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个笔画减省到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南方方言保留了最完整的古汉语字词、读音和原意，词汇量大，表意清晰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古汉语口语的活化石，历史底蕴深厚。同时语音因地、因时而异。
江西话是中古汉语，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发音、字词、语义，和客家话、粤语高度相似，大概分化在南宋灭亡时期。其保留了古汉语的入声（饿ngok4）、浊音（金jim1）、字（厥jie1<他>、摄<单肩扛>）、称呼（新妇xin1fu、爷娘ya2yang、嬷嬷ma3ma）。再者，江西话用送气（zh ch sh th）阻音、不送气（z c s t）区分卷舌音、平舌音，元音分短元音（a o e i u v）和长元音（aa oo ee ii uu w），存古代高（我ngo，你ng，厥jie1），这与印欧语系相近（汉人祖先起源于甘肃一带，毗邻印欧人种，基因研究我们和印欧人是近亲）。如果想听宋人怎么讲话，就听江西话（gang1xi wak4）。
可以参考
江西话南方赣方言口语词汇江右民系语言本字，里面有专门的本字和发音收集
1.以字注字用一个汉字来注另一个汉字的读音方法。比如“读若”法：儡，相败也，……读若雷。（《说文解字》）比如“读为”法：父义和（《文侯之命》），郑玄注：“义读为仪。”比如“直音”法：“肇”注“兆”。（《尔雅》）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知道“雷”“仪”“兆”字的读音，也就顺理成章地会读“儡”“义”“肇”字了。2.双拼制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声”，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韵”和“调”，把它们拼合成被注字的读音的方法。其中，反切法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一种双拼制注音法。即反切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比如：缓，胡管切。（《广韵》）“缓”字的读音，就是取“胡”字的声（h）,取“管”的韵和调(uan),然后拼合成（huan=h+uan）。此外如：哀，乌开切。敖，五劳切。收，式州切。器，去冀切。矣，于纪切
古代的语音研究 公元3世纪,中国就有了反切注音的办法，据传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国时孙炎，所著《尔雅音义》今已佚。反切的发明说明当时人已能够根据汉语语音特点把一个字（即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到南北朝时，沈约等人又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3部分的基础,揭示出汉语语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韵书根据声母、韵母和声调分析汉语语音,归纳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是汉语语音研究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历代都有韵书，虽然其中往往杂有古音和方音成分，但有不少韵书能够描写出当时语音系统的基本面貌，这在古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韵书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书人做诗押韵，到唐末宋初出现的三十六字母则完全是为了归纳当时的声母系统，已自觉地进入了语音研究的领域。宋元以后盛行韵图，韵图把韵书归纳出的韵母和三十六字母结合起来，根据发音特点各分为若干大类，整理成表格，便人查检，虽然所用名词术语纷繁芜杂，有的不易理解，但由于把语音系统简化成图表，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古代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古今音的不同。公元 3世纪，汉末刘熙《释名》中就曾提到:“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但这种认识只限于个别的字音。对语音的历史发展有系统的认识开始于16世纪，明代陈第从历史观点出发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是正确认识语音发展变化的理论先驱。顾炎武在陈第的影响下，对上古音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他把上古韵分为10部，为上古音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清代考据学盛行，一些著名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对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研究越精,韵部就分得越细。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主张,今天看起来仍是完全正确的。江有诰集各家之成，编成《音学十书》，把上古音分为21部,并列出谐声表,可以算是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总结。20世纪初，章炳麟和黄侃又对江氏结论有所修正，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方法和成就到此就告一段落。清代学者研究语音是为考据学服务的，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对上古音以后的语音发展不大重视，称《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为“今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清末陈澧扭转这种偏向，所著《切韵考（内外篇）》用逐字系联的方法分析归纳《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考订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他所创的系联法虽有一些缺点，但方法比较严密，结论基本可信，至今为人所引用。“五四”时期至1949年的语音研究 “五四”前夕，北洋政府教育部在 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 对当时的“国语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28年，又肯定了国语（即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语言学家在当时都对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语音研究重古轻今的倾向。“五四”以后，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对汉语语音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瑞典学者高本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实际音值做出构拟，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高本汉的著作很多，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1926），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该书译成中文，于1940年出版。译本对原著内容做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赵元任在1934年所写《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一文从汉语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现象阐述音位的应用和理论，至今仍被国际公认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在此时期，李方桂连续发表《切韵a的来源》等3篇讨论上古音的文章，罗常培发表《知彻澄娘音值考》、《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等讨论中古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上古音和中古音音值的拟测都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一书出版,从统计学方法入手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提出许多独到见解。陆志韦还系统地研究近古音的一些资料，写出《释中原音韵》等9篇文章,推动了近古音的研究工作。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上古音列出同音字表，使上古音的拟测更加系统化，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上古音研究的总结。赵元任在1928年完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专著，对后来的方言调查影响很大。方言调查工作开始为许多语言工作者所重视，出版了不少专著，方言调查方法也日趋完善。赵元任根据中古音研究成果制定的方言调查表至今仍然是调查方言语音系统所用表格的基础。方言调查首先必须了解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个时期方言调查的开展为语音研究积累了大批方言语音资料，大大加深了对汉语语音特性的认识。20年代，刘复和王力先后在法国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汉语语音，为语音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刘复《四声实验录》用仪器分析了汉语12种方言的声调，王力《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对广西博白方言的元音、辅音和声调进行了实验。刘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设计发明了声调推断尺，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先驱。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工作因抗日战争开始缺乏仪器设备而中断达20余年。1949年以来的语音研究 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普通话，并且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语音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1956年起进行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训练了大批方言调查工作人员，编写出大量的各地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掀起了全国学习普通话的热潮，这种以普及为主的调查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全国各地方言语音系统的轮廓和特点。在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展开了有关普通话音位的讨论，加深了研究语音的理论认识。与此同时，语音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除声母、韵母和声调外，也开始注意普通话的轻重音、儿化韵、连读音变和语调等方面的研究，对普通话的描写更加细致深入。1959年以后,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方言调查工作逐步深入，江苏、福建、山西等省陆续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全省方言调查工作。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文章,大部分以描写方言语音系统为主，其中有不少文章注意到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异和邻近方言之间的语音关系等问题，大大丰富了汉语语音研究的内容。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观点系统论述汉语从古至今语音发展的著作，包含了王力多年来研究古音的成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王力晚年又在原书基础上写成《汉语语音史》(1985),内容比原书更加丰富。李荣《切韵音系》(1952)根据1947年发现的唐写本《王仁朐刊谬补缺切韵》列出《切韵》的单音字表，并且系统地讨论了构拟《切韵》音值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切韵》音系的专著。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文章比较多，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都曾有过相当深入的讨论。周祖谟《广韵校本》(1960)、《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和陆志韦等校勘影印的明刊本《中原音韵》(1978)先后陆续出版，为中古音和近古音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80年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版，数量远远超过过去，其中有不少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正在做新的探索。自抗日战争后中断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到50年代开始恢复。70年代以后，由于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实验语音学的内容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已经超越传统语音学的范围，成为一门多科性的学问。利用现代仪器设备研究汉语语音已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科学领域，语音学家、声学家、心理学家和通信工程师都开始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汉语语音进行实验研究，在普通话元音和辅音以及声调、轻重音、语调等方面都已初步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并在国际上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流。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建立语音实验室，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语音，近几年取得很大进展，已逐步接近于国际水平，为今后人工合成语言打下了基础。
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个笔画减省到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
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摘 要： 本文在论述语言迁移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对汉英两种语言对比，从音素、音位、声调/语调语言、重音和节奏等层面分析了普通话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克服普通话的负迁移影响，促进英语语音的学习。关键词： 普通话；英语语音；语言迁移；对比研究The Transferring Effect of Mandarin on English PhoneticsLin Yuhang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01021225Abstract: This paper is meant to help the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phonetic transfer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English phonetics by dealing with language transfer theories,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om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such as phone, phoneme, tone/intonation language, stress and words: Mandarin; English phonetics;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ative analysis语音过关是英语学习的关键，同时也是难点。然而，外语界对语音教学问题的探讨却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这难免有些“避重就轻”之嫌。将英汉两种语音进行对比研究，对比教学，不失为一种良策，如张凤桐教授编著的《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就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语言迁移，同时，对比研究和教学是正视语言迁移作用的科学方法和手段。然而就在将两种语音进行对比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普通话好，英语语音就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一说法过分夸大了语际间的正迁移作用，而忽略了负迁移作用。应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虽然各种语言有其相通的一面,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语音体系,并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要全面正确地了解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就应该在认识语言迁移的本质和产生语言迁移因素的基础之上，将英汉语音、音位相关的方面作科学的对比研究。一、 语言迁移概念及其实质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代表从认知的观点来解释迁移的一种主流倾向,然后有符号性图式理论、产生式理论、结构匹配理论与情境性理论等迁移理论。根据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迁移是一种认知活动，体现了个体主动的心理加工过程”[1]。但也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者着眼于各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将迁移概括为“一种学习中习得的经验对其他学习的影响，是新旧经验的整合过程”[2]，这种整合过程可以通过同化、顺应与重组三种方式实现，其实质是原有认知结构与新学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迁移(transfer)作为一个心理术语,是指已获得的指示、技能、方法等对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影响。迁移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在外语学习中,迁移“指的是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心理过程”[3],主要是母语及母语学习经历对学习新语言的影响。语言迁移可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如果某个外语结构在母语中有对应结构,或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促进作用,在学习中就会出现正迁移现象。但是如果某个结构在母语中没有对应的结构,或者两种语言中的对应结构有差异,也就是说,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就会产生反面的迁移,从而影响外语的学习,这就是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系统的语言迁移研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语言学家弗赖伊斯()和雷多()。他们从斯金娜()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出发,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强化,是习惯的形成,是新旧知识的联结。因而在外语学习中,母语这种先前语言学习的习惯会对新的外语学习产生迁移作用”[4]。基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两种语言的差异引起的,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并克服这种差异”[4],据此他们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即“将学习者的母语(mother tongue/native language)与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分析,找出两者的差异,解释或预测外语学习中已经或将要出现的困难与错误,并以此为指导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活动。”[4]20世纪60年代末,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假说和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理论。他认为：“人类语言结构存在着普遍性(language/linguistic universals),这种语言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的经验过程,反映了人类获得新知识能力的普遍性”[5]。也就是说,人类生来就有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它植根于人的内在机制,即语言习得机制。格林伯格( )通过对跨语言调查(cross-linguistic surveys)特别是对语序的分析来研究和证明语言的普遍性。总之,无论是强调母语迁移作用的对比分析假说,还是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而忽视母语迁移现象的普遍语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正是各种语言具有一定的共性,母语才会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的正迁移作用,同时每种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又使母语迁移对外语学习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即负迁移。二、语言迁移产生的因素语言迁移绝非简单的母语与外语或第二语言间的迁移，也不是两种语言间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就能决定迁移的程度。相反，它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迁移，也涉及不同的主客观因素。任何迁移形式的产生都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学习材料间的共同因素、对材料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定势作用、认知结构的清晰性和稳定性及知识的运用等。奥苏伯尔认为，认知结构的3个变量影响新的学习或迁移的发生。认知结构即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从广义上讲，它是学生已有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从狭义上讲，它是学生在某一特殊领域中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认知结构变量就是学习者应用他的原有知识同化新知识时，原有认知结构在内容和组织方面的特征。影响陈述性知识迁移的变量是：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稳定性。此外，有学者认为以下问题与语言迁移密切相关。首先，情境特征引起的关注。情境包括最初的学习情境和后来的迁移情境，两种情境是否相似影响迁移水平。研究发现，物理的和社会的场景也是整个学习中重要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场景或情境，其学习与迁移可能不同。因此，真实的英语学习情境，如外语角等，有助于将学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迁移到实际情境中去。其次，强调迁移的主动性与通达性。通达体现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学习者可在迁移机会出现时，顺利地提取有关的经验或可利用的资源。有效的学习者有强烈的内部动机来调节自己的语言学习活动，如主动识别先前的语言学习与目前任务的相关性，识别恰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迁移情境，主动提取可利用的资源等，这些都是语言迁移产生的必要条件。三、 对比研究中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对比研究是建立在美国学者雷多（R. Lado） 1957年提出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基础上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雷多的对比研究是一种在语音、语法和文化层次上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严格的、逐一比较的体系。该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焦点是语言迁移。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语言间的区别和联系。李庭芗先生指出,“英、汉语在语音方面有哪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是每个英语教师所必须了解的。英、汉对比的知识能帮助教师根据英、汉语的异同,预见学生在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从而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6]。要学好英语语音,首先要了解哪些音是汉语中没有的,哪些音容易受汉语语音的干扰,英、汉语音之间怎样互相干扰的。普通话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中产生的迁移，虽然不完全是具体知识的迁移，却是普通话发音习惯、发音部位的迁移，也是一种发音技能的迁移。对两者进行音素（phone）、音位（phoneme）及音节（syllable）等方面作系统的对比研究，无疑会促进找准正迁移作用的条件，而减少负迁移产生的干扰，有助于英语语音的学习。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但是在言语交际中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位。音位分为音段音位（segmental phonemes）和超音段音位（super-segmental phonemes）两种，前者包括元音、辅音，元音与辅音、辅音与音在词中的组合，即音位组合或音节；后者则指重音（stress），音程（length）,节奏（rhythm），音调（tone），语调（intonation）及音渡（juncture）等。以下是两种语言音位的对比分析和迁移作用的情况:1. 元音、辅音和声母和韵母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英语有20个元音、28个辅音。英语的音位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属于汉藏语系汉语的音位和英语一样，也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普通话是汉语的代表语言，有辅音音位，即声母22个，韵母31个。声母一般位于音节的开头，韵母是声母后的一部分，一般由元音或元音加辅音/n、n^/构成，如/B、o、Bi、en、uBn^/等韵母。英语元音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普通话的元音分为单韵母和复韵母。英语的单元音数量比普通话的单韵母要多，而且分得细。普通话里只有6个单韵母；英语有12个单元音，而且分为前、中、后元音。其中/I、U、e、A、Q/等单元音在普通话中找不到近似的音，很难说普通话说得好的人一定就能发好这些音和包含这些音位的单词和句子。而在普通话中 能找到的近似音如/i、u/，前者发音的舌位比英语更靠前，后者则更靠后[7]。另外，普通话的复韵母/ei、Bi、Bo、ou/和英语的双元音/eI、aI、au、EU/虽都以强元音为主，向弱元音方向滑动。但是，普通话滑动较快，而且并没有达到弱元音的位置，念起来两音浑然一体；英语的双元音滑动较明显，两者相对独立，普通话较好的人很容易将like误念成/lak/或/lek/。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发音的部位和口形上都存在差异。发复韵母/ei、Bi、Bo、ou/的口形张得小于发双元音/eI、aI、aU、[U/，但舌位略靠后[7]。当然，能掌握汉语中的渐强复韵母，如/iB、ie、uB、uo/的学习者更容易发好英语中的双元音/I[、Z[、U[/。普通话和英语里都有三元音，其发音方法各不相同：发普通话三元音的方法是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中间的元音紧张度强，形成一个音节，如/iBo、uBi、ioU、iBo/等；英语的三元音由双元音加/[/组成，但不是出现在同一个音节里，其发音方法是由强到弱，再由弱到次强。普通话和英语的辅音音位也存在异同。英语的辅音多数是清浊成对的，如 /p、b/，/t、d/，/k、g/等；而普通话的辅音多数分为送气和不送气的清辅音，如/p、b、t、d、k、g、j、q、x、zh、ch、sh、z、c、s/等，浊辅音只有/r、m、n、l、ng/5个。汉语的送气和不送气区别意义；英语的清浊可以区别词义，影响元音的长度和同化相邻的辅音，如/lIt/中的/I/就发得比/lId/中的/I/短促，浊音能延长前面带的元音。又如元音/R：/在 caw，cord，caught三个单词中的音程不同，在caw中发音最长，在cord中次之，caught中则最短。此外，英语中的辅音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和所连接的音位的关系，产生音位变体（allophone）。如音位/t/在不同的发音环境中，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在top中是送气的（aspirated）；在stop中是不送气的（unaspirated）；在certain中是鼻腔爆破（nasalized plosive）；在little中是舌边爆破（lateral plosive）；在that kid中是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ve）；在that day中是失去爆破（loss of plosive）。这些现象是英语中特有的，普通话再好，如果没有具备该语音知识，也学不好英语语音。诚然，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的一些音位与英语的某些音位无大差别。比如，鼻辅音（nasal）在两种语音系统中构成一个自然类，可以用同样的区别特征加以描述，/m/，/n/，/N/可分别描述为〔＋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双唇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齿龈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软颚性〕。能发好普通话鼻辅音的学习者，语言的正迁移作用就能让他正确发好英语的鼻辅音。但学习者更应关注的那些和普通话发音的部位和方法有差异的近似音和汉语中根本没有的音位，如／W、T／，／F、V／，／tF、dV／等，不管普通话说得多地道的学习者，不加强练习，也不容易发好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W、T／，颚龈摩擦音（palato-alveolar fricative）／F、V／和颚龈塞擦音（palato-alveolar affricate）／tF、dV／。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辅音在普通话和英语中的不同描述：／s、z／在英语中为齿龈摩擦音（alveolar fricative）；在汉语中前者为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后者为齿塞擦音（dental affricate）。／h／在英语中为喉擦音（glottal fricative）；在汉语中为软颚摩擦音（velar fricative）。／r／在英语中为无摩擦延续音（approximate）；在汉语中为卷舌摩擦音（retroflex fricative）[7]。2．音位组合—音节对比音节既是语音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音位学中的重要概念。对音节的定义说法不一。就其结构而言，“音节是由一个或一系列音位构成的语音结构”[7]（P20）。音节通常由起音（onset），领音（peak）和收音（coda）构成，领音一般是元音（vowel），起音和收音常常是辅音（consonant）。英语音节构成形态要比普通话音节构成复杂得多。具体形态如下：英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 VCC－CCVV－CVC－CVVC－CCV－VCCC－CCVC－CC CVC－CCCVVCC－CCCV－CCVVC－CCVVCC－CCVCC C－CCVCCCC－CVCC－CVCCC－CVCCCC汉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CVC－ CVVC从以上对比中可看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通常是单辅音加元音；英语音节的首、尾常常出现辅音群（consonant clusters）如 must tempt texts thousandths等。换言之，普通话中只有单辅音型的音节，没有辅音群型的音节。辅音群型的音节成为中国学习者，包括能说标准普通话学习者的语音难点。学习者习惯于在读英语辅音群中夹带元音，如把green念成/^[ri:n/。另外升调时容易从词尾的辅音开始,试图把它拉的很长,因而很费力,发出的音也很不规范。这是因为汉语的音节除/n/和/ng/两个鼻辅音外,都以元音结尾,即为开音节,而且节峰前最多只有一个辅音；而英语的音节节峰前最多可有三个辅音,如/sprIt/等,而节峰后最多可有四个。由于两种语言的音节系统不同,学生易将汉语的音节特征转移到英语学习中。3．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和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汉语中的每一个字(或音节)都有一个区分字义作用的声调, 如/mā/妈，/má/麻，/mǎ/马，/mà/骂，/mB/吗,语音学家称汉语为声调语言；然而在英语中,单词的音调不改变它的词义,如book/buk/在读成平调、升调或降调时始终是“书”的意思,但英语的单词被用于句子时,就要赋予它一定的语调,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语气等,这种语调的核心一般放在语句的末尾,所以语音学家把英语叫做语调语言。如:This is your↘seat.句未的降调表示肯定的语气,但 This is your ↗seat?表示疑问的口吻,以求取得对方的证实。汉语句子的语调也常常落在句未的重读字上,但由于这个重读字本身又有固定的声调,其实际语调必然受到该字本身的声调和所需语调的共同影响,即在原来字调的基础上,按所需语调去稍加调制、改变,使它既不完全失去原来的声调,又符合所需语调的要求。如:“这是我的球↘。”句中的“球”字本身是升调(阳平),而句末要求用降调,实际话语中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把“球”字的升调上升幅度减少一些。又如:“你的书↗,还是他的？”句中“书”字原本是高平调(阴平),而句子中间需要升调,语言实践中只能是把“书”字在原来的高平调后面接着稍微升高一些,成为高平调加升调。可见,由于汉语语调受字调的限制,升降规则比英语复杂,升降的幅度也要小。中国学生由于受汉语的这种声调、语调的负迁移影响,讲英语时往往语调平平,抑扬不太分明,升降起伏较小,很难学会英语那种梯级下降型的语调。近年来,语音学家趋向于更加强调英语语调的重要性,认为元音辅音是英语本身,而语调是英语的灵魂。假如元音辅音念得很准,而语调不对,听起来就不像英语。相反,假如元音辅音读得有些毛病,但语调正确,听起来还像英语。既然英语语调这样重要,那么我们要学好英语就必须注意汉语和英语在语调上的区别,努力在说英语时克服汉语语调的影响,勤学苦练,逐步掌握英语语调。4．其他语音方面的负迁移英语单词没有辨义的声调,重音是重要的语音要素,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如：´converse(名词,相反的事务),con´verse(动词,交谈)。在汉语词组中起辨义作用的是声调而不是重音,声调比重音在话语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除词尾含有虚词的词组(如桌子、木头等)和个别词组(如爸爸、妈妈等)外,大部分词组中的每个字都读成同样的轻重程度,如教师、电话、汽车、天气等。这种母语特点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常常使初学者读多音节英语单词是重读、轻读音节不明甚至重音错位,如把´diligent读成´di´li´gent,di´ligent或dili´gent。在节奏和韵律方面,汉英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汉语是以音节(字)为计时单位的,而英语则以重音为计时单位的。汉语中,音节(字)的数目是韵律的基础,除了一些助词念得较快较含糊外,一般每个字所占用的时间大致相等,读得也清清楚楚。例如古诗中总是根据每行的字数来决定它的韵律或节奏,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即使音节(字)有思想表达上所需的轻重之分,也不像英语那么明显、分明,所以,一般字较多的一句话所占用的时间,要比字较少的一句话占用的时间长，如“他有汽车。”和“他有一辆上海产的汽车。”但在英语中,重音和轻音是交替出现的,而重读音节才是节奏的基础、主体。重读音节总是声调较高,响度较大,发音清楚,所占时间较长；而轻读音节则声调较低,响度小,读得快而含糊,所占时间较短。所以,重音与重音之间总是保持大致相等的实际距离。重音之间的轻读音节越多,就读得越快越含糊。如:“Ann ´found the ´book she ´lost at ´last.”和“E´lizabeth ´found the ´article she was ´studying at the ´library.”前一个句子有8个音节,后一句却有19个音节,但两个句子同样只有5个重读音节。为了保持每两个重读音节之间所用时间大致相等,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所占用的时间就不完全相同。后句话中,第一和第二个重读音节之间,第二和第三个重读音节之间分别由2个和1个轻读音节,而第三和第四个重读音节之间,第四和第五个重读音节之间各有4个轻读音节,为了保持5个重读音节之间大致相等的时间距离,第三至第五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就要读得轻而快。中国学生对英语的这一特点较难把握,往往是按汉语习惯把每个音节(字)说得都很清楚,而不习惯把几个轻读音节压缩在一起,快速而含糊地读出来,因而听起来不是很自然。另外,在音节的衔接(juncture)方面,英语有汉语中所没有的连读(liaison)现象,也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英语学习中,许多人可以发好一个单词的音,却说不出流畅、连贯的句子；能听懂英语单词,却听不懂连贯的句子。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掌握好英语中的连读。英语中有许多词是以辅音结尾的,在与紧接他们后面的一个词词首的元音连起来念,就产生了连读现象。但实际上汉语中也存在这种连读,只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汉语的连读一般出现在感叹句中,如:我的天哪! Wo de tiBn B好苦哇! HBo ku B然而汉语的连读范围不像英语连读现象那么普遍,而且大多数字以韵母结尾,使连读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学生在碰到英语连读时就会感到非常困难,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听力发展。同化现象也是英语中最常见的一种音变现象,在连贯的说话或朗读中,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汉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面包 miBn-bBo → miBm-bBo难免 nBn-miBn → nBm-miBn这里的“面”和“难”都以/n/结尾,但因为受后面音/b/和/m/(双唇音)的影响,因此,“面”、“难”后面的/n/音就同化为双唇音/m/了。音渡指语音结构中两个音段界限之间的停顿过渡。普通话和英语两种语言中，音渡都有辨义功能，普通话好的学习者，一般能够注意英语音渡，但要完全掌握，仍然需要大量实践。四、结束语普通话和英语在发音的特征与规律、音位的数量与性质等方面都存在异同，而且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在二者相似性较强的方面，正迁移作用较为明显；二者差异表现明显的方面，负迁移作用却占了上风。既然普通话在英语语音学习中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两方面的双重作用,因此,在英语语音教学中教师应与学生一起,尽量克服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干扰,促进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积极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帮助学生克服干扰时要突出要害,使学生深刻理解两种语言在发音方法以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异同。根据对比分析的理论观点,通过描写、选择、对比、预测对比分析的步骤,对普通话和英语进行科学的结构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区别程度的大小。通过这种有意识地对英汉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做出有意义的概括,培养学生英汉语音系统差异的敏感性。正如吕淑湘在《中国人学英语》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就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体会。中国学生必须认识到汉语、英语的差异,警惕汉语的干扰,尽量在英语学习中克服,避免汉语的干扰,这样才能更有效全面地学习英语。通过以上的讨论，很难说普通话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好；也不能说普通话不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不好。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异同因素、个体对异同因素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此外，情境也参与迁移活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个体特征等都是语言迁移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绝非是单一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不能决定迁移的程度，它涉及多种不同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应综合考虑。孤立地研究某一因素或某一类型的迁移，不利于真正揭示迁移的本质，对英语语音学习也无实质性的助益。普通话好，只能说从语言学习的态度、方法等方面具备了发生语言迁移的可能性，但是否能克服语言负迁移的影响，真正发挥语言正迁移的作用于英语学习，还需要学习者发挥主体作用，了解一定的英语语音、音位理论知识，按照英语的语音、音位规律，掌握发音技巧，通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有较好的英语语音，说地道的英语。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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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楚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这个国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概念。事实上，普通话是不是北京话呢？这一点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普通话不是凭空出世的，它也是跟世界上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是从原始的语言一步一步地进化成长起来的。[普通话的定义]根据举世公认的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为规范语法的语言。但是，这个定义真的是那么铁定地正确吗？对这个定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反证去验证它的科学准确性。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它反过来也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说，根据普通话的定义，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必然就是普通话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完全依照普通话定义中的严格标准说出来的却仍然不是普通话！就是说，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仍然不是普通话！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标准的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语法说出来的话一样不等于是普通话。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可以验证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不够严谨。那么，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这是普通话的定义给中国国民的一个困惑，有了这样的一个困惑，重新审定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就应该了。[普通话语民史的考证]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从记录的考证上看，以下的资料也可以证明普通话设计出来在清朝末年之前：可以考证的普通话的历史：“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学者。1909年（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同年，清朝==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 ”。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普通话”一词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据考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些考证说明了普通话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远的时代，然而，凭当时中国的语音理论水平和白话文发展水平都与普通话的定义不相符。根据当时这样的理论水平如何能设计出普通话定义中的那种语言来？假设普通话是被设计出来的，则普通话必然会有具体把它设计出来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然而普通话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作为自然语言的语民，条条证据都指向满清的统治者――满族人。[基本思路]为什么说普通话是“满人学说的汉语”而不是“受满语影响而形成的汉语”？要点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和满清的“国语”是同一口音的一种语言而不是不同的*语种*；2，满清的“国语”的最纯正的口音是满族人――中国的统治者群体的口音，满族人是满清“国语”的正统语民；3，满语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的主要语言，满语是满族人的母语，满人母语的更替说明，满清的“国语”是满族人学习而会说的汉语。实际上，要论证普通话是什么语种，最重要的应该是判断普通话的语民而不是普通话语音特征。[400年前的北京话：下江官话]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下江官话？）。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我们分析一种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表达对象，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基本定理：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一致。是社会实践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就是说，一种语言有一种说法就必然有这种说法所表达的那种生活实践。打个比方，比如“椰子”这个词，如果满族人的满语中有“椰子”这个词，则满族人所生活的那种生活实践中必然有“椰子”这个果子的存在。在统治中国之前，满族人是一个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满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形成的，并且是历史短暂的，而且满族人的生活历史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象中华几千年的那种发达的科技和艺术高级社会实践。这就决定了满语不具备表达中国境内生活实践和中华文化的能力。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对刚刚取得对中国统治权的满族人来说，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曰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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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1部，编纂1部，与人合作编著2部。主要的有：1.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2002年2月第二次印刷。2.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全四册），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一版。3. 《宁波方言词典》（合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4. 《〈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读后》，《中国语文》90年6期。5. 《〈汉语大词典〉一 、二、三卷读后》，《中国语文》91年4期。6. 《亲属称谓词的变读再补》，《中国语文》91年6期。7.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与张永言先生合撰），《中国语文》95年6期。8. 《先唐佛经词语札记六则》，《中国语文》97年2期。9. 《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98年2期。10. 《〈世说新语〉词语考辨》，《中国语文》00年2期。11.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03年4期。12. 《〈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中国语文》05年6期。13. 《〈朴通事〉的成书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06年3期。14. 《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台湾〕《汉学研究》18卷2期（2000年12月）。又载于《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15. 《从汉语史看“多”“少”直接修饰名词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16. 《〈齐民要术〉校释商补》，《文史》03年第3辑（总第64辑）。17. 《“作（为）某地”式试解》，《古汉语研究》89年4期。18. 《评新版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的注释》，《古汉语研究》90年2期。19. 《新版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兑拾补》，《古汉语研究》92年3期。20. 《〈史记〉标点商榷》，《古汉语研究》92年4期。21. 《也说“麀鹿攸伏”之“攸”》，《古汉语研究》95年3期。22. 《〈世说新语〉“如馨地”再讨论》，《古汉语研究》96年4期。23. 《方位词“里”考源》，《古汉语研究》99年2期。24. 《〈汉语大字典〉的功臣──读周志锋著〈大字典论稿〉》，《古汉语研究》01年1期。25. 《“所以”完全变成连词的时代》，《古汉语研究》02年2期。26. 《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古汉语研究》04年4期。27. 《汉魏六朝词语杂释》，《语言研究》90年2期。28. 《〈两拍〉词语札记》，《语言研究》93年1期。29.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读后》，《语言研究》94年2期。30. 《常用词历时更替札记》，《语言研究》98年2期。31. 《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语言研究》03年4期。32. 《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06年2期。33. 《也说〈诗·新台〉之“鸿”》，《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2年3期。34. 《〈清平山堂话本〉校点献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3年2期。35. 《说“狼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4年2期。36. 《〈晋书〉点校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7年1期。37. 《〈高僧传〉标点商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7年3期。38. 《〈齐民要术〉“喜烂”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02年5期。39. 《释“严妆”》，《辞书研究》90年1期。40. 《〈元语言词典〉评介》，《辞书研究》00年1期。41. 《几组常用词历史演变的考察》，《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7月。42. 《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上），《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0年12 月。43. 《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下），《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11月。44. 《也说“面善”“万国”──兼论编纂方言词汇集的重要性》，《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16期（1998年5月）。45. 《词源札记——报复、凡是、经费、同情、组织等52词的词源》，《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19期（1999年3月）。46. 《“比数”的语源和词义》，《词库建设通讯》（香港）总第21期（1999年11月）。47. 《“伐轮”、“伐辐”及其他》，《徐州师范学院学报》86年2期。48. 《〈左传〉“死且不朽”解诂》，浙江省语言学会编《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49. 《“聊赖”释义辨正》，《文史知识》91年4期。50. 《〈红楼梦〉标点琐议》，《红楼梦学刊》92年第三辑。51. 《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札记》，《俗语言研究》第四期。52. 《〈章太炎遗嘱〉释文校正》，《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96年4月）。53. 《〈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54. 《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释读管窥》，《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三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55. 《汉魏六朝“进”字使用情况考察——对〈“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一文的几点补正》，《南京大学学报》01年2期。56. 《宁波方言词语札记三则》，《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57. 《“承”有“闻”义补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03年1期。58. 《佛经词语考释四则》，《浙江大学学报》05年5期。59.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评介》，《语言科学》06年2期。60. 《〈女仙外史〉释词》（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06年3期。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27 Initials of Qieyun切韵27声母的分布——用黄伯虔师“轻重不平衡”理论处理《切韵》的作业汉语史学报<>, 黄笑山 切韵韵目小注的“同”与“别”语言研究集刊第四缉<>, 20071000黄笑山 On the Fanqie Structure of Chongniu in Jingdian Shiwen经典释文重纽反切的统计及结构特点浙江大学学报37<5>, 20070910黄笑山，李秀芹 中古介音-r-消失所引起的连锁变化语言暨语言学<>, 20070101黄笑山 切韵分韵和诗文用韵的关系问题商务印书馆<>, 20070101黄笑山 从泰汉关系词看中古汉语三四等韵的差异南开语言学刊<2>, 20070100黄笑山 Several Questions baout Translation of the Phonetic Term in the Chart of IPA对国际音标及其译名的理解浙江大学学报36<5>, 20060905黄笑山 The Adevances of Methods ofr Researching Rhyme Classifications of Poems and Riming Compositions in Middle Chinese中古诗文用韵考研究方法的进展语言研究第26卷<第3期>, 20060900金雪莱，黄笑山 《庄子·大宗师》“简”字义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4>, 20060000李秀芹，黄笑山 国际音标（修改至1993年，1996年更正）南大语言学<第二编>, 20051200黄笑山 音位构拟的原则及相关问题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20050501黄笑山 汉语史研究中的音位原则音韵论丛<>, 20040100黄笑山 《〈七音略〉校注》跋《〈七音略〉校注》<>, 20030701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3>, 2002093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020809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2080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中国人民大学人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5>, 2002053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人大复印资料<>, 20020509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 200203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 200201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32<1>, 200201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0<0>, 2002-08-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人大复印资料0<0>, 2002-05-09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2002-03-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浙江大学学报0<0>, 2002-01-09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 20010930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03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0<0>, 2001-03-01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0401黄笑山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其他中古近代汉语研究0<0>, 2000-04-01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 19990915黄笑山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9-09-15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 19981110黄笑山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8-11-10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古汉语研究<>, 19970901黄笑山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7-09-01
本书汇集论文32篇，有对汉语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的关系的论述，有对当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综述和展望，也有对该领域一些研究语料的价值的分析，更主要的是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中诸多疑难问题的考证及进一步探讨。所做工作涉及汉语俗语词、俗字的考释、口语语法规律的探索、俗语言文献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对汉语史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高校语文教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后附有“本书重要词语音序索引”。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市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3项、省政府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中古虚词语法例释》、《训诂类稿》、《<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古文献语言论集》、《<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注》、《20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论纲》等9部、译著l部，参编大型语文辞书4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20余篇。其代表作曾获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2002）、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项（2003）、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1995、2001）、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2002、2006）。序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训诂学与汉语史研究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汉译佛典的今注今译与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译注本为例试论《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语料价值《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故训资料的利用与古汉语词汇研究——兼评《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新解扬雄《方言》与中古、近代汉语词语溯源（二例）佛教文献与《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释《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索中古汉语中的“快”及与其相关的词语汉译佛典中形容词的“同义复叠”修饰中土佛教文献词语零札中华版《高僧传》校点商补梁《高僧传》“疆场”例质疑“儿”后缀的形成及其判定——兼与竺家宁先生商榷《唐律疏议》词语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汉语词汇研究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
研究称，最早从非洲迁移到中国的人在6万至10万年前抵达现在的西南部地区。这个狩猎者-采集者族群的基因在数万年里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所谓汉族的主要基因，即与汉族的匹配度较好，在汉族中最集中。从Y染色体看，最具汉族（当代汉族）特色的单倍群如下：1、O2a1-L127。该支系年龄（共祖时间）万年左右，主要包括F1876、002611两大支。目前看，无论F1876还是002611，分布区域都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个别分支集中于湖南及周边。可能（至少其中若干支系）与古代东夷人有关。2、O2a2b1-M134*。此处主要指的是F444，该支系年龄万年左右，其下游的支系F46的年龄只有8000年左右，且在汉族男性中占了11%，在江苏山东等省可达15%，无愧为超级祖先。该支系在汉族以外分布较少，且集中于华北华东，推测早期扩散地点就是黄河中下游。3、O2a2b1a2-M117。此处主要指的是年龄7000年左右的F5，该支系在汉族中占15%左右，而且可能是原始汉藏成分、汉语族的奠基者。但是与汉族的匹配度却不及前二支，原因在于，该支系的下游分支CTS1642在藏缅语族人群（藏族、彝族、纳西族、缅族等）极为高频，在缅甸的缅族中可达40%左右。如此看，缅甸倒成了M117的代表国家。不过，由于藏缅语族主要是CST1642这个支系，其他几个主干分支与汉族的匹配度依然比较好，所以仍是汉族代表单倍群之一。另：广东的20%+的M117以Y7080、CTS5063、F2188三个晚近的蔟为主，目前看前两个支系不像是历史时期的北方移民，可能来自广西和湖北。4、O1b1*-F2320*。此处主要指的是Page59这个支系。该支系又以F1759占大头。F1759集中于华北华东等地，总体上与汉族匹配度很好，应该是汉族早期来源之一。5、C2c-F1067。即俗称的C2南支。该支系绝大多数都是C2c1-F2613这个万年的支系，极少数为C2c2（集中于两广）。F2613下面又分3个主要分支：CTS2657、 F1319、F845，三个支系偏北程度为CTS2657>F1319>F845。其中，F1319可能是殷商所属的支系。F2613与汉族的匹配度较好，但在东南亚、西南少数民族、东北一些民族也高频，其中有的分支如CTS2657可能来自历史时期的北方民族。6、Q-M120。该支系预计年龄不超过1万年，在汉族中占左右，北方大约3%，南方大约。该支系虽然北方偏多但南方亦达北方的60%水平，推测早期分布在宁夏、河套地区等长城沿线，但在2000年前已经绝大多数融入汉族里了。7、N1-M2183。该支系年龄万年左右，分为N1a和N1b两大支。N1b与汉族匹配度较高，在汉族中占4%左右，但亚洲东部其他民族也有不少，例如泰国北部也有7%左右，彝族中也很多。N1a下面又有很多支系，其中北亚和东北欧主要是M178、P43等支，汉族则主要是M128、F4063等支。8、O2a2*-P201*。此处主要包含了M188（除M7）和AM01822两支。AM01822总体上集中于华北和华东，与汉族匹配度较好。南岛人（如菲律宾人）虽然也有很多AM01822，主要是下游的个别分支，一般认为南岛人是7000年前从中国东南部下海的。M188( 除M7）是个近2万年高龄的支系，有些下游分支与汉族匹配度较好，有些不是。9、其他支系。O1a-M119仅与南方汉族匹配度较好，目前看其几乎所有分支都集中于南方。PK4可能起源于湘赣一带，但目前是壮侗语系、南亚语系人群的主流支系。C1a1-M8和D1b都是日本特有类型，其中D1b在阿依努人中占70%以上，该支系与西藏的D1a分开近5万年了。O1b2-P49是朝鲜半岛特色单倍群。O2a2a1a2-M7集中于苗瑶语系人群。R、J等几乎都是历史时期的西域来客。
我们的教科书把中国人，日本人，蒙古人等东亚人种称之为蒙古利亚黄种人，但是在现代DNA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下，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中国人与蒙古人,日本人并不是同种的蒙古利亚黄种人种! 科普一下！ 秦汉时代，蒙古人还没产生,更别提 夏商周！！ 秦汉之前 汉民族 叫做 华夏，因为汉朝 征服了 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奴，从此被称为汉民族！！ 现代DNA已经证实，汉族---华夏民族 是世界上唯一 一脉相承的最古老的最智慧最强盛的民族！ 而蒙古人DNA 与汉人差别很大，学术上是属于 矮黑人种（D-YAP）与棕色人种（C-M130），而汉族则是真正的东亚黄种人（O-M175）(汉族父系完全没有D-YAP和C-M130) 蒙古人从DNA基因图谱上看，实质上是 北方部分汉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杂交民族而已！而日本人种也含有大量的矮黑人种（D-YAP）与棕色人种（C-M130）！！而O-M175东亚黄种人基因是显性基因，所以满*蒙*日本等含有大量黄种基因的民族外表像中国汉族人，但本质上有巨大差异！ 从DNA基因图谱上看，中国汉族O-M175 黄种人基因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了东北亚其他各民族的基因，包括蒙古，满*族，维*族,藏*族，乃至朝鲜和日本等东北亚民族！！ O-M175 黄种人基因 D-YAP 矮黑人基因 C-M130 棕种人基因 汉族人无论是南方汉人还是北方汉人,Y染色体中都没有D-YAP,C-M130这两种基因 而北方民族蒙古人,突厥人,满族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有D-YAP和M130 汉族人的基因是96%的M175+4%的M45,其血统纯度在世界大民族中首屈一指 在人类主干的18个Y染色体类型中，日本人Y染色体结构是： O-M175 （黄种人基因） D-YAP （小矮黑人） C-M130 （小矮棕人） 日本人黄种基因确是在东亚国家中是最低的。 古亚洲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矮黑人（D-YAP），他们和非洲黑人（尼格罗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另一种是棕种人（C-M130）。纯种的矮黑人是印度的安达曼人，东南亚的维达人等，而纯种的棕种人如今已不存在，但他们是蒙古人，女真人，澳大利亚土著等民族的直系祖先。矮黑人，棕种人先后从亚洲南部北上东亚后，肤色变浅。矮黑人中最进化的一支是日本的阿伊努人（虾夷人），它们是纹绳人的后裔，也是大和民族的重要底子。另外，西藏人中也拥有大量的矮黑人父系成分。 第二次出非洲的人群被称为中东部落（F-M89），其中的一支演化为欧亚部落（K-M9），其余进化成地中海-高加索人种，属于暗白人种。欧亚部落的原始人种属于未分离的黄白人种，又演化成好几支。其中一支形成东亚部落（NO-M214），被称为黄种人（又称华夏-芬兰人种），另有一支形成中亚部落（P*），属于早期的白种人。东亚部落的黄种人又分离为两支，一支是芬兰人，部分北亚人的直系祖先（N-M231），另一支则形成中国人，东南亚人的直系祖先（O-M175）。在M175的基础上，东亚地区的黄种人演化为华夏，东夷，百越，苗瑶，百濮，南岛等一系列民族。而中亚部落也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北亚祖先（Q-P36），一支是主流欧洲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R-M207）。其中进入欧洲的白种人是后来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波罗的人，克尔特人的主要祖先（当然这些民族还有少部分其他来源）。 东亚大陆情况是:最先来到东亚洲大陆的是YAP和M130, 其后第三批走出非洲大陆的M9旗下的M175几路大军先后进入东亚大陆,M175下M119夷越集团最先到中国南部和东部,紧接着是M175旗下的M122下的东进苗蛮集团,这两大集团驱逐了YAP和M130，使得中国大陆基本不存在YAP和130,大部分被驱赶到北部(蒙古,朝鲜,日本),南部和西藏,但在大陆一些少 数 民族土家族、彝族、瑶族基因仍然保留了YAP的基因.最后到达中原的就是M122大旗下M117华夏集团,此后的历史就与中国上古传说完全吻合,华夏集团炎黄部落打败了夷越集团的蚩尤部落,以及苗蛮集团,奠定汉族的基础!这就是DNA分析的华夏上古迁移状况！ 汉民族的基因分成96%的M9和4%的M45,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高度纯洁与统一的. 汉文化创造了领先世界2000年的文明,这不是偶然的,近代数百年的落后则是偶然和暂时的. 汉民族自古至今都有强烈的家族宗族观和姓氏文化，崇敬祖宗，家谱文化，光宗耀祖，世界上最先进最早的姓氏文化也科学的避免了近亲繁殖，与血缘上的混乱！！这是汉族自古一直保持庞大人口基数以及纯正血统的核心要素！！ 南方汉族主要是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期间 大量 从北方 黄河流域 迁移移民过去的，融入了部分南方各民族，而北方汉族也融入了部分北方各种民族，但是 无论是 父系还是母系，南北方高度统一，差异是小部分，共性是大部分，这在全世界各民族中 算是高度纯种的超大民族了！！！ 人种的DNA研究也解释了 人类文明为何在 西方白种人和东亚黄种人 中创造和发展，人种DNA决定了！ 华夏民族 在汉唐之后逐步衰落，不是人种不行，而是迂腐的儒家思想束缚压制扼杀了华夏民族的尚武精神，民族血性， 使得华夏民族成为 文明但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落后民族，经历了数次 野蛮落后民族对文明民族的大冲击，但好在人口数量巨大，分布很广，使得文明种族的血脉得以传承和延续，这也正是中国是四大古文明唯一能延续至今并能重新崛起的根本因素！！ 在现代DNA分子生物学面前，妄图分化，瓦解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 汉族血统虚无论杂交论，南北汉族论都可以终结，中华民族势必更加凝聚团结和强盛！！现代分子生物学充分证实了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只是我们暂时衰弱了，但是文明种族的火种我们一直延续着，我们知道我们的文明的血统，必定促使我们重回文明的巅峰，不愧对华夏二字！！ 从现代人种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还可能得出更惊人的秘密：人类几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苏美尔人文明（古巴比伦），古中国文明，甚至 古玛雅人文明， 实质上都是 黄种人创造的！！！很明显巴比伦、苏美尔都在埃及和中国的中间，是黄种人从埃及迁徙到中国的中转站,从DNA分析的古人类迁移路线分析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我们的血脉中不仅仅保存着古中国的文明火种，还保存着古黄种文明人种的基因，我们肩负着无上荣光的古文明种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去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现代文明，重返人类文明的制至高点！！！！ 附DNA图谱：
这个机制的起源的话，还是有点悠久了，应该是在清朝或者唐朝。应该这两个时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