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可以在网上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结合自己的感受，以及在课上学习的知识，2000到3000字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实在是无法下手，可以戳我！
原因如下：1、经济发达经济发达的宋朝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宋富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占当时全世界GDP的80%。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王朝都采取“抑商”的政策而惟独宋朝例外宋初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2、文化辉煌因文化的百花齐放两宋大家又分之为南北：南宋有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北宋有二程程颐程颢(理学家)，南宋东南有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也正是因为宋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使得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3、农业飞跃宋朝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相当惊人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时平均每亩产量约石（唐比汉代高50％），而宋代平均每亩产量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棉种植甘蔗栽桑养蚕均产量高于唐生产分工也很仔细，其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上，比如宋代的茶叶生产在秦岭两淮以南的地区出现了以专门种植和加工茶叶为生的园户而且产量颇丰而农产品种类也有明显增多的迹象。宋朝对传统农作物也是大为推广尤其是小麦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而水稻在北宋时的淮河黄河流域也进行了推广同时棉花种植，也普遍推广了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和福建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甚至北宋时期还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南方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北方。4、政治开明牛顿说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样一个朝代也是如此宋朝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其政治渐渐趋向于温和而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这不仅有其特色而且较之唐代有所发展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其政治渐渐趋向于温和这就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以文治天下”的国家“文治”于国民(这要和“制军”区分开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即使是到了现代依然是主流有了“以文治国”的思想作为主流政治环境自然也就开明了。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
科技 1．四大发明 造纸术发明于西汉，东汉蔡伦加以改进。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三大发明，起始远在宋代以前，但其完成和发展却在宋代。它代表着宋代自然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四大发明是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最高结晶，对我国的文化事业，乃至世界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 2．数学 春秋时期发明了九九乘法表。《周髀算经》所记西周初年的勾股定理，比西方早500年。西汉出现了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南朝祖冲之的圆周率比欧洲早1100多年，他的数学专著《缀术》成为唐朝及中世纪朝鲜、日本的教材。 3．天文历法和地学 夏朝开始有了历法。商朝时，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月食记录。春秋时留下了公元前613年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而且能够测定一年中的季节。秦汉时有《周髀算经》，东汉张衡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主持了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北宋沈括创制了“十二气历”。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他还主持了空前规模的天文测量工作。 4．医药学 战国时期有了医学分科；著名医生扁鹊提出四诊法；《皇帝内经》提出病理学说，为古代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华佗除创制五禽戏外，还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医学史上全身麻醉之先河。唐朝有了分科较细的医学校；《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孙思邈著有《千金方》。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历代草本药物之大成，是一部既有总结性，又富有创造性的伟大科学著作。 5．农学 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6．建筑学 战国时期鲁国的公输般会建造房屋、桥梁、改进生产工具，有许多发明创造，被后世木匠尊奉为祖师爷。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唐朝长安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建筑宏伟。秦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万里长城气势雄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明朝北京城布局严整，建筑华丽，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杰作。 7．其它 北宋沈括反映技术革新成就的巨著《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明末清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此外，杜诗、马钧、黄道婆等能工巧匠作了许多发明创造。思想 (1)政治思想：古代思想史的主体是政治思想，而在治国方针上，主要思想又有三种： 影响最大的儒家思想：孔于是儒家的创始人，“仁”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办法维护奴隶制度，但在春秋战国大动荡的时代，孔子思想因不合适宜未被统治者采纳。战国时期孟子对孔子的学说进行批判继承，把它发展为“仁政”学说，其核心内容是“民为贵”，这是古代政治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受重创。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为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而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出现了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封建思想，如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顾炎武主张学以致用等。到近代，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受到进一步冲击。新文化运动将斗争矛头指向儒家思想，使其正统地位发生动摇；倡导“法治”的法家思想。所谓”法治”，即主张用法令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管理好国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主张实行“法治”，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理沦被秦王赢政所采用，成为他灭六国，建立专制体制的理论基础。由于严刑苛法，横征暴敛，秦朝短命而亡。秦汉以后，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消失了，但重视法的作用、强调君主专制的思想却被历代继承下来。 “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春秋末年，面对社会大变革，老子完成了古代思想从鬼神观念到“道”的飞跃。他主张“无为而治”，劝告统治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应该顺应时势和民心，这样才能天下大治。秦汉以后，每逢大乱平息，人民急需休养生息之时，“无为而治”的思想便受到重视。如西汉初、唐初、明初等，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精神。这正是两千多年来老子的思想始终具有强大魅力的原因。 (2)宗教 道教：出现在东汉中后期。但由于其教理杂乱，远不及佛教吸引人，更比不上儒学深入人心,因此始终难成气候。 佛教：西汉时传人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时在我国逐渐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时，由于长期战乱和社会动荡，以及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我国日益盛行。隋唐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宗教，尊重外来宗教，以强化思想统治，但由于儒学与佛教之分、佛教与皇权之争、佛教与道教之争以及佛教与地主经济利益的冲突，佛教最终并未真正成为我国的国教。 (3)哲学思想 随着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提高，博大精深的中华哲学也不断发展。荀子、王充、范缜、刘禹锡、柳宗元、王夫之等思想家在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优秀的文化遗产。教育 古代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主要是出于统治阶级政治的需要。 春秋时期，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开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影响深远。 西汉武帝时，在中央设太学，并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唐代科举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私人办学增多，专业教育开始确立。 宋代教育事业兴盛，王安石曾进行教育改革，书院兴起。 明代各级学校的教育体制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 清代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书院逐渐成为官办学校。史学 为维护统治者地位的长治久安，历代都重视史学，以借鉴历史教训。 早在奴隶社会就专设史官。唐初又开创了由宰相主持设史馆修正史的先例。 孔子编定的《春秋》是我国现存完备而系统的最早史学著作。 西汉时期为民族文化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司马迁撰修《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通史和传记文学的先例，代表着那一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水准，东汉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唐代重视史学，“以古为镜”。现存二十四史中就有八部是唐代所修。刘知己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评专著。杜佑的《通典》是我国最早的典章制度通史。 我国现存最大的编年体史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古代集体编书的典范。文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最具鲜明的时代特色。 春秋时期的《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中一些诗表达了奴隶反抗压迫的强烈要求。战国时期楚辞的出现，是古代诗歌的大解放。屈原的《离骚》抒发了作者希望楚国改革图强的爱国情怀。 赋是西汉兴起的由楚辞演变而来的一种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豪奢生活，缺少充实的生活内容。《史记》代表了西汉散文的最高成就。 汉代设乐府，派人到民间采风，收集民歌经加工成为乐府诗，有的揭露了官府对百姓的横征暴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统治腐朽，陶渊明厌恶官场腐败，创作了田园诗《桃花源诗》及诗序《桃花源记》成为千古绝唱。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歌《敕勒歌》和《木兰辞》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时代性。 唐诗丰富多彩，是一部形象化的唐史，构成文学史上的颠峰。盛唐李白的诗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杜甫的诗是安史之乱前后大动荡时代的一面镜子。由于揭露唐朝后期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白居易被誉为“人民的诗人”。 宋代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促进了词的兴旺蓬勃。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座丰碑，金灭北宋前后，李清照的词风格截然不同。宋金对峙时，陆游的词强烈要求祖国统一。辛弃疾的词表现了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和抗金的爱国热情。辛弃疾、陆游的创作成就，标志宋词达到了高峰。 元代关汉卿的戏剧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明清文学最具成就的是古典小说，明显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抨击封建礼教、揭露封建制度的时代特征。艺术 书法、绘画、石窟和戏剧艺术主要受政治、经济或宗教影响。 书法自东汉末年开始成为一门艺术，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出现古代书圣王羲之。隋唐时日臻成热，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的作品号称“颜筋柳骨”，各具风格。宋元时期书法成为文人普遍爱好的艺术。明代“吴派”更是把诗、书、画合。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色彩绚丽、线条流畅，描绘细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画流行。唐时期阎立本、吴道子主要以人物画为主。在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下，宋元时期的绘画技术走向成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美术史上的不朽杰作。元朝赵孟颊的画被称为“神品”。明代苏州出现“吴派”。清代“扬州八怪”的绘画突破陈规，别开生面。 出于维护封建统治和宣扬佛教的目的，封建统治者自魏晋至隋唐开凿了大量石窟，其中最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分别表现了雕刻、塑像和壁画的精湛艺术。 宋朝、金朝已有滑稽戏、讲唱戏各种戏剧演出，到元代发展为元曲。明朝最负盛名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朝则以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著名。
确实不多，只有几篇我给你书名。1、《宋朝军事通信》发表于《国学》2、《由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探寻宋朝外战弱势的根源》发表于《南方论刊》3、《透过更戍法看宋朝的军事法律制度缺失》发表于《法制与社会》4、《论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及对宋朝建立的贡献》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宋朝军事“积弱”因素浅析》发表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略论宋朝军事法律思想》发表于《军事历史研究》7、《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研究》发表于《河北大学》
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联合搜救演习显示了中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日益拓展、层次更加广泛、方式越发务实的新趋势。 合作空间日益拓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强大校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承担着许多共同的责任，有许多共同利益交会点。这次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朝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在访问湛江期间也表示，这样的演习，将提升中美两国联合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他认为，人道主义救援已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任务。中美之间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美方将积极寻求并不断扩大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交流层次更加广泛。“联合搜救演习，是双方军事合作成果的体现，它背后所蕴涵的是双方在各个层次、多个渠道开展的深入交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说，一场演习，需要双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到最底层士兵之间的交流。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了确保此次演习成功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率领“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访问湛江，并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顾文根中将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舰艇指挥员已经就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三轮会谈和磋商，确定了演习的预案和细节安排。双方士兵除了相互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足球、篮球和拔河等体育比赛。来访的“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还举行甲板招待会，邀请中国海军官兵共叙友谊。 合作方式更加务实。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军事关系先后经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蜜月期”、９０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还很难进行中俄之间那样大规模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彭光谦表示，选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搜救作为中美两军演习的课题，反映了两军合作更加务实的特征。“先在‘低端政治’领域的搜救演习方面取得突破，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打下基础，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领域的武器装备技术合作、传统安全领域军事演习等。”彭光谦说，中美军事合作方式更加务实，还表现在双方高层互访、人员往来、安全磋商等已经形成机制，用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两军关系排除外界干扰，稳步健康向前发展。此次演习在中美军事交流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救援能力体现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协同程度。对于成熟的大国海军来说，执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海上搜救，并不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海军联合执行搜救行动来说，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协同。李亚强说，最终决定联合搜救演习效果的，并不是中美海军各自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而是双方的协同程度。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需要在通信、装备、指挥程序、战术行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协同，才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目标，并及时展开有效的救援和损害管制行动。 看点之二：实际使用兵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李亚强认为，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双方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虽然中美两国也都邀请过对方军事官员观摩过本国的军事演习，但双方军队实际使用兵力，共同执行演习任务在２００６年９月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前还是空白。“实际使用兵力，提高双方军队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在军事交流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我说，“从‘纸上谈兵’到实际使用兵力的这一突破，必将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看点之三：高密度演习体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仅就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言，中国海军就先后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举行过。“但是，像中美两国海军这样，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接连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高频率还是没有的。” 我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习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尼玛，你这问题要坑死我啊!
旗袍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旗袍是满清服饰，而满清入主中原是侵略。就像日本侵华，所以我们不能把和服当成中国服饰，跟不把旗袍马褂当成华夏衣冠是一样的道理。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跟满服有同等地位。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到明末清初汉民族所穿的服装。特点主要是：交领、右衽、束腰、系带。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中华服饰从最初形制“衣裳”到清末，虽然随着历史的沿革朝代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的浸入，服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从春秋战国的曲裙深衣，魏晋时代的大袖袍衫，唐代的圆领窄袖袍，一直到宋代人的圆领大袖袍和清代的马褂长袍……总的形态体现了宽大的特点，与表现人的形体相去甚远。一些颇有见地的西方服饰大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服装明显流露出“温顺”的精神。换句话，就是缺乏个性。从中国文化看，要在中国产生出这样个性鲜明，特别能显示男性色彩的领带，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文化的角度看，领带只能从外国传入。 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服饰的文化史观总是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民族的特色，总是充分地浸透了文化的主体特征。只有当一个民族从心理上开始思索反对旧的传统时，包括服饰在内的外在文化层面也随之改换面目，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新的文化观念。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国家发展之路，他们回国时，也带回了西方文化。从此伴随着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也得到了改变，在服饰方面也开始向传统挑战，出现了西装革履、礼、帽、领带，短装长裙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经济的贫穷，加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西装、中国领带一直步履艰难，形不成气候。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接受了中山装。这种服装具有近代西式男子服装的特点，它省去了个性鲜明的领带，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观念，服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五个扣子表示“五权分立”，袖子的三粒扣表示“三民主义”，中山装与西服领带相比，透露出中国人含蓄、端庄、文雅的一面，又显示出封闭、保守的另一面，这一着装一直影响到本世纪80年代。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瓷器就是好，就是好，真好！
浅析宋瓷茶盏淡雅之美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茶盏成为宋代典型的饮茶器。唐盏多以紫金、白玉、水晶、玻璃等制作，“至宋，则瓷盏为斗茶之胜具矣”（朱琰《陶说》）。其造型新颖，精致高雅，造型、釉色、装饰均体现了一种温润而含蓄、简洁而质朴的美。1． 清丽挺拔的造型宋瓷茶盏造型清丽挺拨，体现了宋代自然淡雅的艺术观和尚意崇韵的审美意味，于有限的造型中体现了无限的韵外之致。自然生动之美。宋瓷茶盏从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等的形态中选取最生动、优美的部分形体，与固有的抽象几何形体相融合。它不是对自然形态的简单模仿，而具有更深的寓意。中华民族擅长于象形表意的思维方式，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模拟、类比和象征，以体现形而上的“道”。花卉形象在宋瓷茶盏中十分常见，宋人用弧线将圆形或椭圆形的盏口分成若干等份，有四瓣、五瓣、六瓣甚至十瓣以上的花瓣口，从花瓣口延伸到碗底的弧线，使盏腹曲折起伏，形如花朵，极富圆润和韵律之美。典雅质朴之美。宋瓷器造型以简约见长，多有“天然去雕饰”的道家美学风范，且具高雅韵味。宋瓷茶盏以大口、深腹、小足为基本特征，在造型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简洁，曲与直的线条，组合成优美的造型，呈现出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韵味。宋瓷茶盏，造型简约实用，线条流畅，独具一种难能可贵的简逸。如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景德镇窑青白釉托盏，设计新颖，简洁大方，在单纯、质朴中体现素雅、平淡的理性精神。宋瓷茶盏的造型体现了宋人崇尚平淡自然、简洁明朗的精神气韵，从而达到典雅含蓄的美学意境。2． 淡雅自然的釉色美宋代的茶盏有黑、青、青白、白色等，色调含蓄莹润，其装饰效果主要体现在透明的釉层本身丰富细腻的变化效果，以及窑变所产生的肌理色彩变化。“尚玉”的意蕴。人们将玉与人之德相联系，玉被视为至清、至洁、至善理想美的象征。宋瓷茶盏受尚玉美学观的支配，追求温润如玉的色质感。景德镇窑青白瓷色质如玉，有“饶玉”之美称。宋人在釉质的变化中实现了崇尚“玉德”的理想追求。青瓷有着悠久的历史。青色是植物的色彩，也象征着天空、春天、水等，通常给人单纯、明朗、纯洁、雅静、幽玄的感觉，传统文化赋予青色以独特的意蕴。这种“崇青”心理，是与“尚玉”密切相关的。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青白瓷、青瓷和白瓷是点茶最合适的茶器。释惠洪有诗云：“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赞的是白瓷茶器。这些史料都证明了青、白等淡色茶盏在文人士大夫中广泛使用。“色贵青黑”。宋代盛行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盏，“已发现的宋瓷窑址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见到黑瓷，南北都产”。黑釉茶盏的兴起，与当时上层社会的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蔡襄在《茶录》里说，“茶色白，宜黑盏”，是说釉面亮黑如漆，便于斗茶时观茶色、验水痕。此外，中国古代崇尚黑色。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到道家以玄黑主张色彩的平静，再到以墨代五色以及对水墨的崇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自然肌理之美。以窑变、开片等釉色自然变幻为美，是宋瓷茶盏的风格特点之一，是尚逸、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结果。《稗史汇编》载：“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是之谓窑变。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可见窑变的出现实属偶然，其自然变幻莫测的效果是刻意追求的人工修饰所无法比拟的，它所展示的是由意境所传达的一种含蓄而典雅的极致韵味。如宋钧窑月白釉紫斑莲花式碗，碗为十瓣花口，月白色的釉面上缀着不规则的紫色斑块，似空中浮云，若隐若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宋代还以开片为美，这些都是通过釉的工艺流程自然呈现的，切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美和本真美的追求。开片是由于胎、釉收缩率不一而在冷却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大小不等的裂纹，陶工却利用这一缺陷，使其成为一种自然天成、趣味无穷的装饰。窑变、开片犹如天成，千变万化，这些釉面装饰深化了自然天成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趣，充分表现出景有限而意无尽的韵味。3． 清新朴素的装饰美宋代制瓷艺人在充分考虑茶盏自身的适用性条件下，依据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适时地创造和发展了许多精湛的装饰技法和纹样。装饰手法多样。宋代茶盏多采用刻、划花和印花的装饰手法，线条流畅而富于深浅变化。如玉的釉色与刻、划、印花的结合，体现了淡雅的审美意境。印花是以有花纹的陶瓷质料的印具，趁陶胎尚未全干时印出花纹，或用有纹样的模子制坯印出花纹，再施釉入窑焙烧，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如汝窑粉青釉印花盏托，盘心凸起，印莲花瓣纹。这种含蓄的装饰与淡雅的色泽相得益彰，进一步增添隐约朦胧的韵味，尽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彩绘，也是宋瓷茶盏的装饰手法之一，有釉上描金、釉上红绿彩、釉下彩绘等技法。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说的正是釉上描金彩绘。釉上红绿彩是在白釉上用红、绿等色彩勾画纹饰，红绿相间，鲜艳生动。这种在釉上进行彩绘的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釉下彩绘，在坯体上先罩上一层底釉，然后在上面用各种颜色釉进行装饰，再加上一层透明釉。其画面黑白分明，主题突出，具有朴实自然的艺术效果。装饰纹样图案丰富。纹饰是装饰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具有装饰功能，而且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取向等的综合反映。宋茶盏的纹饰题材极为丰富，以花卉为主。花卉有牡丹、莲花、荷叶、菊花、梅花等，动物有龙、凤、孔雀、鹤、鸳鸯、喜鹊、鸡、蝶、鱼、海马、螺等，还有民俗风味极浓的婴戏图、剪纸贴花等。宋代对莲花纹饰的运用大大超过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象征佛光普照，如意吉祥。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莲花成为纯洁、正直、高贵品德的象征，周敦颐的《爱莲说》使人们对莲花的喜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名瓷几乎都有莲花造型。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藏的青瓷莲花形盏托，形似盛开的莲花，足底有一孔，中间一盘为莲花瓣口，莲花上为直口，内饰莲蓬纹，其下刻覆莲瓣一周，釉色莹润，造型构思精妙，为越窑艺术之瑰宝。宋瓷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宋瓷茶盏造型简洁、优美，轻盈，装饰典雅含蓄，反映了两宋时期崇尚平淡质朴、清秀自然的社会审美情趣，在器物造型、装饰、纹饰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后代学习的范本。宋瓷茶盏是宋代制瓷工艺与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茶盏已不单纯是盛贮之器，它体现生活品位和质量，融合了时人的审美、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为研究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
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宋朝瓷器，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还应的有“梅瓶”、“玉壶春”等 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 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这就是当地人们兴起的一种商业社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种集市；对当时的经济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能够让当时的社会变得更加繁荣昌盛；宋朝的皇帝有宋太祖赵匡胤。
草市，顾名思义，野外，野地的有草生长的市集，就是乡村集市，它是原始市集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分支路线。根据历史推测草市基本上是由南北朝萌芽而来，它是在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草市在宋代开始快速发展；
而众所周知，宋朝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一代，那么造成宋代经济社会繁荣昌盛的原因有哪些？草市的蓬勃发展与宋代经济发展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主要探析草市的兴起对宋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揭开宋代经济发展神秘面纱的一角。
原始市集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有城市和草市两条线，城市，是为城内和附近居民而是生的，但距离城较远的居民呢？
由于空间的限制，他们都很少去城内买卖货品。而且，经考证我们知道，古时城中之市戒备森严，有士兵轮班值守城门，定时会关闭，并且还要征收商税，这更使得很多城外居民望而却步，于是一般老百姓在城外自发地进行交换商品；
当然，他们会选择人口稠密的地方，因为那里成交的可能性大些，随着交易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再约定时间，统一时间间隔进行一次交易，于是，草市并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草市据记载至少在南北时期就已经出现，到唐代，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是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是比较简陋的新的商品交换产所，在唐景龙元年有明文规定“诸非州之所，不得置市”；
说明草市是不合法的，不是法定的正式之市，但我们知道这规定是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当然人们是不会去遵守它的，而朝廷也不可能与众多的百姓对着干，这项规定根本无法长期执行。到了唐代后期，安史之乱引起封建统治秩序的混乱，这使草市的发展有了可乘之机，草市在违法中不断发展起来。
由于草市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防御手段，竟成为了“江贼”打击对象，即使如此，草市还是顽强的生存了下来，由此可见，草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春风吹又生，它很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规律。
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这为草市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草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农业的发展，人民在保证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能有余粮；
另外，宋代的经济作物上也有一定的发展，棉花、甘蔗这些经济作物在江南地区普及开来，而这又为手工业提高丰富的原料，渐渐的，手工业和农业分工形成两大相辅相成的劳动，由此可见，宋代社会分工是草市获得发展的必要历史因素。
并且宋代的赋税发生了改革，增设了各种税钱项目，迫于经济压力，农民不得不出市，因此可以说宋代的政治为草市的发展提供了强制性的力量。当然，最大的生长素还是在赵匡胤执政之后，草市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各种草市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草市成为宋代商品市场最活跃的存在。
在宋代以前，县以下只有乡，而我们知道，今天的镇与乡并列，是县以下地方政权的一级结构，当然，镇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现代学者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城镇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旧时的军镇转化而来的，二是新发展的商品交换场所。
旧时的军镇，处于交通要道，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位置，而且人烟繁盛，故而能在宋代保存下来演变成了镇市。新发展的镇市，则很大部分是由当时的农村市场—草市直接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宋朝的城市解除了对商品交换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这使得草市有了名正言顺的存在价值，草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涌现；
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使得农民与市场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但他们不可能在去城市中进行交易，于是随着经济占百姓的生活比例越来越大，草市上升为了镇市，镇市纳入封建经济体系之后，改变了城市体系，使宋代城市焕然一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其实，草市还打破了县的局限性，甚至，州级城市在宋代取得飞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出现了一大批城市，都是与草市息息相关的。草市从一种新型的交换场所，逐步变成沟通城乡经济纽带，更是打破了旧坊市分离制度，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草市无论是中国城市发展史还是社会经济发展史，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草市从刚开始不合法的交易场所，到宋代，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向商业经济的一个大跨步，更是由于赵匡胤让草市有了合法存在的政治支撑，有力的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它是通过对国家的地方建设的改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草市的发展促进了宋代镇市发展，宋代中期，官府开始对商税进行统计盘查，发现草市镇市的商税额度竟然超过了县市乃至州市，这使得统治者们越来越关注草市的作用，商税收入是统治阶级财政收入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税收入也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由此折射出草市的发展为宋代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保障。在草市的促进下，宋代的城市发展达到一个质的飞跃，经济发展也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和进步。
草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集市，草市的兴起促进了宋代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城乡间的经济纽带。
草市就是百姓聚集在一起交换贸易的集市。草市深得人们喜爱，促进了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