类节目的相互呼应。在一天的新闻类节目中，消息、新闻专题节目以及现场直播、现场录播节目往往不在一个时间段播出，中间穿插有电视剧、文艺节目、广告等，所以，受众不会因重复而感到腻味。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时间段拥有不同的观众面，对某一新闻的延伸和展开，无疑有助于提高收视率。 通常情况下，重要的新闻先抢发消息，来不及配制图像或制作“成套新闻”的，就采用“独白式报道”（记者拿话筒在现场直接播报），或者根据电传文字稿由节目主持人口播。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最好预报一下在什么时间播出相关的新闻专题、跟踪式报道或现场直播等。这种方法，专业术语称之为“立体式报道”，即轻重武器同时“攻击”目标。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不难看出，电视新闻的编排可以根据原料和佐料的供应情况随时修订“菜单”（节目单），同时可以一菜几吃（一个新闻事件分期传播）；也可以玩特殊的拼盘，同样的原料做出不同的菜来（多种电视宣传手段一起上），这些特点，决定了电视新闻节目编排的多样性、连贯性和灵活性。 四 在了解了电视新闻节目编排的普遍原理后，并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编排”这门学问。换句话说，要想编排好电视新闻，还必须懂得与宣传心理学、宣传艺术学密切相关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及如何将“规律”行之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来。 电视新闻编排中对受众“心理”的关注和传播“艺术”的追求，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收“最新信息”并最大限度地留下深刻印象。 “艺术”地进行传播，从一定意义上讲，有益于适应受众“心理”，而受众“心理”则规范着“艺术”行为。报纸的受众是读者，因此，它的版面结构更多地考虑“空间”的规划；而电视接受者是观众，对于时间的认同，则是至关重要的。 报纸率先问世，它将“空间存在形式”的编排“艺术”转嫁给“时间存在形式”的电视。若干年后，这种沿袭仍然留有痕迹，最突出的表现在忽视了电视形、声兼备的特性和不可重复阅读的局限，忽视了“时间”可以创造出“节奏”的优势。 让我们先看看头条的选择。电视的头条从时间上看，最先播出的那一条，或者说列在节目单第一条的自然就是头条。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最重要的”。 报纸认为的“最重要”并不能代表电视的看法。比如，一篇“社论”，一位领导人重要讲话，一些典型经验，报纸将其摆在头条无可非议，而电视则不然。我认为，电视新闻编辑在确立时段新闻“头条”时，至少要把握以下一些原则： １.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最重要的”。有些消息，从内容看是重要的，但当天的报纸已刊出，电视就不应该视为“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曾经引人注意过；有些消息，虽然题材重大，但时过境迁，记者无法拍摄第一现场，也不应视为“重要”，因为它未能体现电视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最引人注目”，对电视来说，就是“最新的、来自事件现场的报道”。 ２.最重要的并不一定就在头条播发。[美]特德．怀特等在《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写作与制作》一书中，将电视新闻节目想象成“一系列的山峰和峡谷”。他说“每次新闻广播都要用当天最重要的、最新的、突发性的新闻做头条，即从高峰开始”。这一想法当然是合理的，但如果“新闻节目表越往后，新闻的紧近性和新闻价值也就越小”，那么观众就会索然无味地关掉电视机或另换频道。因此，应该找到一个办法，让观众感到每个时段新闻中随时都可能有“高潮”发生。目前广泛采用的“本台最新消息”或“本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就属于这种“办法”之一。实际上，在实现“直播”后，有时也很难将最重要的摆在“头条”，只好“头条”屈居其他位置了。 ３.要随时变换编排方式。一成不变的编排节目，会让观众厌烦，也会让观众忽略既定收看时间以外的节目。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为例，前20-25分钟，是国内新闻，后10-5分钟是国际新闻，而国内新闻，常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种格式，多少年不变，毫无疑问对收视率有所影响。“山峰、峡谷、山峰、峡谷”这是一种编排法；“峡谷、山峰、峡谷、山峰”这也是一种编排法。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新招应该经常推出。当然，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什么样的内容，确定什么样的编排方式，就不会使人觉得故弄玄虚。 电视编排“艺术”方面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蕴含在相对时空中的“节奏”。 特德．怀特说：“节奏意味着新闻节目要保持流畅，不能迟滞或令人厌烦。”在具体操作上，他认为“要将录像新闻和口播新闻恰当地混排。” “混排”只是最简单地形成“节奏”的方法，“节奏”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编辑工作的方面。 从小的方面讲，如“成套新闻”、“现场报道”的剪辑技巧；一条重要新闻配发评论的长短、风格等，都需要考虑到“节奏”。试想一下，如果一条“成套新闻”的长度为1分20秒，而前面1分钟是录像加解说，后20秒是现场采访，能不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吗？ 从大的方面讲，新闻与新闻的联结，每一时段节目的段落也受“节奏”的影响。同样是三条长消息，连在一起发，就会使人觉得疲倦，换一种排法，在三条长新闻插入两条短消息，就会张弛得当（有时由节目主持人利用串联词间隔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节目段落的起伏体现出一定的节奏。 此外，报纸排版中许多有益的经验我们也要吸取。比如，集纳式报道枣将同一类型的消息连缀到一起，形成相应的声势；对比式编排枣将正反两类有关联的消息对应，显示出鲜明的褒贬色彩；穿插式汇编枣选取甲乙或更多消息中的共同点或不同点进行综述，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等等。 电视新闻编排既要有规矩，又不能墨守成规；有成就的编辑往往得益于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五 对于电视新闻编辑来说，除了必须有其他新闻媒介的编辑相同的思想、文化素质，还需要掌握哪些基本技能呢？ 第一，当编辑先要当好记者。电视新闻编辑仅有文字功夫和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是不够的。他们日常大量的工作是与图像打交道。如果对电视新闻采访拍摄一窍不通，就很难修改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的消息。 第二，要有组织、协调能力。电视新闻编辑不仅经常与社会各个层面打交道，而且每天都与本系统的各个环节发生关系。如果将整个电视宣传队伍比作一个庞大的乐队的话，那么，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是乐队指挥，而编辑则是吹大号的角色，既接受指令，又发布指令，并确保指令百分之百地执行。 第三，要有纯熟的节目剪辑技术。节目剪辑包括单条新闻的剪辑成片，多条新闻的组合和后期的切换导播三个部分。这些工作通常都是由编辑完成了。 纯熟的编辑技术，不仅是为了搞好新闻包装，而且有利于“分秒必争”。 第四，要有敏捷的思维和文字、口头表达能力。电视新闻的播发有时带有一定的随机性，那么，便要求编辑迅速作出反应，是否发、如何发，都须在短时间内决定。需要表明编辑部看法的述评部分，如果来不及写稿，则由编辑拟定腹稿向节目主持人转述，而后，直接见诸屏幕。 第五，要有社会活动家的本领。电视新闻飞入千家万户，千家万户都可以介入电视新闻中来。“双向传递”的实现，更要求我们的编辑成为社会活动家。 经验告诉我们，同社会各个层面接触得越多，越能及时获取新闻信息。这对于编辑们制定报道计划、编写播出大纲是极为有益的。 以上五个方面的基本技能，是衡量一位编辑能否胜任电视新闻编辑工作的重要尺度，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用“基本技能”来涵盖一切。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不可没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奉献精神；不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不可没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可没有“修身养性”的生活态度。
都是问点傻子问题；哈哈
天下文章一大抄 你可以多查些相关资料多看看 就有思路了有了思路 就好写了问题是你也许干脆就没打算自己做点什么
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如何？ 韩国的电影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末，韩国最初的剧场建于1903年。1920年代和1930年代虽然制作了很多优秀的无声电影，但到光复之前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韩国电影的导演们受到了日本当局的严格检阅。光复之后，开放和检阅也仍就反复进行。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政治、社会比较开放，于是制作了相当多的好电影，这些电影中还包括历史上最优秀的几部电影。不过，在1973年实施维新宪法之后，加强了政治、社会统制，紧接着韩国的电影产业也陷入了最恶劣的停滞期。进入1980年代，检阅逐渐缓和，韩国电影的水平也得以提高。但可惜的是，这个时期正是好莱坞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开放时期，结果韩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就急剧下降。在1990年代，韩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国产电影配额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电影产业的作用，但培育出像朴赞郁、奉俊昊、金基德导演等优秀的电影界人才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韩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也开始得到了认可，2004 年朴赞郁导演的老男人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就是其中一例。世界在关注韩国电影，连好莱坞电影界也为翻拍韩国电影而开始抢着购买版权。举世瞩目的韩国电影相当多，从1993年到现在上映的优秀电影如下：西便制（1993）： 西便制乃巨匠林权泽导演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是最受国内外评论家好评的电影之一。该电影讲述了板索里说唱者家族的旅程，引发对韩国传统文化全新关心。江原道之力（1998）：江原道之力是洪尚秀导演的作品，该作品是受到好评的第二部作品，它讲述了抱着失败爱情后遗症的主人公一生的故事，最为显眼的是以纪实性描写的方式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朴素关系。生死谍变（1999）：生死谍变讲述了镇压潜入韩国的朝鲜军特种部队成员的内容。生死谍变（姜帝圭导演的作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电影名称为“Swiri”）是韩国最首部动作大片，按上映当时判断，生死谍变的制作费用是非常庞大的。处女心经（2000）：洪尚秀导演如江原道之力一样，再次展现了坦率描写的技巧，在这部搞笑片中也使用相同的方式描绘了人际关系。 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可受关注的视线(Un Certain Regard)”部门上映的处女心经描绘了制片人与画廊主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这部电影是使女演员李恩宙一跃成名的初期作品。韩国电影产业现状分析 ––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讲座小记5月22日下午，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应电影电视系主任路海波老师之约，在我院东角楼角一教就“韩国电影产业的危机诊断及对策方案”方面的内容与电影电视系教师及2004级学生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李庸观先生是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及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韩国中央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系主任教授，韩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和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他曾经荣获首尔文化艺术评论家奖，对韩国电影的产业政策、现状及电影形态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此相关的问题。李庸观先生以大家所看到的韩国电影数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开场，运用详尽的事实和数据说明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及蕴藏的危机，并在最后提出了主要对策方案。他首先给大家分析了近年来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从影片的上映数量、观众数及本土票房的占有量等数据的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呈增长状态的趋势，但是李先生从投资回报率、出口数及制作经费等方面作了更进一步的讲解和分析，让同学们更深一步了解了韩国电影产业存在的危机。接着，李先生提到，改善电影产业的不同流通阶段的构造性问题从而形成再投资构造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又谈到了韩国电影产业的构造性问题。李庸观先生对“关于制作资本和剧场资本分离”以及“关于文化电影（艺术·独立电影）配额制”两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使同学们对于构造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之后，李庸观先生提出，既然发现了韩国电影产业所存在的危机，那就有机会在更恶化之前找出相应的对策以化解危机，即“危机就是一个机会”。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对策：一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回报率来打造韩国电影的安全制作环境；二是从投资––制作––发行––上映各阶段引导电影产业的构造合理化；三是进一步进行附加市场的开发以扩大电影市场规模并筹备持续成长基盘。李先生还对这三方面的建议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使同学们更容易理解三个对策将对韩国电影产业所产生的影响。讲座的最后，很多老师和同学就釜山国际电影对于年轻创作者的一些计划以及中国电影、电视剧在韩国的上映、播出状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李先生都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回答。此次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讲座，使同学们增长了很多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知识，对于韩国电影产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整个讲座过程中，同学们都非常认真，表现也非常活跃，表现出了对韩国电影产业的关心。李庸观先生最后表示，此次与同学们的交流非常愉快，希望各位同学能加入到釜山国际电影节当中去，为亚洲电影尽一份力。韩国影视业这几年为何能迅猛发展当韩国导演姜帝圭1999年耗资350万美元自编自导《生死谍变》的时候，业内人士普遍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个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遗症仍然留存，以往支撑韩国电影的韩国工业巨头们，出于企业集中产业优势发展的需要，纷纷剥离了下属的电影公司。而韩国电影的市场与票房，也被一系列好莱坞大片所霸占。然而，姜帝圭的这部影片，最后的票房、录像带和出口三项收入竟超过了3500万美元，突破了当时韩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打破了由《泰坦尼克》保持的票房霸主地位，被韩国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大片。 《生死谍变》的成功，将韩国人民对本土大片的信心提到高点。2004年，姜帝圭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太极旗飘扬》又一次打破纪录，获得了56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从《生死谍变》到《太极旗飘扬》的这几年间，韩国电影取得了惊人的成长，“韩流”在世界各地迅速风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产业大国。 倪震教授说，韩国政府给予电影产业发展在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推动和支持。从早期鼓励国内非电影产业的大企业、大集团，如现代、三星等投产电影业，到后来对中小企业投资和独立制片人的鼓励，使韩国电影人在获取资金方面渠道众多。金大中总统在任时，废除了《电影审查法》，从政策上给韩国电影百花齐放以沃土。 韩国电影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商业路线。通过投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及院线的反复运作沟通，出产了一批票房价值高的电影。 “韩国电影一般描写的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物件’，没有多余的杂质，构思新颖、取材巧妙，同时给人留下很多的想象空间。”从事媒体工作的张婉怡是韩国电影的忠实拥护者。 倪震教授表示，目前韩国电影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导演群体人数众多，更换很快，给电影产业不断注入新的生机。随之出现的体制现象则是“独立制片人制度”，中小型电影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而中小型公司繁荣的背后，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倪教授介绍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电影投资找到了很多新的办法。特别是民间吸纳资金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中小企业和风险资金投资踊跃。有统计表明，目前韩国每年出产的60部左右的电影，分别由当地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投产制作。这些制片人早期大多通过销售发行权和版权获取投资。之后则主动向一些风险资金和大企业拉投资，或向银行贷款、抵押版权融资。最近两三年，甚至出现了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比如大获成功的电影《我的老婆是大佬》就是通过互联网融资，筹得了280万美元的拍摄资金。这样大胆而活跃的融资方式大大活跃了制片机制，同时推动了国民的电影参与意识。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适时开辟了多个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比如韩国电影委员会（KOFIC）等，为林林总总投资电影的大小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系统专业的指导、管理和服务。这些基金为韩国电影业发展打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了解，目前各种渠道的电影投资基金总额超过了1．5亿美元，充沛的资金让韩国电影有能力引进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技术，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韩国国内的影院建设。 现在，韩国电影融资又出现了新的趋势，也就是时下最流行的IPO——到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姜帝圭的电影制作公司不久前刚刚在汉城的高斯达克市场上市，为他的下一部影片融资。 与之相比，在融资方面，我国电影行业起步稍晚，1995年以前只有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拥有影片出品权。尽管近年来政策逐步开放，但由于电影市场尚不规范，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制片人在融资拍片方面相对困难较大。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的进入明显不足，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一、从传播的“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环境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示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外市场。据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电视节目出口额自1999的万美元,提高至2001的万美元,其中2001韩剧出口达9515集, 额约达790万美元;2002 韩剧外销收入达到1639万美元,出口集为12363集;2003 韩国电视台节目进出口情形为,出口比2002 增长46%,达4300万美元,进口则约2800万美元,在节目出口产品中, 韩剧就占 86%(亦即约3698万美元), 因此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1]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古装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剧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政策。《保护电视电影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电视剧的内容有了保障，电视剧的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必将带来的是电影电视业的健康迅猛的发展。 二、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韩剧俘虏中国观众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就必须要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天涯海角》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当审美客体某中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与韩剧传统的家庭题材剧不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韩国影视产业的消费者培育策略。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4] 电视做为电视剧的传播媒介，具有易得性强、受众数量庞大、视听兼备等特点，已经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主要媒介渠道之一。“培养分析”理论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同意识”中的这种巨大作用。韩剧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寓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了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 （一）商品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历来以重视细节和场景设置著称，电视剧中韩国人前卫的穿着打扮、精美的家居摆设和时尚的消费用品刺激着每个观众的消费欲望。韩剧的流行, 带动了其他韩国商品进驻市场进而缔造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电影,甚至整形技术,都藉由韩剧这一媒介文本,渐渐打开市场, 影响到阅听人。所以我们就不难为何三星公司会巨资投入影视拍摄，也不难理解为何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城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二）旅游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就选在风景优美的束草。剧中俊熙和恩熙骑车嬉戏的田间和他们生离死别的海边，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该剧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热播以后，掀起了一阵韩国旅行热。韩国方面特意开出“去束草，觅爱情”的专线，让游客参观《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再次重温观看电视剧时的感动。束草也因该剧被更多人所熟知，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据韩国观光公社台湾分社表示:受到席卷台湾的“韩流”的影响,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游客比2002 增加 50%.2003 到韩国旅游的台湾人达18万人次,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是比2002的12万人增加50%(朝鲜日报,2004),韩国观光中有许多是针对韩剧拍摄地点而设计的。如:华克山庄即因《情定大饭店》一剧扬名海外,另如《冬季恋歌》及《All In》也分别为江原道及济州岛带来观光人潮,缔造了近十亿韩币的观光收益。 （三）偶像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的主演大多是俊男靓女，很多主人公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明星。比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乔、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等等。这种青春偶像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特有的“地位赠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 在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中，迅速的扩张。偶像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社会示范效果，他们的行为、言语、衣着都可以成为其崇拜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韩剧可以说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大本营，在成功的制造明星以后，便会利用偶像的示范作用，大力挖掘偶像的商业潜力，开发偶像消费市场。 以《红豆女之恋》和《明朗少女成功记》走红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凭借影视剧窜红的她，迅速成为了广告商眼中的宠儿。接拍的广告几乎涉及了移动通信、饮料、化妆品、服装和金融等所有领域。2004年，她以10亿韩元的酬劳，接拍了中国的波鞋广告。同时，其演艺事业逐渐拓展到中国市场，日前她签约邓建国旗下的巨星影业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大陆。2005年1月，她又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自己的中文专辑《一张》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辑新闻发布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广告、影视和音乐三个领域成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分额，实现了其市场开发的偶像价值。 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通过媒介文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二次甚至多次收益，逐步形成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带动旅游、文化产业的一系列“商业链条”。相比之下，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实现形式还处于依靠广告这种原始单一的模式，以至于观众对冗长的广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国产剧在挖掘电视剧文本的影响力价值和培育产业链意识这二方面很有必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 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席卷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如何大力有效地宣传中国文化，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被世界所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电视剧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对外传播必将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剧在中国的成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