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面对过，经历过，感悟过，就像乘着一列长途列车，是为了到达心中的彼岸，亦是为了欣赏这一路风景。 在平凡中成长，在奋斗中成长，亦是在欣赏中成长。多彩的生活，多姿的自然，多味的人生，无不需要我们用心去欣赏，去品味。 “对我来说，失败甚至比成功更宝贵。”这的确有很深的用意。人人都渴望成功，喜欢顺境，喜欢银屏上甜甜的微笑，喜欢奖台上雀跃和欢呼，但很少有人重视失败的价值。其实，失败与成功一样，都是巨大的财富。 大凡是成功者，没有不经历失败的。爱迪生、开普勒、陈景润，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背后都沉积着无数泪水与汗水，失败是成功的阶梯，是失败成就了他们，是欣赏失败成就了他们。 “聪明的人，最起码是善于发现和学习他人长处的人。”以此作为智者的第一评定标准是十分确切的。有的人心胸狭隘，恃才傲物，不能中肯地看待他人，甚至容不得他人的优秀，这样只会闭关自封，才源枯竭。其实，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吸收，不断完善的过程，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现实要求我们学会欣赏他人，学习他人，博采众长，自我完善。周郎自恃江东俊才，不能容纳他人，最终郁愤而死；唐太宗知人任善，虚怀纳谏，以人为镜，终铸贞观伟业。欣赏他人，不会降低自己，反而会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 “有了酸甜苦辣，生活才如此真实。”生活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欢笑，有泪水，多姿多彩的生活是值得我们欣赏的。生活有很多种。有人苦求名利而不得，有人朝耕暮饮而悠然自得，有人顽强奋斗，积极进取，也有人一蹶不起，了了一生。如何对待生活？欣赏，不是膜拜，而是认识；不是高歌，而是感激。生活的酸甜苦辣，从不同角度培育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去拥抱生活的林林总总。 仔细欣赏，在欣赏中成长，让失败成为我们的铺路石，让他人化作我们的推进力，让生活作我们的伊甸园 ..
《骆驼祥子》赏析 [结合原文分析] 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貌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小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在这个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为一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唯一的指望，后来却憎恨拉车，厌倦拉车。连他的外貌，也变得肮脏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他不向命运低头，他要强，他追求自己的理想。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避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力；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点评] 《骆驼祥子》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人物的成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刘半农、鲁迅等作家都不同侧面地写到了人力车夫，但他们是以一个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观察和道德评价，对折个职业或扩而大之对下层劳动者给予同情或赞美。他们都没有真正深入到一个车夫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内心中去。车夫这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新职业真正以丰满的形象立足于文坛，是老舍的功劳。老舍笔下的祥子来自乡间，带着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大背景，也带着农民的质朴和固执。当他任准了拉车这一行，一心想买上自己的车。凭着勤劳和坚忍，他用三年世界省吃俭用，终于实现了这个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容忍每个人有半点幻想。一次次的被偷车，一次次的梦想成为泡影，一次次遭受生活的打击，祥子开始厌恶拉车，厌恶劳作。生活作弄了他，他也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出卖他人换钱，祥子彻底堕落为城市的垃圾，变成一具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老舍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劳动者生活空间的威压。小说中另一个鲜活的人物是虎妞。她身上十足的生活味道，她的可鄙也可悲的命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老舍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融入外国文学的景物铺排和心理描写，使祥子和虎妞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 《骆驼祥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骆驼祥子》偏重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车夫的圈子，大杂院的生活。这些京腔京韵的北京风情为小说增加了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不时闪现出类似的对“个人”主义鞭笞和否定：“他（祥子）是个还有吃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由此表现出对“个人”主义的深刻反省。《骆驼祥子》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一部现代文学文本，一方面它是由包括“个人”觉醒（个性解放）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催生而成的，另一方面它反过来表示了对这种“个人”意识的深刻怀疑。可以说，这部小说体现了中国三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化中“个人”（观念）的处境。 在《骆驼祥子》中，当"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的祥子，在所有的希望破灭、所有的路被堵住后，逐渐被逼入命运的死胡同。这时他开始"投降"及至完全堕落。我们发现，作者在这场"个人"与命运的较量面前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似乎以为，置身于强大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现实之中，"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无论个体怎样挣扎、奋斗都是无济于事的，终究逃脱不了毁灭的悲剧，于是他让祥子完全被命运击倒了，从而体现出强烈的宿命意味。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彻底认同那种古老的因果观，他借小马儿的祖父之口说："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由于传统期待的因果报应并没有出现，祥子终于在绝望中明白："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到了恶报"。同时，在"个人"与命运较量过程的始终，作者对"个人"仍然是不信任的："他（祥子）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这样，作者干脆同时否定了因果观和"个人"的努力。 由此看来，《骆驼祥子》在处理"个人"与命运的关系时，从整体上显示出暧昧的气息，作者既无法挣脱宿命的悲哀，又不能完全相信"个人"的力量。这显然与作者老舍本人的"个人"观念--对"个人"的疑虑态度密不可分；另外，深受中国市民文学传统熏染的老舍，其作品中常留有这一传统"因果报应"观念的残余，也是导致《骆驼祥子》既不能认同宿命也无法清晰地为个人提供出路的原因。《骆驼祥子》表明，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受到了一种新的决定论的严峻挑战，而这种新的决定论缘于具体历史情景在作家视野里的强行渗入。这就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充满灾难的历史现实，像一道最高律令高悬在作家们的头上，使他们无法轻易言述"个人"的一己悲欢，即使有所言述，也要越过"个人"去探究国家、民族的命运。正是内忧外患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宿命"，它逼促着作家们进行内心的乃至行动的选择：或激愤，或低沉；或积极，或悲观；或行走呼号，或避让退缩，等等。这就导致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五四以来"个人的解放"的使命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忧患又冲淡着这一使命的走向深入。在这种情形下，以"个人"为本位或中心的观念难以为继，且一直处于卷曲的状态，也是大势所趋。而隐隐蕴含着"个人"郁苦的《骆驼祥子》在表现"个人"两难处境方面，极具代表性
从《兰竹图》，看郑燮高超的绘画技艺《兰竹图》是“扬州八怪”中的奇才郑燮所作。挥毫已写竹三竿，竹下还添几笔兰。总为本源同七穆，欲修旧谱与君看。这首《兰竹图》的题画诗，较早的，见录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编印的《郑板桥集》，而事隔近40年的今天，即在2000年朵云轩的秋拍现场，当《兰竹图》报出25万元的起拍价后，买家纷纷亮牌，各不相让，此图竟一路飚升至150万元落槌，创下境内书画市场中郑氏兰竹的最高价，震动海内外收藏界。郑燮（公元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是一位有“三绝诗书画”之称的清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在绘画方面，郑燮擅长兰、竹、石，偶作梅、菊、松，作品数量和艺术成就以兰竹为最高。他的兰竹画轴和杂品，存世较多，流传较广，自清代以来，成为人争之宝。《兰竹图》卷中有蒋士铨的题跋：“平生爱所南先生及陈古白画兰竹。既又见在涤子画石，或依法皴，或不依法皴，或整或碎，或完或不完。遂取意构成石势，然后以兰竹弥缝其间，虽学两家，而笔墨则一气也。”从这一题跋中可知，这幅画取法于郑所南、陈白阳和石涛，但却是“取其意之法而成为自成一体”。兰竹图，纸本卷轴，以半边幅作一巨大的倾斜峭壁，有拔地顶天、横空出世之势；壁岩以皴染间施的笔法运筹，空白见平整，峰峻显倔巍，用笔用墨都恰到好处。峭壁上有数丛幽兰和几株箭竹，同根并蒂，相参而生，在碧空中迎风摇弋。虽然丛生于岩缝，但又不囿于岩壁；自有“竹劲兰芳性自然”，“飘飘远在碧云端”那种不为俗屈的活力。兰竹用焦墨挥毫，乱中求正，密中见疏，水墨斑斓，使其表现出欣欣向荣又独傲萧爽、清静秀逸的风格。画面提拔云：“饮牛四长兄，其劲如竹，其清如兰，其坚如石，行辈中无此人也。屡索予画，未有应之。乾隆五年九秋过予寓斋，回检家中旧幅奉赠。竹无干，兰叶偏，石势仄。恐不足当君子之意，他日当做好幅赎过耳”。以兰竹的自然特性比拟人的秉性情操，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友人的深情。题跋以隶书和行书相参共用，飘然有致，不仅起到了补叙画意和弥合画面空白的作用，而且给人以精美的书法艺术享受。整幅画面，较好地表现了画家所作兰竹的纯美意趣，以及把握整体，挥洒成章的作风。郑燮作过盆兰篱竹，但他犹其嗜好描绘“乱如蓬”的山中野兰。据说，他为此曾自种兰花数十盆，常在三春之后将其移植到野石山阴之处，使其来年发箭成长，因而得山中兰“叶暖花酣气候浓”的贞美实质。郑燮爱赏竹，在题《竹》一文中，他写道：“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荫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均薄洁白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咚咚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因为郑燮画竹是经过了从“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再倾注了画家的主观感受，借助于笔墨，挥洒于纸的“画中之竹。”所以，他的竹画自然就比生活中的竹子更美，更具有艺术魅力。郑燮曾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他作兰竹，并不排斥传统技艺，相反，直接取法于石涛，并得益于徐渭、文与可等先辈的笔意。他认为，这种学习必须“略其迹”而“取其意”，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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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郑久元再论“民族劣根性”- <阿Q正传》之我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15-181张建东郭云飞，冯莉群从《阿Q正传》等作品看文学阅读的隐性引导[D]《语文建设》.2013,(1):15-204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南昌:二十- -世纪出版社,2010:19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216-23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7:146鲁迅，张烨.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2:302-303鲁迅，智龚.鲁迅全集[M.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532王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王朝柱辛亥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14鲁迅摩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78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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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真情实感的表达，结合实际情况描写，正文：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往往是形容我国古代艺术文化、悠久历史的最佳词汇。一个线条，一个轮廓，一抹色彩，看似简简单单的几笔，画家却能够用远近呼应、以动衬静等手法将人物、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唯妙唯俏，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所在!
从远古的陶瓷绘画，到魏晋的墓室彩绘砖，再到隋唐的壁画，个人感觉，相比较于西方油画的死板，我们中国美术讲究的是形散神聚，画家们举手投足之间一挥笔墨，就能表达自己对人物、事物的态度与看法——不论是一种巫术，还是讽刺官僚、表现民生疾苦，抑或是细致刻画某种动物等等。
通过这几次选修课，我觉得古代的画家不仅仅是画家，他们往往能够用笔墨批判现实或者是表达某种愿望或抱负，总之，绘画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欣赏，我们能够从众多的绘画之中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内涵美、意境美，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去研究的地方!
在美术鉴赏这门课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顾恺之大师。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
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师上课细心地讲述了洛神赋的故事，《洛神赋》是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
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睿将它改名为《洛神赋》。
恺之知识渊博而有才气，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当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师法卫协而又有所变化，他的画有敷染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
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特点。史有以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精通画论，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而在我国古代鼎盛的唐朝唐太宗时期，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出现。比如在《步辇图》中，唐太宗被一群宫女所环绕、包围起来，并且就连座椅都是宫女们抬起来的，这些许表现了阎立本对当时唐太宗、当时整个唐朝的不满与讽刺；
但同时，从来使的衣着与恭敬地神情以及唐太宗面庞的丰润、目光深邃、神态威仪而不失和蔼也能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所在。可谓是既表现了对吐蕃的蔑视，又在表现唐太宗风貌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唐朝不敢与吐蕃对抗的看法和讽刺。
古代绘画给我留下无穷的回味，而当代大师的作品亦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由，略通古今之变。”一代书画名家范曾用这二十四个字评价自己。
《鬼才范曾》封底上的那幅《钟馗雅趣图》，正是范老“鬼才”的一个集中表现。范老擅作写意人物泼墨人物，力追古代梁楷、法常诸人，笔墨浑厚，造型生动。
他继承了南宋梁楷以来简笔泼墨的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人物作品之传神，固出于其才气之敏悟与博学好思之修养，至于其笔墨之能得其神，则应出于其锲而不舍的勤奋和努力。这幅《钟馗雅趣图》
笔法洗练、形象生动豪放。简单几笔构型有状，神采豪放，线条有样，生动鲜活。钟馗的坦胸开衫的简洁笔法将健硕洒脱的形象描绘得入木三分。卧蚕双眉，红脸多髯，使钟馗的戾气渐隐，英气伶伶俐俐的流露出一点点，不可谓不惟妙惟肖。颈肩与手部的'洗练线条使人物更具质感，跃然纸上。
用墨有方，浓淡变化得体，则墨色活泼精神，有光彩，妙趣横生。前人论画谓“气韵生动”，常以用墨佳劣为主要衡量标准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一幅画是否达到“气韵生动”，还包括画体的内在精神刻画，作者情感的传递，以及用笔能否恰如其分地再现主客体的谐调一致。所有这些最终还是要靠墨色的变幻来体现的。
这幅《钟馗雅趣图》用墨也是十分精巧。墨色丰富,“墨分五色”既有变化又有统一。钟馗的衣衫以浅淡与中度墨色为主，将白衫的褶皱与光影差别以不同于西方素描的写意手法行云流水般的表现出来。
而浓密的髯发更是展现出范老用墨的不俗功底，纠结浓密却不凌乱，恣意张扬却不繁杂，渐变与层次感以一种特有的手法显露，下笔犹如闲庭信步一气呵成。最可赏的便是范老整个人物的笔触与构图，人物有骨有肉，多利丰筋，形象饱满。
构思精巧，构图简洁爽利，人物神态传神，别有妙趣。范老多画钟馗，这幅却备受瞩目，这和此幅钟馗的“与众不同”大有干系，是范老的“鬼气”赋予了此画别样的感受。范老打破传统，一改钟馗凶神恶煞的民间形象，以雅趣为旨，将钟馗塑造成一位气质介于文人与武将之间的另类，使人顿感新意。
而右肩上的小鬼不再抱头鼠窜而是站在肩头搔弄。旧往打鬼擒妖的鬼判官钟馗，在画中以这些情态出现，诧异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无奈者有之，最终却化作一笑，独品出另一味道。这种超脱出传统拘泥的作品，不愧为鬼才的画作。
其实，个人认为，我觉得中国绘画是最能彰显我国文化特色的历史产物，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底蕴，这不仅仅包括历史，更囊括着我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
面对文化，我们要有一种使命感，维护我国文化积淀、传承我国文化瑰宝;面对艺术，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发现生活之美、感受来自于艺术的强大力量;面对美术，我们要有一个欣赏的思想，发现生活的不同、感受来自美术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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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能像《蒙娜丽莎》那样誉满全球，同时引来各式各样的说法和评价。我们根据瓦萨利的记载，可以确定，画中人为佛罗伦萨银行家佛朗斯柯·捷列·佐贡多的妻子丽莎。她出生于1479年，芬奇为她画像时间是1503年，正是丽莎24-27岁的时候。画中人的主要神情是“微笑”，世人称之为“神秘的微笑。”银行家佐贡多以丰厚的酬金请芬奇为夫人作画。当夫人出现在画家面前时，她身着华贵的连衣裙，梳着时髦的发式，一绺绺卷发散在双肩，身体显得丰满，眉毛齐整，两颊绯红，颈项和手臂佩带着名贵珠宝，全身充溢着纯真和天趣。《蒙娜丽莎》是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在1503年到1507年间创作的，它代表达.芬奇的最高艺术成就,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位城市有产阶级的妇女形象。画中人物坐姿优雅,笑容微妙,背景山水幽深茫茫,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画家那奇特的烟雾状“空气透视”般的笔法。画家力图使人物的丰富内心感情和美丽的外形达到巧妙的结合,对于人像面容中眼角唇边等表露感情的关键部位,也特别着重掌握精确与含蓄的辩证关系,达到神韵之境,从而使蒙娜丽莎的微笑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千古奇韵,那如梦似的妩媚微笑,被不少美术史家称为“神秘的微笑”。除了微笑之外，就此幅画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达.芬奇作画时的情感及所处的社会背景。首先是微笑的神秘，有时觉得她笑得舒畅温柔，有时又显得严肃，有时像是略含哀伤，有时甚至显出讥嘲和揶揄。在一幅画中，光线的变化不能像在雕塑中产生那样大的差别。但在蒙娜丽莎的脸上，微暗的阴影时隐时现，为她的双眼与唇部披上了一层面纱。而人的笑容主要表现在眼角和嘴角上，达?芬奇却偏把这些部位画得若隐若现，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才会有这令人捉摸不定的“神秘的微笑”。绘画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它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它是通过可以直接看见艺术形象这一点比一般的文字艺术更易于被观众接受，但它又有只能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瞬间的局限性，优秀的绘画作品善于选择人物或者事件最富有概括性和表现力的瞬间，使这固定不变的瞬间展现出可以穿越时空的美，散发永恒的魅力。达。芬奇就是敏锐地抓住蒙娜丽莎一刹那间微笑的表情描绘出她坦然的神态。你看她那轻盈的微笑，这种非人工所为的线条和韵味，让人不由的想起“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诗句来。达.芬奇在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着力表现人的感情。在构图上，达?芬奇改变了以往画肖像画时采用侧面半身或截至胸部的习惯，代之以正面的胸像构图,透视点略微上升，使构图呈金字塔形，蒙娜·丽莎就显得更加端庄、稳重。在作画时，勾起了达?芬奇对生母阿尔别的回忆，似乎从丽莎的身影中看到生母的形象，丽莎成了阿尔别拉的神秘化身。因此，大师在画丽莎时，是用真诚而纯洁的情感去描绘的，他用对母亲和情人的双重情感来尽情描绘此人的肖像。不仅如此，他还把她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美的象征，作为人类世界的欢乐和光明来描绘，他要把自己的美感和体验，用画笔传达给所有的人。文艺复兴的到来使神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达.芬奇是处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之前是宗教统治时代。西欧人经历了一千多年残酷蒙昧的封建统治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精神摧残，早已丧失了思想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权利。现实生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被视为触犯上帝的天条。所以在中世纪的画像中，圣母，耶稣也好，普通人也好，总是那样呆板，僵硬，面部毫无表情。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一切才发生了变化，使丧失已久的笑容又回到人间，特别是回到获得解放的妇女们的脸上。那笑容里充满着新时代新人物的自信和乐观，洋溢着他们对未来，对真善美的渴望。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恩格斯在赞扬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时列举的第一个就是他。他作为与时代休戚相关的艺术家，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并天才地表现了这一点。他一扫过去肖像话上那郁郁寡欢，象幽灵一般的阴影，绘出了自由明朗的笑容。他用艺术形象向欧洲中世纪压抑人性的神学统治和禁欲主义宣布：人从禁欲主义小解放出来，它不再是徒有形质，没有七情六欲的模具，人能够向人微笑了！所以，《蒙娜丽莎》具有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蒙娜丽莎的微笑不仅成为这幅肖像画的重要特征，而且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美的典型，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新时代的精神美。《蒙娜丽莎》如亮丽的玫瑰刺破了午夜的黑暗与沉寂，过人们的心注入一缕芬芳与希望，成为画家可以放开手脚倾心颂扬真善美的象征，成为西欧人结束了漫长中世纪痛苦生活的标志，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人经受煎熬而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的转折点。”这正是《蒙娜丽莎》历史意义所在。作为世界美术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一件作品，必然会有无尽的问题为后人探讨。对于《蒙娜丽莎》人们过分熟悉，很难再产生新鲜感；然而醉心于此画的人，却是每看必有新得，各中奥妙怕是只可意会了。《蒙娜丽莎》不但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简直是法国人的骄傲。当年《蒙娜丽莎》曾经失窃，千万人为之痛不欲生，政府则把当日定为“国难日”；而当它失而复得时，则举国欢腾，其盛况不啻于国家重获新生。法国人莫非忘记了，《蒙娜丽莎》本不该属于他们。在蒙娜丽莎的故乡意大利，拥有无法估量的艺术宝藏；却不曾拥有《蒙娜丽莎》，不能不说是巨大遗憾。这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发烧友的一幅画，不要说艺术界，单就政界要员对她的迷恋就令人诧异：大名鼎鼎的戴高乐总统每当心绪烦躁时，必驱车前往卢浮宫欣赏《蒙娜丽莎》，出来后便满面春风，原先的烦恼荡然无存；而蓬皮杜总统则公开承认无法克制对《蒙娜丽莎》的心驰神往之情。世纪伟人邱吉尔可谓是曾经沧海了，可他晚年有幸亲抚《蒙娜丽莎》时，竟无法控制颤抖的手指；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亦对《蒙娜丽莎》情有独钟，无缘享有真迹，就收藏了4幅赝品。看到这些事实，我们会明白为何这幅画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或是震慑力.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傲慢与偏见－作品赏析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一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感伤小说的内容和矫揉造作的写作方法，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这部社会风情画式的小说不仅在当时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时至今日，仍给读者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奥斯丁在这部小说中通过班纳特五个女儿对待终身大事的不同处理，表现出乡镇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婚姻观：为了财产、金钱和地位而结婚是错误的；而结婚不考虑上述因素也是愚蠢的。因此，她既反对为金钱而结婚，也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她强调理想婚姻的重要性，并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理想婚姻的基石。书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为富豪子弟达西所热爱。达西不顾门第和财富的差距，向她求婚，却遭到拒绝。伊丽莎白对他的误会和偏见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是她讨厌他的傲慢。因为达西的这种傲慢实际上是地位差异的反映，只要存在这种傲慢，他与伊丽莎白之间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婚姻。以后伊丽莎白亲眼观察了达西的为人处世和一系列所作所为，特别是看到他改变了过去那种骄傲自负的神态，消除了对他的误会和偏见，从而与他缔结了美满姻缘。伊丽莎白对达西先后几次求婚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女性对人格独立和平等权利的追求。这是伊丽莎白这一人物形象的进步意义。 从小说看，伊丽莎白聪敏机智，有胆识，有远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并善于思考问题。就当时一个待字闺中的小姐来讲，这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这种品质，才使她在爱情问题上有独立的主见，并导致她与达西组成美满的家庭。 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还写了伊丽莎白的几个姐妹和女友的婚事，这些都是陪衬，用来与女主人公理想的婚姻相对照。如夏绿蒂和柯林斯尽管婚后过着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这种婚姻实际上是掩盖在华丽外衣下的社会悲剧。 奥斯丁的小说尽管题材比较狭窄，故事相当平淡，但是她善于在日常平凡事物中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不论是伊丽莎白、达西那种作者认为值得肯定的人物，还是魏克翰、柯林斯这类遭到讽刺挖苦的对象，都写得真实动人。同时，奥斯丁的语言是经过锤炼的，她在对话艺术上讲究幽默、讽刺，常以风趣诙谐的语言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种艺术创新使她的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 下载自己看把
长期以来，关于写作 范文 模仿法是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写作教学法，中外研究者意见不一。下面是有800文学评论写作，欢迎参阅。800字文学评论写作范文篇1 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题记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没有什么事物是十全十美的，但不要为那残缺而伤感，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残缺能反衬现有的美。 维纳斯的双臂 雕像维纳斯，当你看到她时，一定感到惋惜：怎么没有双臂呢?但正因为是这样，你才能更加用心地去体会 雕刻 者的感情，从她黄金比例的身躯，标致的五官，深沉的目光，那么令人惊叹，惊叹这艺术的奇妙，更好地去观赏这个作品，而不会在意那缺少的双臂。 贝多芬的双耳 音乐家——双耳失聪的音乐家，耳聋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贝多芬却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那么多震撼人心的曲子。因为他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安静地弹出他内心的音乐。那无法比拟的音乐，都是他的心声，是他体内灵魂的乐曲，而这些全都得益于他的耳聋。一位耳聋的音乐家谱写了世间宏伟的乐章。 李丽的双腿 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中的李丽，她是生理上的绝对病人。1岁时就因小儿麻痹而高度瘫痪，几十年中，先后接受了40多次手术，靠着体内的钢板站了起来，而40多岁时又惨遭车祸，永远地坐在了轮椅上，可这并没有打倒她，她从开小商店等白手起家，直到创办了“加油城”、“园林园艺公司”等大型企业;她是精神上的绝对巨人，她还为了“问题孩子”、“失足青年”奔走呼吁，循循善诱，无私奉献，五年间温暖八万个冰冷的心灵。命运夺去了她的双腿，却未阻止她精神的奔跑，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衡，她拿残疾的腿更加反衬出她在精神方面的伟大。 这就是残缺的美，反衬出现有事物的美丽、伟大与不易。 在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不必刻意追求完美。花开虽艳却迟早会败，燕舞虽美却春来秋去。完美是稍纵即逝的，它让生命失去了光泽，失去了社会的真实，失去了意气风发的自我。断壁残垣的古长城、白璧微暇的宝玉，我们不能说它们是不完美的，但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就会发现它们的美真实而又和谐，它们的美因残缺而彰显非凡。 800字文学评论写作范文篇2 现代社会，贫富被装在一间间屋子里，那门锁对应的钥匙已真真切切地一如它的光泽般，成了实实在在的金色了。 甲问乙：“贫否，富否?”我们已遭大众化了的乙，料想跳不出窠臼将回答的不是“家徒四壁”就是“家财如山”，而万万不会是“心境空虚”抑或“神清气爽”。人们似乎默认了富便是“有钱”、“腰缠万贯”，贫则是“不名一文”，遗忘了这个世界，精神的饱满才是真正的富!我以为，究其根由，的的确确是我们在物质上不够富。 贫，不仅在于物质，也在于精神。人常说，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然而，在追求物质中，我们的精神就无可避免地要流失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其打家劫舍、不义而求财者不胜枚举。就拿“三鹿事件”来说，它攫取般地夺走了人民的钱财终于致富乃至成了百强企业，伤及祸及了恁多幼嫩的婴儿，这不仅是对生命的伤害，更在于对精神的恶劣打击。足以恶浸大众精神的，必是一种腐败之至的模板。其实，“三鹿”还不够富，物质上真正的富者应该是至贫的，“大富若贫”，贫如比尔盖茨捐出一身的财富;“三鹿”，因为它仍不够富，所以要追求更富有，在追求的过程中它丧失了精神，这就决定了它依旧无法抵达精神上的富有。别说什么这是国情，因为无论在哪，都是邪不压正，精神的流失往往阻止我们物质的求得。 倘若足够的富有(物质方面)，它便不必另辟邪径谋求更大的富，反而它能安分守己，真心也罢假意也罢它都会摆出一副回馈社会、为民服务的姿态。而贫者，自然将本纯洁的钱财不义化，使精神空缺了。 足够的富有也来自于贫穷，由贫穷一步步的积累致富。如果贫者都自行将钱财不义化，那么世上可有真正的富者?卢梭有言：“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我们当奴隶的工具。”现在的企业确乎是为了奴役自己，又何不将目标定为自由，而追求金钱只作为手段呢。 因而，物质贫乏者求富，先应求精神的富，而物质的富只是过程、手段而已，是为更好的造就精神的富。 800字文学评论写作范文篇3 世上没有不弯的路，人间没有不谢的花。挫折宛如天边的鱼，说来就来，你无法逃避，无法退却;挫折又似横恒的山，赶也赶不跑，你只有跨越，只有征服。面对挫折，最重要的是心不烦，意不乱。 某旅游团攀登高山到达半山腰，突然遇到大雨该怎么办呢?按一般人的想法，这时便选择往山下跑，但有 经验 的登山专家却是建议应向山顶去。山顶的风雨不是更大吗?登山专家却是这样解释的往山顶走固然风雨可能更大，却不至威胁到你的生命，至于向山下跑风雨可能小些，看似比较安全，但却可能遇到暴发的山洪而被活活的淹死。从侧面看这也是登山的失败者，遇到这样小的自然险阻岂能退缩，放弃。“人生挫折何能免”，面对困难我们要做到精神不倒。用执着让前方的星星照亮我们的前程，让星光永远闪烁。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能够到达金字塔顶。一种是老鹰，还有一种就是蜗牛。老鹰和蜗牛，它们是如此的不同，鹰矫健，敏捷，锐利;蜗牛弱小，迟钝，笨拙。鹰残忍，凶狠，杀害同类从不迟疑;蜗牛善良，厚道，从不伤害任何生命。鹰有一队飞翔的翅膀;蜗牛背着一个厚重的壳。可是，蜗牛仍然与鹰一样到达金字塔顶，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它凭的是什么?正是它不畏艰难阻险，正是它永不停息的执着精神。 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是执着; 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是执着;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执着; 曹雪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是执着; 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执着; 周恩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是执着; 没有风吹的帆是撑不满的，没有压力的人是走不远的，人生在世遇到困难是难免的。让我们打起精神，正确对待挫折，认真度过每一天，用执着来浇灌生命之花，让它茁壮成长。 人生弯弯曲曲水，世事重重叠叠山。用热情去奔跑，去超越，然后才能拾缀失意后的坦然，挫折后的不屈，困苦后艰难的从容。
《母亲》赏析莫言的散文作为他小说的藤蔓，更是全面理解他作品的灯塔。他的这篇叙事散文《母亲》更是集中体现了他对于生命本源的珍惜与尊重。这篇散文从传统类的叙写母亲及母子亲情之外拓开一笔，通过回忆母亲在苦难日子里顽强生活的勇气与信念及对“我”的启悟与激励，表现了母亲的坚韧，勤劳，朴实与伟大，字里行间流露出母亲的由衷尊敬与感恩，作者把这种对生命载体——母亲的由衷尊敬与感恩，上升为他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崇拜，珍惜，尊重与热爱，充分显示了作者独特的母性意识与生命意识。散文视野广阔，结构谨严。这篇散文撇开了一般描写母亲与母子亲情的传统模式，以宏大的视野，在平实的叙述中，层层铺叙母亲作为生命之载体与精神之源，在苦难日子里给“我”的希望，勇气与信念，这里的母亲，不仅是赋予“我”生命的载体，亦是人类之所以存在的生命的本体，对于母亲的讴歌与尊重，亦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讴歌与尊重。这种对于人类生命本体的关注，因而使这篇叙事散文有一种阔大的视野和别样的韵味。莫言的散文文笔简洁，风格恬淡。读他的散文，就像是在倾听他以高密人的朴实的话语，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他的见闻经历，诉说他的生活感悟，感觉是那样的随和。而读后再细细一品味，就会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艺术魅力。《母亲》一文，作者如话家常地叙写母亲在艰难岁月里的经历，刻画了一位坚强、乐观的母亲形象。文章以母亲捶打野菜的特写镜头开篇，苦涩的气味、沉闷潮湿的声音，渲染了一种沉重的氛围;作者还以盛开的梨花这一优美的背景，反衬这幅令人心酸的画面，为下文的叙述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接下来，作者用“劳作最辛苦”“饥饿最严重”与“哼唱小曲”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母亲的乐观。其中“愁容满面”“哼唱小曲”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词语，细腻地体现出母亲既为家人的生活忧愁，又不向命运低头的心理。作者在“偏僻落后”“艰难的岁月”时代背景的基础上，继续讲述家中的背景：父亲被诬陷，家中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村子中几个女人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自杀，我们可以想像作者母亲内心该有多么的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具体叙述了找不到母亲而痛哭的情形，表现出对母亲的关爱之情，更衬托出母亲的坚强。特定的背景，有助于刻画人物鲜明的性格，抒发作者真挚的情感，如《背影》就是把“南京送别”置于“祖母去世、父亲赋闲”的背景之下，才使父亲强压心头的烦忧、无微不至的爱子之情感人至深的。本文中具体背景的交代，使得母亲的坚强更加难能可贵。作者还接着以饱含深情的议论，表达出母亲的话语对自己的影响和激励。作者记述中，宕开一笔，由母亲的坚强而联想到另一位坚强的老太太：在战争的硝烟中叫卖蔬菜，即使吃沙土也要活下去，这看似与母亲无关的叙写，实际上突出地衬托了母亲坚强的形象，作者还由此而引发议论，拓展到人类顽强生存的信念，使得母亲的坚强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深化了文章主题。这篇散文还具有作家鲜明的个性色彩。不管读莫言的小说还是读他的散文，我们都会强烈感受到其作品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作家个人色彩。这种强烈的个性色彩，既是内容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先生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这篇散文也是立足他深深记念的故乡 山东高密东北乡及这片热土上生活着普通的母亲，父亲和爷爷。如果说母亲给了他生命之源，不如说是故乡这片热土给了他生命之源。莫言作品的内容上不仅打上了鲜明的个人记忆的烙印。其感情也是莫言式的，极富感性化色彩，本文作者以简洁的文笔，包含了深沉，丰富的感情，融叙事，抒情与议论于一体，读来令人感到回肠荡气，酣畅淋漓。如果我们再细细品读，就会得到写作方面的有益启示：以特写镜头描写人物，凸现人物形象;将人物置于具体情境中，细致描写言行，使人物性格鲜明;运用联想，丰富文章内容，深化文章主题。本文语言也独具特色，在看似平淡，简洁的语言中，包含了深厚的感情与丰富的韵味。平淡中见警策，平凡中显深沉，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