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情——唐诗中的酒文化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历数之当以魏晋、唐宋为最。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也不乏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分别是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均为唐朝人）。杜甫在其《饮中八仙歌》中对此八人均有具体描述。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就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古之送别有酒，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古之相思亦有酒：范仲淹“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古之愁也有酒：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古之悲也有柳永“今宵酒醒何处？”古之壮怀也有酒，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至于《自遣》中著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是表现了抛却人生得失的旷达情怀。酒，有英雄之酒，如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酒，有莽汉之酒，如张飞牛饮，李逵豪灌。就连赵匡胤一代帝王，也借酒一用，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酒好，酒的佳话更好。汉之郦食自号“高阳酒徒”，为大汉建立，立下了杯酒功劳。卓文君当垆卖酒，可谓千古流传。“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并作《酒德颂》。而将诗与酒二者连为一体的，始于陶渊明，他以酒入诗，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梁萧统）。著名的“白衣送酒”更是体现了陶渊明对酒的如痴如狂。进入唐代，酒香之浓郁更是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及至。历数之，当有孟浩然、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李白常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倾饮三百杯”。《饮中八仙歌》这样称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世人皆知李白是诗中仙，殊不知他也是酒中仙。而杜甫也是如此，每做诗常借助酒力，自称“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对酒的痴狂钟情，到老年为甚，但常常因囊中羞涩，不得已典衣沽酒，其死说法之一，也与酒有莫大的关系。白居易是饮者之中长寿的一位，在诗酒方面，白居易几乎是陶渊明再世，著名的酒赋《酒功赞》便是他嗜酒如命的最好见证。他的《劝酒》之作，更是让饮酒之人酒兴倍增，不饮酒之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品尝酒味。至于张旭的醉中狂草更是少酒不可。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时过境迁，古人如此，那现代人又当如何看待酒，如何看待古诗中的酒意呢？ 又如何看待酒意中的情怀呢？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来源秋雁南回( ) 原文：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在唐诗中也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我觉得其中最出条而吸引人的就是酒文化了。 唐代诗人多嗜酒，杜就曾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而酒仙李白更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 说到酒，首先就要提到新丰酒。新丰美酒堪称酒中之冠，诗人们常常以此来代表豪纵风流的气魄。王维在《少年行》中就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新丰美酒，似乎天生就为少年游侠而增色。再者，传说古时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始醒，于是又有了中山浆。同现代人一样，古人也喝白酒，以及西域盛产的葡萄酒，而诗人皮日休在《春夕酒醒》中还提到过一种酃禄酒，据说是湘东酃县的酃水能酿出一种美酒，此酒酒气扑鼻，香味历时不散，因此得名。还有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而成的，带有醇浓的香味和金黄色如琥珀般的光艳，难怪李白喝过后要“不知何处是他乡了”。 喝酒、品酒，自然少不了酒器，唐诗中多把那些精致的酒器称为金樽，而事实上酒器的品种实在是种类繁多。最朴实的是葫芦，古诗文习称瓢。今人所知的比如白玉杯、白玉碗、白玉壶、琉璃锺能在品酒时衬托出酒的色泽，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犹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可谓白玉杯中的精品。李白在《襄阳歌》中也提到了很多酒器，如鸬鹚勺，这是一种形如长颈水鸟鸬鹚的长柄酒勺，还提到了形状和颜色像鹦鹉嘴的螺壳制成的鹦鹉杯及金雷等等。古代还有一种叫金屈卮的名贵酒器，用它敬酒，可以表示对人的尊重。 古人饮酒还有一些与今人不同的说法。比如，他们把饯别之酒称为别筵，把劝酒称为催，把酒肆称为旗亭，还有粕醅是指重酿而未过滤过的酒。诗人在诗句中有时也以绿来代替酒字，这是因为新酿的酒未滤清时，酒面浮着一层微绿色的酒渣，远看似蚂蚁，称为绿蚁，用得多了，就变成绿了。除此之外，当酒斟满时，捧觞必蘸指甲，故古人称斟满酒为蘸甲。那些不喝浊酒的人还被叫做避贤。这些词，在现代都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我以为，唐诗所包含的酒文化正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想让人永远探索下去，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也许通过多读多看，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很多珍贵的古文化，蕴含其中。
酒与中国古典诗词呈现的是形影不离之态。诗酒结缘，似乎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魏晋文学、唐诗和宋词。文人墨客们斗酒斗诗，诗增添了饮酒之乐趣，而酒则舒扬了诗的精魂，酒文化也由此应运而生。鉴于此，小编邀您一起畅游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酒文化，追寻其文背后的点滴事迹，细数那些如痴如醉的饮酒名篇，虽挂一漏万，但愿能勾起您的诗酒之兴，聊做一块引玉之砖。魏晋诗词中的酒文化从东汉至魏晋的二百年间，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政治党派对立，党锢之祸时常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魏晋文学分为几大流派，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正史文学，以及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诗歌。他们虽文学主张不同，风格各异，但皆有以酒为“酵母”引发的佳作，在他们的“酒”文字中或隐或显地流露出了他们对时代的情感。曹操的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便是“魏晋风流”的真实写照——沉溺酒中，无为而任性。魏晋文人纵情于酒，但“文人雅客”的身份让他们对饮酒的环境、对酌对象和对饮方式等都有着独特的追求。百酒图在环境上，遵循“春饮宜郊，夏饮宜庭，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原则。如张正见的《饮酒》“当歌对玉酒，匡坐酌金罍。竹叶三清泛，葡萄百味开。风移兰气入，月逐桂香来。独有刘将阮，忘情寄羽杯。”集天地人和四素于一体，只为莫负杯中美酒。魏晋文人不仅追求饮酒环境的优雅，也强调“合适”的对饮之人。沈约送别范公时，曾邀其共饮，并赋诗作别曰：“勿言一杯酒，明日难再持。”别说这小小的一杯酒，待老兄你走后想与你共饮都难再持杯了，离别的感伤不言而喻。在饮酒方式上，追求高雅的境界，必须琴瑟和鸣，诗酒共饮。嵇康说，“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足矣”，想必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简单而理想的生活。唐诗中的酒文化诗酒结合最鼎盛的时期，当属唐朝。唐诗中的酒文化，是情、酒、诗三者的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唐朝国家政策开明，朝廷百官宴游，唱诗互和，以为谈佐之乐。这些共同促成了唐诗空前绝后的繁盛之势。诗人多爱饮酒，诗歌的繁盛映衬着酒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是酒后兴起而作。诗人借酒表现自己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不经意间也展现了唐代的酒文化，酒文化又反过来促进诗歌的发展，正所谓诗酒相融成一家。《琉璃堂人物图》唐诗中饮酒场合十分丰富。首先，宴会亲友，叙团聚之喜悦。“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时。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偶然的久别重逢，喜上眉间，煮一壶清酒共饮畅叙。此刻，再多的悲愁也将散尽，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之感溢于言表。唐代写酒的诗歌中，宴会酒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饯行好友，叹离别之情愁。好友将远行，为临行好友设饯行宴。为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并表达自己的绵绵离愁，这是唐朝大多数文人会都有的饯行之举。“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多少离愁尽现于此。唐朝诗人在月明之夜设饯行酒为好友饯行再次，犒赏将士，歌咏为国捐躯的英雄豪迈。唐边塞诗中，那些为国守边的将士，他们心中既有报效祖国的豪情，又有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的悲戚，于是借助酒兴，在荒凉大漠的衬托下，谱写出无数悲壮的战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视死如归的悲壮和激昂令人钦佩。小酌独饮，抒人生之感慨。“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悠然之态尽显于前；“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苦闷的内心可见一般；“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少侠之气颇具感染力。还有《将进酒》的豪迈，《登宣州谢朓楼》的慷慨等等。唐代诗人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倾注于酒中，吟咏出生命的千姿百态。他们反复酝酿，渲染了醇厚而浓烈的酒文化，也促成了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关于酒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就是神仙造的。天上有个神仙，叫酒星，是他酿造了酒，传到世间，丰富人们的生活。宋代有本书叫《酒谱》，记载说：“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存矣。”《晋书》中也有关于酒星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飨饮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哺。”不管天上酒星是不是存在，不妨碍人们茶余酒后津津乐道。李白在《月下独酌·其二》中就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的著名诗句。东汉末年的孔融亦爱饮酒，“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曹操发布命令禁酒，他不同意，上《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也有“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的说法。唐代鬼才诗人李贺，在《秦王饮酒》一诗中，也写道“龙头泻酒邀酒星”。皮日休也有“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魂”的诗句。文人的创造力，在于传说也好，史实也罢，都可以随手拈来。也有人认为酒是猿猴造的。明清时，有过猿猴造酒的传说。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记载道：“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娄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猱伺得人，必嬲死之。”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作中记叙道：“琼州（今海南岛）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六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极难得。”清代的另一种笔记小说中也说：“粤西平乐（在今广西东部）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娄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日猿酒。”看来人们在很多地方都曾发现过猿猴“造”的酒。……“击鼓传花”：击鼓传花也是大众游戏，用在酒桌上，就成了酒令。击鼓传花酒令游戏的玩法是，取一枝花为传递之物，专门设置一人击鼓，随着鼓声的节奏、速度，依次循环传递令花，鼓声停止后，花落谁手，就要被罚酒一杯。宋代范成大《上元记吴中节物》诗有“酒垆先迭鼓，灯市早投琼”的句子。北宋胡仔《水龙吟·以李长吉美人梳头歌填》填词云：“理云裾下阶，含情不语，笑折花枝戏。”《红楼梦》第五十四回有：“凤姐儿因见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 ‘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叫他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贾母笑道： ‘这是个好令，正对时对景。”’这里所说的“春喜上眉梢”就是“击鼓传梅”的雅称，利用“梅”“眉”谐音，将“传梅”说成“春喜上眉梢”。“对旬”：酒筵行令，常见联对的形式。形式是一人出上联，另一人对下联，对不出则罚酒。还有一种形式是限定题目，每人作一副对联。作不出者罚饮酒。如宋时苏洵家宴行酒令，限以“冷香”二字联对，此令要求上下联句尾分别是“冷香”二字。唐代传奇故事也有关于对句的动人故事。据《申屠澄》记载：布衣秀才申屠澄赴任县尉，风雪阻途，夜投茅屋。好客的主人烫酒备席，围炉飨客。风流才子申屠澄举杯行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引用《诗经》行雅令。不料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主人之女就咯咯笑了起来，说：“这样的风雪之夜，你还能到哪里去呢？”说完，少女多情地看了申屠澄一眼，脱口出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申屠澄听后，惊叹万分。他知道少女是用《诗经·郑风·风雨》里的诗句，隐去后两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说明少女已含蓄而巧妙地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于是，申屠澄向少女的父母求婚。喜结良缘。“流觞”：流觞亦称为“流杯”“传杯”等。古代三月三日是上巳节，东晋永和九年的上巳节，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位当时的名士文人。聚集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他们取一片荷叶，把酒杯放在荷叶上，从上游顺流而下，杯在谁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要即兴赋诗饮酒。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曲水流觞活动，从此曲水流觞成为酒令。唐代杜牧《和严恽秀才落花》：“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环流水醉流杯。”说的就是流觞。流觞是古今最风雅的酒令之一。古代酒令还有很多，有些在诗词中多有表现，有些表现得少，但被记录在其他形式的文字中。无论哪种酒令，都是我国特有的宴饮的艺术，是我国酒文化的独创。酒令用来活跃气氛，调节感情，促进交流，提高了宴饮的文化品位。通过诗词，我们可以领略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正因为有了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诗歌的长河中，才美酒飘香，醇厚醉人
曾记否，当年一袭书香，席卷金州的大街小巷，那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携着卷卷诗歌故事，册册经典文藏来到黔西南，只为寻找最美黔西南，用诗歌谱写万峰林的隽永华章。谈到酒文化，那可是中国整个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曹操“对酒当歌”问询“人生几何?”；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也有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不胜枚举的关于酒的中国诗词歌赋装点着古诗经典的页页纸扉，这酒的背后，又有多少爱恨缠绵与儿女情长呢？让我们共同随着朱教授的言语飞扬，走进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去品味那些酒的故事。【活动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主讲老师：朱子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4年获国家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2009年荣获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第一名，北京市高校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唐诗语言学批评、汉字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主要讲授课程：唐诗赏析宋词赏析汉字文化大学汉语；主要学术成果：《语篇分析理论在听力教学中的应用》，《汉语教学与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传统语文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证研究》，《汉语教学与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汉语语源释义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广雅疏证同源联绵词音转规律研究》，《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说到诗句我有点词穷，但是茶文化我稍有点了解，因为我看了小罐茶在云南昆明举办的一茶文化的书展，我觉得新时代的茶文化一定不是简单的复古文化，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一定会变，变得更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
舒服。主要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最早的“茶道”两字因茶的意境而来．意境承 载茶之精神效用 “茶道”两字，在爱茶人心中是值得敬仰的一片 天地。它先出自诗僧和茶僧美称的皎然之诗作《饮 茶歌诮崔石使君》。诗的开头是茶事的描写，接着的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然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 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闷。”是茶事心 境的渲染，是茶事感受而来的非凡意境，“茶道”两字 在最后一句“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中 推出。通读该诗篇，感受最深的是茶事的意境：先从 一饮之前的茶事情景铺开，尔后逐渐深入，直至妙不 可言，才有“道”与”茶道”，意境高远，也真可谓“道可 道，非常道”。皎然的另一首诗怍(《饮茶歌送郑容》) “丹五羽人轻玉石，采茶饮之生羽翼……霜天半夜芳 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 荡忧栗。 日上香炉情未毕，醉踏虎云溪，高歌送君 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把茶的蕴意与友情连在 一起，诗的意境也让人联想到皎然与茶圣陆羽的关 系(可有相关的茶诗为证)。陆羽与皎然是忘年交，皎 然所提茶道，自然受陆羽的影响。陆羽也正是在湖 州与皎然结识，进一步积累学识，并终成博学之士， 并完成《茶经》的最后定稿(颜真卿也受影响，并著有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的诗句)。 蕴含深厚民族思想和精华的茶文化，由历史沉 积而来，也与茶的意境相伴随，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积 极作用和影响。具体地说，是人们在经过茶事、茶文 化思想内涵的感受和体验后，受那由茶所带来的美 妙意境等影响而对人产生作用。深入茶事之奇妙境 界、体验茶的精神(如“精行俭德”般的内涵)．并把它 与人的精神追求相结合，这是茶之道的精髓。我们把 这种影响，以虚幻的方式来表示，可称之为与茶相关 的意境，是茶道的基础或重要内容；皎然所提茶道的 影响，也与其中的意境深远分不开。 二、茶以载道------茶道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茶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茶道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 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杂糅的具体体现。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和谐安乐之道。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凡茶有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因而茶事活动是综合、协调“茶、水、器、火、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再者,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茶道思想的主体,是提携诸家思想的纲领。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是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作为佛教中国化、简易化、世俗化的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说茶道精神与禅学相通。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教人心胸豁达些,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魔，有利于清心修行，与禅宗变通佛教清规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同茶结合起来。茶文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赐钦袈、锡仗、法器时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日本茶道即是以禅宗义理为灵魂,倡导“和、清、静、寂”的茶道精神。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他的“三饮诗”里将禅学、诗学、儒家思想三位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既为除昏沉睡意，更为得天地空灵之清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轻尘”,自己心神清静便是通佛之心了,饮茶为“清我神”，与坐禅的意念是相通的，达到“迷即佛众生．悟即众心佛”的境界。“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实现了“静心”、“自悟”的禅宗主旨。皎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茶道中．道家、佛家在茶中溶进了“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已与山水、大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佛理与茶理便有共同之处。儒家在仕途的坎坷中以茶培养自己超脱的品质，道家在茶中寻求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方面在茶中寻找到一致。 三 茶道之现代意义 茶是色、香、味、形四美俱全之物,正可与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超越的精神相契合;茶道的“和、静、清、俭”精神,恰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现代社会弘扬茶道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三千年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近现代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冲击下，亦曾被彻底否决。但当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机遇与危机都是前所未见的，人类生存状态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方面,新科技革命使人类拥有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积累了超过以往世纪总和的物质财富，展现出十分诱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程度有增无减,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已达到可于瞬间毁灭人类的水平，这是“外在危机”；同时．现代文明形成的种种异己力量也在摧毁人的心灵，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这是“内在危机”。于是,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人类的使命并不只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世界，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而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 茶道所蕴涵的超越、和谐、俭省等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弘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就是“和谐”,就是谋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持新的平衡，协调发展，即指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提升到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求得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步调一致，做到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相结合，发展经济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相结合，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持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茶道以直觉体悟为认知手段，不合于逻辑推理，是非理性的东西，因而应当摈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就是在人与社会发展中如何合理地协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关于中西传统文化表现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论很多误解亦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出祟尚理性主义同时贬低甚至否定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倾斜。仿佛只有理性主义才是真、善、美的创造者，而非理性主义则只能产生假、丑、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对于个体人的思维，还是作为人类的思维，其具体过程，尽管有以理性或以非理性为主导的倾向，但在思维的全过程和思维的本性上，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简单地归之于非理性主义，是荒唐的。我们知道，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并没有使西方的中世纪发出光彩，而中国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却使中国在中世纪创造出当时举世无双的灿烂文化。就是说，从学理上看，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哪个高哪个低的价值区分。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在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由于理性主义被强调得过了头，出现理性异化，如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使科学技术反过来统治人，压抑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又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至今方兴末艾。这也有力地证明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替代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同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相辅相成。人既需激烈、昂奋、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秉赋，也需平和、寂静、清悠、素俭、精进的阴柔之素质，阴阳共济，刚韧并存，乃有助健全人格之养成。酒性为阳，饮酒助豪情，茶性为阴，品茶添清雅。一侠一隐，一个热烈，一个冷静，故茶对人性的完善，有独特价值。 人们在功利生活中，难免产生浮躁、庸惰、焦虑、内心冲突等消极心理，心灵复归清静、恬淡和振作，是人所企求的心理需要。目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跃迁，又值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对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和人际疏离已有深刻体验，故人性复归的冲动尤显迫切。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此种心理需要正相契合，故“茶道”内容，应反映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涤烦，振作向上，消除情乏，自我整合，人伦和谐，其乐融融下面还有一篇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茶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儒与道、佛合掺互补,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传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燥,归复天然。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茶道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 我好不容易才打完这么多的字，希望对你有帮助。多给我点分哦。o(∩_∩)o 哈哈
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喜爱品茗。有的地方把饮茶品茗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来推广。各国的饮茶方法相同，各有千秋。中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 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 、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 、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 、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历史性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 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 汉朝 ，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 。隋朝，全民普遍饮茶。 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 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 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时代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 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溶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 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 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民族性 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 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 ，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 、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 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 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区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 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 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 、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 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 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 国际性 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度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这正是北京国际茶城的成立宗旨）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茶文化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二是茶文化是应付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市场竞争下，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不轻。参与茶文化，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应付人生的挑战，香港茶楼的这个作用十分显著； 三是有利于社区文明建设 。经济上去了，但文化不能落后，社会风气不能污浊，道德不能沦丧 和丑恶。改革开放后茶文化的传播表明，茶文化是有改变社会不正当 消费活动、创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四是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显。茶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品尝名茶、茶具、茶点，观看茶俗茶艺 ，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五是促进开放，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上海市闸北区连续四届举办 国际茶文化节，扩大了闸北区对内对外的知名度，闸北区四套班子一 致决定茶文化节要一直办下去，并投资在闸北公园兴建茶文化景点， 以期建成茶文化大观园。 国际茶文化的频繁交流，使茶文化跨越国界 ，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
浅析古诗词鉴赏论文
从古至今，诗词是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浅析古诗词鉴赏论文 ，欢迎阅读。
摘 要：古诗词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代先哲们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我们应多读、多自问、知人论世、缘景明情、以意逆志，才能透彻领悟古诗词，古为今用，继承创新古诗词。
关键词：古诗词 阅读鉴赏
我国古代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代先哲们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学会阅读鉴赏古诗词，古为今用，继承创新古诗词。
一、多读
所谓鉴赏，除音乐外，是与“看”的动作紧密相连。鉴赏的“鉴”字，就是“看”的意思。虽同是一个看的动作，却又有种种不同的程度，和“看”相近的字，从来就有“见”、“视”、“观”三字，但它们的程度却同中有异。“见”是“见到，看见”之义，不包含复杂的心理作用。“视”是指“见到，看见，观察”的意思。同一个“看”，包含“见”、“视”、“观”三个阶段。我们看到别人的一幅画或一篇文章是“见”，表明这是某人曾画过这么一幅画或做过这么一篇文章，其中曾画着或写着什么而已。“视”则是辨别这一幅画或这一篇文章的结构，主旨等。而“观”则是深入其境，用整个心思去和阅读理解。“见”只是一种感官，“视”是一种知识思辨，“观”则是包含整个的心理活动。只有到达“观”的境界，才称得上“鉴赏”。但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距离产生美。“鉴赏”有时也称“玩赏”或“玩味”，可以说“玩”就是“鉴赏”。而我们读古诗词大都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结果是诗不能反复地去吟，词不能低回地去诵，这实在是一件可惜可憾之事，只有我们不断地去读着玩，并且在反复玩中随时觉有新的意味发现，这才是真正把玩古诗词中的妙处，才真正称得上阅读鉴赏。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好诗不厌百回读”，都强调了多读的重要性。因此，培养我们古诗词的鉴赏水平，就要力求做到多读。刘勰说得好：“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我们只有通过多读古典诗词，走进古典诗词，走近作者，产生共鸣，并在情感的介入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我们的想象力，以期提高我们的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
二、多自问
诚然，要培养和提高古典诗词的鉴赏水平，单纯地“多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歌德谈话录》）。鉴赏是要走进作品，走近作者，实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共鸣。在我们阅读古典诗词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不断地反复自问，这样就会获得一种“鉴赏”的愉悦。如语法方面，我们就应多自问这首古诗词是否有倒装的现象。王维《山居秋暝》一诗中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通过自问就明白了这是“浣女归而竹喧，渔舟下而莲动”的倒置，前一句让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后一句让人先见其动，后睹其物。动静结合，化静为动，写出了一幅生动幽美而又祥和的山村村居图。如抒情方面，古诗词的抒情方法以间接抒情为主，即通过“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方法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以情景交融为最高境界。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自问就明了上片描写赤壁古战场的“如画”景色，下片由景及人，想到雄姿英发的儒将周瑜，又由周瑜想到自己被贬谪的处境，从而抒发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限惆怅。所以我们鉴赏古诗词的时候，一定要多自问：1、这首诗写了什么――什么人（包括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作者）？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写了什么“物”、“景”？抒发了什么“志、“情”？2、怎样写――运用了什么手法来写这些“物”、“景”？3、为什么这样写――运用这种手法写这些“物”、“景”，对抒发这种“情”、“志”有什么作用（效果）？
三、知人论世
我们在鉴赏古诗词时也应知人论世，因为一首好诗词，往往与作者的生平经历及思想风格和相关的历史社会背景有关，即“诗如其人”。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我们必须联系这首词写作的背景：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感情笃厚，但是“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刘逸生《宋词小札》），这样就了解词人当时作词的背景，即有情人却不能长相厮守，咫尺天涯，凄凉而无奈地分居两地，并抓住一问一答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领悟到这首词的离愁别绪，感伤情怀，既有爱花惜春的遗憾，又有红颜易老的伤感，更有惜别怀人的烦闷，几股愁思扭结，于“短幅中藏有无数曲折”。所以，阅读鉴赏评价古诗词，要学会知人论世，从整体上把握诗词的基调和主旨，是鉴赏古诗词的关键。
四、想象，置身诗境，缘景明情
作者在古典诗词中所描写的，有些是生活经验，有些是想象所得，而我们的生活经验积累与作者的不同，不能一一从生活经验去领会作品，所靠的大半是想象。对于作者的想象的记录固然要用想象去领略，对于作者的生活经验的记录也只好用想象去领略。古诗词是无形的东西，我们读了所以会感到欢欣愉悦，觉得人物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全是依赖想象的结果。因此，我们鉴赏古诗词时应充分发挥想象，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如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作者摒弃简单直观的描写方法，打破传统的咏物言志的思路，以奇特的想象，巧妙的比喻，为我们塑造出一个别具浪漫色彩的新颖形象。通过想象，置身诗境，我们就知道首句以“碧玉”喻树，诗歌开篇即以崭新的形象引人入胜。次句，以丝带喻柳条，写柳树万千柔弱下垂的枝条，恰似女郎身上条条绿色丝带在披拂，突出轻柔披拂的特征，活画出春柳如丝的形象，给人以生机盎然的美感。末两用一“细”一“裁”，把新柳嫩叶的细长柔软、清新可爱加以精心传神的描绘，透露出作者惊喜赞美之情。“二月春风似剪刀”，把春风比喻成碧玉巧手中的剪刀，变虚为实，虚实相生，想象独到奇特。再缘景明情，就知晓了贺知章把柳树比作一个袅娜多姿的女郎，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春天美景，流露出诗人对春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五、以意逆志，透彻领悟
古诗词鉴赏是富于创造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易卜生曾说过：“不仅作家在创作，读者也在创作，他们是创作中的伙伴，而且往往读者比诗人更象诗人。”所以，真正的领悟，必须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积累，走近作者，即以己意去探求作者的意思。如：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般人对这首诗的理解，只停留在成功地描画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上，这当然谈不上鉴赏。但如能以意逆志，透过壮丽的画面，开阔的意境，看到这首诗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领悟这首诗所蕴含的耐人寻味的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成功在于追求，事业永无止境。这说明，如果不以意逆志，没有透彻领悟作品，便不可能有真正的鉴赏。“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晴，一只眼晴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晴看到纸的背面。”歌德这句话道破了古诗词鉴赏的真谛。
当然，要学会鉴赏古诗词还少不了多批注。唐彪曾说过：“读书而无评注，即偶能窥其微妙，日后终至茫然，故评注不可以已也。”因此，阅读古诗词时，我们应坚持写点眉批、夹批和读书笔记之类，对于提高阅读鉴赏水平是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涂光社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唐彪辑著.家塾教学法[M].赵柏英，万恒德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 关于诗句的议论文 关于诗句的议论文 1. 有关一句诗句的议论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是李绅青年时目睹农民每天做农活缺吃不饱，穿不暖，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来的。 这首诗描写了农民种田非常的辛苦的情景。农民在骄阳底下干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粮食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也不珍惜粮食。 诗的开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两句，是写诗人李绅在田野里看见农民扛着锄头，在太阳底下干活，种粮食。由于非常炎热，汗水从农民的脸颊一直不停地流到庄家地里，不禁产生了同情与怜悯之心。诗的后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意思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米饭每一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呢？这是一个反问句，通过这个反问句，诗人强烈地表达了痛恨不珍惜粮食的人，同时要求人们珍惜粮食，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2. 有关一句诗句的议论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是李绅青年时目睹农民每天做农活缺吃不饱，穿不暖，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来的。 这首诗描写了农民种田非常的辛苦的情景。农民在骄阳底下干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粮食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也不珍惜粮食。 诗的开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两句，是写诗人李绅在田野里看见农民扛着锄头，在太阳底下干活，种粮食。由于非常炎热，汗水从农民的脸颊一直不停地流到庄家地里，不禁产生了同情与怜悯之心。 诗的后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思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米饭每一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呢？这是一个反问句，通过这个反问句，诗人强烈地表达了痛恨不珍惜粮食的人，同时要求人们珍惜粮食，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3. 关于古诗的作文 古诗词，想说爱你不容易 乘一叶孤舟，重游历史长河。最摄我心魂的，依旧是那…… 抬头，便会想到“一行白鹭上青天”；俯首，便会想到“疑是地上霜”；观河，便会想到“一江春水向东流”；叶凋，便会想到“我言秋日胜春朝”。 古诗词，我喜欢。吟一首《江南好》，优美的意境令人流连，我喜欢。唱一首《龟虽寿》，“老当益壮”随机浮现在眼前，我喜欢。哼一段《无题》，无私奉献，蜡烛春蚕，我喜欢。 在我看来，白话文太过单调，文言文太过枯燥。唯有古诗词，我打心眼儿里喜欢。遇到挫折想打退堂鼓时，想想杜甫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满腔的热血，那豪情壮志，我欣赏，我敬佩，我说要向杜甫学习，我要吃透这句诗，我要奋发，要拼搏，我也想在努力的汗水挥洒过后，一览成功的喜悦！ 从诗词中，我看到了美，无与伦比的美，独一无二的美。 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我看到了；孔子那“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壮志，我看到了；李白那“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真挚，我看到了；李清照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惆怅，我看到了。 夜深人静之时，我细赏古诗词，皎洁的月光洒下凄美的种子，我徜徉在小巷中，抒写出“散荃染别离，落苕抑割舍”的原创。哦，可爱的古诗词，领我步入美妙，怡人的意境。 日落黄昏之迹，花败叶凋之痕，皆被古诗词揽入心中。阅读后，便刻入了我的灵魂。轻吟“我是断了线的纸鸢，无人懂就任其消散。化为一缕炊烟，岁月将其搁浅，又拂诗篇，可别越走越远。有了？？O般的这些字眼，我不再是断弦。风又澜起，我的心扉不散。” 从古诗词中，我学会了好多。我知道人生不可能风平浪静。既然这样，那我就学会承受，携手我最爱的古诗词，与所谓的命运抗衡！我的世界，只有一叶孤帆，风浪太大。我曾因此而沉沦，是古诗词教会我要坚强。“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立誓要惊起人生中最美的那道波澜！ 未来的航程，不会一帆风顺。我有古诗词，我会稳坐我的小船，为梦而扬帆。“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小草尚此坚强，我自然不该怯步。我们大家，都该如此。古诗词，对你，言无尽、情更是无尽！ 4. 关于诗词的论文 论苏轼“词似诗” 词似诗，便“非本色”。 陈师道《后山诗话》：“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王灼《碧鸡漫志》高度评价东坡词，也是从“诗与乐府同出”、诗词不应该有区别的基本观点立论的；胡寅也认为“诗出于《离骚》《楚辞》。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 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集序》）也就是说，王灼和胡寅都承认东坡词“似诗”。 按照胡寅和王灼的逻辑推论，诗的审美内涵是杜绝“香软柔媚”，摒弃“绮罗香泽”，不屑“绸缪婉转”作风的；诗的功能，则主要是在于“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感发人的“逸怀浩气”，使人“自振”。也就是说，胡寅和王灼是从传统诗歌的“言志”功能和“教化”作用，强调东坡词的价值意义的。 我们检点苏轼的词作，可以概括出其“词似诗”的三个特征：一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中国传统诗教是将诗歌纳入制度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所谓“观风俗，知得失，厚人伦，美教化”，即是中国古代诗歌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正式宣言。胡寅、王灼对东坡词的评价，实际上主要也是就这个层面立论的。 在内容方面，它要求作品能够体现家国怀抱及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就连《水调歌头·中秋词》、《卜算子·孤雁》等事实上也流露出词人眷恋社稷的政治怀抱。 二是在审美意义层面，强调作品的阳刚之气。中国古代诗歌，体现出阳刚与阴柔两大审美系统的对立与调和，主流文化往往强调阳刚之气和豪杰之风。 苏轼一向反对词中的阴柔和艳冶之词，尽管他自己也有大量的婉约词作，但主要作风，表现出对于阳刚之美的偏爱与执著。 三是在表现方式上，苏词以直抒怀抱为主，既少用比兴，又不像柳永那样铺叙形容，而是议论的成分较多，没有词的曲尽其意的婉转韵味。 因为词作为一种新文体，它的文化属性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庶族文化特性，也即平民文化属性，士大夫情感，与这种属性是有距离的。再加上作为“新声”的词更多在对于个体私人生活和个体内宇宙细腻情肠的表现与再现，在气质与风调上，苏轼一部分词不具备有别于诗的这种词之特性，也即是说，其词线条粗放，境界疏阔，并且士大夫情结十分典型和强固，从本质上更接近于诗。 苏轼词的“士大夫化”，是其词似诗的重要因素。苏轼的士大夫人格，决定了他“词似诗”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文学价值取向。 所以王灼在批评李清照所说苏轼词乃“句读不葺之诗”的观点时说，这种观点是中了“柳永野狐涎之毒”，这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证明东坡词与柳永词疆界分明，是典型的士大夫词，因而得到士大夫正统批评家的肯定。 似诗的士大夫词的最突出特征，是他的主观抒情性。 即是说，这类词像传统的诗一样，是以作者主观抒情的方式进行情感传输和意志表达，不像一般文人词常常是对一种场景或情事及人物活动情境的创造性表现。举例来说，苏轼的大多数作品，都像日记或自传一样，全部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抒发和情绪展示。 《全宋词》存东坡词三百多首，出现“我”字竟然有69次之多。而且苏轼词中“我”的情绪大都与“遇”与“不遇”的感怀或牢骚有关。 其他像柳永、周邦彦词中就更多那种客观言情写实的意境和场景描述，在他们的作品中，主人公可以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别的男性或女性。这样，他们的作品就像戏剧或小说一样是被词人创造出来的艺术人物和艺术境界，而不仅仅是词人独自真情实感的抒发，更具有一种客观性，反而能够供广大读者或观众从中发现作品中的“我”。 李清照认为：词，就应该写传统诗歌所没有表现过的人情的隐秘世界；如果像苏轼一样，用词来表现那些诗歌常用题材，甚至表现手法和方式仍旧和传统诗歌的粗豪抒情一样，那便是以长短句的形式写出来的诗了。所以说东坡词的主观抒情性，是其词最突出的个性，也是其词士大夫品格的标志。 人们说他的词似诗，在很大程度也是从这个认识上立论的。 苏轼词的似诗倾向，尤其在他的创调之作《醉翁操》和其隐括《归去来兮辞》的《哨遍》得到印证。 其《哨遍》不仅似诗，简直像文赋。它是“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所以带有很重的文辞风貌。 按照词的严格律度和音乐审美的标准衡量，确乎不太像词。从序中可以看出，东坡写作此词与当时谪居黄州的生活及心境有关，隐括陶渊明辞意，也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 虽已“就声律”，而且可歌，却与当时时尚的流行曲子词相去甚远。但这种即兴之作，并且即时而歌的热闹场面和气氛，又确有流行曲的味道。 正是此类词的流传，更让人们觉得东坡词粗疏直率，如是得出东坡“词似诗”的判断。其《醉翁操》则是由琴曲翻改而成，味其词语，亦诗文之间。 不过此词则不在于主观抒情而有一种客观述事和议论的韵味。从中可知这首词是东坡根据琴曲倚声新创的词调。 问题在于，苏轼也有像“花褪残红青杏小”、“一颗樱桃樊素口”这类纯客观言情的艳词；。 5. 关于诗词的话题作文 诗歌的由来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6. 求一篇关于古诗的作文 中国文化的原始记录就是以诗歌的方式开始的，诗歌始终贯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五千多年。从西周时期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开始，诗歌就伴随历史朝我们一路走来。 翻开诗歌发展史，不难发现，诗歌从兴盛到变化发展至今，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诗歌的地位从“文学中的文学”一落千丈，跌入低谷。 高考拒绝，其他的各种有关语文考试排斥，媒体副刊冷眼对待，诗歌刊物的迷茫不知如何选择方向，受到冷淡，依然坚持的诗歌刊物所剩无几。诗歌到了该拯救还是消亡的关键时刻，诗歌兴旺，匹夫有责。 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 诗歌的命运何去何从，如何发展，这都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尤其是一年又一年参加高考的学子，应该给他们一个探索发展的一个机会。 是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排斥诗歌还是我们的阅读视野真的不需要诗歌？回答是我们的生活太需要诗歌，否则从我们的小学一年级中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开始——到高中课本，从浩如烟海的诗歌中精选了那么多范文，学生们学习了那么多格律诗和现代诗，既然无用武之地，这些诗还有必要存在吗？没有运用又何必学习它呢？我们不能忽略诗歌写作。中国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诗歌的国度，诗歌高度集中反映社会生活，有想像力和表情性，有优美深远的意境和韵律感，为什么不让那些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生，在考场上创作诗歌呢？拒绝诗歌，这不仅违背了中国重视诗教的文化传统，还违背了语文教学的真正意义，着实令人遗憾。 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古老且最负盛名的是荷马史诗，也是诗歌。中西方的诗都讲究一个韵，而韵，就是一种和谐的节奏或音乐感。 中西方文化虽不同，但发展脉络是一致的，如同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一样，都有个大致相似的阶段。诗歌以外的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都是后来衍生出来又逐渐发展壮大的。 人类诗歌精神走过古代的纯洁，和代变革的发展，从束缚走向更加舒服的空间，一直到步入现代的虚无和迷失。在西方很多国家的选拔考试中，诗歌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并没有像我国的高考那样，全面拒绝诗歌。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的文学”，诗歌是文学最基础的叙述方式，也是最纯洁的叙述方式。高考是改变中国人命运的考试，第一大考排斥诗歌，诗歌又怎能再登大雅之堂。 作诗歌出众的考生，他对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绝对不亚于写其他文体的学生，写诗歌同样可以检验一名考生的语文水平，既然如此，为何不让考生写诗呢？诗歌写作是学生流露他们真情实感、舒展他们才华的一个可行途径，不应该简单拒绝。 就考生而言，写作源于生活，反映生活，高于生活，真情实感是其本意，恰好诗歌也不例外。 缘何要把诗歌除外呢？不同的考生面对同一个作文题目时，他选择表达作文主题的方式不尽相同。某些作文题目在考生看来，诗歌更能表达这个作文主题呢？例如今年的有个高考题目叫《提篮春光看妈妈》，如果允许写诗歌，应该有不少学生写出令人同样感动的作文出来。 优秀的高考作文，应该是考生心灵迸发出的自由火花，无拘无束的想象力的任由驰骋。是考生创造和创新精神的自由表达。 高考作文简单地拒绝诗歌，等于拒绝了一些考生在诗歌方面的特长，让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无疑是一种损失。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诗歌为考生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利于考核和选拔人才。 有很多人认为诗歌的评判自由度很大，给高考作文评分带来困难。允许学生写诗会给高考作文评分带来困难，显然如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令人感到滑稽和可笑的。 评分的标准和方法，是人研究与制定出来的。语文阅卷队伍不能评判，难道社会各界就无鉴赏诗歌的高手？而高考作文评分所带来的困难，也应在摸索实践中解决克服。 有人说诗歌的自由度很宽泛，那你可以适当画一个圈，比如写14行诗，要有意境等等的硬性指标。况且，这些阅卷老师多数都是来自语文教学中的精英，自己也学过，而且还在教学中给学生讲授过诗歌，也有如何评分的标准。 如此简单地拒绝诗歌，对于我国教师队伍的教学也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既然高考拒绝写诗，势必对平常诗歌的教学就有些轻视，也就草草地带着学生“欣赏”一番走过场，把诗歌教学当成形式。如此恶性循环，对于我国诗歌的再度繁荣发展是很不利的。 但愿今后的高考作文能够取消体裁的限制，给考生们更大的发挥空间。 7. 关于古诗词的作文 改写《清明》 “沙沙沙！沙沙沙！”又下雨了。雨纷纷扬扬的，轻如牛毛，细如丝线，如尘似雾，从天空飘落下来。那雨轻轻地落在树枝上，树枝上的嫩芽钻出了可爱的小脑袋，睁开美丽的小眼睛，好奇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雨悄悄地落在草地上，草儿顽强地掀开了压在它身上的泥土，努力地钻了出来。它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开始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小草这儿一堆，那儿一簇，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绿衣裳。草丛中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有黄的油菜花、红的玫瑰花、紫的三角梅、白的郁金香，它们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几只燕子从空中叽叽喳喳地飞过，好像在说：“春天来了！春天真美啊！” 可这样的雨中美景，却吸引不了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的目光。他们来去匆匆，个个心事重重。行人中，有的扛着扫把，带着祭品，去扫祖墓，想起去世的亲人，心情十分悲痛；有的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前途未卜，心情压抑；有的正走在投靠亲友的路上，前景不明，更是心烦意乱。他们头上顶着阴郁的天空，心情在小雨的浸润中显得更加沉重了。 行人中，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杜牧。他身材偏瘦，皮肤白净，戴着斗笠，背着行囊，步履艰难。杜牧脸色憔悴，眉头紧锁着，形成了“川”字，一边走，一边还摇头叹息着什么。他已经赶了好几天的路了，加上这“天公不作美”，阴雨绵绵，到处迷迷蒙蒙，更使他情绪低落。此时此刻，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口渴得喉咙像要冒烟。他多么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吃口热饭，填饱肚子，再喝上几口老酒，解解渴，暖暖身子，然后好好地睡上一觉，该有多爽啊。然而这人生地不熟的，叫他往哪儿找酒家啊。 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清脆悠扬的笛声。那声音是那样清脆、悦耳。杜牧的精神不由为之一振。他抬起头来，放眼望去，只见迎面走来一只黄牛，黄牛背上坐着一个牧童。他大约十一二岁，黑里透红的小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显出了几分机灵、几分可爱、几分淘气。杜牧心想：有牧童就有村庄，有村庄就有酒家，对了，我何不向他打听一下？他想到这里，走向前去，很有礼貌地问：“小兄弟，请问这儿有酒家吗？”牧童看见了他，点了点头，笑了一笑，向他扮了一个鬼脸，拿着笛子往身后的方向指了指，意思是：往前走，就有酒家了。杜牧明白了，他连忙谢过牧童，打起精神，加快脚步，往前走去。果然，不久，一个村子在雨雾中若隐若现，那儿道路两旁开满了杏花，几个酒幌子在随风飘舞着，好像正向他招手呢……杜牧兴奋极了，灵感也随之而来，一首七言绝句脱口而出：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8. 写一篇关于古诗的作文 参考首古诗就写个很简单的。你可以参考带翻译的。很简单写的。 给你推荐个这个网站随便找个写。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的。但他又是一个暴君，实行专制主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受到后人谴责。许浑这首诗抒写了他行经秦始皇墓时的感想。 秦始皇墓位于陕西临潼县东约五公里的下河村附近，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它建成于公元前二一○年，坟丘为土筑，经二千年的风雨剥蚀，现存高四十三米，周长二千米。陵墓落成之初，坟上“树草木以象山”。在山光水色的映照下，在空旷的平地上托起的这座山一样的巨大坟茔，这就正如首句形容的那样，给人以“龙盘虎踞”之感。诗人在墓前驻足，目光从墓基转向墓顶，见到的是层层绿树，直上云天。眼前的高坟，不正好象征着秦始皇生前煊赫的声势吗？“势入浮云亦是崩”，覆亡之迅速与秦始皇在位时不可一世的声势，恰恰形成极富于讽刺性的鲜明对照。诗人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熔铸在这简短的七个字里。一个“崩”字，声如裂帛，宣告了秦皇已死，秦朝已亡，似乎言尽意绝，下文难以为继了。然而诗人忽一转笔：“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诗作旋即别开生面，令人称绝。这两句与前两句似断而实连，诗意从“崩”字悄悄引出，不着痕迹地进一步写出了秦始皇形象在后人心目中的彻底崩塌。同样是青山秋草，路人却只向汉文帝陵前参拜。汉文帝谦和、仁爱与俭朴，同秦始皇的刚愎、凶残与奢靡正好是强烈的对比。对于仁君和暴君，人们自会作出自己的评判。末句一个“唯”字，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后两句表面看来似乎把笔墨荡开，从秦始皇写到了汉文帝，从诗人自己写到了“路人”，实际上却有形愈松而意愈紧的效果，在轻浅疏淡的笔墨中显示出了厚重的力量。 可以把这个写出来的。 9. 关于古诗的文章八百字 我喜欢古诗。小时侯，经常浸泡在古诗的韵律里。每天晚上，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古诗，伴随着窗外蝉鸣声，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伴随着古诗，我诗意的生命开垦出丰美的田园。我会背的第一首古诗是《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我问爸爸“绿丝绦”是什么意思，爸爸说，“绿丝绦”是柳条垂下来像一条条丝带，就像妹妹头上扎的绿色蝴碟结，这就是“绿丝绦”了，哦，懂了。 我就这样一首首背了下来，读了许多有关春天的诗，“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春天阳光普照，江山秀丽，春风拂面，春风送来了花草香气，春回大地，泥土松软，燕子来飞飞去衔泥做巢，鸳鸯在暖和的沙地上睡着了，这一定是一幅非常甜美的春景图啊！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这首诗仿若把我们带到了黄师塔前，望着滔滔江水向东流去，心中的烦忧也随之而去，春风吹来，顿觉又懒又困，我明白了人们常说的“春困秋乏”。 宋朝诗人王安石有一首《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和南宋诗人朱熹《春日》中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同样是写春风，诗人一个喜，一个忧，两相对照，反映出两位诗人当时不同的际遇，不同的社会环境，感受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领悟了不同的写作手法。 古诗不仅给我的生命田园抹上了绿色，而且让我的心灵腾飞，融入那千年唐风宋词中，遥望天外云卷云舒，聆听海天相接处渔歌唱晚，更让我这个北方少年感受到了塞外大漠孤烟壮阔。 古诗，让我的生命丰富多彩！我爱古诗！ 10. 写一篇关于古诗词的作文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意思是：有位卖炭的老翁，在中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灰尘，显出被烟熏火烤的颜色，两鬓头发灰白，十个手指很黑。卖炭得到的钱做什么用？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可怜他身上穿的衣服很单薄，但是心里担忧炭的价钱便宜，希望天气更寒冷。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晨，老翁驾着炭车轧着冰冻的车辙赶路。人和牛都疲乏了，也饿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老翁就在集市南门外泥泞中休息。两位得得意洋洋的骑马的人是谁？是皇宫内的太监和太监手下的随从。手里拿着诏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然后拉转车头，大声呵斥着赶牛往北面拉去。一车炭，一千多斤，宫里的使者们硬是要赶着走，老翁舍不得它，却也没有办法。宫里的使者们将半匹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一挂，当作炭的价格。
如果是专门研究诗词的论文，那么应该不算的。可以考虑引用古诗词来作为附件，是不放在正文里
原文和生平背景点到为止即可，如果大量引用就不合适了。
没有问题的，论文查重是为了避免论文抄袭，考察的是已有的论文，引用苏轼的词不算。
如能用苏轼的原诗凑成一首新诗词那是极好的
有关李金发的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李金发诗集》《古希腊恋歌》。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淑良，广东梅县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李金发与林风眠、林文铮被誉称为中国美院历史上的梅州“三剑客”，三人各领风骚，为中国艺术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10月20日，李金发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金发一生的诗文著作，主要有《为幸福而歌》《岭东情歌》《微雨》《食客与凶年》《意大利艺术概要》《雕刻家米西盎则罗》《北京的最后勾留》《梭米顿夫人传》《肉的囹圄》《古希腊恋歌》《艺术论文集》《德国文学ABC》《异国情调》等。
他的作品《弃妇》和《里昂车中》被选入1984年出版的《现代百家诗》中。李金发诗文著作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故乡、深明民族大义的爱国主义思想。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作 者 】朱寿桐【作者简介】朱寿桐(1958.1—），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等多种。 一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认识和把握的自觉意识主要来自现代主义观念和作品的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诗歌意象的设计往往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由于体格和制式的限制，在表现诗人较为复杂的思想情绪时，就不能靠简单的形象比喻来完成，而必须有赖于密切型的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歌成就已有了两千多年的积累，作为历史沉淀，其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华往往都压缩在意象的光盘上，因而作为现代人唤起的对于古代诗歌乃至于古代文明的情绪记忆，便很自然地通过意象得以体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场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含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化，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是屡见不鲜。李金发新奇怪异的象征诗最初出现的时候，一度引起舆论大哗。人们在惊疑于其语言风格的怪诞别扭之外，还极反感于它的凭借古语而又食古不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这是他《弃妇》中的开头，确实既泥古而又悖古，面目奇特而可憎。殊不知他正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既不是想张扬古代诗歌文化以向新文学示威，也不是想改造传统诗歌以适应新观念的表现，而只是本着有利于表现的原则，试图对诗歌的格式、范型作一种探索。他在《微雨》的“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苟能表现一切”是他的唯一依据，在这样的依据上他既可以运用传统的表达，又可以探索新异的诗路，于是他的诗歌便显得那么怪异。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能对这样的怪异抱宽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尽管它未必理想，甚至未必妥当，因为真诚的尝试者和勇敢的探索者是不受谴责的。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得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较之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现代诗人都更注意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时常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量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转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cuì＠①＠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cuì＠①＠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cuì＠①＠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认为“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注：《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寂寞”凄惋的情怀。他的《我思想》一诗直接取用古代文化意象，分明告诉我们那原是他的灵感之源。固然这里不排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像，但激活戴望舒情绪感应的主要因素还是《庄子》中飘忽无定，彼此模糊的蝴蝶意象：“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在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较之庄子的蝴蝶意象，诗中的蝴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减轻了，而多了层勃郁的诗意和诗性想象的成分：幻想到万年后的小花的呼唤，体验着在“无梦无醒的云雾”中逍遥游荡的轻妙。如果不借助蝴蝶的古典意象，要抒述这样的情绪确实相当困难；古典意象的加入则使得诗人在表现自己的情绪时直有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何况，戴望舒写诗时也不光受他所说的“新情绪”驱使，他自己在情致中便有相当多的古雅趣味，诚如他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所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照着“窗头明月”，读着枕边闲书，雅静、幽闲、心旷神怡：悠悠的古意，悠悠的诗情，悠悠不尽的慕古情怀。有着这样的“古意”雅情，戴望舒几乎每一作诗，便沉陷于古典意象的包围之中。连连不断的古典意象启发着他，使得他比其他诗人多了一份灵感的源泉，于是他能写出《雨巷》这样堪称典范的现代诗，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雅号。《雨巷》属于戴望舒说的那种通过旧的意象表现新情绪的代表性诗歌。谁都能一眼看出此诗直接采用了古代诗歌中的丁香意象，但是，戴望舒没有简单地重复表现古典的丁香意象所包含的意绪，而是以古典意象固有的意绪作序引，借题发挥地表现自己新的体验，新的情感。在李商隐等古人的意象世界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南唐李jǐng＠③的《浣溪沙》词中更咏出“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他们所构筑的春风细雨之中丁香结愁的意象和意境，正是戴望舒此诗之所本。但戴望舒并没有把此诗真的写成“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在“愁”字上大做文章，虽然他每每写到“愁怨”“忧愁”，可将这些传统意象的内容赋予了一位假想中的姑娘，这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诗歌中有关意象的复合印象的人格化体现，以她的恍惚出现又飘然而逝来表现诗人的“冷漠，凄清，又惆怅”的情绪体验。于是，在这诗中，“愁”不再像古诗中那样是表现的主要对象，“冷漠，清清，又惆怅”才是全诗表现的“新情绪”，“愁”连同包含“愁”绪的丁香意象，以及将这意象人格化的那位想象中的姑娘，只都成了借以表现这些“新情绪”的客体。这样处理的结果，传统的意象不仅没被破坏，而且，丁香作为喻体得到了更富有诗意的阐释：它不再单是“愁”字的写意，更像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但诗歌又没有照搬古诗的意境，它将传统的“愁”绪当作审美对象，一唱三叹地感慨这种情绪的失落。当一位诗人连愁怨的意象都愿意在心中永远驻留，而不愿其流失的时候，可见他的凄清孤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同《古意答客问》中传达的情绪相联系，《雨巷》表现出了戴望舒对于古典意象和境界的由衷向往。他将古人已经用丁香意象美化了的愁怨情绪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美化，那便是幻想出了一个具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但对这新造的愁怨意象无论从感情还是从意绪上都毫无轻亵的表示，显示出对古典意象的虔敬与尊崇态度。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所以值得如此尊崇，是因为其中确实含有某种永恒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牵动诗人的心犀，招惹起他们一唱三叹的兴致。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所乐于引用的古典意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时，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对这种古典意象的魅力却有出奇的感受力，他就是在《现代》杂志上时常揭载诗作的禾金，他的诗《一意象》就直接歌咏了这样的意象：“孤城落日之高原”，显然借剥了“一片孤城万仞山”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诗意境，但没有像《雨巷》那样赋予古典意象以新情绪表现的内容。何其芳的《古城》则与戴望舒相仿佛，既借剥了古典意象，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感受。——他借用的是“邯郸梦”的传统意象：“邯郸逆旅的枕头上／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邯郸梦”的意象仍被完整地保留着，但诗人主要表现的却是现代人生色彩较为明朗的感兴。提倡“意象抒情诗”的施蜇存，自述喜欢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的诗，他的诗歌创作则每常借鉴古诗意象，秋风落叶式的构思和天涯孤客般的情怀犹如珠光点点散落在他诸如《秋夜之檐溜》等诗作中。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不少诗人的理解中，“意象抒情诗”固然与外国的意象派诗关系十分紧密，但与古典意象绝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现代诗人的意象构思毕竟挣脱了古代思维的樊篱，很少有人再安心于恪守古典意象的规定空间，尽管他们会对那个遗传空间顾瞻不已甚至留连忘返；但他们的思绪是开放型的，他们将致力于意象的创新和改造，即使远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气氛，他们也仍会意气风发地对一种新的诗学世界孜孜以求。 二提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带着几千年历史文化沉积痕迹的固定话语，如写悲壮，则常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之类的“风”和“易水”的意象；咏悲惨则用“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和“鸿雁悲鸣红蓼风”乃至“蓼红苇白断肠时”中的“鸿雁”、“红蓼”等意象；说愁绪有“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清明时节雨纷纷”及“烟波江上使人愁”等烘染的细雨、烟波意象；言游子别绪则多采用“子规啼彻四更时”或“子规夜半犹啼血”的“子规”意象，更不用说抒命蹇而着“南冠”，叹荒凉而望“关山”，悲时序而伤落花，感兴亡而嘲“商女”或“西湖歌舞”，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所提供的意象也还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做一些过细的工作，大抵不难总结出中国古典意象的基本类型。古代诗人一般都把为历史所认可了的意象视为典范性的表达而加以袭用，无论从理论上和习惯上都不提倡意象的创新，唐代皇甫shí＠④的话颇有代表性：“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意谓意象营造如果不守古之常而思创新，则必然显得怪异。“怪”在古代语言表述中可不是褒义。而现代诗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则锐意于意象的创新，即使不能创新，也至少要做到对旧意象进行翻新；墨守旧意象旧意境，一向被视为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这当然是针对新诗人而言的，这样的观点在新诗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如此重视意象的独创，有的甚至通向一种偏见。直到80年代还曾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从这样的独创论出发偏激地否定戴望舒的《雨巷》充斥着“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注：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丝毫不理会戴望舒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旧的古典的应用”“无可反对”的辩白。现代诗人提倡意象创新，无论从其初衷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为了新诗能够甩脱传统的缧绁并求得别开生面。特别是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鼓励下积极从事现代意象的营造之后，现代诗歌确实摆脱了旧诗的阴影而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诗评家李健吾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考察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注意意象创新的实绩之后，指出：“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掉旧诗。”（注：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显然对“轻轻松松甩掉旧诗”一语不能予以狭隘的理解，以为现代派诗人的诗与旧诗就没有了一点瓜葛。李健吾这段话实际上是表述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文学革命之时胡适等想摆脱旧诗，虽然语言形式上和思想观念上作了很多创新努力，但他们诗歌所运用的意象差不多都是旧意象的沿用，没有重视新意象的创造，而且他们一般还没意识到意象建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这便导致最初的新诗即使形式上像新的，表述上也还是古意盎然；现代派诗歌兴起以后，诗人在意象创造方面享有高度自由，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和改造传统意象，也可以随自己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创造新的意象，这时，即使他们也常表现古意，但那不过是有意为之，如果要与古典意象划开界限，这对他们会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的现代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外国同道那样天生有反骨，特别是到了30年代之后，与传统的对垒早已不是新文学界的价值指向，故而也不会是现代诗人的基本目标，这样才出现了戴望舒等一批明显地趋奉古意的诗人。但是，现代诗人在现代生活感兴和外国诗歌潮流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象构思，新文化环境对他们的这种重新构思又颇多激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将会出现许多对于熟读古诗的人来说相当陌生的意象，更有意趣的是，许多传统的意象由于构思方式的不同正面临着内涵或色彩的改变。古代人构思意象纯粹由“象”出发，以“象”为主，附“意”于“意”，正如唐代皎然在《诗式》卷一“团扇二篇”中所提倡的“假象见意”。在这样的构思运作中，诗人们首先捕捉到“黄昏”的景象之美：那时明暗交错，彼此混沌，云里雾里，一派朦胧，或有细雨霏霏，则宁静绝俗，故常有“黄昏细雨”之叹；若夫日沉月初上，则牵动微妙幽思，顿生浪漫之想，遂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唱。于是，黄昏之象的美引起了一系列美的意念，造成了传统的“黄昏”意象充满了美艳动人的光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音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其中最自然且最能令人神思飞扬的当还是“月黄昏”的意象。或许人们会引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说明黄昏意象被用来表现愁的意念：“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殊不知这一阙仍是感叹黄昏之美，黄昏之美将要掩去无限好的夕阳，这是用夕阳之好衬托黄昏之美。从首句“向晚意不适”也能分析出，此诗后几句都应是写意随景转，着意抒写“驱车登古原”后的“意适”，黄昏之象是诗人“意适”的高峰体验。理解这首诗，似不宜立足于“夕阳”而从“只是”的转折中总结出惋惜、惆怅的感叹。黄昏时分确实也容易勾起人们的种种愁绪，不过自古以来，人们宁愿将愁绪表现的任务交付给黄昏之后的皎皎明月或黄昏之前的沉沉暮日，唯独避开黄昏。曹丕有“仰看明月光”而“郁郁多悲思”之咏，古诗中有“明月何皎皎”但“忧愁不能寐”之唱，这些都直接促成了李白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城上对月期友人不至》吟到“明月照西楼”，后接着的则有“不醉即须愁”之句，可见明月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能挂连到悲思愁绪上来。至于用日暮的意象写愁绪，古代诗歌中也属屡见不鲜，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有“日暮且孤征”的社会之叹，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有“日暮客愁新”的个人之伤。 现代诗人则毫不犹豫地将种种愁绪交付黄昏意象去表现。因为现代诗人的意象营构是“意”常先于“象”，产生了一定的“意”便酝酿到相当的浓度之后，才在“象”的世界寻找载体，结成意象，于是对于黄昏这样的古老意象，他们可以先不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将自己的现代感受和人生体验中的一些相应印象赋予黄昏意象作新的表现，这就改变了黄昏意象传统的内含，而使之呈示出迷茫、悲愁色调。现代的“黄昏”意象因而划出了与传统意象清晰的界线。鲁迅《野草》中的《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最先十分明确地刻画出了现代的“黄昏”意象，——那是通过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影”凸显出来的：它界乎明暗之间，既不能得到光明的肯定，也不能接受黑暗的否定，而维持徘徊不定、彷徨无地的现状似也难能做到，于是陷入十分痛苦、哀愁的境地。黄昏便是痛苦、哀愁的意象体现。作为一个现代精英人物，鲁迅常常体验到这样的彷徨和徘徊的痛苦以及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的哀愁，他曾多次将这样的痛苦和哀愁付诸各种各样的意象加以表现，如既不愿冻灭也不能燃烧的“死火”，既想抗争又陷入“无物之阵”的这“样的战士”等；当他出于现代人的思考迫切地想将这些痛苦和哀愁具象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唤起了对于黄昏时分“影”的联想，“黄昏”在他的诗心中属于怎样的意象便可想而知了。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陈敬容把握住了黄昏那种“朦朦胧胧”、“半明半暗”的意象特征，但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把握住它徘徊不定、彷徨无地，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的意象实质。作为一个在感情方面较为充沛的女诗人，陈敬容从黄昏意象中领略的还主要是对黑暗的“凄伤和恐惧”：黄昏是黑暗的预言者，是黑暗淫威先声夺人的具现；从这样的意义上，她给黄昏意象涂抹上了可诅咒的色调。在她的《冬日黄昏桥上》这首诗里，甚至黄昏的颜色将暮日也染得可怖了：“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黄昏的到来对于神经脆弱的诗人其意义便是黑夜降临序幕：“黑夜将要揭露／这世界的真面目／黄昏是它的序幕。”这样的黄昏意象没有什么美好可言，正像世界在黑暗中展现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样。诗怪李金发写过“黄昏的和谐”，似乎想为黄昏意象抹上一层温和的色调。但其实那里的和谐还是充满黑暗的展现。他的《黄昏》一诗虽然以象征主义的反语对黄昏所招致的黑夜进行了美化的描写：“黑夜之宫庭／将开着花了，……”但随后表现的主题还是愁绪与悲伧：当“山头最后的光影”残留着，那便是“聚哭是我们的时候了。／我酒入愁肠，／旋复化为眼泪，……”黄昏依然是愁怨和悲哀的意象。 现代主义基本上立足于人生和社会的负面开发诗思，故有消极、颓废之称：这样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中国现代诗人。他们在上述辩证法的思路中强调最力的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对于黄昏意象的揭示，也多在黑暗方面。就像现代派画家习惯于阴暗和冷色调地处理各种题材一样，现代诗人由于立足点有阴郁、灰暗方面，不仅将黄昏这样界乎明暗之间的意象往冷色和暗色方面处理，而且将一些本来是明朗色调的意象也处理成阴暗灰冷的风貌。本来“绿”属于生机勃勃的意象色彩，可在卞之琳《雨同我》一诗中，“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却将忧愁付诸绿色意象；常白的《看灯》甚至将红色和绿色都处理成愁怨的色调：“长街灯市，排开红绿的新愁。”在色彩意象的采用上，最能反映出古今诗人意象构思之不同的乃是“紫”色。传统诗人多愿从吉祥、和谐、富贵、安宁、纯洁等正面意义上处理色彩的意象内涵，无论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分别赋予各自的正面含意，似乎只有对“黑”这样绝对化的颜色才付以反面的象征意念，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类。其中的紫色常用作表示高贵、祥和的意象。高高在上的天堂被称为“紫宵”，李峤的《长宁公主东庄侍宴》中有“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句；高贵地域的路径如宫中道路等被称为“紫陌”，刘禹锡有“紫陌红尘拂面来”之咏；紫色即使当平常的色彩也用于明雨鲜艳的描述，朱熹在《春日》中写有“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为明丽的太阳也可用紫色去形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即有“银烛朝天紫阳长”之唱。然而，现代诗人偏于冷色调和灰暗心理的表现，紫色到了他们的笔下便完全消失了上述吉祥、高贵、明丽的意蕴，而呈示出诡秘、愁苦、恐怖、怨毒的色泽。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中将逝去了的生命形容为“紫色的灵魂”，就使得紫色成了诡秘的意象，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中有“即月眠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也分明带有这样的诡秘意味；戴望舒在《夕阳下》写“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这紫色便充满着愁苦和悲哀；新月诗人朱大楠则那么怨毒，将紫色用来描绘毒蛇的纹章，在《松树下》写道：“松树下有紫鳞毒蛇蟠踞，／野猪和獾兔都叫她美人。”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一个成功的意象营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万代诗人借鉴的对象，成为一种经典；可在过分信奉“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之信条的现代诗人笔下，他们的意象造设无须像古代诗人那样求得普遍的共感，只要体现出现代感兴的独特性，而且，各种现代诗歌理论都在鼓励感受和表述的独创性，这使得现代诗歌意象的造设便呈现出随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所揭示的结果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繁多和重叠。与传统文论中所宣扬的“繁而不珍”（注：《文心雕龙·物色》。）观正好相悖，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明确提倡现代诗歌须“有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现代诗人一般都愿意以意象的繁密夸耀自己的构思，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繁多常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意象的个人性及对普遍经验的突破。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是建立在艺术个人主义化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往往只注重创新，鼓励意象的新奇，相对忽略了意象设计的普遍意义，造成许多“读不懂”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经典化。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纟加卒＠②原字纟加蔡＠③原字王加景＠④原字氵加是 （注：原文太长，有删减）
弃妇》被收在作者李金发的第一本诗集《微雨》里，表现李金发式的厌世："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我的哀戚唯游蜂之脑能深印着"，这就是李金发的诗所象征的形而上性和神灵性。与别的象征不同，李金发诗所象征的往往是形而上的东西，神秘的和神灵的东西，这是为象征主义对于世界的理解所决定的。另外显示出诗句中想象的新奇性，而这种新奇的想象已经与浪漫主义的想象很不同了。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这三行诗很富于表现力，几笔就描绘了忧伤和烦闷的氛围。《弃妇》这首诗主要写了三个意象：蚊虫、游蜂和夕阳，并用这三个意象抒写了弃妇的清白、哀戚和烦闷。弃妇这个形象也象征着诗人自己所受的种种社会压迫和厌世的心态。 作为象征派诗歌，《弃妇》这首诗具有与其它类诗很不同的特点。"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诗中暗示的指向，是内在生命，是象征主义哲学所理解的人的内在生命，而与通常的诗的暗示很不一样了。《弃妇》的创作受到唯美主义思潮的浓重影响。李金发当时认为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是不同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作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他的思想是颓废的、神奇的，他的为人是厌世的、远人的。在《微雨》诗集"序言"中，李金发曾说："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要紧，美能表现一切"。这首诗运用了"诗的语法"上的创新，即意象之间联络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往往被看成是不通顺。这使得传统诗的读者读它时，不大习惯，感到费解难懂。其实这却是作者在艺术上的创新，是象征派诗歌传到中国后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