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是一种表现山川之妙并能为人类寻求某种精神寄托的画种。中国的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了山水画，但实物未见流传。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当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前面我们在人物画一节中已谈到，顾恺之的这两幅画是以表现人物为主体的，山水只是人物背景的衬托。 但是，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结合得很完整，表现得也很真实。山石开始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面，依靠层次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名字，不但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顾恺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第一批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有关山水画的文献，来认识那一时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水平。不过从此之后，山水画艺术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中国画坛。 中国山水画到了隋唐时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隋代以展子虔为代表的画家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展子虔，是今山东一带的人，他曾历任北齐、北周、隋三朝的大夫，是一个绘画的多面手，据说对于人物、山水、界画和车马无不精湛。被世人称为“唐画之祖”。但是，他的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山水画方面，而现今留传下来的他的惟一作品，就是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 《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时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展于虔的《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开了绪端。 到了唐化，李思训和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于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为唐王朝宗室，曾任“武卫大将军”。他继承井发展了展子虔的画法，用笔工致严整，着鱼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他的几了李昭道又继承了他的画风，时称为“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 这样，从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中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在唐朝，还形成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那就是水墨山水画。 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王维，据说他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已谈到，绘画史一般把他看着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王维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出现了一场“水墨运动”，这样，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艺术境界。 五代和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但我们还得谈到另一种薪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的意思是指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的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但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其鲜明的个性。黄公望的画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 而王蒙的画则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面又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只王蒙繁。倪瓒呢？他的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是构图、笔墨、形象简，用干笔，用墨轻谈。再就是吴镇，最突出的是其他三家皆重笔，而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来人遗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清的山水画。 明清山水画，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的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 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为什么称为吴门呢？因为他们四人同为苏州府入，苏州别名“吴门”，故得名。 沈周融合了前代大师们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了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小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很富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的传世作品有《芦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当然也为同乡。他师法沈周，诗书画均能。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欣赏，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了一番。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以华亭派影响为最大。而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为“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很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和“创新派”，并一直左右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内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这以“清初六大家”为其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所谓的“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玉时敏有关系，王翚、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造成了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但后来恽寿平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当以六大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向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一批民族意识强烈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汉族知识分子画家，开始承接明朗中叶以后兴起的突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情感。在画史上一般把这些人称为“创新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有名的清初“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 “四大名僧”是指石涛（原济）、石溪（髡残）、弘仁和八大山人。他们四人的特点都是因痛恨满族的统治而削发为僧，以绘画避肚山林，抒愤解忧。他们都反对摹古，主张自然创造。流露真实情感。但他们的绘画，又各有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石溪之画，苍古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八大山人之画，则简略精练。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精干花鸟画科的“扬州八怪”有较大影响。 “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酋，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糙、谢荪等。因为他们都生长于南京而得名。他们的特点是不受摹古之风的影响，去从实际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中得到启示，作品的写实性较强。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卖画为生。同时也常常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以诗文书画相酬唱。“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的画风，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八大山人的山水和花鸟画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化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其简笔写意花鸟画。他的书法亦与他的绘画风格相似，极为简练，风格独特，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构造型。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练，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在哭笑间狂歌•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 文/杨新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 怪异晦涩中隐含着痛苦 八大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画作不能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他那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那种怪怪奇奇的变形画来表现。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倾是而非。特别是那对眼睛，有时是个椭圆形，都不是我们生活中所看的鱼、鸟的眼睛，生活中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央也不会转动。八大的鱼、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有时还会翻白眼瞪人哩。他画的山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那个样子，浑浑圆圆，上大下小，头重脚轻，他想搁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稳当，立不立得住。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颗树来。他画的风景、山、光秃秃的树，东倒西歪，荒荒凉凉，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想谁也不肯到这里来安家落户。 还有，他画上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号“八大山人”，解释的人很多，至今学者们还有不同争论。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 ，有人说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组成，有的人则持慎重态度，称之为“屐形印”，因为它的形状像只木屐。至于他画上的题诗，许多句子更是令人难解。 然而，八大明确地告诉我们：“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个画押写作 ，很长时间人们一直称它为龟形画押，因为其形状特别像一只乌龟。后来才看出，原来是由“三月十九日”几个字变形组成，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个皇帝崇祯自杀的日子，标志着明朝的灭亡。那么这个画押，也就表示对国亡的纪念。 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经画了一幅《古梅图》，树的主干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秃的几枝杈椰，寥寥的点缀几个花朵，像是饱经风霜雷电劫后余生的样子。其上题了三首诗，第一首写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 尘。”“梅花吴道人”是指元代画家吴镇，自号“梅花道人”。方框内的字，显然是被当时或稍后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狱灾祸。不难猜测，这个字不是“胡”，即是“虏”。清代统始者以满族入主中原，最忌讳的也是这两字。要在“南山之南北山北”扫除“胡尘”，八大山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清复国思想。第二首诗写道：“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隐居吴下，画兰花露根不画坡土，人问何故，他回答说：“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二是殷遗民伯夷、叔齐在周灭殷以后，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原来八大这幅《古梅图》虬根外露，也不画坡土，是仿照郑思肖画兰之意，暗含着国土被清人所抢夺，他这个明代宗室子孙，之所以成了和尚，正如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那样，不肯臣服于新王朝。国破家亡，复国无望，这使他不能不“苦泪交千点”了。 八大题画诗，是解开他画意的钥匙，然幽涩难解，如迷如雾，许多学者都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破释。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鸟册》（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其中第七页画一只八哥站在枯枝上，题诗曰：“衿翠鸟唤哥，吭圆哥换了。八哥语三虢，南飞鹧鸪少。”此诗之意，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经过引经据典考释后结论说：“此诗画是讥‘虢’（指明）亡后，忠臣如鹧鸪之志切怀南，殊不多见。”这就是说，八大的作品，除了一般的国破家亡的情绪表达之外，有时还具体有所指。《瓜月图》亦是件有所指的作品，在题诗之后他记录说：“己巳润八月十五夜画所得”。面对着天上的圆月，和人间家家户户吃月饼，他的心被触动了，那么他“所得”是什么呢？画上题诗曰：“眼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有人根据吃月饼的风俗来源于反清义军传递起事暗号的民间故事，说八大在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然而却要等到何年（驴年）呢？“驴年马月”是俗语，表示遥无定期。果真如此，则八大的心迹，就不只是徒有国亡余痛了。 水墨写意画高峰的代表 八大长于水墨写意，这是宋元以来兴起的一种画法。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许多文人水墨画写意大师，八大为其划时代的人物。 在水墨写意画中，又有专擅山水和专擅花鸟之别，八大则两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远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黄公望、倪瓒诸家。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书画册》（上海博物馆藏）共画了六幅山水小品，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响，其远笔的圆润则有着董、巨和黄公望的遗踪，墨法参照了米氏云山，而某些树石的组合形式，显然取自倪瓒。但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却又强烈地感觉到八大山人的个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则，不过是他随手拈来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山、石、树、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笔草草，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拾掇，而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这种无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与技巧的高度结合，使艺术创作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 比起山水画来，八大的花鸟画创作，更具有他风格个性的典型性。顺治十六年所作《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其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是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却已预示着他的未来的发展。 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鸟虫册》，其《涉事》一幅，只画一朵花瓣，总共不过七、八笔便成一幅画。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说“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这点，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 少，也许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贫，少而不单调，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过少而给读者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这是难有人作到的，八大却具备了如上的要求，这里大有文章。首先是他在用笔用墨上的功夫。他的用笔由方硬变圆润，饱和墨汁与运笔的方法相结合，一下笔就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他是第一个充分主动利用生宣纸特性以加强艺术表现力的画家。生宣纸的吸水能力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这本来是缺点，而八大却把它变为优点，不但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创造了人们对水墨写意画的新观念，其功不朽。 其次是形象的塑造。八大的花鸟造型，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在欣赏时，就不会感到单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别讲究少许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其诀窍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与此同时，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对称、疏密、虚实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先画好画，然后在恰当的位置题款和押印，而是有总体的规划设想，使每一点都在布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多，不少，不奢侈，不节约。例如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花鸟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第一幅仅画一只雏鸡。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平衡而有变化。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突破平衡和内容丰富的作用。小鸡的刻画生动传神，动态像小孩刚学走路，蹒跚得十分可爱。瞪着大眼警惕着前方，特别是眼后加三撇，像电波一样，好似前方有什么声响传来，使小鸡心惊胆怯。这只小雏鸡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刚出蛋壳，表示出对这个世界的惊异与警惕；也可以理解为走失了群体，找不到妈妈，感到孤独而害怕，如何理解，任人们驰骋想象的翅膀，所以有时候少画，反而思想的容量更大。 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则越少越好，艺术又会走入另一条邪径。少是相对的，例如康熙四十二年所作的《杨柳浴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相对上述作品来说是“多”了，但比起一般画家处理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却少了许多许多。例如他对柳枝的处理，约有十二笔，就占住了整个画面上部的空间，不但表现出杨柳的老干新枝的质，也表现了枝条迎风的势。在春风料峭之中，八哥在洗刷自己的羽毛将振翅欲飞。这一生活小景，表现出无限的生意。康熙十六年所作的《河上花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是八大一生作品中仅见的长篇巨制，也是他笔墨最多、布局最复杂的一幅，但他仍然体现着少的原则。例如开卷的一丛荷花，总共超不出三十笔，笔减而意繁，一开卷便引人入胜。 八大，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白石老人曾有诗曰：“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原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倾倒如此。今天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欣赏和理解他艺术的人越来越多。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又名朱道朗，号良月，八大山人是他晚年的文号。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后裔。宁王改封南昌后，历代子孙世居南昌等地，共分八支，八大山人是弋阳王七世孙。其祖父朱多（P95）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山水画风多宗法二米，颇有名气。父亲朱谋觐，也擅长山水花鸟，名噪江右，可惜中年患暗疾去世，叔父朱谋（P95），也是一位画家，著有《画史会要》。八大山人生长在宗室家庭，从小受到父辈的艺术陶冶，加发聪明好学，八岁时便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小时候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少年时曾参加乡里考试，录为生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满洲贵州贵族入关统治全国。八大山人那时十九岁，不久父亲去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他便假装聋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以保存自己。八大山人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签押，仿佛象一鹤形符号，其实是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借以寄托怀念故国的深情（甲申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的日子）。 顺治五年（1648年），他妻子亡故，八大山人便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自此改名雪个。二十四岁时，更号个山和个山驴。顺治十年（1653年），八大山人二十八岁时，又迎母至新建县洪崖寺，在耕庵老人处受戒称宗师，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一百多人。有人考证，八大山人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六，曾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南昌市抚州门（进贤门）外绳金塔附近。当时此地茶室酒肆甚多，是劳动人民聚居之处。八大山人生活清贫，蓬头垢面，徜徉于此。常喜饮酒，但不满升，动辄酒醉。醉时，大笔挥毫，一挥十多幅，山僧、贫士、屠夫、沽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 八大山人三十六岁时，想“觅一个自在场头”，找到南昌城郊十五里的天宁观。就在这一年，他改建天宁观，并更名为“青云圃”。“青云”两字原是根据道家神话“昌纯阳驾青云来降”的意思。并有用“飞剑插地，植桂树规定旧基”的说法，这也是亥处现存唐桂的由来。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状元戴均元将“圃”改为“谱”，以示“青云”传谱，有牒可据，从此改称“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道院。相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到此开基炼丹，创建道场，“炼丹成仙”。西汉时南昌县尉梅福弃官隐居于此，后建梅仙祠。晋朝许逊治水也在此开辟道场，始创“净明宗教”，易名为“太极观”，从此正式形成道统，属净明道派。唐太和五年（831年），刺史周逊又易名为“太乙观”。宋至和二年（1055年），又敕赐名为天宁观。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大山人前来访求先贤遗迹，很赏识这里的山川风景，于是在原有道院基础上进行重建，并改名为“青云圃”。从此，八大山人便成了青云圃的开山祖师。后人还建立了“正开山祖道朗号良月文号八大山人朱真人”功德堂的牌位。 八大从山人三十六岁至三十八岁时，往返于南昌城与青云谱之间，青云谱的重建由其弟朱道明主持。八大山人正式定居青云谱，约在三十九岁以后至六十二岁。他苦心孤诣经营这所道院，历时二十多年。八大山人在度过了十三年的佛教徒生涯后，又成了一所道院的开山祖师。他的亦僧亦道的生活，主要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逃避清朝满洲贵族对明朝宗室的政治迫害，借以隐蔽和保存自己。 八大山人六十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其弟朱道明，字秋月，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乃兄相近，而且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象“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把个朱字拆开，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这样隐姓埋名，可谓用心良苦。 八大山人晚年常住在南昌城内北竺寺、普贤寺等地。僧友澹雪为北竺寺方丈，与八大山人交谊很深。澹雪亦善书法，性格倔强，后来因触怒了新建县令方峨，说他“狂大无状”、被抓进监狱，死在狱中。澹雪死后，北竺寺不久被毁。这段时间，八大山人外出云游，访友作画，画作颇多，这是八大山人创作旺盛时期。最后在南昌城郊潮王洲上，搭盖了一所草房，题名为“歌草堂”。当时诗人叶舟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描写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诗文如下： “一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专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八大山人就是在这所草屋中度过了他孤寂、贫困的晚年，直至去世。一说八大山人葬于南昌城郊窑湾了英家山，但解放后迁墓时，仅见一些朽木铁钉，未见骸骨，可能是他的衣冠（）。牛石慧墓在青云谱南将军岭，墓中有骨灰一罐，解放后亦迁葬于青云谱内吐珠山。另据《新建县志》《西山志》载：八大山人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今西山璜溪公社的猴岭一带。墓葬确在何处，已难查考了。 八大山人为清初“四大画僧”（朱耷、石涛、石（）、渐江）之一，以大笔水黑写意画著称，尤以花鸟画见长。他的绘画能取法自然，又独创新意；师法古人，又不泥于古法；笔墨简练，以少胜多。他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因此他画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或是残山剩水、老树枯枝；或是昂首挺胸的兽类，振翅即飞的孤鸟；或是干枯的池塘、挺立的残荷，而其中又有活泼的游鱼、生动的花朵。借此比喻自己，象征人生，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充分运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有传统手法。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据说八大山人曾有题画诗数卷，秘藏箧中，不令人见。但从留传下来的题画诗来看，多半用隐晦的手法，蕴藏着对故国的怀念，对满洲贵族及其奴才的讥讽。如他的《孔雀图》题诗写道： “孔雀明花雨竹屏，竹稍强半墨生成； 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 这幅画的上半部为石壁，石壁底部有低垂的几片竹叶和两朵将要凋零的牡丹花；下半部是一块上大下尖显得很不稳定的光滑大石，石上蹲着两只造型丑陋的孔雀，孔雀尾部拖着三根残破羽毛。这是以孔雀来讥讽那些降清的明朝文武官僚向清朝主子屈膝求荣的丑态，他们戴着有三眼花翎的乌纱帽，好比一班长着三只耳朵的奴才。他们二更就去等候皇帝五更上朝。但是这对孔雀却蹲在一块光滑而不稳的石头上，好比清朝政权有随时垮台的可能。八大山人用这些寓意深刻的画和隐晦的诗，配合默契，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花鸟画，实际就是政治讽刺画，画中有诗，画外有意，章法奇特，这也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和欣赏的地方。 八大山人的书法艺术和篆刻图章，也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努力吸收了历代书法家的优秀传统，创造了一种以秃笔书写的秀健挺拔、潇洒豪迈的艺术风格。他也是我国书法大师。他的篆刻图章，形体古朴，刻划劲拔，含意幽奥，别具一格。 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对我国画坛影响很大，三百多年来，著名的大笔写意派画家，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如清代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清末的吴昌硕，近代的齐白石等。八大山人不愧为我国古代画家中的巨匠，是元明以来写意派画家中的大师。
1、《书法兼之画法》，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2、《明清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研究》（论文），载《美术》2004年第1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3、《让名画重放光彩》（论文），载《美术》1999年第9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4、《清代中国与朝鲜绘画交流蠡论》（论文），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5、《从“更爱山居写白云”到“如今老作江南客”》（论文），载《美术观察》2004年第5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6、《20世纪上半叶来华外籍美术教授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论文），载《美术观察》2003年第5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7、《中国最早的油画家史贝霖》（论文），载《美术观察》2002年第3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8、《关乔昌与钱纳利的艺术竞争》（论文），载《美术观察》2001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主办。9、《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留学生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上、下）》（论文），载《美术观察》2000年第6、第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0、《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艺术的西化》（论文），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1、《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接触与传通（上、下）》（论文）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10、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2、《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论文），载《美术观察》1998年第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5、《宋元绘画中的文字与图像》（译文），载《美术》1992年第8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16、《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论文），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2005年第1期，第2作者，清华大学美术美院主办。17、《20世纪中国油画宿耆冯钢百》（论文），载《文艺报》2000年6月1日第4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18、《钱选与元代青绿山水的文人化》（论文），载《荣宝斋》2005年第6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19、《黄公望与元代山水画之变》，载《荣宝斋》2005年第2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0、《晓峰烟树乍生寒》（论文），载《荣宝斋》2004年第4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1、《论吴门画派画风》（论文），载《荣宝斋》2003年第6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2、《元代山水画的文人化、人格化》，载《荣宝斋》2003年第2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3、《吴门画派涵义论辫》，载《荣宝斋》2002年第5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4、《澳门与明清西方油画东渐中国》，载澳门《文化杂志》第56期，澳门文化局2005年夏季出版。25、《从贸易画看清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50期，澳门文化司2004年春季出版。26、《20世纪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的生平与艺术》（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9期，澳门文化司2003年冬季出版。27、《玻璃画：中西绘画交流的镜子》（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5期，澳门文化司2002年冬季出版。28、《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瓷绘画艺术的西化》（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澳门文化司2000年春季、夏季合刊出版。29、《中西绘画交流的纽带》（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9期，澳门文化司1999年夏季出版。30、《一种特殊的中西绘画交流形式》（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5期，澳门文化司1998年夏季出版。31、《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交流》（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4期，澳门文化司1998年夏季出版。32、《明清中国油画发展蠡论》（论文），载台湾《艺术家》2002年第3期。33、《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家史贝霖》（论文），载台湾《艺术家》2000年第8期。34、《清代初期山水画中无笔法与明暗法》（译文），载台湾《艺术家》1997年第7期。35、《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论文），载《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专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8月出版。36、《日本美术教习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论文），载《中国美术教育》2003第3期．37、《欧洲、日本美术教授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论文），载《中国美术教育》2003年第4期。38、《色彩与生命的交响》（论文），载《画廊》2001年第3期，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39、《明四家与吴门画派》（论文），载《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6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40、《明代晚期的山水画与人物画》（论文），载《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6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41、《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之评述》（论文），载《艺苑》1998年第3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2、《陈之佛工艺思想研究》（论文），载《艺苑》1997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3、《八大山人花鸟画艺术风格研究》（论文），载《艺苑》1990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4、《八大山人荷花图辨伪》（论文），载《艺苑》1991年第1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5、《王蒙及其书斋山水研究》（论文），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1期，广西艺术学院主办。46、《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传播和收藏研究》（论文），载《中国书画》2004年第5期，中国书画杂志社出版。47、《集古录发微》（论文），载《贵州文史从刊》1993年第1期，贵州文史馆主办。48、《为天地立心，为生灵寄情》（论文），载《文化参考报》2005年3月8日第5版，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49、《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论文），载《中国文化报》2000年6月1日第3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50、《面向21世纪的审美教材》（论文），载《广东教学报》2000年第8期。广东省教育厅主办。51、《论八大山人花鸟画的艺术风格》（论文），载《朵云》1990年第4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52、《石涛赝作考》（论文），载《朵云》1992年第4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53、《欧阳修文化年表》（论文），载《夷陵·宜昌·欧阳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社出版。54、《欧阳修与集古录》（论文），载《夷陵·宜昌·欧阳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55、 KWAN KIU CENG E GEORGE CHINNERY，载REVISTA DE CULTURA 1999H SERIE MACAU.56、《艺术欣赏·美术（上册）》（教学参考），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57、《艺术欣赏·美术（下册）》（教学参考），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58、《论杨守敬在日本书坛的地位与影响》（论文），载《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59、《山亭远眺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0、《北齐娄睿墓壁画·出行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1、《鸿门宴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2、《八大山人花鸟画的空间结构》（论文），1997年10月参加上海博物馆主办“清初四大画僧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3、《人文景观设计》（论文），载《第十一届国际洞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1993年8月出版。64、《立体主义绘画简史·序》（论文），载《立体主义绘画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独撰。65、《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流失与收藏研究》（论文），载《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艺术论文集》，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组织委员会2005年3月出版。66、《人文景观设计》（论文），载《第十一届国际洞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1993年8月出版。67、《中华帝国时代中国与韩国的绘画交流关系》（论文），2004年2月参加上海复旦大学主办“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8、《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流失与收藏研究》（论文），2003年12月参加深圳国际水墨论坛第二次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9、《中国瓷器与十八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论文），2003年11月参加澳门基金会主办的“16-18世澳门与中西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会议上发表。70、《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论文），载《造型艺术研究》1999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主办。71、《美术留(游)学生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论文），载《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72、《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艺术史方法论》（论文），载《美术观察》1998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73、西洋画的引进与西方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阮荣春 胡光华 中国美术研究 2006/0174、美术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机 中国美术研究 2006/0275、社团蜂起与变革中国画的论争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176、三足鼎峙的民初画坛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277、佛教天堂的圣洁形象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378、清末民初中国工艺美术的变迁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380、风行一时的通俗美术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1、画坛三重臣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2、西画壁垒的坚守者与中西合璧的典型 中国美术研究 2008/0183、乾隆皇帝半身油画肖像研究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4、论文《书法兼之画法》，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85、论文《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载《美术研究》2005年第4期，中央美术学院主办。86、论文《论绘画材质之变与元代山水画观念和技术之变》，载《美术与设计》2007年第1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87、论文《中国瓷器与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装饰》2005年第1期，清华大学美术美院主办。88、论文《蓝瑛及其武林派的山水画》，载《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中国书画杂志社出版。89、论文《论澳门与明清西方油画东渐中国》，载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秋季刊（总第56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出版。90、论文《关于中国外销瓷器绘画的西化在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作用》，载《中国陶瓷工业》2004年第6期。91、论文《王蒙及其书斋山水研究》，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1期，广西艺术学院主办。
《读者欣赏》(2010年2月)文化纪事 Cultural Events西来一枝花禅是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法，是佛教的教理。禅在印度是一种内省的方法和内省的功夫，也就是向自己的内心看，而不向外求。禅是智能的、安定的、清净的、无染的心灵。——不被环境困扰和诱惑；——身心安定、不轻举妄动、不心浮气躁；——不随外境杂乱而杂乱，不随外境污染而污染；——无分别、执著、情绪和自我中心的心理活动。禅，是放松身心、放下身心的方法。禅，不是离开现实生活，而是生活在现实里而心无挂碍。禅是智能与慈悲的总和，以智能处理自己的事，以慈悲处理他人的事。视线 Focus曹操墓：质疑也需身份认证？名作欣赏 MasterDieces Appreciation充满诗意的悲凉牧歌——普桑《阿尔卡迪的牧人》赏析大师巨匠 Introduction to Masters提着一口端庄的气人们必须寻求美和真，必须使作品达到极致。只存在一种画，就是能把毫无瑕疵的美和完善呈现到人们眼前的画，如同委罗内塞和提香的作品一样。人物 Prominent Fiqu res一个时代的开始？——郭敬明专访奇趣大自然土石奇观影像 Jrrlages生活中的超现实拉蒂格的摄影既是经典的，又是当代的。他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启示：当一个人想从幼稚走向成熟时，更应该从容地保留一颗童真快乐的心灵和对生活的真诚。影像 Images情色不是坏癖好设计与生活 Design&Life在中国设计行走 On the Way埃及的迷离面孔埃及，一个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名字，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木乃伊、埃及艳后，除去这些亘古不变的历史符号，这座神秘国度究竟还蕴藏着怎样的风景值得我们去发掘呢？在西奈山迎接第一缕曙光，在尼罗河迎接华美日落，在红海边享受闲适时光，去撒哈拉圆儿时的梦想……这座古老与现代交错的国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优生活 Good Life古堡生活——神秘的奢华享受电影 Movies自我救赎的故事收藏 Collections文房清韵人物 Prominent Figures约翰尼·德普：从坏男孩到好男人在银幕上不靠光膀子打斗、不靠和美女谈情说爱的德普，也照样成为好莱坞的一线男星。评论界热爱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全球影迷甚至多于汤姆·克鲁斯。在全球最大的电影数据库网站IMDB“年度最受欢迎影星”的评选中，德普自2004年起已连续5年蝉联冠军宝座。当代艺术 Contemporary Arts翠西·艾敏：坏女孩“不惑”专栏 Column当感动成为主流巴赫的平均律新年夜的香榭丽舍大街关于柳梦梅和德斯坦的“性”格食之有道 Philosophy of Food历尽天下，百味和羹《说文解字》在解释“羹”时说“五味和羹”，上古的羹是五味调和的食物，但今天世界上的火锅可谓千奇百怪，绝非五味。《孟子·告子上》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虽不致生死，但又有谁愿意拒绝火锅的诱惑呢？鲜话说吧 Fresh News Salon热闹的宋朝楼市古韵今谈 Classic Rereading负心汉的健忘症舞台 Stage当功夫演化成诗《读者欣赏》（艺术理论版）艺术论文征稿详情请致电读者欣赏杂志社读者欣赏杂志社在创刊1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读者欣赏》下半月刊（艺术理论版），集中刊登艺术作品和艺术研究的理论文章。内容涵盖美术、设计、书法、摄影等艺术门类。《读者欣赏》（艺术理论版）注重权威性、学术性，努力做到风格清新、雅俗共赏。杂志栏目主要有：《专题》《大家访谈》《艺术学》《艺术设计学》《美术学》《民族艺术考察与研究》等。特别欢迎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组织研究生就艺术领域的专一课题进行深入、多视角的研究和解读，本刊将开放绿色通道，优先录用、集中发表，并在杂志上做专题推介，扩大课题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读者欣赏》（艺术理论版）将同时被CNKI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等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凡国内传统艺术、当代艺术、设计等领域的作品，美术馆、画廊、拍卖行等机构的最新信息，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传统工艺美术、纯美术和民族艺术考察，影视艺术学等艺术领域方面的优秀论文，均可被收录。原则上每篇文章的字数不超过4000字。稿件经审读专家及读者欣赏杂志社审阅通过后，即发出稿件采用通知书，并请作者办理相关手续。读者欣赏杂志社将在该刊出版后，及时寄出样刊。欢迎投稿。论文格式：Word文档。1．中文标题。2．英文标题：首字母大写。3．作者单位、中文姓名、英文姓名：作者单位写全称，英文姓名的姓和名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4．摘要（中文）：摘要应在300字以内，要求文字通顺、简练，反映论文的主要观点。5．关键词（中文）：3-5 个，中间用2个空格符相隔。6．Abstract（英文）：与中文摘要相对应。7．Key words（英文）：与中文关键词相对应，中间用逗号相隔。8．正文：3000—4000字为宜，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引用规范，数据准确。9．参考文献：对引文作者、出处、版本等详细情况的注明，序号为：1、2、3……格式及示例：（1）专著格式：作者．书名．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次例：1 王水.中国美术史略.修订2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45（2）期刊论文格式：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页次例：1王水．八大山人的艺术特色．读者欣赏（艺术理论版），2011．60-64（3）会议录、论文集、论文汇编格式：作者．题名．In（见）：整本文献的编者姓名刊名，文集名（会议为：会议名，会址，开会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次例：1王山．美术教育如何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读者欣赏编辑部，艺术家的故事，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3（4）报纸文章格式：作者．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例：1张山．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美术报，2005-10-20（5）.10．联系方式：包括作者的通信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等。
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
山水画，中国画的一种。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 系中国画，特有的画种之一。以下是整理好的关于山水画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山水画论文题目（导师拟定标题124个）山水画论文题目一：1、 河北山水画发展史2、 王蒙山水画中的繁密感探析3、 胸中丘壑是吾乡——我的山水画创作4、 山水画中的渔父形象5、 李可染现代山水画变革的学理启示6、 新疆山水画创作与“西北宗”实践的可行性7、 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的比较研究8、 山水画纵横谈9、 从“贵有古意”到“逸笔草草”——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审美理想嬗变10、 分流与失道:从后结构符号学论清代山水画的衰落11、 从平面构成的角度解析黄秋园后期山水画:兼谈其平面化12、 从平面构成的角度看黄秋园后期山水画13、 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齐白石山水画独特性辨析14、 画吾自画——齐白石山水画的创作历程及特点15、 传统山水画大数据分析下的长三角地区山水资源的特色研究16、 生态美学观照下的六朝山水画论17、 略论文徵明青绿山水画的风格18、 董其昌对晚明青绿山水画发展大转变的作用19、 唐代青绿山水画点景研究——以“阎氏父子”“大小李将军”山水画为例20、 李圣峰山水画作品 为了心中的圣峰——李圣峰山水画漫谈21、 傅抱石山水画探微22、 山水画艺术在茶叶包装平面设计中的应用23、 在宋代山水画的意境里找寻当代建筑之路——以董豫赣、王澍的思考与实践为例24、 茶馆结合城市题材山水画元素的艺术风格探析25、 张正恒山水画的特色与成就探源山水画论文题目二：26、 为溪山写真——中国山水画写生中的人文情怀27、 论山水画写生中的笔墨造型28、 道释思想对山水画影响刍议29、 划时代的丰碑——李可染的山水画30、 浅析仇英青绿山水画风及形成的影响因素31、 临界与超越 许钦松山水画的创造特征32、 沈阳故宫藏明清山水画33、 写生:回归与重彰山水画学真义34、 文人意趣在山水画中的渗透——米芾、米友仁父子的水墨山水35、 生成意境与构成境域——黄宾虹山水画与塞尚风景画的比较36、 “对象化思维”与“非对象化思维”——基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讨论37、 山水画图案在现代旗袍创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38、 中国山水画审美意识与现代建筑设计39、 探寻山水画“象思维”之源流——“永嘉论道”综述40、 齐长城遗迹的山水画呈现41、 “一带一路”下之当代中国海洋山水画创作探析——以广西北部湾海洋景观为例42、 从顿悟到渐修——张捷的山水画43、 从择吉到气势——“龙脉”观念的社会民俗学内涵及其向山水画创作的递变44、 吞吐自然 意笔纵横——岳黔山山水画、花鸟画之语言特征45、 “《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46、 墨非蒙养不灵 笔非生活不神——颜景龙山水画流向蠡测47、 符号延异与图像缺失:明代山水画中的寻道者意象与艺术主流的终结48、 听唱新翻杨柳枝——尤建清和他的山水画49、 以色写意 以彩畅神——张跃华山水画解读50、 孙宽山水画作品 赏心乐事谁家院山水画论文题目三：51、 石涛山水画点景人物研究52、 堪舆学在传统山水画中的运用探略53、 读汤江云的山水画54、 厌恶与洁癖——读肖培金的山水画55、 从环境美学的角度看唐代山水画论56、 马远、夏圭山水画中的“留白”理念与当代平面设计57、 略论晚唐五代山水画屏与仕隐心态58、 朴拙清新的世界——读董雷山水画59、 黄宾虹、李可染山水画写生观比较60、 《千里江山图》与宋代青绿山水画的复兴61、 展子虔《游春图》对中国青绿山水画的范式化意义62、 “文人山水画”文化建构功能摭论63、 从魏晋到南宋山水画概说64、 笔底刚柔任所之 千山奇秀墨华滋——记顾坤伯的山水画艺术65、 清代冷枚《避暑山庄图》皇苑实景山水画的新风尚66、 理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山水画67、 中国山水画的阴阳关系研究68、 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联性发展研究69、 青绿山水画与边疆民族高校美术专业教学70、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兴起的原因71、 黄秋园山水画作品中树木山石云水及点景笔法特征72、 由“似”而“真”——晋唐山水画流变的内在趋向性考察73、 新中国山水画时空表现中的速效填充现象74、 建构新图式——满维起山水画谈
二、论墨朗日高悬，天地万物色彩生而形象出。光束推移，投影折射，明暗顺逆，形象鳞错，朝暮有差，仪态频生。风雷涛声，威势时作，山川草木，生机纷呈，画者驾驭形象，捕捉关系，状物抒情，虽曰以用笔为主，而墨色不备，则笔线无以谈起。宋以前，凡画多以色彩敷衍而成。至元季，审美眼光由复色进入单色，由繁丽进入肃穆，由世俗进入高雅，由院体进入文人画。文人雅士，借喻事态，思虑人生，咏物寄言，抒发感怀，时势所致，墨色脱颖而出，运墨之法亦与时俱进，至清乃集大成。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虚实相生，似有若无，灵动变化，不可捉摸，幽明融替，清寒透亮，用墨之法，尽在其中。墨色凭籍水分渗化，可以细如肌理，宣纸性能荣枯不一，若遇水分，亦渗化无常，碳素借水顺势而行，其沉淀厚薄以规模大小与距离远近计，于是浓淡相生，层次推移，明暗成象，光效应凭空得来。一笔之中，大有天地，笔尖、笔肚、笔根含水虽匀，而笔头蘸墨，稍事蠕动，由尖至根，墨色过渡，则层次推移，有无限可分之色阶。干湿浓淡，是为墨之四极，四极之中，相互铺排靠拢，由淡到浓，由干到湿，亦有无穷可分之亮度。由淡薄而浓郁，由简郎而厚密，由框架而层面而肌理，积墨也。由主题到全面，由强烈到一般，由浓郁到清淡，由刚健到柔和，由焦浓泼洒到皴擦点染，最后收拾全局，泼墨也先淡后浓，先干后湿，先色后墨，抑或反向而为之，其间必须删削适时，重叠有度，相互破坏而干扰之，于是疑脱鲜活，趣味横生，出风出韵，多有可观，是谓破墨也。墨可泼可破，色亦然也。两极互应之道先而存焉，相互巧合之妙，却在潜研若炼之后，方能得其要领。大手笔泼墨泼彩，往往穷神归化，自非一日之寒暑也。西画以光学原理析离色谱，以三原色为色彩之基础，以环境色、光源色、固有色为色彩存在之基础状态。若论以黑白，则予以否认。中国画以感受经验为本，以墨白赤黄青为本色，另有朱砂、石绿、胭脂、花青、赭石之类，本属复合色范围，然其复合殊不易，又因天假其便，就地可取，所以亦作为固有色而单列。中西相较，西画固科学矣，然色域狭窄，尽管细腻绝伦，而风采则略偏一隅。中国画以黑白为色彩两极，于是沉重与响亮皆造绝顶，对比强烈，极具张力，三原色皆灰调，柔和有余，力度不足，婉约低回，缺乏石破天惊之气概，而以黑白入画，则可势峻而响烈矣，两极高亢，色域大开，余者中而辅之，百层千绪，其色度可以无限分割，于是变化百端，趣味隽厚，而风采于此亦彰矣。中国画于三原色之外，偏重于用墨及留白，可谓以音谱入色谱，虽未必科学，却更有艺术性。科学、艺术，本非一词，是非标准不一，偏执枉言，可以休矣。科学以实用，艺术以审美，目的不同，取法各异，标准不一，且莫妄加断言。致使后学界限不清，取法失途，李瑞枉耽时日。运墨之法，当首推气象品格，气有清浊，可识可受，象有形质，可嫩可苍，墨之铺陈是其表，展示精神是其里，贤良之质、乖猾之质、敏颖之质、愚钝之质、豪壮之质、纤秀之质，皆可显露于墨之气象间，可谓毫发不爽矣。黄胄运墨，以泼辣取胜，石鲁用墨，以雄豪见长，李可染运墨，以浑厚为本，石涛运墨以沉郁酣畅称于世，凡此种种，均可体而谅之，有胜枚举矣。水墨淋漓，华彩湮润，明净清澈。黑中透亮。笔迹可辨，淡而有骨。润含春雨，燥烈秋风，烟云供养，天假神思，是为运墨之上品。干湿随意，浓淡应手，体物穷变，表现得趣，泼破烘染，收放有法，清新鲜活，通篇可观，是为运墨之中品。笔行墨随，浓淡生动，状物得体，不失规矩，渲染适中，谨分向背，拘泥程式，才思平淡，如有意境，不无可观，此为运墨之下品。浓无重点，淡不含物，诸侯对峙，全局失衡，一线到底，浓淡不分，一物崛起，焦如黑炭，周边割烈，于他无关，混浊满纸，不入品也。运墨贵分层次，墨色轻细，可随水分漂走游移，宣纸疏密，乃植物纤维组压而成，宜于水分渗化，水载墨色，由着墨点以次扩散，近浓远淡，自然成象。善运墨者，察以识微，顺势铺陈安排，仔细珍惜，视墨如金，视水如血，些微变化，皆保留完好，一画托起上墙，则满纸自然精妙，似非人力之所为者。运墨当求变化，变化始有层次可言，变而化之则气行而韵生焉。墨之变化，一曰顺笔应变。物有阴阳向背，趣有巧拙清浊，力有轻重疾笔，法有收放工写，如此应物象形，其笔过处，力度情趣，风采己生，如再以墨色之干湿浓淡随而辅之，则百物灵透，有如天光云影，虚实照应，不动亦活矣。墨之变化，二曰施水应纸，墨纸遇水，其性能了然于胸。熟驭泼墨破墨之能事，不同浓度之色墨干湿浓淡推移之中，相互渗化，巧为弥合，趣味平添，凡景象常入化境。（摘自《徐义生画集》）
作者：徐义生一、论笔中国画绘画语言的主体是笔墨，千余年的实践和目前绝大多数画家所遵循的模式不允许我们对它妄加臆断。所谓笔，实际上是指线这种表现形式在其运用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表现程式而言的。在中国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不约而同地赋予线以性格特点。对线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标准，并且反复强调线在表现程式中的地位和能动性。对于墨的解释就更加直观。墨，不仅是一种色彩符号，它的含意也包括这种单色在塑造形象的同时所展示出来的丰富而优雅的表现力，如轻重薄厚及干湿浓淡的相互照应，明暗度的对比推移以及配合工具材料时所出现的韵味。中国画塑造形象、撑持语言体系的主体是线。面对大千世界，它把西画所遵循的光色块面等造型因素弃之不顾，只选用了明快、犀利、多变的线来扑捉、记录、描绘对象的骨架、纹理、形象和风采。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记录了画家当时当地的心理刺激和感受。一幅成功的作品，它的线，总是紧扣结构的要害部位，删繁守精，使描绘对象在缩小无数倍之后仍然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线的另一种表现力是讲究力度。力，就是要富有弹性，度，是对力的规范和调控。力度赋予线以性格和风采，成就了线的千变万化。强化了画面的综合效果，使所塑的形象和精警洗炼，或入格传神，或气概十足。即使蒙尘百年，画面上灰暗陈旧，而观之仍然栩栩如生，令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线的力度所造成的视觉效果。中国画的线具有独立于描绘对象之外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标准，尤其是写意，这种标准与价值就更显而易见。如线的曲折与率直，艰涩与舒展，凝重与活泼，迟钝与飘逸，苍辣与稚嫩，严谨与奔放，简约与繁密，质朴与修饰，犀利与浑厚，刚健与柔顺，雄壮与清秀等等。从视觉效应的情绪因素和审美观念的文化内涵看，这些堆彻起来的词汇下面，掩盖着三种情况：1.这些词汇大都在表述一种与审美有关的视觉效果和心理状态，这种效果与状态又是人生百味的一种浓缩与抽象。它在具备文化含蕴的同时还具备着社会化很强的人性品格。2.线本身的风格个性首先是相比较而互为依存的一种对立统一体。这是掩盖在风格个性之下的一种理性结构。尽管人们在发生常规审美行为的时候，理性思维往往处于一种潜意识状态，但是它却能以强有力的思维依据、强化视觉效应，即风格、个性、力度与气韵所表现出来的震撼力。3.这种理性结构和属于感性范围的风格个性相结合，线便具备了可以和普遍性识识经验容易沟通的可识性。这样，线在画面上施展铺陈的过程中，便直观的促成了艺术语言的社会化。强化了艺术与观众的心理溶渗度。
集以上三点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对笔法、笔理、笔情、笔趣进行理性总结时，已经从视觉效应、理性结构、强化表现与常规认识经验并轨几方面作了思考和涵盖。因此说，中国画的用笔早已有了独立于描述对象的审美标准，反回来，这种审美的追求与实施，往往使描绘对象生辉，同时还自然而然的展示了创造者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中国画的笔墨是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外化与张扬：人生阅历、性格特征、道德涵养、学识品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及心性好恶。并且作为一种综合素质，自觉或不自觉的左右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一个画家，对于笔墨风格的选择和偏爱，不但反映着他的综合修养和心性特质，这时候，他的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光斑，也就必然折射在他的语言系列的总光束里面了。笔墨的实施和运用，在上述主观因素的制约下，在完成表现对象之塑造的同时，在画家竭诚尽智一往情深地创造与追求中，笔墨作为昭示素质、学养、情态、心志的媒介与载体，也就必然成为他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产物。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即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高下差异往往决定一件艺术品是在优化人还是在伤害人。坏的艺术品往往伤害人。笔墨作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主体，它是人和自然进行对话的心理扫描，各种不同风采、不同性格的线，是客观世界的各种状态在人的心理上唤起的各种感受，而笔墨则是对这种感受的模拟和实录。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总是一往情深的，自然被神化的古代或是企图更多利用自然的现代，人类的精神活动对自然的借鉴和吸纳，总是无处不在的。自然的人化，人的物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化的过程体现着人的意志指数和智力投入量。它的主导因素是人的意志力。属于物质生产的层面暂且不谈，只就精神构建而言，在哲学方面，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文学艺术方面，社会生活、心理状态以及精神境界的营造与表现，载体的选择与利用，语言体系的建筑与实施，几乎处处都离不开对自然的感悟和借鉴。国画的笔墨，尤其是线及线的延续——皴擦点染，在具备原始形态的同时还具备着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意象状态。它以意取象，以神取形，以情状物，以物言情，它的表述侧重点在意、神和情上面，因此，使用笔墨和创造笔墨的人，首先介入的就是人和自然的深层关系，而且必然的依附着气象万千的大自然，依附着人和自然进行精神交溶时的心理状态，也只有这样，笔墨才能既具有人文因素的广泛性，又具有艺术品格的典型性，才能常见常新。在这方面，历代巨匠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人类由蛮荒走向文明的长途跋涉中，人性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三种干扰，一是浩瀚而神秘的大自然，二是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三是欲望与理智相矛盾的自我。为了不断进步，就得不断的在新的层面上认识和超越这三种干扰，于是有了文化，有了精神世界的构建工程，有了抑扬风气、启迪智灵、摄形色之微，致情志之远、调节人生百味的艺术。据此以证中国画的用笔宗旨与含蕴，我们就会明白线的风格、个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就会理解国画用笔的人性品格和人文因素。中国画给绘画下的定义都是围绕着这种感悟客观世界，完善自身修养，使之适应客观规律，以利长久生存这样一个总体精神展示开来的。中国画的笔墨作为一种交流感情和志趣的语言体系，它是东方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天道和人道的体察；感悟与效法的大文化背景上派生出来的一种表现语言系列。它萌发和发展的深层因素是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直观因素是文化发展的推衍和人文观念的制导。因此，讨论笔墨，无视这些因素，便必然群盲摸象，莫衷一是。使经过千百年的努力才建树起来的高雅蒙尘或肢解，不但无补于新文化的建筑，而且会因为失去基础而踩空。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有一种是否能被广泛接纳的社会性。一个群体的普遍性生活经验很重要，在审美的层面上，它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一种形式，能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往往和这种形式所包含的生活底蕴成正比。中国画的笔墨深深地植根于它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和它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这是它的优势之一。中国画的笔墨在善于言情言志的同时，处处体现着在表现形式方面的精雕细琢，这种世代相传的努力，凝聚着巨量的时空关系，浓缩着人生的兴观与浩叹。它以自己优越的品格和与人生难以割舍的缘分，显示着它的存在价值，这是它的优势之二。用现代科技眼光来分析中国画的笔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紧扣现象结构的线，实际上是对客体要害构件的千百倍放大。是客体质感对心理刺激的一种高强度反馈。是以调节情绪，平衡心理，以展示审美为目的的抒情状态。笔墨具有这样的表现功能是和现代意识高度吻合的。因此，可以断言，在新的文化发展阶段，它将展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久经历史的衍化与锤练、从来未断烟火、世代传承的文化，其根基的庞大、自我更新的深层机制，和它的社会性、世俗性及其紧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它的理性结构所依存的客观条件的恒久性，是不容忽视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前因而后果。未来是今天的延伸和发展，斩断历史的做法是要自食其果的。线为物体结构之象，亦为心理反馈之迹，心籍客体有所感，线籍所感而应物，所以言线，线必源于心。人于天无所识，则心中必无线，画必赖心线而后能成立，无线心则必无心线，慎者之慎也。高手舞剑，神凝气聚，心指目随，足捷身轻，行止百变，观者多誉以精湛之称，法度功力使其然也。若以画者观之，则可见其进退起伏之势态，轻重缓急之力度，于动静刚柔之间，攻守取舍之时，自有一条曲线纠缠运动，贯穿始末，考究之极，大美也。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清代画家，清初四僧之一，江西南昌人，1648落发为僧。原名统，又名朱耷，字刃庵，释名传綮，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八大山人”是他晚年使用最多、最著名和世人最熟悉的号。为明朝皇族江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是第九世孙，弋阳王七世孙。明亡后，遭国毁家亡之难，心情悲愤，便装哑扮傻，在门上贴个大哑字，不与人语。23岁削发为僧，取法名传綮。由于长期积忧抑郁，遂患颠狂之疾，颠态百出。清代著名画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八大山人是他名号之一。 朱耷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简笔写意花鸟画，以独特的面貌，开一代新风。他的书法亦与他的绘画风格相似，极为简练，到晚年喜用秃笔，一变锐利的笔势而变成浑圆朴茂的风格。近人研究八大书法，追其师承渊源众说纷纭。或曰宗二王、宗董其昌、宗王宠等等，终如寻其书画师承，至今无一定论一样。据王方宇先生考证，最初，八大山人受欧阳询的影响很深，稍后学董其昌的行草，又转入黄庭坚的夸张开阔等，多方探索，再追寻魏晋人书法的气质，终于参用篆书笔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中锋圆润，又婉约多姿且厚重浑成，富有晋人气度。他的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笔法的改变。八大山人在许多绘画作品上的款跋，相当精彩奇巧。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也能诗，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题上自己随兴发挥的诗，意境就充足了。八大山人生长在宗室家庭，从小受到父辈的艺术陶冶，加发聪明好学，八岁时便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小时候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少年时曾参加乡里考试，录为生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满洲贵州贵族入关统治全国。八大山人那时十九岁，不久父亲去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他便假装聋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以保存自己。八大山人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签押，仿佛象一鹤形符号，其实是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借以寄托怀念故国的深情（甲申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的日子）。顺治五年（1648年），他妻子亡故，八大山人便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自此改名雪个。二十四岁时，更号个山和个山驴。顺治十年（1653年），八大山人二十八岁时，又迎母至新建县洪崖寺，在耕庵老人处受戒称宗师，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一百多人。有人考证，八大山人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六，曾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南昌市抚州门（进贤门）外绳金塔附近。当时此地茶室酒肆甚多，是劳动人民聚居之处。八大山人生活清贫，蓬头垢面，徜徉于此。常喜饮酒，但不满升，动辄酒醉。醉时，大笔挥毫，一挥十多幅，山僧、贫士、屠夫、沽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八大山人三十六岁时，想“觅一个自在场头”，找到南昌城郊十五里的天宁观。就在这一年，他改建天宁观，并更名为“青云圃”。“青云”两字原是根据道家神话“昌纯阳驾青云来降”的意思。并有用“飞剑插地，植桂树规定旧基”的说法，这也是亥处现存唐桂的由来。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状元戴均元将“圃”改为“谱”，以示“青云”传谱，有牒可据，从此改称“青云谱”。青云谱原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道院。相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到此开基炼丹，创建道场，“炼丹成仙”。西汉时南昌县尉梅福弃官隐居于此，后建梅仙祠。晋朝许逊治水也在此开辟道场，始创“净明宗教”，易名为“太极观”，从此正式形成道统，属净明道派。唐太和五年（831年），刺史周逊又易名为“太乙观”。宋至和二年（1055年），又敕赐名为天宁观。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大山人前来访求先贤遗迹，很赏识这里的山川风景，于是在原有道院基础上进行重建，并改名为“青云圃”。从此，八大山人便成了青云圃的开山祖师。后人还建立了“正开山祖道朗号良月文号八大山人朱真人”功德堂的牌位。八大从山人三十六岁至三十八岁时，往返于南昌城与青云谱之间，青云谱的重建由其弟朱道明主持。八大山人正式定居青云谱，约在三十九岁以后至六十二岁。他苦心孤诣经营这所道院，历时二十多年。八大山人在度过了十三年的佛教徒生涯后，又成了一所道院的开山祖师。他的亦僧亦道的生活，主要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逃避清朝满洲贵族对明朝宗室的政治迫害，借以隐蔽和保存自己。 八大山人六十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其弟朱道明，字秋月，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乃兄相近，而且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象“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把个朱字拆开，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这样隐姓埋名，可谓用心良苦。 八大山人晚年常住在南昌城内北竺寺、普贤寺等地。僧友澹雪为北竺寺方丈，与八大山人交谊很深。澹雪亦善书法，性格倔强，后来因触怒了新建县令方峨，说他“狂大无状”、被抓进监狱，死在狱中。澹雪死后，北竺寺不久被毁。这段时间，八大山人外出云游，访友作画，画作颇多，这是八大山人创作旺盛时期。最后在南昌城郊潮王洲上，搭盖了一所草房，题名为“歌草堂”。当时诗人叶舟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描写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诗文如下： “一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专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八大山人就是在这所草屋中度过了他孤寂、贫困的晚年，直至去世。一说八大山人葬于南昌城郊窑湾了英家山，但解放后迁墓时，仅见一些朽木铁钉，未见骸骨，可能是他的衣冠（）。牛石慧墓在青云谱南将军岭，墓中有骨灰一罐，解放后亦迁葬于青云谱内吐珠山。另据《新建县志》《西山志》载：八大山人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今西山璜溪公社的猴岭一带。墓葬确在何处，已难查考了。 八大山人为清初“四大画僧”（朱耷、石涛、石（）、渐江）之一，以大笔水黑写意画著称，尤以花鸟画见长。他的绘画能取法自然，又独创新意；师法古人，又不泥于古法；笔墨简练，以少胜多。他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因此他画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或是残山剩水、老树枯枝；或是昂首挺胸的兽类，振翅即飞的孤鸟；或是干枯的池塘、挺立的残荷，而其中又有活泼的游鱼、生动的花朵。借此比喻自己，象征人生，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充分运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有传统手法。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据说八大山人曾有题画诗数卷，秘藏箧中，不令人见。但从留传下来的题画诗来看，多半用隐晦的手法，蕴藏着对故国的怀念，对满洲贵族及其奴才的讥讽。如他的《孔雀图》题诗写道：“孔雀明花雨竹屏，竹稍强半墨生成； 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八大山人历经明清两朝，1644年以前，他是皇亲国戚、金枝玉叶和天潢贵胄。甲申国变，满清王朝入主中原，铁蹄之下，八大山人国破、家亡、君死、妻离子散。在四处逃亡、躲避清军的迫害面前，他遁入佛门三十二年，就是在这种非常的逆境中，他成为了一位前无古人，开创中国花鸟画全新面貌的杰出画家。但是，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宗室骨肉的留恋，使他在佛门里，在艺术中，面对巨大的生存死亡压力时，还是无法得以解脱。终于，在至爱离任、亲朋遭迫害的时候，他借助自己的癫狂病，佯狂返俗，脱离佛门，走回南昌。从此，南昌街头有了一个又哭又笑、喜怒无时、不僧不俗、疯写狂画的痴癫明皇世孙——八大山人。然而，一种不能让朱明血脉在自己身上断子绝孙的强烈愿望，促使这位命运多舛的明宗王孙再次娶妻生子。这一完全没有情感基础的婚姻，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为此，他只能将自己的全部思想、情感和精力，投入到寻求那个让他陷入无穷无尽痛苦王朝的病根上去；投入到自己那让世人难以理解的艺术天地里去；投入到用汉文化和艺术去征服征服者们的伟大事业中去。在贫困潦倒当中，这位艺术巨匠，抱着对故国的无限留恋，满怀着对异族蹂躏的满腔悲愤，充盈着对艺术的全身心热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那曲折离奇的许多生平环节里，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那莫测难辨的作品里面，留给后人的是一幅幅冷峻、乖戾；飘逸、狂放、怪诞，难以揣摩的心事，那些蕴含在诗、书、画、印作品里面的深刻意义，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后人学习模仿探寻的动力，这一切的一切，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团。 这是其作品。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又名朱道朗，号良月，八大山人是他晚年的文号。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后裔。宁王改封南昌后，历代子孙世居南昌等地，共分八支，八大山人是弋阳王七世孙。其祖父朱多（P95）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山水画风多宗法二米，颇有名气。父亲朱谋觐，也擅长山水花鸟，名噪江右，可惜中年患暗疾去世，叔父朱谋（P95），也是一位画家，著有《画史会要》。八大山人生长在宗室家庭，从小受到父辈的艺术陶冶，加发聪明好学，八岁时便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小时候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少年时曾参加乡里考试，录为生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满洲贵州贵族入关统治全国。八大山人那时十九岁，不久父亲去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他便假装聋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以保存自己。八大山人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签押，仿佛象一鹤形符号，其实是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借以寄托怀念故国的深情（甲申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的日子）。 顺治五年（1648年），他妻子亡故，八大山人便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自此改名雪个。二十四岁时，更号个山和个山驴。顺治十年（1653年），八大山人二十八岁时，又迎母至新建县洪崖寺，在耕庵老人处受戒称宗师，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一百多人。有人考证，八大山人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六，曾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南昌市抚州门（进贤门）外绳金塔附近。当时此地茶室酒肆甚多，是劳动人民聚居之处。八大山人生活清贫，蓬头垢面，徜徉于此。常喜饮酒，但不满升，动辄酒醉。醉时，大笔挥毫，一挥十多幅，山僧、贫士、屠夫、沽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 八大山人三十六岁时，想“觅一个自在场头”，找到南昌城郊十五里的天宁观。就在这一年，他改建天宁观，并更名为“青云圃”。“青云”两字原是根据道家神话“昌纯阳驾青云来降”的意思。并有用“飞剑插地，植桂树规定旧基”的说法，这也是亥处现存唐桂的由来。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状元戴均元将“圃”改为“谱”，以示“青云”传谱，有牒可据，从此改称“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道院。相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到此开基炼丹，创建道场，“炼丹成仙”。西汉时南昌县尉梅福弃官隐居于此，后建梅仙祠。晋朝许逊治水也在此开辟道场，始创“净明宗教”，易名为“太极观”，从此正式形成道统，属净明道派。唐太和五年（831年），刺史周逊又易名为“太乙观”。宋至和二年（1055年），又敕赐名为天宁观。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大山人前来访求先贤遗迹，很赏识这里的山川风景，于是在原有道院基础上进行重建，并改名为“青云圃”。从此，八大山人便成了青云圃的开山祖师。后人还建立了“正开山祖道朗号良月文号八大山人朱真人”功德堂的牌位。 八大从山人三十六岁至三十八岁时，往返于南昌城与青云谱之间，青云谱的重建由其弟朱道明主持。八大山人正式定居青云谱，约在三十九岁以后至六十二岁。他苦心孤诣经营这所道院，历时二十多年。八大山人在度过了十三年的佛教徒生涯后，又成了一所道院的开山祖师。他的亦僧亦道的生活，主要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逃避清朝满洲贵族对明朝宗室的政治迫害，借以隐蔽和保存自己。 八大山人六十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其弟朱道明，字秋月，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乃兄相近，而且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象“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把个朱字拆开，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这样隐姓埋名，可谓用心良苦。 八大山人晚年常住在南昌城内北竺寺、普贤寺等地。僧友澹雪为北竺寺方丈，与八大山人交谊很深。澹雪亦善书法，性格倔强，后来因触怒了新建县令方峨，说他“狂大无状”、被抓进监狱，死在狱中。澹雪死后，北竺寺不久被毁。这段时间，八大山人外出云游，访友作画，画作颇多，这是八大山人创作旺盛时期。最后在南昌城郊潮王洲上，搭盖了一所草房，题名为“歌草堂”。当时诗人叶舟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描写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诗文如下： “一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专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八大山人就是在这所草屋中度过了他孤寂、贫困的晚年，直至去世。一说八大山人葬于南昌城郊窑湾了英家山，但解放后迁墓时，仅见一些朽木铁钉，未见骸骨，可能是他的衣冠（）。牛石慧墓在青云谱南将军岭，墓中有骨灰一罐，解放后亦迁葬于青云谱内吐珠山。另据《新建县志》《西山志》载：八大山人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今西山璜溪公社的猴岭一带。墓葬确在何处，已难查考了。 八大山人为清初“四大画僧”（朱耷、石涛、石（）、渐江）之一，以大笔水黑写意画著称，尤以花鸟画见长。他的绘画能取法自然，又独创新意；师法古人，又不泥于古法；笔墨简练，以少胜多。他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因此他画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或是残山剩水、老树枯枝；或是昂首挺胸的兽类，振翅即飞的孤鸟；或是干枯的池塘、挺立的残荷，而其中又有活泼的游鱼、生动的花朵。借此比喻自己，象征人生，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充分运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有传统手法。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据说八大山人曾有题画诗数卷，秘藏箧中，不令人见。但从留传下来的题画诗来看，多半用隐晦的手法，蕴藏着对故国的怀念，对满洲贵族及其奴才的讥讽。如他的《孔雀图》题诗写道： “孔雀明花雨竹屏，竹稍强半墨生成； 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 这幅画的上半部为石壁，石壁底部有低垂的几片竹叶和两朵将要凋零的牡丹花；下半部是一块上大下尖显得很不稳定的光滑大石，石上蹲着两只造型丑陋的孔雀，孔雀尾部拖着三根残破羽毛。这是以孔雀来讥讽那些降清的明朝文武官僚向清朝主子屈膝求荣的丑态，他们戴着有三眼花翎的乌纱帽，好比一班长着三只耳朵的奴才。他们二更就去等候皇帝五更上朝。但是这对孔雀却蹲在一块光滑而不稳的石头上，好比清朝政权有随时垮台的可能。八大山人用这些寓意深刻的画和隐晦的诗，配合默契，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花鸟画，实际就是政治讽刺画，画中有诗，画外有意，章法奇特，这也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和欣赏的地方。 八大山人的书法艺术和篆刻图章，也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努力吸收了历代书法家的优秀传统，创造了一种以秃笔书写的秀健挺拔、潇洒豪迈的艺术风格。他也是我国书法大师。他的篆刻图章，形体古朴，刻划劲拔，含意幽奥，别具一格。 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对我国画坛影响很大，三百多年来，著名的大笔写意派画家，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如清代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清末的吴昌硕，近代的齐白石等。八大山人不愧为我国古代画家中的巨匠，是元明以来写意派画家中的大师。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又名朱道朗，号良月，八大山人是他晚年的文号。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后裔。宁王改封南昌后，历代子孙世居南昌等地，共分八支，八大山人是弋阳王七世孙。其祖父朱多（P95）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山水画风多宗法二米，颇有名气。父亲朱谋觐，也擅长山水花鸟，名噪江右，可惜中年患暗疾去世，叔父朱谋（P95），也是一位画家，著有《画史会要》。八大山人生长在宗室家庭，从小受到父辈的艺术陶冶，加发聪明好学，八岁时便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小时候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少年时曾参加乡里考试，录为生员。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满洲贵州贵族入关统治全国。八大山人那时十九岁，不久父亲去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他便假装聋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以保存自己。八大山人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签押，仿佛象一鹤形符号，其实是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借以寄托怀念故国的深情（甲申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的日子）。顺治五年（1648年），他妻子亡故，八大山人便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自此改名雪个。二十四岁时，更号个山和个山驴。顺治十年（1653年），八大山人二十八岁时，又迎母至新建县洪崖寺，在耕庵老人处受戒称宗师，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一百多人。有人考证，八大山人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六，曾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南昌市抚州门（进贤门）外绳金塔附近。当时此地茶室酒肆甚多，是劳动人民聚居之处。八大山人生活清贫，蓬头垢面，徜徉于此。常喜饮酒，但不满升，动辄酒醉。醉时，大笔挥毫，一挥十多幅，山僧、贫士、屠夫、沽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八大山人三十六岁时，想“觅一个自在场头”，找到南昌城郊十五里的天宁观。就在这一年，他改建天宁观，并更名为“青云圃”。“青云”两字原是根据道家神话“昌纯阳驾青云来降”的意思。并有用“飞剑插地，植桂树规定旧基”的说法，这也是亥处现存唐桂的由来。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状元戴均元将“圃”改为“谱”，以示“青云”传谱，有牒可据，从此改称“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道院。相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到此开基炼丹，创建道场，“炼丹成仙”。西汉时南昌县尉梅福弃官隐居于此，后建梅仙祠。晋朝许逊治水也在此开辟道场，始创“净明宗教”，易名为“太极观”，从此正式形成道统，属净明道派。唐太和五年（831年），刺史周逊又易名为“太乙观”。宋至和二年（1055年），又敕赐名为天宁观。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大山人前来访求先贤遗迹，很赏识这里的山川风景，于是在原有道院基础上进行重建，并改名为“青云圃”。从此，八大山人便成了青云圃的开山祖师。后人还建立了“正开山祖道朗号良月文号八大山人朱真人”功德堂的牌位。八大从山人三十六岁至三十八岁时，往返于南昌城与青云谱之间，青云谱的重建由其弟朱道明主持。八大山人正式定居青云谱，约在三十九岁以后至六十二岁。他苦心孤诣经营这所道院，历时二十多年。八大山人在度过了十三年的佛教徒生涯后，又成了一所道院的开山祖师。他的亦僧亦道的生活，主要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逃避清朝满洲贵族对明朝宗室的政治迫害，借以隐蔽和保存自己。八大山人六十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其弟朱道明，字秋月，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乃兄相近，而且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象“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把个朱字拆开，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这样隐姓埋名，可谓用心良苦。八大山人晚年常住在南昌城内北竺寺、普贤寺等地。僧友澹雪为北竺寺方丈，与八大山人交谊很深。澹雪亦善书法，性格倔强，后来因触怒了新建县令方峨，说他“狂大无状”、被抓进监狱，死在狱中。澹雪死后，北竺寺不久被毁。这段时间，八大山人外出云游，访友作画，画作颇多，这是八大山人创作旺盛时期。最后在南昌城郊潮王洲上，搭盖了一所草房，题名为“歌草堂”。当时诗人叶舟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描写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诗文如下： “一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专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八大山人就是在这所草屋中度过了他孤寂、贫困的晚年，直至去世。一说八大山人葬于南昌城郊窑湾了英家山，但解放后迁墓时，仅见一些朽木铁钉，未见骸骨，可能是他的衣冠（）。牛石慧墓在青云谱南将军岭，墓中有骨灰一罐，解放后亦迁葬于青云谱内吐珠山。另据《新建县志》《西山志》载：八大山人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今西山璜溪公社的猴岭一带。墓葬确在何处，已难查考了。八大山人为清初“四大画僧”（朱耷、石涛、石（）、渐江）之一，以大笔水黑写意画著称，尤以花鸟画见长。他的绘画能取法自然，又独创新意；师法古人，又不泥于古法；笔墨简练，以少胜多。他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因此他画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或是残山剩水、老树枯枝；或是昂首挺胸的兽类，振翅即飞的孤鸟；或是干枯的池塘、挺立的残荷，而其中又有活泼的游鱼、生动的花朵。借此比喻自己，象征人生，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充分运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有传统手法。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据说八大山人曾有题画诗数卷，秘藏箧中，不令人见。但从留传下来的题画诗来看，多半用隐晦的手法，蕴藏着对故国的怀念，对满洲贵族及其奴才的讥讽。如他的《孔雀图》题诗写道：“孔雀明花雨竹屏，竹稍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这幅画的上半部为石壁，石壁底部有低垂的几片竹叶和两朵将要凋零的牡丹花；下半部是一块上大下尖显得很不稳定的光滑大石，石上蹲着两只造型丑陋的孔雀，孔雀尾部拖着三根残破羽毛。这是以孔雀来讥讽那些降清的明朝文武官僚向清朝主子屈膝求荣的丑态，他们戴着有三眼花翎的乌纱帽，好比一班长着三只耳朵的奴才。他们二更就去等候皇帝五更上朝。但是这对孔雀却蹲在一块光滑而不稳的石头上，好比清朝政权有随时垮台的可能。八大山人用这些寓意深刻的画和隐晦的诗，配合默契，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花鸟画，实际就是政治讽刺画，画中有诗，画外有意，章法奇特，这也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和欣赏的地方。八大山人的书法艺术和篆刻图章，也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努力吸收了历代书法家的优秀传统，创造了一种以秃笔书写的秀健挺拔、潇洒豪迈的艺术风格。他也是我国书法大师。他的篆刻图章，形体古朴，刻划劲拔，含意幽奥，别具一格。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对我国画坛影响很大，三百多年来，著名的大笔写意派画家，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如清代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清末的吴昌硕，近代的齐白石等。八大山人不愧为我国古代画家中的巨匠，是元明以来写意派画家中的大师。他生于1626 年，卒于1705年，为明朝皇族江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是第九世孙。19岁时国破家亡，心情悲愤，便装哑扮傻，在门上贴个大哑字，不与人语。23岁在奉新山出家为僧，由于长期积忧抑郁，遂患颠狂之疾，颠态百出。八大山人的字、号、别名特别多，他原名统，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后做道士，居“表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1680年）55岁。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60岁以前使用的字，号尚有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弘选等。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至于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所书“八大山人”含意深刻，“八大”与“山人”紧联起来，即“类哭之、笑之”作为他那隐痛的寄意，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八大山人善画山水和花鸟。他的画,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够既不同于前人，又于时人所不及。他的花鸟画成就特别突出，也最有个性。其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手法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如画鱼、鸟，曾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其花鸟画风，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为僧时属早期，署款“传綮”、“个”、“驴” 、“人屋”，多绘蔬果、花卉、松梅一类题材，以卷册为多。画面比较精细工致，劲挺有力。50岁至65岁为中期，画风逐渐变化，喜绘鱼、鸟、草虫、动物，形象有所夸张，用笔挺劲刻削，动物和鸟的嘴、眼多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多栖一足，悬一足。65岁以后为晚期、艺术日趋成熟。笔势变为朴茂雄伟，造型极为夸张，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幅“白眼向天”的神情。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在构图、笔墨上也更加简略。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的写照，即“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一寄情于笔墨”。他在题黄公望山水诗中写道：“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与宋山河。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八大山人的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传其法者仅牛石慧和万个等人，但对后世绘画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艺术成就主要一点，不落常套，自有创造。他的大写意，不同于徐渭，徐渭奔放而能放，八大山人严整而能放。清代中期的“杨州八怪”，晚期的“海派”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巨匠，莫不受其熏陶。
记得余秋雨《青云谱随想》里面他说一次出研究生入学试题，他出了一道题目是“请简单介绍及评价八大山人”，结果那次考试答案五花八门，很多人以为那是八个人的合称，有位学生回答的最有代表性：“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余秋雨题目出得真贼！
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 毕业论文。 可提供一些题目，这样有点头绪，好写一点。谢谢。推荐内容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 毕业论文。 可提供一些题目，这样有点头绪，好写一点。谢谢。最佳答案浅谈对中国画的认识首先我想说对于我们建筑学来说，对国画的认识是更有裨益的。各类的中国画首先给人一种意境美和音乐美，在使人在了解画的同时，也得到审美能力的锻炼在着我就谈一下自己对中国画的认识，我觉得了解中国画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画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精神山水画萌芽于晋朝，顾凯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第一句就是“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水画已成为一个主要表现题材，我觉得人对人自己认识太深才觉得每幅画人的言态表现得不尽人意，山水可夸大其气势表达出其意境即可，狗马只须表达出其形而已从顾凯之仅有的山水画《洛神赋图》中可以窥见当时山水画初期形态的端倪，基本上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所记载的样子，传本〈洛神赋图〉中的山水部分，确实如其所言“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拮”，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无论是山水还是树石，都表现为高度的概括化，比如树的表现，银杏树仅象征性地以三五片银杏叶概括，树枝的“列植之状”也是“若神臂布指，离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印行树有很大距离，正如前边所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石仅以“高古游丝”线条勾勒，而没有皴法，但我认为，水法和云法的表现是极为纯熟的，水云的流态动势相当完美，由此可见，山水画的表现在当时已达到的艺术水准只是没有后来的布局合理罢了初期的山水画往往是人物活动的背景，配景，即使独立为一个专门画种也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山水画初期的这种形态是不足为奇的，虽然我们现在已不能得睹六朝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而且见于史料的早期山水画家也不是很多，顾凯之，宗炳，王微等人关于山水画论的发展为当世山水画的发展和成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历隋唐，五代诸朝，山水画渐盛。他们可谓山水画的先驱，六朝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的真正起点，虽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却导致了美学上的最灿烂，我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当时不忍心目睹石灰的琴棋书画的隐士，且当时类似于陶哦渊明，谢灵运的隐逸思想普遍流行，此时人们对自然美有了更深的认识更促进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载的始宁山就是典型的例证，他的山水诗开拓了山水诗写实的审美之路，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正说明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也益于诗的发展和衍生。山水画在六朝时期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家自身的发展。汗以前的艺术家往往以工匠身份出现他们都依靠绘画的手艺谋生，绘画是功利的，必须围绕服务对象的要求进行创作，但也不同程度促进山水画的发展说山水画的内在精神，中国山水画十分强调作者的主观因素，在山水画创作中，作者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以及作者的情感流露是起着主导作用的，画家应当“以情入画”力求“情景交融”，正如在一幅山水画上题一首诗或多一个红戳更能增加山水画的内在精神和蕴涵，在对客体世界有一个多侧面深层次认识的基础上凭借心灵感受概括勾画出山水形象，者便是“迁想妙得”许多优秀的山水作品所显露出来的气质和高雅的格调，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深的文学修养。因此山水画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唐代山水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均提倡到生活中去，到实践中去。
国画的审美一：国画独特的审美中国画从工具材料、艺术追求、审美理想等方面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形式。1：工具材料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是笔、墨、纸、绢。与西方绘画所使用的画笔颜料相比，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画用笔即毛笔。毛笔的特点是柔软而富有弹性，笔端尖而有锋，有利于线描勾勒，并可以发挥多种笔法，以绘制流畅婉转、富于动感的线条见长。中国画的一大特色为用线条来塑造形象、表达感情。墨，传统的中国画用墨，以纯细的桐油烟或松烟精制而成。根据与水的调和比例的大小，可以有微妙的浓淡变化。中国画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界玄目光色的困扰，专注于画面笔情墨韵的营造和对象精神气质的捕捉，成就一个清淡幽雅的艺术境界。中国画用的纸绢，有较好的韵墨性能，使墨汁在上面渗化开来自然形成浓淡不同的层次。可以说中国画的笔墨与纸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一个浓淡相宜、笔歌墨舞的艺术世界。2：描绘手段中国绘画描绘形象的目的，不象西方写实绘画那样欲创造一个视觉幻想的世界，而是从一定程度上把绘画当成一种"示意"行为，即通过笔下的形体表示创造者的情意。明暗光影、色彩斑斓都引退到创造者的关注视野之外，而借助灵活飞动的线条，挥洒自如的笔墨，造就一个饱含创作主体情感和意志的独特的艺术世界，这才是中国画画家描绘形象时的真正目的。3：整体效果与西方绘画相比，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中国画家在描绘出主体之外，大多不画背景，在画面上留有较多的空白。中国画形状各异的空白本身，既形成一种节奏变化，有给人留有想象的余地，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效果。画面的空白时画家简约笔墨的结果。中国画素有崇尚简练的传统。二：国画的美学特点绘画是一门运用线条、色彩和形体，在二维空间的范围内，反映现实美、表达人的审美感受的艺术。绘画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线条美、色彩美和构图美上。中国传统绘画有其独特的美学体系，美学观点，美学范畴。1：意境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富民族特色的审美标准，既是画家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 意境就是情与景的完美交融。能够产生意境的形象，并不是一般的普通形象，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形象，这种形象能体现出主体与客体、形与神、虚与实、动与静、情与景诸方面的高度完美的统一。它根本的美学不满足于有限事物的外在形式模仿，而要在有限中去表现无限，塑造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从而能引发看图人的审美想象。意境是中国绘画美学体系的精髓，凝聚着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绘画作品追求的最高境界。2：形神统一观形就是形似，是对物象外形的描绘；神即神似，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特征的把握。3：气韵生动气韵生动最准确、最几种地概括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基本精神，是构成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审美尺度最根本的审美要求。气韵生动着眼于宏观的自然与人生，立足于艺术的生命结构和自然生命运动的统一，更具有艺术本体论的深刻涵义。绘画作品如果气韵生动，就会给观赏者造成一个形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4：天人统一观其大致内涵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相互统一的。艺术家应将自己融入自然。5：心物统一观"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表示审美主体，也就是人，"物"则表示审美客体，即客观事物。心物统一是中国古代画论的重要范畴。6：虚实统一观虚实对立统一，"虚"指虚构、虚灵、虚幻；"实"指实体、实事、实物。中国画十分讲究虚实关系，中国画讲究含蓄，追求诗情画意，反对直露，正确处理虚实关系，是构成中国画意境的重要表现手段。7：中和为贵中和就是指统一体的协调性和韵称性。孔子的中庸之道，即为中和。中国画十分重视主体心境的和谐。中国画基本技巧之一 --用笔唐代张彦远说："夫物象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张彦远在此强调了用笔与立意造型的关系。立意须造型、造型须用笔，用笔便成了中国画基础的基础。1：笔与线中国画的用笔实即用线，线是中国画最基本的造型手段。线在形体的塑造中绝不是一种对轮廓线的描摹，还能表现出物体的质感、量感和动感。比如在山水画中，斧劈皴给人坚挺硬朗的感觉；披麻皴则给人松软的感觉等等。线的运用，体现了中国画家对客观形象的概括、提炼和理解能力，体现了他们驾驭物象的巨大创造力。在中国画中，线及其塑造的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线条自身的品格特征与作者之间的沟通。正如石涛所说："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淘泳乎我也。"笔墨（线条）所具有的这种抒情写意性，是由于画家在运笔中出现的各种变化，使线条自身具有了千变万化的姿态。一方面，线条丰富多姿的形态可以唤起欣赏者对现实生活的万般物象中类似物体形态美的联想，使抽象的线条成为现实事物形体美的一种间接曲折的反映，因而唤起人们的不同感受。另一方面，画家在运笔过程中个人情绪、意趣、思想的灌注，使得中国画中的线条具有明显的画家个性特征，达到抒情、畅神、写意，进而表现画家的审美理想、气质、心灵、人格。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画如其人"。2：笔与意张彦远的"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把立意看作是用笔之"本"，"本"即统帅。"意"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内涵，它是画家主观世界的复杂反映，即各种感情、理想修养、气质等等。"意"是主观的，但又不是纯主观的臆造。中国画家就是通过线的运用来实现这种"抒情写意"的。所以清代布颜图认为"意之为用大矣哉……故善画必意在笔先，宁使意到而笔不到，不可笔到而意不到。……故学之者必先意而后笔，意为笔之体，笔为意之用"。作为人的主观世界活动的"意"，其本身是不能直接"用笔"的，中国画以意使笔的要领，就在于以气使笔，以意领气，即所谓"意到气到"，"气到力到"。"意在笔先"就是说画家在命笔落纸之前即已形成立意构思，一旦笔行纸上，意在笔中。中国画家往往就是在这种情态下来把握自己瞬息万变的情绪流程，抓住来去倏忽的创作灵感，保持创作冲动的新鲜性和连续性，不失画机，一气呵成。3：笔与力气运用笔要求画者全身精力贯至笔端，下笔自然能产生力度，这就是"笔力"。由于构成画家的"意"的气质、涵养、情感、思绪不同，贯于笔端之气也会不同。以气使笔的"气"不同，也就造成了用笔"笔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如吴昌硕运笔质朴而苍浑，赵之谦用笔如"绵里裹针"，郑板桥的线则秀挺刚直，更有名垂青史的"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中国画家在意存笔先、以气使笔中，创造出了形态有别各具韵致的种种笔法。笔法的变化是以笔力的变化来体现的，大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多姿多彩又给中国画家提供了"笔力"的创造源泉。如王羲之从鹅颈的回转感悟到了笔力的弹性变化，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出狂草之笔法，而苏轼、黄庭坚又分别从逆水行舟与船夫荡桨中悟出了笔力的奥秘。中国画家在运气使笔时，笔随气行，画家的天机才华，全在有意无意间自然流溢。清代王原祁说："神与心会，心与气合，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绝无求工求意之意，而工处奇处蜚然与笔墨之外。"中国画家在作画的过程中，常说要排出杂念，保持松静自然的心身状态，就是要使气运笔端，笔笔畅通，笔笔见力。三：中国画的基本技法之一 --用墨用墨，是中国画的基本技法。历来的画家都讲究用墨，大写意画的崛起和生宣的普遍应用，用墨与用笔便成为中国画的基本特色。中国画的用墨，主要是运用墨色变化的技巧。由于笔中含水墨量的差异，便产生干、湿、浓、淡的变化。以墨代色，产生了墨分五色的说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运墨而五色具。"五色，即焦、浓、重、淡、清，而每一种墨色又有干、湿、浓、淡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画用墨的奇妙处。此外，还有墨分六色之说，清代的唐岱在《绘事发微》中谈道："墨色之中，分为六彩。何为六彩？黑、白、干、湿、浓、淡是也。"又云："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无阴阳明暗；干湿不备，是无苍翠秀润；浓淡不瓣，是无凹凸远近也。"以中国画墨色变化的丰富程度是可想而知了。没有变化的墨色必然呆滞板浊，成为没有生气的死画。一个画家成功往往离不开用墨的精能，如齐白石画虾所以能妇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用墨的得当。他画虾曾三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淡。"如今我们所见到他笔下的虾形态栩栩如生，通体透明而坚韧的虾壳，特别是虾的头部，在脑壳墨色清淡处，浓墨一笔即为虾脑，真是妙到了绝处。中国画用墨技巧，并不是体现在调色盘中能调出多少种墨色的变化，而是如何使不同的墨色在纸面上体现出来，其中尤为困难的是，如何使一枝笔中产生出各种墨色的变化。随着中国画的不断发展，用墨的技巧也趋成熟，产生了"泼墨法"、"积墨法"和"破墨法"多种表现手法。四：中国画的技巧之一 --用色特点中国绘画历来都十分讲究色彩的运用，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将"随类赋彩"作为"六法"之一。这以物象的种类不同面赋以不同色彩的理论，便是中国画用色的基础。中国画讲究"随类赋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空间环境对物象的影响，随着空间环境对物象的影响，随着空间环境的变化，物象的色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南北朝时的萧绎对这一现象曾作过仔细的观察，在《山水松石格》中谈到："秋毛科骨，夏荫春英，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这是我国最早说明季节、气候的不同，所以起的物象色彩的变化，特别是冷暖色调的变化。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则概括了季节的变化对水色和天色的影响："水色：春绿，夏碧，秋青，科黑；天色：春晃，夏苍、秋净，科黯。"清代的唐岱《绘事发微》引用郭熙的话，更是形容得有声有色："山有四时之色，风雨晦明，变更不一，非着色以像其貌。所谓春山艳冶面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淡，冬山惨淡而如睡，此四时之气也。"
多少字？找个熟悉的画家，从一幅画切入。比较容易些，由点到面。扩展开
山水画，是一种表现山川之妙并能为人类寻求某种精神寄托的画种。中国的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了山水画，但实物未见流传。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当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前面我们在人物画一节中已谈到，顾恺之的这两幅画是以表现人物为主体的，山水只是人物背景的衬托。 但是，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结合得很完整，表现得也很真实。山石开始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面，依靠层次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名字，不但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顾恺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第一批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有关山水画的文献，来认识那一时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水平。不过从此之后，山水画艺术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中国画坛。 中国山水画到了隋唐时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隋代以展子虔为代表的画家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展子虔，是今山东一带的人，他曾历任北齐、北周、隋三朝的大夫，是一个绘画的多面手，据说对于人物、山水、界画和车马无不精湛。被世人称为“唐画之祖”。但是，他的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山水画方面，而现今留传下来的他的惟一作品，就是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 《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时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展于虔的《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开了绪端。 到了唐化，李思训和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于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为唐王朝宗室，曾任“武卫大将军”。他继承井发展了展子虔的画法，用笔工致严整，着鱼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他的几了李昭道又继承了他的画风，时称为“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 这样，从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中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在唐朝，还形成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那就是水墨山水画。 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王维，据说他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已谈到，绘画史一般把他看着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王维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出现了一场“水墨运动”，这样，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艺术境界。 五代和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但我们还得谈到另一种薪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的意思是指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的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但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其鲜明的个性。黄公望的画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 而王蒙的画则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面又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只王蒙繁。倪瓒呢？他的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是构图、笔墨、形象简，用干笔，用墨轻谈。再就是吴镇，最突出的是其他三家皆重笔，而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来人遗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清的山水画。 明清山水画，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的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 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为什么称为吴门呢？因为他们四人同为苏州府入，苏州别名“吴门”，故得名。 沈周融合了前代大师们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了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小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很富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的传世作品有《芦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当然也为同乡。他师法沈周，诗书画均能。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欣赏，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了一番。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以华亭派影响为最大。而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为“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很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和“创新派”，并一直左右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内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这以“清初六大家”为其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所谓的“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玉时敏有关系，王翚、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造成了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但后来恽寿平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当以六大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向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一批民族意识强烈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汉族知识分子画家，开始承接明朗中叶以后兴起的突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情感。在画史上一般把这些人称为“创新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有名的清初“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 “四大名僧”是指石涛（原济）、石溪（髡残）、弘仁和八大山人。他们四人的特点都是因痛恨满族的统治而削发为僧，以绘画避肚山林，抒愤解忧。他们都反对摹古，主张自然创造。流露真实情感。但他们的绘画，又各有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石溪之画，苍古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八大山人之画，则简略精练。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精干花鸟画科的“扬州八怪”有较大影响。 “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酋，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糙、谢荪等。因为他们都生长于南京而得名。他们的特点是不受摹古之风的影响，去从实际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中得到启示，作品的写实性较强。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卖画为生。同时也常常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以诗文书画相酬唱。“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的画风，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