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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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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研究论文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比曹秀 提起中国经济,有人肯定会以为中国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繁荣昌盛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中国老百姓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在为复活做准备了。计划经济就是新中国的重要产物,也是最大的经济措施,当时的环境是百废待兴,国家是一穷二白,老百姓也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为此计划经济应运而生。 计划经济有利有弊,有利的是老百姓物质平均,人人工资平等,生活水平相同。不利的是,国家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任何风险。换言之,经不住外国经济的封锁,受不了金融市场的冲击,因此中国只能是对内计划,对外抵御。于是,外国人批评中国保守,批评中国落后,叫喊社会主义制度不行。然而中国就是在叫喊中发展着,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成一个富有的新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受到保障,以户口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开始有序发展,各式各样票据应有尽有。这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利弊,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没有当初的封闭政策,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也没有市场经济,更没有改革开放。 奇怪的是,现在的人一提改革开放,他们就批评计划经济,批评中国过去的措施。实际上中国不这样行吗?当年旧中国的钱财都被旧政府带到了台湾省,剩余的只是一堆破铜烂铁,还有等待援助的老百姓,缺少吃穿的老百姓不计划行吗?家家人口多,底子薄,哪有经济基础,哪有钱财,只有一身病态。在此情况下,不计划经济行吗?即使这样,几亿中国人也活得艰难。 其实说白了,中国幸而有计划经济,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中国后起之秀,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然而改革者并不是能工巧匠,改革开放并非十全十美,过去改革是针对企业职工,现在改革针对机关干部,计划经济有时也比市场经济具有优越性,其中最大的就是统一计划,第二就是控制物价。现阶段改革开放把物价控制当成自由贸易,认为谁都有控制物价的权力,其实这是最大误解。改革开放不是不要物价,不是谁都有权力调节价格,更不是谁的企业谁说了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比的结果是,职工心情愉快,可是岗位没了。物质应有尽有,可是价钱高了。工资涨了,物价也涨。买卖东西自由了,可是商贩独断专行多了。楼房高了,费用也高了。难怪有人说,过去开会多,现在收费多。计划经济时期,一张介绍信可以走遍天下,现在用不着介绍信也可以走遍天下,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完成。过去到处铲草,现在到处种草。过去看不起小商小贩,现在私营经济比国营职工还牛,谁有钱谁就占有社会地位,比如进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有的还进入人大常委会。由此可见,一个时期一个体制,一个体制一个方式,哪个好,哪个优越,只有老百姓心明眼亮,只有改革者知道内部情况。 现阶段能否试验这样一种办法,计划经济中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计划,在计划经济中发展市场,这也是经济规律。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寻找最适宜老百姓利益的生存之路,如果老百姓生活水平上不去,已经到了四面楚歌,这样的体制就需要打破常规,再次改革。不是说现在的体制不好,改革开放就是寻找最好的办法,哪个办法最好就应用哪个。在这里看看有你要的不?很好的网站哦!市场经济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有了市场。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经济类型和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则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在出现了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人制度等重要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状态的情况下才正式形成的。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义务本位进展到权利本位,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实质是私权本位,即主张绝对私有权和私有财产神圣,把私权和私利作为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原动力。这既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渊弊。 由于权利本位的确立,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特别是契约自由原则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彼此有利的交往和交易,意味着可以凭靠契约规范来约束交易行为乃至全部经济行为,从而形成所谓"私法自治"的原则,即所谓"协议即法律"。正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此,可以说,权利本位、契约自由,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对法律之需求的深厚基础和源泉。它们并通过民事责任制度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过错便无责任")而得以强化,使对个人人格的绝对尊重和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成为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宽阔天地。近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得益于法人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因为生产要素商品化,法人以商品交换为纽带形成交换关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法人作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语),使获得资本和积聚资本具有了稳定的法律形式。法人制度有利于确认和保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有利于确认和维护市场经济关系中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它把法律的保护领域和规范范围从经济活动中的自然人个体扩大到社会组织及其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机制的社会化程度和进程。 发达的市场经济经由了从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本位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所谓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所补充,绝对私有权也受到一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因团体契约和法规限制而有所修正,过错责任原则也因无过失赔偿之成立而受到冲击,但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法治条件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迫切。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对诸如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和结构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市场参加者的行为及相互关系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各环节的规范等等;以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障,并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失序性行为。特别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规范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以法制权,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些都必须要靠强化法治,健全法制体系和完备法律手段,而且它们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机构成。法律对经济运行不仅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而且起着调节、引导、组织、管理、预测等作用,它为市场交易行为和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稳定、明确、普遍的准则和模式,提供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公开的空间和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所极为需要的。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和竞争机制决定了商品和市场都是"天生的平等派",都是自由、民主的载体,都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市场经济最需要有序化运转,否则,任一方面和环节脱序,都会造成交易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紊乱。只有法律才是保障经济有序化的最权威、最切要、也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法律权威为全社会所共识,法定的权利为全社会所共享、法律规范也必须被全社会所普遍遵行。 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蕴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时滞性、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也是应当的,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利于保证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合理调整重大经济结构,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等,对于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是无能为力。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发展经济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也是既具有相斥性,又具有互补性。只能说作为经济类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计划经济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控必须是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计划调控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而且无论是计划调控或是行政管理都必须依法进行。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法律授权,受法律所监督和限制。否则,就会使受不到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意志和权力任意施行和膨胀,从而反过来限制、干扰甚至侵害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哲学思考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事务的直接干预越小,政府机构的职能越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高。法治经济所需要的是有限的政府权能和受控的政府行为。总之,怎样做到使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有机耦合,关键也要靠法治。法者度也,只有靠法律的力量才能制衡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府)的干预与作为权利主体的市场参加者(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使之均不失度、越轨。而且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在于使社会"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的支配,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国家计划的随意性,保障市场机制的自主、独立和稳定性。正如马克思在谈法律的这种重要社会功能时所说:"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由此可见,统一都纳入法律轨道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二者纵横结合,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法治运作中的两翼。 至干为什么说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法制经济",个中亦有其深刻的意蕴。"法制经济"与"法治经济"这两个概念虽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这正如"法制"和"法治"有严格区别一样。一般含义的"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它与国家和法律相伴并随,与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到了近代社会,法制才与民主政治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当然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和秦始皇的暴政正是导致秦朝很快覆亡的重要原因,而希特勒也可以利用其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制度来残害人类,因为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法制",都可以在"法制"的外衣下推行暴虐的专制独裁。可见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实际上是人治,法律不过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的工具。而"法治"即依法而治,它与人治相对立,由民主相融而共存。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法治乃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它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它与任何形式的人治和专制绝难并存。换言之,有了国家和法律也就有了法制,只不过其健全和完善程度不同而已。但有了国家和法律,建立了法制,却并不等于就实现了法治,它还须在法制健全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了民主政治,即彻底弃绝了人治,禁绝了专制,从而使良好的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和一体遵行,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高权力层的行为都无例外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和范围。所以"法制"所重视的不过是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过程和机构的健全,其关注点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约束公众行为;而"法治"所强调的则是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机制必须依法而治,其关注点是确保人民权利,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因此如果仅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还只能是从形式上说明了市场经济要依靠法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们也都知道改革和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但却没有揭示出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制?是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合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及效益的法制?还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很大程度上是搞人治的法制?只有明确地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才能更确切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及其根本属性,才能准确地概括市场经济对法的内在的深刻的本质需求,也才能体现市场经济对法律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 二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所发展到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市场领域和规模都空前扩展,市场机制也更加成熟,而且国家调控手段也相应完善,尤其是法律手段和法治条件被予以高度重视和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又各具其优劣和特色。 目前,从有关资料来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主要呈现五种模式:(1)美国模式,人称"分散型的市场经济",有的又称为"宏观需求干预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微观经济由市场导向,政府通过法律条文和执法程序来保证市场竞争,同时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这样,投资者就敢于冒风险、把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资金流动也比较灵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2)英国和北欧等福利国家模式。企业和家庭由市场维系,政府作为第三者调节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3)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微观经济自发调节;宏观关系政府控制,实行"尽可能多的竞争,最必要的计划"。同时实施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它们都不能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展,主张使带来效率的市场和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4)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生产和交换等由市场组织;由政府制定中长期规划进行指导。(5)日本的国家发展导向模式,或称为"协调型的市场经济"或"社团市场经济"。注重经济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引导,限制过度的市场竞争,并与企业巨头紧密协作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着力解决宏观经济体制的互相约束与彼此协调。 这些均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机制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随着经济规模和领域的扩展,市场体系的日益复杂庞大,市场经济关系的覆盖面、触及面越来越宽广,现代市场经济已不能单靠"私权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和发展,还需要有良好的公共权能体系予以宏观调控,进行间接干预,才能保持在高层次、高水平上运转。但是这种宏观调控和间接干预必须适度和具有自控能力,否则就会打乱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破坏市场经济关系,以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而如何使市场机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契合,就只有靠法律,关键就是实行法治。从法治的观点看来,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都可以归结为法律的手段,都必须由法律所武装和整合,受法律的监督和限制,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更具有权威性,以避免其随意性和偶然性,也便于使计划从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化,政府职能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协调型。经济调控手段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法律手段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基础和效力依据。法律的手段比起其他手段所具有的优点在于: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化调整手段,它与经济手段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普遍制约性;与行政手段相比也有其特具的优点:第一,它可以避免因政策性变换造成的短期行为等不利后果,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第二,它不是简单地抑制某一种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力求消除某一类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并保护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至于制止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打击经济犯罪、矫正越轨的行为习惯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就更得靠法律的手段了。所以法律的调整手段比较有利、有效,也更少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 法律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局上进行宏观调控,以及规范协调和统筹各种宏观调控手段,而且还深入到了微观经济领域。即无论是市场或是企业的管理和运行,都要靠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作保证,都必须依法进行,这已无需赘言。同时,企业和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所需要的一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规章、双边及多边协议、契约等,只要是涉及到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具有一定规范作用,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并符合程序,都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和效力,从广义上讲,都是经济法治的必要补充和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其具体含义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其中,法律贯穿始终、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法律为纽带,以市场为中心,把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紧紧地、广泛地与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连结在-起,以充分获求和实现经济活动乃至一切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影响和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经济利益和法律后果支配和左右着人的各种行为。一方面,有利可图成为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经济组织、经济关系产生、形成、发展、变更的吸引力、聚合力;另一方面,行为自由和无所顾忌便是法无限止或有法可依,而法律所不允许者是人们作行为选择时必须最慎重予以权衡的社会禁令。因此,效益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利弊优劣都与此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 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既要求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又要求秩序和机会均等;既追求效率和效益,又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和公正;既要求民主、公开的氛围和人的行为自由及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要求对各种利益倾向、利益主体、利益集团施以统一、协调、制衡。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真正实现自由贸易必须以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前提,反对对市场的垄断、操纵和诈欺行为,反对以权力等非经济因素来肆意干预、左右经济。正当的竞争是平等的竞争,是机会均等而且又是风险均等的竞争。然而竞争既带来效率和效益,又可能扩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如果得不到适度的控制和缓解,就会成为妨碍经济进一步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险措施来予以缓解,并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使企业得到平均利润。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和法治。法治既可以保障自由竞争和效率,又利于保障和协调社会分配,平衡利益冲突,达到必需的社会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它只能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作到绝对平等和公平,公平和平等都以权利对等和机会均等为参照系。绝对平均主义既丢掉了效率又不可能达到虚拟的公平,因为如果缺乏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机会均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而只能造成普遍贫困。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无一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协调和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摆脱不了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通过改革而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有条件比较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既不能以单纯追求公平来牺牲效率,因为如果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就没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又不可因着意强调效率而忽视、放弃社会公平,因为分配不公、不合理,不仅会刺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和承受力,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当然,防止分配不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既不能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又不应加大贫富悬殊、放任两极分化。至于诸如"脑体倒挂""非商不富"等不正常现象,则本身就是国民再分配不当、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扭曲,须尽快改变,否则也会加大分配不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基础,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基点和层面上来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既允许先富后富,提倡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上拉开档次,经济发展和效益上体现出差距,鼓励在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发财致富,以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避免加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特别是制止非法致富,禁止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并通过改革把劳保福利变为国家既承受得起,又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加强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这样,就便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初次分配反映效率和差距,又通过国家调节的作用进行的再分配体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一切,更离不开法律和法治。 为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必须处理好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不能把精神生产排除在国民再生产和再分配体系之外,因为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乃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在现代社会,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与日俱增。因此,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劳动及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变为商品,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又不能使精神生产、文化领域以及政治行为都一概简单地适用商品交换和市场法则,因为它们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和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能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而不能要求与之亦步亦趋甚至予以销融和吞并。否则,就不仅会妨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能动的反作用,而且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而社会分工,既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互为因果。所以,发展市场经济绝不等于要全民经商和一切社会关系商品化、一切经济关系商业化。现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是需要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与之相配合,否则,经济发展就缺少后劲,还会失去动力。即使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重发展,也在努力建设为其物质文明服务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性质不同而已)。任何对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削弱和损害,都将导致扼杀经济发展本身。为此,就必须为创造性智力劳动及其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之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同时从法律上明确地区分和界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和精神生产要素,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等等,以避免构建市场经济关系时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使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更高,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商品及市场经济关系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要求也更突出,就更需要有完备的市场规则和严密的法制保障。否则就会失序和乱套。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覆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而且要求把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作为其运行空间,要求突破区域限制和关税壁垒。因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广延性,市场机制本能地就趋向于广泛联系性和不受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区域性扩大到全国性,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一般说来,市场空间越宽广,交换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高,资源配置也越易趋于合理。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不但与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主义尖锐对立,并且与狭隘的关税保护、封闭的双边贸易不相适应,而要求整个世界市场都畅通无阻,连为一体。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封建主义的遗物,又是权力经济惯性的表现,使企业"婆婆""保姆"争属,令出多门,限制和阻隔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破坏了机会均等,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顽敌。而关税壁垒不过是它们在对外贸易上的延伸,是闭关锁国习俗遗留下的经济屏障而已,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可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接轨,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合拍。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促使我们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使国内法律制度和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规范相衔接,国内市场运行规则还应符合有关国际惯例的任务。为此,就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不能简单、完全地移植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打破空间界限,不囿于姓"资"姓"社",积极、大胆地引进和借鉴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和法律规则,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通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便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收到超前和简便之功效,从而大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国际性与注意中国国情并不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调配、适用各国特色的国情。 三 由此可见,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正发育于90年代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发展条件既有利又有弊。这主要是表现在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上。由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历经数百年,因此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人类共同体的"获得性遗传"作用而有一个高的起点,即利用其已有的成就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这样就不必从头做起,从而简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行程。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半封建、半殖民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之以住"左"的错误的影响,使我国的市场发育至今还不充分,市场机制不成熟,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和观念都具有顽强的抗力。特别是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不完备、不健全,人治习惯还顽固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使我们尚未具备立即直接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努力创造好条件,排除种种阻力和困难,力争尽快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上轨。 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切认识和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的观念,以便增强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大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以及整个民主、法制建设,加速这一转变过程,使我国经济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台阶。 为此,就需要正确理解"法治经济"的特征和内涵。 (一)"法治经济"是相对于"人治经济"而言,是人治经济的对立面。而人治经济中弊病最多,危害最大,传统势力也最为顽固的,就是权力经济。因此,为使问题更明确起见,现特就法治经济与权力经济作一比较,二者的对立除了以上所谈及的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l、权力经济是一种人治经济,无规则的非程序性经济,排斥平等、公开、公平、公正,也无自由、民主可言。封建社会的所谓"官商",现代社会的所谓"官倒",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都是权力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靠手中的权力或特权来操纵控制经济,以攫取超额利润。权力经济习惯势力造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很容易导致滥施权力,而政府权力无限制地介入经济活动,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从而成为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经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如国有企业利用独占生产经营权对市场进行垄断,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利用行业管理权力实行操纵和控制,行政性冒牌公司牢牢抓权并利用权力抢掠式经营,地方之间为保护地方利益而实行经济封锁等等。这些既是权力经济的恶劣表现,又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后遗症。以往的计划经济给权力经济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种权力型经济、人治经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计划经济只适合于政权初建和巩固政权并凭靠政权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上进行了深入的改革,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更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部分主要讲取得的成就。二:经济社会发展到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同时,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相比,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等同于生产关系)改革相对滞后,原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部分领域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部分主要讲新产生的问题。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坚持不懈地对生产关系进行优化,使之更好的适应和促进新形势下的生产力发展。这部分主要讲生产关系的优化。四:应该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推进,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使之更好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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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下面是一篇会议论文,参考一下吧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 今天,我讲两个问题:一是当前经济形势,二是当前改革情况。纯属个人的一些看法,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当前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年实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2000年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的可喜的变化,总的形势比较好。具体表现如下: 1.经济增速止跌回升。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年最高增长率曾达14%以上。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从1993年下半年起开始实行宏观控制,速度随之下滑,每年差不多回落一个百分点,到1999年最低只有7.1%。2000年以来,已经扭转了这种减速运行的局面,前三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8.2%,比上年全年高一个多百分点。 2.国内需求全面回升。针对连续几年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从1998年起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假日天数。实行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回升。2000年1一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历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达1.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增速加快了4.9个百分点。 3.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2000年以来,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长,1一11月累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其中出口增长%,进口增长37.4%,分别比上年同期的增速高出20多个百分点。4.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0年1一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7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增长了1.4倍,亏损下降16.3%。 5.通货紧缩局面有了缓解,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增加。从1997年下半年起,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消费价格绝对水平下降,1998年为1.8%,1999年为1.6%。2000年已基本扭转了这种趋势,1一11月转为上升0.2%。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前三季比上年同期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上述情况,不仅证明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速回升,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而且标志着我们已经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不足之处是,目前的经济增速回升,受政策性。外部性的影响较大,有碍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为此,我们决定在第四季度增发500亿元国债,以继续扩大投资和内需,促进市场旺销;加之国际经济看好,出口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以及去年第四季度增长基数较低等因素,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年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8%,比上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左右。到2000年底,第九个五年计划可以全面完成,达到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国内生产总值全年达到1万亿美元,每人平均超过800美元的既定目标。 对于下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和目标重点,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一个轮廓的建议。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定具体规划,准备在明年初举行的全国人代会上通过后实施。其主要的任务和发展趋势是: 1、坚持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即每年平均增长达到7.2%左右,其中前五年可能略高一些,后五年可能略低一些。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力,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居民收入,使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提高。 2、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点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实施西部大开发,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逐步解决城镇化水平长期过低问题,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实现社会生产力既迅速而又持续的发展。 3.深化经济改革,搞好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这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关键。重点是:进一步放开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精简行政机构,转换政府职能,尽可能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与此同时,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科技进步与人才培养,积极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研究,集中力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4.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把吸收外资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推进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开放。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大胆吸收借鉴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经济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外商合法权益,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范和我国国情的对外法律体系与对外经贸体制。 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经济将一定能够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 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情况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57年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权限上放放收收,调整隶属关系,虽然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但由于方法不对头,没有取得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总结经验,才认识到主要应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看清了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提出来要以市场为取向进行改革,逐步扩大市场的比重,缩小计划的比重,这才使改革一步一步走向前进。但是,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改革也就不可能迈出很大的步子。直到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此以前,不少同志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但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样,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才把这个理论问题最终突破,明确提出来,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很不容易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要干些什么?党的十四大规定得很明确,主要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从现在来看,这四个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一个真正的市场,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机制。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成其为市场经济。而且这种市场不仅仅是一般的市场,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不仅仅是商品市场,而是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全面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市场改革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可以说是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最大的进展,商品市场现在已基本建立了。因为有没有市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价格,即价格究竟是由国家规定,还是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来浮动。由国家来规定,就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一个模拟市场,所以不能单纯以有没有东西卖来作为衡量市场的标准。过去较长时期甚至最困难时期也有东西卖,有的地方甚至摆得琳琅满目,但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模拟市场,因为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消费品价格,在改革开放以前,95%以上是国家计划规定的,现在95%以上已变为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采购价格,过去几乎百分之百由国家计划规定,现在大约80%(有说85%)以上由市场决定。这说明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当然,价格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放开,任何国家也没有百分之百放开,有少数价格如公用设施。能源价格等一般仍应由国家控制,但在管理方式上要作一些改变。 要素市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资金市场,一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看来差距都还很大。资金市场衡量标准是看利率(包括汇率)是否放开,现在看还没有。劳动力市场衡量标准是就业和工资是否由市场决定,这方面目前有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还没有走上市场。 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是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这是非常根本的。有了市场,但市场是否能很好地运转,取决于市场运行的主体,即企业的体制和机制能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基本上是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已基本上相适应,所以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而且是当前经济的最主要的增长点;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至今还不相适应,尽管国家给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困难还很大,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影响整个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宏观管理。基本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或者说是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建立;另一部分是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过去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采取直接调控的办法。搞市场经济就不能采取直接调控了,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有一部分带强制性的,也只能采取法律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财政、税收、特别是金融手段为主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展较慢。主要是政府本身的改革,精简机构。职能转换进展比较缓慢。 第四个方面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在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过去的分配,说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铁饭碗,大锅饭,没有大多的差别现在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分配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是又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效益对,有可能分配,没有效益就没有东西分配。同时还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等也要参加分配。这些方面目前正在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是能不能达到合理分配、公平分配、保障社会稳定、保持群众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过去做得不够,现在正在推进。 从以上四个方面,说明改革已取得不小的成绩。正因为改革取得进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各个领域的改革有的进展快,有的进展慢。比如市场这个环节,商品市场的建立进展后面貌改变不了,而且还影响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影响金融体制和劳动体制的改革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组织形式就是公司制和股份制。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实质是一部分要转让和退出;一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有了这些指示精神,完全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从现在进展情况看,调整所有制结构快一些,真正按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慢一些,因为对怎样搞好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包括:如何做到股权多元化,如何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经营者激励和制衡机制等,还没有找到一种切实可行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可能还有个探索过程。第三个方面是宏观调控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快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换。现在,大家对机构精简都比较重视,但职能转换很不理想,往往是变了一种形式来控制企业,控制经济。比如过去搞计划经济,是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控制,现在这方面确实是少了,指令性计划已不多了。但不少地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想方设法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审批项目,干什么都要经过他审批。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深圳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大多数审批项目都已取消。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还是活不起来。而且审批经济比计划经济的透明度更差,可能带来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问题会更多。所以,职能转换一定要彻底,绝不能改头换面,把原来的计划权变成审批权。第四个方面就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当前最突出的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不快,已经影响和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因为国企改革必然要进行职工下岗分流,但又没有人“兜底”。当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难度也不小,如中央去年就公布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退休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很好,但落实起来比较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保障基金欠账无法解决。据说这笔欠账至少有3万亿元,要解决困难确实不小。但社会保障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广大劳动者生活的基本保障。必须想办法抓紧解决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快有的慢,落后的主要是要素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必须下决心加快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使其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大体相衔接。因为体制就是一种制度,作为制度就应该是规范的和互相之间大体平衡的。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混乱现象就很难解决,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也很难根除。而且,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要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制,使各方面都依法办事,这是实行市场经济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快改革,争取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会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

中国经济现状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8-21 16:01 | 提问者:金79 | 检举下面是我偶然看到的对2005年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且不论积极或者消极,就一事实的角度.谁有没有对于现在的2007年的经济情况的文章?很想知道中国经济现状,就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问题补充:崩溃,要怎么做啊最佳答案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措施,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万外又口道夫国网人觉么政束的影啊,以父别两牛技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或者。从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措施,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万外又口道夫国网人觉么政束的影啊,以父别两牛技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或者。从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和,2012年预计为。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四、PMI分析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势。

经济体制改革杂志

权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在改革研究宣传方面具有专业权威性,在改革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东信愿与杂志社建立长期交流沟通机制,共同探讨企业改革方略,以改革激发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于1986年创办,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唯一承担改革宣传任务的国家级刊社。

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达到如此程度,不是偶然的。对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与主流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所谓这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27日经济新闻版,樊纲短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试问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了,把改革后出现的现在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归罪于旧体制,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还有所谓产生的原因,是“发展问题”。如樊纲此文认为,只有通过持续长久地发展,才能解决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有人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大教授张维迎)把当前严峻的分配问题,推拖到未来的发展,这是不负责任,不想解决问题。事实是,从1978年至2006年,28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多,在世界上的位置由第10名上升为第4名。试问发展的时间,还不够持续长久吗?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吗?在世界上排名的地位,还不够高吗?只追求发展,不管分配,蛋糕即使做得再大,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试问这样下去,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解决问题呢? 我认为,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的改革。我国著名的已故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曾经指出:“在 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 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所写的序言,此书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认为,陈岱老的估计不幸而言中。由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误导,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这种悲剧性后果的一种表现。 面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汹涌浪潮,我国的正派学者 和有关部门也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1994年起组织召开了多次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出版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两本书(高鸿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和1996年出版),收集了与会学者包括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胡代光、范家骧、李成瑞、奚兆永、杨德明、丁冰等学者几十篇文章,也有本人三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产权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这两本书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及其对改革的干扰,起了一定作用。 中宣部1990年5月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尖锐地指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反对我们揭露和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甚至主张加剧两极分化,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宣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目的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植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里把我国那些信奉西方经济学搞自由化的人,他们要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政治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由于高层领导的自由化倾向,反对这种正确意见,不择手段把它压下去了,结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愈演愈烈。 2、最为严重的是假经济体制改革之名,加速推行 私有化,加剧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本意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下放管理权限,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更快发展。这在全会的公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著作中都讲得很清楚。 但后来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弯曲为经济制度的改革,大搞西化、私有化,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分配的经济基础。

不是核心期刊刊名: 经济师 China Economist主办: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周期: 月刊出版地:山西省太原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4-4914CN: 14-1069/F邮发代号: 22-100历史沿革:现用刊名:经济师创刊时间:1986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00)期刊荣誉:社科双效期刊

教材:1、〈西方货币银行学〉(主编之一),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2、《货币金融学》(主编之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学术论文:1 、“边际分析法的科学内与经济学的变革”,《经济学动态》,1987年第4期2、“西方银行资产投资行为的理论与模型”,《国际金融研究》,1987年第4期3、“金融深化论及对我们的启示”,《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5期4、“购买力平价论与利率平价论的综合及应用”,《国际金融研究》,1989年第11期5、“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恶性循环”,《世界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1990年第2期转载。6、“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困境及对策”,《财贸经济》,1990年第2期7、“土地税与经济发展”,《财政研究》,1990年第6期8、“九十年代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际金融研究》,1991年第1期9、“90年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我国的对策”,《世界经济研究》,1991年第2期10、“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经济评论》,1992年第4期11、“产权改革与银行企业化”,《财贸经济》,1994年第1期12、“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与人力资本的增长”,《咨询与决策》,1993年1期13、“经济增长中的产权问题”,《经济学家》,1994年第1期;论文被人大《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1994年第4期转载,14、“产权与通货膨胀”,《金融体制改革》,1994年第第6期;本文被大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保险》1994年第11期转摘。15、“我国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及对策”,《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第4期。16、“我国宏观经济的矛盾及根本的解决措施”,《财经问题研究》,1995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1995年第6期转摘。17、“我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原因及对策”,《经济评论》,1995年第4期18、“中国转轨时期金融改革与企业发展学术讨论会综述”,《经济研究》,1995年11期;人大复印报刊《金融保险》转载,1996年第2期19、“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约束激励机制”,《经济学家》,1995年第4期20、“导致我国银行债务危机的赶本原因在于传统和产权制度”,《经济科学》,1996年第2期21、“债务、债权与产权”,《财经问题研究》,1996年第8期22、“利率合理化的理论与实践”,《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4期23、“中国国债市场的产权问题”,《金融体制改革》,1997年第8期;本文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转载24、“我国股票市场的产权问题”,《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2期;本文被人大报刊《投资》1998年第6期转载,25、“论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26、“我国民间信用活动中的产权问题”,《经济科学》,1998年1期;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金融保险》1998年第4期转载。27、“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评价”,《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28、“利息理论与利率政策”,《管理世界》,1998年第2期29、“我国的商业信用及商业票据中的产权问题”,《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30、“优化调整金融资产结构的基础条件”,《金融时报》,1999年4月3日31、“再论金融资产的定义及制度性质”,《金融时报》,1999年5月15日32、“产权改革、市场主体与市场规则”,《经济评论》,1999年第4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计划》1999年10期转摘,33、“中国利率实践中的产权问题”,《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第6期34、“我国国有企业财务活动中的产权问题”,《金融与经济》,1999,6;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工业企业管理》1999年第10期转摘。35、“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分析中的产权问题”,《银行与企业》,1999,7;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金融》1999年第10期转载。36、“论金融的实质及制度前提”,《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37、“产权改革为中国金融市场化创造制度前提”,《金融时报》,1999年8月7日38、“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创造制度前提”,《金融时报》,2000年5月7日39、《产权改革: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的根本措施》,《金融时报》,2000年6月14日40、《产权改革、人民币自由兑换与WTO》,《金融研究》,2000年第8期41、《产权改革与中国的投资需求》,《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7期42、《中国信用不规范的制度根源》,《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0月12日43、《中国汇率市场化的产权问题”,《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44、WTO与人民币自由兑换”,《武大学报》,2000年第4期45、《多重视角看外汇储备规模》,《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5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转摘。46、《新制度金融学探索》,《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6期。47、《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产权问题》,《福建论坛》2002年第4期。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年第11期转摘。48、《中国价格问题的产权分析》,(美)《中国经济评论》2002年第2卷,第3期。49、《中国产业问题的制度分析》,《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2期全文转摘。50、《中国货币政策中的产权问题》,《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6期。51、《论货币自由兑换的制度基础》,《管理世界》杂志2003年第9期。52、《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2期。P77-8253、《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新制度金融学探讨》,《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4期。54、《中国超额货币的制度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55、《产权,法律制度与中国金融发展之谜》,《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8期。56、《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几点重新认识》,《福建论坛》2004年第9期。57、《人民币升值之争的理论反思:新制度金融学的解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本文分别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保险》2005年第2期全文转摘58、《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金融研究》2005年第4期。59、Robin Hang Luo and Chun Jiang, 2005.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Cost of Capital Control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United States), , , 、江春,许立成:《法与金融学的文献综述》,《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5期。6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顺序》,《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7月29日。62、江春,许立成:《法律与金融中介的发展:一个再检验》,《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八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63、《中国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新制度金融学的解释》,《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10期。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保险》2006年第1期全文转摘64、江春:《超额货币与人民币汇率》,《经济科学》2006年第1期。65、江春,刘春华:《经济转轨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制度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06年第5期转摘。66、江春,刘春华:《货币政策的利率效应:来自中国过去20年的实证》,《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67、江春,许立成:《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的经验证据》,《财经科学》2006年第5期。68、江春,《中国外汇市场的新制度金融学分析》,《经济评论》2006年第3期。69.江春:《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的合理化》,《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9月15日。70、江春,许立成:《法律制度、金融发展与经济转轨》,《南大商学评论》第九辑(2006年6月版)。71、江春,李征:《中国货币内生性原因新探》,《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72、江春,许立成:《金融发展中的制度因素: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财经科学》2007年4期。73、江春,许立成:《制度安排,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金融研究》2007年第7期。74、江春,许立成:《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8期。75、江春,刘春华:《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理论、经验与启示》,《国际金融研究》 2007年第10期。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2007年第12期转摘76、江春,王鸾风:《制度与金融发展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4期77、江春:《论人民币汇率政策思路的重大转变》,《财经科学》2008年第1期p1-9。本文分别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经济研究参考》第十八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08年第6期转摘。78、江春《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变革与经济转型》,《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江春,杜颖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8期 p95-9980、江春,许立成:《中国金融发展与转型:从政府到市场》,《福建论坛》2008年第10期。81、江春,王鸾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制度分析》,《财经科学》年2009第4期。P1-9.国际期刊论文· Robin Hang Luo and Chun Jiang, 2005.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Cost of Capital Control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United States), , , · Chun,Jiang,Hsu, L.,and Chi, W.,2012: “Does Real Output Converge? A Regional Study in China”, Economic Computation and Economic Cybernetics and Research, Vol.,2(2012),. (SSCI)· Lin , Hsu-Ling Changb, Chi-Wei Suc, Chun Jiangd,2013: ”Real Interest Rate Parit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Based on China with Flexible Fourier Stationary Test”,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5–26 (2013) 52–58(SSCI)· Chun Jiang , Xiao-Lin Li , Hsu-Ling Chang , Chi-Wei Su, 2013: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and risk premium converg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Vol. 33 (2013) July, –208(SSCI)· Chih-Wei SU, Hsu-Ling CHANG, Chun JIANG(Corresponding author),2013: “Does Wealth or Credit Effect Exist in China?”, Romanian Journal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Volume 16, Issue 3, .(SSCI)· Chun Jiang, Tsangyao Chang, Xiao-Lin Li, 2015: “Money 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a Wavele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ume 35, January 2015, pp. 249–261(SSCI).· Chun Jiang, Mohsen Bahmani-Oskooee, Tsangyao Chang,2015: “Revisit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 OECD”, Applied Economics, 2105, June, 47, 40, pp4323-4334· Chun Jiang, Yi Wang, Tsangyao Chang, and Chi-Wei Su 2015:“Are there Bubbles in Chinese RMB-Dollar Exchange Rate? Evidence from Generalized Sup ADF Tests”,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 SSCI )

《经济体制改革》投稿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活力和发展的速度。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1984年扩展到城市。1992年,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中国政府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方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997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使经济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按预定计划,到201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和落后,充满活力,正阔步走向繁荣富强。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推动中国进步的改革开放也不曾停息。截止2008年,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重视从制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重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企、市场、财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入推进。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继续深化,实现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初步分开。中国就电信行业重组作出部署,竞争性市场格局进一步形成。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至149家。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问题正在逐步缓解。2008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实现产值6.58万亿元,实现利润6258亿元,同比增长30.8%。中小企业较为集中的纺织行业销售额增长17.4%,利润增长8.4%。尽管同期中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但同时又新增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1.98万户。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但由于中国一些中小企业的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自有品牌,市场竞争力较弱。近期又受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和进口要求减弱、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和出口出现了困难。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大背景和中国中小企业自身特点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上述现象是正常的。目前,众多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门已出台并正在研究拟订相应的财政、货币等政策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比如,国家调升了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央行最近增加了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东部沿海省份也在采取有力措施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有关部门发布《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创新企业直接融资产品。全面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业务。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积极推进。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黄金市场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企业债、公司债发行规模扩大,债券管理体制、市场化发行机制和发债主体自我约束机制不断完善。 继推出能繁母猪险后,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湖北等地大面积推开,范围不断扩大。通过规范发展土地市场,完善经营性土地出让制度,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出让制度,国有土地招拍挂出让比例明显提高。山西、内蒙古等8个省份开展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山东、贵州等8个省份开展了建立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试点。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理整合力度加大。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断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在近70个中央预算单位推行公务卡管理制度。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统一。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四家改制改革后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得到提升。农业银行改革基础性工作继续推进。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突破,近期将挂牌成立股份公司。以培育Shibor(报价制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核心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半年来,人民币汇率继续双向浮动、有贬有升。境内外汇流动性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民生领域的改革取得新成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2008年上半年全国又有18个地区执行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共有16个省份发布了工资指导线,引导企业通过集体协商合理确定职工工资。目前多数省份已基本解决工资历史拖欠问题,各地加快完善企业工资支付监控和欠薪报告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以及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教育体制进一步健全。从2008年春季学期开始,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享受了免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的格局基本形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6月底,31个省份全部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覆盖,提前实现了今年全覆盖的目标。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方面,今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顺利完成;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天津等6个省份做实个人账户比例提高到4%;省级统筹工作加快推进,目前已有18个省份实现省级统筹;在5个省份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国家继续推动东部地区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工作,扩大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试点,全国出台地方生育保险规定的省市达到28个。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覆盖面继续扩大。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3574万人、4539万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积极推进。有关部门继续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多渠道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国家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08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意见,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省份启动试点工作;北京等21个省份开始推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农村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对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明确了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目前,已有19个省份出台了关于推进改革的文件,已完成承包的林地8.78亿亩,占集体林地的34.5%。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的试点积极推进。国务院对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作出安排,要求通过改革,使海南农垦的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海南省华侨农场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全省5个华侨农场全部实现了属地管理,华侨农场办社会职能已全部分离,归难侨危房改造工作全面启动,华侨农场归难侨社保问题解决方案出台,澄迈大丰镇(由华侨农场改制设立)正式挂牌成立。行政管理体制和综合配套改革稳步推进国务院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新一轮改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重点是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为27个。各部门按照改革要求,进一步理顺职能。党中央、国务院研究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5月1日正式实施,对保障经济社会主体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群众生活的服务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亮点纷呈。云南省从3月1日起,正式实行行政问责制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进一步强化行政责任,规范执政行为和公务员职业操守,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湖南省颁布了全国首部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职权法定、职能管辖、创新行政管理手段和方式作出明确要求。上海浦东新区试点开展3年来,已在行政管理体制、涉外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务院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滨海新区的金融、土地、涉外经济体制等改革逐步展开。深圳市在社会体制、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创造了特区的新优势。武汉城市圈的改革方案已经报送国务院。重庆市、成都市和长株潭城市群正在抓紧完善改革方案。

副高级和高级经济师的职称论文,要选择核心级期刊。根据查询,筛选了经济领域核心期刊,现在国内有150本左右的核心经济期刊,在平台内,编辑将经济类期刊归纳在“经济期刊”栏目下,经济从业人员可找到版块并进入查看。

杂志编辑摘选了部分核心的经济期刊,在此参考:

《经济学家》、 《经济纵横》、 《经济研究》、 《经济问题》、 《经济科学》、 《经济管理》、 《当代经济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 《现代日本经济》、 《亚太经济》、 《宏观经济管理》、 《宏观经济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问题探索》、 《技术经济》、 《南方经济》、 《上海经济研究》、 《现代经济探讨》、 《消费经济》、 《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流通经济》

《财会月刊》、 《财务与会计》、 《会计研究》、 《会计之友》、 《审计研究》、 《审计与经济研究》、 《中国审计》

《农村经济》、 《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

《产业经济研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企业经济》、 《现代管理科学》、 《中国工业经济》

《财贸经济》、 《财贸研究》、 《财经问题研究》、 《财经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

《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问题》、 《价格月刊》、 《商业经济研究》、 《商业经济与管理》、 《国际经济评论》

《税务研究》、 《税务与经济》、 《金融经济学研究》、 《金融理论与实践》、 《金融发展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投稿不好投。经济体制改革期刊是一本双核期刊,投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经济体制改革》原稿必须提供200位以内的论文摘要。摘要要要概括文章的主要观点,在文本中选择重要、新颖的任何观点或两个观点,只能客观地提出文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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