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蝉文化中，蝉的品质是立身高洁、能够脱胎换骨、使精神升华。
古代诗人喜欢写蝉，是因为蝉作为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弱小生命体，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亡，在苍茫宇宙中虽然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它的这一生命规律博得了文人墨客的厚爱，蝉被带入诗词中成了较多的描写对象。
1、唐代诗人虞世南从这种蝉鸣中听出了一个人名声的重要。
《蝉》唐代：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释义：
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响亮的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蝉正是因为在高处发声它的声音才能传得远，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
2、宋代词人王沂孙则听出了悲伤。
《齐天乐·蝉》宋代：王沂孙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馀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
释义：
宫妃满怀离恨，忿然魂断，化作一只衰蝉，年年都在庭院的绿荫丛中哀呜。它刚刚还在枝头上呜咽，不一会儿又飞到幽暗的密叶丛中呜叫，一遍又一遍地将生死离别的愁绪向人深深倾诉。西窗外秋雨初歇，蝉儿惊动的声音如玉佩在空中作响，又如玉筝调柱般美妙动听。
昔日的明镜已经昏暗，容貌已经憔悴，可为何蝉翼还像从前那样娇美?金铜仙人铅泪如洗，去国辞乡，只可叹她携盘远去，不能再贮藏清露以供哀蝉了。
秋蝉病弱的双翼惊恐清秋的到来，那枯槁的形骸在世上已沧桑历尽，还能承担起多少次斜阳的折磨?凄咽欲断的啼叫更让人觉得悲苦，可为什么她还欲独自将哀怨的曲调吟唱，让自己顿时承受这无尽的哀伤?而当此之时，她只能徒然追忆当年自己欢笑在薰风中，柳丝万缕飘飞的美景。
3、而柳永更是借寒蝉道尽了离愁别绪。
《雨霖铃·寒蝉凄切》宋代：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好景 一作：美景)
释义：
秋蝉的叫声凄凉而急促，傍晚时分，面对着长亭，骤雨刚停。在京都郊外设帐饯行，却没有畅饮的心绪，正在依依不舍的时候，船上的人已催着出发。握着对方的手含着泪对视，哽咽的说不出话来。想到这一去路途遥远，千里烟波渺茫，傍晚的云雾笼罩着南天，深厚广阔，不知尽头 。
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总是为离别而伤感，更何况是在这冷清、凄凉的秋天！谁知我今夜酒醒时身在何处？怕是只有杨柳岸边，面对凄厉的晨风和黎明的残月了。这一去长年相别，我料想即使遇到好天气、好风景，也如同虚设。即使有满腹的情意，又再同谁去诉说呢？？
4、古人的咏蝉诗多托物言志，富有哲理，南朝诗人王籍的《入若耶溪》是这类诗中的名篇之一。王籍从鸣蝉噪声中感受出了夏之静美，升华到了“禅境”，这乃是“禅悟”——此时的“蝉”与“禅”达到了殊途同归之妙。
《入若耶溪》南北朝：王籍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释义：
小船畅行在若耶溪的溪水中，远远看去像是要与天际相接。远处的山峰北面生出层层云霞，阳光照耀着蜿蜒曲折的水流。蝉噪阵阵，林间愈见寂静，鸟鸣声声，山中更觉幽深。这样美好的地方让我生了归隐之心，我因多年来厌倦仕途却没有归隐而悲伤起来。
5、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其著名的《寒蝉赋序》中，称赞蝉有“五德”，即文、清、廉、俭、信，将蝉喻为君子。
《寒蝉赋序》（节选）西晋：陆机
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侯守节，则其信也。
释义：
它头上有花纹，是有文采的体现。它吞雾气喝露水，是清高的体现。它不吃麦黍粮食，是廉洁的体现。它不住在巢穴里，是节俭的体现。它顺应气候恪守节操，是有信义的体现。
此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对偶句，在作法上则用起兴的手法，以蝉声来逗起客思，诗一开始即点出秋蝉高唱，触耳惊心。接下来就点出诗人在狱中深深怀想家园。三、四两句，一句说蝉，一句说自己，用“那堪”和“来对”构成流水对，把物我联系在一起。诗人几次讽谏武则天，以至下狱。大好的青春，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折磨已经消逝，头上增添了星星白发。在狱中看到这高唱的秋蝉，还是两鬓乌玄，两两对照，不禁自伤老大，同时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时代，也何尝不如秋蝉的高唱，而今一事无成，甚至入狱。就在这十个字中，诗人动作比兴的方法，把这分凄恻的感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同时，白头吟又是乐府曲名。相传西汉时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爱情不专后，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伤。其诗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见《西京杂记》）这里，诗人巧妙地动作了这一典故，进一步比喻执政者辜负了诗人对国家一片忠有之忱。“白头吟”三字于此起了双关的作用，比原意更深入一层。十字之中，什么悲呀愁呀这一类明点的字眼一个不用，意在言外，充分显示了诗的含蓄之美。接下来五六两句，纯用“比”体。两句中无一字不在说蝉，也无一字不在说自己。“露重”“风多”比喻环境的压力，“飞难进”比喻政治上的不得意，“响易沉”比喻言论上的受压制。蝉如此，诗人也如此，物我在这里打成一片，融混而不可分了。咏物诗写到如此境界，才算是“寄托遥深”。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这首诗作于患难之中，感情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于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由人及物，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赏析一：唐高宗仪凤三年（678）诗人迁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后，被诬下狱，诗作于此时。诗人以蝉的高洁、喻己的清廉。首联借蝉声起兴，引起客思，由南冠切题。颔联以不堪和来对的流水对，阐发物我之关系，揭露朝政的丑恶和自我的凄伤。颈联运用比喻，以露重、风多喻世道污浊环境恶劣。飞难进喻宦海浮沉难进。响易沉喻言论受压。尾联以蝉的高洁，喻己的品性，结句以设问点出冤狱未雪之恨。 这是一首很好的咏物诗，借咏物寓抒情，满腔忠愤，溢于言表。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位卑而才高，名响而命蹇。虽然大家很熟悉他了，但是还是有必要交代一下他的生平遭际以及写这首诗的背景，这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诗有一定的帮助！骆宾王，（约640——约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曾在道王李元庆府供职，历任武功、长安两县主簿及侍御史，不久得罪武则天而入狱，贬临海县丞，郁郁不得志。睿宗广宅元年（684），随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不知所终。他少负才名，擅长七言歌行和五律，有《骆临海集》十卷。由此可知，骆宾王一时英才，竟然字号、生卒年不详，生平经历语焉不详，仕宦凄惨，令人扼腕叹息。其原因是他生活在高宗李治时期，唐高宗李治体弱多病，政事多处于武曌之手，不可避免地引起李唐皇族的不满，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当是时，又恰好武曌占据上风，所以一身正气又忠于李唐王室的骆宾王就落得如此下场了。 这首诗写于高宗仪凤三年（678），此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就是言官），数次上书言天下大计，得罪了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此时，正值秋季，所以诗人有感而发，借蝉自喻，用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表达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明白了作者的身世遭际和创作背景，我们就来具体赏析一下这首千古名诗。首联二句，西陆，点明时已入秋，南冠，表明囚徒身份。秋蝉鸣唱，引发思乡情。这里运用了起兴的手法，所谓兴者，乃“赋、比、兴”之“兴”。“兴”，就是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我们都知道，蝉在夏天是最亢奋时期，到了秋季以后，就进入的衰竭期，所以秋蝉的最后亮相，当然嘶声力竭做最后的挣扎，继而结束短暂的生命。在这里就是诗人就是以秋蝉的高声哀唱来表示自己的命运悲惨，秋蝉的命运就像诗人此时的命运。此时此刻，正是诗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秋蝉的哀鸣逗引地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而然地侵入了进来，这使得诗人的心情更加沉重地难以自负。颔联两句，采用两两相对照的手法，进一步表达诗人的身世之哀，命运之惨。一句写秋蝉，一句写诗人自己，将物我结合起来。虽然已是秋蝉，但是其翼依然乌黑。此时的诗人经受磨难和打击，身陷囹圄，中年而白头，所以是“那堪”。这里的秋蝉还是秋蝉，它不管诗人是否白头，更加重了诗人的沉痛之感。回想自己年少时也是一腔热血，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抱负，那堪世事难料，这一生走的如此坎坷，如此不堪，如此悲凉，而今空有一腔抱负却无由施展，还遭陷锒铛入狱，只能发出凄冷的哀吟。其实这里，“白头吟”一语双关，既有头白之意，又借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司马相如负心于卓文君之时，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怜自伤，表达自己希望白头终老的愿望。联想到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诗人是在劝谏不听反而遭陷入狱之后作的这首诗，因此暗喻统治者的用人不当和不察纳雅言，辜负了诗人的一片忠诚之心。可以这么说，诗人的白头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由于自己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是在内外交困之中急白的。在这里既有对年华已逝的悲哀，也有抱负落空的沉痛，还有对统治者的失望！颈联两句，是用比喻的手法，以蝉的艰难处境来比喻自己的政治处境。秋蝉已如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已如知秋而飘零的枯黄之叶，已是谢幕之前最后的粉墨登场，偏偏此时还 “露重”、“风多”，让人如何不生出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伤痛之心呢？这里的“露重”、“风多”是比喻外部环境，“飞难进” 、“响易沉”是比喻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的结果。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在朝廷一片谄谀之声，进言之路已遭阻塞之下，诗人已经处于沉重打击的艰难的政治处境之中。这里已经物我混融，秋蝉既是诗人，诗人已如秋蝉。尾联二句，收尾响遏行云，义节风高。秋蝉是餐风饮露的，是高洁品行的象征。诗人继续作比，表达自己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之感是壮烈的，不是凄婉的。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句话真好可以用在骆宾王的身上，拥有高洁品行和清醒头脑的诗人，不被理解，反而遭诬入狱。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处于浑浊不堪的世事，大都命运同此。诗人没有选择陶渊明式的离世而去，而是选择了屈原的入世之举，心系朝廷的诗人选择了入狱。我们在感叹诗人悲壮的同时，也为朝廷遗弃忠臣而哀叹！诗人最后的一问，惊心动魄，石破天惊，既有对朝廷的失望，又有深深地期盼!因此，这里留下的不仅是命如秋蝉、品如秋蝉的诗人的长叹，留下的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千年之问！ 总之，这首诗运用比兴的手法，以蝉自喻，寄托遥深，达到了物我混融的艺术境界。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感想，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可惜的是，斯人已逝，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作者的回答。诗歌的解读本来就是解读者主观情感的主动介入，虽然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是毕竟掺杂了个人的情愫。因此，每一个解读者眼中的诗歌意蕴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诗歌解读的魅力所在。赏析二：骆宾王(约626—684)：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曾任临海丞，后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作《讨武瞾檄》，兵败后下落不明。有《骆宾王文集》。《在狱咏蝉》是骆宾王陷身囹圄之作。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屈居下僚十八年，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被捕入狱。其罪因，一说是上疏论事触忤了武则天，一说是“坐赃”。这两种说法，后者无甚根据。前者也觉偏颇。从诗的尾联“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来看，显然是受了他人诬陷。闻一多先生说，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宫体诗的自赎》)。这几句话，道出了骆宾王下狱的根本原因。他敢抗上司、敢动刀笔，被抨击者当然要以“贪赃”、“触忤武后”将他收系了。也正因为如此，骆宾王才在狱中写下这首诗。诗题又作《咏蝉》。同前人咏蝉之作，如陆云的《寒蝉赋》、曹植的《蝉赋》、曹大家的《蝉赋》、虞世南的《咏蝉》诗仿佛，骆宾王的这首五律旨在以蝉之餐风饮露表示自身的高洁，求得世人的同情。“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首联承题而来，正切主旨。“西陆”，秋天。《隋书·天文志》释“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南冠”，又称獬豸冠．本指楚冠，此处作囚犯解，用楚国钟仪被囚的典故。《左传·成公九年》记，晋景公到军府检查，看见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被囚系着。成公便问：“那个被捆着的戴着楚冠的人是谁？”有司回答说：“是郑国献来的楚国囚犯钟仪。后世遂称絷囚为“南冠”。此处的南冠是作者自指。“南冠”后的“客”字不作通常的“客人”或“旅居外地”解，而指“坐牢”，称坐牢为“客”，可见冤愤殊深。首联两句十字用工整的对仗描绘了这样一副图景：深秋里，寒蝉发出了阵阵凄楚的叫声，这声音打动了囚絷在牢的骆宾王的心弦，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虑。此联中，应特别注意“思深”二字，它是作者的苦心所在，是全诗之“源”。诗的名句诸事如“玄鬓”、“白头”、“露重”、“风多”及种种联想，皆由此遣发派生。由于作者在首联中即以南冠自切痛处，又以“思深”二字为诗旨的表达作了铺垫，故颔联即被顺势推出：“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玄鬓”，黑色鬓发，这里指蝉的双翼。“白头吟”，汉魏乐府名篇，写一女子被负心汉始爱终弃的悲郁心情，表达了她对专一爱情的追求。据说此诗为西汉卓文君作。卓文君慕司马相如之才，私奔并与司马相如结成伉俪。但司马相如爱情不专，入京后，要娶茂陵一女为妾。文君闻知，作《白头吟》以自伤。相如见诗悔悟，不再纳妾。宾王此句的写作，其意有表里二层。表层的意思是说，蝉掮动着乌黑的双翼来对着满头白发的作者悲吟，使他无法忍受。里层的含意则更为深刻，作者意在通过香草美人的传统文学手法，抒发自己失去朝廷宠信，受贬遭困的怨愤。作者“蝉”人对举，“玄”“白”并用，睹蝉翼而起悲，闻蝉鸣而不堪，是因为他也有过鬓发玄黑的豆蔻年华。早在公元669年，他就跻入仕途，以图报效：“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宿温城望军营》)。为逞壮志，他文官任过府属、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武官任过四川，燕北掌书记，然奔波三十载，却始终沉沦下僚，刚升为侍御史，便被捕入狱。报国之想，终成泡影，何堪忍受。若说首联见景生情，托物起兴，颔联蝉人并举，叙中生议，那么颈联的重心则转在感慨议论的抒发上。“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说蝉因露重而难以前飞，因风大而鸣声不能远传。这既是描写深秋寒蝉的艰难处境，也是对自身遭遇的慨叹。作者在诗前的序中写道：“仆失路艰虞，遭时徽墨。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意即是时代的“徽墨”(绳索之意)将其捆绑，使他不能驰骋壮志。序文还说他“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看到螳螂抱紧螳斧，欲扑捉被食之虫，立即想到自己仍处在深深的危机中。朝廷内外奸邪势力的浓露重霜不但冻僵了他的翅膀，锁住了他的声音，而且会将他的生命推向“末日”。序文的这些话说明了颈联虽宇宇写蝉，然意不在蝉。这两句诗，写得蝉人相融，抒情忘蝉，达到了出神入化地步。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试读卢照邻的《古从军行》，杜甫《蜀相》诸诗，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官体艳诗之上。--------------希望可以帮到你
《蝉》全诗简练传神，比兴巧妙，以秋蝉高洁傲世的品格自况，耐人寻味。翻译如下：
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连续不断地鸣叫声从稀疏的梧桐树枝间传出。蝉正是因为在高处它的声音才能传得远，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
注释：
垂緌：古人结在颔下的帽缨下垂部分，蝉的头部伸出的触须，形状与其有些相似。
清露：纯净的露水。古人以为蝉是喝露水生活的，其实是刺吸植物的汁液。
流响：指连续不断的蝉鸣声。
疏：开阔、稀疏。
藉：凭借。
鉴赏：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一、二句以蝉的栖高饮露、蝉声远传暗喻人的清朗俊秀、高标逸韵；三、四句分别用一“自”字、“非”字，正反相生，充满张力，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全诗简练传神，比兴巧妙，以秋蝉高洁傲世的品格自况，耐人寻味。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1]一千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为我们道出了文学创作的起点问题，也就是说文以情生，情因物感，即感物——生情——成文的这样一个基本创作规律。一花一木、一虫一禽都是诗文创作的自然触发物，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一篇咏物诗赋就这样诞生了。翻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咏物诗赋。花草鱼虫、风霜雨雪、山川夕阳这些自然之景之物很早就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和情感的寄托。在这些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物象中，就包括蝉，这只小小的鸣虫老早就飞入文人雅士的艺术视野。他们闻其声、视其行、观其容、察其性，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咏蝉诗赋。到了唐代那样一个诗的国度里，咏蝉诗的数量就更为空前，单以蝉为题的诗就达70多首，要统计含蝉意象的诗句便不计其数。更要指出的是，唐代诗人摆脱了过去见物不见人，见景不见情的单一物象描摹。并且在他们眼里，蝉已经不再是一只简简单单的昆虫，而是含有深刻文化底蕴的一种意象。所谓的意象，用西方意象主义诗论者庞德的话来说：“一个意象就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情结）。”[2]这个定义包含着意象结构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是诗人主体理性与感情的复合或“情结”，外层则是“象”，是一种形象的“呈现”，两者珠联璧合，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完美统一于一首诗。蝉在唐代诗句里，就是这样的意象。不过由于诗人的主观感情同他的境遇息息相关，这就导致不同的诗作表现出不同的意象特征，有的象征高洁，有的代言悲秋，有的触发哀时伤逝，有的自喻迍邅命运。下面就蝉在唐诗中的不同意象特征进行简要分析论述。一、高洁品质的象征者把蝉作为高洁品质进行歌咏的传统要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侯就出现了大量咏蝉诗赋。曹植《蝉赋》里有这样的句子：“皎皎贞素，侔夷惠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认为蝉的贞洁品质可以与伯夷、柳下惠相媲美，是帝王与臣子的楷模和典范。傅玄在《蝉赋》里说：“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含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台群吟以近唱兮，似箫管之余音；清激畅于遐迩兮，时感君之丹心。”陆云更是称蝉有五德：“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具备“文、清、廉、俭、信”这五德，是“至德之虫”，表面上是说蝉，实际上是刻画了一个正人君子形象。可见蝉的高洁品质在魏晋时期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与魏晋时期咏蝉诗赋一味描摹物象、见物不见人相比，唐代诗人能自觉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物我互释。唐太宗李世民就有一首清新淡雅的咏蝉诗：“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赋得弱柳鸣秋蝉》）有了皇帝的带头，大臣们更是后来者有之，如李百药的《咏蝉》：“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未上华冠侧，先惊翳叶中。”从这一君一臣咏蝉诗句的字里行间，隐约能看出他们冰清玉洁的高尚品德，看看他们所用的词汇，“玉阶柳”、“含翠鸣”、“清心”、“华冠”，这些纯粹透明、高贵典雅的辞藻，明是在写蝉，实际上是标榜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们受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警策，可见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树立高尚的品格和加强道德修养，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和庙廊重臣。同样是太宗的名臣，虞世南更有一首咏蝉名作：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首咏蝉诗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蝉，句句又是在写人。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声音和习性，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关键是作者把握住了蝉的一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出了艺术上的契合点。垂绥，是古代官帽打结下垂的带子，类似于蝉的下巴上的细嘴。蝉用细嘴吮吸清露，由于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蝉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上，与那些在腐草烂泥中打滚的虫类自然不同，因此它的声音能够流丽响亮。诗的后两句评点道，这完全是由于蝉能够“居高声自远”，而不是由于凭借秋风一类外力所致。这句诗的弦外之音，它们所隐喻的深层意义，无非是说，做官做人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播。这种居高自远完全来自人格美的力量，绝非依凭见风使舵，或者什么权势、关节和捧场所能得到的。实际上，咏蝉包含着虞世南的为人为官之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唐诗三百首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刘学锴）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象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好象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慨,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批追求仕途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济济仕途使那些文人墨客穷经皓首一个个把那些长长短短的格律诗打造得珠圆玉润灿烂辉煌.唐时的天空是诗的天空,诗人是最耀眼的星星,人们仰望星空无不为灿烂星空感到惊异.当我们遥望唐时的星空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星空不仅灿烂而且出现了诸多的星座,赫然排列,灼灼夺目.即使是今人我们还是把李白杜甫看成是唐代的最耀样眼的双子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老李老杜真好象是难兄难弟,在官场混得不如意,一个是彻底绝望,高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从此退出江湖,一个是且战且走,一把濞涕一把泪却又常怀千岁忧,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千古绝唱.作为诗坛比肩的兄弟,一个豪放旷达,藐视权贵,把诗的激情点燃,写出了自屈子以来最浪漫最灿烂的华章,一个执着内敛,朴实本色,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生命的篇章.李白的诗属于长空明月高山流水,属于风的呼啸和心的召唤,杜甫的诗则属于大地属于庄稼属于人民.有人说李白出世,属道,骨子里透出道风仙骨,为人狂放不羁,心地坦荡无拘无束,行文犹如天马行空,白发三千丈愁怨似个长.而杜甫入世,是儒,是儒中的大儒,为官,则能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为民,则能布衣粗食,体恤民间疾苦,杜甫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唐代的民间历史,《三吏》《三别》以及悲壮的《兵车行》,莫不活画了一幅幅戚戚惨惨戚戚的民间画卷.杜甫的诗是可以入史的,是诗中的历史,是历史中最耀眼的部分.如果说李白把诗的浪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杜甫则把诗的现实关怀推到了平常百姓之中,在唐时的灿烂星空中李杜这两颗双子星座,一儒一道,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其实唐诗中还有异类的东西,也是灿烂夺目的.王维就是唐诗中的异类,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异类.王维属禅,禅是佛道的结晶,是佛的中国化,王维的诗是入了禅境的.王维的诗空亮明静,表面淡然,而内含机趣和意味,粗看淡茶一杯,细品却意蕴丰厚绵长,真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把属于心灵的那份情趣融化到自然中,并通过清新的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读王维的诗就有一种置身鸟鸣山更幽的境地之感,可以一洗俗世的浮尘,使躁动的心灵得到休憩.王维的诗是人的心灵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所,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王维的诗就可以作为人的心灵的寓所,安妥我们日益躁动的灵魂.王维以其独特的诗意的书写,无可争比的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成为唐时灿烂星空的又一颗耀眼的巨星,与李白杜甫一道构成三足鼎立的巨星系.这样作为唐代艺术高峰的唐诗,就有了包蕴中国文化特质的三位诗坛巨星,这样当我们仰望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为那耀眼的诗坛巨星惊叹不已,为灿烂的唐代诗文化惊叹不已.当然好花需要绿叶扶,如果没有初唐四杰没有边关诗人没有那些宫厅写手没有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诗人诗作,李白杜甫王维也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耀眼了.
摘 要：经过诗人的锤炼，古诗的遣词造句特别精炼，包蕴量特别丰富，景、情、事浑然一体，创造出独特感人的意境。那么，什么是诗的意境？它是指诗中描绘的具体生活情景、生活画面，以及蕴含在情景、画面中的思想情感和深刻意义。学习古诗，只有抓住品味意境，细细体味，才能化难为易深入理解古诗。要想从古诗的意境中感悟诗人的情感，汲取高雅的审美情趣，必须准确抓住古诗的意象才能使诗的客观映像自然地转化为主观感受，收到较好的效果。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古诗；意象；意境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4-280-0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古诗更是华夏文化的瑰宝，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古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瑰宝中的朵朵奇葩，读来沁人心脾，开启心智，回味悠长，给人以美的熏陶。 古诗中的意象就是情与景的统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学习鉴赏古诗时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内容，感知诗人情感，进入诗歌意境，领悟诗歌的主旨。而一些意象寄寓了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如何抓住诗歌中意象的正确含义，以下是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点滴体会。 一、自然意象类 1、月亮（残月、明月、新月、玉盘、婵娟）：它在诗人笔下都是思亲、思乡的标志，多传达离愁别恨、寂寞思归之情。 2、夕阳（斜阳、日暮、残阳、落日）：大多流露凄凉失落，苍茫沉郁之情。 3、流水：多传达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的伤感和哀愁。 4、烟、霜：多表示哀怨、惆怅、凄苦等情思。 5、风：春风――旷达、欢快、希望。 东风――代表春天、美好之意。 西风――惆怅、游子思归。 北风――萧条肃杀、离别惆怅。 二、植物意象类 1、杨柳：多传达离别、怀远等情思。 2、落花（落红、残红）：多表示青春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与哀愁。 3、松、竹、梅、菊：多体现高洁、坚贞、不屈之意。 4、梧桐、芭蕉：传达光阴易逝，身世磨难的惆怅哀怨。 三、动物意象类 1、鸦、蝉、猿、杜鹃：多传达凄楚哀怨之情。 2、鸳鸯、鹧鸪：表示相思相爱；离愁、孤寂的情思。 3、燕子：象征着时事变迁，人事代谢。 4、鱼：象征自由。 5、孤雁：象征孤独、思乡。 6、鹰：象征刚劲自由。 古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作了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我国是诗歌的王国。教师在进行古诗教学的时候只有让学生抓住意象，才能感悟古诗的意境美；注重读出古诗中的意象是学好古诗最基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2.4. [2] 刘庆森.古诗词鉴赏教学中的意象和意境.试题与研究.新课程论坛，2012.2.
在中国，凡是稍通文墨的人，没有不喜欢唐诗宋词的。 不管你是科学家，文人，抑或农工商贸之流，甚至日理万机的政客，奔波谋生之余，觥筹交错之时，云淡风轻之野，月明星稀之夜，触景生情，心摇魄动，均可以吟出一两句对景的唐诗宋词来。在下虽然愚钝，每遇尘世繁剧、心烦气躁之事，夜来辗转反侧，只要翻开枕边古人诗词一册，读它几首，亦可气娴心定，陶然入梦矣！ 俺要《在心灵里建立起一座唐诗公园》，良有已也。 但是，究竟是什麽东西令唐诗宋词有这麽大的勾魂摄魄的力量呢？ 是人性！是唐诗宋词反映的人性对自由的天然的渴望，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们厌倦了俗世尔虞我诈，对回归自然的憧憬。 宋朝郭熙在他的画论《林泉高致》中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呵呵，这个“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真是一语中的，人们谁不喜欢自由，谁喜欢那个禁锢人身和思想自由的“尘嚣缰锁”？ 郭熙在这里虽是论画，但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本属一体，用之于整个文学艺术，也是非常恰当的。因此书写性灵，讴歌人类对自由、自然、平等、仁爱的渴望，就是文学艺术，也是唐诗宋词之属永不退色的主题。 不信？你翻开唐诗宋词看看，尤其是词，大概三分之二是抒写性灵的。而且也只有那些描写人性的向往，抒发对自由的渴望的才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李白的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煜的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打动过千古多少凡夫俗子、仁人志士的心啊！ 郭熙的“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之说，真真是所言不虚啊。 就说说李白吧，后人叫他是自由主义诗人，也有说他是浪漫主义的。什麽浪漫主义？不让他想入非非，关他在监狱了，还浪漫得起来麽？所谓浪漫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饰词而已。他的那些追求个性解放，讴歌清风明月的浪漫主义诗歌，大家耳熟能详了，咱且不一一举例，咱就举这首著名的：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呵呵，俺要说这首诗是歌颂自由的，你相信麽？是呀，这里没有提到一个“自由”的字眼，怎麽是歌颂“自由”呢？你知道不？这是李白怀着爱国之心，要与安禄山斗一斗的，谁知错投永王李粼，事后被定罪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乘船直下江陵，那种重获自由的心情，还用提吗？因此“白帝彩云”、“猿声不住”、“千里一日”、“轻舟已过”云云，无非表达诗人重获自由之心情、意象耳！ 看似写景叙事的，实则“自由隐在意象”里。人们在欣赏它的明丽、轻快的意境的同时，不自觉地感受到自由的可爱。这就是我们喜欢这首诗的根本原因，连政治家也不能免俗，呵呵。 俺说政治家也不能免俗，大家有点不信了！其实政治家也是人，是人，就喜欢自由、自然，喜欢美，除了在政坛上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外，回到家中，回到个人的天地，那人性的另外一面就掩盖不住了。 小时候俺读唐诗宋词，就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诗人词家，同时又是政治家、理学家，他在自己诗词里表现出来的东西，和他的演说呀，论文呀，就是面对政治的那一面，竟是那样的截然不同。 比如欧阳修吧，看他的论文，那真是道貌岸然，守着那个“理”纹丝不动。这个呢，俺就不用举例，唐宋八大家文选里多的是，不信的可去翻开看一看。可是呢，当你翻开他的六一词，我的个乖乖，那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喝酒啊，倘佯山水啊，呼朋邀友啊，甚至游戏歌伎啊，无一不是行家
想李白的!!就可以!!!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2.1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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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友人唐代：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译文青翠的山峦横卧在城墙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围绕着城的东边。在此地我们相互道别，你就像孤蓬那样随风飘荡，到万里之外远行去了。浮云像游子一样行踪不定，夕阳徐徐下山，似乎有所留恋。频频挥手作别从此离去，马儿也为惜别声声嘶鸣。这是一首情意深长的送别诗，作者通过送别环境的刻画、气氛的渲染，表达出依依惜别之意。首联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交代出了告别的地点。诗人已经送友人来到了城外，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辔，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流过。这两句中“青山”对“白水”，“北郭”对“东城”，首联即写成工丽的对偶句，别开生面；而且“青”、“白”相间，色彩明丽。“横”字勾勒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白水的动态，用词准确而传神。诗笔挥洒自如，描摹出一幅寥廓秀丽的图景。未见“送别”二字，其笔端却分明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诗人借孤蓬来比喻友人的漂泊生涯，说：此地一别，离人就要象那随风飞舞的蓬草，飘到万里之外去了。此联从语意上看可视为流水对形式，即两联语义相承。但纯从对的角度看不是工对，甚至可以说不“对”，它恰恰体现了李白“天然去雕饰”的诗风，也符合古人不以形式束缚内容的看法。此联出句“此地一为别”语意陡转，将上联的诗情画意扯破，有一股悲剧的感人力量。古人常以飞蓬、转蓬、飘蓬喻飘泊生涯，因为二者都有屈从大自然、任它物调戏而不由自主的共同特征。所以，此句想到“逢”的形象时十分沉重，有不忍之情，非道一声珍重可比。太白集王琦注云：“浮云一往而无定迹，故以比游子之意；落日衔山而不遽去，故以比故人之情。”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关心，写得流畅自然，感情真挚。“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颈联是说，浮云像游子一样行踪不定，夕阳徐徐下山，似乎有所留恋。颈联写得十分工整，诗人巧妙的用“浮云”、“落日”作比，来表明心意。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飘浮，象征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忍遽然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西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人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中间两联切题，写离别的深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尾联是说，挥挥手从此分离，友人骑的那匹将要载他远行的马萧萧长鸣，似乎不忍离去。尾联两句，情意更切。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挥手”，是写分离时的动作，那么内心的感觉又如何呢？诗人没有直说，只写了“萧萧班马鸣”的动人场景。这一句出自《诗经·车攻》“萧萧马鸣”。班马，离群的马。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频频致意。那两匹马仿佛懂得主人的心情，也不愿脱离同伴，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似有无限深情。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李白化用古典诗句，著一“班”字，便翻出新意，烘托出缱绻情义，可谓鬼斧神工。《送友人》为李白的名篇之一。这首送别诗写得新颖别致，不落俗套。诗中青翠的山岭，清澈的流水，火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相互映衬，色彩璀璨，寓情于景。班马长鸣，形象新鲜活泼。自然美和人情美交织在一起，写得有声有色，气韵生动。诗的节奏明快，感情真挚热诚而又豁达乐观，毫无缠绵悱恻的哀伤情调。这正是评家深为赞赏的李白送别诗的特色。
不需要钱，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传给你试论李白送别诗中的艺术特色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之一。站在这个时代的高峰上，歌唱出整个民族的面貌与命运的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无疑是李白了。李白的诗今存九百多篇，而写送别的诗歌合计有一百三十二篇，约占七分之一。他的送别诗脍炙人口，为历代诗人所称颂，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纵观李白的送别诗，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良好范例，在李白许多杰出的送别诗中，作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表示对于现实的强烈批判，并提出自己理想生活的要求，因此他的送别诗中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分。正如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对于李白送别诗的评价多精辟!白诗所以无敌，即在其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下面不揣孤漏谈谈浅见。一、“豪”中有“悲”的特色李白的送别诗透过“豪”的表面，见到“悲”的实质，他的送别诗豪则豪矣，其所表达出来的则是极为深沉的悲感。如《远别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等无不如此，无不是以豪语表达悲感，豪中见悲，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这就是李白送别诗个性的一般特征。李白作品中的“豪”与“悲”实为诗人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这种矛盾简单地说，就在于他对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但他的人生理想又是积极的，在于他既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其身。由于他始终不向任何一方妥协，因此终生处于“仙宫两无从”的困难境地，而这恰恰是他成为诗人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无法解脱的矛盾所激起的波涛，使他的送别诗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或如高步赢所说：“沉痛语以骏快出之。”“悲感”“沉痛”决定于诗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而他竞能以“豪语”、“骏语”出之，则由于他不愿向现实屈服，决定于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总之，李白送别诗的思想风格是复杂的，必须同时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才能正确认识李白和深刻领会李白送别诗的深刻性及其艺术魅力。二、想像力丰富及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李白的送别诗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写，也富于浪漫主义想像，并且这种艺术手法完全建立在现实主义真实的基础上，好抒真情，他的送别诗也“奇思涌溢”，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地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在现实生活中，李白有强烈的功业要求，但是在政治黑暗的情况下，他的愿望无法实现，只好转求精神上的寄托，因此许多浪漫主义诗篇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如送别诗《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首诗中作者想像力丰富，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来说明离愁的无法排遣。作者想到秋雁，想到建安时期，想到欲上青天揽明月。所以思想活跃，在广阔的时间空间上驰骋。诗人满怀忧愁而又想排遣这种忧愁，而产生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很显然是因为“人生在世不称意”。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要“明朝散发弄扁舟”，实在是他的功业热情受挫而内心矛盾激烈时的一种自我排遣。综上所述，可见李白送别诗的浪漫主义精神，正是其所处历史时代的曲折反映。他的强烈的功业热情，正反映了当时正是强盛国家的形势。他的狂放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浪漫气质，体现了他对其所不满的现实所表现的强烈批判态度及欲摆脱精神桎梏而获得解放的企图，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形成社会各种矛盾而导致重大历史变乱的腐败的朝廷政治情况。因此李白送别诗的浪漫主义精神，乃特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这种精神，正体现了李白对于现实的积极态度及充沛的热情。他的送别诗的艺术特点是和他的这种精神密切相关的。三、常常采用歌行。绝旬的形式来写送别诗李白善写乐府歌行，不愿受严格的格律限制，特别是他的送别诗是吸取民间歌曲的清新活泼，自然流畅的特点，对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李白的送别诗绝大部分都与民歌有血肉的关系，代表作有《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宜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等等。杜甫曾经对李白评价“笔落惊风雷，诗成泣鬼神”。李白确实是当之无愧，李白送别诗中的歌行之所以大放光彩的原因，是“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使歌行有了空前深深的思想内容，每一首都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讽喻，每一首都“为时而著，为事而他又从楚辞取来奔放的激情以及幻想，还取来精彩艳绝的文辞，使歌行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气势和波澜。每一首都闪烁着奇思遐想的光芒，每一首都喷射着生命的烈焰。他的送别诗还从诸子百家取来自由解放的思想和多种多样的知识，打破了一切框框套套，为歌行开拓了广阔的天空。如送别诗《远别离》，闪烁着神奇色彩的神话传说，充满着哲学意味的寓言和富于真知灼见的议论，他都取来放进用歌行形式写的送别诗中，并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使来自汉魏乐府歌行的送别诗，在保持刚健清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动人的色泽和音乐性。因而更富于表现力和吸引力。这时，歌行在规模上简直是海阔天空，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写景，可以咏物。可以发议论，而且是常常又抒又写，夹叙夹议，纵横捭阖，任意驰骋。李白的送别诗，虽然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中找到它的源头，但它又是李白实行诗体大解放的崭新再创造，创造出一系列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形成他特有的送别诗的浪漫主义风格。李白又是绝句的圣手，是除王维之外难以匹敌的诗人。他用绝句写的送别诗含蓄深远，使人读起来有不尽的余味，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黄鹤楼送盂浩然之广陵》。李白绝句中的送别诗，反映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接近社会下层的平民性格。对待他们又非常诚挚，并充满纯朴的感情。诗人朋友间以诚相待，他的送别诗在咏叹中所流露的赤子之心具有驱驰造化，惊人动魄的豪放风格。四、语言含蓄、淡雅、清新、飞动有力李白的送别诗，用他的诗句来概括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李白送别诗的语言所以能达到这样理想的朴素的自然境界，是和他认真学习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分不开的。他的送别诗在特色上含蓄、淡雅、清新而且飞动有力。由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感受，体现其强烈感情的艺术形象，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夸张、想像性质的。他这种语言风格运用于送别诗中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正由于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及由此产生强烈的爱憎。一个对于生活认识不清以及爱憎不明的人，他的语言绝不能明朗有力，分外感人，撩人诗思，赢得读者的喜爱。由于李白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使他的诗作雄奇豪放、想像丰富，在送别诗方面，特别是语言表现了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风格面貌。我们纵观李白的送别诗，他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送别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的送别诗的新的高峰。李白对唐代送别诗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在创作实践中，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送别诗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李白的诗歌不但对当时有巨大影响，而且对以后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被后人推崇为“诗仙”，成为学习的楷模。李白的送别诗由于别具一格的创作特色而被人民所喜爱。他的诗所表现出的鲜明的个性、豪放的气魄、朴素的形式、浪漫主义的格调、丰富的想像力，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博大精深的意蕴，为后代的读者、诗人所吟诵、仿效、赞叹而流传千古。浅议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别摘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这一组相对概念。后人对这一概念争议颇大，但大多同意这一思想来源于西方叔本华哲学。将其以人与外物有无利害对立关系相区分。本文拟从海德格尔的物之遮蔽与澄明角度对有我、无我做出区分。有我之境即此在在对物进行筹划时，使之成为情的承担者和表现者；无我之境即此在使物为物，以其本来面目呈现，也就是无蔽的澄明状态。关键词：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遮蔽；无蔽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这一理论核心。在第三、四则时又提出了一组相对立的概念：“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这一创新性的概念引起了后人的无数争议，谨于此，小议一番。原稿中第零叁叁则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居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而。原稿中曾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区分为主观、客观之别，但在选编《人间词话》时，王国维将此句删去。看来在王国维心里，他也在后来认识到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内涵不是简单的主客观之分，萧遥天在其《语文小论》中这样解释：王氏的有我，以我观物，似乎是主观的；无我，以物观物，似乎是客观的。”但在原稿中作者所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采”“见”两动词可明显看到作者的存在，为何归为“无我之境”?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曾于第十七则提出过主观诗人、客观诗人之分：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里的主观、客观之分似乎与“有我”“无我”也不能对照。那“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主要是什么那?前人叶嘉莹、朱光潜，佛雏对这一理论大都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但后世争论不断，未得出定论。叶嘉莹不仅对朱光潜先生的“同物之境”“超物之境”的理解和区分做出了质疑，也否定了萧遥天的“主观”和“客观”之分，她从“优美”与“宏壮”的区分入手得出了“静安先生所提出的‘有我’与‘无我’二种境界，实在是根据康德、叔本华之美学理论中由美感之判断上所形成的两种根本区分”。佛雏则对叶嘉莹的观点进一步延伸，他对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壮美”解释为不仅有对立，更有吸引，这种相互的吸引和排斥才形成了我之意志与外物之间的冲突。后人的质疑以罗钢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有我”“无我”看起来是同一理论的两个方面，实则具有不同的理论来源。分别来自于以叔本华美学和席勒肇端的西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学建构而来。两者之间不仅表面看起来是对立的，而且实质上代表的是存在着深刻矛盾的两种美学传统。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出，不管如何争论，他们大多同意这一对立概念的区分来源于西方的美学思想，而且与叔氏的意志哲学密不可分。即将“有我之境”看作是“我”与“外物”相对立，外界之景物对“我”有某种利害关系之境界。而“无我之境”则是“我”与“外物”无利害相对关系，而与物达到一种浑然合一的状态，即叔本华所谓“人自失于对象之中”的“无欲状态”。我对这种区分不置可否，只是存有疑问，如何判断“我”与“外物”有无利害关系?近日所学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与真理的相关论述给了笔者一些启发，试用来分析一下两者之别。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虽立足于叔氏哲学，但未必是完全照搬，正如我们看书时，也会由一些理论受到启发并联想发挥，所得结论未尝没有创新与提高。王国维对境界做出区分，且不论“有我”“无我”之概念的准确性，从其所举例子中，我们确可看出两种不同境界的存在。“有我之境”中，物更多地不是单纯的表现物之存在，而是用来传达人的情感、感受，是人的内在情感的表象化。如其所举两例中，可明显看出“物皆著我之色彩”，即带着浓厚的主观情感。“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将花生命化，“问花”、“飞过”等词的运用描写出了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面对着雨横风狂、落花飘零的“外物”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而秦观的《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写春寒袭人、杜鹃啼血、夕阳西下，“外物”从触觉、听觉、视觉几方面给漂泊蓬转的“我”以刺激，创造出一种孤独、寂寞、无限凄婉之境。而“我”将这种种感受投注到“外物”中，并将之真切生动的描写出来，使读者也能“感同身受”。朱光潜先生对“有我之境”的区分可以用立普斯的“移情”来解释，我认为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他将这种“移情”解释成“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这在解释“有我之境”时似乎也可以说得通，但是在理解“无我之境”时，就出现疑惑。朱先生说：“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就没有经过移情作用。”笔者认为无我之境并非无情，只是作者将情绪消隐于“外物”之存在中，使外物如其所是的体现。在“无我之境”中，“我”依然存在，但物以物之存在的形式呈现，即物作为存在者，达到一种无情感遮蔽的澄明状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作者并未表现自己的情感，“菊”“南山”“寒波”“白鸟”作为被描写之物，只是单纯的作为被描写对象而存在，即“外物”之存在。也就是说，在“无我之境”中，物即以物之存在性存在，“我”与“外物”各得其所，互不干扰。“我”所看到的物即是物之本来形式。所谓“以物观物”，并不是否定观者的存在，我将其理解为按物之存在来认识物，亦即尽力恢复客体存在的真实性，而在这种客体存在中淡化了主体存在。在欣赏艺术即读者看来，“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觉景象所充满、所占据”。这时，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理解叔氏所谓“纯粹无欲之我”了。王国维于其《孔子之美育主义》中，曾论述过他所理解的叔氏的“纯粹无欲之我”：“……无欲故无空乏。无希望，无恐怖，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人作为此在，对外物进行筹划时，或在对物的呈现中注入自己的情绪，或如其所是的表现物。即形成了我们现在造成争论的“有我”和“无我”两种境界。作为存在着的物，作为被此在主观筹划的物，但并非如其所是的被作为此在的人所把握，物呈现为对象是在被敞开中呈现的，比如《农夫的鞋》中的鞋一样，即让存在者存在，让存在者出场。“真理”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真理才为人们所认识。海德格尔也曾说过：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于是在王国维定义的“无我之境”中，我们看到了物之为物的如其所是的存在，作为描写者的此在则消失在自己的筹划中。“……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有我于其间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七)此之谓也。其咏之于诗者，则如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日：‘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或如白衣龙云：‘I live not in myself，but I become 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and to me highmountain area feeling’(我不是在自我中生活，我已经成为周围事物的部分，对于我，高耸入云的群山也是一种感情)，皆善咏此也。”用王国维的思想来论证王国维会更有说服力。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分，如果单纯考其来源，由叔本华的意志论来解释，似乎会走向不同极端。叶嘉莹先生对朱光潜、佛雏等人的观点做了辩驳，但仍未给出可信服的界定。罗钢先生则认为“有我”“无我”实在根植于不同的哲学基础，必将走向断裂。我认为王国维在此处，是有意要区分出不同的，而其提到的两种情境也确实有区别。但语言的表述难免会有漏洞。也许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探索这种分类的思想根源，而更应该是对这种理论做出传承和完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