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人类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作者所说：“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作者说社会学是在18、19世纪西方的两次大革命后产生的；如果往上推，社会学是从启蒙运动后人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革命而带来的。而启蒙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脱离神本（把圣经抛弃）而寻求人本（犯罪后的理性之光）。所以；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物。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者说“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我不全赞同。社会学的确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却不是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有效工具。因为还没有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学而带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例证。社会学只能让我们更认识社会的现象，不能让我们改造社会。从神学、历史学与伦理学来看，宗教才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动力来源。社会学不外乎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一切事物，社会学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不会存在有社会学。而人是有人性的、宗教性的、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被造者，在社会学里社会学只把人当做高等的动物来研究，所以它只能研究人一切外在的表现与问题；却不知其本质的来源、过程中的意义与终极的结局。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根本不懂何谓人，也更不能经过研究找出方法使人活得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能让社会有一个真正良性的运行和协调的发展。社会学即不懂人，就更不懂人是有罪性的；而一切的社会问题都是从人性中的罪出来的，那它就更不懂了。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本质来说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说来社会学对于解决社会本质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说社会学只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宗教信仰才是，在众宗教中如果要深入研究就只有基督教才能改造甚至改变社会。这不是神话或纸上谈兵，这是在史可考的；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科学、现代文明都是可以站出来做证的。那么说社会学不是完全无用了吗？不是的，社会学有其本身的价值。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学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也是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它更是能帮助国家决策层、机构、教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同情况，从而能更好地做完美的计划与决策来帮助社会。虽然说社会学是人文科学，对信仰本身无多大助益。但是对于教会事工却有很大的帮助，是教会了解社会需要的有效工具。所以社会学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能以神学为根基去了解、解决社会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将是对社会很大的益处，也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贡献与见证。
社会学论文------------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万，中层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地形复杂，是世界主要的火山地震带之一活火山九十多座，占世界的五分之一气候条件优越，四分之三在热带范围之内大部门地区年均气温20℃河流众多，水力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丰富，出采矿等重工业外，以轻工业为主。古巴是世界上出口糖最多的国家。
拉丁美洲许多地区气候适宜。雨水充足，土壤肥沃，农产丰富。拉丁美洲地形复杂，墨西哥基本上是个高原，称墨西哥高原。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业，除采矿、钢铁、炼油等重工业外，大都以轻工业为主，如纺织、制糖、面粉、肉类加工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是拉丁美洲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彻底打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兴国家，基本形成今天拉美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独立以后，除巴西外，各国在形式上都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拉丁美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运动还打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封建腐朽势力，配合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国家的独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经济基础，由于拉美各国资本主义薄弱，资产阶级十分软弱，独立后各国政权一般都转移到土生白人地主手里，因而仍保留了原有的大地主所有制和封建剥削，这就严重的阻滞了拉美经济的发展，使拉美各国又成为英美等国的殖民地，拉美各国人民继续面临这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北美13个殖民地的宗主国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移民主要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美国未经历封建社会时期，发展资本主义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却很高；13个殖民地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开始形成；在大陆会议和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领导下，以《独立宣言》为旗帜，革命是水到渠成，进行彻底。美国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在发展，但国内也存在问题。独立后的美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联合政权，未解决黑人奴隶制问题，使美国南北两方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为以后美国内战埋下伏笔。
西属拉美殖民地由封建的西班牙统治，移民主要是西班牙人；没有统一的市场，更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也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各地是分别进行和取得胜利的；拉丁美洲资产阶级革命有早产意味，独立运动的成果打了很大折扣，封建阻力大，发展资本主义受到很大阻碍。
西班牙、葡萄牙的残暴殖民统治。拉丁美洲包括北美洲的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四个部分，原有居民是印第安人，从16世纪开始，长期遭受西班牙、葡萄牙人奴役。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先后夺取葡属巴西东北部土地，建立荷属、英属、法属圭亚那；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牙买加等岛屿；法国占领了原属西班牙的海地。西班牙是一个封建专制政体和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这给它在拉美殖民地的统治打上深刻的烙印。设在西班牙首都的“印度事务院”是控制殖民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只对国王负责。当时流行的俗语说“国王是殖民地的绝对君主，而‘印度事务院’是国王的喉舌”。西属拉美殖民地分设四大总督区：新西班牙区、新格拉纳达区、秘鲁区和拉普拉塔区，由各区总督直接管理殖民地事务。西属殖民地的土地剥削制度分为三种形式：（1）委托监护制。它是印第安人同殖民者之间土地关系的主要形式。土地所有权归西班牙国王，殖民者只对土地和印第安人有“监护”（管辖）权。印第安人必须为监护主服劳役、交纳代役租。某些地区一年之内劳役长达300天。（2）大地产制。1720年委托监护制被取消，开始盛行大地产制。原来的监护主变成大地主和大庄园主，他们强占印第安人公社的公有土地，还采用借债、以工抵债的方法迫使印第安人沦为债务奴隶。（3）种植园土地制，盛行于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巴西，主要使用非洲黑奴劳动，剥削更为残酷。西班牙、葡萄牙掠夺拉美金银贵金属，实行“米达制”，即印第安人每年送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墨西哥为4%，秘鲁为14%）去金银矿服徭役，其死亡率高达4/5。西班牙和葡萄牙为维护宗主国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对殖民地经济采取严厉的垄断统治政策，发展能在世界市场牟取暴利的单一经济作物；压制殖民地工业发展，垄断殖民地对外贸易。教材对这方面情况有叙述。总之，拉美殖民地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建立在奴隶和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封建大地产制、种植园经济和单一经济作物制。这种落后的经济结构构成严重束缚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2．殖民统治的危机。到18世纪下半期，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经济冲破宗主国的种种限制缓慢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开始出现。西属殖民地的统治者是来自宗主国的所谓“半岛人”，占据行政、军事和教会高位，拥有大量地产，是革命的对象。土生白人拥有土地，是殖民地地主集团的核心，政治上受“半岛人”压迫，要求摆脱宗主国统治，掌握了未来革命的领导权。混血种人多数是自由职业者或自由农民，名义上是“自由人”，但不享有公民权。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处在社会最低层，他们和混血种人是革命的主力。在拉丁美洲各种社会矛盾中，民族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西班牙殖民政府一方面将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黑人和部分混血种人紧紧束缚在封建制生产或奴隶制的生产桎梏下，阻碍直接生产者转化为自由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把殖民地创造的财富源源输往宗主国。因此，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未能起到为其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资本的作用。宗主国落后工业造成的供应不足，同殖民地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形成愈加尖锐的矛盾。这样，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就成为经济上摆脱宗主国束缚的强烈动因，推动殖民地走上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总之，拉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由于殖民地人民与宗主国统治者之间民族矛盾的激化；其次是欧洲的启蒙思想、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激发了拉美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再次是19世纪初西葡受到拿破仑战争的打击，力量削弱。
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一目，教材主要叙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1．海地独立。海地位于加勒比海第二大岛圣多明各岛的西部，原是西班牙殖民地，1697年后被法国占领，逐步发展成为法国海外最富庶的殖民地。海地黑人曾多次发动反对法国殖民者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起义。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1791年8月杜桑·卢维杜尔领导黑人奴隶，在“争取自由”、“宁死不当奴隶”的口号下起义，并很快控制了海地大部分领土。1793年，西班牙打着“支持解放黑奴”的旗号，派军队从岛的东部侵入。杜桑识破西班牙妄图霸占海地的阴谋，赶走干涉军。英国也借口法国种植园主求助，派军队从岛的西部登陆。杜桑起义军越战越勇，迫使英国殖民军投降。1801年杜桑建立以他为首的政府，声明海地独立；颁布宪法，宣布废除奴隶制。拿破仑夺取法国政权后，试图重建法兰西殖民帝国。1802年三万法国远征军侵入海地，诱捕并杀害杜桑。海地人民更加顽强地战斗，赢得最后胜利。1804年海地正式宣告独立。海地独立树立了小国打败大国、奴隶自己解放自己的光辉榜样，极大地鼓舞了整个拉丁美洲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教材资料部分引用“海地独立宣言”条文，反映海地人民恢复自己的民族尊严，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彻底根绝殖民主义的坚定决心。
2．西属拉丁美洲独立。西属拉美独立战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三个战场。第一阶段从1810年至1815年，西属拉美殖民地除秘鲁外，都发动武装起义。殖民统治由于失去母国的支持，土崩瓦解。各地初步建立了独立政权。但是，掌握运动领导权的土生白人没有提出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政治经济改革纲领，也没有动员印第安人和黑人参加革命；各地区斗争缺乏协作，力量分散。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和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复辟，各地独立政权大部分被殖民势力摧毁。此阶段主战场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教材对墨西哥独立运动有较多的叙述。墨西哥独立运动的特点是更具群众性。起义领导人大多为贫困农民和下级教士，使运动具有民族解放和反封建性质。
第二阶段从1816年至1826年，独立运动领导人吸取了前一阶段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明确的革命目标和纲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打破地区界限，相互配合支援，赢得最终胜利。南美北部战场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地，中心在委内瑞拉。1816年，玻利瓦尔在海地共和国的支持下打回委内瑞拉，宣布废除奴隶制，许诺胜利后给参加解放斗争的战士分配土地。大批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踊跃参军。从1819年起，玻利瓦尔率军翻越安第斯山，解放哥伦比亚；再回师加拉加斯，解放委内瑞拉全境；继而解放厄瓜多尔，成立了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在内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南美北部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南美南部战场包括今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地，中心在拉普拉塔地区。西班牙殖民势力在这一地区相对薄弱。圣马丁认识到秘鲁是西班牙统治美洲的主要堡垒，为此，他制定了一个由阿根廷西部翻越安第斯山，先解放智利，然后由海路进攻秘鲁的作战计划。从1817年起，圣马丁率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解放智利。随后由海路出击，解放了秘鲁首都和沿海地区。西班牙殖民军退守秘鲁北部。为彻底消灭殖民军，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于1822年7月在瓜亚基尔举行单独会晤，商讨协同作战，但未能取得一致。会晤后，圣马丁悄然引退，玻利瓦尔承担起解放秘鲁的重任。在阿亚库乔决战中，玻利瓦尔军队决定性地打败殖民军。到1826年，西属拉美独立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3．葡属巴西独立。葡属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侵入葡萄牙，葡萄牙王室流亡巴西，使巴西成为葡萄牙王国的政治中心。1820年葡萄牙国内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新议会要求国王回国，国王留儿子彼得罗继续在巴西执政。此时，巴西各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避免革命并维持大地主、大种植园主的统治，彼得罗遵照其父的嘱托，于1822年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成立巴西帝国。巴西独立是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弱，革命阵营不强大，独立运动没有转化成大规模的革命战争。运动后期，葡萄牙王室和大地产主掌握了领导权，致使独立后大地产制和奴隶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巴西毕竟摆脱了殖民统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成果和意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一次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是摧毁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建立起一系列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奠定今天拉美各国的政治格局；除巴西外，独立各国在形式上都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运动同时也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和种植园奴隶制，打破了工商业的殖民垄断制度，为各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运动没有触动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大地产制，因而没能够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讲述本节教材用1课时，建议教师：
1．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时间长、范围广、涉及国家多，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地结合地图讲述和引导学生学习。最后应将“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独立情况”表格内容与“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形势”图对应学习，并与“独立前的拉丁美洲”图做对比，培养学生动态历史的时空观念。
2．由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和美国独立战争有很多相类似之处，在讲授过程中可注意引导学生作对比分析。第一，两场独立运动历史背景的异同点是分析的重点。通过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正确把握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与偶然因素之间的关系，探寻共同规律。第二，讲授两场独立运动的过程时，应突出人民性、艰苦性、正义性和团结协作精神。第三，在分析、评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和资产阶级的作用时，要注意时代特点，切忌把其保守性简单归结为阶级的局限性。当时北美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产阶级作为正在上升的革命阶级领导了独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能突破其阶级局限性，表现出更多的革命精神，因而获得更多的革命成果。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弱，只是作为革命的一般动力参加了运动，运动领导权掌握在土生白人地主手中，这给独立后各国的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3．新课讲完后，可作如下小结：从北美独立战争开始，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又进入一个高潮迭起的激荡时代。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独立，给当时以欧洲为主宰的世界政治格局以极大的冲击，使欧洲大陆的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美洲的殖民支柱，加速了其崩溃进程。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具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特点，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但它在更大程度上主要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带有因外部条件引发的明显特征，革命带有早产性质，因而独立运动的成果打了很大折扣。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拉丁美洲成了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的目标。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300多年殖民统治下，印第安文化遭到严重摧残，而西欧的各种文化传统就随着政治、军事征服在拉美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并在拉美各个文化领域如意识形态、宗教、教育、语言、文学艺术、习俗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大量非洲黑人奴隶的输入，使非洲的音乐、舞蹈、诗歌、语言、宗教、绘画、习俗等文化也在拉美广为传播，形成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文化的混合结构。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为的科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包括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领域。社会和以后的时代发展都需要心理学知识的释导。因为社会关系和生活节奏的加快，逐渐使得社会越来浮躁和复杂。加上不确定因素和职场压力的骤增。人的心理和意识需要提升以面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和烦躁。第一次认识心理学是与人吵架。她的精神病时好时坏，犯起病来就骂人，无论朋友还是亲人无一幸免，让人厌恶又生气。她骂起人来毫无下限，尽揭人短。即使再生气也不能打。就算她侮辱别人杀人放火，警察也无可奈何，因为受法律保护。许多人觉得她是故意的，装的，可没有证明，因为她的病时好时坏。虽然精神病患者是值得人同情的，可当下社会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做了坏事就凭一张证明逃过法律的追究。这件事对我有些许的触动：精神病患者若是杀人该怎么办？怎样管理精神病患者？如何普及精神知识，将“精神病”的幼芽扼杀在萌芽中？第二次认识心理学是读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位快要退休的心理学教授选学生的故事。经过多年的教训她选了第二名作为她的学生，因为第二名的学生心态平稳，有长久的学习动力，不想第一名一样仅仅为了第一而努力。这样的人才能把“心理”这门课程传承下去。才能认真对待研究……心理学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只有要受得了寂寞耐的了干渴忍的了没落。淡定未来，从善出发，才能将这门课程进行下去。第三次认识心理学是一本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它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非常佩服作者为写一本书而与各种精神患者深入交流，甚至冒着危险。通过这本书我对精神病患者的那种害怕与同情转变为理解，有时甚至会羡慕他们（特指那些拥有异能的患者，就像梵高一样）。第四次认识心理学是上课。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行为，范围极为广泛包含构造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多个体系，跨理科和社会学科，需要设计实验进行研究，而且要根据不同的研究任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这样概括地描述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但就在这短暂的历史中它形成了涉及范围广，体系完备的学科。许多人觉得心理学可以解决一切关于人的精神问题，学了心理学之后可以窥探人的心理，可以解释一切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我一直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很神秘的、很特别的学科，我对它充满了敬畏的心情。它应当去解决人们的心理矛盾和障碍，或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去指导某些决策。我认为在小学上的体育课、画画课、书法课、音乐课、道德课等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只不过它以具体的形式让我们建立了健康的心理，这是十分重要的。各种方向的培养有利于促进身心全面发展。比如，在体育课上我们运动之后会觉得更舒畅，那么我们再有压力或苦楚时，很有可能想要去运动一下来缓解这种状态。同样的，我们再难过时可能会去听听音乐、画画画或者找人聊天。这些简单的方式却为我们解决不少麻烦，对我们毕生有用。在大学上理论课时，老师更应该就当下的社会现象来解释。比如：仇富心理、快节奏等，让成年人用一种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社会，思考自己。同时通过广泛的意义上学习心理学，能更好的应对压力、陶冶情操、保持心态平衡、增强自控力、处理好人际关系等等。这样的氛围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从而社会更加和谐，更有利于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受到一定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学会运用心理学管理自己，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校开始重视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工作，可是心理健康教育效果并不理想。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心理健康结业论文，供大家参考。心理健康2000字结业论文篇一：大学生心理健康 摘要：人一生中，每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都会遭遇一系列新的问题，都会遇到一些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新矛盾。人类成长智慧启示我们：成长中的矛盾，正是推动我们进行新的学习、获得新的适应能力的力量。本篇将择要介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般问题。希望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健康观、人生观，能掌握正确理解社会、 文化 与自我的 方法 ，学会有效筹划自已的大学生活，尽快适应环境，接受新的挑战，以清醒的认识、积极的心态、顽强的意志走上成才之路。 关键字：新环境 心理健康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整体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在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关注着心理健康，作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也不例外。现今的大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充满着色彩浪漫的情感，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心理问题和冲突。 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对作为天子娇子的大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更是学业成就、事业成功、生活快乐的基础。 心理健康是由心理卫生的概念延伸过来的。心理健康通常是指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心理卫生则是指一切维护心理健康的活动及研究心理健康的学问。 心理健康是指具有正常的智力、积极的情绪、适度的情感、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格品质、坚强的意志和成熟的心理行为等。心理键康与一个人的成就、贡献、成才关系重大。心理健康是大学生成才的基础。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心理健康水平的评定，一般参照四个标准： 经验 标准，即当事人按照自已的主观感受来判断自已的健康，研究者凭自已的经验对当事人 心理健康进行判定; 社会适应标准，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常态为参照标准，观察当事人是否适应常态而进行心理是 健康的判断; 统计学标准，依据对大量正常心理特征的测量取得一个常模，把当事人的心理与常模进行比较; 自身行为标准，每个人以往生活中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即正常标准。 二、大学生的心理过程： 人的心理活动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心理过程有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个性心理包括个性倾向。在人的一生中，心理过程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展示出不同的特点。大学生作为特定年龄段、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群体，心理过程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记忆、思维、想象等方面。如何根据这些特性来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摆在高等院校教师面前的重要任务。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 三、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认知： 大学生对自我的不良认知主要表现为自卑。典型想法有以下几种： (1)我这么矮，别人肯定瞧不起我; (2)我长得不漂亮，肯定没有人喜欢我; (3)别人有几项比我强，我就只有认输了; (4)我什么 爱好 也没有，也没长处，真是没用; (5)我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 (6)我表达能力不好，别人都不怎么和我说话，我 人际交往 不行; 自卑有两种表现：一是与他人比较，觉得在知识、能力、体貌等方面，自已都不如别人;二是面对要做的事或试图达到的止标，怀疑自己的能力。自卑者的认知特点是：低估自已，只看到别人的优点，吸看到完成任务的困难，而忽视有利条件。把自已的成功归因于机遇，把失败归因于无能。在外表和家庭条件方面夸大他人的优势，贬低自已。这样的人生往往既自卑又自尊、敏感多疑、情绪压抑、心境烦乱、胆小怕事、优柔寡断。 大学生一方面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自我，既要看到自忆的优点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短处;既要看到别人的优点长处，也要看到别人的缺点短处。另一方面要悦纳自已，优点长处、缺点短处都要接受，一个人的长相、出生是无法选择的，只有悦纳自已，才是最实际明智的态度。 成功与失败不能简单归因。主观努力、个人能力强、机遇好、有外界力量相助、任务容易是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而机遇不好、任务难度大、主观不努力、能力欠缺是造成失败的因素。要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扩大“视野”，既要看到自身因素，又要看到处部因素;既要看到客观条件，又要分析主观努力程度，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和相应的调整。 四、大学生的情绪心理 大学生的心理也需要释放，他们在学业、情感、经济等方面受者困扰，压力也可能失衡，例如马家爵就是典型例子，我们应正确释放自己的压力。 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是解决压力的正确途径，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要想开些，不要钻牛角尖，为了一些不值得的事情，生闷气，抽闷烟，甚至喝闷酒，这都是不应该的。 现在的大学已经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了，太平凡了，但是同时，由于现在的大学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环境，我们要适应他们，就要自己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他，这是一个过程。总之，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要学会，自己乐，同时要做一粒快乐的分子，去调动你周围的积极因素，使你总可以在一种积极的环境中，去最大限度的发挥你自已的潜力。 五、如何正确地认识自我： 我们时常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看到目前大学生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大学生中有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病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大学生是从为数众多的中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在心理上有很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与此同时，大学生则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大学生往往自视甚高，很容易受挫折，并随之发生一系列心理卫生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当前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环境等都对大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学生必须快速适应紧张的社会生活节奏;就业竞争的加剧所带来职业选择的提前以及与之相关的高强度的心智付出等也使大学生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加大。从大学生自身看，大学正是人生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化的协调发展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往往会发生矛盾。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大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解决问题，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疾病。 因此，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良好的人格品质首先应该正确认识自我，培养悦纳自我的态度，扬长避短，不断完善自己。其次应该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在挫折面前不惊慌失措，采取理智的应付方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挫折承受能力的高低与个人的思想境界、对挫折的主观判断、挫折体验等有关。提高挫折承受能力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丰富人生经验。 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已为科学研究所证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指生活有规律、劳逸结合、科学用脑、坚持体育锻炼、少饮酒、不吸烟、讲究卫生等。大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心理压力较大，为了长期保持学习的效率，必须科学地安排好每天的学习、锻炼、休息，使生活有规律。学会科学用脑就是要勤用脑、合理用脑、适时用脑，避免用脑过度引起神经衰弱，使思维、记亿能力减退。 加强自我心理调节。自我调节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包括调整认识结构、情绪状态，锻炼意志品质，改善适应能力等。大学生处于青年期阶段，青年期的突出特点是人的性生理在经历了从萌发到成熟的过渡之后，逐渐进入活跃状态。从心理发展的意义上说，这个阶段是人生的多事之秋。这是因为，经验的缺乏和知识的幼稚决定了这个时期人的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许多尴尬、困惑、烦恼和苦闷。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正在发生复杂和深刻的变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科学技术急剧发展。这种情况也会在早晚要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中引发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例如父母下岗、家庭生活发生变故、学习成绩不佳、交友失败、失恋等。这些心理问题如果总是挥之不去，日积月累，就有可能成为心理障碍而影响学习和生活。让学生正视现实，学会自我调节，保持同现实的良好接触。进行自我调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所以大学生在学生过程中应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做到心理健康： 1、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学习是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有了学习兴趣就能够自觉地跃入浩瀚的知识海洋里邀游，拼命地吸取新知识，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以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保持乐观的情绪和良好的心境，大学生应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愉快开朗的心境，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当遇到悲伤和忧愁的事情要学会自我调节，适度地表达和控制情绪，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喜不狂、忧不绝。 心理健康可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健康的心理品质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将来走向社会，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智力水平、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和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条件。充分认识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是以健康的心理品质作为基础的，一个人心理健康状态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全面发展的实现。 心理健康可以使大学生克服依赖心理增强独立性。大学生经过努力的拼搏和激烈的竞争，告别了中学时代、跨入了大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天地。大学生必须从靠父母转向靠自己。上大学前，在他们想象中的大学犹如“天堂”一般，浪漫奇特，美妙无比。上大学后，紧张的学习，严格的纪律，生活的环境，使他们难以适应。因此，大学生必须注重心理健康，尽快克服依赖性，增强独立性，积极主动适应大学生活，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大学生活。 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取得事业成功的坚实心理基础。目前我国大学 毕业 生的分配工作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生都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等方式，择业的竞争必然会使大学生心理上产生困惑和不安定感。因而，面对新形势大学生要注意保持心理健康，培养自立、自强、自律的良好心理素质，锻炼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使自己在变幻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作出选择适宜自己角色的正确抉择，敢于面对困难、挫折与挑战，追求更加完美的人格，为事业成功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心理健康有利于大学生培养健康的个性心理。大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是指他们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经常、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通常表现为气质和性格两个主要方面。气质主要是指情绪反映的特征，性格除了气质所包含的特征外，还包括意志反映的特征。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普遍表现为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参与意识较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等等，这些有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应该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未来的建设添砖加瓦。 心理健康2000字结业论文篇二：心理健康结课论文 健康心态 铸就精彩人生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我的大学生活仅剩下了八分之一，这不禁让我感慨时间的流逝，更让我懂得深思这几年大学生活的收获。本学期开设的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课程”让我受益良多。生活中发生的小 故事 更是让我对健康的心态有了深刻的解读，真可谓是“健康心态，铸就精彩人生啊!” 一、健康的心态就是拥有一份难得的自信 在我看来，健康的心态就是要有自信的心态。一个人拥有大量的知识，充足的社会经验，但如果缺乏了自信，那么他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自信是成功的基石，能让你对自己充满信心，能让自己更有把握取胜。但是自信是建立在你确实存在此能力，因此实力是你的基础，自信是你的砖石。当然，如果你想做某件事时，即使没有足够的实力，只要你拥有自信，你付出过，努力过，那么即使没有真正成功，你也会有意外的收获。自信是成功的垫脚石，它让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自信的心态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的生命里除了父母，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我，她照顾我，呵护我，那就是我的姐姐。她用她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个“健康的都市女性”的自信。 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的价值是不同的，那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感悟自然是不同的。我的姐姐是一位教师，在我看来，现在的教师除了一年有暑假和寒假，剩下的就都是辛酸史了。因为我在生活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她的不容易。每天无休止的批改，写各种作业，应付各种检查，负责各种档案的整理，工作内容是如此繁杂的，带给人的压力是巨大的，心理是无比憔悴的。在我这个旁观者的眼中，丝毫感受不到，她作为一个教师的幸福和快乐。每个月都干着超负荷的工作却拿着固定一样的工资。但是，今年她已经是工作的第六年了，却依然对她的工作抱有热情，每天都神采奕奕地走出家门，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整个人都是那么自信。这一切的一切，通过对本学期的心理健康课程学习，我有了正确的解读，也找到了内心一直困惑已久的答案。姐姐就是凭借着这份乐观健康的心态，用“自信”在书写她的美丽人生，今年年仅27岁的她，已经成为了学校的骨干，后备干部，可见，自信对一个人来讲多么重要。健康的心态就是一份自信，一份源于心底的自信，这份自信可以为你的精彩人生奠定很好的基础。 二、健康的心态就是拥有积极进取的心态 人生在于拼搏，在于不断奋斗。在这搏斗中有些胜出，有些败退。有些人败了又胜，胜了又败???而有些人败了就一蹶不振。在这搏斗中没有谁是绝对的强者，没有谁能一直战而不败;只有绝对的弱者和一直战而不胜的人??拥有积极进取的心态的人，即使他失败了，他也一定会 总结 经验，下次取得胜利，如此循环。他虽然失败了很多次，但他在失败中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升华自己，不断完美自己。这样他就成为搏斗中的强者，但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正因他们的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使其世界变得如此光彩。而与他们相反的一类人就碌碌无为，凡事顺其自然，虚度此生。因此积极进取的心态必不可少。 有时候想想，人生就犹如一条不知尽头的路，这条路上充满了坎坷，充满了黑暗，充满了孤独。而健康的心态就犹如一盏长久不眠的灯，永远点亮我们的人生。它让我们能够轻松地越过坎坷;让我们能够在黑暗来临之际保存一丝光辉;能够在孤独之时感到温馨。 三、健康的心态就是要拥有一颗平常心 健康的心态已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份。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拥有它，释放它，人生旅途中充满坎坷，难免会感到孤独寂寞，或者迷失方向。但拥有了健康的心态就犹如拥有了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人生。 曾经有一个故事让我的感受很深刻。在两个人的面前，各放着半块面包。一个人看了以后，心想：“我还有半块面包。”另一个人看了后，心想：“我只有半块面包了。” 对待同样的半块面包，为什么两个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呢?这主要是心态在起作用。乐观者从半块面包中得到的是满足，看到的是希望;而悲观者从半块面包中得到的是不满，看到的是绝望。这恰好印证了“境由心造”的道理。 不同的心态造就不同的境遇。如果你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那么即使是挫折甚或是苦难，你也能从中找到乐观的理由，进而化解挫折与苦难。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住在五楼，搬起东西来颇为不便。但他却说五楼好，可以免受底楼的潮湿之苦。后来他的住处从五楼搬到了一楼，地面经常湿漉漉的，但他却说一楼好，可以免去搬东西的辛苦。因此，不管苏格拉底处在如何不利的情况下，他永远是满足的、快乐的。尤利乌斯用2马克买的一注彩票，却中了50万马克。他用这50万马克买了一幢豪华的别墅，并添置了许多高档的家具。想不到这一切在他的一个烟头中化为灰烬。朋友们都来安慰他，他却说：“我只不过损失了2个马克。”正是他的乐观心态化解了50万马克家产损失的巨大痛苦。这样，尤利乌斯注定终生要与快乐为伍。 如果你用悲观的心态去看世界上的事情，那么，即使是很小的挫折与痛苦，你也会觉得它是天大的灾难，由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中国古代有一个国家叫杞国，这个国家的人总担心有一天天会塌下来，一整天地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后人流传下一句话：“杞国无事忧天倾。”后来又由此造出了“杞人忧天”的 成语 。杞国人为什么会担心天塌下来?就是因为他们是用消极悲观的心态去看世界，这样，这世界在他们的心目中就会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可收拾。据一份调查显示，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都是由于自寻烦恼，把很小的挫折和点滴的痛苦想象成了巨大的灾难，因而感到心理难以承受所致。 四、健康的心态就是学会宽容 健康的心态就是学会宽容他人。相传古代有位老禅师，一晚在禅院里散步，突见墙角边有一张椅子，他一看便知有人违反寺规越墙出去溜达了。老禅师也不声张，走到墙边，移开椅子，就地而蹲。不久，果真有一小和尚回来，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脊背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才发觉刚才踏的不是椅子，而是自己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出人预料的是，师傅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平静的语调说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吧。儒家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地势柔顺，君子当以宽厚之德，容载万物。所以人要经常抱着宽容的心态，才能更好的感化人，教育人。于是我们要学会开开心心活到老，轻轻松松过一生。要有这样的心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应该开心地度过每一天，因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能过的好一点，虽然不能从物质上满足自己，但是要学会弥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内在的思想，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只要自己有真正喜欢做的事，你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充实和踏实。所以人要有理想，要有志向，一旦发现要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理想和志向，你就一定抓紧时间把它做好，尽量做得更完美，让自己满意，也要让别人满意，这才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关键。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切莫把精力投错地方，那就会一事无成，终生遗憾。 “境由心造”，事在人为。让我们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吧!这样，在生活这个广阔的原野上，你收获的将是幸福和快乐。 假如你拥有了一份难能可贵的自信，积极进取的心，学会宽容他人的平常心，相信健康的心态一定可以帮你铸就精彩的人生! 心理健康2000字结业论文篇三：基层部队官兵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引言 自军区重新划分一来，我国部队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基层官兵的军事训练愈发严格。这意味着基层官兵需要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必然会影响到官兵的心理。因此有必要做好基层部队官兵心理健康的研究工作。本文中笔者主要阐述目前基层官兵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并对提高官兵心理健康水平给出可行性 措施 ，最终实现促进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目的。 二、衡量基层部队官兵心理健康的标准 通常情况下认为心理健康应该具备四个方面：心理适应能力良好、自我接受、理想追求及保持常新状态。[1]军人与普通人不同，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具备普通人心理健康要求的基础上，还需要具备其他的条件才能保证自身战斗力。一般情况下有以下要求：智力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确保良好的工作状态;适应军事生活，对军事事件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具备健全的人格，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对部队集体生活充满喜爱;价值观正确，乐于奉献;坚强的意志，有毅力恒心，做事果决，对自身有一个清晰正确的认识;情绪乐观，具备一定应急能力;明确奋斗目标，将自身发展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良好的人际交往，与战友保持良好的情谊;学习能力强，快速掌握战斗技能。这些条件都是基层部队官兵心理健康必须具备的条件，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基层官兵心理健康，进而提升自身战斗力，最终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三、基层部队官兵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原因 基层部队官兵心理健康存在问题除了受到军事训练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笔者结合实际经验，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以便采取适当地措施。 (一)受到生活环境影响 实际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基层官兵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恶劣，要么处在与城市隔绝的偏远地区，要么就是环境艰苦交通不便的地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基层官兵除了军事训练活动外，其余时间不能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相应的娱乐休闲活动，造成官兵感觉生活枯燥无聊，产生焦虑、烦躁以及抑郁等情绪。再加上一些环境中特殊训练让官兵始终处于绷紧状态，长时间得不到放松，让基层官兵产生一定的心理障碍，影响发挥战斗力。[2] (二)受到家庭环境影响 通过调查基层部队官兵心理健康情况发现，独生子女官兵成长中家庭环境良好，独自应对外界环境的能力偏弱。自小受到父母亲朋的照顾，参军后独自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的能力偏弱，长时间下来会积压负面情绪，相比于非独生子女，前者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同时发现官兵中心理健康水平偏低，与未婚军人相比，前者存在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3]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已婚者日常生活内容复杂，夫妻两人长期处于异地分居状态，生活问题、子女问题以及父母问题等方面的困扰，对基层官兵的工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长久下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就不奇怪了。因此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时候，需要结合基层官兵心理特点、家庭环境等内容，判断出官兵真实的需求。 (三)受到生活实践的影响 基层官兵大多由青年官兵组成，这部分人刚开始独立生活与工作，这个阶段是形成自我实现、自我成熟的关键时期。在处理一些生活事件的时候受到心理不成熟因素的影响，造成事件处理效果不是很好，只考虑到一些片面的因素，现实的障碍造成对自我认知判断出现问题，出现心理应激增加，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时间一长，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到基层官兵的训练及工作效率，严重的话会对基层部队的战斗力产生不利影响。 四、提高基层官兵心理健康的具体对策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基层官兵心理健康状态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些因素的变化就会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基于此，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以下应对措施。 (一)做好日常心理辅导工作 需要做好基层官兵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工作，这需要了解官兵的实际情况，并给出具体的方法。例如，如何处理工作中的挫折、处理人际关系及婚恋关系等。要做好基层官兵心理健康的观察工作，一旦发现有不正常心理出现，要及时对其进行引导教育。可以设置基层官兵心理门诊，同时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同时还要配备好软硬件设备，做好心理档案建设及__。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保证健康的心理状态，才能提升工作效率，提高个体的战斗力。因此开展日常心理辅导工作，有助于减少基层官兵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可以提高官兵工作积极性，从而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二)做好官兵“三观”教育 各级领导应该正确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教育疏导是相辅相成的，应加强军人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从思想上重视部队心理服务工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重视部队心理服务工作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和保持部队安全稳定的重要措施。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军事计划及年度功能 工作计划 结合起来，进行统一安排。基层单位医务人员要配合军事领导做好人格教育工作，注意开展工作中要有针对性，在对基层官兵的性格、脾气、气质、爱好等进行了解后，有的放矢，充分提高我国基层官兵的身心健康。[4] (三)丰富官兵的娱乐活动 在军事训练和工作之余对个别患有心理疾病的官兵进行心理干预，通过短期的培训和外派学习及请专业心理医师讲座等方式，从而培训基层的兼职心理医师和心理卫生骨干，以便及时地发现和消除官兵的心理疾患。加强官兵之间的协作性和心理相容性训练，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基层军营氛围，让广大官兵在紧张的生活和严格管理和高强度训练中自行解压，防止心理疾病的发生。鼓励官兵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培育其 兴趣爱好 ，缓解因社会、心理、身体等各方面带来的压力以及对心理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对于刚入伍的新兵和即将退伍的老兵在军事演习和抢险救灾中集中组织心理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等。通过单位的宣传橱窗和 黑板报 等 渠道 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帮助官兵积极掌握调控自我心理的有效方法，从而提高部队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确保部队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提升部队战斗力的作用。 五、结语 相比于普通人，军人是相对特殊的群体，其心理健康的基础要比地方人群高。军人本身就需要面临高风险，同时还需要承受来自各个层面的问题。因此，军队日常工作中需要增加关于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内容，确保基层官兵的心理健康，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猜你喜欢： 1. 心理健康教育的心得体会1500字 2. 关于心理健康的论文3000字 3. 大学大一心理健康课论文3000字 4. 大学生心理健康参考论文800字 5. 大学心理健康论文800字
心理学包括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领域，其研究涉及知觉、认知、情绪、思维、人格、行为习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许多领域，也与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家庭、教育、健康、社会等发生关联。
相关知识：
1、心理学一方面尝试用大脑运作来解释个体基本的行为与心理机能，同时，心理学也尝试解释个体心理机能在社会行为与社会动力中的角色；另外，它还与神经科学、医学、哲学、生物学、宗教学等学科有关，因为这些学科所探讨的生理或心理作用会影响个体的心智。实际上，很多人文和自然学科都与心理学有关，人类心理活动其本身就与人类生存环境密不可分。
2、心理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行为。应用心理学家还有第五个目的——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这些目标构成了心理学事业的基础。
3、心理学符号的含义：符号在希腊语里是灵魂的意思，后来变成英文psyche。
根据具体问题类型，进行步骤拆解／原因原理分析／内容拓展等。具体步骤如下：／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
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她能读懂人心，很奇葩的事
你妹、自己百度不会、我都自己百度交的
中世纪的哥特式内容摘要：哥特式建筑是哥特式艺术的显著方面，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关键词：哥特式艺术——建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哥特式”一词大概还是相当陌生的，但若提起巴黎圣母院，恐怕就很少有人回摇头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改编的电影，令那座美伦美奂的大教堂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根，巴黎圣母院建于12世纪后半叶，它所代表的建设样式在艺术史上被称为“哥特式”。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自己最高文明成就的造型艺术纪念碑。作为“信仰的时代”，中世纪亦有自己的纪念碑，那就是哥特式教堂。然而，“哥特式”一词最初却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瞻望“罗马昔日之壮观”，以古典文化当然的继承者而自居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在用“哥特式”一词描述中世纪晚期盛行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建树式样时，事实上将其用做了粗鲁与怪诞的同义词。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人所谓的“哥特式”建树与历史上的哥特人并无直接联系。今天，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成就已作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风格术语，“哥特式”一词已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了。哥特式艺术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臻于成熟之际在视觉艺术领域接触的硕果，它亲历了中世纪的巅峰期与衰退期，并直接孕育了文艺复兴艺术。基督教仪式传统最高成就的代表便士哥特式艺术。哥特式风格涉及中世纪晚期几乎所有的造型艺术品类，除了所谓纯艺术领域的建筑、纪念性雕塑和壁画、木版画之类传统意义上的绘画，还包括镶嵌彩窗工艺雕塑、书籍装帧和织毯设计等。尽管建筑、雕塑与绘画领域中的哥特式风格均曾在特定的时期内形成或接近于形成当时西方世界的国际样式，但在艺术史的时空构架里，我们看到，哥特式风格在不同地域内发展与演进是极不平衡的。一方面，哥特式时代，站在造型艺术领域风格变革最前沿的，先是建筑，尔后是雕塑，最后是绘画。1150年至1250年是西方中世纪艺术史上的“大教堂建筑时代”。综观整个哥特式艺术史，造型艺术的美学追求从建筑性逐渐转向了绘画性。另一方面，具体到建筑、雕塑和绘画各自领域里的哥特式风格，这样一个现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哥特样式的国际性传播与地方性演化并行不悖。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哥特式艺术史的时候，必须同时考察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因为就哥特式风格而言，任何意义上的单一发展进程都是不存在的。哥特式艺术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在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是，哥特式教堂是建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中，它已不再具有罗马式建筑那样的城堡式功能，而需要更宽阔、更高、更明亮的内部空间。哥特式建筑师在结构技术上的革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教堂在高度、内部空间和采光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哥特式建筑师最重要的兴奋点在于尽力寻求高度上的发展。1194年，沙特尔大教堂在火灾之后进行了重建。新建的中殿没有了楼廊，低狭的暗楼挤在又高又瘦的高侧窗和底层连拱廊不再采用圆柱，垂直附柱一贯到底，将地面与拱顶连在一起，一簇簇肋架卷从集束柱顶端散射开来，整个构造就像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一样。法国学者把哥特式教堂比做“建造起来的森林”，原是不错的。这里几乎没有墙面。结构框架裸露在外，密集的垂直线排向中殿深处，筋骨嶙峋的教堂内部给人一种十分峻峭清冷的印象。从身边的柱基到头上的拱顶，再到对侧的柱基，人们的视线在循着石头的线条流转的过程中不会碰到任何障碍。这线条一方面发挥着明确建筑物构筑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当了教堂“天然”的装饰。应该说，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内部，结构要素与装饰要素是二位一体的。随着沙特尔大教堂的重建，哥特式建筑样式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盛期哥特式登上了建筑史的舞台。沙特尔大教堂上述设计在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的重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发挥。兰斯大教堂的建筑师认识到了窗子在新设计中的特殊重要性，他们在建筑史上首次采用了条格式窗花格。这是窗子内精致的石制分隔物，随着时间时间的推移，哥特式建筑中的窗花格将获得惊人的复杂性。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在建筑史上找不到它设计上的同道或继承者。当然，这并不说明它不是一件杰作，只是它所给出的方案未曾流行而已。哥特式建筑样式诞生之后，并没有立即扩展到法国境外，至少，它没有导致罗马式风格的骤然终止，甚至在法国境内亦是如此（法国南部在12世纪下半叶还发展了罗马式的普罗旺斯学派）。应归入罗马式的建筑采用了某些哥特式装饰构件，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英格兰是最早接纳哥特式样式的国家。在这个岛上，罗马式建筑的兴建在整个12世纪从未间断。第一个纯粹的哥特式建筑作品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唱诗席。它是在1174年的火灾之后由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和他的继任者英格兰人威廉负责重建的。该建筑在设计上自然不免有迁就当时的英国趣味之处，高侧窗通道便是一例，大量使用墨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则为后来的英国哥特式建筑树立了一种时尚。在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我们看到，黑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同用灰白色石灰石修造的大教堂其他部分之间对比。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似乎对线形装饰格外敏感，他们总是在拱卷上、连拱廊内及墩柱上使用大量符合线脚，还特别偏爱成簇的附柱。后来他们又发展了拱顶的外观形式——利用非功能性的枝肋在拱顶上“结”成各式复杂的图样，以制造华丽丰富的装饰效果——当然，这一发展是在哥特式建筑史的晚期实现的。13世纪下半期，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在大圆花窗中采用了杆状窗花格组成辐射状的条状。建筑的墙壁变得很薄，几乎完全由玻璃窗组成，仅有细长的小圆柱隔开建筑物装有玻璃的面，哥特式建筑变得越来越像一具石头的骨架结构了。受辐射式风格的启发，英国建筑师发展了晚期哥特式风格具有高度创造性地变体——所谓的垂直式风格。该风格起源于伦敦。在英国“装饰风格”的影响下，15世纪早期，法国出现了哥特式史上最后一个风格类型——火焰式。该建筑风格得名于建筑物墙面、尖塔和门廊（尤其是门廊）部位那种“闪烁摇曳”和火焰状的曲线装饰。从辐射式到火焰式，随着教堂建筑在装饰上日趋繁琐、堆砌，哥特式建筑样式终于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早年的理性色彩。结构与装饰彻底分离了，事实上，建筑物的结构要素逐渐消失在装饰要素下面。哥特式建筑样式就这样跨越了它自身的逻辑规定。拉恩大教堂对高度的征服。拉恩大教堂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优秀实例。它始建于1155年，但建筑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3世纪初方告竣工。拉恩大教堂是与巴黎圣母院齐名的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有明显突出的交叉廊，除了西立面之外，交叉廊的南北两个立面分别建有双塔，中厅和侧廊的交叉部位也有巨大的采光塔。1220年完成包括双塔在内的西立面，不久后又增建了原设计所没有的飞拱。在南北双塔上又把西侧的塔加高了，大约在1230年以前完成了中央工程。巴黎圣母院：飞翔的翅膀圣丹尼斯教堂的建筑很快影响到周围的教堂，巴黎圣母院就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年，是早期哥特式最宏伟的典范。巴黎圣母院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它巨大的规模和它的设计的优美均匀，以及新的飞拱的采用。哥特式的巅峰之作13世纪是哥特式建筑的成熟时期。随着对高度的征服，建筑师获得了透彻的工程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琢磨了建筑的比例，给与建筑物更高大的外形，更和谐完美的结构，更宏伟庄严的空间效果。从技术角度上讲，哥特式结构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建筑史的一次重大飞跃；就美学特征而言，哥特式建筑轻盈剔透、欲飞欲动，垂直方向的线条统领着所有的细节。有的学者把哥特式风格称为石块组成的经院哲学。德国美学家沃林格认为，哥特式大教堂结构中的纯机械力的运动展现了基督教神学精神向抽象物上的移情功能，在哥特式教堂内，我们会感到一种不断增强和不断上升的、不安的、未获解救的努力，把自身不和谐的心理推向了一种极度的迷狂、一种骚乱的升腾。哥特式建筑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艺术的价值，在于打碎现实日常生活的单调、枯燥和沉闷，是逃脱现实世界最好的方法之一。当然它也是我们同人生世界发生紧密联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哥特式艺术处于开放的文化关系中，深深根植与社会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艺术地甚或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见出世界的诗意结构。
艺术鉴赏论文以论文中心为基础，展开论述，主要阐明它的艺术价值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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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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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康德认为以往人们所主张的人性本恶论或人性本善论都是从经验上来判断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诸多失误，甚至产生了如下的问题：是否存在中间状态，人类是既善又恶的、不善不恶亦或是部分善部分恶。由此，他首先指出通过经验来判断人性的善恶是不可靠的，并提出判断人性善恶的标准：“人们之所以称一个人是恶的，并不是因为他所做出的行动是恶的（违背法则的），而是因为这些行动的性质使人推论出此人心中的恶的准则。”也就是说，从经验中看人之行动结果的善恶（或好坏）并不能判断出一个人的善恶，而只能依据人心中的善恶准则来判断，这实质上是将人的善恶问题追溯到人的本性上。一、人的本性在康德著作的中译本中人性既作为人的本性（human nature）的简称，又作为一个专业术语（huinanity）具有独特的含义：就前者而言，“本性”（nature）一词在西方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自然，二是本质。相应地，“人的本性”可以区分为人的自然性和人的本质性。人的自然性指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界定。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几乎都承认这样的事实，人既像动物一样要求满足感性的肉体需要以维持其生存，又高于动物而具有理性能力，要求满足理性的追求。康德的有创见之处在于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两个领域，认为感性的人属于现象界，服从自然规律，理性的人属于本体界，拥有自由，但作为两者的统一体的人本身既属于现象界又属于本体界，因此人成为宇宙中最特殊的存在者，即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或具有超越性的感性存在者。在康德哲学中，理性通常指宇宙中一般的理性存在者（包括神在内）的理性，理性摆脱了现象界的一切束缚，具有完全纯粹的自由，是本体界的象征，体现着一种超越性，因而又是一种神性。虽然人既有感性本性又有理性本性，但康德并不认为二者平等地分割了人，而认为理性高于感性，感性只是维持人之生命生存的必备条件，理性却代表着人的真正本质，彰显着人性（humanity），“人之为人，就在于他的不可规定性和无限可能性。人是无限可能的，人是能创造奇迹的”。就康德对人之本性的区分而言，人的自然性无疑是一种自然的善，因为感性本性使人得以生存，理性本性使人摆脱动物性，得以成为人，但是它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因为人作为被造物，服从绝对必然的自然法则，就算人做出恶的行为，也可以归咎于自然，是自然创造了作恶的人。但是从人的本质性来看，人的理性高于感性，人是自由的行动者，能够出于自己的意愿摆脱感性的束缚而做出善或者恶的行为，这些行为并非自然造成的，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善恶。因此，康德对人的本性之善恶的探讨建立在人的理性本质论的基础上。二、人性善恶的可能性为了表明这一立场，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本性”给予了进一步的澄清：“如果本性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显然，“一般意义上的本性”是人的自然性，与之相对的本性是人建立在理性本质上的自由本性，康德说：“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本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本性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在此，人的本性被赋予了具体的含义，它是人在现象界中可察觉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这种主观根据处于本体界中，指向人对自由的一般的运用。我们知道，人对自由的一般运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一般实践理性对自由任意的规定构成日常生活中明智的行为的规定根据，主要体现为目的和手段的考虑，人虽然受到感性欲求的驱动，但是能够克服感性的一时诱惑而坚持长远的目标直到实现，其目标可能仍然是感性的，比如猎人抛出诱饵、农夫留下来年的种子等；二是纯粹实践理性对自由任意的规定构成道德行为的规定根据，道德上的善就是遵循道德法则的行动，道德上的恶就是违背道德法则的行动，因此，康德在探讨人在道德上的善恶问题时更加强调遵循客观的道德法则的条件下也就是人一般地运用自由的第二个方面。由此，康德认为人天生是善的或者天生是恶的无非意味着“人，而且是一般地作为人，包含着采纳善的准则或者采纳恶的（违背法则的）准则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无法探究的）原初根据，因此，他同时也就通过这种采纳表现了他的族类的特性”。作为整个族类，人天生的善恶在于人的本性中既包含采纳善的准则的主观根据，也包含采纳恶的准则的原初根据。康德说人的本性中有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1）动物性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具有自我保存、种族繁衍和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本能，这种禀赋属于纯粹自然的、无理性的自爱，在其上可能会嫁接各种各样的恶习。（2）人性的禀赋。人是一种有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存在者，这种禀赋属于有理性的自爱，在与其他人的比较中判断自己幸福与否，在其之上可能嫁接文化的恶习，随之达到最高程度的恶劣性，便成为魔鬼般的恶习。（3）人格性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这种禀赋就是一种道德情感，使人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敬重，仅仅以纯粹的实践理性为根据，使道德法则作为任意的充分动机，在这种禀赋上绝不可能嫁接任何恶习，因此康德认为，人格性的禀赋是唯一真正可靠的原初禀赋，是道德法则和敬重情感的真正体现，是人类与恶做斗争的坚强力量。显然，人的向善的原初禀赋的三个层次是依照理性来区分的，昭示着人能够逐渐摆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也就是逐渐趋向道德的过程。 人的本性中趋恶的倾向有三个层次。（1）人性的脆弱。人心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时往往软弱无力，“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2）人心的不纯正，即混淆了非道德的动机和道德的动机，致使合乎义务的行动并不是出自纯粹义务的，而是为了其他的动机或目的。（3）人心的恶劣或人心的败坏。人心具有接受恶的准则的倾向，也叫做人心的颠倒，在行动中将非道德的动机放在选择的首位，而将道德法则的动机置后，这种倾向在根本上是恶的。所有的恶在人性上都只是意念性质上的恶、潜在的恶，只是一种趋恶的倾向或主观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恶行。在本质上，恶是由于人类虽然有理性、但缺乏遵循道德法则的坚定意志力量而产生的。总体来看，人的本性的善恶只是两种主观上的可能性，无论向善的禀赋还是趋恶的倾向都只是为人在现象界中可感知的行为的准则提供了主观根据，在其准则没有得到选择之前，人不能被评判为善的或者恶的，因为“善和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意（任性）的结果”，我们必须从自由的任意中寻找善恶的源头。三、人性的善恶是自由任意的结果自由的任意是人的一种欲求能力。按照康德的划分，欲求能力有高级和低级之分，高级欲求能力是自由意志，意志是欲求能力的主体的意愿本身，意志自身根本没有自身的规定根据，就它可规定任意而言，它就是实践理性本身；低级欲求能力是任意或选择能力，可分为动物性的任意和自由的任意，动物性的任意是只能由爱好（即感性冲动、本能等）所决定的任意，其规定根据植根于对象，自由的任意是任何一个主动的有意的行为，是纯粹理性所能规定的任意。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的意志是一种不完善的意志，虽然受到感性冲动的影响，但同时又能够独立于感性而具有自决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任意，居于动物性的任意和神圣意志之间。康德说：“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就是任意性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人的任意虽然是一种arbitrium sensitivum，但不是bruturn，而是liberum，因而感性并不使它的行动成为必然的，相反，人身上具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任意的自由是独立于感性冲动对它的规定的；这是自由的消极概念。自由的积极概念则是：纯粹理性使自己对自己成为实践的能力”。可见，自由的任意的自由不仅因其对感性冲动的强迫的独立性，更体现其自己规定自己的行动的绝对自发性。除此之外，任意的自由还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属性：“它能够不为任何导致一种行动的动机所规定，除非人把这种动机采纳入自己的准则（使它成为自己愿意遵循的普遍规则）；只有这样，一种动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动机，才能与任意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存。”这是因为任意为了运用自己的自由必须为自己制定一个规则，亦即一个准则，由此，任意在实行的过程中可以不受任何动机的规定，无论是感性欲求的客体还是在理性判断中作为动机的道德法则，都不能对人加以规定，除非自由的任意将其纳入准则而引发行动。准则是人的主观原则，康德认为，“自然的每一个事物都按照法则发挥作用。惟有一个理性存在者具有按照法则的表象亦即按照原则来行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一个意志”，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行动必然受到原则的指导和规范，没有原则的意志不能付诸行动。原则有主观原则和客观原则之分，在行动的选择中主观原则就是准则。准则“包含着理性按照主体的条件（经常是主体的无知或者偏好）所规定的实践规则，因此是主体行动所遵循的原理”。准则往往是每个人出于自己的感性爱好所选取的，只适用于单个的主体，具有主观性，缺乏普遍必然性。与准则相对的就是客观原则，客观原则就是法则，是对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提出的理性原则，它要求人的理性完全控制欲望，不仅是理性完全摆脱人的感性影响，而且是理性自己为意志立法，具有严格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所谓道德上的善，就是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相反，道德上的恶就是自由的任意将与道德法则相反的动机（即感性动机）纳入准则。既然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须按照原则才能行动，亦即必须通过任意将动机纳入准则的方式才能行动，并且按照人的本性，除了出于理性本性提供的道德法则充当的动机，还有出于感性本性提供的感性欲求对象提供的动机，“假如法则并没有在一个与它相关的行动中规定某人的任意，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与它相反的动机对此人的任意发生影响；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在上述前提下只有通过此人把这一动机（因而也连同对道德法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在这时他就是一个恶的人）才会发生，所以，此人的意念就道德法则而言绝不是中性的（决不会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既小是善的也不是恶的）”。由此可以看出，人在道德上要么天生是善的，要么天生是恶的，没有中间状态，因为道德法则是唯一的、普遍的，一旦人将其纳入自己的准则作为行动的规定根据，就不可能将与其相反的动机纳入准则，否则就会出现自相矛盾，这正是康德关于道德善恶的严峻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