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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民运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二 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三 关于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光通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四 关于灾害及疾疫问题研究灾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灾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从灾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灾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44]——————————————————①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灾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灾、旱灾、蝗灾以及水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死亡人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五 关于气候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30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64]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千年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① 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教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② 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灾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76]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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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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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史记，因为在史记当中记载了唐代运输业，而且记载的非常详细，写论文可以参考史记当中的唐代运输业的记载。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这些内容:作为参考文献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组织变革与组织发展的一般概念 我国的企业与组织正处于日益发展的高新技术、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经济以及全面深化的改革开放环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制订和贯彻“十五”规划等重大的战略措施，所有这一切，对企业组织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不断进行有效的变革，才能适应新的不断发展的形势，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不仅是指技术、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而且包括组织成员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变革。因此，组织的变革与发展成为管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组织变革与组织发展的概念 组织变革是指对组织功能方式的转换或调整。所有的组织都会不断地进行一定的变革。组织管理部门需要不断调整工作程序，录用新的干部或员工，设立新的部门或机构，改革原有的规章与制度，实施新的信息技术，等等。组织总是面临各方面的变革压力，有来自竞争对手的、信息技术的、客户需求的各种压力。因此，组织变革已经成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组织变革可以大致分成三类。 （1）适应性变革。这是指引入已经经过试点的比较熟悉的管理实践，属于复杂性程度较低，确定性较高的变革，适应性变革对员工的影响较少，潜在的阻力较小。 （2）创新性变革。这是指引入全新的管理实践，例如，实施“弹性工时制”或股份制，往往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容易引起员工的思想波动和担忧。 （3）激进性变革。这是指实行大规模、高压力的变革和管理实践，包含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变革的代价也很大。 1960年代以来，管理心理学家和企业家都特别关注“有计划变革”，即从零散的变革活动，转向系统的、战略性的有计划变革，重视变革的理论指导和方法途径。由此，发展出一个新的管理心理学领域，即组织发展，简称为OD，这是组织发展的英文缩写。组织发展是指以人员优化和组织气氛协调为思路，通过组织层面的长期努力，改进和更新企业组织的过程，实现系统的组织变革。进行组织发展，往往要在一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运用管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以实现预定的组织变革计划和目标。组织发展比较强调正式的工作群体的作用，它的主要对象是工作群体，包括管理人员和员工。这一点不同于传统方式的组织改进活动，传统的办法集中于个别管理人员，而不是群体。全面的组织发展还包括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组织系统的问题。 组织变革与组织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组织发展可以看成实现有效组织变革的手段。与组织变革和组织发展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组织创新，这是指运用多种技能和组织资源，创造出所在行业或市场上全新的思路、产品或服务。通过在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机构和体制等方面的有计划的组织干预活动，帮助管理人员计划变革，组织和促进各级干部与员工形成高度的承诺、协调和岗位胜任力，从而增强组织效能和员工综合胜任力。 2．组织发展思路与方法的演变 组织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演变而来，一是对工业组织运用了实验室训练方法；二是用调查反馈方法了解并改进企业和组织成员的态度。 （1）实验室训练方法。这个方法主要从1940年代开始运用，采用群体讨论和案例研讨等方式，认识和改变各个管理层次的工作行为。例如，举办群体人际关系训练班，逐步发展成了“群体训练实验室”，从事群体训练。这种训练方法成为组织发展的基本手段之一。 （2）调查反馈方法。组织发展的另一来源，是在群体人际关系训练的同时，运用态度调查和结果反馈方法，进行详细的多层次态度调查，然后对所搜集和整理的材料进行分析，并把结果反馈给参加训练的人。 从上述两个方面，逐步发展成目前的系统多样的组织发展技术，迅速而广泛地在各类企业和组织中应用。 3．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 组织发展是提高全体员工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手段，也是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途径。组织发展有几个显著的基本特征。 （1）组织发展包含深层次的变革，包含高度的价值导向。组织发展意味着需要深层次和长期性的组织变革。例如，许多企业为了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计划在组织文化的层次实施新的组织变革，这就需要采用组织发展模型与方法。由于组织发展涉及人员、群体和组织文化，这里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导向，特别是注重合作协调而不是冲突对抗，强调自我监控而不是规章控制，鼓励民主参与管理而不是集权管理。 （2）组织发展是一个诊断——改进周期。组织发展的思路是对企业进行“多层诊断”、“全面配方”、“行动干预”和“监控评价”，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诊断—改进周期。因此，组织发展强调基于研究与实践的结合。组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把组织发展思路和方法建立在充分的诊断、裁剪和实践验证的基础之上。组织发展的关键部分之一就是学习和解决问题，这也是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3）组织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组织发展活动既有一定的目标，又是一个连贯的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特点，是强调各部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在组织发展中，企业组织中的各种管理与经营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部门或一方面所进行的组织发展，必然影响其他部门或方面的进程，因此，应从整个组织系统出发进行组织发展，既要考虑各部分的工作，又须从整个系统协调各部分的活动，并调节其与外界的关系。组织发展着重于过程的改进，既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又通过有效沟通、问题解决、参与决策、冲突处理、权力分享和生涯设计等过程，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解决相互之间存在的问题，明确群体和组织的目标，实现组织发展的总体目标。 （4）组织发展是以有计划的再教育手段实现变革的策略。组织发展不只是有关知识和信息等方面的变革，而更重要的是在态度、价值观念、技能、人际关系和文化气氛等管理心理各方面的更新。组织发展理论认为，通过组织发展的再教育，可以使干部员工抛弃不适应于形势发展的旧规范，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并且使行为规范建立在干部员工的态度和价值体系优化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组织的战略目的。 （5）组织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与计划性。组织发展活动都是订立和实施发展目标与计划的过程，并且，需要设计各种培训学习活动来提高目标设置和战略规划的能力。大量的研究表明，明确、具体、中等难度的目标更能够激发工作动机和提高工作效能。目标订立与目标管理活动，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发挥人和技术等两个方面的潜力；而且还能产生高质量的发展计划，提高长期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组织设立长远学习目标和掌握工作计划技能，包括制订指标和计划、按照预定目标确定具体的工作程序，以及决策技能等。
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自治功能分析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写最好是请人帮你吧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你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参考文献 张毅，张颂颂编著，《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张毅，《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 杜润生著，《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胡必亮, 胡顺延著，《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 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 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人民出版社，2001 黄正瑞编著，《温州苍南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探索》，工商出版社，2000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秦晖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1998 吴天然著，《中国农村工业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徐志超编著，《农村工业化的思考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冯芷艳, 姚梅, 王晓毅，《中国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企业管理 辽宁省海城市赵堡村调查》，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李树琮著，《中国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汝信主编，《城市化: 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林广，张鸿雁著，《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钱文荣著，《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秦润新主编，《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刘传江著，《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陈颐著，《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南京出版社, 1998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 超级村庄 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从“组织架构”视角出发，回顾四大商业巨头的战略变迁，阿里、小米、京东、美团，附PDF文档下载
一、“组织结构”是一个真实的视角，能反映企业家真实的思想和意志
大多数时候我们获取的信息来自媒体、财报，来自企业的公关部门。例如：企业将某业务放到重要的战略高度，亦或是执行某项重大改革战略。 企业最终是否会真实地落地这些战略，我们很难去判断和验证，但组织架构服务于公司的实际经营，它是公司经营的一面镜子，是不会撒谎的。如果一家企业非常重视某项新业务，那么组织架构就会体现出公司的重视。企业会给该业务部门充分的资源和支持（包括人力、财力、技术），在该业务的重要岗位任命值得信任的核心人物，并对其充分赋权。再例如：如果一家企业声称要执行重大转型或者业务创新，但是业务部门、人事安排、考核管理机制都并没有产生实质变化，那说明企业释放的信息并不值得完全信任。 从投资角度来说，组织架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且信息真实度非常高的视角。
二、不同的治理文化，体现了领导人不同的思维模型
我们发现四家企业的治理文化有巨大区别，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1 ）领导人风格，2 ）行业特征，3） ）企业规模和发展阶段。正如芒格所说，市场上多数的投资者所依赖的思维模型是较为单一的，但这几家互联网巨头却分别体现了领导人不同的 顶级思维模型：
1 ）阿里的治理体现“政治学”思维模型：阿里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精英组织，为了永葆创新能力，阿里建立了激烈的竞争机制，营造“必赢文化” ，这也是阿里具备组织自我升级的重要原因。此外阿里的业务体系非常庞大，其重要的管理挑战包括培养接班人、防止内部腐化等，因此阿里需要在分权、集权上找平衡，体现了很多政治学的理念。
3 ）京东的治理体现“军事学”思维模型：零售是一个传统的行业，核心竞争力在于执行（而非创新），因此京东渗透着刘强东的“铁腕治理”色彩，企业更像一个军队，权力体系森严，奖惩考核机制的设计非常精密。
4 ）美团点评的组织仍在剧烈的变化中，其发展的过程中更多体现了 “博弈论”思维模型。
三、商业模式的创新推动管理机制的创新：总裁负责制、职业经理人制、班委制、管培生、合伙人制
高管层面：合伙人制、总裁负责制
我们发现高薪聘请 “职业经理人”不再是顶级企业青睐的方案。马云很少采用职业经理人，而京东上市前聘请的职业经理人、美团点评在拓展新业务时引入全行业最牛人物，后续的离职率也较高。为打破简单的雇佣模式，阿里在创业之初采用 “合伙人制”，最早期的联合创业者构成“18罗汉”，而后来者只要为阿里立下汗马功劳，也会成为合伙人，长期共享集团成功果实。阿里的创新业务（如文娱、菜鸟）更多采用“ 总裁负责制” 。小米高管很多来自与关系紧密的公司，此外米系公司普遍股权激励范围大，在利益层面也高度统一。
随着企业发展壮大，新的管理挑战来自寻找接班人。阿里俞永福首创 “班委制”，适用于在成熟部门培养接班人，阿里零售业务、美团外卖业务都采用“班委制” 。京东零售集团，中高层主要来自内部培养的 管培生。
管培生的优势是对企业忠诚度更高，班委制的优势是能够吸纳外来的年轻骨干。
基层部门：合伙人制
对于人员较多的基层部门（例如物流配送、地推销售部门），早期企业普遍基于绩效考核，对基层员工进行晋升/淘汰，例如京东九宫格考评，美团PIP计划，末尾淘汰部门员工。而近年来，各行各业都在基层部门进行 “合伙人制度”的管理创新。合伙人制度的案例例如开放加盟，减少企业员工数量、经营亏损的同时，也更有效地调动前台的主人翁意识，例如：京东物流开放合伙人计划的BIG BOSS。
四、外部竞争加剧，阿里、京东等企业先后进行了“小前台大中台”改造
张勇在2015年阿里集团内部信中提出 “大中台小前台”概念，当时阿里已拆分成25个业务单元。张勇指出小前台是为了适应更加瞬息万变的市场，大中台是为了整合全集团资源，对各前台业务形成强力支撑。华为也很早就提出了“大平台炮火支撑精兵作战”的理论。
“小前台大中台”的理论来自美军的作战理论。美军二战时以“军”为单位，越战时以“营”为单位，中东战争以11人以下小班排为单位。美军敢放小团队到前线，是因为强大的中后台导弹智慧系统的支持。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后台资源无法被前台有效使用，并且更新迭代迟缓。 “中台”的存在，是为了提炼各前台的共性需求， 把后台产品做成标准化组件供前台部门使用，同时作为“变速齿轮”匹配前后台速录，产品更新迭代更灵活、业务更敏捷，减少“重复造轮子” 。
刘强东也在2018 年提出了“积木型组织”的管理理论，并基于这一理论对京东三大集团先后进行了组织架构的大改造。三大集团都重新改组成为“前台、中台、后台”，其中前台根据场景或者客户类型设置小型BU，而中台的职能是做“标准化的、统一接口的积木产品”。总部也将更多的权利下放到前线部门，包括在物流集团设置到了BIG BOSS合伙人机制。
类似的，永辉集团在2018 年也进行了大中台改造，原来两大事业集群合并，采购、财务、人力合并，能力强化的同时降低了中后台的成本。而前台的新零售业态，仍然践行合伙人利益制度，充分调动前台岗位积极性。
五、资本、文化对企业执行战略的影响
组织架构服务于企业当期的战略目标。例如企业发展早期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增长，扁平的架构最容易高速成长长。如果企业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般会调整或重组一个特定的部门，作为执行战略的主体。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坚持执行5 年计划就已经非常不易，但阿里、小米提出并成功落地了10 年超长期计划：
阿里：2007年马云就提出 “大淘宝战略”，要在10年内GMV超过沃尔玛。2017年沃尔玛/阿里规模分别为万亿人民币，成功完成了10年战略目标
雷军在创业之初就制定了物联网战略，打造IoT的垄断平台，从而弯道超越互联网三巨头，目前小米的AIoT战略成绩斐然，终端硬件数量已经过亿，且仍在深化着这一战略。
小米、阿里能够成功执行长期战略，是“天时、地利、人和”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发现资本、文化化可能对企业执行长期战略有重要的影响：
资本独立的企业，有更大概率落地长期战略。小米集团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手机预售模式，严格地控制了解供应链资金风险，在良好的现金流状态下实现规模的高速成长，还有结余资金去投资布局。
赋权更有利于创新。阿里在发展重要的创新业务时，会重复赋权负责的高管，例如“大淘宝”时期的三位总裁分别全权负责 探索 三种新模式（淘宝、天猫、一淘）。小米系的公司都普遍践行扁平和赋能的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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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指为撰写论文而引用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献，是论文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反映研究工作的背景和依据，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论著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表明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还免除了抄袭或剽窃的嫌疑.国内外检索系统通常不仅收录论文的题名、关键词、摘要，还收录其参考文献，其中参考文献的质量和数量是评价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起点和深度以及科学依据的重要指标，也是期刊质量量化评价指标如影响因子、引用频次等统计分析的重要信息源. 因此参考文献的数量和著录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着论文的质量和出版物的整体水平. 正确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不必大段抄录原文，只摘引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与数据，可以大大节约论文的篇幅. 本刊要求来稿作者，凡是引用参考文献的成果 （包括观点、方法、数据、图表和其他资料） 均需要对参考文献在文中引用的地方予以标注，并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列出. 作者应按照国家标准GB/T 7714-2015书写参考文献著录项.1、参考文献的分类按参考文献的提供目的划分，可分为引文文献、阅读型文献和推荐型文献3大类.①引文文献是著者在撰写或编辑论著的过程中，为正文中的直接引语 （如数据、公式、理论、观点、图表等） 或间接引语而提供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②阅读型文献是著者在撰写或编辑论著的过程中，曾经阅读过的文献信息资源.③推荐型文献通常是专家或教师为特定读者、特定目的而提供的、可供读者查阅的文献信息资源.2、文献类型和标识代码参考文献目前共有16个文献类型和标识代码：普通图书M, 会议录C, 汇编G, 报纸N, 期刊J, 学位论文D, 报告R, 标准S, 专利P, 数据库DB, 计算机程序CP, 电子公告EB, 档案A, 舆图CM, 数据集DS, 其他Z.凡无法归属于前15个类型的文献，均可以用Z来标志.3、参考文献格式要求：1.参考文献按正文部分标注的序号依次列出，并在序号中加[].2.对于常见的各类参考文献标注方法如下：1） 著作：作者姓名，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2） 期刊论文：作者姓名. 题名[J].期刊名称，年，卷 （期） :页码.3） 会议论文集：作者姓名. 题名[C]//论文集名称，会议地点，会议日期.4） 学位论文：作者姓名. 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5） 专利文献：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姓名. 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号[P].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 获取路径.6） 电子文献：作者姓名. 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含文献载体标志） 见其它].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更新或修改日期） , 获取路径.7） 报告：作者姓名. 题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8） 标准：标准号. 题名[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3.同一著作中作者姓名不超过3名时，全部照录，超过3名时，只著录前3名作者，其后加“, 等”.4.其他：数据库 （DB） , 计算机程序 （GP） , 光盘 （CD） , 联机网络 （OL） .4、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表于文后；表上以“参考文献：” （左顶格） 或“[参考文献]” （居中） 作为标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 [2], …，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 参照ISO690及ISO 6 9 0-2, 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a.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1]刘国钧，陈绍业，王凤者. 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2]辛希孟.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张筑生. 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 [4]冯西桥. 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 [5]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 （期） :起止页码. [5]何龄修. 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 （3） :167-173. [6]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1993, 33 （4）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 （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玮. 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 [8]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 （10） .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9]GB/T 16159-1996,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f.专利 [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10]姜锡洲. 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3, .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曰期 （任选） . [11]学术堂. 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要求[EB/OL].. [12]万锦堃. 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 （1983-1993） .英文版[D B/C 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h.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1.连续出版物的格式 标引项顺序号 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外名可缩写，缩写后首字母大写，并省略缩写点) 2.专著的著录格式 标引项顺序号 作者.书名[M].版本(第一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论文集的著录格式 标引项顺序号 作者.题名[C].见(英文用In)：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4.学位论文的著录格式 标引项顺序号 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5.专利的著录格式 标引项顺序号 专利申请者.题名[P].国别 专利文专利号，发布日期. 6.技术标准的著录格式 标引项顺序号 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 标准顺序号—发布年 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7.报告 标引项顺序号 报告人.题名[R].会议名称，会址，年份.
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怎么写
参考文献主要是以角标或脚注形式注释，采用黑体10号，内容包括作者姓名、文献名、文献分类、期刊名、时间、页码等。
如果说起地球最古老的物种，那么一定会是鲎（ hòu ）了，它们的整个 历史 ，基本是一个地球的演化史。作为与三叶虫同时期在生活在5亿年前，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它完全担当得起活化石的称号。
最早的鲎化石发现于距今—亿年前的奥陶纪，与现代的鲎形态变化不大，可以说几亿年来，鲎一直坚守本性，不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干扰，保持原本的样子。
在这5亿年的时间里，它们笑看风云，看到生活在同时期的物种灭亡，也看到一个物种从诞生到灭绝的全过程。在这其中，地球上因为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变化，一共经历过5次生物大灭绝，而鲎以它坚强的意志力、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全部逃往了过来，并且还未发生大的变化，始终保持原样，不能不说是地球生物中一个了不得的奇迹。
由于鲎生活在地球上的区域不同，经过几亿年的发展也有些小的差异，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种类，分别是：
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不知道是那个脑洞大开，对鲎动起了歪心思，然后鲎的第一轮悲惨命运就此到来。
自私贪婪的美国农场主，把鲎抓来，碾碎后作为土地的肥料，随后模仿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开发出了以鲎为原料的动物饲料。
在这轮的捕捉中，鲎的数量急剧的减少，但是主要集中在美洲的美洲鲎身上，后来随着化工化肥的诞生，让鲎的生存状况得到短暂的缓解。
在1956年的时候，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动物学家，庞博士发表了一片名为《鲎的一种细菌性疾病》的论文后，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鲎的医用价值。
由于鲎身体中流淌着与地球大部分生物不一样的“蓝色血液”，让科学研究工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研究发现，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生物，其血液之所以呈现出红色，是因为血液中是用铁离子来携带氧气，而鲎几亿年来未曾进化，还是古生代动物原始的使用铜离子来携带氧气，所以就曾现出淡蓝色出来。
现在经过进化的地球物种，使用铁离子作为运载工具的血液，内部的细胞出现分工：红细胞和白细胞，一个负责跑运输，一个负责抵御外敌。而用铜离子作为运载工具的鲎，其体内只有一种变形细胞。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它就会释放一种凝固性的蛋白，让血液凝固起来，让外敌不能活动，达到杀死入侵外敌的目的。
正是由于鲎血液的这一特点，经过8年多的研究，在1965年的时候，人类开发出以鲎血液开发出来检测试剂，被称为“鲎试剂”，其原理就是鲎试剂碰到细菌的时候，就会快速的凝固，可以快速，准确的检测出细菌的存在。
随着对这种试剂的推广，鲎新一轮的悲惨命运也到来了，由于其带来的医用价值，也带动了鲎血液的经济价值，其血液一升大约值亿美元，资本催生了自私和贪婪。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鲎在全球范围内招到大量的捕杀。
早年间很多地方用的是“杀鲎取血”的方法，就是直接把鲎的血液抽干，但是随着鲎数量的急剧减少，人类也逐渐意识到这个5亿年前的地球馈赠，如果再不受管控，就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各国也纷纷出台法律，以限制人类无节制的鲎进行捕杀，每次活捉到的鲎，抽其身体30%的血液，然后再放生，开始医药公司公布出来的数据是这种放生的鲎，回归自然后的死亡率是3%左右，但是随着鲎数量还是急剧减少。
迫于自然保护组织的压力，医药公司公布出了真实的数据，回归自然后期死亡率高达30%左右，并且近一步研究发现，经过放血的鲎，其身体机制被扰乱，造成其排卵的大量减少，这样也从另外一方面又造成了鲎数量在加剧的减少的原因。
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在最近的20年里，由于人类无节制的索取，鲎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了90%，个别地方甚至已出现濒临灭绝了，在那方沿海地区，早些年鲎时常可以看到，但是最近几年来，已经很少看到鲎的踪迹了。
即使各国现在都加大力度对鲎的保护，但是捕捞鲎的行为在民间依然很活跃，只因为“吃”，吃货的世界完全让人搞不懂。
鲎的肉味道并不好，还有些难吃。并且其身体内也含有某些毒素，早些年吃鲎中毒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加上其奇怪的外表，没有多少海洋生物愿意去吃鲎，这也是鲎5亿年来能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即使这样，也抵挡不住吃货们对鲎的向往。并且越是数量稀少，吃货们就越是想办法搞来吃。在中华大地上曾经泛滥成灾，被吃成保护动物的绝不在少数，所以吃货们的存在，也是鲎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鲎数量降到一个危险的数字，各国也在纷纷尝试鲎的人工养殖，但是由于鲎的两个特点，让目前的人工养殖不是很成功。
1、鲎的成长周期较长，一般要到8-13年才能成熟，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
2、“鲎”对爱情忠贞不移，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大量的随机繁殖
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鲎的人工养殖产量低，另外一方面，鲎的生活方式目前人类模仿不了，它们平时生活在深海区，只有在产卵的时候，才到浅海的沙滩上来。
真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目前的养殖方向，主要是孵化出鲎卵，养上一年，最后在放归大海，让其自然的生长，但是这种人工养殖没有经过自然筛选，放归大海的成活率，也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现在主流的方向，还是尝试着研发替代“鲎试剂”的替代品，但是巨额的研发费用和易于采集的鲎血比起来，让一些大型的公司没有研发的动力。希望随着鲎逐渐变成珍惜保护物种，在鲎数量急剧减少后，希望他们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研发鲎试剂的替代品。
从这五次的灭绝事件中，可以看出鲎经过5次生物大灭绝，依然能够活跃在地球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人类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让这个逃过大灭绝的5亿年前远古生物，在地球上灭绝掉！
关于文献的特征，如发表日期、所载刊物等。
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有了新发现，有中外科研人员在华南地区发现距今约亿年前的志留纪物种——混翅鲎（hòu）化石，巨科研人员推测，这只混翅鲎的真实体长或许可达一米。
这只混翅鲎所属的新物种被科研人员命名为秀山恐鲎。这次巨大的发现填补了混翅鲎类这一物种在中国历史的空白，甚至是整个冈瓦纳大陆有关混翅鲎物种历史的空白。 据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王晗介绍，混翅鲎附肢特化明显极易辨识，形态十分夸张，而且体型可达一米以上，据此推测，混翅鲎很有可能是当时海底动物霸主，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混翅鲎是板足鲎类下的一个科类分级单元。
这一类群的第三对附肢高度特化，具长刺，形态夸张。混翅鲎独特而极易辨识的附肢与现生鞭蛛的须肢相似，被认为可用于固定猎物，是混翅鲎较强捕食能力的体现。
而板足鲎是生存于古生代的一类重要的节肢动物，虽然是是现代蛛形纲的近亲。但是实际上看起来却很像蝎子，因此俗称海蝎。板足鲎最早出现于距今约亿亿年的奥陶纪，在距今约亿年的志留纪时，这一物种达到了多样性的巅峰，之后逐渐衰落，在二叠纪末全部灭绝。
板足鲎因其物种多样性，所以导致这一物种的生活习性差距颇大，有的是食肉动物，有的确是食腐动物。食肉动物板足鲎，大都具有一对健壮有力的副肢，比如此次发现的混翅鲎，他们独特的划桨形腿部可以帮助他快速有力的在水中游泳，甚至在陆地上快速爬行，以此追捕猎物。
多种多样的板足鲎是我们科学界借此观察古生代海底和陆地物种变迁，环境变迁的重要媒介，可是因为年代久远，化石不多，对于这一大物种的认知，始终有很多空白，而这次发现的化石质量好，数量多，大大填补了科学界对这一物种的认知空白。王晗也是这样告诉《中国科学报》的。
在发现化石后，科研人员很快的返回了实验室，开始清修、拍照、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观察等一系列程序，最终确认他们发现的是一类新的混翅鲎，并将其命名为秀山恐鲎。这一重大研究成果将会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这次发现的话是真的非常大，震惊所有考古人员，历史真的非常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