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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编辑本段]一、襦裙服
楼主要拿这个去糊弄教授吗？这个还是自己写比较好，唐装，可具体写女子服装很特色，体现唐朝的开放风气。只要抓住一点写就可以了。小论文嘛，不要太广，太泛。
一 唐装的起源有人说唐装“缘”于唐朝，不然！偏襟式旗袍称作“唐装”话可以从唐代说起。唐代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此唐人的服饰也出现了自西汉“丝绸之路”以来空前的丰富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如今唐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服装才能称得上是唐装呢?其实，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到了民国以后，清代满族左右开叉、行动方便的被“汉化”了的旗袍——男子穿的长跑马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礼服。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后，刹那间，穿西服、剪辫子、留分发、剪平头、拎文明棍的打扮蔚然成风。直到五六十年代在我国民主党派高级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及港澳台等地的男士种仍作为传统保留的文化服装在社交场合出现。不过这时期早已摒弃了三十年代以前罩在外面的马褂。而突出人体线条美的女性旗袍，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从直线或跳跃到曲线式，与日趋发展的流线型工业产品相吻合而走向世界——这变演化成今天的唐装。二 唐装的发展苏格兰男人可以穿裙子，日本人可以穿和服，朝鲜人也可以穿他们的服装。我们不禁要问那我们呢？我们中国人呢？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5000多年的渊源历史。尽在华夏出现的衣服样式就足以让历史学家花费LONG LONG的时间细数。当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服饰是肯定的，朝鲜半岛基本都是朝鲜族，日本则是大和民族，也只有苏格兰的农村地区才会穿裙子。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都还是有自己的服饰，而且日常一些重大场合都会穿，只是汉族的没有自己的服饰。至于其中泛泛，我们只需知道先祖们服饰的式样就以足够，而无需再去亲历亲为。这样既不忘祖，也跟的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唐装其实也是国人的特色服饰。虽然它不曾在中国古代史上名垂千古可不可低估其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到过年或喜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上各色的唐装，甚至网球大师赛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师们也穿着唐装出现在上海。而且，相比而言，唐装的风格更符合当代服饰发展的需求，举手投足不会像汉服那样出现诸多不便，还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服装，主要是农耕经济或渔猎经济中形成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服装形态工业社会中就没有其生存的价值。从国际讲，中式服装独特的剪裁方式和韵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屡屡激发起西方人的兴趣。尤其是20世纪后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东西方文化的认同也成为一股潮流。一批东方的服装设计师，主要是日本的，用东方的服装元素创造了现代服装，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所以一些西方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也屡屡用东方的服装元素作为他们创作的资源。比如用中国的旗袍，以致中国红军的服装等等，包括用中国的革命歌曲作为他们的时装表演背景音乐。而从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的经济从短缺逐步进入小康，服装业也逐步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也逐渐成熟。从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多，都“拿来”；到逐步意识到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其中一点就是追求自己的民族个性。首先是演义界和知识界重新选取了具有个性的中国传统服装，包括旗袍和中山装作为一些特殊场合的着装。在上海APEC会议之前，国内以有一批企业在生产中式服装，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消费群体。而且这几年这种趋势一直在加大。所以，今天的中式服装，不仅是上海APEC会议带来的，也是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必然。世界开始认识到：拥有非常丰厚服饰文化底蕴的中国。中国政治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发展，使得整个国民对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服装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上海APEC会议触发了这个愿望。参考：
旗袍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旗袍是满清服饰，而满清入主中原是侵略。就像日本侵华，所以我们不能把和服当成中国服饰，跟不把旗袍马褂当成华夏衣冠是一样的道理。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跟满服有同等地位。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到明末清初汉民族所穿的服装。特点主要是：交领、右衽、束腰、系带。
日本 文化 又是历代日本人在湿润的环境中以顽强的忍耐力和精神，从事水稻栽培所形成的对植物有着特别感情的海洋文化。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化 毕业 论文优秀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日本语言文化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日本语言文化渊源深厚，本文主要介绍了日本语言文化中的禁忌和委婉表达，通过对这两种形式的简要阐述，来强调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和领悟日本语言文化，掌握日本民族习俗。
【关键词】日本语言语言禁忌委婉表达语言文化
前言：
语言是社会生活约定俗成，逐渐沉积下来的产物。不同语言衬托出不同的语言文化，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离不开本国民族与自然地理、风土人情以及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掌握一种语言，就需要学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才能学以致用。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曾经指出，研究一门语言，其文化背景是不能脱离的，否则很难掌握这种语言的精髓。所以，在日本语言的教学过程中，强化语言文化 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日本语言是高级语言，日本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具有隐含性、暧昧性以及非逻辑性表达方式，另外，日本语言的发展离不开其文化因素，为研究日本语言文化，必须了解日本语言的独有风格和日本语言的文化思想源泉。
1.日常生活中日本语言禁忌表现
日本语言中的称呼禁忌
日本有句 谚语 叫做“名示体”。在古代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灵魂附在自己的名字上，造成各自的人格有所差异，如果说出主人的名字，其灵魂就会脱离人体扩散到大气中，被恶魔带走，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字与自身安全、身体健康以及命运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为了保护所敬畏的人，人们不会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与此同时，古代日本人为了保护自己，一生中会出现很多次改名现象，从出生、成人到死分别都有幼名、成人名以及戒名。
日本语言的称呼禁忌一般表现在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称谓，由于日本原始社会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和敬畏，下级和晚辈不能直呼上级和长辈的名讳。在日本，明仁是日本天皇的名字，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毁灭的，日本民族不能直呼天皇的名称。在日本当代社会中，也听不到“明仁”两字。日本人的这种语言禁忌始终存在于人们对天皇的尊重当中，甚至还存在于日本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至今日，在日本，年长的女性，也不能直呼其丈夫的名字。他们往往去掉姓氏互相称呼。
日本生活中的禁忌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幼儿是怎么生育的，因此，人们潜移默化的认为，这是神的力量在起作用，日本人称其为“产神”，他们认为产神具有保护婴儿与伤害婴儿的两方面性质。正因为当事科学不发达，婴儿出生后死亡率高，因此，在婴儿出生的过程中，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存在很多禁忌。日本人在产妇面前忌讳说有关“死”的字眼，中国人也是。在日本，也有为老人祝寿的风俗，他们也不希望将老人与“风烛残年”、“体弱”、“年迈”等词语联系起来，因此，这些词语就成为祝寿的禁忌语言。在中国，年轻人人给老人祝寿时，也很忌讳说“死”、“没了”、“完了”等词语，因为“钟”与“终”是谐音，因此给老人送礼物时禁忌送钟。
2.日本语言中的委婉表达
委婉表达语言的由来
对于任何一种语言，委婉表达都存在于其中。英语中“euphemism(委婉表达)”意思是“好听的一句话”，源于希腊语言文化。在中国，“委婉表达”的意思是指“声音婉转而动听，态度真诚”的意思。日语语言中“委婉表达”的意思是“将一种语言婉转含蓄地表达出来”。在日本人之间的日常会话以及日本语言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委婉表达在日本语言中非常多。在日本，人们为了拒绝别人的邀请或者建议，又不想违背他人的意图或者好意，日本人不会公然与别人发生碰撞，他们往往不直接拒绝，而是用最间接的 方法 ，拐弯抹角的进行委婉而含蓄的拒绝他人。在日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拒绝语言，在这里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委婉表达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日本民族重视集体协调
在日本，委婉表达一词离不开他们长期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以及文化形态。日本人重视集体协调，他们往往会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完全是由于他们所处自然地理与生产方式决定的。日本是一个被大海环绕的国家，许多日本研究者将这种地理因素叫做“自然地理的锁国”。日本政府曾经公布锁国令，除中国和朝鲜以外，使日本在200多年的历史中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17世纪到8世纪末，日本与外部世界长期隔绝，使日本内部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风格。日本是一个以农耕、渔业为主的国家。
而且，日本人吃的大米，产于占国土总面积70%的山地，为使处在地势较高的农户与处于地势较低处的农户之间不产生用水问题上的矛盾，日本政府规定，在山地 种植 大米必须拥有集体观念。这种生产理念使得日本人民养成注重集体利益和站在他们立场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和谐的民族。
日本民族重视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
日本人很重视“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观念，为寻求集体利益的内部协调，日本民族与外界始终保持着和谐友好的关系，他们更加注重委婉表达，措辞含蓄。日本政府在宪法中制定了“以和为贵”的道德祖训。“村”是日本人民生活和生产中的一个小范围群体。如果有人脱离这个组织，就要受到其他人的耻笑;严重者将要受到一种制裁。所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日本人很重视周围人的意见和建议，他人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往往不以自己的思想观念来看待问题。
日本语言的具体表现就是委婉表达。这种表达方式反映了社会与语言的内在联系，在日本语言文化交际中，将委婉表达使用得当，在不违背别人意愿的基础上又满足自己的观念，已经成为日本语言的一种趋势。所以，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委婉表达的探讨以及使用有助于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有助于日本语言教学和研究。
结论：
日本民族的集体意识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共同心理，日本人的优良 传统文化 和思想渊源成就了日本独具一格的语言体系。然而，伴随着日本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出现了新的语言文化，但是，在日本，传统的语言文化价值观以及由于注重集体意识而来的语言特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对日本语言起着指导作用，永远不会被 其它 文化影响所磨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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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慕洁.关于构建日本语言文化体系的研究[M].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论茶道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日本茶道的历史
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 饮茶 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録》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 总结 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亲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 白露 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録》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日本历史 文化 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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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是河煌地区的牧羊民族，以后向东向南迁徙，是华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也是古代蜀族和今天藏族、彝族的主要族源。它们大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中，只有在四川的岷山 地区保留了全国唯—一块羌族聚居区，这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 。其中以茂县羌族集中聚居最多，占全部羌族人口总数的60％。
羌族具有独特的物质文化成果和民族风情，绵延几千年而不间断，被称为中国各民族演化史上的一个“活化石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楼、栈道和溜索等建筑形式。碉楼在羌语里叫做“邛笼”，“皆依山居止 ，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著名的有茂县黑虎乡的群碉、明嘉靖年间修筑的桃坪碉。栈道在羌族地区的特 色是险峻，茂县较场一带的栈道遗迹，传为是蜀人的祖先蚕丛氏的遗作。溜索古称“窄”，是用于渡河的竹 索 ，羌族中心区茂县古有“绳州”的设置，其名称即来源于古羌的绳桥。 现存的历史文物中，以横架于滔滔服江 之上、长达100多公尺的茂县石鼓 “鸳鸯溜”最为著名。
羌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有蚕丛和大禹的遗迹。“禹兴于西羌”， 汶川刳儿坪和茂县石鼓乡（原名石纽乡）以及北川的石纽，都有大禹诞生的纪念地。茂县县城名“凤仪镇”， 也是源于歌颂大禹的“凤凰来仪”的古语。在茂县维城乡有蜀汉大将姜维修筑“维城”的遗说。叠溪本为古蚕 丛重镇，因地震而变成今日风光秀丽的地震湖。
羌族的民俗亦很有特色，至今保留着白石崇拜习俗，户户羌寨庄房都供奉白石。羌笛传自远古，各种歌舞欢快 多情，羌族服饰有独特的魅力。其民族著名节日有羌历年、祭山会、牛王会，娱乐活动有跳莎朗舞、爬天杆、 射兽馍、放索套。其它如挑花刺绣、云云娃、喝咂酒等，都可令人享受羌族文化的独特风情。羌族地区盛产花 椒，“茂椒”至今仍是烹好川菜的重要调味品。
三 尔玛羌族文化
（一）传统节日：
农历10月初1是羌历年，在这隆重的节日里羌族人们会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欢聚在一起跳起锅庄，还有一些祭祀活动。
以“感恩”、“ 祈福”、“ 和谐”为主题的2009羌族“俄苴”庆典在茂县曲谷举行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五），阿坝州茂县曲谷乡河坝村，羌笛悠扬，爆竹声声，唢呐齐鸣，锣鼓喧天，全乡2000余群众欢聚在这里，载歌载舞，兴高采烈，共庆一年一度的羌族“俄苴”节，祈祷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国泰民安。
“俄苴”意为农历正月初五，是羌族村寨的狩猎节，又叫男子节。记者了解到，曲谷乡是羌语标准音点（羌语普通话）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瓦尔俄足”传承地，是羌族语言、服饰、饮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风俗习惯、礼仪节庆、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等羌文化保留完整的行政乡。在这条偏远的山沟里，有流传千年的领歌节（“瓦尔俄足”，又叫妇女节）、狩猎节（又叫男子节），阴阳互补，刚柔相济，构成共同的主题：感恩一切给予生活的惠及，规劝人们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真和恬美，而且还有历经千年的洪木基神塔，这里的人们每年都要举行“俄苴”庆典活动。
由于现在禁止捕杀野生动物，所以智慧的羌族人们通过用面粉烧制兽形馍馍来狩猎，以纪念羌族中的一个神，其实是人，是因为羌族人们太崇拜他，对他的尊敬.
狩猎节时德高望众的老人取圣火胜利而归。
正月初五那天早上，他们到山一株神树那里取圣火，他们用白石头摩擦生火。
其中白石头是羌族的圣物，放在房屋上面。
羌族寨中建有石碉楼，方形，底大上小，高达数丈，房顶放有白石和羊头，用来敬神。羌碉以功能分有战碉、哨碉、界碉、风水碉、官寨碉，以形状分有四角、五角、六角、八角碉等，以质材分有石碉、夯土碉、木碉。石砌楼房利用地形而建，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宛如城堡，蔚为壮观。 每逢节日时，他们都会穿上自己民族的美丽的服饰，和族人一起唱歌跳舞，来庆祝一年来地丰收和对上天恩赐地感激，用他们自己独特地方式表达了对大自然地热爱。
服饰
今天的羌族人，大多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羌族人民的服饰朴素、美观而具特色。古代羌族多着皮制、毛制衣装。明代以来纺织业发达起来，则较多以麻布衣服取代皮、毛装。解放后至今，服饰的面料更加多样化。羌族男子的服装一般是蓝布长衫，外套羊皮褂子，包青色头帕。羌族妇女的服饰比较鲜艳，她们多穿蓝色或绿色的花边长衫，腰系绣花围裙和飘带，戴黑色头帕。但在茂汶地区(茂汶地区：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黑虎乡一带，妇女们一律都戴白色头帕。
羌族男女皆穿形似旗袍、多为白色的麻布长衫，外穿羊皮背心，晴天皮毛朝内，雨天皮毛朝外。女子常戴绣花黑头帕，男子缠黑头巾，白头帕只有死人的时候才戴，丧期一满马上烧掉。羌族男女各有一独特的随身携带物，妇女为银制针线盒，男子为银制烟盒
男子喜包青色头帕，冬季有的还喜带狐皮帽，穿麻、棉、绸、毛面料的长衫，有的长衫饰有花边。外套为无袖的羊皮或毛、棉制皮褂，可以防寒、遮雨、垫坐，且适于劳动。男子脚裹毛制或麻、棉制的绑腿，有的饰有花纹，能保温、滤水、护腿，脚穿皮鞋、云云鞋、绣花编耳子鞋和胶、布、草等鞋。束毛、麻、棉制腰带，系吊刀、火镰和皮、绣花绸、绵裹兜子，用以装钱、子弹、火药及烟等物。
妇女服饰鲜艳多彩。头饰因区域不同分三类。一类绝大多数包青色头帕，绣以花纹，再覆绣花头巾，鲜丽多彩。黑虎地区妇女则包白色头帕，纪念传说中的英雄格鲁从波，以为孝。西北部包括赤布苏、理县等地妇女头顶瓦状绣花黑头帕。羌族妇女皆着绣花长衫，系黑色羊毛腰带或红棉腰带、绣花围腰，后腰系绣花飘带。喜戴银牌、领花、耳环、耳坠、手镯子、戒指等金、银首饰和称为“色吴”的椭圆形项链。每逢节日喜事，羌女盛装艳丽，雍容华贵。
"云云鞋"是羌族人在喜庆日子里穿的一种自制布鞋，鞋尖微翘，状似小船，鞋帮上绣有彩色云卷图案，十分别致。
建筑
羌族人居住在独具特色的羌寨中。羌寨中的碉房是羌族的石砌民居，一般高达三四层。底层圈养牲畜，中层住人，上层储藏粮食，屋顶为平台，既可以用来摊晒粮食，又可以作为老人歇息、妇女针织、孩子游戏的场所。碉房建造时就地取材，以土石为原料，不用绘图、吊线，全凭高超的技艺和经验。碉房形式多样，层次不一，结构严密，棱角整齐，不仅坚固、耐久、实用，而且冬暖夏凉，充分体现了羌族人独特精湛的建筑艺术。
羌族一般由几十户聚寨而居，村寨多建在半山腰、高山上，形如城堡，故名羌寨。现代羌族的住房方形平顶，墙壁以片石砌成。羌族建筑手艺高超，砌墙时不绘图、不吊线，信手而成。壁面平整，棱角分明，结构匀称。远看似碉堡，故俗称碉楼。屋有立柱、大梁，椽子上加油竹或树枝，上糊泥土盖顶，坚固耐用。一般为二层或三层半，顶层客房储物，中层为主人家住宿、起居，下层养畜，房顶可脱粒、晒粮、晾衣。传统窗口很小，光线差，烟尘不易散出但利于防寒防盗，现大多已改为大窗户。传统上下楼用独木梯，现绝大多数已改用宽体木板梯。中层起居大堂中间用石料砌一火塘，用于取暖做饭。火塘上置三个精制石桩或置铁三足架，用以置铁锅等。火塘里的火种，长久保存不熄，有“万年火”之称。
解放前，尤其是1933年地震以前，羌族地区的住房多为高数十丈的“邛笼”，往往是一大家人或一家族分层而居。同时还有村落公共拥有的“邛笼”。羌区往往群碉林立，极为壮观。这种碉楼也用不规则乱石砌成，壁面平整，有四角、八角等形状，棱角突出，结构匀称，十分坚固，现存的都系历经数次大地震而未被毁者。内分几层到十余层，每层以楼板相隔，用独木梯上下，窗口很小。这种建筑除居住外，还作为防卫作战的城堡，特别是每个村寨在寨中央、四周及路途关隘上所建的公共碉楼，主要用以抵御外来侵犯之敌，平时则闲置不用。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等史书记载，这种建筑在汉代乃至汉以前就有了，“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为羌语名称音译。羌族这种历经几千年的高超建筑艺术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解放后，这些碉楼已无防御之功能了，因此，现在羌区农村已无新建的4层以上的碉房邛笼。现今居于城镇和邻近汉区的羌族民居已多为羌汉合璧或为现代建筑，特别是近20年来，羌族古城茂县、汶川、理县、北川等县城已建成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现代化中心城镇。羌族风俗习惯——羌族祭山会
羌族的一种传统习俗。为了报答山神的恩德，每年的三月或五月，各地羌族都要按当地的习俗举行祭山仪式。祭山时大家要买一只羊，每人各带一个三叉形的饽饽及一个煮熟了的猪腰。祭山开始，将酒灌入羊的耳朵，羊全身发抖，表示山神已经领受，大家欢呼雀跃，宰了羊各分一块，再将所带食物互相赠送，然后，尽兴而归。
交通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山高谷深，交通险阻，勤劳勇敢的羌族人民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人行通道，虽然是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但全境内各地数道相通。由于境内江河纵横，水系发达，水流湍急，羌族人民几千年前就发明了“悬筒渡索”的溜索和竹索桥及挑桥、偏桥、木桥、石桥等，使生活在险恶环境中的羌民保持与外界的交通往来。竹索桥一般长达二三十丈，不用铁钉，没有桥墩，只是用多条竹索并排横跨江面，上铺木板，可通行人畜，是古代桥梁工程技术史上的奇迹。溜索是古老羌族的一大发明，并保留至今，只是竹索已换为钢绳了。建溜索，两岸立柱，竹索系于木柱、树根或巨石，横跨江面，长约六七十丈至百丈不等。渡河时用麻绳将人身捆在硬木制的半圆形溜筒上，顺着竹索悬空溜过河去，观者惊心怵目。溜索分平索与陡索两种。平索依两岸水平安装，与河面平行，只有一索，需用手攀行，或由彼岸用人拉动引绳牵着溜筒过渡;陡索则由两索交叉安装，一来一往，一头高一头低，便于迅速溜渡。挑桥又名悬臂木桥，羌区有上百座。两岸用圆木纵横排列层层叠压，以纵层逐层向河心挑出，延伸到河心相接，在其上搭平桥面铺木、置板，以利人畜通行。偏桥与栈道同，主要建在傍岩上，无桥基、无桥墩，沿崖凿孔，将硬骨椽木楔入孔中，在其上置木板、石板以过人畜。人行其上仰视不见崖顶，脚下则绝壁千仞，谷底江水奔腾。石桥，用乱石建筑成的石拱桥和平桥。现今羌区留存的石拱桥多为唐代、明代建成，分单孔和三孔桥。最著名的是茂县土门三元桥等，堪称又一奇观，已成为国家保护文物。
解放后羌区交通巨变。公路从无到有，如今乡乡通公路，一半的村有机耕道，还有两条国道，四条省道通过羌区。解放前到成都要行走数十天的路程，如今半天即可到达。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羌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婚姻家庭
羌族的婚姻制度为一夫一妻制。解放前，婚姻由父母包办。妇女地位低，盛行入赘，还有指腹为婚、订娃娃亲、篼篼亲等。其他还有姑舅表优先婚，新娘婚后一年内返居娘家、兄死弟纳其嫂、弟死兄娶弟妇等遗俗。解放后，特别是现在，婚姻方面的一些落后习俗已得到改变。
从正式订婚到结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首先要办开口酒席。男方请介绍人到女方家正式提亲，如女方家同意，由其家长开口，定某日办开口酒席。届时，由男方在女方家办席，未婚婿拜见岳父母。其次办斟订酒。开口酒过后一段时间，男方又到女方家办一次席，并送去部分礼。再次办大订酒。男方在女方家宴请女方所有家族和该寨每户一人，交清聘礼，商订和宣布婚期。最后是择吉日成婚。婚礼举行三天，第一天由女方家办女花夜，进行送亲和庆贺，此日，男方要派出迎亲队伍若干到女方家参加庆祝活动。第二天由迎亲队伍率领，女方亲朋、邻里送亲到男方家，男方要大宴宾客做正席，是夜饮咂酒、跳沙朗舞、唱酒歌，通宵达旦。第三天做谢客酒，送新娘回娘家，叫回门。此后新娘择吉日再返夫家居住。由于履行这些程序，花费较多。现今青年男女一般经父母同意后，办好结婚证外出旅游结婚，回家后以两坛咂酒招待亲朋正式宣布结婚，婚事新办已蔚然成风。
历史上羌族长时期保留着父子连名制，多见于秦汉史籍和唐宋，此后则多以寨名加人名命之。同寨的人一般都是由一个由流传几代的家族、家支构成，现在虽有几个家族同寨，但看得出除由于特殊原因迁入外，均大多为同宗族分支。因此即使现在已冠以不同的汉姓，但均认同为是同宗不同姓，视为内部。羌族最早使用汉姓约在唐代。明清以来便普遍改用汉姓、汉名，同时保留寨名加人名的羌名，离开羌区正式上学、登记等用汉姓、汉名，在本区域则用羌名。赘婿必须随妻改姓，而将其本姓附在妻姓之后，并在中间加一个吉利字成为他的姓名。其子女也随母姓，但允许多子女中的次子女有一个姓父姓，表示两姓皆有宗祧。这类同胞兄弟即有了不同的姓氏，这也是同寨中不同姓氏增加的直接原因，五代以后即成为同宗不同姓的分支。
羌族小孩出生后命名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一般由"释比"命名，也多由父母或祖父母命名。多在婴儿满月时正式举行命名仪式，现在称为喝满月酒。届时父母要宴请八方亲朋，来宾皆持厚礼并在仪式上致吉祥颂词和祝福等，同时也宣布正式接纳被命名的小成员于社会，相当于到户口登记机关登记了户口。（供稿：和谐中华·第三届民族之花选拔活动主委会）
藏羌风俗禁忌 接待客人时,无论是行走还是言谈,总是让客人或长者为先,并使用敬语,如在名字后面加个:啦"字,以示尊敬和亲切,忌讳直呼其名.迎送客人,要躬腰曲膝,面带笑容.室内就坐,要盘腿端坐,不能双腿伸直,脚底朝人,不能东张西望.接受礼品,要双手去接.赠送礼品,要躬腰双手高举过头.敬茶,酒,烟时,要双手奉上,手指不... 藏羌歌舞 西藏素有“歌舞的海洋”之称。藏族人民能歌善舞在牧区，经常举行有趣的簧火晚会，人们通宵达旦，跳呀唱呀，没有个完。在城镇，只要天气稍为暖和，人们便举家而出，到林子里边喝青稞酒，边跳起民间舞蹈，它是群众性的一种爱好和娱乐，西藏确实是"歌舞的海洋"，可以说西藏"家家有舞，人人能跳"。 藏族民间舞蹈种类很... 九寨人情 藏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五百年前，九寨沟的先民们从遥远的“世界第三级”－－西藏阿里迁徙至此，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与周围的羌族、回族、汉族携手合作，创造了独特的康巴文化。至今，九寨沟人的衣食往行、婚丧嫁娶和生产方式等，还保持着浓郁而古朴的藏族传统：精美的服饰，剽悍的腰刀，香醇的青稞酒、酥油茶，... 藏式建筑 藏族建筑的类型多且各具特色，大致可分为寺院宫殿、园林、住宅、塔等四种类型。。... 藏羌节日 麻孜会 农历正月为藏族的年节。而九寨沟最隆重的节日当数农历三月十五的“麻孜会”。这天男女老少都身着盛装去扎如寺参加庙会，烧香敬神，朝佛转山，向师长亲友、和尚喇嘛敬献哈达，表达美好的祝愿。庙会上也有唱歌跳舞、演藏戏等庆典活动。青年男女也常在这天寻觅知音，交结朋友。德朵节 每年冬季至初春，是... 藏传佛教 公元7世纪，佛教从唐朝和印度等地传入西藏。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即保持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具有浓郁藏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先后形成众多教派，目前主要有四大派，即格鲁派（俗称黄教）、宁玛派（俗称红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扎如寺位于九寨沟... 服饰首饰 首饰 首饰的概念在汉文化中一般是作为人体和服装的“点缀”，而在藏文化中，尤其对女性而言，用“浑身披挂”四字更为贴切。各类首饰与其挂件遍布全身。头上佩的簪子、发卡、骨环、玉磐、发珠饰链及各类耳环等；胸前戴的项琏、珠饰、托架（远古金属圣物）、嘎乌等各类护身饰件；腰上系的图纹腰带、金属... 藏族风情 饮食 藏族以熏烤肉为主，辅之以青稞酒，酥油茶，酸奶等饮品。 九寨沟藏胞从古至今居住在高寒地区，形成了与其它兄弟民族迥然不同的饱含习惯。藏族人民对自己的传统食品和食俗，犹如对待风俗一样，怀着浑厚的感情。游人在贪图这儿秀丽山川的同时，若是再吃一口香甜的糌粑，品浓酽的酥油茶，喝一杯醇香的青梨酒，尝... 阿坝自治州民俗节庆一览表 白石崇拜 在茂县、汶川、理县、北川一带，人们可以看到当地羌民的屋顶上，屋里神龛上，村外山头上都供奉着一些白色石块，这就是这一带羌族人的白石崇拜。相传羌族的祖先在被魔兵追赶时，幸遇天神木姐珠投下三块白石，变为三座大雪山挡住了魔兵，才得意脱险。从此，羌族人为感谢天神，奉白石为神灵。你最好去我找的网站看一下，他有许多部分，只给你拷贝这么多，其他不给你拷贝
羌族，自称尔玛，是中国西南的一个古老民族。现在中国官方认定的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绵阳市的北川县、平武县等地。现有人口约万人（2000年）。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原始宗教，盛行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 羌族生活在川西北群山之颠，自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羌人不论男女老幼皆喜饮酒，但从不酒后滋事。羌民以高半山的特有作物青稞为主料，或和以大麦、小麦、玉米精心酿制出一坛坛的青稞咂酒。有诗赞：“万颗明珠一坛收，王侯将相都低头。双手饱定朝天柱，吸得黄河水倒流。”民间更是有“岷江边上酿咂酒”，“杆杆的酒里找黄河”的歌儿传唱。 羌族的禁忌有：妇女分娩时在门外挂枷单或背兜，忌外人入内，家有病人时在门上挂红纸条，忌外人来访；不能跨火塘或用脚踩三角架，也不能在三脚架上烘烤鞋袜衣物；忌坐门槛和楼梯；饭后不把筷子横在碗上，也不能倒扣酒杯在笔者儿时的印象中，家中的主食仍旧是玉米、小麦、土豆等，民间送礼基本上少不了挂面、猪肉、咂酒这些生活资料。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大米逐渐取代了玉米的地位，成了羌民的主食，鸡、鸭、鱼也都变得不再希奇了。近几年由于旅游的发展，在一些景点周围的“羌家乐”里，“金裹银”等富有羌族特色的食品又慢慢出现在了餐桌上。此外，羌族的特色食品还有腊肉、野菜、荞面等。 羌人制作工艺品技术精湛，有的制作技术已经失传，有的汇入中华民族工艺美术的制作技艺中，但仍有一部分保留于羌族的工艺美术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现代羌人制作的马鞍、耳环、手镯、帽花、各种挂饰、佩饰及石雕、木雕、漆器、织毯，尤其是挑花、刺绣等民间工艺，以其自身的民族传统风格，浓郁的地方情调，精巧的技艺，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世代流传，装饰美化生活。 羌族建筑以碉楼、石砌房、索桥、栈道和水利筑堰等最著名。
蒙古族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人口480．684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青海、河南、新疆、云南、河北、安徽、辽宁、吉林、山东等省及北京、天津等城市。人口860．2978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居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第三位。 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及青海海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土藏族自治县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人口45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意为“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一带和阿克苏、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伊犁等地，少量居住在湖南桃源、常德等地。人口721万（1995年）。 苗族主要聚居于贵州省东南部、广西大苗山、海南岛及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交界地带。人口739. 8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在各少数民族中居第四位。 彝族现有人口657万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云南省文山，广东连山、贵州从江、湖南江华等地也有分布。人口1700余万（2005年）。 布依族是中国西南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解放前，布依人被称为“仲家”、“水户”、“夷族”、“土边”、“本地”、“绕家”等。1953年，贵州省各地的布依族代表经过协商，正式统一用“布依”作为本民族的名称。布依族主要聚居于贵州省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贵州、云南、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口二百五十四万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的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少数散居在内蒙古和内地一些城市。人口为192．0597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朝鲜族是十七世纪时由朝鲜半岛迁徙过来的。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三省，以辽宁省最多。另外，在内蒙古、河北、山东、新疆等省、自治区以及北京、成都、兰州、福州、银川、西安等大中城市均有少数散居满族。人口达982．118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居第二位。 侗族来源于秦汉时期的“骆越”。魏晋以后，这些部落被泛称为“僚”，侗族即“僚”的一部分。现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湖南的新晃、靖县、通道和广西的三江、龙胜等县。 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江西、海南等省区的山区，是中国南方一个比较典型的山地民族。 白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分布于云南各地、贵州省毕节地区及四川凉山州。 土家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湖南永顺、龙山、保靖、古丈以及湖北省来凤、利川、鹤峰、咸丰、宜恩一带及四川省。 据史书记载，哈尼族与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的羌族，现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哀牢山和蒙乐山之间地区新平、镇源、墨江、元江、红河等县。 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塔城地区以及木垒、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及乌鲁木齐等地，少数分布在甘肃阿克赛和青海等地。 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孟连等地，其余散居在新平、元江等三十余县。 黎族聚居在海南岛通什镇、保亭、乐东、东方、琼中、白沙、陵水、昌江、宦县等地 僳僳族最早生活在四川、云南交界的金沙江流域一带，后因战争等原因，逐步迁到滇西怒江地区定居下来。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僳僳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云南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州、县和四川的西昌、盐源、木里、德昌等县。 佤族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澜沧江以西和怒江以东的怒山山脉南段。 畲族自称“山哈”，意为住在山里的客户，传说畲族的祖籍是广东潮州。主要分布在福建福安、浙江景宁、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多数与汉族杂居。 高山族是台湾省境内少数民族的统称，包括了布农人、鲁凯人、排湾人、卑南人、邵人、泰雅人、雅美人、曹人、阿美人、赛夏人等十多个族群。 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的澜沧、孟连、双江、勐海、西盟等县。 水族自称“海水”，意为水人。早在秦汉以前，岭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就居住着许多部落，据测水族是从其中一个叫做“骆越”的部落发展起来的。清代人们称其为“水家苗”、“水家”，解放后正式定名为水族。现主要聚居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其余分部在独山、荔波、都匀、榕江等县和广西北部地区的融安、南丹、环江等地。 东乡族是十四世纪后半叶由聚居在东乡的许多不同民族成份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和蒙古人。聚居在甘肃省境内，其中半数以上居住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其余分别聚居在和政县和临夏县。甘肃的兰州、定西地区和新疆、宁夏也有分布。 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维西、中甸、宁蒗、德钦和四川盐边、盐源、木里及西藏的芝康等县。 景颇族由唐代“寻传”部落的一部分发展而来。近代文献多称为“山头”、又分别称为“大山”、“小山”、“茶山”、“浪速”，自称“景颇”、“载瓦”、“喇期”、“浪峨”，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山区，少数居住在怒江僳僳族自治州的芒马、古浪、岗房以及耿马、澜沧等县。 柯尔克孜族多数居住在新疆南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余分布在乌什、阿克苏、莎东、英吉沙、塔什库尔干等地，还有一部分居住在黑龙江省富裕县。 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互助、民和、大通等县，其余散居在乐部、门源和甘肃天祝等地。 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县。 仫佬族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中，“仫佬”一词就是“母亲”的意思。主要聚居于广西罗城等县，其余散居在罗城附近的宜山、柳坡、都安等地。 羌族现主要聚居在四川西部茂汶，其余散居在汶川、理县、黑水、松潘等地。 布朗族是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景洪县和临沧地区的双江、永德、云县、耿马，思矛地区的澜沧、墨江等县。 撒拉族主要聚居在地处黄河沿岸的青海省循化地区。 毛南族主要聚居在广西环江县上、中、下南山区，其余分布在广西河池、南丹、宜山、都安等地。 仡佬族即中国古代“僚人”，散居在贵州省西部的织金、黔西、六枝、关岭等20多个县，少数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广南、文山、富宁、马关等县。 锡伯族世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江流域。18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 阿昌族大部分聚居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潞西等县。其余分布在盈江、龙陵等县。 普米族的族源属于中国古代西北游牧民族氏羌支系，“普米”意为白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丽江地区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有一部分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 塔吉克族虽然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但从远古时代起，他们就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现百分之六十的塔克克族人聚居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余分布在沙东、泽普、叶城和皮山等县。 怒族是云南的古老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州的福贡县、贡山独龙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僳僳族自治县等地。 乌孜别克族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塔城、喀什、莎东、叶城、乌鲁木齐等地。 俄罗斯族是从18世纪后逐渐从沙皇俄国南迁到中国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在封建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被称为“归化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俄罗斯族。主要散居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乌鲁木齐等地，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有少量分布。 鄂温克族人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讷河县和内蒙古自治区。 德昂族是西南边疆现有居民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远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居住在怒江西岸。聚居于云南省潞西县三台山和镇康县军弄等地，散居在德宏、保山、临沧和思茅地区。 保安族因信仰伊斯兰教和风俗习惯与当地回族略同，又被称为“保安回”。1950年根据本民族人民意愿，定名保安族。保安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内大河家、列集一带。 裕固族聚居在甘肃省河西走廊肃南地区，其余居住在酒泉黄泥堡地区。 京族主要聚居在素有“京族三岛”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乡的澫尾、巫头、山心三个小岛上，其余分布在谭吉、红坎、恒望及钦县。 塔塔尔族(鞑靼族）主要分布在新疆伊宁、塔城、乌鲁木齐等城市。古称鞑靼。“塔塔尔”一词原意为“茅舍”。 独龙族曾被称为“俅人”、“曲人”、“洛”、“曲洛”等。解放后根据本民族的愿望，正名为独龙族。现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河谷。 鄂伦春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黑龙江省呼玛、逊克、爱辉、嘉阴等县。 赫哲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沿岸。少数散居于桦川、依兰、富锦三县和佳木斯市。 门巴族主要聚居在西藏墨脱、林芝、错那等县。 珞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部的洛渝地区，少数聚居于米林、墨脱、察隅、隆子、朗县一带。 基诺族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乡及其附近地区。 汉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人口10. 42亿（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是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后同其他民族逐渐同化、融合，汉代开始，称为汉族。 【民族名称歌】 汉满僳僳景颇壮, 高山普米锡伯藏 毛南布依维吾尔, 仡佬仫佬蒙古羌 乌孜别克俄罗斯, 保安独龙京东乡 哈尼彝苗鄂伦春, 裕固朝鲜傣阿昌 鄂温克水德昂怒, 基诺赫哲土布朗 塔塔尔白回土家, 达斡尔畲篱落巴 拉祜纳西塔吉克, 哈萨克佤瑶撒拉 我国民族五十六, 柯尔克孜侗门巴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载体，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深深影响着中山装的变迁。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终结了服饰上的等级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孙中山鉴于国人穿西装有诸多不便之处，且影响国计民生（当时西装的硬领等多由外国进口，费事费钱，如辛亥革命后的武昌一地，因改穿西式服装而输出白银就有2000多万两），中国原有服装如长袍马褂既不太实用，又不合时宜，遂精心设计新式服装。中山装端庄大方，方便实用，四个口袋均为明口袋，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2厘米），左右对称。肩部衬上垫肩，胸部垫胸衬，显得平直、丰满；腰节处略加收拢，给人一种凝重干练的美感，它是中西服饰审美理念和谐统一的体现。孙中山毕生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他所创制的中山装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许多重要部位都有丰富的政治内涵：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前襟五颗纽扣代表“五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宪法”的权力制衡理想；四个口袋有盖，钉扣，象征“四维”（礼、义、廉、耻）；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四维”是孙中山所提倡的做人之本，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他目睹中国积贫积弱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形成了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坚定信念。他提出三民主义，高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物化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山装不是一种普通的服装，而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中山装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与辛亥革命密不可分，在“剪辫易服”的氛围下，穿着中山装意味着拥护革命、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因而中山装是一种奋斗精神的象征，是一种民族团结的象征，是一种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的象征，一种受压迫而不屈的象征，是一种民族复兴的象征，折射着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领域翻天覆地的变革。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穿着中山装者多为公职人员，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山装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非常普遍，大有“工农兵学商，都着中山装”之势，其主要原因是政权性质不同所致。新中国成立后，到处是中山装的“海洋”，不分党派，不分年龄，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甚至不分男女，人人都喜欢穿着中山装。穿着中山装，使人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此时的中山装象征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革开放后，服装千姿百态，中山装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人们对中山装的印象，并未完全淡忘、消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些场合仍穿着中山装，近年来有不少年轻人爱上类似过去学生装的一种新装，也可视为中山装的变化。一百年过去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中山装，业已成为中国人民独立、民主、团结的象征。中山装，历经百年，折射着不同时代的光影，见证了时代前进的步伐，记载了百年中国的奋斗过程，铭刻着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今天，挖掘中山装的时代价值，传承中山装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华夏儿女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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