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正是如此,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摄取而来,作者虽不加任何评论,然而事实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特性却立刻跃然于纸上.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如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醉心举子业的选文名家马二先生除了高头讲章,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游览西湖面对秀山丽水全无会心,唯见其一路大嚼不停.对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却馋得咽唾沫,看到鱼翅燕窝从眼前端过去就羡慕,看到皇帝御书就舞蹈扬尘,磕头跪拜,看到书店里卖他的“选本”,就翻翻看看,打听销路,这些如实的描写,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而可笑的落魄冬烘先生的形象.当了翰林编修的几位老先生孤陋寡闻,经常闹笑话；附庸风雅的杨执中抄袭前人诗作,若无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尊讳,但相府公子对此叹尝不置,鲁编修也并不怀疑其为膺品.蘧駪夫得到海内孤本,添上自己的大名饮誉文坛.牛浦郎冒着别人的名字,到处招摇撞.一省学道连北宋苏轼的大名都不知道,结果成了帐下门客的笑料.再如第十七回“斗方名士”浦墨卿、支剑峰和匡超人关于“中进士”和“全福”的争论,把所谓“名士”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作者明明是在讽刺这些官师、儒者、名士、山人,但他只是狡黠地隐在一边,没有片言只语的直接抨击或挖苦,有的只是用白描手法竭力刻画的形象和场面,那些可鄙可笑的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登场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这是非常高超的讽刺艺术,它的讽刺效果远远高过于作者直接出面作讽刺和嘲弄.探其原因,当与吴敬梓的身世、生活、思想和奉行的创作方法有关.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由于中秀才后一直不曾出仕,又性耽挥霍,长期过着“困穷途而瑟缩”的生活,对科举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现实体察和感受日益加深,完全有余裕提炼足够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他非常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见,对生活熟悉而真实的描绘,正是吴敬梓笔下人物之所以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爱憎更是构成作品讽刺性的基础.加上他有极为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于是许多“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事物,经他写出,便令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了.像那个家境豪富而又悭吝成性的严监生,自述其仅有“几亩薄田”,平时舍不得买肉吃,独生幼子吵吃,“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盏燃着两根灯草,竟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描述这样生动的情节,就足以塑造守财奴的形象了.正因为作者有—十分厚实的生活底子,又娴熟地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刻画伪妄也好,抨击习俗也好,总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那些借助直接嘲弄,缺乏真实性的讽刺作品难免询意浅露,如同漫骂,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儒林外史》有正面的人物和肯定性事物的描写,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追求和理想,但揭露和讽刺知识界的丑恶、堕落以及科举仕途的荒谬和危害,则是最主要、最突出、最精彩和部分.不过,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以此专刺某人某事,或仅作为陪衬烘托角色的程度上.它的讽刺矛头虽也落到各个具体形象上面,但实际上它把人物的种种秽行劣迹和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都与腐朽僵死的科举制度联系了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刺入到了社会的本质方面.这就大大高出于同类的作品.“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还能指望士品不破产,儒生不堕落吗?考取了“功名”,“出”者多成寡廉鲜耻的贪官,“处”则沦为横行地方的劣绅；考不取“功名”,孜孜砣砣,追求不息,糊涂迂腐,形同废物,或者混充名士,奴颜婢膝,利欲熏心,自欺欺人.哄吓,无恶不作的严贡生是如此,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匡超人也是如此.难得仍有君子品行的马二先生又何尝免得了“迂腐”二字!八股文只是在特定程式里,变换些词句来阐发所谓圣贤经传道理的玩意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僵化透顶,中与不中,本无什么凭准可言.小说中人物所以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归根结蒂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牢笼和毒害.小说描写的两个贫苦人家子弟匡二和牛浦,他们原先并不坏,后来为什么成了无赖和编子?就是因为沾了科举的边!揭露并讽刺科举制度在社会各方面散发的腐恶臭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正是作为讽刺艺术的精髓所在.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以公心讽世”、“指摘时弊”一类评语,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领会.此外,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讽刺性特点的原因之一.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夸张不是失实而是更加突出事物的本质.周进撞号板,痛哭而至于口吐鲜血；范进见报贴,高兴得至于发疯；严监生见燃着两个灯芯就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都是从生活中精选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把人物的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而收到讽刺鞭挞的良好效果.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儒林外史》的讽刺性还表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作者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或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人具有哪种性格,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优秀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并巧妙地把它和讽刺结合在一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抓住人物的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把他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突显人物的行动,通过行动自然地显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如第五回“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一段,作者对严监生无一褒贬之词,而只靠人物临死前一个极平常的细节活动,就使一个地主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灵活鲜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情节的描述,严监生便成为久久活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悭吝的典型了.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作者,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作者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优秀的讽刺小说语言是幽默的,风趣的.《儒林外史》用富有口语特色的个性化语言,对各色人物的外貌、心理、行动进行刻画.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赏析。 2、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论文。 3、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体会。 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包括据实摩写，通过人物的外貌和言行表现嘲讽之情，善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真实性结合、喜剧性和悲剧性结合，通过人物前后相悖的语言行为相对照，合理的夸张、戚而能谐、婉而能讽等。
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中的三点进行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 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 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求采纳
《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正是如此,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摄取而来,作者虽不加任何评论,然而事实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特性却立刻跃然于纸上.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如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醉心举子业的选文名家马二先生除了高头讲章,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游览西湖面对秀山丽水全无会心,唯见其一路大嚼不停.对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却馋得咽唾沫,看到鱼翅燕窝从眼前端过去就羡慕,看到皇帝御书就舞蹈扬尘,磕头跪拜,看到书店里卖他的“选本”,就翻翻看看,打听销路,这些如实的描写,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而可笑的落魄冬烘先生的形象.当了翰林编修的几位老先生孤陋寡闻,经常闹笑话；附庸风雅的杨执中抄袭前人诗作,若无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尊讳,但相府公子对此叹尝不置,鲁编修也并不怀疑其为膺品.蘧駪夫得到海内孤本,添上自己的大名饮誉文坛.牛浦郎冒着别人的名字,到处招摇撞.一省学道连北宋苏轼的大名都不知道,结果成了帐下门客的笑料.再如第十七回“斗方名士”浦墨卿、支剑峰和匡超人关于“中进士”和“全福”的争论,把所谓“名士”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作者明明是在讽刺这些官师、儒者、名士、山人,但他只是狡黠地隐在一边,没有片言只语的直接抨击或挖苦,有的只是用白描手法竭力刻画的形象和场面,那些可鄙可笑的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登场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这是非常高超的讽刺艺术,它的讽刺效果远远高过于作者直接出面作讽刺和嘲弄.探其原因,当与吴敬梓的身世、生活、思想和奉行的创作方法有关.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由于中秀才后一直不曾出仕,又性耽挥霍,长期过着“困穷途而瑟缩”的生活,对科举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现实体察和感受日益加深,完全有余裕提炼足够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他非常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见,对生活熟悉而真实的描绘,正是吴敬梓笔下人物之所以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爱憎更是构成作品讽刺性的基础.加上他有极为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于是许多“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事物,经他写出,便令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了.像那个家境豪富而又悭吝成性的严监生,自述其仅有“几亩薄田”,平时舍不得买肉吃,独生幼子吵吃,“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盏燃着两根灯草,竟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描述这样生动的情节,就足以塑造守财奴的形象了.正因为作者有—十分厚实的生活底子,又娴熟地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刻画伪妄也好,抨击习俗也好,总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那些借助直接嘲弄,缺乏真实性的讽刺作品难免询意浅露,如同漫骂,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儒林外史》有正面的人物和肯定性事物的描写,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追求和理想,但揭露和讽刺知识界的丑恶、堕落以及科举仕途的荒谬和危害,则是最主要、最突出、最精彩和部分.不过,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以此专刺某人某事,或仅作为陪衬烘托角色的程度上.它的讽刺矛头虽也落到各个具体形象上面,但实际上它把人物的种种秽行劣迹和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都与腐朽僵死的科举制度联系了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刺入到了社会的本质方面.这就大大高出于同类的作品.“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还能指望士品不破产,儒生不堕落吗?考取了“功名”,“出”者多成寡廉鲜耻的贪官,“处”则沦为横行地方的劣绅；考不取“功名”,孜孜砣砣,追求不息,糊涂迂腐,形同废物,或者混充名士,奴颜婢膝,利欲熏心,自欺欺人.哄吓,无恶不作的严贡生是如此,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匡超人也是如此.难得仍有君子品行的马二先生又何尝免得了“迂腐”二字!八股文只是在特定程式里,变换些词句来阐发所谓圣贤经传道理的玩意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僵化透顶,中与不中,本无什么凭准可言.小说中人物所以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归根结蒂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牢笼和毒害.小说描写的两个贫苦人家子弟匡二和牛浦,他们原先并不坏,后来为什么成了无赖和编子?就是因为沾了科举的边!揭露并讽刺科举制度在社会各方面散发的腐恶臭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正是作为讽刺艺术的精髓所在.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以公心讽世”、“指摘时弊”一类评语,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领会.此外,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讽刺性特点的原因之一.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夸张不是失实而是更加突出事物的本质.周进撞号板,痛哭而至于口吐鲜血；范进见报贴,高兴得至于发疯；严监生见燃着两个灯芯就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都是从生活中精选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把人物的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而收到讽刺鞭挞的良好效果.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儒林外史》的讽刺性还表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作者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或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人具有哪种性格,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优秀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并巧妙地把它和讽刺结合在一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抓住人物的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把他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突显人物的行动,通过行动自然地显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如第五回“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一段,作者对严监生无一褒贬之词,而只靠人物临死前一个极平常的细节活动,就使一个地主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灵活鲜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情节的描述,严监生便成为久久活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悭吝的典型了.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作者,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作者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优秀的讽刺小说语言是幽默的,风趣的.《儒林外史》用富有口语特色的个性化语言,对各色人物的外貌、心理、行动进行刻画.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
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
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
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
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
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摘要：本文拟从《围城》这部小说讽刺特色的角度分析它的语言艺术，以此来表现钱钟书先生博学睿智的才识，以及他精辟辛辣、幽默隽永、细腻婉转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围城》；语言艺术；讽刺特色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从它的艺术价值看，是中国现代文学少数可以传世的佳作。它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其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他崭新的创造在于通篇作品中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活用讽刺来展示各个侧面的丑恶。 一、讽刺手法在《围城》中灵活多样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讽刺、智慧的火花，《围城》中活用讽刺恰到好处，可谓新奇巧妙，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术。 一是善于运用文言文语句进行讽刺。钱钟书先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围城》中，钱钟书灵活地运用了文言词语对人物进行刻画与讽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写到方遁翁时，就有如下描述：“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这里的“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过这一句话，讽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讽刺了他卖弄学问的本质。还有点金银行周经理的这样一段话：“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遮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有荣焉。”这段话整段都是文言文，作者就利用文言文的作用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讽刺周经理的虚伪、虚荣、市侩的嘴脸。 二是借用英文进行讽刺。一般来说，行文中，现代汉语能表达清楚的，就不需再借用外来词语了，胡乱地使用会有反效果。然而，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运用了英文，却是达到了讽刺人物的效果。如：张吉民接待方鸿渐时所说的一段话“Hello！ Doctor方，好久不见！”“Sure！have a look see！”“Sure！值不少钱呢，Pleny of dough。并且这些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那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在这里，作者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张先生那种崇洋媚外的丑态，讽刺了他善于卖弄自己，炫耀自己的走狗身份。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常常利用谐音在人名、词语的翻译上做 文章 ，以达到讽刺的效果。例如李梅亭在自己的名片上将“李梅亭教授”译成英文“professor may din lea”（五月，吵闹，草地），钱先生还假借赵辛楣之口将“梅亭”与“mating”（交配）联系在一起，饱含讽刺之意，使假道学李梅亭的好色本性再一次自然地流露出来。 三是巧妙活用词语进行讽刺，使得语言有别样的异味，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例：“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中立”作者在这里分拆开来变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这几种思想，滑稽地嘲讽了英美两国的无能。其中“并肩作战”也属于词语的超常用法中的变异方式。 此外，《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重复、比较、推理等手法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二、讽刺对象在《围城》中无所不包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他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也要戏谑一番。如“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半斤猪油”，写的是乡村小旅馆里肮脏的桌子：“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写的是西贡酒家里坚韧异常的“佳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是在里面洗过一次澡”，写的堂堂的三闾大学系主任宴请宾客的清淡如水的鸡汤；“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肉像 潜水 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这一串不相宜的事物写是方鲍二人一整天“什么都别扭”的倒霉相，作家撷取人生中富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片断，调色画像，渲染加工而进行的轻松的幽默。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仲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那么下面各例则是作家刻意用他那支战斗的笔，对当时社会上的政治群丑、无聊文人的丑态所制作的活画像：“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人造战略上的撤退’”。借方鸿渐的表现批判了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又如把方鸿渐一行人在泥泞路上鞋底上沾满的泥巴比作“抵得贪官刮的地皮”，把店里长久销售不掉的半生不熟的肥肉的颜色比作“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这些脱口而出的比喻，看似漫不经心，实质包含着作家对那些食人者无情的鞭笞和批判。对书中刻画的那些道貌岸然、整日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标榜自己，招摇过市，实则不学无术的无聊文人，作家同样地用他那支辛辣的笔触，借用讽刺性的比喻，将他们的面纱揭去，还之以本来面目。 三、讽刺艺术在《围城》中显赫地位 一部优秀的小说应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金曾说过，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传统的小说一般比较注重小说的思想内容，讲究 故事 情节的完整性和曲折性。而《围城》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作品的主题、故事情节，而是钟书先生那种所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独特的、辛辣的嘲讽。小说虽也有一个较为明显地主题，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主题、情节不被读者所重视，不是因为作品的主题，情节没有什么社会价值，而是因为钱钟书先生那种对生活独特的、辛辣的讽刺艺术特别突出抢眼，引导读者眼光由社会朝心理病态及丑恶灵魂的挖掘转移，不以激烈的矛盾冲突取胜，而以精妙有趣的讽刺艺术感染读者。 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不似传统小说借助典型的环境加以渲染，而主要是通过各种讽刺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作品虽然也注重描绘时代背景，并使其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但在处理它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上是无法比拟的。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柯夫的作品辛辣讽刺，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仲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这种讽刺绝不同于新文学史上其他类似的讽刺小说家。 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现实的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则采用高明的讽刺艺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通过讽刺的多样性的使用，让人们感受到讽刺背后对方方鸿渐等人的一些同情。钱钟书先生冷眼旁观，忽冷嘲，忽热讽，出尽了那些庸俗知识分子的洋相，表现出知识分子对悲惨命运的那份无奈，让人于幽默中体会到潜藏于后的悲剧意味以及对生命的无奈。 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里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先生独特的讽刺艺术，不仅在《围城》中独占鳌头，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章晓俊.浅谈《围城》的讽刺艺术特色[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s1). [2] 裘新江.投向人性丑恶的理性之光——吴敬梓与斯威夫特之讽刺比较[J].滁州师专学报,1999(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lana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Wei Cheng in the perpspectvie of its satiric characteristics, hoping to show wise and learned ability and insigt of Mr. Qian Zhongshu and his incisive spicy, humor meaningful and exquisite language style. Key words: Wei Cheng; language style; satiric characteristics
1，社会反映的层面第一层我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的批评，也就是常说的反映论。中学语文老师都喜欢让同学概括，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训练嘛。概括是“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它的主题是表达了什么什么。这种批评的方法来看，《围城》确实有它写实的一面，就是说它有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呀，确实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确实，我认为通过读《围城》，是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就是说它描写了现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景。其实呀，钱钟书在他小说的开头序言里面就说了，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就可以说是世态人情嘛。这是我们读《围城》时应该注意的。有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年轻的评论家可能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围城》是有这层意思，就是说《围城》它有揭露性的一面，就是写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上那种陋习，精神上的落后，有些描写呢，是非常真实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确实是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层面叫生活描写的层面。生活描写层面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中国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有认识历史的价值。通常我们说“通过什么反映什么”，比如通过这个描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这个话大家不要一听就讨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这种批评以前是主流批评，有它的功能、特色，比较重教化，重意识形态，把作品看成是一个镜子，就是社会学批评经常容易导致的一种状态。它有它的功能，刚才说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这类批评的一个常见的公式，第一个层面可以用社会学的批评来认识。这个《围城》确实有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提示，这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比较好的小说，比较深的小说，可能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甚至是无数的层。《围城》起码还有二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是文化批判的层面。2，文化批判的层面《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他把他的《围城》，整个写成是一个“新儒林”。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儒林外史》的小说，揭露科举制度丑恶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写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先躯桥梁，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的人，知识分子位置是很高的。但是《围城》里面不是这样，《围城》里面知识分子是处在一个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钱钟书的批判呢，确实有他的特色，他的批判对象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他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新儒林”是怎么来写的。他主要通过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方鸿渐不见得是一个坏蛋或者不好的人，他挺善良的。他也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挺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有句话叫博闻识浅，他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来批评他。像苏文纨批评他，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也批评他，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另外有一个人叫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他的老婆孙柔嘉呢，批评他说，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总之，方兄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是优柔寡断。在生活面前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呢他不断地失去机会。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就别做了，做了就要负责，结果呢，方兄就落了这个套了。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所相思的另一个女孩子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把方跟唐晓芙的关系给破坏了。但是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一般的三角恋爱，并不只是青年男女玩过家家，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就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惰性呢。我想这个是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实际上就带有批判。钱钟书笔下很多人物啊，都可以找到文化批判的意图，像船上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那个鲍小姐，钱钟书明显在批判，方鸿渐当然更是一个批判的中心了。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我读这个《围城》也联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面，现在好些人的精神状态啊，有时又多少有点回到方鸿渐，也好像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挣钱就是目标吗？钱挣到以后又觉得没意思，方鸿渐就是这样的。钱也是一个“围城”啊。比如说我现在没钱，在做梦，梦到哪一天我有一百万，二百万，买房子买车子，也许我就成为天下最快乐的人。但目标都达到以后，可能你快乐的程度还比不上现在。无所依持，没有生活的目标，方鸿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方鸿渐的身上呢，就带有钱钟书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所以说钱钟书他这种批判呢，是很个别的，很尖刻的。他不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反正是“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就是好的，民主就是好的，西方来的就是好的，他不是这样看的，他都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现在北京不也看到很多乡村都市化吗？钱钟书用一个比喻，也是很“损人”的，他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人家西方，事实上又不断地滴水穿石，学了又不像。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这个有批评。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这都是批判，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下面我还要讲到一个人物，我认为是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钱钟书眼中啊，把这个小女孩写得特别的老练，特别有城府。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啊，是那么的柔弱，那么天真，那么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哪，孙是很温顺的，很柔弱的；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很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啊，连跟男的结交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呢，也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旧的，她也不是什么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又觉得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女孩有时候有点撒娇啊，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钱钟书是为了作文化批判，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也写得有点过火。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孙小姐呢？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啊，“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写英雄的人太多，所以说为什么一看到钱钟书的小说我老想起老舍。老舍先生的笔下呢，也是很多“非英雄”，“五四”以后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笔下呢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的人呢，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的冲突之下的这样一群人物。刚才我们讲了“视点”，就是写作的视点，钱钟书的视点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是批判，但并非巅覆一切。这跟当下的王朔也不一样。王朔什么都批，无所不批，钱钟书当然也是无所不批，但是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王朔呢他自己说他是“码字”，一天要码五千字，都是计算好的，什么都写，他有时写电视剧也可以，写得很好，老百姓也可以接受，但不断地向前卫向精英挑战、骂人。现在连鲁迅也骂了嘛，这不见得是什么文化批评。钱钟书确实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写作角度，刚才也说第一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批评来看钱钟书作品里面写到一些什么生活表面情况，有没有揭露性批判性，有没有认识价值。那么第二层就比较深了，他通过这群人哪，写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中外文化，确实有钱钟书自己特殊的眼光。3，哲理思考的层面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层主题或作品意蕴呢？还可以往下挖，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试图在挖一下，就挖到第三层。第三层就是哲理思考的层面，抽象一点，是哲理性的思考，很特别的。透过前面两层可以挖到第三层，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挖呢？刚才说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那么第三层我们试图用一下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个很本色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而是变通一下，看能不能部分地用在我们读《围城》上。我们先说一下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结构主义是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这里描写怎么好啊，怎么抒情啊，怎么讽刺，他不考虑这个。对人物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它也不考虑，它是把一部作品啊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来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他要写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我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啊，思想是不是深刻啊，不考虑这些。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试一试能不能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刚才我们述介《围城》的故事，如果把它展开来读，是没什么意思的，很平淡的，很琐碎的，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激烈的血淋淋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都是吃饭啊，婚姻啊，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无可奈何了。到底钱钟书要写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把它充分的简化，抽出几条来，我想呢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叫“进城”，一个动作叫“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的，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如果说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是不是出城啊？到了上海呢又进城了。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他不是出城了吗？那么到了这个三闾大学一看哪，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这个动作啊，他的经历啊，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说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苏小姐是不太理想的，唐小姐理想但是没成，最终还是与孙结合了，没有结婚想结婚这是正常人的愿望。结了婚又后又想离婚。而且小说里很多这个描写，没有结婚想结婚，结了婚以后想离婚。那么婚姻在小说里面也变成一个围城。在外边的人想进去，进去以后想出来。西方有一个批评家说《围城》就是写了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人性的弱点，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他这个意见，因为很多婚姻也很美满啊。不过，不美满的婚姻的确也很多，所以结婚以后就想离婚啊，或者虽然没有离婚，总是想着城外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所以整个《围城》啊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好像呢这种进和出啊，不断重复的这个动作都是盲目的，受一种本能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神差鬼使的，进来又想出，出去又要进，那么就是三个字：“无用功”。好像人生哪，往往就是这样：无用功。整个小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如果你往深里分析，就说人生处处是围城，城外的想进，城里的想出，冲进去又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人生啊，处处都是围城，但是每个人都是本能的驱使，要去寻找，要去寻梦，每个人都在寻梦，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梦了，什么梦都没有了，特别清醒了，清醒得简直是那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看这也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整个《围城》呢，如果把它抽象、高度地概括性，结构化，那就是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叫“围城”。一般人读这个小说啊，不太注意的，以为这个围城区抗日战争被围之城，当然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场面。实际上看完以后啊，小说的秘密，就写在这书的封面上，就是书名。要看完整本书以后，透过刚才说的那两个层面再来思考，才发现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思考，就写了《围城》。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有一天，方鸿渐呢，跟朋友们一块喝酒，方鸿渐这个没有酒量的人，喝一点就先醉了。他就渐渐觉得好像灵魂啊离开自己的身子在说话，他同时也听到别人说话。有个哲学家叫褚慎明就说，关于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她谈过，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来，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小姐呢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这时已经喝醉了，不知道，对这些谈话糊里糊涂的。其实这里呢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不透过刚才那两层，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这小说确实写出了作为人都有弱点，说来也就有一种苦涩感，就是活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做无用功啊，就是进城出城啊，人是不是就是受这个本能的支配，老是要做些什么事？当然这种世界观不一定对啊，但钱钟书确实进行了比较深层的思考。他不是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一般的做人哲学问题，他在更深地思考人类的某些弱点，人类的盲目性。所以看过这部小说，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种苦涩感，一种隔膜感。当然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读懂了《围城》的第三层面，你们读第二层就差不多了。这个《围城》主要不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它是中年人的小说，它要有一些人生的历炼以后，才能有体会。刚才我讲了三个层面，三种批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呢，可能还有，比如刚才我说，心里分析批评，甚至现在很时髦的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不可以用来分析《围城》？我想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用女性主义批评呢，这个《围城》就可能站不住了，为什么呢？钱钟书的写作姿态在女性主义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男权主义，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啊，方鸿渐周围围着他转的，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等等，还加上鲍小姐，好像这周围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这是不是男性中心呢？如果他方鸿渐比较能够有一种对妇女的酋重，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会那么糟糕吧？望采纳~~~~(>_<)~~~~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太不厚道了!
论儒林外史悲剧与喜剧性融合与渗透确定选题了接下来你需要根据选题去查阅前辈们的相关论文，看看人家是怎么规划论文整体框架的；其次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收集资料了，进而整理和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论文框架；最后就是按照框架去组织论文了。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