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或迟或早必然会反映到当代世界政治的斗争(包括它在特殊手段上的继续——军事斗争)和国际关系中去,而这些斗争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又必然会反作用于世界经济。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们喜欢。
世界经济的现状和近期走势
去年，世界 经济 受美国衰退的影响 ，增长大大放慢。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有阴有晴，差异性十分突出，且都在变化之中。这里且就今年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形势做一些说明，对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因素进行一些分析 。
一、美国经济复苏起落不定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 局于去年11月26日宣布，美国经济从当年3月份起陷入衰退。但实际上，美国GDP只在当年第三季度是负增长。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受到意料不到的打击，但其影响并未像人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去年全年，美国GDP仍增长了。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GDP以年率计算 ，增长5%。特别是生产率竟跃升8%，这种情况也是异乎寻常的，人们对美经济前景普遍表示乐观。但到第二季度，形势又发生新变化，回升转趋疲弱，GDP只增长。其间，安然公司、世界 通信 公司等大公司假帐丑闻接踵而至，全国为之震惊， 投资 者对股市乃至整个经济的信心受到极大挫伤，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回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于7月16日在国会作证时，仍确认美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他预计今年全年美GDP的增幅为一，高于2月份的预测(—3%)。但他也不无保留地说：“目前 困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随着不良影响的消除，如果不出现进一步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将重新呈现可持续增长的态势”。与美联储的预测不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对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先前的预测数字分别为和，现在下调到和。
但无论如何，这次美国经济衰退时间短暂，经济下降轻微，是前所未有的。美 经济学 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国的衰退“非常非常轻微”，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次不是标准的衰退，还有人认为这是“新式衰退”。
美经济衰退轻微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在此期间，消费者开支始终保持在高水平上，不见减少。消费开支占美GDP近2/3，它的稳定增长，支撑了美国经济不会大幅下滑。为什么美消费开支不减，这是因为自1996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不断增加，构成其收入的三大部分一一工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大幅增长。首先，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工资和薪金收入有所增长，直到2002年头两个月，仍增长近4%(年率)美国约60%的家庭拥有股票。几年来股市持续攀升，家庭收入也相应增长，美2/3的家庭拥有住房，一年来房价上涨9%，家庭的资产也随之增长。总之，美国居民“家底”厚了，他们有可能放手花钱，是美经济衰退格外缓慢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联储于去年11次降低利率，把利率降到的低水平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又实行减税和增加 公共 开支政策，这些也都对减轻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起了一定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美国经济难以快速回升。
首先，这次衰退是信息技术投资过度，信息技术股市形成的泡沫破裂，信息技术部门公司大批破产，并波及其他部门，美企业 投资大幅下降。2001年第4季，美固定资本投资猛跌，2002年第1季又下降。与此同时，民用资本货物订单不断减少。格林斯潘曾多次强调，资本货物的 统计 数据是重要的投资晴雨表，而固定资本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当前企业投资疲软无力，今年下半年能否恢复尚难下定论，不能不影响经济复苏。
其次，正因为消费开支没有大减，住房 建筑 业保持繁荣，在经济复苏中，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增长。
再次，美国外资大量回流，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外国投资者热衷于购买美元资产。2001年外国投资流入美国总额高达4550亿美元。但现在已大为减少，其中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0年的3080亿美元骤降到2001年的1310亿美元，预计2002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到1030亿美元。
最后，美国大公司丑闻使美国投资者对资本 市场 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深远影响远未消除;美国人对可能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惴惴不安;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特别是打伊拉克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双谷底”;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失去的十年”，还有人认为如果美股市继续下跌， 银行 可能无法收回贷款，导致银行危机，从而使美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尽管诸如此类的看法是少数人提出的，但也足以令人警醒。
二、世界经济 参差错落
美国经济衰退和复苏中的波折，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大大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18日一份 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000年4%，2001年为)，明年可能恢复到4%。而到6月份，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高于2%，2003年有望超过3%。
全球经济放慢与各国经济不同。从70年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一次世界GDP负增长，即使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发生衰退年份，世界经济仍是正增长，只不过是“放慢”或“下滑”，如1975年，世界GDP增长，1982年增长，“放慢”或“下滑”幅度也不大。据IMF的报告说，这反映了近年来，一些 发展 中国 家，特别是 中国经济 的迅速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数加重。此外，全球经济虽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但应变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因为，首先，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低，有更大可能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 财政 政策 ;其次，各国为稳定 金融 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后，一些国家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大有差异，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颇不平衡。
欧洲。当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时，欧洲明显落后。美国发生衰退，欧洲又受到牵连，2001年其GDP仅增长1%。美经济开始回升后，欧洲经济仍低迷不振，今年1季度只增长。多数人认为欧洲经济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才能真正恢复。据IMF报告预测，欧盟2002年的增长率在左右，2003年可达，另一预测称，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仅约。欧盟各成员国也有很大差别，其中英国最好，德国最差。据德六大经济研究 所春季报告预测，德今年仅增长，明年可达。德国改革进展迟滞，企业 大批破产，失业增加。尤其是德国东部，更处于停滞状态，今年只能增长。
日本。多年来，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2000年仅增长，2001年降至负1%，据IMF的报告预测，日本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负和。日本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已达。
日本的严重问题 之一是政府 债务 不断积累，到2002年末，将达693万亿日元，占GDP的140%。如继续增长下去，就可能导致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怀疑， 国债 价格急剧下跌，长期利率上升，不排除会出现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另一严重问题是银行坏帐太多，估计多达万亿美元，约占亚洲坏帐2/3。日本银行机能严重削弱，这一老大难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在美欧等国压力下，承诺深化改革，为此制订一个又一个振兴经济的 计划，但说的多，做的少。最近日本内阁人士说，日本经济已经“触底”，即将回升，但实际情况仍相当严峻。
日本和德国是世界第二、三号经济大国，它们过去都曾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起着火车头作用。但现在时过境迁，风光不再。究其根源，在于它们 历史 包袱重，隋性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放不开手脚，进展迟缓。当然，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科技 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未可小觑。
东亚和东南亚。亚洲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认识到必须加强和改善金融监控和企业结构治理，为此采取了相应改革措施，解决呆账问题，加速银行重组，加强金融立法和企业 管理 法规等等，呆帐有所减少，银行对企业放款回升，尽管这一改革尚未完成，但过去一度泛滥的官商勾结如今已大为收敛，传统的家族集团式企业衰败，物价下跌，经济活力增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放慢，东亚和东南亚虽也受到重大冲击，但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率。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这一地区2002年平均增长率将达，2003年为。世界银行的预测与此相近。与此同时，这一地区通货膨胀率却保持在4%以下的较低水平上。但这一地区各经济体GDP的增长各有不同，东亚的韩国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增长率最为强劲：今年第一季度其GDP比去年同期增长，预计全年可望增长6—7%;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较快增长，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增长率较低。
南亚地区(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增长也较快，据IMF预测，2002年，这一地区平均增长率为，2003年更将高达，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缘故。
拉美地区。这里一些主要国家接连发生 金融危机 。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甫告缓和，阿根廷就发生金融危机，且愈演愈烈，今年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第一季度经济下降，失业率超过18%，据预测，今年阿根廷将有10—15%的负增长。接着委内瑞拉和乌拉圭也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年经济将分别下降和。与此同时，巴西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经济前景暗淡。墨西哥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2%，全年即使会有增长，也只在上下。这种状况，与亚洲成为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这些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过快，失去控制，受强大邻国美国的影响，经济不稳。
三、 国际经济 活动缩减
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放慢，导致世界贸易、国际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元汇率走低，与此同时，石油价格涨落不定，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制约因素。
世界贸易。过去长期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 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利。但2001年，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当年世界贸易仅增长1%(2000年为12%)，低于世界GDP的增长。预计今年世界贸易有可能增长3%，但如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这一预期将落空。布什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出现倒退，保护主义抬头，给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日本和亚洲国家都造成重大压力。如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出口，其中新加坡经济25%有赖于对美出口，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为18%，泰国和菲律宾也在10%以上。美国经济状况对这些国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
国际投资，近些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2000年达到万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国虽然高度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韩国、印度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但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然而，2001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骤减至7600亿美元，对美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逃离，但欧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250亿美元减少到970亿美元。只有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仍为外资所青睐。
美元汇率下跌。由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国，加上美国公司丑闻不仅使美国人对美资本市场信心动摇，也大大挫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这一切导致一直坚挺的美元趋弱。今年年初以来，美元与欧元的比价一路下滑。7月15日曾一度突破1：1。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已下降约8%，到6月初，对韩元汇率下降6%，对泰铢下降4%，对新加坡元下降，对菲律宾比索下降。这些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助于抑制有关各国的通货膨胀，刺激内需增长，但也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各国对美出口。对美国来说，美元走弱，有利于增加美对外出口，但也会促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其通货膨胀的压力。
石油价格波动不定。由于世界经济放慢，中东地区形势动荡，今年以来，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波动不已。近来，美国原油库存迅速减少，致使原油价格上涨。据报道，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原油价格已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并于20日突破30美元大关，达到15个月来的最高点。虽然，由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中东地区在世界原油供应中地位有所削弱，但如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难免上涨，如超过每桶30美元，势将加大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美经济的复苏进程，也会对欧盟和其他石油进口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对世界经济失衡的思考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世界 经济 发展 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 热点话题。2005年l0月中旬在 中国 河北香河召开的20国集团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全球经济失衡是讨论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失衡 经济失衡 经济 失衡
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 金融 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2003年～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 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直至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 问题 展开热议。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和，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 、、和3% ，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 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有关资料 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提高到了2003年的13% ，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 科技 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但调整机会降临，失衡真相被全球化混淆。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改变对全球失衡的看法，由忧虑转向客观，认为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资本自由跨境流动，为国家间储蓄和投资结构优化创造条件。资本从储蓄丰富的地区流向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创造出更高的资本回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然而，全球失衡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剧相关国家经济关系紧张，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 环境。调整无序会导致美元贬值失控，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
综上所述，世界 经济 发展 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 时期，国际经济 环境和条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其中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重大特征。
参考 文献 :
[1]王 宇: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J].国际经济评论，2006,(03)
[2]张燕生: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3]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 影响 [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读政治经济学心得一：
这几天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了，一是为了应付我那考试，另外也是在有一次听一个朋友说：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原理还是真理来的，只是要结合实际。记得大一的时候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只是很记得那个女老师长比较漂亮，有气质，脾气很好。其他的那些都基本上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毕业了，但又是为了考试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只能算是太巧了...
昨天看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政治经济学具有很强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都有阶级背景。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所维护的也是阶级利益。---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现在我们工作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真的很有觉悟啊，把这些都看透了。hehe~~
因为有阶级，所以会有利益，因为有利益，所以会有矛盾，因为有矛盾，所以会有各自的隔阂。
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在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并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们既不能消灭、废除和改造经济规律，也不能创造或制定经济规律。但是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也许睿智的人才能够洞悉经济规律，在经济上有所创新吧。
读政治经济学心得二：
(本学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即将结束，犹记开课之初杨老师在讲导言部分时推荐了许多专业书籍和经典文章。受自身浅薄学力所限和对专业大部头天然恐惧感的影响，我在图书馆借到了其中几本只是翻了翻绪论导言就无心继续读下去，最终也没能读完这些书籍中的任何一本。也许是只鳞片爪让人更易接受，反倒是杨老师推荐的几位名家的博客还勾起了我的兴趣，断断续续倒也读了几篇。在此先觍颜承认错误。
我阅览与经济相关的博客的有四个：吴晓波、叶檀、吴思和张五常。其中张教授的博客因其术语和理论较多以及一些领导人士教诲我们“读不得”而读的相对较少。总而言之，这四位对中国的现实和发展前景主要是持审慎悲观的态度。张教授暂不谈，吴晓波主要通过古今对比指出中国经济沿革始终存在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以及其导致的偶然和必然的结果;叶檀(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经常看到她的专栏)主要通过对最新经济金融实例得出她的结论，对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以及极其严重的通胀现实表达了她深切的忧虑;吴思与其说谈的经济学，不如说是社会学或是历史探究，多是以社会历史事实论证他的观点(可惜我还没有读过他最有名的作品《血酬定律》)。然则悲观未必不如乐观，审慎总好过浮夸。自有人去华言太平盛世，理性分析的声音反而尤其可贵。在此主要谈谈对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激荡三十年》两书的读后感。絮叨完毕，下面引出正文。)
不记得这两部书上哪一段大致有这么一段话：宏大的关于人类命运的世界战争被平淡的商业叙事所取代，青少年无法忍受这种平庸的生活。然而中国百多年来的商业叙事却因其与国运紧密相连，绝对不能说是平淡的，相反这些历史上充满了汗、泪和血。
《跌荡一百年》讲述的是从1870年到1978年中国由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又即将转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向近代化的历程，《激荡三十年》则描述了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两部书合起来基本上就是中国近现代企业乃至工商业的通俗简史。
在这两部书中，吴晓波主要通过分析民间、政府和外国资本三方来建立中国企业分析模型。这个三极模型在晚清时期表现为商办企业、官办(洋务)企业和以买办和洋行为代表的入侵外国资本的争衡，在民国时期特别是蒋政府时期表现为民营企业、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博弈，跨过建国前三十多年政治因素导致的单一经济形式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表现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在吴晓波看来，国家力量在中国这个从古至今从未变过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始终是打破坚冰的政策决定者和确认者，然而在之后却常常沦为利用政策和垄断优势攫取暴利但无比低效且缺乏开拓创新意识的利蠹;外国资本自晚清以来以其独有的资本和技术管理优势在中国长期占据产业上游和利润制高点，又因其可帮助制衡官方戒惧的民间力量常常拥有政策特权;而民间资本在各个历史变革期都觉醒最早，人数最多，混沌草莽阶段也有获利，但因其在政策上和资本上的先天弱势地位常常成为国资和外资口中之食，成为“充满悲情”的牺牲品。
我也勉强算是好好学习的文科学生，历史还算是我的爱好和长项，但是细碎的历史事件始终只是零散的存储在我的大脑里，残章断简般存在完全没有形成体系。吴晓波的书让我感觉到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些内在的逻辑和轨迹。新旧力量之争，民资国资之争，中央地方之争，中资外资之争，形式改头换面，但是规律似乎从未改变过，简直像数学公式可以套用。抛开历史规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段历史显然就是资本主义势力全球扩张输出剩余资本攫取利益导致不发达地区经济变革的真实写照，还有国有企业的时而扩张时而收缩，民间资本的大部分行业崛起，这些无不印证了课本上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三次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的论断。中国百年踯躅和现代崛起毕竟不是脱离了理论基础的历史特例，更不是“书写了新的历史奇迹”，其内在规律性是始终没有发上改变的。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规律镜鉴作用依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仍然可以指导我们前行。
由此看来，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和《激荡三十年》不失为好的了解近现代中国企业史和经济史的辅助读物。
读政治经济学心得三：
好书是不怕反复读的，怕就怕我们缺乏反复读的决心。一些名作，虽然被各种各样的文章反复推荐，却总是缺乏阅读的时间与机缘。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就是这么一本书。从在经济学史的地位来看，它显然比不上《国富论》、《原理》与《通论》的重要性，而且这本书与其他名著相比又太过单薄，很难让人提起阅读的兴趣，因此我一直以来也就是对李嘉图的这本书翻翻而已。直到形势所迫，非逼得我要得认真阅读其中某一段的时候，才突然发现经典文献何以叫作经典。李嘉图是个有商海实战经验的人，他的文章处处都表现出一股从某某商业重大战役凯旋后的霸气。虽然历史已经发展了近200年，但他的经历对我们来说仍是十分罕见。或许他从来没有接受正式的大学教育，使得他形成了言简意赅的文风，他所用寥寥几语描述的问题看上去平淡无奇，但事实上却涵盖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而如果我们对他同时期的重要学者的主张不甚了解，也会错过思考李嘉图的机会，自然也无法读出100%的李嘉图了。
话又说回来，可能正式因为李嘉图说什么东西都是点到为止，他的思想才能与各种各样的事物发生联系。李嘉图这种只逻辑推理不实证的习惯已经被称为“恶习”，而他在很多问题上只说表面一半的风格也着实让人大伤脑筋。那些伟大的思想往往就在几段之内就予以带过了，如伟大的“比较优势”，就用了不到一页的纸张，而对“比较优势”的进一步的讨论却包含了他的国际金融与资本循环思想。并且我们还得时常站在李嘉图局限上理解他的结论，(如那个悲观或不人道的“李嘉图定(铁)律”)我们不是李嘉图，却还得揣摩李嘉图当时是怎么想的，怪不得斯拉法会用一生去研究他呢!
《赋税原理》属于经济学史第二批阅读书目，这是毋庸置疑的。想要完整了解马克思和马歇尔，都需要对李嘉图的思想有所掌握。之前因为我的兴趣在1870年以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有所忽略。为了研究国际贸易的理论，这个缺少的一环应该补上了。经济思想史是条漫长的道路，需要长时间持续不断的研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知其然”的目标应该是能够达到的。
最后，说一下读书的好处。一段文字，把它大声朗读出来与埋头默读相比，效果是明显不同的。而许多人聚在一起再对讨论一下，哪怕不是那么在点，也是比较大有裨益的。经济学的经典文献还有很多，完全是可以把朗读方法复制到对它们的研读之上的。
读政治经济学心得四：
这学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真正地有机会接触了经济学原理和知识。经济学是当今非常热的学科领域，我一直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但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了解它，更别说是掌握和运用了。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课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让我得以开始对经济学原理的学习。
关于经济学，课本上的概念公式等非常多，记忆和理解起来也就相应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前段时间的那次讨论课这样的形式特别好，通过自已认真思考您提出的问题并在上课时听同学们的发言，了解同学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对于我正确深刻理解学习内容有着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您提过这样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在课下想了很多，课上也想来发言了，而且当时课堂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非常激烈。在综合了同学们的观点和自已课下的查阅资料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下面想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以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
首先讨论一下劳动价值理论，这个对于解释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劳动价值理论讨论的是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多次明确地指出，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但对于“劳动”的定义却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去认识这个“劳动”。根据查阅的资料，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成了除劳动力之外的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明显，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要素由以体力劳动占绝大部分变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共存，而且体力劳动的地位还是迅速提高。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再回到老师提出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和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的答案是能。因为，首先，知识和资本本身就是从劳动中获取的，没有了劳动，知识和资本就无从谈起，所以从本质上说，知识和资本本身实际上就是劳动，只不是可以看作是经过转化的劳动，从这点上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第二，知识和资本的运用过程实际上是脑力劳动的过程，这就到了刚刚在上面的讨论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所以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单纯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对的。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创造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因而《资本论》中更多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例来分析。但以体力劳动为例分析并不代表所有的情况都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坚决不能这样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体力劳动最终会被脑力劳动所取代，但由于他处的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并没有深刻地讨论这一现象。不过，体力劳动会被脑力劳动取代并不代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再适用，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从始至终都包括了脑力劳动，机器劳动归根到底也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所以说，在知识经济的形势下，劳动价值理论不仅没有失效，反而还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不管如何发展，商品的价值仍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是不会变的，只不过这种劳动具有高效性的新特点。
所以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必须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原理，并用它来指导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真理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平台。很幸运能通过这门课接触到真正的经济学，也希望老师能再组织一次类似上次的讨论课，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 文化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 范文 一：柏拉图式的爱情——看柏拉图哲学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 总结 。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 教育 和环境对 儿童 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 故事 ：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 经验 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 方法 ，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范文二：浅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 雕刻 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 辩论 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 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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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自由州、大州.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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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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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小论文，首先先说说发展对外经济对我国的利弊得失，罗列好处，若干点，罗列弊端，若干点，比较好处与弊端、权衡那一种对民生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如何做，使人民得益。最后做出总结陈词结论。一千多字，很容易写出来的。
“零花钱”不容轻视（政治小论文）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日益富裕起来，孩子们的零花钱便也在不止不觉间不断上涨，有的甚至到了让人膛目结舌的地步。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班吧！班里有些男生女生，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对于穿着打扮，可都是“行家”。"BALENO"的上衣，"NIKE"的鞋子，"adidas"的书包，“SONY”的MP3……真可谓集名牌于一身。另有一些男生，通常每天身上都会带有上百块的钱，用于所谓的“吃喝玩乐”，泡网吧，打游戏，看色情录像、结交不良少年；更有的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这种例子在如今的校园中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有了较大改善；二，目前家庭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其中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是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传统中，父母们都会用零花钱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比如：勤俭节约、财务自理。但在今天，生活富裕了，孩子的那点零花钱家长也不会放在心上。但这种超前消费意识是不适合中学生的，将给他们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首先，会促使他们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第一，吃零食的习惯，尤其是初中学生，一旦身上有了钱，见到喜欢吃的零食便会毫无节制地买。一些学校的校门前就有不少卖零食及饮料的小卖部，周围还有很多摆地摊的，卖些廉价的冰棒、棉花糖、油炸食品等。吃零食本身已经对身体无益了，更何况这种环境下出售的往往是一些三无食品。这样一来，不但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不利于身体健康。 第二，浪费的习惯。许多学生自以为有的是钱，所以对很多东西都不珍惜。比如，买了丰盛的午饭一句“没胃口”就原封不动地“回收”了；早餐的馒头咬了一口就慷慨地留给了“垃圾桶”，等等。如果有人“介意”，他们会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他潇潇洒洒所花的钱凝聚了父母多少的血汗。 其次，孩子之间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从而引发一些孩子的心理失衡。今天你在“肯德基”搓一顿几十元；明天我在“XX酒家”摆一桌几百元，看谁更有风度。现在的孩子谁手里要是没几个零花钱，看着同伴经常拿着钱去买这买那，总是羡慕得很，又尴尬的很。这种羡慕、尴尬处理得好那是幸运，若是处理得不好，带来的后果将不可想象。4月12日江北区一名约7岁的女孩哭喊着要跳楼。不为别的，就只是为了从父母那得到零花钱。而有的孩子可能萌生或多或少的拜金主义，以金钱或能换取金钱的一切作为自己的钟爱。 再次，会给其他人树立不好的榜样，给他们的父母造成压力。有的孩子由于心理还未成熟，分辨是非能力不足，看到别的同学有那么多钱用，于是也向父母要。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很有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人也一般，但是为了满足孩子，甚至维护他们的“尊严”，他们只好省吃俭用地挤出一点来给孩子。可孩子并不心疼，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还嫌不够。 第四，会使孩子形成错误的金钱观，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知道应认真学好知识，不懂得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有的孩子，把父母的叮咛嘱咐，老师的教诲当成“耳边风”，只懂得吃喝玩乐，腹中却空空如也。更是忘却了将来有独立生活，赡养父母，为社会作贡献的责任。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某些孩子走上犯罪之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可能今天你的家庭是相对富裕的，但谁也不能保证将永远富有，倘若已经养成了奢侈的习惯，将来要如何面对贫穷呢?也许有的人靠自己的意志能熬过去，但有的人却会难以自拔。前不久，报纸曾经报道，广州一名14岁的中学生在潜入同字家中盗窃被发现后，向同学的母亲狂刺38刀实在是惨无人道。 身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愿给孩子付出呢?但是，家长们该给孩子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味地给钱显然是错误的，而应该给他们以知识和正确的引导。金钱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伤人———家长们对此一定要有充分认识。在处理孩子的零花钱问题上，家长首先要牢记：零花钱，也是一种教育孩子的手段。 一是培养劳动意识。家长可以把零花钱作为一种奖励手段。比如，孩子做了什么家务劳动，学习上取得了什么成绩或进步，可以按照事先的约定给孩子一定的奖励作为零花钱。让孩子形成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二是培养合理的消费观念。花钱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像学游泳一定要亲自下水一样，不让孩子自己掌握、使用零花钱，他们就学不会合理消费，这对他们以后走上社会，独立生活是不利的。 三是培养自立能力。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零花钱是孩子的“成长需要”。让孩子自己乘车、买文具、买图书，其重要意义是通过“购买”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专家建议，至少在孩子七八岁时，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合理提高孩子自由支配的数额。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财知识，如消费、储蓄等。 零花钱是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钱”，是人生道德大厦中一根重要的支柱。孩子对零花钱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其成年后道德的形成。作为父母，首先，绝不能在经济上放纵孩子，从小培养他们勤俭节约的思想；其次，在此基础上，教会他们如何消费与分配零花钱，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一句话，要使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
政治能使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论文 范文 ，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 历史 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 理论 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 规律 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 时代 》，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 研究 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 、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 政治 发展 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 目前 经常出现，比如 经济 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 科技 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 自然 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 、文化等 问题 ，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 影响 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 研究 的核心 内容 。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 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 历史 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 时代 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科学 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 中国 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 法律 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 现代 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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