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我也是学法学的、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取其精华。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所以说。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归纳为以下几点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一，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乏味、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监狱和法庭，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再下笔。在本学期的学习中，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找出不足、原则，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因此，然后带着问题去读，制定各种法规。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这是上百度查的。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三，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三，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发展，自原始社会默契、民事立法，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警察、内容、枯燥，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方法上、体系。这样既学到了知识，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纵向方面、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二，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婚姻家庭立法，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一，我的文笔不好。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买本王利明主编的《中国法制史》，上面很全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 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 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这是上百度查的，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再下笔。我也是学法学的，我的文笔不好，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O(∩_∩)O哈哈~）
1、法律思想，主要就是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比如从严治吏，刑罚世轻世重2、法律制度，比如法典结构的变化，新的法律渊源——大诰3、法律教育，主要就是大诰的教育4、司法制度差不多就够了吧，推荐看武树臣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概叫这个名字），还有范忠信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精神》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10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9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至于“巡查缉捕”，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司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明代军事机关体制是经过几度调整变革然后才比较固定下来的。以中央军事领导机关来说，起义时期，朱元璋以都元帅身份自主行枢密院事，亲自指挥全盘军事，以后，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设大都督一人，名义上是“节制中外诸军事”，一切大小军政，包括军官任免、军队调遣、战役指挥、战略考虑等，都由都元帅决定，大都督府不过是主持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考绩、马政等日常事务。大都督当然也要统军作战，但只能奉命进止，不许擅作主张。当时，朱元璋在行中书省内设户、礼等四部，独不设吏、兵二部，正说明人事和军事大权不容假借于人。明代的秘密警察：厂卫 一、厂卫的由来厂卫是明代出现的、直属于皇帝的各种秘密警察的总称，其主要作用是侦察各级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举止，并在皇帝特许下，不经由正式司法机构的审判，而直接审判并处罚犯人。明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有正式的司法机构，如中央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地方司的包括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按照传统的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些的机构都应听命于皇帝，为什么还要在这些正式的司法机构之外，再建立一套直属于皇帝的秘密警察组织呢？这就要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年轻时耳闻目睹了元末官吏腐败而导致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因此，为维护朱家王朝的统治，必须重惩官吏腐败。但由于官官相护，重惩官吏腐败不能只依靠正式的司法机构，还必须依靠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秘密警察。中国历代王朝中，明代在处理官僚腐败上大概是最严厉的。例如，朱元璋创建了“剥皮实草”的刑罚，凡是赃满60两以上的官吏，都捉到所在府、州、县、卫左边的“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添充稻草，放在官府公座旁边，以警示后来的官员。明代官吏腐败的大案，基本上都是由皇帝派出的秘密警察去侦察、处置。这是明代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之一。但明太祖朱元璋创建秘密警察组织，更为深层的动机，则是建立和维护皇帝的绝对独裁。明初沿用的唐以来的政治体制：皇帝与宰相负责议政、决策，再经由宰相转达六部，六部再下发地方执行。在这个过程中，不经皇帝的同意当然不行，但没有宰相的同意，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越过宰相，直接给六部、地方下命令。这样的体制，当然不能令朱元璋满意。于是，朱元璋派出密探秘密搜集宰相、大臣的活动，欲废除宰相制度。这些密探就是后来秘密警察组织的雏形。明代秘密警察组织的正式形成，是在胡惟庸案之时。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后仕至左丞相，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结党营私、专权擅政。洪武十三年（1380），守西华门的太监云奇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洪武十五年，成立锦衣卫，追查胡惟庸“逆党”，株连杀戮者达 3 万余，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胡惟庸案后，朱元璋正式废除宰相制度，永不再设，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建立绝对独裁的皇权统治。在这个过程中，锦衣卫功不可没。锦衣卫就是明代最早的秘密警察组织。但是锦衣卫毕竟是外官，有事还得具疏承奏，不太方便。于是，明太祖之后的诸皇帝，又在宫内皇帝身边的太监中组织建立各种秘密警察组织，随时能受命外出、侦察、报告，成为维护绝对独裁的皇权统治的又一重要渠道。二、厂卫的机构设置厂卫的机构，包括厂和卫。卫是指宫廷之外的锦衣卫，其长官多由皇帝亲信的外戚担任；厂是指在宫内太监中设立的秘密警察，包括明成祖所设立的东厂、明宪宗时由汪直所设的西厂、明武宗时设立的内行厂，这些机构是由太监直接掌管。厂卫的机构除设置在京师外，在地方也有诸多的分支机构。此外，如监视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监视将帅的监军太监，也由皇帝任命并只听命于皇帝而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属于厂卫秘密警察范围。1、锦衣卫。锦衣卫前身是朱元璋为吴王时设立的拱卫司。明朝建立后，改为亲军都尉府，属于皇帝的私人卫队“上十二卫”中的一支，人数约五、六万人，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职责。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锦衣卫。锦衣卫职责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兼管刑狱，侦察“不轨妖言”，不经外廷司法机关和法律手续，逮捕拷讯被认为有不法的人员。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下设有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和军纪；北镇抚司则是“专理诏狱”，诏狱即锦衣卫狱；十七所分置官校，有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名目，除侍卫掌卤簿仪仗而外，专司侦察，名为“缇骑”。而“缇骑”人数在明代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遍布京师和全国。明成祖时扩大了北镇抚司的权力，北镇抚司可以取旨行事，管辖的案件不限于“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案”，还包括其他的词讼和州县案件，刑部、大理寺等正式司法机构也无权改变其决定。此后，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李自成起义灭明。2、东厂。明成祖夺位登基成功后，恐人非议，起初是用锦衣卫压制。但锦衣卫是外官，“恐外官徇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维”。于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京师（今北京）东安门北设立“东厂”。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有“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之印，被称为“督主”。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管事40余人。负责外勤的役长称“档头”，有百余人，专职侦察，辖番役（又称番子、干事）千人，分成12班。役长、番役均从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察，其侦察方式有两种，一是听记，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时，东厂派人随堂听记；二是坐记，也称打事件，就是每日打听京城各衙门及官员的情况、京城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以及京城的物价等。侦察的范围是无所不包。侦察完毕后，写成简单报告，无须任何手续，即连夜由东华门送呈皇帝。而锦衣卫要报告，则需写成奏疏，经一定手续才能进呈皇帝。因此，就皇帝而言，锦衣卫的使用不如东厂方便，这也正是东厂地位较之锦衣卫为高的原因。此外，东厂也设有监狱，东厂逮捕的人犯，可以关在厂内的监狱或直接送锦衣卫监狱，一般是东厂自行审理、拟定罪名和处罚后，才送交刑部等司法机构，报告皇帝。其余大臣包括内阁，除非有圣旨，均不得过问。而刑部等司法机构也不敢更改东厂的判决。东厂自设立后，一直延续到到明朝灭亡才消失。3、西厂。西厂的成立非常偶然。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一位妖人李子龙私入皇宫，被锦衣卫校尉发现，于是李子龙被砍头。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明宪宗十分想了解宫外的动向，于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随后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东厂之外又成立了西厂，以宦官汪直为首，从锦衣卫中选拔出西厂的成员，人数是东厂的一倍。西厂的权限较之东厂更大，可以随意侦察全国各地臣民的言行，逮捕并对疑犯用刑，甚至可以不向皇帝奏请就可随意逮捕朝中大臣。西厂成立不到五个月，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明宪宗被迫废除西厂。但不到一个月，又重设西厂，汪直气焰更加嚣张。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大臣们再次检举其恶行，于是明宪宗下诏废西厂。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在大宦官刘瑾怂恿下，恢复了西厂，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倒台后又被撤销。西厂在厂卫中名声更滥，存在时间也很短，仅10年左右。4、内行厂。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为了制约监督东厂和西厂，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荣府旧仓地设立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内行厂比东厂、西厂权力更大，东厂、西厂、锦衣卫均在其侦察范围之内。正德五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均被撤销。内行厂在厂卫体系中存在时间最短，仅5年。 三、厂卫的职权厂卫中各类秘密警察组织的职权，大体相同。主要有：1、侦查权。锦衣卫的职责之一就是“盗贼奸佞，街涂沟恤，密缉而时省之”，而东厂“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在皇帝的许可下，厂卫侦查无须任何法律程序和手续，而其侦查的对象则是天下所有的臣民，侦查的结果只上报皇帝。2、逮捕权。明代逮捕人，既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又需要有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以千里之外抓人。明初规定，厂卫要获得“驾帖”，须带着皇帝批复的原件，到刑部签发方可，“故事，厂卫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驾帖”。但到了明中期，厂卫不拿原件就可签发“驾帖”，甚至无须“驾帖”就可随意逮捕。3、审判权。厂卫可以自设法庭，审判被逮捕的人员。锦衣卫北镇抚司的诏狱，是一个特别的刑事法庭，关押和审理两类人员，一类是各地报送皇帝的重大案件人员，一类是锦衣卫自行逮捕的人员。北镇抚司在审理上述人员时，是百般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时人将诏狱审理比喻为地狱，而将刑部审理视为天堂之乐，由此可见诏狱审理的手段之惨酷。东厂起初只负责侦缉、抓人，没有审判权，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明后期，东厂也设监狱，自行审理。此外，厂卫还可以监督三法司等正式司法机构的审判。如：东厂可以听记三法司的会审大狱和北镇抚司的拷讯，锦衣卫可以和刑部、按察使共同审问地方案件。4、裁决权。按照明代的制度，厂卫在审判完毕后，只能草拟裁决，报送刑部等正式司法机构定罪裁决，本来是没有裁决权的。但是由于厂卫深得皇帝宠信，地位特殊，刑部等明知其裁决有漏洞，但不敢擅改一字，不敢平反。厂卫也具有了实际的裁决权。5、执行权。厂卫均设有监狱，可以直接执行处罚。但锦衣卫还具有特殊的执行权，即廷杖。廷杖是明代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官员，廷杖的地点是在午门，监刑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行刑的则是锦衣卫校尉。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厂卫是在正式的司法机构之外，集侦查、逮捕、审判、裁决、执行等职权于一身，不受法律的约束；而厂卫中各秘密警察组织，相互制约，相互配合，锦衣卫侦查一切官民，厂则侦查官民和锦衣卫；西厂监视东厂，内行厂监视官民和厂卫，而所有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极大的方便了皇帝的绝对独裁。四、厂卫的评价厂卫是明代绝对皇权的产物。“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从厂卫建立的初衷来看，以之监视官吏，重惩官吏犯罪，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但是，厂卫超越法律、借皇权肆虐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灾难。一是厂卫随意抓人，弄得社会上人人自危，“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既影响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民众对明政权离心离德。二是宦官借助厂卫，干政乱政，造成政治上的混乱。对于厂卫上述的弊端，明代的皇帝也曾试图限制过，但厂卫作为绝对皇权统治工具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废除，厂卫从明初产生就一直延续到明灭亡。所以，明末就有书生评论说：“明补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对于朱元璋试图以厂卫维护朱家王朝的永久统治，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参考文献】张晋藩等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七册明.第467-474页.北京:法制出版社,1999.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第304-30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同上.第29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第60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明宪宗实录卷225.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第21-23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杜婉言等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九册.第255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第25-27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明史卷76职官志五“锦衣卫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钦定续文献统考卷136刑考•刑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192刘济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指挥使和都指挥使理论上说是一个东西。东西厂提督太监下还有少监，奉御等等，具体的不清楚，锦衣卫各级官员参考这贴明朝的正规军很明显是著名的三大营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锦衣卫，明朝官署名，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太祖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1382）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从明朝厂卫的产生、发展、消亡来看，它伴随了明王朝的终了，可以说厂卫对明王朝产生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将从厂和卫各自的职能出发，试图分析各自职能之下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锦衣卫：《明史·职官五》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8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至于“缉捕密缉”，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 。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即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锦衣卫另一项职能是“执掌廷杖”。 即皇帝在朝廷上杖责臣下，是对官吏的一种酷刑，明代往往由厂卫行之。廷杖据史料记载始于东汉光武帝刘秀杖打大司空刘据，其后各代都有过廷杖的记载，不过只是少数。但是到了明代，廷杖制度化了其次数之多，手段之狠，为历史罕见。此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有明一代，史书中关于廷杖的记录却是连绵不断的。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打算化名南巡，群臣纷纷劝谏，明武宗大怒，下令廷杖劝谏南巡的146位大臣，结果打死11人；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的 “大礼仪”事件，明世宗因此下令廷杖134人，打死17人；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以皇帝名义下令廷杖工部侍郎万憬一百。太监们先到万憬家把他痛打一吨，然后再拖到朝门前，由锦衣卫行刑，万憬被打得遍体鳞伤，四天后不治身亡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诏狱，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杀，而且可辱，君臣间的距离愈来愈远，天皇圣明，臣罪当诛，打得快死而尤美名之曰恩。礼貌固然谈不到，连主仆间的恩意也因之而荡然无存。”9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更加方便了明朝的皇帝压制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随着锦衣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结果皇帝对他给予锦衣卫的广泛权力警惕起来，也认识到了专门依赖锦衣卫搞调查工作的危险性。他于是更转向被委派负责东厂的宦官们，他们在秘密工作中终于超过锦衣卫，有时甚至也直接调查锦衣卫。”10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11，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其权力甚至超过了锦衣卫，只对皇帝负责，不经过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东厂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 ““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12。西厂：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内行厂：内行厂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内行厂的权势极大，东西厂也在它的侦伺之中，较之东西厂，其滥施的刑狱有过之无不及。内行厂自创刑罚，“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谴。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13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行厂都是特务部门，专门从事保卫皇帝的侦缉活动，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集保卫、侦查、控诉、审判、执行职权于一身。因此可以说二者的性质和任务是一样的。而二者同时也是存在差异的：其一，锦衣卫是军队，东厂、西厂、内行厂则不是军队性质的组织，可以说是纯粹的特务组织。其二，锦衣卫的长官一般都由外戚或功臣担任；而东厂、西厂则由太监统领的。其三，厂、卫不是并行的，卫在厂的监督之下。卫与厂结合在一起，保卫职能、警察职能、行政职能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政警合一的特务系统，适应了维护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厂与卫的职权基本无差别，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相互倚重，都是皇权专制集权金字塔下的一块块砖石。但由于锦衣卫属于外官，奏事需用奏疏，还有勋戚及其子弟参加，不如东厂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总要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 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对中央军政机构做了重大调整。当初，朱元璋建统军元帅府，不久改为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卫所军。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全国卫所遂分隶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掾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掌军旅之事，各领其在京卫所及在外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袭替，优养、优给，所属上之府，移兵部请选。既选移府以下之都司、卫所。首领官听吏部选授，给由亦如之。凡武官诰敕、俸粮、水陆步骑操练、官舍旗役并试、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并移所司综理之。” 与都督府相配合的军事机关是兵部，设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一人，正三品。掾属有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兵部尚书主持兵部工作，侍郎辅佐。武选清吏司分掌武官升调、袭替、优给、诰敕、功赏之事。职方清吏司分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营操、武举、巡逻关津、征讨之事。车驾清吏司分掌卤薄、仪仗、侍卫驿传、厩牧之事。武库清吏司分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洪武元年（1368）设置兵部时，它是中书省六个部的一个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及丞相制度被废除，兵部与其它五部一起升格，直属皇帝统制。 地方上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行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分掌一省行政、司法、军事，并称“三司”。三司互不统属，各对中央负责。都司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卫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地方平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各省都司之外，在边防要地则单设都司，实行军民合一的统治，如辽宁都司，治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大宁都司，治定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万全都司，治定宣府卫（今河北宣化）。还在边境海疆的北平、山西、福建等地设置行都指挥使司，在中都设置留守司，以补都司之不及。
任何本专业论文最好加入些非相关专业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命题。历史专业可以和政治，经济，地理相连。如清代的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近代以来的国家或某地区的疆域变化及由此折射出的历史问题。经验之谈，希望有帮助
那就说说明清以后中国落后与世界的原因，从土地，税收，财政，组织这几个方面来说！上面所说的希望能对你有点用！
最多人关心的,锦衣卫,东厂,阉党,党争从以前的龙门客栈到最近的绣春刀都离不开这些。。。记得采纳啊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任何本专业论文最好加入些非相关专业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命题。历史专业可以和政治，经济，地理相连。如清代的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近代以来的国家或某地区的疆域变化及由此折射出的历史问题。经验之谈，希望有帮助
那就说说明清以后中国落后与世界的原因，从土地，税收，财政，组织这几个方面来说！上面所说的希望能对你有点用！
对于一个朝代的研究，不外乎几点：行政模式、军事制度、国家环境、社会形态。然后没一点给你几个题目，再稍微发散一下，供你选取。1，行政上的问题，比如科举的变革，明朝的科举与宋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最基本的点就是宋朝不用考秀才，而是直接推荐之后考州试，过了就是举人，然后去考进士。明朝却有童生试，要先在县里考秀才。又比如党争问题，明末东林党之类的，对于国家的影响。2，军事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导致了许多问题。军户世世代代都是军户，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个卫所制度下的士兵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也间接促成了将军的私兵。3，国家环境。草原上的鞑靼，辽东的满人。开始来贸易的洋人，东南亚的战争，等等。其中可以主要关注明朝对于蒙古人的分化政策，以及土木堡。还有嘉靖前后与洋人的贸易。4，社会形态。可以谈论国家税收制度，对于有功名之人免税问题，带来的土地兼并问题。还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查阅《金瓶梅》中的描述与记载。以上都是大方向，可以在大方向中选取一个小支脉，认真查阅之后动笔，必然是一篇好论文。附上一个小建议，若是我自己写。大概会写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其实并非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是与现代的社会很相似，金瓶梅之中对此有很多描述。比如寡妇改嫁的普遍性，商人的社会地位，运河的影响，家长里短的琐碎，人与人交往的形势等等。也可以阐述土地兼并的问题根源，从功名科考之上开始，再到避税逃税，造成国家税收大面积流失的现象。也可以就谈城镇的生活水平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在金瓶梅中找到答案。就是随便想想，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古代历代，服饰问题我知道怎么做
自己写啊，呵呵》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关键词: 晁错；新法家；历史观；人性论；国家本位；Chao Cuo; New Legalism School;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ate-Oriented摘要: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鞅、韩非“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不害、韩非、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文章引用：龚留柱.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J]. 历史学研究, 2014, 2(1): 1-10.
正如其他网友所说，去看看《明朝那些事》朱元璋部分，的确很有帮助。反正就是一点点的人物介绍，一些人物的正面评价和反面评价（写历史绝对不可以一棍子打死），朱元璋对明朝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封建王朝的影响，必须写到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这点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昏 京郊马场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专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的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挥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规，光耀后代！他纵马驰奔，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武兮大明强！我雄武兮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河山投下最后的一瞥，仰天大笑：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