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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的现状分析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政策的调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国家关于扶持粮食生产、减免农业税等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季节性返乡耕种土地，农村土地的供需矛盾开始突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速度较前明显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对土地的依赖性，但是，仍有85％以上的农民基本依靠土地的种植或养殖收益维系生活，随之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也随之日渐增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利用工作和参与调解的便利条件对綦江县安稳地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各村主要干部以及50位农户，现对调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一）流转特点调查表明，我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速度快、类型多、行为欠规范以及少量违法流转行为存在等4个方面的特点。 1、流转速度加快，渐具规模。自1996年土地二轮承包以来，安稳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呈逐年递增之势，流转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所涉农户不断增多。目前，各村流转的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约10％以上，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数约占总农户数的30％。 2、流转类型多样，比例不均。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 以流转主体为标准，以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流转为主，流转面积约占总流转面积的90％。 以流转对象为标准，可为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荒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中以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80％。 以流转方式为标准，可分为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投股或参与股份合作等其他方式流转。其中以转包、出租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70％以上。转包中又以外出打工或经商农户，将土地转包给亲友或本村其他农户居多。出租中又以租给个体工商户开办采石场为主。以流转是否签订协议为标准，可分为协议流转和无协议流转。其中协议流转农户略占总流转农户数的60％左右。协议流转又分为书面协议流转和口头协议流转，其中口头协议流转占协议流转的绝大多数，签订书面协议流转的农户不足总流转户的10％。 以流转是否有偿为标准，可分为有偿流转和无偿流转。其中以无偿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户的60％以上，有偿流转的比例正呈上升趋势。 以流转是否履行报批准、备案或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变更登记程序为标准，可分为批准流转、备案流转、登记流转和自行流转。其中以自行流转为主，占总流转面积的98％。 3、流转行为欠规范，缺少管理。 流转行为严重不规范,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报备案的少,申请变更登记的根本没有;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镇、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缺乏严格规范的管理. 4、部分耕地被非农业化，有少量的非法流转行为存在。 我镇有极少部分耕地被转为非农用途，主要用于煤矿、非煤矿山、住房、小城镇项目建设等。这些建设用地只有大多数履行了批准手续。其中，非煤矿山建设采取向农户租赁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到自己名下，用于非农生产。 （二）流转原因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致有下4方面的原因。 1、农户之间买卖房屋后，为了耕种土地的方便，买卖房屋的农户绝大部分都要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比如，住在甲社的农户不便于跑到乙社去耕种土地。这是过去几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2、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二轮承包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使得农村原本存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导致大量劳动力纷纷向本地农村二、三产业或向外地转移，转移的劳动力中有一部分带动全家转移，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 3、非农建设项目的需要。如：布衣山寨的建设、萤石矿厂、乡村公路以及大量开办的采石场都是以租赁的方式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高速公路、210国道和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非农建设项目用地需要，属于国家依法征地不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范畴。4、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村鼓励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种植大户，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这种现象在我镇很少。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情况的分析 （一） 流转纠纷特点分析 从调查的情况看,我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1、纠纷数量大，递增趋势明显。自1996年土地二轮承包至2003年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总体比较稳定，流转双方当事人大体能够保持现状，相安无事。因此产生纠纷的微乎其微，纠纷所涉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大约2％左右。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以及采石场的临时占地，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数量巨增，还有煤矿采空区对地面的影响而引起的纠纷数量日益增加，流转纠纷所涉面积占各类土地纠纷所涉面积的30％。 2、当事人之间矛盾激烈,易引发其他纠纷。 流转纠纷,是流转当事人之间基于流转合同的履行或解除而产生的关于承包经营权的归属或相关费用等方面的纠纷,属于合同类纠纷。此类纠纷由于涉及农民“命根子”利益,一旦形成纠纷,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大,互不相让。如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很容易引发以下纠纷、事件。 一是民事纠纷,主要是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类侵权纠纷。当事人之间因争抢土地,抢种抢收,导致毁坏庄稼,甚至打架斗殴,引发财产、人身损害纠纷。这种因流转纠纷引发的财产、人身侵权纠纷日渐增加,目前约占到流转纠纷总农户数的30%,此类纠纷往往形成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诉讼。如上坝村村民张某和刘某之间为了两小块耕地（约亩）的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不服调解，刘某将张某种植的白菜撤了，张于2005年5月起诉綦江县人民法院，因未登记确权而撤诉，但至今双方的纠纷仍未解决。 二是行政纠纷，如，崇河村六社的村民王某一家，因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和土地补偿数量发生的争议，行政诉讼经过了两次一审、一次二审才告结束；古南镇的居民张某原是大堰村三社的村民，因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纠纷，行政诉讼经过了两次一审，仍不服，现正在民事再审之中。三是上访事件，如，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时，由于农民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的补偿土地的面积和标准不理解，曾上访到了建设部，又如张某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不服，上访到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3、纠纷调处难度大,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很多纠纷当事人摆出不争到土地誓不罢休的架势。不仅镇、村组织难以调处,形成诉讼后,法院的调解往往也很难奏效。作出判决后,败诉方当事人也常常坚持上诉,甚至上访,将矛盾不断扩大升级。 4、纠纷隐患大,基层干部忧虑重,对策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存在先天不足,加之后天管理失缺,绝大多数流转行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纠纷的隐患.农村干部虽然深感忧虑,但还没有足够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二)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上述流转纠纷的形成,既有宏观上政策和立法的原因,也有微观上行政管理、流转行为自身欠缺的原因。 1、政策的调整。1996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以来,国家征收农业税和按事一议方式筹资筹劳,2005年调整为免征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这使得农民承包经营土地所负担的费用日益减轻,收益随之提高。我市从2003年逐步减少并从2005年起免征农业税,以及退耕还林的补贴，原本因为承包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外出谋生而将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的农民纷纷返回,要求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部分农民都是争议土地的原承包经营权人,但由于当初流转时与对方约定不明,受流转方理解为无偿转让并在土地上作了大量投入,或者因当初对承包经营权无所谓或着急外出打工一时找不到受流转人而将土地抛荒后,经村安排给其他人种植的,但土地使用权证书上的权利人仍记载为原承包人等原因,受流转方不让出争议的土地而形成纠纷。特别是，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粮食直补的发放到位，土地承包可以获得较大收益，因此许多以前撂荒弃耕的土地现在又有人要求耕种。一些自行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农户也纷纷将土地收回，而一些在二轮土地承包中没有分到土地的农民，也都开始要地。有的村民小组进行了合并，由于合并前的小组每户承包土地面积不同，合并后的小组有的村民要求重新分地。加上集镇建设、厂矿建设等征地面积的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农民之间为争夺土地承包权、确定承包土地的界址、承包土地被征用后补偿费的分配等问题，经常会发生纠纷。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这样，曾经一度缓和的土地承包纠纷又再度突出。2、立法方面的不足。目前我国法律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的第五节第三十二条至第四十三条,共十二个条文。内容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各种流转方式应当履行的程序性要求,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如第三十七条中“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没有起到约束当事人流转的作用。原因是《土地承包法》中对不依法履行上述程序性要求,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很随意且不受拘束。2005年1月19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作出了比《土地承包法》更为细化的规定，但对本文提及的上述问题仍未能给出具体的解决依据。 3、证据方面的尴尬。在面对大量涌出的、直接关系到所涉当事人“命根子”的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的这一类纠纷,镇、村领导尽管非常慎重,但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纯粹要求当事人举证就难以保证结果公正,因为很多流转户之间根本没有流转协议,举不出证据来，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是也难以保证事实公正和法律公正的社会效果,同时考虑基层社会稳定又可能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基层组织的不理解不配合导致裁判难以顺利执行;有些案件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公,但败诉的当事人会不断上诉、申诉、上访.这样一来,法院不仅没有解决纠纷,还成了被信访的对象.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自身的行为,使纠纷解决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基层稳定的隐患. 4、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实践中,流转行为存在严重不规范的现象: （1）以农户自行流转为主，极少履行报批、报备案或申请变更登记等法定手续,流转任意性大. 按照《土地承包法》报村里同意或备案的流转只占到全部流转面积的不足5%。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次,几经转手,原承包经营权人外出回来后不知向谁要地,而村里也不尽了解,容易产生矛盾。 （2）农户流转以口头约定为主。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承包人在流转时原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太重视,所以一般情况下流转约定都不是很明确。有些流转虽有明确的口头约定,但因没有书面记载，流转双方容易产生矛盾，一旦形成纠纷，还难以查证约定内容。 （3）为数不多的书面流转协议，大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确定等问题。如不少协议上有某甲将土地“给”某乙种植或养殖的条款，形成纠纷后，双方当事人对这些含糊的文字，均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进行解释，流转方解释为“转包”或“代耕”，受流转方则解释为“转让”。 5、镇、村管理服务的欠缺。 我镇没有行之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服务组织，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因为身兼多职无法履行这方面的管理职能，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的状态。镇干部忙于本职工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既无管理服务的动力亦无压力,因而使组织形同虚设。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管理也近乎空白,不少村干部没有管理的意识, 认为村里中心工作都忙不过来,群众自愿流转不必操那闲心。因此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管理措施和管理行为.调查中镇、村干部对所在镇、所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流转面积和农户的情况，心中无数,没有一个村建有完整规范的土地流转情况台帐。镇、村调委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调处也是草草的应付了事。 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土地二轮承包时,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土地没有清晰的四至界畔，2004年完善土地二轮承包后，有的村因农户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也将矛盾户的证书暂且扣留后又忘了发放，这些情况在各村均不同程度地存在。 7、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的严重缺乏。调查中有100%的农民不知道法律规定的流转方式有哪几种,其法律后果怎样，绝大部分农民认为土地三十内承包权是自己的,流转与村里没有关系,不必报村里批准或备案，认为流转无需签订书面协议,都是邻里家边的,平时相互也了解,口头说一下就行了,立书面协议显得见外，甚至认为,只要自己持有证书,无论签订什么样的协议,土地使用权都是自己的。 8、村级干部法律素质较低。各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知半解,不完全知道法律规定的流转形式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90%的村干部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村里不必管,不必建立流转台帐。有些村干部对农户报到村里的流转行为的管理也不依法进行,既不要求农户签订书面协议,也不按规定办理批准转户或备案手续。 9、没有土地仲裁机构发挥纠纷仲裁作用。我县今年才设立土地仲裁机构，几乎没有群众知道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可以申请仲裁以及向谁申请仲裁,各村干部对如何申请仲裁也说不清楚。这使得流转纠纷集中在基层政府和法院。 三、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能否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行政、村民自治以及司法各个层面，思考应对策略。 (一)立法建议 1、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对《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规定进行细化，特别是增加对违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方面的具体内容。 3、建议农业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行必要的增补和修正，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方法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4、建议国务院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仲裁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的设立、仲裁的范围、仲裁的程序、仲裁的原则及其他仲裁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该办法所设定的仲裁程序应简便、快捷于诉讼程序,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也减轻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5、建议省人大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充分调查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纠纷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地方性法规。 (二)行政对策 在目前流转纠纷较多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达到减少和处理纠纷的目的。 1、依法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县级人民政府对尚未发证的农户，应尽快进行调查核实，并填写证书向农户发放。县级人民政府若委托村委会具体负责发证，应明确下列要求：(1) 确保户户有证。无论过去基于何种原因，现在有什么理由，一律不得扣留农户证书。 (2)保证土块、面积、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书四者的记载内容要相一致。 (3)加强纠纷调解。对发证过程中发现的因流转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农户间或农户与村之间的矛盾，要加强调解，保证补发证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２，有关农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管理，规范土地承包行为，对承包中发生的各种纠纷及时协调解决。指导村组公开发包、合理确定承包基数。规范承包合同内容，必要时可采用格式合同，但格式合同的起草要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条款要平等、具体、全面。加强对承包合同的管理，坚持稳定和完善相统一的原则，制止随意撕毁合同的现象。3、加强对流转行为的管理。在对流转行为的管理中，县、镇人民政府应各司其职。 县人民政府对变更、撤销、更换、补发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应依法及时审查办理。我镇大堰三社2005年8月向綦江县府法制办申请撤销居民张某的承包经营权证书，至今半年多了仍无任何结果。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专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部门，做到人员、经费、制度、工作成果四保障，不流于形式。 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应重视流转纠纷引起的上访接待工作，及时妥善安排调处。两级政府同时还应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全面掌握流转情况,并制定有效预防和处理纠纷的相关措施。 4、大力宣传法律。县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不能流于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流转及流转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规定，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让农民真正了解农村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流转的方式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懂得流转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应当载明流转标的、流转用途、流转方式、流转期限及流转费用等内容，告知农民该报批准、备案的要报批准、备案，不能自行其事，倡导农民多采取转包、出租方式流转，少采取转让方式流转，为防止将来情况发生变化时产生矛盾，多进行短期流转，少进行长期流转。 法制宣传的另一个重点，应当提高村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对其中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较为薄弱的以及经常处理土地问题的村干部，要组织专门培训。这对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健康运行,预防和减少流转纠纷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5、纠正违法流转行为。对在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农民承包经营权,或未经发包方同意，将其承包经营的转让给其他人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 (三)村民自治对策 流转纠纷大多发生在同一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间，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通过村民自治规范管理好流转行为，以减少流转纠纷的发生。并尽可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减轻农民解决矛盾的成本负担。村民委员会要在提高村干部自身法律素质和加强法制宣传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流转台帐，完善流转批准和备案手续。 1、完善并登记已发生的流转行为，建立台帐。对本村内部已经发生的流转行为，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调查中发现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流转户，动员并指导其按约定内容补签流转合同，补办报村批准可备案手续。流转合同应一式三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由村收执存档。村委会根据当事人补签的合同的补交的申请，办理批准可备案手续，并将上列情况记入台账。调查、补办手续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弄清本村流转情况，也可发现并调处部分已经发生的纠纷,还可消除许多纠纷隐患，可谓一举三得。 2、规范并登记今后的流转行为。对今后发生的流转行为，村委会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指导流转户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批村批准功备案或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变更登记。做到每一起流转均符合手续，每一起流转均有帐可查。这样必然大大减少纠纷的发生率，即使发生纠纷也处理有据。 （四）司法方面的对策 司法部门加强对土地承包关系的法律调整。对破坏、干扰新一轮承包的犯罪行为要依法严惩。对发包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纠纷，妥善处理，维护农村稳定。对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本着稳定农村生产关系的原则认真处理，维护生效合同的严肃性，通过办案，保护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与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摘要】 <正>"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而农村金融问题又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农民融资难问题由来已久,原因查遍、措施用尽,然收效甚微。究其根源,在于农村金融改革超前而农业经济发展滞后,从而使先进的农村金融制度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不相适应。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主要分析依据 摘要： 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依法登记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性质属于物权，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属于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且是一种新型用益物权。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内容应法定，其权利应自由转让，可依法继承，可依法抛弃，可依法抵押。承包地应不得收回和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出租、转包等立法条文内容表述要科学。 关键字： 物权性质 土地承包经营权 新型用益物权 内容法定 应自由转让 可依 《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3条第2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按该条款规定分析可知，农村土地承包方式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家庭承包；其二是其他方式承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范之性质和内容分析，该法“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1] ()即通过家庭承包方式使农户取得的是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主要实行债权保护（除该法第49条“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确认承包方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外）。《农村土地承包法》重点和核心是调整和规范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达到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利用权。笔者认为，建立和完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事关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事关承包方的切身利益，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本文对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征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规范之存在不足作一法律思考，以便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时更好地规范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达到真正实现维护承包方的合法权益。 一、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特征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并结合民法中物权法理论分析，农村土地承包中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2] ()，是指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生效或者依法登记取得的，对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园地、养殖水面、“四荒”等农村土地进行占有和以耕作、养殖、竹木或者畜牧为生产方式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目的生产经营而使用并获得收益的权利以及该依法承包农村土地所形成权利的处分权。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性质属于物权，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属于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且是一种新型用益物权” 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1）它是在他人所有之农村土地上设定的物权。这里“他人所有之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 （2）它是以农村土地为标的物的他物权。这里“农村土地”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是指耕地、林地、草地、园地、养殖水面、“四荒”（一般指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但也包括荒地、荒沙、荒草和荒水）等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3）它是享有和行使以对农村土地之占有为前提并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用益物权。即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内容主要包括从农村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占有、使用、收益三大权能以及“依法承包该农村土地所形成权利”的处分权。 （4）它是依承包合同生效或依法登记而发生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22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承包方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 （5）它是一种有期限的权利。承包期限包括法定期限和约定期限两种。法定期限，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约定期限，如该法第45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 （6）它是以耕作、养殖、竹木、畜牧为具体内容而使用他人农村土地的权利。 （7）它是以农村土地的使用目的为农业目的而使用他人农村土地的权利。 （8）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关系的特定义务主体（即发包方）的相同性。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规定分析，两类农村土地发包的承包方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其中发包方主要主体应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才是发包方。 （9）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其权利和义务的主要法定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了承包方的法定权利三方面和第17条规定了承包方的法定义务三方面。 （10）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权利的可流转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法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11）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限制性。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则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 （12）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法定权利的物权保护性。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4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规范之存在不足和完善建议 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对该类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物权保护，真正达到“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规范之存在不足表现在： （1）家庭承包的当事人可以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使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中含有法定内容和约定内容两方面，这与物权内容法定相悖。物权内容法定，是指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异的内容，否则无效；同时，“也不得基于其合意自由决定物权的内容”。[5] ()“作为用益物权，其共性在于，虽经由债权合同而创设，但随即与之绝缘，具有强烈的物权长期性和稳定性的色彩，因此须于法律中明确其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在不动产的所有人与用益物权人之间维持利益的均衡，避免物权法律关系过于复杂，避免不必要的纷争迭起。对这些规定，当事人不得以合同的约定加以变更”。[6] ()按《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分析，“侵害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不仅要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要承担侵权责任”，[7] ()这种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包含约定内容，显然是违背物权法中物权内容法定原则的。 （2）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物权内容法定无法律可依。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取得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该类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法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几乎没有任何条文体现，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在该法第三章“其他承包的方式”中，从法律结构上分析，它与第二章“家庭承包”是相独立的，无法律依据按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法定遵照。 （3）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须经发包方同意，同时对受让方作了一定的限制，且受让方必须是“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与物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不相吻合。“所谓物权之直接支配性，指物权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他人意思或行为之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实现其权利内容之特性”。 [8]()有的人认为：“如果不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和抵押进行一定的限制，遇经济困难或天灾人祸之年，农民转让或抵押自己的土地，将使这些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对从家庭方式承包的土地的流转加以一定限制”。[9]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不可能成立或没有说服力，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属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的流转形式，其结果：转让方（原承包方）丧失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方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按上述观点，法律要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否则，转让必然导致原承包方失去农村承包地，失去长期依赖农村土地提供的生活保障。实际上，在农村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区，一部分农民已离开农业，转向从事第二、三产业，已不再依赖承包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这些农户自愿将承包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人，可以全身心投入二、三产业经营活动。可见，法律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显然是不科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达到“农民永远是农民”，显然违背常理。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势必引起部分农户失去部分或甚至全部农村承包地，这是客观事实。同时，该法规定转让须经发包方同意，难道发包方能够审查或预见转让方有30年左右的稳定收入来源吗？这肯定是不现实。转让方既然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受让方，对自己家庭成员的今后生存能力肯定作出比较合理的预测，否则该承包方可以采取其他流转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和不相信该承包方。同时，把受让方限制在“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也不合理和科学，一方面给转让方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对象的范围，甚至有的人认为，“转让的受让方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不能是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10] ()按此运行其结果，会出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落实，甚至造成农村承包地抛荒弃耕之结果；另一方面，造成流转封闭，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一方面，无法真正按照市场价格转让，不利于转让方转让收益的真正实现；最后一方面，如受让方限于农户，其实受让方也已经取得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性，没有必要一定把受让方限于农户。因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过多限制，必然会侵害转让方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4）《农村土地承包法》已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为什么不能允许家庭承包中耕地和草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呢？如承包方家庭成员最后剩下的成员将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让给特定受让方（即承包方家庭成员最后一个成员的继承人的农户），其实际结果与允许耕地和草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有何区别。同时，表面上该继承人的农户虽然向转让方支付了转让费，但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之规定，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即承包人）死亡时，照样取得承包收益（包括上述转让费）。又如，承包方家庭成员最后剩下的成员临死前将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非继承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会使该法第31条条文的立法目标其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落空。同样，也会给已经完成转包、出租、入股等流转形式，带来法律问题，上述流转形式也会使发包方收回承包地暂时落实。 （5）《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承包地可以依法收回和可以依法调整的特殊情形，与物权法中物权属绝对权和物权保护之绝对性相冲突。物权的绝对性，是指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非法干涉和侵害权利人所享有的物权的义务。物权人于其标的物之支配领域内，非经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入或干涉，否则即构成违法。法律赋予物权人绝对保护之特性。此即所谓保护之绝对性。[5] ()1993年中央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充分体现了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之绝对性。因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但该法第27条第2款规定：“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可依该条款依法进行调整（除该款规定“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外）。按法理分析，承包地依法调整其结果，使部分承包地上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一方面不符合国外用益权消灭其理由（如德国民法中规定用益权消灭情形是：①用益权人死亡，包括自然人的死亡和法人消灭；②用益权设定期限届满；③用益权和所有权竞合；④用益权人对物不当使用、无权使用，并且不顾所有权的告诫而继续使用时，所有权人通过诉讼停止其使用，并消灭其用益权），也不符合国外永佃权消灭其理由（如日本民法典规定永佃权消灭情形是：①永佃权存续期限届满；②永佃权的抛弃，即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三年以上全无收益，或于五年以上期间内，只获少于佃租的收益，可以抛弃其权利；③佃租的滞纳、破产宣告，即永细权人，连续二年以上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土地所有人可以请求消灭永佃权；④永佃权人对土地施加永久的损害，并违反土地的利用方法时，土地所有人可依法请求消灭永佃权），也不符合我国理论上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理由（主要理由：①承包期限届满；②承包地被依法征用；③承包地被依法占用；④承包方依法退包；⑤承包地灭失；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撤销；⑦承包人死亡无继承人或继承人放弃继承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另一方面“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证的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证难以真正落实，影响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信心，造成农民不敢或者不愿对农村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甚至进行掠夺式经营，破坏地力；再一方面被调整而调出承包地的农户其合法权益如何得到法律保障，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最后一方面如果调整承包地之前，超过农户人均承包地数量的部分或全部承包户都已依法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而受让方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承包地调整是否公平、合理、科学。可见，该法第27条第2款立法设计存在许多问题，其结果在实践中不具有普遍可操作性。同时，该条款规定：“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虽然属授权性或任意性法律规范，但如果承包方提出“约定不得调整”，发包方有何理由拒绝或者能拒绝，如果同一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一些“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而另一些承包合同中没有约定不得调整内容或者约定可以调整，其结果承包地如按该法第27条第2款进行调整，村内承包方的地位是否平等，被调整承包地的部分农户其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因此，笔者建议，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承包地被依法征用或者占用，新增人口（人口出生或转入）等，应适用该法第28条未承包土地、交回和收回承包地的土地作为调整客体的规定或者引导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取得承包地，其结果会更合情、合理、合法，农民更能接受，便于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属于绝对权和受到物权保护之绝对性充分体现。另外，该法第26条第3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按该条款规定，发包方可依法收回承包地。但如遇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和转为非农业户口前依法实施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实现作为“合理经济人”（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从而会使该法第26条第3款规定无法实施而使发包方依法收回落空。同时，如已依法出租或者转包（无须发包方同意，操作无任何难度），在流转期限内能否收回，显然，法律无理由支持收回，照样使收回落空。 （6）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其他农村土地” 上 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法律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第2款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除耕地、林地、草地外，还包括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其他农村土地”，如渔区的养殖水面、某些地方的园地等。这些农村土地采取家庭承包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会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方面养殖水面的承包期较短，一般只有3~5年，最长也不会超过10年，该类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如赋予物权性质，显然与民法理论上物权存续期较长，一般需超过20年相矛盾；另一方面该法第二章“家庭承包”只针对耕地、林地、草地三类农村土地进行立法设计和形成法律规范的，“其他农村土地”上采取家庭承包产生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依照该章内容执行，其结果实际运作中难以操作，会造成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不到一体法律规范调整和保护。 （7）《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规定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撤销。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撤销，是指在发生法定事由时，发包方可依法撤销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如上述《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3款规定就属于撤销情形，根据国外永佃权撤销制度，在法律上可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包方有权撤销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擅自变更农村土地农业用途，并致使不能恢复原状的；（二）闲置耕地达二年以上或者其他农村土地达四年以上的”。“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符合上述事由，当事人在承包合同中约定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事由的，不生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效力”。 （8）《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规定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抛弃。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抛弃，是指在发生法定原因时，依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意思表示，使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的单方行为。《日本民法典》第275条（永佃权的放弃）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三年以上全无收益，或于五年以上期间内，只获少于佃租的收益时，可以抛弃其权利”。我国法律既然已赋予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重要财产权，应规定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抛弃制度。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抛弃，毕竟是一项民事权利，如果因某些特殊原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继续使用收益农村土地与己不利，而又在不损害发包方和社会利益的情况下，应允许其抛弃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法律应对此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在法律上可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二年以上全无收益，或于四年以上期间内，只获少于承包费的收益时，可以抛弃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林地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通过拍卖、招标方式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除外”。 （9）《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允许抵押。笔者认为限制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理由不成立。首先，设立抵押权时并不发生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抵押权因为债务得不到偿还而实现有或然性。其次，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财产权，目前农民可以作为抵押的其他财产有限，因此农民贷款、融资很困难，不利于加大农村承包地上的投资，限制农业发展。第三，农民在紧急时需要资金，如果不允许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进行贷款，会造成只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这个时候的农户才会真正失去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1]。因此，应允许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10)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中造成法律结构不科学。家庭承包是指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时，以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人人有份的土地承包。家庭承包的主要特征：一是发包方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二是承包方只限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三是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享有平等承包权；四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不是以农民个人为单位进行家庭承包。根据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定分析，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流转形式符合“家庭承包”之特征，而其他形式之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结果都可能产生与“家庭承包”之特征部分不符或者不相符（除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流进方，即新承包方包括转让中的受让方、转包中的受转包方、林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继承人属部分符合外，但上述流转形式实质上已不符合家庭承包之主体特征，同时更不符合家庭承包体现人人有份、公平优先的原则）。显然，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性质明显区别于“家庭承包”其本身性质。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中显然不科学，同时从深层次研究，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农村土地承包为前提，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许多流转形式其流转结果产生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性质完全不同的农村土地其他经营形式，如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经营等，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无法全部涵盖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但按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范内容来看，其法律名称最好改称《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法》。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法》其结构最好调整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农村土地承包”，第三章“家庭承包”，第四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五章“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六章“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待时机成熟，今后应制定统一的《农村土地经营法》。其内容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外，还应包括农村土地租赁经营、农村土地股份制经营、农村土地集体经营（目前，全国还存在没有采取农村土地承包的村，这些村集体经济实力很强，仍采取集体统一经营，其效果也较理想）、农村土地其他形式经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内容。 (11)通过其他方式承包，并经依法登记取得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流转缺乏全面法律规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9条只规定了该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和第50条也只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作了原则规定，从法律结构看，它与该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相独立的，无法律依据按该法第二章第五节法律规范适用。其他方式承包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自身运行机制，应有适合自身运行机制的法律规范。笔者认为，今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时，最理想应单设“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章，包括三节，即第一节“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般规则”，第二节“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节“其他方式承包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特别应对“其他方式承包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12)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应属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形式之一。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第2款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这实际上，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应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范畴，从科学、合理角度讲，应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范范围内，但如该继承人放弃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无继承人的，则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这种情形可规定在该法第二章“家庭承包”中。另一方面，该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耕地或草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按此规定，承包期内家庭的某个或部分成员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问题，因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上述情况户仍然客观存在，其立法规定是成功和科学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最后一个死亡的成员应当获得的承包收益，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但继承人不能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由发包方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实践中仍存在问题，因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让，按前面内容分析会使该条文操作落实，无法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另外，如承包户的最后一个死亡的成员在临时前，依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以及入股，该成员死亡时，发包方能否立即收回承包地值得怀疑，能否以消灭其他法律关系或牺牲其他合法当事人利益，显然，法律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支持。可见，法律上限制或禁止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是不合理或不科学。笔者认为，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以依法继承，避免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更有利于提高承包方在农村承包地上投入的积极性和信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的现状分析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政策的调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国家关于扶持粮食生产、减免农业税等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季节性返乡耕种土地，农村土地的供需矛盾开始突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速度较前明显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对土地的依赖性，但是，仍有85％以上的农民基本依靠土地的种植或养殖收益维系生活，随之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也随之日渐增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利用工作和参与调解的便利条件对綦江县安稳地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各村主要干部以及50位农户，现对调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一）流转特点调查表明，我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速度快、类型多、行为欠规范以及少量违法流转行为存在等4个方面的特点。 1、流转速度加快，渐具规模。自1996年土地二轮承包以来，安稳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呈逐年递增之势，流转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所涉农户不断增多。目前，各村流转的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约10％以上，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数约占总农户数的30％。 2、流转类型多样，比例不均。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 以流转主体为标准，以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流转为主，流转面积约占总流转面积的90％。 以流转对象为标准，可为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荒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中以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80％。 以流转方式为标准，可分为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投股或参与股份合作等其他方式流转。其中以转包、出租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70％以上。转包中又以外出打工或经商农户，将土地转包给亲友或本村其他农户居多。出租中又以租给个体工商户开办采石场为主。以流转是否签订协议为标准，可分为协议流转和无协议流转。其中协议流转农户略占总流转农户数的60％左右。协议流转又分为书面协议流转和口头协议流转，其中口头协议流转占协议流转的绝大多数，签订书面协议流转的农户不足总流转户的10％。 以流转是否有偿为标准，可分为有偿流转和无偿流转。其中以无偿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户的60％以上，有偿流转的比例正呈上升趋势。 以流转是否履行报批准、备案或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变更登记程序为标准，可分为批准流转、备案流转、登记流转和自行流转。其中以自行流转为主，占总流转面积的98％。 3、流转行为欠规范，缺少管理。 流转行为严重不规范,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报备案的少,申请变更登记的根本没有;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镇、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缺乏严格规范的管理. 4、部分耕地被非农业化，有少量的非法流转行为存在。 我镇有极少部分耕地被转为非农用途，主要用于煤矿、非煤矿山、住房、小城镇项目建设等。这些建设用地只有大多数履行了批准手续。其中，非煤矿山建设采取向农户租赁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到自己名下，用于非农生产。 （二）流转原因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致有下4方面的原因。 1、农户之间买卖房屋后，为了耕种土地的方便，买卖房屋的农户绝大部分都要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比如，住在甲社的农户不便于跑到乙社去耕种土地。这是过去几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2、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二轮承包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使得农村原本存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导致大量劳动力纷纷向本地农村二、三产业或向外地转移，转移的劳动力中有一部分带动全家转移，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 3、非农建设项目的需要。如：布衣山寨的建设、萤石矿厂、乡村公路以及大量开办的采石场都是以租赁的方式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高速公路、210国道和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非农建设项目用地需要，属于国家依法征地不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范畴。4、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村鼓励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种植大户，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这种现象在我镇很少。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情况的分析 （一） 流转纠纷特点分析 从调查的情况看,我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1、纠纷数量大，递增趋势明显。自1996年土地二轮承包至2003年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总体比较稳定，流转双方当事人大体能够保持现状，相安无事。因此产生纠纷的微乎其微，纠纷所涉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大约2％左右。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以及采石场的临时占地，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数量巨增，还有煤矿采空区对地面的影响而引起的纠纷数量日益增加，流转纠纷所涉面积占各类土地纠纷所涉面积的30％。 2、当事人之间矛盾激烈,易引发其他纠纷。 流转纠纷,是流转当事人之间基于流转合同的履行或解除而产生的关于承包经营权的归属或相关费用等方面的纠纷,属于合同类纠纷。此类纠纷由于涉及农民“命根子”利益,一旦形成纠纷,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大,互不相让。如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很容易引发以下纠纷、事件。 一是民事纠纷,主要是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类侵权纠纷。当事人之间因争抢土地,抢种抢收,导致毁坏庄稼,甚至打架斗殴,引发财产、人身损害纠纷。这种因流转纠纷引发的财产、人身侵权纠纷日渐增加,目前约占到流转纠纷总农户数的30%,此类纠纷往往形成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诉讼。如上坝村村民张某和刘某之间为了两小块耕地（约亩）的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不服调解，刘某将张某种植的白菜撤了，张于2005年5月起诉綦江县人民法院，因未登记确权而撤诉，但至今双方的纠纷仍未解决。 二是行政纠纷，如，崇河村六社的村民王某一家，因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和土地补偿数量发生的争议，行政诉讼经过了两次一审、一次二审才告结束；古南镇的居民张某原是大堰村三社的村民，因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纠纷，行政诉讼经过了两次一审，仍不服，现正在民事再审之中。三是上访事件，如，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时，由于农民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的补偿土地的面积和标准不理解，曾上访到了建设部，又如张某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不服，上访到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3、纠纷调处难度大,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很多纠纷当事人摆出不争到土地誓不罢休的架势。不仅镇、村组织难以调处,形成诉讼后,法院的调解往往也很难奏效。作出判决后,败诉方当事人也常常坚持上诉,甚至上访,将矛盾不断扩大升级。 4、纠纷隐患大,基层干部忧虑重,对策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存在先天不足,加之后天管理失缺,绝大多数流转行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纠纷的隐患.农村干部虽然深感忧虑,但还没有足够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二)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上述流转纠纷的形成,既有宏观上政策和立法的原因,也有微观上行政管理、流转行为自身欠缺的原因。 1、政策的调整。1996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以来,国家征收农业税和按事一议方式筹资筹劳,2005年调整为免征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这使得农民承包经营土地所负担的费用日益减轻,收益随之提高。我市从2003年逐步减少并从2005年起免征农业税,以及退耕还林的补贴，原本因为承包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外出谋生而将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的农民纷纷返回,要求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部分农民都是争议土地的原承包经营权人,但由于当初流转时与对方约定不明,受流转方理解为无偿转让并在土地上作了大量投入,或者因当初对承包经营权无所谓或着急外出打工一时找不到受流转人而将土地抛荒后,经村安排给其他人种植的,但土地使用权证书上的权利人仍记载为原承包人等原因,受流转方不让出争议的土地而形成纠纷。特别是，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粮食直补的发放到位，土地承包可以获得较大收益，因此许多以前撂荒弃耕的土地现在又有人要求耕种。一些自行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农户也纷纷将土地收回，而一些在二轮土地承包中没有分到土地的农民，也都开始要地。有的村民小组进行了合并，由于合并前的小组每户承包土地面积不同，合并后的小组有的村民要求重新分地。加上集镇建设、厂矿建设等征地面积的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农民之间为争夺土地承包权、确定承包土地的界址、承包土地被征用后补偿费的分配等问题，经常会发生纠纷。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这样，曾经一度缓和的土地承包纠纷又再度突出。2、立法方面的不足。目前我国法律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的第五节第三十二条至第四十三条,共十二个条文。内容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各种流转方式应当履行的程序性要求,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如第三十七条中“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没有起到约束当事人流转的作用。原因是《土地承包法》中对不依法履行上述程序性要求,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很随意且不受拘束。2005年1月19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作出了比《土地承包法》更为细化的规定，但对本文提及的上述问题仍未能给出具体的解决依据。 3、证据方面的尴尬。在面对大量涌出的、直接关系到所涉当事人“命根子”的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的这一类纠纷,镇、村领导尽管非常慎重,但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纯粹要求当事人举证就难以保证结果公正,因为很多流转户之间根本没有流转协议,举不出证据来，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是也难以保证事实公正和法律公正的社会效果,同时考虑基层社会稳定又可能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基层组织的不理解不配合导致裁判难以顺利执行;有些案件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公,但败诉的当事人会不断上诉、申诉、上访.这样一来,法院不仅没有解决纠纷,还成了被信访的对象.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自身的行为,使纠纷解决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基层稳定的隐患. 4、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实践中,流转行为存在严重不规范的现象: （1）以农户自行流转为主，极少履行报批、报备案或申请变更登记等法定手续,流转任意性大. 按照《土地承包法》报村里同意或备案的流转只占到全部流转面积的不足5%。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次,几经转手,原承包经营权人外出回来后不知向谁要地,而村里也不尽了解,容易产生矛盾。 （2）农户流转以口头约定为主。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承包人在流转时原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太重视,所以一般情况下流转约定都不是很明确。有些流转虽有明确的口头约定,但因没有书面记载，流转双方容易产生矛盾，一旦形成纠纷，还难以查证约定内容。 （3）为数不多的书面流转协议，大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确定等问题。如不少协议上有某甲将土地“给”某乙种植或养殖的条款，形成纠纷后，双方当事人对这些含糊的文字，均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进行解释，流转方解释为“转包”或“代耕”，受流转方则解释为“转让”。 5、镇、村管理服务的欠缺。 我镇没有行之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服务组织，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因为身兼多职无法履行这方面的管理职能，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的状态。镇干部忙于本职工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既无管理服务的动力亦无压力,因而使组织形同虚设。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管理也近乎空白,不少村干部没有管理的意识, 认为村里中心工作都忙不过来,群众自愿流转不必操那闲心。因此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管理措施和管理行为.调查中镇、村干部对所在镇、所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流转面积和农户的情况，心中无数,没有一个村建有完整规范的土地流转情况台帐。镇、村调委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调处也是草草的应付了事。 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土地二轮承包时,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土地没有清晰的四至界畔，2004年完善土地二轮承包后，有的村因农户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也将矛盾户的证书暂且扣留后又忘了发放，这些情况在各村均不同程度地存在。 7、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的严重缺乏。调查中有100%的农民不知道法律规定的流转方式有哪几种,其法律后果怎样，绝大部分农民认为土地三十内承包权是自己的,流转与村里没有关系,不必报村里批准或备案，认为流转无需签订书面协议,都是邻里家边的,平时相互也了解,口头说一下就行了,立书面协议显得见外，甚至认为,只要自己持有证书,无论签订什么样的协议,土地使用权都是自己的。 8、村级干部法律素质较低。各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知半解,不完全知道法律规定的流转形式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90%的村干部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村里不必管,不必建立流转台帐。有些村干部对农户报到村里的流转行为的管理也不依法进行,既不要求农户签订书面协议,也不按规定办理批准转户或备案手续。 9、没有土地仲裁机构发挥纠纷仲裁作用。我县今年才设立土地仲裁机构，几乎没有群众知道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可以申请仲裁以及向谁申请仲裁,各村干部对如何申请仲裁也说不清楚。这使得流转纠纷集中在基层政府和法院。 三、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能否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行政、村民自治以及司法各个层面，思考应对策略。 (一)立法建议 1、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对《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规定进行细化，特别是增加对违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方面的具体内容。 3、建议农业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行必要的增补和修正，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方法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4、建议国务院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仲裁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的设立、仲裁的范围、仲裁的程序、仲裁的原则及其他仲裁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该办法所设定的仲裁程序应简便、快捷于诉讼程序,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也减轻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5、建议省人大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充分调查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纠纷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地方性法规。 (二)行政对策 在目前流转纠纷较多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达到减少和处理纠纷的目的。 1、依法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县级人民政府对尚未发证的农户，应尽快进行调查核实，并填写证书向农户发放。县级人民政府若委托村委会具体负责发证，应明确下列要求：(1) 确保户户有证。无论过去基于何种原因，现在有什么理由，一律不得扣留农户证书。 (2)保证土块、面积、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书四者的记载内容要相一致。 (3)加强纠纷调解。对发证过程中发现的因流转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农户间或农户与村之间的矛盾，要加强调解，保证补发证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２，有关农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管理，规范土地承包行为，对承包中发生的各种纠纷及时协调解决。指导村组公开发包、合理确定承包基数。规范承包合同内容，必要时可采用格式合同，但格式合同的起草要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条款要平等、具体、全面。加强对承包合同的管理，坚持稳定和完善相统一的原则，制止随意撕毁合同的现象。3、加强对流转行为的管理。在对流转行为的管理中，县、镇人民政府应各司其职。 县人民政府对变更、撤销、更换、补发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应依法及时审查办理。我镇大堰三社2005年8月向綦江县府法制办申请撤销居民张某的承包经营权证书，至今半年多了仍无任何结果。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专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部门，做到人员、经费、制度、工作成果四保障，不流于形式。 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应重视流转纠纷引起的上访接待工作，及时妥善安排调处。两级政府同时还应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全面掌握流转情况,并制定有效预防和处理纠纷的相关措施。 4、大力宣传法律。县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不能流于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流转及流转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规定，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让农民真正了解农村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流转的方式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懂得流转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应当载明流转标的、流转用途、流转方式、流转期限及流转费用等内容，告知农民该报批准、备案的要报批准、备案，不能自行其事，倡导农民多采取转包、出租方式流转，少采取转让方式流转，为防止将来情况发生变化时产生矛盾，多进行短期流转，少进行长期流转。 法制宣传的另一个重点，应当提高村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对其中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较为薄弱的以及经常处理土地问题的村干部，要组织专门培训。这对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健康运行,预防和减少流转纠纷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5、纠正违法流转行为。对在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农民承包经营权,或未经发包方同意，将其承包经营的转让给其他人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 (三)村民自治对策 流转纠纷大多发生在同一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间，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通过村民自治规范管理好流转行为，以减少流转纠纷的发生。并尽可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减轻农民解决矛盾的成本负担。村民委员会要在提高村干部自身法律素质和加强法制宣传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流转台帐，完善流转批准和备案手续。 1、完善并登记已发生的流转行为，建立台帐。对本村内部已经发生的流转行为，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调查中发现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流转户，动员并指导其按约定内容补签流转合同，补办报村批准可备案手续。流转合同应一式三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由村收执存档。村委会根据当事人补签的合同的补交的申请，办理批准可备案手续，并将上列情况记入台账。调查、补办手续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弄清本村流转情况，也可发现并调处部分已经发生的纠纷,还可消除许多纠纷隐患，可谓一举三得。 2、规范并登记今后的流转行为。对今后发生的流转行为，村委会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指导流转户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批村批准功备案或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变更登记。做到每一起流转均符合手续，每一起流转均有帐可查。这样必然大大减少纠纷的发生率，即使发生纠纷也处理有据。 （四）司法方面的对策 司法部门加强对土地承包关系的法律调整。对破坏、干扰新一轮承包的犯罪行为要依法严惩。对发包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纠纷，妥善处理，维护农村稳定。对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本着稳定农村生产关系的原则认真处理，维护生效合同的严肃性，通过办案，保护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新形势下的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的农民走向
论文的题名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一 1. 我国社群零售商业的发展思路和经营策略 2. 我国中小城市商业零售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分析 3. 商业企业零售战略研究 4. 论我国城市新居民区零售业的发展 5. 特许经营的风险及防范 6. 关于发展我国商业连锁经营的思考 7. 我国发展特许经营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8. 我国百货店的经营现状及创新研究 9. 我国会展经济研究 10. 我国专业市场创新研究 11. 我国区域商业规划研究 12. 台湾特许经营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13. 台湾零售业的发展 14. 台湾百货店的经营现状及创新研究 15. 企业价值链管理研究 16. 产业丛集与企业价值链管理 17. 企业社会资本研究 18.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问题 19. 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研究 二 1. 闽台经贸合作研究 2.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3. 农产品流通组织创新研究 4. 福建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5. 台湾农业发展研究 6. 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 7. 民营企业的投融资现状与对策研究 8. 福建省供货商与超市的关系研究 9. 福建省民营企业创品牌的做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0. 企业的空间结构与空间行为研究 11. 从商业流通形式的发展谈福建发展商品流通的举措 12. 试论能源瓶颈制约下的工业发展思路 13. 发展资本市场推动福建民营企业的国际化 14. 谈国有股减持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 15.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儒学管理 16. 企业中“跳槽”现象的原因及举措分析 17. 我国企业人力资本开发研究 18. 我国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研究 19.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20. 我国企业人力资本流动问题研究 三 1. 我国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研究 2. 我国民营企业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3. 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流失问题研究 4.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5.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研究 6. 论家族式管理向现代化企业管理转变的途径 7. 我国经营者年薪制问题研究 8. 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非正规就业问题研究 9. 企业并构中的 *** 行为分析 10. 中国公司治理的现实选择——利益相关者选择性参与 11. 企业多元化战略研究 12. 人力资源外包风险及防范措施初探 13. 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探 14. 中美企业文化比较研究 15. 中国企业员工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 16. 知识员工的开发与管理 17. 企业并购策划与整合问题初探 18. 知识员工忠诚管理-基于全程视角的分析 19. 中国上市公司的亏损问题与重组研究 20. 企业家精神内涵研究及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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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现状与趋势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是中国独特土地产权制度下的特殊产物，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统分结合的实现形式。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由承包方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等形式，流转给发包方或其他单位及个人。土地流转后的开发利用也必须依法进行，不能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防止借土地流转之名非法改变耕地的农业用途。因此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是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难点和热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引导、完善、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能否流转，怎样流转，即规范农村建设用地合法流转，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合理、持续利用。 2004年10月国务院28号文《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这一原则性规定对地方来说，还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范。2005年7 月《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以“政府令”形式发布，使该省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有地方法规依据。在现行征地制度法律框架下，打破了“非经政府征地，任何农地不得合法转为非农用途”的传统，出现了征地制度与农地直接入市制并存的新时期。 一、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演变 从1950年开始至今，我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或者说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政策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50年代初期 1950年6月颁布实施的《土地改革法》，其中第30条规定， 农民对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赋予了农民对土地自由流转的权利，但这个时期比较短。 第二时期：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末期 1955年开始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弱化了农民对土地产权的意识，造成农村土地所有权虚置。个体农民与土地不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关系，“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的流转方式不复存在。 第三时期：改革开放初期—21世纪初 1978年开始陆续出现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标志着农村土地制度从单纯集体所有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两权分离模式转变，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出现萌芽。 1987年国务院批复了一些沿海发达省市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行试验，使得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突破了家庭承包经营的限制，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开始进入新的探索期。 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加以规范，2003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从法律层面上对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保护。该法中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四时期：2005年以来 2004年10月国务院28号文《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5年7月， 广东省政府制定了《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上市流转，并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和上网竞价四种方式进行，这意味着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其他地区也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及特点 1987年我国实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国有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转。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却相对滞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包括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流转。农用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进行。但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目前只能通过国家征收。 1.现实中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普遍存在，尤其是建设用地的流转 现行《土地管理法》禁止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用于非农业建设。城乡二元结构，国家与集体“两种产权”形成了两个分割的土地市场。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城市和农村城镇化不断发展，集体建设用地资产性质逐渐显现出来，以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等形式自发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现象屡有发生，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有不断扩大趋势，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实际上就客观存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为了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不足和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问题，城市郊区、县城、中心集镇，大量的企业使用集体土地，使得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成为事实。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突出。据统计，珠三角地区通过流转的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实际超过集体建设用地的50%，在粤东、粤西及粤北等地，这一比例也超过20%。而这些现象与现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矛盾，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内在需求，有其深刻的合理性。 但是自发流转引发了诸多土地纠纷。因为缺少合法性，这种流转合同属《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合同。一些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钻法律空子，在合同期满之前，故意不交租金，诉讼时，农民集体利益得不到保障。 从现实中不难发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是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外在推力，土地利用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是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内在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 2.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方式和特点 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主要有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四荒”使用权拍卖(租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形式主要有出租土地使用权、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入股、合营、其他形式。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形式和特点：一是随着企业发展的自身要求，企业间合并、兼并、重组及股份制改造改组，出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二是乡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展经济，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入股、联营形式兴办内引外联企业;三是因企业间债权债务等原因，司法裁定造成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移;四是利用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出租;五是近郊农民的宅基地以出租、抵押、转让而使得使用权人发生变动，即集体土地使用权随农民住宅转让、出租等。不仅乡镇企业用地随着企业改制普遍流转，农村宅基地也随房屋买卖或出租等进行流转。现实证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这种转移已普遍存在并且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在法律上的制约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在法律上的制约，本文主要是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惟一涉及土地分类、用途、规划等相关管理的法律，是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现行《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尤其是《土地管理法》第63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据此，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无论耕地还是集体建设用地，都必须通过征收转为国有后才能出让这一途径转变为建设用地，而且根据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农民只能得到最高不超过农用地年产值30倍的补偿。这意味着，农民并没有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实际上也就没有土地财产权，所以更无法获得土地出让的收益。 上述法律条文严格限制了集体土地非农建设的使用范围，只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建自用。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办企业或者建住房，但是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集体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表示，集体建设用地向本村镇以外的企业和个人的流转行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然而现实中，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突破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租、转让、合作、入股等方式流转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企业和个人使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通过流转用于工业园区建设和城镇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用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仅靠国家建设用地指标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需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作为重要补充;另一方面现行国家征地办法侵害农民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农民更愿意选择土地流转，保留所有权不变，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受法律规定条件的限制，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各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面的积极探索 我国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制度，特别是对农用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对其流转的限制以不改变农业用途为前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村建设用地也给予了限制和约束，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将有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作用，因此各地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进行了积极探索。国土资源部曾在江苏苏州、安徽芜湖、浙江湖州、河南安阳、广东省等地开展试点。 1.试点城市的做法 2001年浙江省温州市率先颁布新办法，规定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该办法规定，凡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依法转让时，其土地使用权可相应转让。转让方式包括出售、赠与、交换、作价入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先由市、县政府将土地征为国有，再参照国有土地转让办法办理手续。规划区外的农民宅基地，转让范围由原来的同村调剂扩大到同县转让，受让方把原来的宅基地交还给村集体后，其新受让来的土地所有权照样保持集体性质不变，也不需再交纳土地转让金;非宅基地的集体建设用地转让，则视其不同用途采取不同转让办法，应缴纳的税费也不相同。 2002年11月，昆山、海门作为江苏省土地流转改革先行试点地，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镇规划，严格限定在城市和集、村庄建设用地的规模范围内;根据当地市场供求状况，制订本地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年度计划。 2003年6月广东省政府发出《关于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流转权的通知》，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上市流转，其方式可以是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等，并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经批准使用或取得的建设用地;二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镇建设规划;三是依法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土地权属证书;四是界限清楚，没有权属纠纷。特别强调，收益应该向农民倾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中50%左右应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安排;剩余50%左右一部分留于集体发展村集体经济，大部分仍应分配给农民。 上述各地做法不尽相同，试点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如何保护农民利益和保障农用地不会被基层政府变相流转，已引起高度重视。 2.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创新 现行土地法律和政策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特别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有较多限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日趋成熟的条件下，正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推行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合理、规范的流转途径已迫在眉睫，需要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方面予以创新。 2005年10月1日《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施行，这是第一个规范集体土地流转的省级规定。广东省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包括农村的经营性用地将全部通过市场流转。该《办法》主要有以下创新： 第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同国有土地一样可以出让、出租、转让、转租、抵押、作价入股后，土地的价格不再取决于其“身份”，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现在广东除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行房地产开发外，其他用途的土地，均有评估机构按相同方法进行评估，相同位置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地价完全相同。 第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转让过程中，是采取出让、出租、还是作价入股等形式完全是由农民自己决定，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村民代表同意后方可实施，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真正得到了体现。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的，该土地集体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当服从，但必须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即必须征求村民的同意后才能报批，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第三，农民集体可合法地与工业企业等谈判，可自主地出让、出租集体建设用地。这是有利于形成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为政府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提供参照系。因为农地直接入市，是有利于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农民直接与工业企业谈判，价格可能比政府征用后再出让更低。 第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所取得的收益将纳入农村集体财产统一管理，其中50%以上应当专款专户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安排，不得挪用，为农民利益提供了一个保护底线。 在国家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省市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试点，并出台了系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办法，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以实现规范有序管理，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也为修订《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础。为进一步规范全国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管理，国土资源部200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研究拟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条例》。 同时，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委也联合发文，以试点方式摸索“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相挂钩”政策。 五、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改革的基本原则 1.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土地作为要素市场特殊商品，应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和配置。一是按照土地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二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的价格和价值相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对充分发挥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效益，加快形成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具有推动作用。 2.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权利 保留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直接进入市场流转，为实现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建立统一、规范、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体系，为全面推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并将之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奠定法律基础。 3.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加强总量控制与用途管制，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 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是国家指导土地开发利用的基本方针，也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通过经济、行政、规划等手段和措施，改变农村建设用地粗放、无序、低效的状况，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在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同时，还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控制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并将集体建设用地供应指标纳入年度供应计划等手段来规范。对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根据土地用途管制原则，依法履行征地申请和审批。 4.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相关制度与法制建设，确保国家土地政策的更好衔接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必然涉及相关制度和政策衔接，如土地征收、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健全和完善相关政策，保证集体土地流转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体现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确保国家土地政策的衔接，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土地规范流转，既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基本途径，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正确分析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处理好其中的各种主体的利益关系，制定有效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是推进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流转数量增长，流转规模扩大，流转形式多样，流转对象多元，管理服务加强等趋势和特点。同时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流转管理工作还不规范，流转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流转利益纠纷仍时有发生，流转土地使用与农业宏观调控目标也有差异，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中央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一向高度重视，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保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各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经验，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一是土地流转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一是农民自觉流转意识不强,一些农民对国家土地承包和流转政策理解不够,担心土地流转出去后会丧失土地经营权,失去生活依靠,宁愿土地抛荒也不愿流转出,还有些业主怕政策不稳,担心投入无回报而不敢经营流转的土地。二是农民大局观念和法制意识不强。个别农民对县里的农业产业化政策不支持不理解,对涉及土地流转的农业产业项目,恶意刁难,百般阻挠。个别农民法制意识不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毁约,侵害业主利益。三是基层干部工作热情不高。乡村干部对土地流转，工作不力,情况不清,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矛盾纠纷隐患多。二是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一是流转程序不规范。部分土地流转项目存在由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出面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或发包的“反租倒包”现象,与政策相违背,也容易引起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发生。二是流转协议订立不规范。有相当部分的土地流转只是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有些虽签订书面合同的,条款也多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规定不具体,且大部分流转合同没有通过职能部门鉴证和备案,存在纠纷隐患。三是土地流转价格存在不合理现象。三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一是土地流转无章可循。土地流转处在摸索和尝试阶段,配套政策措施尚未出台,流转无具体的操作办法,土地流转费的确定没有可操作的价格标准,容易出现竞相压低租金,损害农户利益以及个别农户漫天要价,阻碍土地流转的行为。二是土地流转信息不畅。土地流转和租赁市场没有形成,无中介组织,出租方找不到承租方,承租方又难以找到有流转土地意向的对象。三是土地流转管理不规范。三是土地流转管理不规范。由于乡镇农经站工作人员职责不清,土地流转管理职责不明确,土地承包流转合同管理难到位。四是土地流转扶持措施尚未出台。土地流转项目激励措施、土地流转补偿制度、土地投资补偿制度等优惠政策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四是土地承包流转政策不配套。一是土地流转工作难度大。各级政府在实施农业产业项目过程中,个别农户因思想不通，不愿流转规划区内的承包土地，甚至恶意阻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象,影响项目的实施。由于土地流转应遵循自愿原则,对这些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民无计可施。二是抛荒地难处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耕地毁坏严重、水利设施落后等原因,造成弃耕抛荒。这些抛荒耕地的流转难度大,因为一些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民把土地看作是今后生活的退路和保障,宁愿荒地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而政府对抛荒行为制止有限,既不能强制收回或强制流转抛荒地,又没有进行处罚的法律依据,从而造成了抛荒的蔓延。正确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各项关系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基础，要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夯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基础。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发展现代农业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我国发展规模经营是一个长期过程，且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是实现规模经营的唯一途径，建设现代农业应当着力推进家庭经营、统一经营“两个转变”，不可一味追求土地集中的规模经营。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需要，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承包土地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尤其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得强迫或阻碍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市场的监管者，要依法规范市场规则和流转行为，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不断优化流转环境，健全纠纷调处体系，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康有序进行。四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国家、承包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要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统筹协调国家粮食安全利益、承包者权益、经营者收益，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取向。
1、所有权主体虚位。[3]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该规定实质上是模糊的，“农民集体”的含义并不明确。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无论是村民小组还是村委会都不可能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这样就造成了农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实践中，村民小组、村委会、乡政府，甚至一些集体经济组织都成为集体土地的实际支配者，行使着所有人的权利。由此导致现实中的严重后果是，村干部和乡干部成了农村集体土地的实际支配者和最大受益者，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已被虚化，乡村干部“寻租”成为一种较为突出的现象。2、所有权效力的相对性和权利内容的不完全性。与国家土地所有权相比，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受到相对保护。[4] 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其运作来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所有权。国家对其用途、流转、处置进行严格地管制。对照所有权的权能构成，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则表现残缺不全。我国农村土地的法律所有权(即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完全不一致。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的真正主体是国家(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只是这个所有权主体的代理人，乡、村、组集体是国家所有权的基层代理人。这些规定违背了所有权平等的要求。3、农地承包合同性质不明。在理论界，农地承包合同的性质有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两种观点。行政合同说认为，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使农民通过与政府签订行政合同获得土地使用权，以行政合同代替了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或指令性计划，国家在农业领域管理方式上行政合同占据了主导地位。[5] 而民事合同说认为，农地承包合同如同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一样是平等主体间签订的双务、有偿、诺成合同。[6]理论上的争议在立法上也得到了相关的支持。由于行政与民事关系不分，承包合同已不限于发包人与承包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失去了本来的含义，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治理的手段。4、农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不清。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物权说[7] 与债权说[8] 之间，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还包括劳动关系说、物权兼债权说、债权兼物权说、(复合)所有权说、田面权说(所有权为田底权)、附加土地所有权说、社会保障说等。5、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了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但我国农村并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如流转客体有限，流转性质不明确，流转种类的不科学性和流转程序的不规范性。流转障碍主要在于：一是将农业承包合同定位于债权合同，因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转包土地或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需经发包人同意;二是依我国《担保法》第37条之规定，耕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可抵押。不可抵押限制了农地流转。[9]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这一规定未必合适，农地使用权都可以转让，为何就不能设定抵押权呢?”[10]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无法重新配置，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处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二)土地问题原因透析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陷入目前之困境，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失范。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涉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相关规定表现出含糊不清、相互矛盾或严重背离社会现实等问题。例如，对农村土地仅规定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对“农民集体”的含义、表现形态未做明确界定，并将“农民集体”与农村、农业经济组织混用。《土地管理法》中规定村民小组具有经营土地的权利，而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村民小组却隶属于村委会，无独立地位，其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也就当然地收归村委会了。村民委员会并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它只是村集体事务的实际操作者，我们应该把村民委员会与农民集体本身相区别。一方面，从村民委员会性质来看，我国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另一方面，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可见，法律并没有赋予村民委员会以土地所有权，村民委员会只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并非土地所有者。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说明具体规定体现了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然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却由发包方和承包方约定，并未法定化。另外，根据该法第5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难以得到物权法的保护。2、行政介入。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矛盾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利益驱动下的政治操纵和强势介入。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划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分配，土地的控制权事实上不在所有者，而在国家手中。在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国家基于其利益的需要，仍未放松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控制，只是变换了方式，通过政策和法律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实际控制。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使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支配更加畅通无阻。现实中，圈地和拆迁问题不断，一些政府或部门滥用行政权征用土地，损害了农民利益，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3、理论缺失。根据我国《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然而《土地管理法》却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经营”职能，这与根本法相冲突。村民委员会即不是行政组织也不是民事组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是民法上的“第三主体”，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却规定了它的民事责任，该组织的民事责任基础是什么?最典型的是无财产基础，这一问题颇值探讨。另有不足的是，该法仅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民事责任，却未涉及村干部的责任，因为在实践中村民委员会侵犯农民利益实际上表现为村干部在缺乏应有的监督情况下滥用“职权”。三、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学界提出了改革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思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方面，第一是集体土地国有化;第二是农村土地私有化;第三是实行农村土地国家、集体和农户三级所有或集体与农户私人所有并存;第四是保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制度改革。[11] 目前，国有、私有方案在我国并不可行，进行相应的改革是一种可行途径。在承包经营权方面，有学者主张用永佃权取代之，[12] 也有人主张用益权制度。[13] 还有观点主张采用农用权[14] 或者耕作权[15] 的概念。其他还包括抵押制度的完善及地上权、地役权制度的建立等等。[16]针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法律现状，笔者提出以下思考。1、主体实化，重构所有权主体“农民集体”的意思表示机制的欠缺，正是造成所谓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的原因。[17] 有学者指出，农民集体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确定的组织形成和组织机构，如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第二，应当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就是这个集体组织是被法律承认的，能够依法律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第三，集体成员应为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18] 因此，我国物权立法应当规定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权利实现机构和主体自决权，以落实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长期以来，我国农民集体所有权存在的问题是以政治或半政治的农村基层组织直接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为了落实农民集体所有权就有必要使二者剥离，而剥离的办法便是赋予一定范围的农村社区以法人资格，按照法人原理组建一定的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也就是说，集体所有必须与相应的集体成员的自治机构相配合，否则集体所有就可能流于形式。换言之，农地集体所有是一个组织化的产权形式，没有自主的组织，就没有真正的集体所有。为此，我国应当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法人化改造，真正建立一套“独立自主、自我决策”的机构。本文认为，我国应当重构农村产权组织，进行公司化法人机关改造。农民集体应当成为一个法人，应当按照法人来组织代表机关，运行它的财产。农民集体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为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行使所有权的权力机构，而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机构。该组织对全村的土地的利用方式、分配或承包规则、土地利用的变动等作出最高决策，使它真正成为能够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意志的机构。另外，在最高权力机构之下设立执行机构，这种执行机构既是村民大会意志的贯彻执行机构，也是上一级村民委员会或政府政策命令的执行者，肩负村社行政管理和经济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转变村委会等组织的职能或性质，使其首先成为执行农民代表大会的意志的机构，同时兼具有社区管理职能，执行上级政府的任务。由此形成了权力机关、监督机关和执行机关互相制约的机制。2、土地权利内容明晰化、法定化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民集体占有就是指农民集体能够实际控制这些财产。农民对其土地依照其性能和用途有自主的加以利用的权能。农民集体所有财产上所产生的收益应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依照法律或合同由农民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非所有人使用的，财产上所生经济利益，应依据法律或合同规定在农民集体和这些集体财产使用人之间进行分配。农民集体行使对土地权利转移和转换的处分权能。农民集体有保护其所有的财产免受不法侵害的排除不法干涉权能。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实现过程中，应当完善他物权的设定，保障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使其法定化，而不是由当事人双方约定，如确认承包经营人依法享有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收益权和产品处置权，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等。[19]3、健全土地流转机制。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物权性质的流转，即指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给他人的行为，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抵押和互换等;第二，债权性质的流转，即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保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移转给他人，并收取租金等经济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农村土地租赁和托管;第三，股权性质的流转，即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保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使用权以出资方式移转给他人的行为，主要包括农村土地使用权入股和联营;第四，其他性质的流转，如农村土地征用。[20] 另外，有学者提出了所有权的转换制度。[21]4、排除行政不当干预，保障农地利用自决权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由农民自治机构按照农民集体成员大会决定的集体资产经营方案、投资计划等等。农民集体成员大会应制订集体财产管理制度，并由自治机构切实实施，如建立资产确权制度，实物资产登记、评估制度，实物资产流转回收制度等。农民集体可以通过农民自治组织自己占有其财产，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和集体意志，由农民自治组织或个人占有。农民自治组织代表农民集体直接使用集体财产所产生的利益归农民集体所有，由农民自治组织行使收益权。农民集体所有权处分权的行使，特别是对重大财产的处分，应由农民集体成员大会决定，由农民自治组织执行。农民自治组织在集体成员大会授权范围内，也可行使部分处分权。当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遭受不法侵害时，农民自治机构有权排除不法侵害，并最终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集体资产管理人员侵犯集体财产或者他人侵犯集体所有权而农民自治组织怠于追究的，农民集体成员个人也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此外，国家对农村土地征用，其性质属于行政行为或行政权力性质，为避免对农民利益造成侵害，我国法律应明确土地征用的条件、程序和补偿标准以及救济措施。
秦险峰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整个农村社会基础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无论是在政策领域、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越发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所有权方面
农村土地以集体所有为主，国家所有为例外。我国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样就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了最基础的保证。无论是1986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还是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关于农村土地权利方面的细化规定，都是以《宪法》第十条为原点出发进行设计的。
（二）所有权行使主体方面
比照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了由“农民集体组织”代表本集体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具体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用益物权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全家转为非农户口的，应当交回承包地。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权，是村民基于本集体成员的身份而享有的一种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
（四）担保物权方面
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得抵押，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除法律规定可以的除外，原则上也不得抵押。所以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之上基本不能设置担保物权。但我国目前在个别批准的试点，存在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现象，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代表法律，在此不就该问题展开阐述。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面临的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其演进的过程中，适应了生产力的要求，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农民集体组织”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者，导致本集体成员作为所有权人的权利被虚置
在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权能时，所有权人应该是委托人，“农民集体组织”应该是受托人，受托人应该按照委托人的委托权限、为委托人的利益，勤勉行使委托权利。但由于法律明确授权“农民集体组织”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明确规定其行为要受所有权人的限制及制约程序，即使2007年的《物权法》也只规定了权益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的事后救济。所以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保障是很脆弱的。例如，在征地制度中，被征地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主要权利，一是拟征方案的被告知权，由于权利被虚置，“农民集体组织”经常“替民做主”，瞒着村民伪造或代替签署征地文件；二是对补偿标准提出异议权，在实践中，一旦农民对征地补偿不满意，“农民集体组织”常常避而不出，不履行受托人的义务，而单个农民向征地政府或批准政府提出异议时，往往被告知主体不适格。
（二）目前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强调国家行政管理，排挤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民法空间
土地产权作为财产性权利，从根本上说属于民法范畴，应该以民事法律调整为主、行政法律规制为辅。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出于严格的行政管理目的，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领域规定了大量的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例如在征地领域，我国法律从拟定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征地方案，到报批通过、组织实施征地，赋予了行政机关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完全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几乎没有民事法律调整的空间。
（三）征地补偿标准低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内在价值，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征地冲动、浪费耕地的现象出现
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需求日趋紧张。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城市的周边郊县，新增建设用地中有很大一批是通过征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现的。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虽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明确规定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保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而在实践中，很多被征地农民反映，所有补偿即使达到6万～7万/亩，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加入社会保险也不能对未来的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这里既有法律的滞后性因素，也存在低估农村土地所有权内在价值（即使排除农村土地升值的因素，单是未来20年科技进步带来的产值提高，农村土地价值也被严重低估），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方式单一和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征地过程中权利缺失等因素，综合造成政府征地成本过低，在经济利益和政绩的刺激下，要么违法用地，要么冲动征地，最后导致浪费土地。
（四）农村土地所有权人话语权缺失，导致社会矛盾积累
目前，由农村土地派生出的农民群体性事件成为严重影响农村和谐的因素，在征地领域此现象尤为突出。其原因既有地方政府没有解释好法律政策，没有得到被征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弄虚作假，例如将耕地摞荒后报批，批准文件中由于没有涉及基本农田和耕地，征地政府也根本不敢履行“两公告”的程序；还可能是部分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等。之所以由农村土地派生出这么多矛盾，其根本原因还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虚置，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农民话语权缺失，情绪往往以过激的方式释放，或者走上漫长的信访之路。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建议
鉴于以上问题，建议我国应以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人权利虚置问题为核心，以农村土地产权回归民事法律调整为路径，来稳步推进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一）确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共有制度，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人权利虚置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共有制度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建议将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明确表述为“属于本集体成员共同所有”，即各集体成员（村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共同享有所有权。这样首先坚持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符合我国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其次，更重要的是各集体成员（村民）可以按照《物权法》关于共有人的权利义务来规范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这样就解决了“农民集体组织”越位行使所有权的问题；同时，各集体成员（村民）都参加行使了所有权人的权利，避免了权利虚置，落实了村民在土地产权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的话语权。全体集体成员还可以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具体约定共有事项，作为行使共有权的细化，提高权利行使效率。
（二）尊重土地财产权利的民法属性，规范农村土地行政管理
土地作为不动产，当涉及土地财产利益时，应该尽量尊重所有权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当农村集体在行使土地权利违法法律规定时，例如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私自改变土地用途、在耕地上建窑、破坏农用地等，行政机关才应介入管理，坚决做到不缺位、不越位。
（三）赋予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平等民事地位，建立土地征收异议解决机制，将土地补偿争议纳入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征收土地仅限于公共利益需要，但在实践中，我国征地的启动程序过于宽松，在批准文件中也鲜有说明征地事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应该建立土地征收异议制度，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在预征阶段甚至批准征地阶段，对征地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保障土地所有权人的话语权、参与权，并由报批机关或者批准机关作出书面解释；仍有异议的，法律应该明确可以寻求司法救济，通过行政诉讼，对该征地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作出判决。当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征地合法性没有异议，只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时，法律首先明确土地共有人是适格主体，人数较多时可以委托“农民集体组织”也可以推举部分共有人依授权向人民政府提出协调、裁决，直至寻求民事司法救济。
（四）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他物权
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承载，法律应该赋予农民个体更加稳定、长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担保物权方面，农村土地作为不动产，原则上应该允许在其上设置抵押。具体框架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最终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对接，实现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只是所有权人不同），完全可以比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置抵押和实现抵押权，实现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方式的多样化。集体农用地的使用权及其地上农业设施也可以设置抵押，但在实现抵押权时，其农用地的用途不得变更。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以理顺“农民集体组织”和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关系入手，逐渐构建整个农村土地所有权、他物权体系，同时还应积极调整我国的土地管理政策，充分探索民事法律制度在农村土地管理中的适用。
（本文原收录于2010年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首届国土资源法制与市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对于土地的总体规划可以说是土地资源管理的总原则，是一切管理的先行工作，同时更是对城镇总体建设的有效保障，在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实现对各项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社会总体生态环境得以大幅改善的前提条件之一。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也日趋显得突出起来，特别是对城市建设中对于土地占用的相关问题，社会土地利用率、农田保护情况、占补情况等。作为国家政府而言就是要从整体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对国家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实施宏观调控，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稳健发展。一、土地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的不断开发与大量占用，对土地资源的管理与保护也逐步变得迫在眉睫，而相应的管理措施也随之进行了一些变动，因此管理过程也实现了不断的制度化与程序化，尤其是不断的规范市场行为的过程，也逐步实现了集约化的管理模式。但在实际的土地规划管理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系列较为难解决的问题。1.土地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对大部分地区虽已逐步实现向集约型的不断转变，但仍存在着大量的不同程度的土地闲置情况，这是对土地不能充分利用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此类现象在城镇级农村可以说是十分普遍的，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大量的以往居住农村的居民通常为给自己留下部分空地，而不愿将原有的宅基地等交由政府集体来进行处理，从而出现了新建就是对两处宅基地的占用，但由于不加以运用，常年空荒的土地几乎不存在利用价值。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浪费的严重问题。2.土地资源的不断流失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的现状分析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政策的调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国家关于扶持粮食生产、减免农业税等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季节性返乡耕种土地，农村土地的供需矛盾开始突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速度较前明显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对土地的依赖性，但是，仍有85％以上的农民基本依靠土地的种植或养殖收益维系生活，随之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也随之日渐增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利用工作和参与调解的便利条件对綦江县安稳地区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各村主要干部以及50位农户，现对调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一）流转特点调查表明，我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速度快、类型多、行为欠规范以及少量违法流转行为存在等4个方面的特点。 1、流转速度加快，渐具规模。自1996年土地二轮承包以来，安稳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呈逐年递增之势，流转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所涉农户不断增多。目前，各村流转的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约10％以上，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数约占总农户数的30％。 2、流转类型多样，比例不均。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 以流转主体为标准，以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流转为主，流转面积约占总流转面积的90％。 以流转对象为标准，可为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荒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中以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80％。 以流转方式为标准，可分为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投股或参与股份合作等其他方式流转。其中以转包、出租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70％以上。转包中又以外出打工或经商农户，将土地转包给亲友或本村其他农户居多。出租中又以租给个体工商户开办采石场为主。以流转是否签订协议为标准，可分为协议流转和无协议流转。其中协议流转农户略占总流转农户数的60％左右。协议流转又分为书面协议流转和口头协议流转，其中口头协议流转占协议流转的绝大多数，签订书面协议流转的农户不足总流转户的10％。 以流转是否有偿为标准，可分为有偿流转和无偿流转。其中以无偿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户的60％以上，有偿流转的比例正呈上升趋势。 以流转是否履行报批准、备案或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变更登记程序为标准，可分为批准流转、备案流转、登记流转和自行流转。其中以自行流转为主，占总流转面积的98％。 3、流转行为欠规范，缺少管理。 流转行为严重不规范,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报备案的少,申请变更登记的根本没有;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镇、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缺乏严格规范的管理. 4、部分耕地被非农业化，有少量的非法流转行为存在。 我镇有极少部分耕地被转为非农用途，主要用于煤矿、非煤矿山、住房、小城镇项目建设等。这些建设用地只有大多数履行了批准手续。其中，非煤矿山建设采取向农户租赁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到自己名下，用于非农生产。 （二）流转原因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致有下4方面的原因。 1、农户之间买卖房屋后，为了耕种土地的方便，买卖房屋的农户绝大部分都要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比如，住在甲社的农户不便于跑到乙社去耕种土地。这是过去几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2、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二轮承包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使得农村原本存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导致大量劳动力纷纷向本地农村二、三产业或向外地转移，转移的劳动力中有一部分带动全家转移，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 3、非农建设项目的需要。如：布衣山寨的建设、萤石矿厂、乡村公路以及大量开办的采石场都是以租赁的方式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高速公路、210国道和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非农建设项目用地需要，属于国家依法征地不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范畴。4、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村鼓励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种植大户，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这种现象在我镇很少。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情况的分析 （一） 流转纠纷特点分析 从调查的情况看,我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1、纠纷数量大，递增趋势明显。自1996年土地二轮承包至2003年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总体比较稳定，流转双方当事人大体能够保持现状，相安无事。因此产生纠纷的微乎其微，纠纷所涉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大约2％左右。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以及采石场的临时占地，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数量巨增，还有煤矿采空区对地面的影响而引起的纠纷数量日益增加，流转纠纷所涉面积占各类土地纠纷所涉面积的30％。 2、当事人之间矛盾激烈,易引发其他纠纷。 流转纠纷,是流转当事人之间基于流转合同的履行或解除而产生的关于承包经营权的归属或相关费用等方面的纠纷,属于合同类纠纷。此类纠纷由于涉及农民“命根子”利益,一旦形成纠纷,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大,互不相让。如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很容易引发以下纠纷、事件。 一是民事纠纷,主要是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类侵权纠纷。当事人之间因争抢土地,抢种抢收,导致毁坏庄稼,甚至打架斗殴,引发财产、人身损害纠纷。这种因流转纠纷引发的财产、人身侵权纠纷日渐增加,目前约占到流转纠纷总农户数的30%,此类纠纷往往形成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诉讼。如上坝村村民张某和刘某之间为了两小块耕地（约亩）的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不服调解，刘某将张某种植的白菜撤了，张于2005年5月起诉綦江县人民法院，因未登记确权而撤诉，但至今双方的纠纷仍未解决。 二是行政纠纷，如，崇河村六社的村民王某一家，因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和土地补偿数量发生的争议，行政诉讼经过了两次一审、一次二审才告结束；古南镇的居民张某原是大堰村三社的村民，因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而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纠纷，行政诉讼经过了两次一审，仍不服，现正在民事再审之中。三是上访事件，如，松藻煤矸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征地时，由于农民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的补偿土地的面积和标准不理解，曾上访到了建设部，又如张某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不服，上访到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3、纠纷调处难度大,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很多纠纷当事人摆出不争到土地誓不罢休的架势。不仅镇、村组织难以调处,形成诉讼后,法院的调解往往也很难奏效。作出判决后,败诉方当事人也常常坚持上诉,甚至上访,将矛盾不断扩大升级。 4、纠纷隐患大,基层干部忧虑重,对策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存在先天不足,加之后天管理失缺,绝大多数流转行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纠纷的隐患.农村干部虽然深感忧虑,但还没有足够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二)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上述流转纠纷的形成,既有宏观上政策和立法的原因,也有微观上行政管理、流转行为自身欠缺的原因。 1、政策的调整。1996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以来,国家征收农业税和按事一议方式筹资筹劳,2005年调整为免征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这使得农民承包经营土地所负担的费用日益减轻,收益随之提高。我市从2003年逐步减少并从2005年起免征农业税,以及退耕还林的补贴，原本因为承包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外出谋生而将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的农民纷纷返回,要求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部分农民都是争议土地的原承包经营权人,但由于当初流转时与对方约定不明,受流转方理解为无偿转让并在土地上作了大量投入,或者因当初对承包经营权无所谓或着急外出打工一时找不到受流转人而将土地抛荒后,经村安排给其他人种植的,但土地使用权证书上的权利人仍记载为原承包人等原因,受流转方不让出争议的土地而形成纠纷。特别是，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粮食直补的发放到位，土地承包可以获得较大收益，因此许多以前撂荒弃耕的土地现在又有人要求耕种。一些自行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农户也纷纷将土地收回，而一些在二轮土地承包中没有分到土地的农民，也都开始要地。有的村民小组进行了合并，由于合并前的小组每户承包土地面积不同，合并后的小组有的村民要求重新分地。加上集镇建设、厂矿建设等征地面积的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农民之间为争夺土地承包权、确定承包土地的界址、承包土地被征用后补偿费的分配等问题，经常会发生纠纷。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这样，曾经一度缓和的土地承包纠纷又再度突出。2、立法方面的不足。目前我国法律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的第五节第三十二条至第四十三条,共十二个条文。内容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各种流转方式应当履行的程序性要求,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如第三十七条中“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没有起到约束当事人流转的作用。原因是《土地承包法》中对不依法履行上述程序性要求,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很随意且不受拘束。2005年1月19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作出了比《土地承包法》更为细化的规定，但对本文提及的上述问题仍未能给出具体的解决依据。 3、证据方面的尴尬。在面对大量涌出的、直接关系到所涉当事人“命根子”的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的这一类纠纷,镇、村领导尽管非常慎重,但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纯粹要求当事人举证就难以保证结果公正,因为很多流转户之间根本没有流转协议,举不出证据来，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是也难以保证事实公正和法律公正的社会效果,同时考虑基层社会稳定又可能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基层组织的不理解不配合导致裁判难以顺利执行;有些案件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公,但败诉的当事人会不断上诉、申诉、上访.这样一来,法院不仅没有解决纠纷,还成了被信访的对象.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自身的行为,使纠纷解决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基层稳定的隐患. 4、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实践中,流转行为存在严重不规范的现象: （1）以农户自行流转为主，极少履行报批、报备案或申请变更登记等法定手续,流转任意性大. 按照《土地承包法》报村里同意或备案的流转只占到全部流转面积的不足5%。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次,几经转手,原承包经营权人外出回来后不知向谁要地,而村里也不尽了解,容易产生矛盾。 （2）农户流转以口头约定为主。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承包人在流转时原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太重视,所以一般情况下流转约定都不是很明确。有些流转虽有明确的口头约定,但因没有书面记载，流转双方容易产生矛盾，一旦形成纠纷，还难以查证约定内容。 （3）为数不多的书面流转协议，大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确定等问题。如不少协议上有某甲将土地“给”某乙种植或养殖的条款，形成纠纷后，双方当事人对这些含糊的文字，均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进行解释，流转方解释为“转包”或“代耕”，受流转方则解释为“转让”。 5、镇、村管理服务的欠缺。 我镇没有行之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服务组织，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因为身兼多职无法履行这方面的管理职能，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的状态。镇干部忙于本职工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既无管理服务的动力亦无压力,因而使组织形同虚设。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管理也近乎空白,不少村干部没有管理的意识, 认为村里中心工作都忙不过来,群众自愿流转不必操那闲心。因此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管理措施和管理行为.调查中镇、村干部对所在镇、所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流转面积和农户的情况，心中无数,没有一个村建有完整规范的土地流转情况台帐。镇、村调委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调处也是草草的应付了事。 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土地二轮承包时,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土地没有清晰的四至界畔，2004年完善土地二轮承包后，有的村因农户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也将矛盾户的证书暂且扣留后又忘了发放，这些情况在各村均不同程度地存在。 7、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的严重缺乏。调查中有100%的农民不知道法律规定的流转方式有哪几种,其法律后果怎样，绝大部分农民认为土地三十内承包权是自己的,流转与村里没有关系,不必报村里批准或备案，认为流转无需签订书面协议,都是邻里家边的,平时相互也了解,口头说一下就行了,立书面协议显得见外，甚至认为,只要自己持有证书,无论签订什么样的协议,土地使用权都是自己的。 8、村级干部法律素质较低。各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知半解,不完全知道法律规定的流转形式及其相应的法律后果。90%的村干部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村里不必管,不必建立流转台帐。有些村干部对农户报到村里的流转行为的管理也不依法进行,既不要求农户签订书面协议,也不按规定办理批准转户或备案手续。 9、没有土地仲裁机构发挥纠纷仲裁作用。我县今年才设立土地仲裁机构，几乎没有群众知道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可以申请仲裁以及向谁申请仲裁,各村干部对如何申请仲裁也说不清楚。这使得流转纠纷集中在基层政府和法院。 三、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能否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行政、村民自治以及司法各个层面，思考应对策略。 (一)立法建议 1、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对《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规定进行细化，特别是增加对违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方面的具体内容。 3、建议农业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行必要的增补和修正，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方法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4、建议国务院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仲裁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的设立、仲裁的范围、仲裁的程序、仲裁的原则及其他仲裁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该办法所设定的仲裁程序应简便、快捷于诉讼程序,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也减轻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5、建议省人大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充分调查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纠纷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地方性法规。 (二)行政对策 在目前流转纠纷较多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达到减少和处理纠纷的目的。 1、依法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县级人民政府对尚未发证的农户，应尽快进行调查核实，并填写证书向农户发放。县级人民政府若委托村委会具体负责发证，应明确下列要求：(1) 确保户户有证。无论过去基于何种原因，现在有什么理由，一律不得扣留农户证书。 (2)保证土块、面积、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书四者的记载内容要相一致。 (3)加强纠纷调解。对发证过程中发现的因流转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农户间或农户与村之间的矛盾，要加强调解，保证补发证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２，有关农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管理，规范土地承包行为，对承包中发生的各种纠纷及时协调解决。指导村组公开发包、合理确定承包基数。规范承包合同内容，必要时可采用格式合同，但格式合同的起草要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条款要平等、具体、全面。加强对承包合同的管理，坚持稳定和完善相统一的原则，制止随意撕毁合同的现象。3、加强对流转行为的管理。在对流转行为的管理中，县、镇人民政府应各司其职。 县人民政府对变更、撤销、更换、补发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应依法及时审查办理。我镇大堰三社2005年8月向綦江县府法制办申请撤销居民张某的承包经营权证书，至今半年多了仍无任何结果。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专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部门，做到人员、经费、制度、工作成果四保障，不流于形式。 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应重视流转纠纷引起的上访接待工作，及时妥善安排调处。两级政府同时还应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全面掌握流转情况,并制定有效预防和处理纠纷的相关措施。 4、大力宣传法律。县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不能流于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流转及流转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规定，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让农民真正了解农村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流转的方式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懂得流转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应当载明流转标的、流转用途、流转方式、流转期限及流转费用等内容，告知农民该报批准、备案的要报批准、备案，不能自行其事，倡导农民多采取转包、出租方式流转，少采取转让方式流转，为防止将来情况发生变化时产生矛盾，多进行短期流转，少进行长期流转。 法制宣传的另一个重点，应当提高村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对其中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较为薄弱的以及经常处理土地问题的村干部，要组织专门培训。这对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健康运行,预防和减少流转纠纷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5、纠正违法流转行为。对在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农民承包经营权,或未经发包方同意，将其承包经营的转让给其他人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 (三)村民自治对策 流转纠纷大多发生在同一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间，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通过村民自治规范管理好流转行为，以减少流转纠纷的发生。并尽可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减轻农民解决矛盾的成本负担。村民委员会要在提高村干部自身法律素质和加强法制宣传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流转台帐，完善流转批准和备案手续。 1、完善并登记已发生的流转行为，建立台帐。对本村内部已经发生的流转行为，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调查中发现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流转户，动员并指导其按约定内容补签流转合同，补办报村批准可备案手续。流转合同应一式三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由村收执存档。村委会根据当事人补签的合同的补交的申请，办理批准可备案手续，并将上列情况记入台账。调查、补办手续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弄清本村流转情况，也可发现并调处部分已经发生的纠纷,还可消除许多纠纷隐患，可谓一举三得。 2、规范并登记今后的流转行为。对今后发生的流转行为，村委会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指导流转户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批村批准功备案或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变更登记。做到每一起流转均符合手续，每一起流转均有帐可查。这样必然大大减少纠纷的发生率，即使发生纠纷也处理有据。 （四）司法方面的对策 司法部门加强对土地承包关系的法律调整。对破坏、干扰新一轮承包的犯罪行为要依法严惩。对发包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纠纷，妥善处理，维护农村稳定。对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本着稳定农村生产关系的原则认真处理，维护生效合同的严肃性，通过办案，保护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坚持耕地保护 坚持科学发展观 集约节约用地 耕地是保障一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不可替代性的重要资源。耕地保护工作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国家要发展，首先就要解决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必须保护相当数量和质量的耕地。加强耕地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研究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耕地是农民的饭碗和命根子，必须切实加强保护。加强耕地保护是我团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和谐四十五团的客观要求。 耕地保护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保护耕地，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的积极性。但作为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主体的政府，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应承担重要职责。四十五团团党委一直将耕地保护作为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落实机关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扎实履行耕地保护的法定职责。 科学的土地开发是贡献，有效的土地保护也是贡献；科学的开发是政绩，有效的保护也是政绩。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正确处理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保护资源是为了资源的永续利用，为了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今天的保护，为明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承担保护的责任也十分光荣。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耕地保护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开发整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等耕地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严格依法办事。同时，我们又要从四十五团发展前途的实际出发，科学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土地价值，千方百计的满足四十五团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 耕地保护工作要从单纯的数量保护向数量、质量和生态综合转变。在制定政策时，要整合资源，统筹土地开发整理、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建设等各类资金的投入，统一规划，集中投入，成片整治，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 我们始终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四十五团国土资源分局，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确处理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的关系。保护资源是保障发展的前提，资源是发展的物质基础；保障发展是保护资源的目的，脱离了发展空谈保护资源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正确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努力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第一，紧紧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以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加快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团土地利用的新路子。第二，重点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重大基础设施、重要招商引资项目和改善民生项目用地需求，明确低效利用土地和闲置土地的利用方向，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节地型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使得单位面积土地创造出更多的产值和利税，提高土地利用率。第三，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问责制，做到违法即问责，真正把问责制落到实处。强化对耕地占补平衡的执法检查。第四，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精神要求，建立节约集约用地激励考核机制。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路，也是国土资源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国土资源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国土资源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和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土资源工作历来高度重视，把国土资源工作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来部署，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更是把保护耕地、节约资源提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目前，我团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资源需求的重要时期，实现富民强团的战略目标，必须有足够的资源作保障，而我们面临的资源形势越来越严峻，资源供应越来越紧张，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资源开发的利益诉求日益增多。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形成依法用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共识，切实增强做好国土资源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纲，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为总要求，全面贯彻师市国土资源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国土资源管理的新政策，加快适应国土资源形势的变化，正确处理“四对关系”：即正确处理保护耕地、开发资源与支持团场经济建设的关系，既要严格保护耕地、不越“红线”，又要合理利用土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正确处理短期问题解决与长远发展的关系，认真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尽量满足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科学合理保护好、管理好国土资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持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障。正确处理好遗留问题的解决和规范管理的关系，努力争取上级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彻底解决在连队农民建房中的遗留问题，严禁在今后工作中再出现类似问题，切实规范国土资源管理。正确处理保障国土资源局正常运转与促进财政增收的关系，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土地市场收入全面进入财政国库；实现管理方式的“四个转变”：即从注重微观管理向强化宏观调控转变，更加注重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增加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和科学性。从注重行政、法律手段向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转变，更加注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从注重审批向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全程监管、构建服务平台转变，更注重加强基础工作。从注重管理轻服务向管理服务并重转变，更加注重管理工作的内涵，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推进管理。（分给我，谢谢）
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推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农村土地制度改进，对于维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拟以浙江省宁海县农村土地流转为实例，对如何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进行深入剖析。关键词：农业经济 土地流转 政府作用一、 当前农地流转的现状及趋势(一)农地流转现状农村土地使用权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在一定年限内使用、收益和有限的处分权利。农地流转实质就是农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在农户与集体间的承包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承包者把有限的使用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的行为。我国农地流转经历了从农村基层组织到农户，再从农户转移到其他经营者的一个过程，两个阶段表现出两种不同效果：一是土地表现为一种生产资料，由集体所有分化为农户占有，农户获得使用权和生产经营权；二是土地表现为一种资本或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在这两个阶段，土地在相关的利益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与受让者间流转，形成资源优化配置的三个主体，客观上要求按市场制度来规范土地流转和调节三者间的利益，这对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乡镇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承包责任制所处的微观基础和面临的宏观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农业比较效益低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许多地区出现了农地撂荒的现象，并且撂荒面积呈日益扩大的趋势。为解决农地撂荒问题，实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各个地方的农民自发地通过互换、转包、转让等方式进行农地使用权的流转。近几年，农地流转的发展势头明显加快，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据统计，我国1990年以各种形式流转的农地约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4%-5%，2000年达到，目前已达到10%以上。浙江省农地流转情况更具代表性。据浙江省农业厅统计，到2006年底，全省209万农户共流转农地393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经营户的22%，占总承包耕地的。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浙江省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出六种流转方式：一是有偿转包。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承包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以不超过剩余年限转包给第三方，自己保留承包权，接包方拥有使用权，双方签订契约，明确权利与义务。2006年浙江省约有的流转农地采取这种方式。二是业主租赁。集体经济组织或承包农户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村社外的业主从事农业开发，签订租赁协议并支付租金。2006年全省农地流转面积的33%采取这种办法。三是分季流转。以生产季节划分，一块农地在不同季节可由不同接包者种植，这一流转方式正从最初自发流转转变为有序流转。比如龙游县一些农民只种一季晚稻，而将早稻种植权流转给种粮大户，种粮大户为农户提供晚稻免费机耕、育秧与优惠价机割。四是农地互换。承包农户为便于管理，交换承包地块使用权，以解决个别承包户不愿流转农地或连片流转的矛盾。宁海县长街镇将承包农地设为两个区域，一个区域为自种区，由不愿意流转农户承包；一个区域为招商区，由愿意流转的农户承包，集中统一对外招租，确保农地成片流转。五是农地入股。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入股，由村统一经营或发包给公司、规模大户经营，村经济合作社按股份将土地经营权所得在年终分配。平湖市黄姑镇渡船桥村2006年底成立农地股份合作社，把经营净收益的80%按股分红到户，承包农户取得良好的农地收益。六是农地托管。在县、镇乡二级设立农地信托服务中心，村一级具体负责农地信托服务，全省已有4300多个村建立了农地流转组织。在就地流转的同时，浙江省还出现了跨省流转。如温岭市箬横西瓜合作社在5个省参与农地流转，建立了12个西瓜基地；温岭市农民陈定友等北上黑龙江承包农地，从事粮食生产。据统计，仅2005年，全省就有34万户、1121家企业，在外省参与流转农地785万亩，相当于浙江全省的三分之一。（二）农地流转发展趋势1、流转行为从民间自发向有序流转转变。当前各地农地流转的行为逐渐走向理性化，开始由一家一户的农户自发分散进行向有组织有计划的有序流转转变。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各地农地管理组织在流转规范管理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如在登记管理方面，制定等级管理办法，规范操作程序，做好农地流转的法律政策咨询；在合同管理方面，统一制发农地流转合同文本，设置专门的合同档案，加强对合同内容的审查、鉴证和指导；在程序管理方面，明确规定凡涉及全村农户利益的农地流转，需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流转合同须由村经济合作社备案，乡镇合同管理委员会签证。2、流转主体从单一农户向多元主体转变。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效益农业的发展，原来一些农业专业大户扩大规模，新专业大户不断涌现，同时还产生了一批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科技人员成为租赁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新生力量。3、经营内容从种粮为主向发展高效农业演进。随着农地流转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农地的经营内容也逐步由种粮为主向高效农业演进。通过对农业企业建基地的引导，以“公司＋基地＋农户”和发展订单等模式，建立农产品加工的原料基地；通过积极培育种养大户和合作经济组织，推进经济农作物的种植，形成现代化农产品生产基地。4、定价机制从相对随意向市场定价转变。各地政府积极探索构建农地流转信息平台，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和搜集农地流转的供给、需求、市场价格等信息资料，并加以统计、分析和预测，然后通过一定的载体发布有关农地流转的动态情况，为农民流转土地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农地流转价格逐步由最初的无偿或随意定价转向市场化的有偿流转。5、政府行为从默许流转向主动引导转变。在农地流转之初，部分地方政府及干部认为农地流转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操作难度大，且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在工作中持不支持、不鼓励也不加限制的态度。随着农地流转对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效益逐步显现，各地政府及干部逐步提高了认识，加深了对农地流转的了解，及时总结经验，主动加强对农地流转工作的引导，积极为农地流转创造条件。二、加快推进农地流转的现实意义农地使用权的加快流转，有力地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推进了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较好地解决了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各种弊端，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地使用权流转已经成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一个核心环节，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场革命。（一）推进农地流转，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很难进行农业结构的区域化调整，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指导，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大面积农地使用权流转后，农业经营的主体发生变化，农地主要向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等集中，由他们按照市场原则组织生产，使农地资源从低效益的粮棉油生产转向高效益的名特优产品生产，对农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推进农地流转，是解决农业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径挨家挨户地分散经营不可能对农业有大的投入，农地的大量流转，既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地整理，又需要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随着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深入实施，农地主要由具有较高经营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大户、农业企业等主体经营，从而使得对农业的投入不断增加。（三）推进农地流转，是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重要举措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为科技兴农战略的深入实施创造了条件，使一大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得以推广应用，走完了农业科技推广到田的“最后一公里”，使农产品品牌优势进一步凸显，科技含量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同时，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基地，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步伐不断加快，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四）推进农地流转，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客观需要农地流转不但较好地解决了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要求，而且还满足了有技术特长、有资金实力、有经营能力的专业大户、工商业主、经营能人集约经营农地的愿望。通过农地流转，使承包经营权向大户、农业企业集聚，形成连片专业规模经营，克服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从而有序地引导农户与市场接轨，走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同时，随着“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业经营模式的推广，各类农业合作组织、农业行业协会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农业组织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五）推进农地流转，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要求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使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地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实现了就业转移，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使农民获得了一笔比较可观的租金，农民获得了比自己经营还要高的转让费。同时，农地流转后，不少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使众多农民不出家门就找到了就业渠道，获得了转让费和劳动工资的双份收入。三、宁海县推进农地流转的基本做法和经验近年来，宁海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坚持规模化带动产业化、组织化、科技化、品牌化思路，积极推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地流转规模大、效益好，逐步创立了“农民自愿参与、方式自由选择、企业自主经营、市场自我调节、政府自觉服务、规模适度控制”的“五自一控”流转模式，形成了五千名职业农民经营全县七成耕地的可喜局面，被誉为宁海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革命”。（一）宁海推进农地流转的基本做法1、开展农地整理，创造农地流转条件。近年来，宁海县把农地整理和综合开发作为开展农地流转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切实加强资金投入，积极推进标准农田建设，为农地流转、成片规模开发创造了条件。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全县共投入农地开发整理资金亿元，完成农地整理项目100个，整理面积达到万亩，建成标准农田万亩，新增耕地万亩；完成农地开发项目235个，新增耕地万亩，并建成 “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的标准农田，极大地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吸引广大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流转。2、培育经营主体，拓展农地流转渠道。一是引导农业企业建基地。宁海县各类农业企业通过农地流转，以“公司＋基地＋农户”和发展订单等模式，建立西兰花、雪菜、榨菜、高菜等原料基地万亩。二是引导种养大户和经济合作组织开展规模经营。全县种养大户和经济合作组织通过农地流转，开展集中连片的种养殖，流转面积达到万亩。三是鼓励工商企业投资效益农业。工商企业积极参与农地流转和基地建设开发，如宁波久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农户处流转700亩农地，种植进入超市的果蔬。到目前为止，全县工商企业已完成基地示范项目投资6000万元。据统计，到2005年底宁海农地流转涉及农户以外主体的面积有8万余亩，占流转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3、创新流转形式，提高农地流转实效。宁海县立足实际，在坚持自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展多种形式的农地流转。一是开展委托转包。农户将农地经营权委托给村经济合作社，由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发包给大户或农业企业，面积达万亩。二是自行转包。农户通过私下协商或口头协议等方式将承包地转包给亲朋好友耕种，面积达万亩。三是租赁。农户将农地租赁给农业企业、规模大户、工商企业使用，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面积达万亩。四是实行股份合作。由村集体将农户土地承包权量化入股，农地由村统一经营或发包给公司、规模大户经营，村合作社按股份将农地经营所得在年终进行分配，面积达万亩。此外，宁海各地还建立了农地互换制度，流转面积达到万亩，促进了农地成片流转。4、健全流转机制，提供农地流转保障。一是规范农地流转管理。完善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建立农地经营权流转审查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制订相应的规范操作程序，规定农地流转合同必须由村经济合作社备案，镇乡合同管理委员会鉴证。建立农地向大户集中流转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机制，避免工商企业或非农人员随意性、大面积、长时间地租赁农户承包地搞粗放经营。二是加强农地流转服务。建立农地流转服务平台，为农户开展流转前后的政策咨询、信息提供、合同签订等各种服务。三是建立政策引导机制。出台鼓励开展农地经营权流转、工商企业投资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原料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意见，每年从土地出让金纯收入中提取3%，重点用于改善基地的基础设施和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规模经营户发展，并对农地流转开发的手续和税费进行简化和减免，并每年安排100万元用于农地经营权流转奖励。增加县农业担保中心资本金，加强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建设，积极为商业及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农地流转创造条件。(二)宁海推进农地流转的主要经验根据在宁海多年的工作实践，笔者深深感到，宁海之所以能在农地流转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完全是广大干部群众认真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科学路径，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结果。从宁海经验来看，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1、务必以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政策为前提，坚决贯彻并灵活运用党的农村政策。实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宁海县在推进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处处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坚持依法办事，不搞强行流转，确保土地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同时，又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建立灵活有效的流转机制，灵活运用各种流转形式，搞活土地承包经营权，既确保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执行，又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创了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2、务必以加快经济稳定发展为条件，适时推进农地流转。推进农地稳定流转，根本还是靠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据有关专家分析，农地健康稳定流转需要具备以下五个基本条件：一是农村人口恩格尔系数在45％以下；二是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小于10％；三是农村非农收入在75％以上；四是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劳动的数量大于50％；五是农业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面积占30％以上。如果专家所说的以上几点是推进一个地方农地流转的必要条件，那么宁海县作为浙江东部沿海相对较发达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以上所说的几个条件，宁海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宁海的农地流转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一开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农地流转仅局限在小范围内，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的农民从“一亩三分”农地中摆脱出来成为可能，才有现在的大规模农地流转。因此，农地流转一定要从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加以引导和推进，切忌不顾条件一哄而上。3、务必以“自愿、效益”为原则，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推进农地流转，要顺应农民群众的发展需求，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性高度用以指导面上工作。一是要坚持自愿原则。把农地流转权真正交给农民，由农民自主选择流转的对象、方式和条件，任何单位或组织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政府的引导和服务必须要以群众的意愿作为前提和保证。二是要坚持效益原则。把农民增收作为根本出发点，根据农地的级差，按照市场的实际价格，加上失去农地的必要保障成本，合理确定农地流转基价，确保农民通过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获得比自己耕种农地更多的收益，让农户从农地流转中得到实惠。4、务必以政府引导为保障，充分发挥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助推作用。在农地流转中，宁海县各级政府部门坚决从农地流转市场上退出来，变强制为引导，变干预为服务，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一是出台农地流转方面的政策意见，对农地流转的原则、范围、形式等作出具体规定，保护农民权益。二是制定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农地流转结构，把握农地流转动态平衡，引导农地流向。三是逐步完善农地流转定价体系，提供价格指导和参考，科学合理地确定农地流转补偿标准和利益分配比例。四是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对流转农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开发。五是根据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农地流转，防止放任或者一哄而起，确保农地流转工作有序推进。（三）宁海推进农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调查，当前宁海在推进农地流转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规模流转比例偏少。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这是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农地流转不一定就能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前提是农地规模流转。这些年来，宁海农地流转取得很大成就，目前全县流转总面积达到万亩，但局部流转规模偏小，流转面积大多数在100亩以下，还有许多农地流转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的，这就影响到农业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2、农地流转载体缺位。农地流转必须要有一个交易的载体，为交易双方提供场所、信息和规则。目前，多数镇乡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转市场，想转出的农户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而有能力的经营大户却苦于和一家一户谈判费时费力，又不能保证连片规模开发。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城乡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入市场流转的农地会逐渐增多，如不尽快建立农地流转载体，仍由农民进行偶然的、直接的、盲目的交换，势必提高流转交易成本，影响农地的流转速度、规模和效益，进而影响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3、农地流转中介服务体系落后。从宁海的情况来看，虽然各个地方都建立了农地流转服务平台，但由于种种因素，还有一部分乡镇的农地流转机构尚难以发挥职能作用。而农民群众由于受自身素质的局限，难以独立完成农地流转的全部过程，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环节，如评估农地使用权的价值、签订流转合同等，需要得到中介机构的服务。由于农民群众的需求与政府的供给存在着不适应性，使得农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受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地的有效流转。4、农地流转后存在不稳定性。一方面，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和农产品价格上扬，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热情，争要承包地、要回流转地、要求提高流转价格等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虽然县域经济总体比较发达，但仍有部分农民转移就业不充分、不稳定，仍然把承包地看作生存的“活命田”、养老的“保险田”、就业的“副业田”，不愿离开承包地，妨碍了集中连片的农地流转。因此，农地流转出现了相对停滞状态和逆流转苗头现象。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要辩证来看。农地流转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在流转过程中存在诸多矛盾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排除由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波动和一些农民个体行为反复，出现农地相对稳定甚至逆流转现象。四、加快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体系的几点对策建议（一）切实规范农地流转管理体系1、加强农地流转程序管理。农地流转当事人经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报乡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审查、签证和登记。明确农户在农地转让中的主体地位，禁止村级组织代替农户或越过农户对外签订流转合同。对合同条款不清、标的显失公平的流转合同，要通过说服引导、利益平衡的办法引导双方签订新合同。对流转程序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提出纠正或整改意见，对纠正整改不力的要责令限期纠正整改。2、加强农地流转登记管理。按照规定的程序登记、备案，可以增强农民群众进行农地流转的安全感，扩大流转规模，同时也可以使政府掌握农地流转的实际情况，制订正确的政策措施。各地应切实加强农地流转登记管理，可作出这样硬性规定，流转合同如不经过有关机构审查、签证和登记，则不具备法律效力。3、加强农地流转合同管理。合同档案是农地流转的原始文字依据，必须妥善进行管理。各地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对流转合同的内容进行审查、签证和指导，提高合同的合规性；统一制发流转合同文本、提高合同的规范性；设置专门的合同档案管理专柜和专门的管理人员，完善流转合同的立卷、归档、调阅工作，提高合同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二）积极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体系1、健全农地流转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县一级农地流转服务中心、乡镇一级农地流转服务站、村级农地流转服务组的三级中介服务网络，建立农地流转信息库，开展信息咨询、评估、协办手续等服务。强化政府有关部门服务职能，与农地规模流转需求主体建立定点联系制度，优先为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等提供技术培训、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乡镇人民政府、村经济合作社和农地流转服务组织要积极为流转双方提供流转供求信息、政策咨询、合同签订指导和流转协调等服务。2、建立农地流转信息网络。建立县级农地流转信息平台，使广大农户和有意投资农业的经营者能及时、准确获取可靠信息，沟通市场供需双方的相互联系，切实解决农地流转信息不畅、配置不佳等问题。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可根据各地实际设置农地转出、转入、政策宣传等板块，转出信息板块主要发布农地承包经营权对外转出的信息，转入信息板块主要发布有转入农地承包经营权意向的信息，政策宣传板块主要用于介绍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3、建立农地流转调节机制。各级政府应当对农地流转的规模作出适当的限制，设置合理的条件，既要防止农地使用权过于集中，以调节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垄断和不公平现象，又要防止改变用途。（三）加快建设农地流转促进体系1、大力培育规模经营主体。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着力培育一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新型农民，提高他们开展规模经营的能力，使他们成为推进农地规模流转的主力军；扶持发展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鼓励他们通过农地流转建立自己的农业生产基地；鼓励工商企业积极参与农地流转，投资发展效益农业、开发农产品。2、着力推动农民转移就业。一是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二是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中介为补充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形成多形式、多层次、有保障的劳务输出格局。三是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创新培训形式，整合培训资源，广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着力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水平。3、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土的安全感和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进程也将严重受阻。因此，要尽快建立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大病救助、子女教育、农民工保护等等，逐步弱化农地的福利性和社会保险功能，为土地出让者解决后顾之忧。（四）健全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法规体系1、及早修订土地管理法规。在农地流转问题上，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存在矛盾。《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和三十四条则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由此可见，有必要对《土地管理法》进行适当的修改。2、制定农地流转有关法律法规。目前，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两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2001年12月，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内容较为具体，但未上升到法律层次。因而急需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基础进行确认和保护，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形式、运作程序、监督控制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系统的界定。3、制定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护的有关法律。这个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一是农户所拥有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以合同形式所取得的一种产权，以实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二是农户对承包经营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赠予、拍卖、转让、出租、继承、入股等权利，以实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明晰化；三是能否考虑取消现行30年承包期限的限制，以实现承包经营权的永久化。参考文献：1、田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2、邵书慧：《土地流转动力机制初探》；3、刘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思考》；4、刘丽：《国外土地流转交易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及作用》；5、李亚彪：《浙江农地流转的模式与困境》；6、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土地流转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