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加坡:以二次大战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印度尼西亚:印尼的汉语教学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欧洲芬兰:与中国的接触可上溯与十八世纪的中期格鲁吉亚:汉学家几乎都有自己或集体的研究课题。捷克:有系统的进行中国研究，二战后才开始瑞典:Jonas Locnæus是瑞典第一位专门研究汉学的学者斯洛伐克:国立科学研究院远东与非洲研究所出版学术出版品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具有悠久的汉学研究历史 大西洋洲澳大利亚:各大学中文课程大体上仍大同小异新西兰:其汉学研究亦于澳洲方面有密切关系非洲:
1949年：《荷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1卷，河内1949年版，共X+120页；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4年再版。1956年：《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西贡1956年版，共ⅩⅥ+332页，10幅图版；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7年再版。中译本，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译本正在付印中。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页；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英译本，伦敦阿兰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译本，贡多拉，布达佩斯1980年版；中译本，中国文化大学，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里佐利大学丛书，米兰1983年版；日译本，东京1990年版；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64年：《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现已5次再版。日译本，波兰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均已出版。1970年：《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1970年版，共408页。1972年：《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页和36幅插图；由同一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修订第2版，共700页；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订第3版，共700页。意大利文译本，埃诺迪译，都灵1978年版；德译本，安塞尔·韦拉克译，法兰克福1979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罗马尼亚文译本，麦里丹娜译，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鲜文本，汉城1985年版；西班牙译本，巴塞罗那1991年版；中译本，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页；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突》。德译本，阿尔特米斯译，苏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马里埃蒂译，卡萨列蒙菲拉托1984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剑桥—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译本，经济文化基金会，墨西哥1989年版；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译本正在印制中。1991年：《唐甑的<潜书>》，译自中文，由谢和耐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利玛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收入《东方知识》丛书，1991年版，共346页。1994年：《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页。 1951年：《神会禅师传，禅宗史研究》，载《亚细亚学报》第239卷，1951年，第29—68页。1952年：《中国古代的行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页。1954年：《神会语录补编》，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页。1955年a*：《沩山灵祜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页。1955年b：《中国的经济和人的活动》，载《评论界》杂志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页。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贾与工匠》，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1956年版，第10—11页。1957年a：《从敦煌卖契（9—10世纪）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页。1957年b：《汉文中的颜色表述》，载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编的《颜色问题》，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1957年版(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系《综合丛书》，第295—299页)。1959年a：《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由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b：《唐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载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c*：《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历史》，载《心理学学报》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页。1960年a*：《中国5—10世纪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杀》，载《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第527—558页。1960年b：《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页。1962年：《远东的历史》，载《历史学报》第3期，1962年，第107—118页。1963年*：《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心理功能》，载由郭恩(M．Cohen)主编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页。1964年：《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3世纪的思想演变》，与韦尔南(J．-P．Vernant)合作，载《纪尧姆·布岱学会会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页。后转载于韦尔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腊的神话和社会》，巴黎，马伯乐(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发现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页。1966年：《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载《为戴密微先生祝寿的汉学研究论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第41—51页。1969年a：《中国车辆小考》，载由韦尔南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页。1969年b*：《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中国城市考证》，载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编的《伊斯兰城市》，牛津大学卡西雷书店1969年版，第77—85页。1970年a：为《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而写的条目，载《世界百科全书》，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页和第5卷第510—532页)。1970年b：《中国的第2次“文艺复兴”》，载纪念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主编的《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页。1972年：《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载《亚洲学报，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刊》(东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页。日译文载《东方学报》第44卷，1972年，第1—21页。1973年a*：《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中译文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西宁1986年版，第281—297页；《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122页。1973年b：《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日文)，载《东方学报》第45期，1973年，第1—11页。1974年a：为《世界百科全书，宝鉴—索引》所写的《玄奘》、《黄巢》、《慧远》、《鸠摩罗什》和《李贽》等条目，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黄巢”条载第1658页，《慧远》条载第1665页，《鸠摩罗什》条载第1923页，《李贽》条载第2026页，《玄奘》条载第3736—3737页。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国》，载韦尔南主编的《占卜与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页。1974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科学前景的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页。1976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开课讲演》，1976年，共31页。1976年b：《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这次讨论会1974年9月召开)，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5—67页。1977年：为托玛斯·德·博西埃尔(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传》，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页。1978年*：《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责任观念》，载《中国的法律》一书，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丛书》第34卷)，第127—136页。1979年a：《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载鲍吾刚(W．Bauer)主编的《慕尼黑东方研究——中国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纪念文集》，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韦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页。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传》，载《通报》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页。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R．Etiemble)主编的《神话》，巴黎，迪迪埃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1979年d：《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载《迪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页；经修订的英译文载《中国的科学》，费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8—90页。1979年e：《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由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敦煌学论文集》，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45—47页。中译文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73—176页。1980年a：为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从18世纪耶稣会士们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页。1980年b：《普实克(Jaroslav Pruv? ek，1906—1980年)传》，载《通报》第66卷，第4—5期，1980年，第266—269页。1980年c：《帝国观念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载莫里斯·迪威执(Maurice Duverger)主编的《帝国的观念》一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416页。1981年a：《论17世纪的中国历史》，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1年5—6月，第3期，第467—472页。1981年b*：《静坐仪、宗教和哲学，论理学派的静坐》，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69卷(纪念戴密微的专刊号)，1981年，第289—305页。1981年c：《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传》，载《通报》第67卷，第1—2期，1981年，第1—3页。1981年d：《人或文牍，唐甑(1630—1704年)的政治观一瞥》，载埃克梅(D．Ekeimeier)和福赫伯主编的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纪念文集《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81年版，第112—125页。1982年：为德罗绘(Hubert Delahaye)、戴仁(Jean-Pierre Drège)和戴文保的著作《长城》写的序言，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1983年：《明末的中国社会》，载《东西方的一次撞击，利玛窦》，巴黎，塞夫勒中心1983年版，第33—43页。1984年a：《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载《利玛窦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玛切拉塔1984年版，第101—120页。1984年b：《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生平与著作》，载《纪念马伯乐文集》，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1984年版，第15—24页。1985年a：《近代中国和传统中国》，载《中国研究》第4卷，第1期，1985年，第7—13页。1985年b：为斯拉姆(S．R．Schram)主编的《中国国力的基础与极限》一书所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导言第27—34页。1985年c：《敦煌写本中的碾户和梁户》，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57—172页。1985年d：《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1985年e*：《裸葬》，载《学者通报》，1985年1—9月，第3—16页。1985年f：《明代的传教士，评斯宾塞(J．Spence)的《论利玛窦的记法》，当时文献的补充，1985年9月25日，第1059—1060页。1986年a：《法国科学院院士戴密微传记和著作》，载《金石和美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7—10月，第595—607页。1986年b*：《中国16—17世纪的俱乐部、书院和会社》，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11—12月，第676—685页。1986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与当时的中国政局》，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297页。1987年a*：《论胡人的道德》，载《从苍穹到大地，从花园到炉灶，吕西安·贝尔诺(Lucien Bernot)纪念文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676—685页。1987年b*：《中国的历史和农业》，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30卷，1987年，第221—228页。1987年c*：《论中国人的身心》，载《献给韦尔南的政治论文集》，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d：《在中国和反改革的欧洲之间最初撞击时另一方的看法》，载《第4届哥伦布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热那亚，哥伦布基金会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e：《11—19世纪中国官府的组织、原则和实践》，载布罗什—莱内(F．Bloche-Lainé)和埃狄纳(G．Etienne)主编的《为国家服务》论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11—29页。1987年f：为施拉姆主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极限》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9(15—27？)页。其法译文载《日佛会馆学报》1988年。1988年a：《他方的形象，中国的史学和人类学》，载《文集》第27卷，1988年，第65—76页。1988年b：为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的《中国数学史》写的序言，巴黎，马松出版社1988年版。1988年c*：《基督教在17世纪的中国的同化问题》，载由佛雷斯特(Alain Forest)和坪井主编的《天主教和亚洲社会》文集，巴黎—东京，阿尔玛塘—上智大学1988年版，第35—46页。1988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东京亚洲文化研究所和上智大学1988年版，共17页(《亚洲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卷，第32期)。1988年e*：《论国家，17世纪中国和欧洲之比较》，载《日佛会馆学报》第50卷，1988年，第21—34页。1989年a*：《科学和理性，中国资料的新奇性》，载《科学史杂志》第62卷，第4期，1989年，第323—332页。1989年b：《中国思想概论》，载雅各布(A．Jacob)：《世界哲学百科全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1595页。1990年a：《中国社会中儒教传统的影响》，载《思想》杂志第792卷第6期，1990年，第50一56页。1990年b：为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著作《佛教、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写的介绍，巴黎，朱利雅尔出版社1990年版(于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论文和讲义)，第7—10页。1990年c：为詹嘉玲的《对三角和准确圆周率的速算法(1774年)，在数学方面的中国传统与从欧洲传去的因素》著作写的序言，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0年版，第79—88页。1990年d：《王夫之有关汉代法律的某些考证》，载由出间和许理和主编的《中国秦汉时代的思想和法律》，莱敦不里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2页。1991年a*：《应该怎样读史书，王夫之(1619—1692年)思想的一条小注》，载《日佛文化》第54卷，东京日佛会馆1991年3月版，第70—72页。另一种文本载《东方学报》(布拉格)第59卷，1991年，第152—161页。1991年b*：《中国17世纪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智慧》，载格多夫尔(G．Godoffre)主编的《世界的智慧》论集，巴黎，法国大学欧洲学院1991年版，第97—104页。1991年c：《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载《许理和新作集》(文学和艺术类)，第213期，1991年9月14—15日，第67页。1991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载由水口和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主编的《儒教和亚洲社会》，巴黎—东京，阿尔玛塘和上智大学，1991年版，第27—37页。1991年c：为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的著作《文士与政权，中华帝国时代的一次文字狱》写的序言，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9—11页。1992年a：为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的《为了生存和继续生存的三十六计》写的序言，巴黎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Ⅴ—Ⅶ页。1992年b：为《哲学百科全书，著作和辞书》所写的“戴震”、“王夫之”、“颜元”、“章学诚”和“张载”等条目，载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0—4011、4053—4054、4062—4063、4068—4069页(其实际出版时间为1993年)。1993年a：为詹嘉玲(Catherine Jami)和德罗绘(H．Delahaye)主编的《欧洲在中国，17—18世纪的科学、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所写的导言，这是于高(Hugot)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1991年10月14—17日)，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5—13页。1993年b*：《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同上引书，第231—240页。1993年c：《易变与不变》，载《人文科学研究文集》第100卷，1993年12月，第27—31页。1993—1994年：《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载《中国科学》第11期，1993—1994年，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版，第92—102页(1993年b一文的英译文)。1994年：《中国人的变化观念》，载《中国的变化观念和感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4年版，第1—12页。（注：每篇论文出版时间之后带有*符号者，系指该文被再版而收入1994年的《中国的智慧》的文集中了）
简短的论文致谢词（精选9篇）
论文致谢词用于论文的结尾处，写在正文末与参考文献之间，用于表达对论文完成过程中给予关怀与帮助的相关单位与个人的谢意，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份论文致谢吧。写论文致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简短的论文致谢词（精选9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张爱民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张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张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工作上给我很多宝贵的建议，在此谨向张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的20XX届各位同门，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在论文迷茫和疑惑的时候得到解答，并且始终有着精神上的鼓舞。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尊敬的导师以及其他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我亲爱的同学们，有了你们，我的论文才能更加顺利的完成，我在学校两年的学习生涯才更加完整，我学到的东西除了得之于书本，更少不了你们的言传身教以及日常交流。
再次感谢你们！
衷心感谢我的老师吴雪副教授，在做毕业论文斯间对我的学习、生活给予关怀指导，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见解让我深受启发，每一次龄听老师的教诲都给我带来新的动力。从中我深刻的体会到，完成每件事情要有清晰的思路，并要善于发现归纳总结，要抓住机会和别人进行交流与探讨，在分享与接受批判的过程中提高与成长。
同样由衷的感谢校外导师尚志红高级工程师对我工作上的悉心指导，在我从事科研工作中为我指明方向，答疑解惑。老师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敏锐的思维，渊博的学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树立了目标和典范。同时感谢杜文婧同学、赵亮同事在毕业论文过程中给予我的巨大支持和帮助，感谢与我一起学习、工作的各位同学、同事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中给予我很多的帮助与勉励。还有，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的工作学业上的鼓励和关爱。
最后，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评审本论文的专家、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此毕业论文完成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热情的老师，在整个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他都对我进行了认真的指导和详细的修改，从他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比如说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我将永远记住他曾经给予过我的教导，我要向指导老师表达我内心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感谢所有代课老师和辅导员，在我大学四年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这些老师给予了我很多的教导和很大的帮助，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将使我受益终生。
感谢我的家人和好友，他们的关爱和支持永远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在任何时候，他们都给予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我感谢他们!
最后，向审阅我论文和参加答辩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候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感谢你们对论文不当之处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由刚入大学时的喜悦与忐忑，到现在我的大学生活已经接近了尾声，在这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老师和同学的帮助让我收获了很多，也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很多的感悟。感谢我的父母，可爱的父亲，可敬的母亲，你们的爱是我最大的财富，伴随我走过四年求学之路。
经过几个多月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设计即将完成，本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开题到写作，老师的适当点拨与独到的分析使我受益匪浅。每次对于我的疑问给予细心的解答并给出写作建议，对我每次上交的论文都给了详细的修改建议，指出了一些错误和要修改的地方，让我的论文结构一步步的完善，内容日趋丰满。没有老师的指导帮助，这篇论文是不会这么快就很好的完成的，对于老师悉心的帮助，表达无比的谢意。
时间飞逝，大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过去，在过去的学习生活中，收获了很多了，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一直关心帮助我的人分不开的。
毕业论文暂告收尾，这也意味着我在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四年的学习生活既将结束。回首既往，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时光能于这样的校园之中，能在众多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老师们的熏陶下度过，实是荣幸之极。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学习上和思想上都受益非浅。这除了自身努力外，与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XXX老师。从论文的选题、文献的采集、框架的设计、结构的布局到最终的论文定稿，从内容到格式，从标题到标点，她都费尽心血。没有刘老师的辛勤栽培、孜孜教诲，就没有我论文的顺利完成。同时我还要感谢在我学习期间给我极大关心和支持的各位老师以及关心我的同学和朋友。
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教授，谢谢你们!
时间飞逝，大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过去，在这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收获了很多，有欢笑有泪水。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一直关心帮助我的.人分不开的。
一路走来总是磕磕碰碰不断，还好周围一直有一群时刻关心我照顾我的人。首先衷心感谢对在编写过程中周一老师以及助教江俊本着诲人不倦、认真细致、严谨求实的态度给及我极大的关怀和帮助，并竭尽所能的给我提供论文所需要的相关资料，对于在论文中所遇到的问题也给予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我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其次，我要感谢王平辉、全亮等同学所提供的论文所需要的资料，同他们的讨论也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们的开放和严谨的思维方式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他们在我论文期间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最后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朋友和老师。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所有支持、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师长、家人和朋友们表达由衷的谢意!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导师郝晓雁教授。从本论文的选题、提纲的拟定、文章结构布局到论文的撰写与修改等过程，无不凝聚着郝老师的心血。当我遇到困难时，总能得到郝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在与郝老师沟通的过程中，我的写作思路一次次被更新。郝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教学态度和亲和的人格魅力，将使我受益终生。
其次，我要感谢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领导与老师们，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无私帮助与指导。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为人处世等书本外的生存技能。感谢本文所引用文献的作者以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各位评审专家。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家人和朋友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总之，我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为他们送去最真诚的祝福。
论文完成，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感慨万千！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张力教授，论文致谢词范文。三年来，我时刻体会着张教授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我想这是够我一生受用的人格魅力。从专业课学习，课题选择、开题，到系统开发、论文写作，整个过程，张教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是在张教授科学、严谨的指导下，我的研究课题才能顺利进行，这篇研究论文也才得以顺利完成。张教授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钦佩的老师之一。张教授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和意见，给予我很多的宽容、理解。再次向我的导师张力教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XX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XXX教授，本研究从选题到论文完成一直得到了胡教授和徐教授的悉心指导。
光阴茬再，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学位论文的完稿将为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画上一个句点。回想初到山西大学结识新同学、聆听老师的教诲各种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王臻荣教授。从初进山大聆听王老师的教诲，到近一年中王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我的论文的悉心指导，王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以及待人真挚的品格，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将使我受益终身。在此，特向恩师致以深深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其次，在三年的学习中，感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在平时的学习中给与的指导和帮助。
再次，感谢我的同窗好友，为我的人生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三年的学习生活，让我们结下深厚的友谊。
另外，在这三年的学习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业上进步，收获的更多的是生活和人生的财富。过去的三年时间，是一个亲切的怀念，感谢所有陪伴我一起成长的老师、同学、同事和亲人。
武汉工程大学在职研究生分为同等学力申硕和全国一月统考这两种招生方式，也就是说同等学力申硕是在职研究生招生的一种方式。同等学力申硕是免试入学的，边参加学校研究生课程的学习，边参加申硕统一考试。只要在4年内完成全部课程的学习和考试，修满学分，并通过国家申硕考试，就可以申请进行论文答辩。答辩顺利通过，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全国统考的研究生招生形式就比较常见了，需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两次考试，只有总成绩排名靠前的才有机会被录取。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复试分数线、国家线和录取分数线的问题了，分数要求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武汉工程大学在职研究生哪种招生方式，都是需要参加考试的，想要花钱就拿到学位是不可能的。考研政策不清晰？在职申硕有困惑？院校专业不好选？点击底部官网，有专业老师为你答疑解惑，211/985名校研究生硕士开放网申报名中。
由此发现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现地，而非发源地。武汉不背锅，某国的言论被打脸。
北京时间2020年11月7日凌晨，意大利国家队官方公布，国家队主教练曼奇尼在接受新冠定期检测中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阳性。据了解，曼奇尼并无感染症状，目前正在家中自行隔离。
意大利国家队集训前夕，在防疫工作人员对国家队教练及球员进行定期新冠检测中发现主教练曼奇尼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曼奇尼在罗马的家中自行隔离。
根据国际足联赛程安排，本周联赛结束后将进入11月份的国家队比赛日，在此期间意大利将与爱沙尼亚进行友谊赛，在欧国联比赛中将要对阵波兰和波黑。
扩展资料：
意大利足坛多人感染新冠病毒。
北京时间2020年03月22日凌晨，意大利AC米兰足球俱乐部在官网发布公告称，意大利足坛名宿、球队技术总监保罗·马尔蒂尼于前一天接受新冠病毒核酸试剂检测的结果呈阳性，同时他的儿子、AC米兰队中场球员丹尼尔·马尔蒂尼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另外，效力于尤文图斯队的阿根廷球星迪巴拉昨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
AC米兰俱乐部在公告中称，马尔蒂尼和儿子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已在家隔离了两周时间，他们将继续隔离，直至身体彻底康复。迪巴拉成为鲁加尼与马图伊迪之后，尤文图斯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第三名球员。
迪巴拉在社交平台上说道：“幸运的是，我们状况都还不错，目前并无症状，谢谢大家的关心！”值得一提的是，桑普多利亚队有十多名球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是意甲感染球员最多的球队。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意大利足坛多人感染新冠病毒
环球网-意大利男足主帅曼奇尼感染新冠 已居家隔离
意大利AC米兰足球俱乐部在官网发布公告称，意大利足坛名宿、球队技术总监保罗·马尔蒂尼于前一天接受新冠病毒核酸试剂检测的结果呈阳性，同时他的儿子、AC米兰队中场球员丹尼尔·马尔蒂尼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另外，效力于尤文图斯队的阿根廷球星迪巴拉昨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AC米兰俱乐部在公告中称，马尔蒂尼和儿子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已在家隔离了两周时间，他们将继续隔离，直至身体彻底康复。
迪巴拉成为鲁加尼与马图伊迪之后，尤文图斯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第三名球员。迪巴拉在社交平台上说道：“幸运的是，我们状况都还不错，目前并无症状，谢谢大家的关心！”值得一提的是，桑普多利亚队有十多名球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是意甲感染球员最多的球队。
扩展资料：
意大利米兰国家癌症研究所（INT）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肿瘤杂志》上撰文指出，他们的最新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去年9月就已经在意大利传播，远早于武汉出现疫情的时间，也较目前意大利官方确认首例新冠患者出现的时间（2月21日）提前了5个月。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对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间959名身体健康志愿者在参与一项肺癌筛查试验项目时留下的血液样本进行了分析，有111人（11.6%）体内今年2月前就出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在2020年2月第一周，有超过30%的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新冠病毒或于去年9月就在意大利传播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意大利足坛多人感染新冠病毒
该患者最初被怀疑是红斑狼疮，并接受了相关治疗。 患者表示除了皮肤异常外，她没有任何新冠病毒感染症状，而且到2020年4月皮肤病变已经完全消失，身体恢复正常。证明了该患者体内新冠病毒抗体的存在，并通过欧洲肿瘤研究所进行的RNA-FISH技术鉴定，再一次证实了患者生物样本含有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结构。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是以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课程与教学论等学科专业组成的教育科学学院。设有教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技术学系及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有教育技术学实验室和心理学实验室, 现有教育学、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三个本科专业，并设有教师教育研究所和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江汉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目前全院教职工有43人，学生478人。学院拥有专任教师31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3人，讲师8人，助教9人，获硕士学位者11人，在读博士2人，在读硕士10人。教师政治合格，业务素质较高，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有数人次获得“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新长征突击手”、“武汉市优秀青年教师”、校教学成果奖、优秀教学质量奖等奖励。有多名教师在武汉市教育学会、湖北省心理学会、湖北省教育技术学学会、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中国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中担任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等职务。几年来，共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其中公开出版专著、教材8部，全国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46篇，承担科研课题50余项，其中国家级课题2项，省级以上课题21项，市级课题11项，横向课题16项。学院教师主持的课题《中小学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模式的研究》获2003年武汉市科学进步二等奖;论文《Researching of blending learning -making use of web2.0 tools》被EI检索；论文《Evaluation of Barrier free Web-based Courses》被ISTP检索。学院初步形成一支学历、职称、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师资队伍。学院在教师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和明显的学科专业特色，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论专业具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在湖北省武汉地区有较强的实力。在不断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前提下，重新制定和修订了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放在首位，努力实现“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理念。学院承担有省级优质课程1门，《教育学》。校级精品课程4门，《教育学》、《心理学》、《多媒体技术与应用》和《心理测量学》。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加大课程研究力度，优化课程结构，不断更新教师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方法，搞好知识更新、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的衔接。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加大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份量，扩大知识面，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提高专业课程的比例，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课程模块。学院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提高教学质量保障系统。不断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严格教学常规管理。规范备、教、改、导、考等教学过程，通过评估评价加强量化与目标管理，建立教与学的激励机制，加强与完善计算机教学管理，使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现代化。认真做到：⑴不断规范与加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试题库及其教学管理规章等教学文件建设；⑵确立教学工作职责，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量化管理，以促进其规范化与科学化；⑶建立完善教学及教学管理评价体系，如课程评价体系、教师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教学成果评价体系等；⑷实现教学信息的网络化。生在各项竞赛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三等奖2项，全国数学建模比赛，获省二等奖1项，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活动，获省优秀奖1项，湖北省大学生DV竞赛，获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获三等奖1项，湖北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获优秀个人1项。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60余人，发展学生党员26人，有9名学生被评为武汉市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1人获校十佳青年，5人获校园之星，有3名毕业生被组织部门选调。学生毕业论文中获得湖北省大学生优秀论文，获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一次性就业率为92.11%。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活跃，有 “NAME心理学社”、“燃点DV社”、“晨曦漫画社”、“日研社”等5个学生社团创办了《半亩方塘》、《心理健康报》等学生刊物。
考研一共13大学科门类，总体走向参差不齐，但依旧有规律可循。2020考研的国家线走势分为三种：1. 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持平。2. 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上升。3. 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下降。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计算出国家线的两个极限值，也就是上涨分数最多的学科和下降分数最多的学科。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持平有3个：文学、管理学、享受少数民族照顾的考生.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上升的有5个：哲学（+5分）、法学（+5分）、教育学（+6分）、艺术学（+7分）、体育学（+7分）。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下降的有9个：经济学（-2）、历史学（-1）、理学（-2）、工学（-6）、农学（-2）、医学（-5）、军事学（-5）、工学照顾专业（-6）、中医照顾专业（-5）。国家线的两个极限值出现在如下两个专业：1.上涨极限值（+7分）,艺术学和体育学。2.下降极限值工学（-6）和工学照顾专业（-6）。一般而言，本学科国家线和去年相比持平，意味着去年和今年的报名人数和考试难度总体无大变化。本学科国家线和去年相比上涨，意味着去年和今年的报名人数和考试难度有所增长（具体原因要视本学科特点而言，请关注官网发布的2020年分类学科报告综述。）本学科国家线和去年相比下降，意味着去年和今年的报名人数和考试难度同样有所下降。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今年分数上涨的学科全都是文科专业（不考数学的专业），这反映出几个信号：1. 文科专业报考人数增多。2. 文科试卷主观性更大，评分标准更具离散性，想得高分并不容易。3. 2022考研文科竞争性会更大。二、江汉大学考研难度总体概述2.1江汉大学考研难度具体分析本难度系数由以下因素构成：（院校级别、地理位置、院校信息、学校排名、学校荣誉、报考总人数、录取总人数、一战成功率，优势学科、劣势学科、热门学科、冷门学科、总体难度评价、综合难度评分等综合因素）。2.2江汉大学院校考研难易程度综述1、院校口碑江汉大学的口碑依然在建设当中，相比重点名校自然算是相对弱势，知名度不高，但在江汉大学的区域占地范围内知名度尚可，尤其是国家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投资，总体而言呈现好的发展走势，未来前景可期。2、保研名额少，上线简单历年来院校的保研名额都相对有限，所以无论是针对本院校，还是其他院校，所以录取人数当中统考生是占大额甚至是全部的占比的。，此的话上线就会比较容易一些，整体竞争程度相对平缓。3、传统优良，学习氛围浓厚江汉大学保持着优良的教育传统，对于学生的培养教育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院校口碑尚可，广受学子好评，尤其是对教师力量的选拔上面向来都是非常严谨，虽本身并不是国内重点知名院校，但自建校以来，在这一点上，学校是非常重视的，可见其办学态度。4、专业课难度我国考研大部分院校是自主命题，专业课难度根据学校专业的不同会有差异，江汉大学同样也是自主命题，在考题方面并不会特别难。考试范围每一年可能会有微不足道的小变动（具体可参考官方考试大纲，或在官网搜索相关信息）。考生完全可以依据往年真题大体判定范围，所以专业课的题目还是有迹可循的，主要在于考生的认真程度。5、城市经济渐次繁荣，教育事业有力可依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内总会有几个好的大学，某种程度讲，城市的经济对于学校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助力的。就本院校所在城市而言，近几年内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肉眼可见的，每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逐年变好，对于考研而来的学生来讲当然也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在学生期间遇到比较可靠的实习机会的几率增加。6、考研调剂率江汉大学可接收调剂的专业相较重点院校是比较多的，历年数据显示，某些冷门及普通专业确实会经常出现招不满的情况。由此，调剂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啦。不过，同学们还是得稍加注意，在这件事情上要进行比较充分地准备才可以为之。时间方面跟调剂的专业方面都要了解清楚一下。另外，在备考过程中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于调剂，尽可能的往一志愿努力。
江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学校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办学体制。2001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在原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四校基础上合并组建新江汉大学。2002年6月，学校整体搬迁到国家级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年，学校入选湖北省“双一流”建设“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入选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019年，学校引进中国工程院谢先启院士，成为第一家拥有全职院士的湖北省属高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入选教育部公布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17个本科专业入选省级一流建设点名单。 文化底蕴深厚，钟灵毓秀，景物宜人。学校主校区东濒长江，北临汉水，是“高山流水”千古佳话的知音故里。校园环境优美，碧波荡漾的三角湖环抱满园苍翠，清源河长虹卧波映带学府黉舍。这里四季分明，花果飘香。春有桃李芳华,草长莺飞；夏有莲叶田田,清香四溢；秋有红枫金菊,流光溢彩；冬有寒梅暗香,粉妆玉砌。学校总占地面积约2000亩，校舍建筑面积近80万平方米。学生公寓均配有独立卫生间、冷暖空调、洗衣机等生活设施，六座学校食堂被誉为“网红食堂”。校园紧邻区域政务中心、商业中心和国家特大型企业总部，生活便利，闹中取静，是学习、研究、实践、生活的优良场所。 学科门类丰富，百家争鸣，兼容并包。学校拥有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开设 75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1大学科门类。学校拥有5个省重点学科、2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1个、省级品牌专业2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5个、省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本科项目9个、省级普通本科高校“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8个；获评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省级精品课程17门，精品在线课程33门。
考研确定学校是最头痛的时候之一，总是感觉一团糟，很难做出最好的或者说是自己最满意的选择，总是患得患失，纠结犹豫半天，还感觉没法静下来安心复习。下面我就来和大家详细分享一下江汉大学考研的具体难度。一、学校综合介绍1.1江汉大学招生基本信息解读江汉大学（Jianghan University），简称江大，位于湖北武汉，实行湖北省、武汉市共建，以武汉市为主的办学体制，是省属综合性大学，省、市重点建设大学。入选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湖北省首批学分制改革试点高校、“湖北省2011计划”牵头高校、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双万计划”等。江汉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81年的原江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创办于1952年的原武汉教育学院、创办于1958年的原武汉市职工医学院。2000年，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888年的武汉市卫生学校并入筹建期间的新江汉大学。2001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在四校合并基础上组建新的江汉大学。2009年3月，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化学研究院整体并入江汉大学。2002年6月，学校整体搬迁到国家级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截至2019年6月，学校拥有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涉及60个二级学科（领域）硕士学位授权点，涵盖法、教育、文、史、理、工、农、医、管理、艺术等10大学科门类，具有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资格。有1个国内一流建设学科（省级）、2个省优势特色学科群、5个省重点学科（含培育）、13个市重点学科、4个省研究生工作站（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值得一提的是，江汉大学的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入选了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而且，江汉大学的研究生奖助学金还是非常可观的。1.2江汉大学本年度录取分数线与国家线对比图再看2020年考研国家线总体趋势图考研一共13大学科门类，总体走向参差不齐，但依旧有规律可循。2020考研的国家线走势分为三种：1. 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持平。2. 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上升。3. 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下降。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计算出国家线的两个极限值，也就是上涨分数最多的学科和下降分数最多的学科。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持平有3个：文学、管理学、享受少数民族照顾的考生.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上升的有5个：哲学（+5分）、法学（+5分）、教育学（+6分）、艺术学（+7分）、体育学（+7分）。本学科分数线与去年相比下降的有9个：经济学（-2）、历史学（-1）、理学（-2）、工学（-6）、农学（-2）、医学（-5）、军事学（-5）、工学照顾专业（-6）、中医照顾专业（-5）。国家线的两个极限值出现在如下两个专业：1.上涨极限值（+7分）,艺术学和体育学。2.下降极限值工学（-6）和工学照顾专业（-6）。一般而言，本学科国家线和去年相比持平，意味着去年和今年的报名人数和考试难度总体无大变化。本学科国家线和去年相比上涨，意味着去年和今年的报名人数和考试难度有所增长（具体原因要视本学科特点而言，请关注官网发布的2020年分类学科报告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