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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译文：
因此圣人不是在生病之后才去治疗，而是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进行预防；不是在身体的功能紊乱之后才去调理，而是在身体的功能还没有紊乱的时候就进行预防，说的就是这些道理。
疾病已经生成然后才去用药治疗，身体的功能紊乱之后才去进行调理，打一个比方，就像是口渴了然后才去掘井、战斗已经开始了然后才去铸造武器—样，不是太晚了吗？
出自《四气调神大论》，选自先秦佚名《黄帝内经·素问》。
扩展资料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
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意思是说,假如一个人的肝脏出了问题,不要指盲目的治疗肝脏,还要从其他未生病的脏器着手。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心属火,木生火。 所以也要从肾脏和心脏上着手治疗。而“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意思是说,假设一个公司的管理模式上出了问题,造成了混乱。不要指盲目的解决当前的混乱,而要从造成混乱的原因,和混乱将会导致的后果着手。简单的说,就是把前头和后面两端解决,中间的那段麻烦也就不存在了。
原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出自《黄帝内经》第二篇 四气调神大论译文：因此圣人不等病已经发生再去医治，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如同不等到乱子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乱子发生之前，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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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2010试题名词解释：梁思永 金牛山猿人 瑶山墓地 二里头文化 诗经 夏商周断代工程 山海经 九品中正制简答 ： 简述聚落考古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随堂考古的重要发现与研究动态 王莽改制 内容论述： 1试用考古发现材料说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社会形态 2春秋战国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这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 用实证材料分析说明之标标点1 《国语 单穆公谏"某王"铸大钱》（忘了标题了 sorry）“景王21年 将铸大钱”到“王弗听” 2<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到“则成功大”（后一句好像错了）翻译 《汉书 百官公卿表》县令世皆秦官到乡亭亦如之-----------------------------从试题可以看出，安徽大学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与考古同等重要。我没有看过安徽大学的招生简章，仅从其他类似学校中的考研情况列几本参考书吧。中国古代史：《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华书局）或者《中国古代史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古：《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2000-2005断代考古八本（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通论》（张之恒，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有些书不好找，用电子版就可以了。在从考古博雅论坛转一点考古学的数目吧，仅作参考。《中国考古学》参考书目总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科林 • 伦福儒，保罗 • 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考古学史与考古学理论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麼：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旧石器时代考古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 • 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赵辉《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墓地研究》，《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夏商周考古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 • 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 • 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赵化成《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秦汉考古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赵化成、高崇文等《秦汉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7期。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宿白《三国—宋元考古（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74年。齐东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宋元考古秦大树《宋元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察》，《文物》2001年1期。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版。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考古小论文的格式：论文名称：论文名称亦即研究课题名称。它必须能反映你的研究的主要情况，切忌名不符实或戴“大帽子”。在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表现出较好的文学性，简短明确而有吸引力。摘要：论文必须要写摘要。摘要的作用是让阅读者先简要了解一下研究的主要情况，看看有无必要看全文。所以摘要写得不好，别人就不会看全文。好的摘要能简明清楚地表述你的研究的创新点和成果，一般字数在300字左右，它是整个研究的高度浓缩，需要有相当的概括和表达能力。关键词：能反映研究主要信息归类的几个词语，主要为文献分类编排提供信息。 课题由来：简要表述研究课题最初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引发的，反映这一课题确立的一些背景情况。这一要素能自然地引出了你的后续部分，同时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创新研究的真实性。 正文部分： 一、 研究目的：写明开展这一研究的具体目的意义。目的必须相当明确具体，二、三行字的表达就够了。有较多的小论文把研究目的写得很空、很模糊、很长，这是目的不明确的表现。 二、 研究方法与过程：这部分要讲清研究用的是什么科学方法？用到了哪些器材，一些特殊的器材还要说明来处。研究过程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要详细而有条理地进行阐述，要具体到别人照阐述重复做一遍也能得到研究结果。这一要素有很多小论文写得很短，甚至空缺，这样的小论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连真实性都成问题。 三、 研究结果：这部分表述的是研究所获得的原始数据的整理情况，应该用图表结合文字说明来表达。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是对原始数据的整理结果，而不是原始数据的简单罗列。文字说明是对图表中数据进行简要而有重点的阐述或概括。 四、 结论和分析：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研究成果即结论，二是对这个结论的简要推论。有较多的论文用研究结果代替结论和分析，这样的论文是不完整的，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五、 收获与体会：这是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参加创新成果竞赛特有的一个要素，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主要表达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在提升个人科学素养和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提高和感想，在这一部分，还不要忘了对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及其论文撰写指导帮助的老师或其它人员的感谢。 六、 参考文献：罗列所参考的书籍、杂志等文献的名称、出版年份、作者姓名以及重点参阅过网站的名称、网址等主要信息。一则表达对作者的尊重，二也反映了你的研究的起点。 以上十大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类论文用词造句要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尽量要用科学俗语，并且客观地表达，切忌感情化、情绪化用语。文章总的篇幅，一般控制在2千到3千字左右为合适。另外，多看看一些优秀的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对提高撰写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1.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2.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最好都写，尊重所有有著作权者的劳动。可以这样写：（清）钱大昕撰 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
先写编者 再写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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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3、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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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学是为了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益、强化过程评价和目标管理的一种现代教学理念。
我想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结合我平时教学中的一些体会谈谈自己个人粗浅的看法。 真实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基石 真实、有效是课堂教学最本质的要求。
一方面，“真实”是一切新课程实践的基础。要想搞好新课程改革，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另一方面，“有效”促进学生发展，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唯一标志。
而要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又必须以“真实”为基石。 一、真实的课堂应该是对话的课堂 对话是人与知识、情感、思想联系的纽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多次与课本交流对话，学生入本悟情、体情、生情、创情，实现与课本、教师、生生间的情感交融，提升情趣，这样可以激活课堂，使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
1、学生与课本对话。广义的对话，可以不直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发生在人与各种课本之间。
教师要指导学生学会接近课本，走进课本，与课本进行广泛地对话交流。例如：语文品读《将进酒》，教师提醒学生结合李白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来把握诗的意境，那么学生就会在驰骋的诗歌想像中与李白一起抛洒内心的郁闷和飘逸；鉴赏《兵车行》时，学生依照原先的方法已然可以领悟杜甫凝重苍凉的忧思。
此时传统意义上的解释、记忆方法要摒弃，学生面对课本，需要的不仅仅是解释与记忆，更重要的是理解，“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这样才能进行平等地对话。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有独特的见解和感悟，真正地提高学习素养。
2、师生对话。凡教学，都是教与学的互动交流，对话教学也不例外，它依然强调师的主导和生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互相促进。
我们早已明确教师不是课堂的统治者、知识的拥有者和唯一的传授者，但我们现在不少教师依然独霸课堂舞台仍旧是课堂的主宰，填鸭式教学依然充斥于课堂。 而高效的课堂教学不是谁统治谁，谁主宰谁，应该是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教学相长。所以，在对话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是单一的，有时候充当“红娘”，有时候扮演听众，有时候变成导演等。
角色的变化就是为了制造情境，创设情景，鼓励交流碰撞；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恰当指导牵引，把科学殿堂的绝色佳境推荐给学生；时常也被学生提醒感动。 学生的角色亦然。
3、生生对话。课堂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的互动实践活动，也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对话交流的群体学习活动。
教学中我们容易忽略的就是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然而这种对话方式正是动态思想，动态教学的最佳体现。 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学生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思维的碰撞和交融，来共享知识、共享经验、共享智慧、共享情感。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相交换，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互相交换，那么我们同时获得了两种思想。 ”教师要适当的时候调节其火候就可以了。
4、学生的自我对话。自己与自己对话，乃是对话的高级形态。
是一个优秀学生所必备的品质，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对话。教师要引导学生自觉地、理性地走进自己的心灵世界，通过对课本、现实生活的认识，与自己心灵交流，从而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言语表达（口头的、书面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学会创造思维，净化心灵，完善人格。
学生在一次又一次心灵的追问中得到人格的升华，这才算是学以致用。 二、真实的课堂应有真实的自主探索和小组合作 自主探索不是自由探索，小组合作也不是走过场、搞形式。
但有些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是只要有疑问，无论难易，甚至是一些毫无探究价值的问题都要让学生去探索讨论。 在探索过程中，没有具体的要求、提示和指导，探究方式由学生自己挑，喜欢怎样就怎样；一旦发现时间很多，就让学生“充分”探索来拖延时间；一旦发现时间不够，就匆匆走过场，往往是学生还没有进入状态，探索就已终止。
因此，我们在组织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要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小组合作的欲望。 探究和合作应是学生一种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欲望，它解决的是“想不想”探究合作的问题。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探究合作欲望，使其经常处于一种探究合作的冲动之中。（2） 探究合作要有问题空间。
不是什么事情，什么问题都需要探究合作的。 问题空间有多大，探究合作的空间就有多大。
（3）探究合作的组织要到位。首先小组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在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不应是旁观者、更不要做局外人。
教师有学生有合作学习中应该是组织者、引导者、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适时地与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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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汉语（文言文）中用法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两个读音ér和néng；它在有的句子里可以是实词，在另一个句子里又可以是虚词；作实词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动词，可以是代词；作虚词时可以是连词，可以是助词.它的意思和用法大概有十几个. 下面我把首选的古汉语工具书——《辞源》上的解释作依据，补充一些中学课本文言文课文中的句子作例句.一并打给你. 而 一、ér 一颊毛，象毛之形.凡鳞毛之下垂者也称而.例如：《周礼·考工记·梓人》：“凡攫杀援噬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 二代词.通“尔”汝，表示第二人称.可译为“你（的）”、“你们（的）”.例如：《项脊轩志》：“某所，而母立于兹.” 三连词.⒈表示并列关系，所连两项在意思上不分主次、轻重，而是并列、并重的关系，可译为“和”、“及”、“又”、“并且”或不译.例如：《两小儿辩日》：“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⒉表示承接关系，所连两项在时间、动作或事理上承接，可译为“就”、“然后”、“来”、“便”等，或不译.例如：《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 ⒊表示递进关系，后项意思比前项意思更近一层，可译为“而且”、“并且”等.例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 ⒋表示修饰关系，前项修饰后项，连接状语和中心语，可不译. 例如：《愚公移山》：“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⒌表示转折关系，所连两项在意思上相对或相反，可译为“却”、“但是”、“可是”等.例如：《狼》：“后狼止而前狼又至” ⒍表示假设关系，常连接分句中的主语和谓语，可译为“如果”、“假如”、“倘若”等.例如：《少年中国说》：“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 ⒎ 因而、所以.例如：《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 ⒏ 如果.例如：《论语·八佾》：“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四助词，跟“上”、“下”、“来”、“往”等方位词连用，表示时间或范围等，可译为“以”.例如：《图画》：“古中国之画，自肖像而外，多以意构.” ⒈相当于“之”.例如：《论语·宪问》：“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⒉表语气.略近于“兮”.例如：《论语·微子》：“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五 通“如”、如同、好像.例如：《诗经·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 二、néng ㄋㄥ 六通“能”. ⒈能够.例如：《墨子·非命下》：“桀纣幽厉，……不而矫其耳目之欲.” ⒉能力.例如：《庄子·逍遥游》：“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参考文献：《辞源》《中学文言文索引词典》 回答：2007-10-18 16:22修改：2007-10-18 21:50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 共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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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论文提纲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格式和分类，简单明了地说明论文的目的、依据和意义，甚至是两句话。这种提纲往往是用于科学论文，而且在对于各种概念有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的出来讨论的情况下。如果总要分出1、2、3......点来写的话，往往会变成“八股文”的模式，这样的论文往往是应付式的论文，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会大打折扣。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我不是科大的学生，但是我知道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很牛的学校，我想他的科技考古专业自有它的过人之处，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只要自己喜欢这个方面，就可以去报考，这样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也不会感到厌倦。我在它的官网上看到以下信息供您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技考古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钱临照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创建科大科技史学科之始。目前的科技考古实验室系2008年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联合共建，并于2009年冬经校学术委员会评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级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清时院士 实验室负责人 金正耀、阎立峰（兼） 兼职教授 陈福坤、罗宏杰、李盛华（香港大学）〔人才引进与团队建设〕 2008年引进教授1人、博士后2人；2012年引进香港大学博士1人（特任副教授）。现在编教授、副教授各3人，讲师1人。各科研课题组分布在如下领域和方向： 1. 同位素科技考古 2. 释光技术考古应用 3. 考古材料和传统工艺 4. 农业和生物考古 5. 文物保护和修复〔设施设备〕 2008年8月获批场地220㎡，并在985二期建设经费支持下购置丹麦Riso国际最新型释光测量仪（2009年9月到位安装）、蔡司研究级金相显微镜等科技考古特色仪器设备等共计160万元。〔研究生培养与国际交流〕 实验室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教学科研基地，同时面向校内外开放，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先后与牛津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RLAHA）等建立合作关系，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北欧等海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4名，在籍外国博士留学生1人。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海外名校保持学术交流往来。〔科研项目〕 2008年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基金项目18项。〔科研成果〕实验室潜心开拓传统和非传统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释光技术、同步辐射光谱技术等在科技考古领域的应用，构筑科大特色的学术高地。2010年以来，在国际科技考古重要杂志Quaternary Geochronology (SCI/IF )、Archaeometry (SCI/)，及第5届全球福布斯文物科技论坛（华盛顿2010，特邀）发表论文4篇。发表EI、CSSCI、CSCD论文20余篇、专著2部。参考文献：（中国科大科技考古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