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堂最新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园艺技术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园艺产品采后处理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2、园艺概论公选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3、园艺专题与讨论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探索4、园艺教育先驱引领专业发展--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专业5、园艺藤本植物习性及分类探究6、职业学校园艺专业教学现状及改进策略7、《园艺植物育种学》教学团队建设的措施与效果8、高职类都市园艺专业市场调研与课程体系构建分析9、高校《设施园艺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10、双循环互动教学方式在园艺专业中的实践与探索11、《园艺设施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12、园艺植物营养诊断课程建设途径13、园艺专业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实施浅谈14、中职园艺生职业素养培养策略研究15、园艺产品安全生产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这篇文章，应该从以下几点写：1、内循环、双循环的定义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2、我国目前内循环双循环发展到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到必要性，可以具体写（1）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单边主义，疫情等等。（2）不发展这个战略可能造成的问题。3、结论
不止题目 正文都有
1，基于PDCA循环视角下“双十一”网购狂欢节的探讨 摘要：全文在对PDCA循环和"双十一"网购狂欢节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双十一"网购狂欢节存在的诸如商家虚假降价、打破消费平衡、交易平台延迟、快递"爆仓"和服务品质下降五个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助PDCA循环提出了制定周密计划、提升执行力、加大检查力度和妥善处理售后这四大对策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2，基于网购节的兴起对电商企业发展的反思——以我国“双十一”为例【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支付工具的日益完善,网络购物的优势凸显,加之网络商业文化的聚集效应,网购节迅速兴起。本文通过对"双十一"电商大战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网购节中的若干问题,通过深入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以供电商企业参考,为电商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采纳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和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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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题目越小越好写。综述文章比较难，因为你需要看很多文献才能写。像你好几个耐盐性的测定，做个实验写个实验报告，头尾加两段套话就是论文了呀。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2、现代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对"三农"工作新形势的综合判断3、德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特点及其启示4、农村劳动力流动、农业发展和中国土地流转5、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6、国外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启示7、生态农村--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新思维8、"十五"期间农业、农村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9、苏南地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模式探索10、中国有机农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利用和农户收入的影响11、试论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12、生物质能与农村能源及农业发展的关系13、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述评14、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定义与内涵15、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 : SARD的理论与实践
万方上的中国科技投资杂志里面有农村经济，农业发展方向的论文，可以浏览一下最近几期的杂志，吸收借鉴一下，把握一下目前最新的动态。
经济内循环是指在本经济区域内消费拉动是主要驱动力。受惠的是大多数人，只有大多数人都去购买产品，才能维持经济循环运转。 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就叫外循环，一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叫外循环。干累活的是大多数人，发财的是老板和资本家，受惠的是外国人。 现阶段最合理的方式是双轮驱动。是分阶段的。 经济外循环相当于给人家打工，人家是老板拿走了大部分剩余价值。 经济内循环相当于自己是老板，自产自销，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享用。 在经济外循环当中，生产苹果手机的人买不起苹果手机，盖房子的买不起房子，修路的人买不起 汽车 。因为剩余价值被外国人和老板拿走了。 在经济内循环当中，自产自销，自己也能买的起，用的起。 内循环经济模式下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反而是一次发展契机。 一、房地产行业仍是支柱产业 在“房住不炒”成为共识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在转型战略布局下似乎成为弃子，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位不提了，但内循环经济依靠的生力军仍缺少不了房地产。房地产的产业链特别长，对各行各业包括大宗商品的拉动作用非常强，可以稳定经济，蓄纳货币。千万不要相信某些专家所说，中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率已达96%，房子今后卖不出去的说法。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率即便到达100%，只要放开限购，人们依然会热衷买房。在这方面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欲望。” 城镇化建设仍是国家的根本战略之一，在后疫情经济时代，为了应对国内外整体环境变化的挑战，应更加大力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以此为基础进行产业分层，全面下沉市场，扩大内需，以都市圈为核心，建设更能聚集产业能力和劳动力就业的区域经济，将有助打开消费升级下延伸的广度与深度，有效抵御“逆全球化”与“去中国化”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第二春 新冠疫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人们开始全面适应在线生存化，未来在线教育、在线购物、在线开会，甚至在线谈恋爱、在线就医都成为常态。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都因此受到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规模持续增长，作用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稳定器。数据显示，1月份至6月份，全国网络零售额达万亿元，同比增长，增速连续4个月提升。同时，全国网络购物用户人数比上一年增长1亿人，主要网络零售平台店铺数同比增长。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疫情期间增长最明显的就是互联网领域：网购、互联网工具、 游戏 、在线应用等出现爆发式增长。新冠疫情掀起了一场新的财富革命和分配革命，产生新的朝阳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刚需永远是朝阳产业 疫情冲击经济，人们可以不买化妆品不买包，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吃饭是不行的。我国是世界三大粮食进口国之一，我们地大物博同时也需要养活14亿人口，大豆、小麦等农产品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 日前，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2020年大幅增加。今年将新增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布预警，今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濒临至少58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压力。一些粮食出口国为求自保，纷纷出台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政策。越南率先宣布停止大米出口；稻米出口国印度也因为“封国”而陷入停滞；小麦出口国俄罗斯也随后限制了出售。除疫情外，严重的蝗灾也在威胁着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 对此，我们要谨记袁隆平院士的告诫：一粒粮食可以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要想做到吃不愁，穿不愁，饭碗就要捧在我们自己手里。在这一战略底线思维下，中国农业将迎来更大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机遇 本土化的高 科技 企业临危受命 疫情肆虐下的世界反全球化逆流涌动，更让我们感受到“卡脖子”的威胁与压力，有威胁就会有警醒，有压力就会有动力，中国的本土化高 科技 企业既是临危受命，也是机会难得，政策与资源配置红利将会与日俱增。以大数据运用、监控安防、位置定位、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更适应中国国为代表的高 科技 在中国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围绕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5G等新基建在中国将会迎来新一波发展红利。 相比于传统的“铁公基”，“新基建”涵盖了5G基站建设、新能源 汽车 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以及城轨交通，涉及了七大领域和相关产业链。“新基建”的加速启动，必将大力刺激中国经济，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也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2020年我国持续加快5G网络建设步伐，工信部预计全年将新建近5G基站超过50万个。其中中国移动将实施5G引领计划和双百亿计划，2020年将发展7000万5G用户，销售3亿笔5G业务、1亿部5G手机、5000万台家庭泛智能终端和1500万行业模组。中国联通2020年上半年要与中国电信力争完成47个地市、10万基站的建设任务，三季度力争完成全国25万基站建设，较原定计划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建设目标。5G作为支撑经济 社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同时，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潜力巨大，5G成为了“新基建”的“拳头兵”。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疫后中国经济的新战略方向。在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的同时，我们应尽量避免经济内卷化，一种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无法突破自我受限的现象，就像卷心菜一样，长到一定时候就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再无长大的可能。 陷入“内卷化”的经济，只能低水平自我重复，无法实现高质量跨跃式增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变，道亦变。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要以转型求发展，适应趋势，危中寻机。
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 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董小麟
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积极的战略抉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什么考虑？新发展格局将给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洪才：这是基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现实选择。当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过多依赖外部需求发展，显然不可持续。另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结构也在逐渐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从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服务业和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逐年下降。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内循环、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上升。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贡献的依存度逐渐下降符合客观规律，这也是我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个误解，那就是，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降低，表示着经济开放水平的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低，并不意味着其开放度就低。比如，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仍然很高，尤其在规则层面上，如关税水平、市场壁垒、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内循环与提高经济的开放水平，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对我国来说，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不仅仅是数量扩大和要素自由流动，更多的应该是制度和规则与国际对接。这是新发展格局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的一个特点。
朱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定是要兼顾的。同时要看到，国内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最近十几年一直在上升，即使政策没有变化，中国经济也将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在中国整个GDP中的比重就一路下降。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我们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海外需求的增长速度）必然会慢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占比就会下降。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贸易的依存度自然低于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瑞士和韩国。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仅为12%左右，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也比中国要低。所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还会继续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为何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观点认为，我国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导致的被动应对。对此，您如何看？
徐洪才：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稳步推进产业链的高端化，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受疫情影响，有些产业链的链条断了，我们不仅要修复产业链，还要加强产业链的竞争力。对于个别的“卡脖子”环节、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关键领域，我们还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避免“断链”风险。在目前全球都受到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我们畅通经济内循环意义非同小可。
董小麟：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大的内部经济循环体系；一般来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通常它的经济外向度是不可能太高的。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其实还远没有开发完，内部市场潜力还很大，本土经济发展还有增长空间。
还要注意，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实现新的突破，结果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加快发展国内大循环，有助于为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新的增长空间。此外，我国有条件做好内循环的文章。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等。
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大国，无论从风险规避还是长远发展看，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也有较好的条件，更是我国主动积极作为的体现。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增量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与扩大开放的辨证关系？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怎样继续扩大开放？
徐洪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抉择，不会改变，只会加强和扩大。所以，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一直在稳步推进。要推进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必须推进制度和规则层面的开放。比如，在推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我们都要对标国际高标准，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董小麟：开放的内涵应该是双向开放。我们强调对外开放，同时我们也强调对内开放。现在，我国依然是要开放，将继续参与并推进经济全球化 健康 发展。但同时，为了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稳健，也为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目标的同时朝着下一个目标稳步前进，我们必须要加强经济内循环。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增减或者说此消彼长，不是说要削减外循环。应该说，这是一个增量，我们要做的是增量。
继续扩大开放，一方面要实现更加全面的开放。原来我们的市场具有一定的集中度，但从分散国际市场风险、规避不确定因素来看，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全面地去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优化贸易结构，既包括区域结构市场的优化，也包括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区域上，要着重考虑那些我们具有相对优势的市场；在产品方面，既要优化物资商品贸易，也要注重加强服务贸易。
朱天：对外当然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从国际贸易的理论上来讲，就算对方不开放，开放的一方还是有利的。所以，对于开放，国家也已明确，会加大开放力度，坚持推进全球化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也不应该变。但也要认识到，今后的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而是出口的品质和附加值的提升。比如以前我们出口的更多是中低端的产品，以后可能更多是高附加值、高 科技 含量的产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会相互促进，国际贸易会继续，而且会更多地强调对等，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各种企业主体之间可以展开平等、公平的竞争。
要修炼好内功，提升国内经济效率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优化国内经济循环与扩大内需之间是何关系？如何把握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徐洪才：扩大内需是畅通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内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中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要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但是更要侧重高 科技 领域、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建设制造业强国。而消费则要从就业和收入两个方面来着手。通过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通过“双创”、完善 社会 保障体系，最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促进“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未来“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也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董小麟：要看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经济内循环做大做强做优以后，客观上能够带动经济外循环。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上投资者、外资企业来中国的最突出动机就是因为中国有市场、市场潜力大，但原来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沿海地区市场。如果经济内循环发展起来，内地的需求大了之后，可能进一步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对更好实现经济外循环带来积极效应。同样，经济外循环也可以带动经济内循环。通过经济外循环，可以把国际上先进的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先进的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吸收到国内来，以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优化经济内循环，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
徐洪才：还是“引进来”“走出去”两个方面。在把外资引进来这个方面，还是要通过减费降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要和我们国内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相配套，要以我为主，外部的市场和资源都要为我所用。要防控对外投资的一些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合作当中，特别要注重防控财务风险。因为我们对目标市场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充分，所以更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投资之前要做好功课。
朱天：每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修炼好内功，就是要提升国内经济效率。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国家，要想获得中长期发展，都要做好三件事情：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是带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三个关键点。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要做好人才培养、不断实现技术进步、不断投资于新的生产能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不用太担心国际政治和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内循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头。
广东要“双肩挑”，做好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文章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此次政治局会议首提“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强调从持久战角度认识中长期问题。这体现了怎样的政策思路？
徐洪才：这体现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既要考虑眼前又要兼顾长远。为了更长远、可持续发展，面对经济周期，我们要努力削峰填谷，通过宏观调控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无论是“逆周期”调节，还是“跨周期”调节，其内涵都有相一致的地方，都是要减少经济的波动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董小麟：应该说，这是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为了使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更加稳健而做出的政策优化。从“逆周期”调节到“跨周期”调节，意味着制定政策不再局限于被经济发展周期牵着鼻子走——比方说，经济一冷了就赶紧放水、放货币出来，然后经济一热了又赶紧收缩，这种治标的方式会减少；而是控制好国内货币的整体供应和通胀问题，更多地采用开发市场本身以及让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如果不放眼更长远去看问题的话，政策的时效性可能就很短，变成短期行为。虽然市场有时候会有短期行为，但是我们说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政府就应该弥补市场的不足，应该以更长期的行为来弥补市场短期行为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形势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外贸大省，如何立足“大循环”打通“双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朱天：广东是国内在开放方面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广东有丰富的、上下游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且在产业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有的高 科技 行业已经在追赶发达国家。同时，广东的民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广东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了，增长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今后要将重心放在提升发展质量上。
董小麟：一方面，广东要参与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积极提供支持助力；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来看，也要做好省内的双循环文章。为此，要给粤东西北“造血”，增强其经济发展能力，更好畅通经济内循环。同时，广东肩负着站在改革开放前沿，做好外循环文章的责任。所以说，广东要“双肩挑”，特别是要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一方面要依托大湾区更好地整合自己的内部资源，包括港澳资源；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市场，整合国际资源。我们要用好大湾区优势，既要继续做好世界工厂，同时也要做世界商店，做世界的银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都要不断优化提升。因为这样，在做好外循环这个文章的同时也能够反馈给内循环，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
....................................8000字 估计没人写了
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一)关于发展模式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二)关于发展方向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三)关于发展策略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四、结束语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注释：①刚刚结束的两岸经贸论坛，就如何加强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问题”又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肯定。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研中心与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与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承办，时间：2006年4月14日至15日，地点：北京。②解振华.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N]. 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③①肉鸡主业链，即以种鸡饲养、鸡苗孵化、饲料加工、肉鸡饲养、肉鸡加工、深加工为主的肉鸡主业链；②生物工程副业链，即以鸡下脚料，如用鸡羽毛开发多肽氨基酸、鸡肠子提取胰蛋白酶等开发利用为主的生物工程副业链；③有机肥副业链，即以鸡粪加工成生物有机肥，带动有机种植业，实现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④韩超. 循环经济与农业实践——经济日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2005年9月24日至25日)侧记. 经济日报网站，2005-10-10.【参考文献】[1]彭作奎. 加入WTO后两岸农业发展的互补性与合作前景[A]. 见：加入WTO的两岸农业：投资、贸易与合作[C].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2-31.[2]邓启明，李建华，黄献光. 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2005(12)：34-37.[3]冯之浚主编. 循环经济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欧明豪，宣亚南，郭忠兴，等. 循环型农业若干问题探讨——以江苏省为例[A]. 见：黄祖辉，杨列勋，陈随军主编.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50-459.[5]吴天马. 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 环境导报，2002(4)：4-6.[6]陈德敏，王文献. 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J]. 经济师，2002(11)：8-9.[7]黄贤金主编. 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说到论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国际贸易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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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应该从以下几点写：1、内循环、双循环的定义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2、我国目前内循环双循环发展到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到必要性，可以具体写（1）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单边主义，疫情等等。（2）不发展这个战略可能造成的问题。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