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翻译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9-11-14 16:54请给我正确的答案。。。谢谢。。。 提问者： Alice970716 - 一级最佳答案本文简介 选自余嘉锡《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题目是编者加的。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在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有志怪小说《幽明录》。《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 生平 刘义庆是刘宋武帝的堂侄，在诸王中颇为出色，且十分被看重。 〔一〕京尹时期15-30刘义庆15岁一路来平步青云，其中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的典籍，对《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良好的基础，7岁升任尚书左朴射〔相当于副宰相〕，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朴射一职。 〔二〕荆州时期30-37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颇有政绩。荆州地广兵强，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在此过了8年安定的生活。 〔三〕江南时期37-42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衮州刺史，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于42岁病逝于京师。刘义庆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称得上是文人政治家。一生虽历任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除了本身个性不热衷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斗争。 《世说新语》 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 《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怒看，暴走监。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人物 陈元方是一个诚实守信,能言善辩,聪慧的小孩.而且他可以捍卫自己与父亲的尊严。 友人是一个不守信用,没有礼貌，但知错的人. 1218回答者： 魔法树精灵 - 二级 2009-11-5 19:40我来评论>>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啦...相关内容?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中的待 2010-10-1? 世说新语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 14 2010-9-4?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 103 2009-12-15? 世说新语陈太丘与友期翻译中元方入门不顾,对吗 113 2009-12-2?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词词落实）！！！！ 2006 2008-10-31 更多关于陈太丘与友期翻译的问题>>查看同主题问题： 陈太丘与友期等待您来回答更多1回答15读鲁迅《风筝》有感只需400字！！急,今晚就要用!!!!!!!!!!112回答为什么百度知道，待解决问题都是关于鲁迅先生的？？？0回答求被我养在房间的小萝莉之类的H萝莉小说!有的发到的xiaololi_2010@yah...0回答请写出和鲁迅《牺牲谟》同样风格的文章，谢谢！1回答关于鲁迅作品的评论0回答夜羽修罗写的傲视苍穹小说为什么不写啦0回答鲁迅说过的"一人知而不罪天下"是什么意思?2回答有什么关于鲁迅作品的论文？其他回答 共 6 条 原 文 ：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预先约定好一起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约定的时间过了朋友却没有到，陈太丘便不再等候友人而离开了。当他离去以后，他的朋友才来到。陈太丘的儿子元方当时年仅七岁，正在家门外玩耍。客人问他：“你的父亲在家吗？”元方回答说：“父亲等待您很长时间而您却没有来到，已经离去了。”客人便生气地说道：“真不道德！和人家约好一起出行，却抛弃人家自己离去。”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定在正午时分见面，到了正午您却没有到，这就是没有信用；对着儿子骂他的父亲，这便是没有礼貌。” 朋友感到十分惭愧，忙下车前来拉元方。元方径直走入家门，根本不回头看那人。 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定。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中午。 日中：正午时分。 舍去：不再等候就走了。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尊君在不：你爸爸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通“否”,不在。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委，丢下、舍弃。去，离开。 家君：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去：离开。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重点词句解释 ○1 过中不至（到 ） ○2 相委而去（ 丢下 ） ○3 讲论文义（讲解 ）（诗文 ） ○4 去后乃至（ 才 ）（ 到 ） ○5 太丘舍去（放弃，即不再等候）（离开，就走了） ○6与友期行（约定）（同行） ○7 下车引之（牵，拉） ○8入门不顾（进入自己家门连头都不回） 。 ○9 待君久不至，已去。 翻译：（我父亲）等了您很久，您都没到，（他）已经走了。 ○10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翻译：真不是个君子（或者真没道德）啊！和别人约好一起走，却把别人丢下，独自走了。 ○11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翻译：（父亲的朋友感到惭愧，从车上下来拉元方的手,元方连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参考资料：语文书 回答者： caiads20 - 一级 2009-11-4 22:13 陈太丘和朋友预先约定好一起出行，预定在中午时分，约定的时间过了朋友却没有到，陈太丘便不再等候友人而离开了。当他离去以后，他的朋友才来到。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当时年仅七岁，正在家门外做游戏。违约的客人问他：“你的父亲在家不在？”陈元方回答说：“父亲等待您很长时间而您却没有来到，已经离去了。”客人便发怒说道：“不是人啊！和人家约好一起出行，却抛弃人家而离去。”陈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定在中午时份见面，中午了您却没有到，这就是没有信用；对着小孩子的面骂他的父亲，这便是没有礼貌。”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客人感到惭愧不安，忙下车前来拉元方表示好感。元方径直走入家门，根本不回头看那失信无礼的人。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回答者： 久违迷雾 - 二级 2009-11-5 19:07 太丘和朋友预先约定好一起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约定的时间过了朋友却没有到，陈太丘便不再等候友人而离开了。当他离去以后，他的朋友才来到。陈太丘的儿子元方当时年仅七岁，正在家门外玩耍。客人问他：“你的父亲在家吗？”元方回答说：“父亲等待您很长时间而您却没有来到，已经离去了。”客人便生气地说道：“真不道德！和人家约好一起出行，却抛弃人家自己离去。”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定在正午时分见面，到了正午您却没有到，这就是没有信用；对着儿子骂他的父亲，这便是没有礼貌。” 朋友感到十分惭愧，忙下车前来拉元方。元方径直走入家门，根本不回头看那人。 回答者： PYS4 - 四级 2009-11-5 19:41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编辑本段]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编辑本段]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编辑本段]人物 陈元方是一个诚实守信,能言善辩,聪慧的小孩.而且他可以捍卫自己与父亲的尊严。 友人是一个不守信用,没有礼貌，但知错的人. 参考资料： 回答者： wusiyuanhi - 三级 2009-11-5 19:46 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语文书上没有这个，但网上有（怒看，暴走监。）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编辑本段]人物 陈元方是一个诚实守信,能言善辩,聪慧的小孩.而且他可以捍卫自己与父亲的尊严。 友人是一个不守信用,没有礼貌，但知错的人. 回答者： 咱是鬼∽ - 二级 2009-11-5 20:29 本文简介 选自余嘉锡《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题目是编者加的。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在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有志怪小说《幽明录》。《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 生平 刘义庆是刘宋武帝的堂侄，在诸王中颇为出色，且十分被看重。 〔一〕京尹时期15-30刘义庆15岁一路来平步青云，其中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的典籍，对《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良好的基础，7岁升任尚书左朴射〔相当于副宰相〕，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朴射一职。 〔二〕荆州时期30-37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颇有政绩。荆州地广兵强，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在此过了8年安定的生活。 〔三〕江南时期37-42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衮州刺史，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于42岁病逝于京师。刘义庆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称得上是文人政治家。一生虽历任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除了本身个性不热衷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斗争。 《世说新语》 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 《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编辑本段]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怒看，暴走监。[编辑本段]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编辑本段]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回答者： zxt7816429 - 一级 2009-11-7 15:31我来转发 发短信提问至123 98698免费接收最佳答案如何短信提问？来百度推广英语翻译?2010 Baidu 百度知道开放平台
鲁迅生平: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这一笔可谓光彩照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 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0-9-24 20:9:41 点击：27次 赵轶男（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 230031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小说创作是对先生女性思想阐述的重要方面，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样，尤为突出的是对女性个性、思想的描写。其对女性形象刻画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农村妇女形象，一是知识女性形象。先生揭示出女性在旧中国中的悲剧命运，探求女性未来生活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概括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所特有的三个基本思想主题:首先,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其次，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再次，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这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三个基本思想主题之间相互交融，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宏观特点。 关键词： 鲁迅先生 女性形象 悲剧 关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鲁迅先生的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他写的小说内容都是使他“不能全忘却的”回忆。很明显，先生写小说，往往当作回归到他回忆中的旧中国去游历和探索，因此，他的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绍兴①。这也正如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承认：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说他写小说是要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 ②。因此他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灵魂之深处去思考、寻验。对于时代与民族而言，鲁迅先生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他总是在思考着人的觉醒和解放，主要是那些在旧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封建制度及礼教长期束缚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是凄惨的，人格尊严是受到无情地践踏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因为旧中国的三纲五常中女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成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压迫下的玩具，甚至至死也摆脱不了被欺瞒的命运。鲁迅先生一直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却大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一是旧社会农民妇女形象，她们多贫困交加、愚昧麻木，如：杨二嫂、单四嫂子、吴妈、祥林嫂、九斤老太、七斤嫂等；二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个性的自由解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如：子君,爱姑。鲁迅先生是如何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女性解放的出路呢？通读先生的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的主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那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下面就将单四嫂子、子君、祥林嫂三位女性分别给予分析和评论。 一、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二、 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 鲁迅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祝福》里的祥林嫂形象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作者这样创作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先生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将下层社会民众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显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要用小说强调和放大的思想，要开拓的知识，焦点在于“旧社会的病根”，然后“设法加以疗伤”。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在《祝福》深深地体会出来。而其中焦点不言自明——祥林嫂。《祝福》的情节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这儿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祝福》时候的社会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到来。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鲁迅不断地加强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开始接触各种思潮。他从同情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展到对妇女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是他向封建旧势力战斗，为新事物“呐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在《彷徨》里的第一篇小说《祝福》则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轰炸。应该也是《祝福》思想性深刻的一个原因吧。鲁迅先生看到了在旧社会的下层女性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烈观，因为她们对节烈观看得很重，甚至把它奉为圭臬。在封建时代节烈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派生物，先生通过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男权中心文化，揭露了节烈的腐朽和残酷，也就通过这一窗口看到了整个男权中心文化奴役、压迫妇女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同时，先生又为女性觉醒和解放想出了一条道路，即实现女性“人之自觉”。只有女性自身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才能有所醒悟，也从而打破圭臬实现自由。 《祝福》写的深刻处，应该就在于它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更充分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宗法统治，如何用它的黑暗触角时时处处给祥林嫂以残酷的打击，使她无可逃避地步步被逼向死亡的陷阱。威压着祥林嫂命运的，不只是鲁四老爷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它的统治支配着政治、经济以及宗族、宗教和道德的一切方面，象一张无形的黑网笼罩着祥林嫂。但是，渗透着作者冷隽的笔调的，又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愤怒和悲哀啊！冷酷、令人窒息的冷酷，不断挤压着祥林嫂，使她无可逃避，更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祝福》的开端写了“送灶”，结尾写了“祝福”之夜。那是作者刻意安排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庆景象。纷飞的瑞雪，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但就在这喜庆的祝福之夜的纷纷拥抱中，勤劳的一生的祥林嫂却死于灾难深重的饥寒交迫与惨烈的精神戕害。这就是“天地圣众”所给予她的“无限的幸福”！祥林嫂死了，那她是否就解脱了呢？我想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在受尽肉体的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弄凌辱后，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承受锯刑）。鲁迅先生在表现农村妇女所受压迫的痛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深度，至今也少有人超越。祥林嫂的形象也成为一个艺术的典型。整篇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同时也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的决裂的精神。 《祝福》中的祥林嫂受到的“关心”来自于柳妈等一系列同属于贫下低贱的劳动妇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又是什么？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产生了冷漠的恶性心理，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作了准备，从而得到向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她们的这种精神病态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有极大的浅薄性、冷酷性。她们中有的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有的则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可以说这些弱者在自觉不自觉中肯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信条。而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把握是透彻和深刻的，他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严峻的。对一个无呼唤余地、无反攻能力的祥林嫂来说，这只能是一种伤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先生运用的是一种冷峻的笔法进行描写而非铺排的酣畅淋漓的笔触，因为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悲剧韵味不足以传达那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我们可以将祥林嫂形象概括为鲁迅先生对女性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死”——生命无辜的毁灭；有人会认为祥林嫂在死前有过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就是呈现出微弱的正转状态，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生命道路上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对在此支配的社会关系的朦胧感受，一种思想变化发展的趋势，对艺术悲剧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悲剧，而对她的“回光返照”也正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一种希望吧。这在《伤逝》中有很好的体现。 三、 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她们的生命奴役残害和绝望抗争 《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仅有的一篇以青年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忏悔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伤逝》的内涵得到升华，是否仅仅是涓生感伤和逝去的感情呢？小说不仅歌颂了男女青年子君和涓生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斗争，更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鲁迅先生也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伤逝》则成为先生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同封建家庭决绝的态度，的确是表现了“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反封建精神。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发出这个勇敢的呼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坦然如入无人的境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子君也许会在其他方面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子君却是无畏而勇敢的。在涓生的记忆中，无畏的子君决不是感情轻浮的少女，她天真、善良、娴静而又纤弱。子君性格也正是由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寄居在叔父家，在城市上学。以前的她可能一直生活在威严和冷眼中，处于少女时代的子君是同样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谓是不断地新文化、新思想启蒙了她，时代更为她打开了眼界。当她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个相知的异性青年涓生，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生活艰难，但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进步的思想，为她揭开了新生活的帷幕。向她表达了挚爱真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并倾心于他，愿意和他携手同行，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当时支持子君的理想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是涓生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勇气，使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旧社会的伦理教条。涓生是一位首先接受了新思想而觉醒的青年，他启发和关爱着子君。但同时他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五四”风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信条之一就是自由之身，谁也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 子君对未来美好梦幻激励着她为摆脱封建束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但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猖獗的社会里，子君比之涓生会有更多的先天弱点，因为她的社会接触不多，她的知识面也不广，但是在她身上值得肯定的是她对新知识、自由美好的渴望和憧憬。我们应该清楚，爱情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也不能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更不能生活在抽象的爱里。我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艺术化，而艺术也要生活化。所以生存的环境对她们的婚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必须面对这残酷险诈的人间简单的家具，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一大半，而子君也卖掉了她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为他们共同的家加入了一点股份。但最终的结局是涓生被辞退了。共同的生活使他们有充分相对的时间，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又是沉默……。而子君在新的生活中只能忙于家务，生炉子，煮饭做菜，喂狗养鸡，每每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前额上，手也开始粗糙起来。因为忙，所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最终造成了他们无爱的结局。也为最后涓生说出他们之间无爱埋下的深沉的隐患。涓生说：“不过三个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失去之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了，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作者则说出解决的方法“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涓生与子君是太缺乏生活的经济支柱，从而也使彼此爱的理想的斑斓色彩在不断剥落。涓生对子君的热情也在冷却，而对于子君来说，这新的生活又何尝不使她感到困惑，她只得强颜欢笑，操劳家务，目的只是为了分担一下涓生的辛苦，为这个共同的家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子君并没有变。唯一产生变化大概是涓生对幸福的需要观的扩大。因为按照涓生的愿望只是让子君能陪他一起读书、一同散步和聊天，总起来是要生活高雅一点，安闲一点。我想就算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满足这种生活。结局大概也只是“一只新笼子”，生活大概也只能模式化、固定化。他们的理想化的爱也不会有“时时地更新、生长、创造”。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于是，本来以为完全互相了解的子君和涓生，现在却疏远隔膜起来，相对彼此的爱已经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负担，所以涓生已经动摇：“我老实说罢；我已经不爱你了！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他放弃了子君，因为在他心中认为子君应该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子君是完全无力承受突然来自爱情的打击，她陷入了恐怖之中，离开涓生之后，毫无生存能力的她只能回到旧家庭中，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威严和冷眼里”。这一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沉痛。涓生陷入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忏悔之中“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卸给她了。”“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真实，又是一个多么卑怯的真实。作为生者的涓生就必须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希望。“如果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乞求她的饶恕”，“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求她宽容，或使她快意……。”正是这一切，给涓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觉悟——“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也反映出先生反抗绝望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伤逝》的子君的形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女性描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综观先生的全部小说作品创作，即也就是上文借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三位女性形象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点。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形象刻画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有侧重地加以描写的。我们在阅读先生的作品时也同样应该仔细地体会和把握，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而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话”的实现上。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读懂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才有可能会理会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先生曾说：“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生写小说上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的，是要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而且把文学和人生的改良和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实际上写了两种人物类型：即前面所说的下层农民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先生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是与自己的血肉相融的，如上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对来说先生对诸如杨二嫂、单四嫂子、祥林嫂的命运是关切和同情的，重在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在她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是带着责任感去描写她们的处境，着重暴露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他逼着读者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先生最终为女性的人身解放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绝望的反抗，是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希望无所谓有无，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正视它并且时刻去追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前方是路需要自己去踏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他能够穿透现实的黑暗去开掘、体验更内在的更深的被遮蔽的黑暗，进入精神的层面，有的作品还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即超越他的经验来成就一种存在的追问。 四、 结论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曾在《野草》的题词中写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所有的作品中亦透露先生的沉默世界，对中国普通贫民妇女的刻画则是先生对当时黑暗社会对普通平民的残害和压迫的控诉，普通大众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是那些没有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呢？先生描绘的女性形象深刻而难忘，先生抓住了她们的生活细节，用自然平实的语言白描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而可悲的劳动妇女。参考文献：① 陈漱渝著.鲁迅风波[M]． 大众文艺出版社②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著 三联书店③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④ 《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⑤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⑥ 《鲁迅其书》 张杰 杨燕丽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⑧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册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⑨ 《鲁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这篇文章是有一定背景的——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险些颠覆辛亥革命的成果。所以有无“辫子”就成为了这个特定时期立场的标志。一些自认为有识之士便把辫子盘起来，顶在头上。当形势是“皇帝又坐上龙庭”的时候，他们便把辫子放下来，可见其忠于朝廷；当形势趋向革命派时，他们把辫子盘起来，可见其是支持革命的。他们这种两面三套的做法和“墙头草”有什么区别呢。这种举动只能表示他们的懦弱与愚昧。但在当时，谁又敢于只导向一边呢？百姓不敢，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来苟且保全自己。当然，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农村的影响没有深入，百姓还很盲目。记得范老师在和我们讲到辛亥革命时也提到过，“一些省政府听说要革命了，便立马换了一块牌子，就吆喝着’我们革命了！’”正是这些官僚的混杂给辛亥革命埋下了祸根。 本文有两个经典形象——“七斤”和“赵七爷”。“七斤”是一个村上可以出场的人。他进城被革命派剪掉了辫子，于是他开始惶恐革命派的失败，于是由辫子引发的一场风波上演了。“赵七爷”则是“墙头草”的典型人物，但他骨子里还是有着一种封建遗老的气势，所以当形势对他有利时，他便出言挑衅，带着傲慢的口吻去嘲笑和威吓别人。于是，“七斤”和“赵七爷”便成了一组矛盾。作者通过诙谐的对比手法，展现给读者一幅农村的愚昧革命图
1、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 朝花夕拾 景致，绘声绘色，令人神往。 2、在对往事深情地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杂文笔法”（即对现实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狗·猫·鼠》一文既有作者对童年时拥有过的一只可爱的小隐鼠的深情回忆，又有对祖母讲述的民间故事生动的记叙，同时揭示了现实中那些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 3、常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如在《无常》中，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事实中，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又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入木三分。 4、作者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又称“双关”。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在《父亲》中，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又例如在《藤野先生》中，作者用了“标致”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用“精通时事” 来讽刺清国留学生所“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些无聊的事；用“爱国青年”来反讽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思想狭隘的青年；用“何尝”来加强反语的语气从而加强肯定等等。 5、作者在散文中常用对比手法。如《五猖会》通过我前后心境的对比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无常》通过无常这个“鬼”和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作者对小隐鼠的爱和对猫的强烈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体分析 《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本为散文文体，而又特别标示“回忆”二字，可能是因为鲁迅说过，《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写的是记忆中的往事。鲁迅在创作《朝花夕拾》时，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他所选择的是表现自己独特人格精神气质的文体。《朝花夕拾》不是经验性的记事，也不是纯想象性的描写，重在写感触，有了感触其中的两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即《猫·狗·鼠》与《二十四孝图》。 二是散文与杂感结合的文体。这种结合可能并不是文体创造的自觉，而是写作时作者的感触由内向外的自然延伸，以内在的情感体验为驱力，转向外在的文明批评。由于鲁迅行文每不忘社会，且很少沉入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朝花夕拾》随处可见感触内外交迭的描述与评论，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最典型的是《五猖会》、《无常》、《父亲的病》、《琐记》。 三是纯散文。鲁迅在忆述昔日的生活经历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而又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这就成为纯散文。当然所谓“纯”是相对而言的，对鲁迅来说，完全沉入个人情感世界是罕见的，像冰心《往事》那样纯粹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文体是找不到的。因此《朝花夕拾》从总体而言，属于朱自清所说的那种“散文学”文体。但鲁迅也有沉入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时候，于是产生了杂感因素很少的纯散文文体，典型的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 人物形象 《朝花夕拾》中出现的五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的保姆（长妈妈）、恩师（藤野先生）、朋友（范爱农）、父亲和邻居（衍太太）。 长妈妈——有愚昧迷信的一面，但她身上保存着朴实善良的爱，令作者永生难忘。从长妈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既揭示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一面，也歌颂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一面。 藤野先生——一位日本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没有民族歧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不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之处。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疑心他是自杀的。 父亲——父亲曾让童年鲁迅困惑过，因为在他兴高采烈地要去看五猖会时，勒令他背书。但是，鲁迅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的父亲，他忏悔的是自己没有让父亲安静地死去，这让他的心灵永远不安永远痛苦。由此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先生对父亲强烈的爱。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爸爸是无情的，他没有关注到孩子在一步一步的努力，却一味的敷衍孩子，令孩子自尊心受损，便会度日如年。 衍太太——给鲁迅看不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重要篇目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时而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交配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的可怜的悲惨处境。 《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同时，文章深刻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会，愤慨于人世的不平，而“公正的裁决在阴间”，只能在冥冥中寻求寄托，寻求“公正的裁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严格但不乏乐趣的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江湖庸医耽误，死去了，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隔壁家的表面对孩子好,其实是暗中使坏的衍太太,让孩子做危险的事，给鲁迅看不健康的图片，教鲁迅偷妈妈的首饰，但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奸诈,坏心眼的妇人。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写于1926年10月12日）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旧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现在《朝花夕拾》一书已成为人教版初二语文名著导读的其中一本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且，此书也已选入苏教版九下“名著推荐与阅读”，也被选入人教版八上“名著导读”，其中小引，《阿长与〈山海经〉》被选入读本。 总起来看，《朝花夕拾》写到他年少时代以至于到日本前后的若干生活片段，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叙述情切感人，又有机的糅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
会稽山阴之地，山水秀丽，繁华富庶。东晋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雅集尽显魏晋风流；南宋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令人悲叹不已；近代鉴湖女侠秋瑾的事迹荡气回肠。我总觉得如人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同为古城，同处长江三角洲，苏州与绍兴就又不同的城市气质。相对而言，地处越地的绍兴似乎比苏州更刚硬一些。同是吴方言，绍兴人说话总没有苏州人说话那样软糯。绍兴人的脾气似乎也比苏州人更暴躁一些。似乎绍兴的文人更适合执剑，而苏州的文人更适合配玉。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比较绍兴与苏州的城市文化的，而是要记录我们7月14日的绍兴之行的。参观鲁迅纪念馆是我们这次活动的重头戏。鲁迅纪念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都昌坊口，建成于1953年1月，由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厅组成。我们刚踏进鲁迅故居的大门，一块大大的金字“翰林”牌匾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既是翰林又是京官，这就决定了周家大宅占地1000多平方米，这也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这样的优越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科场舞弊案将周家的好日子从巅峰打落谷底。因此周家大宅虽然高广幽深，但其无论是内部装修布置还是家具器皿，都显得过于简陋，与“翰林”大匾并不相称。就如周家的厨房虽然有三眼大灶，也有特地为客人准备的小灶，不过厨房里的碗碟器皿制作得似乎太过粗糙，远没有苏州很多大户人家诸如潘家、陆家那样所用的器皿那样精工细作、精巧玲珑。再如鲁迅的卧房内虽然有一张铁力木大床，不过这种木头在当时并不是太贵重，而且房间里除了床、书桌、衣柜以外再无其他，而且家具虽然如明式家具般线条简洁，不过并不如真正的明式家具般光洁雅致，反而给人一种破旧的感觉。周家因祖父获罪而家道中落，鲁迅的父亲又卧病在床，少年鲁迅就常往返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变卖家中财物来给父亲治病，维持家庭生计。这样看来，周家大宅的破落也就不难理解了。穿过一条幽暗的甬道就到了百草园。我终于见到了初中语文课本里读到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草木原本无声，园里也原应静谧，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破这里的寂静，应而也就见不到鸣蝉、蟋蟀、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听导游说院子刚刚整修过，所以也见不到何首乌、木莲、覆盆子。这些东西我虽然在药店里见过，不过还没见过新鲜的。这次见不到了，心里有小小的遗憾。不过百草园虽然不大却清新质朴。对少年鲁迅来说实在是乐园。鲁迅在这里捉虫、捕鸟、塑雪罗汉，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墙角还有一组雕像，是少年迅哥儿在听长妈妈讲故事。大概就是文章里提到过的美女蛇的故事吧。长妈妈身边，一只猫安详地卧着。鲁迅关于百草园的记忆是欢乐的，充实的。所以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写道百草园、社戏、五猖会、长妈妈时，语言自然平实，真挚质朴。我想，每当回忆起这些时，鲁迅那阴郁的脸上会露出少见的笑容吧。《朝花夕拾》是鲁迅少见没有把其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文章。文章里透出了鲁迅的点点温情而不是冷峻严肃。不过鲁迅毕竟在童年及少年时期就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了他似乎认为人世间到处都是黑暗而不太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即使对一些美好的事物，他也总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人事物，他的目光犀利得近乎残酷。再加上在写《朝花夕拾》时他已经经历了出国、受辱、弃医从文、回国受到推崇和压制，所以，这本散文集里除了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之外，还有像《狗·猫·鼠》、《二十四孝图》这样的犀利透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对落后国民性进行深切批判的文章。这两篇散文已经不像散文，而像杂文了。或许是因为在百草园得到的快乐和在家庭中受到的压制对比太过明显，才会使鲁迅将关于美好回忆的文字写得更美好，而将关于落后封建家庭的问题写得更犀利吧。我们最后去的地方是三味书屋。进入正堂，我们就看到了文章中写道的匾额和“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鲁迅的座位在比较靠墙的位置。少年鲁迅在上课时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将小说上的绣像描在荆川纸上应该不会被先生发现吧，不然也描不成一大本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我不禁开始想象那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老先生大声朗读的情景：“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果然是沉醉在好文章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三味书屋好像比周家大宅还要幽暗，除了那匾额和画，其他都是黑黢黢的一片。因此，人身处其中也就感到更加压抑。或许是因为从前的孩子们在这里开始真正接触四书五经，开始真正踏上科举入仕之路。与家相比，在这里孩子们的天性受到更多压抑的缘故吧。绍兴是江南文化重镇，深受温润的江南文化浸润，但又更多地受到“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刀兵之气的影响，因此“绍兴师爷”成为说话刁钻刻毒的代表。而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鲁迅也是在具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难忘的留日经历之后对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更为尖锐地揭开国家和民族的疮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PS:其实7月14日久去了，到现在才写真是不好意思。哎，有时候真的太懒了。
让人感觉像是要写文化调查报告。。。百度一下，资料很多的。毕竟是大家。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 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
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 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鲁迅看问题的冷峻尖锐， 源于他“多疑”、 “尖刻”的现代智慧。他在《两地书》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这一思维特点。“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他还在《我还不能“带往”》一文中指出：“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所谓“仔细”、“多疑”、“尖刻”，正表明鲁迅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表面、主观、片面的观察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而努力追求对社会现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做精细的观察与思考。 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就很好地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思维特点。“节”（守寡）和“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 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对女性十分卑视， 他曾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对此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的“妇道”。北宋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彰“节烈”。鲁迅用怀疑主义的否定眼光考察在中国曾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节烈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疑问： （1）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2）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3）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4）节烈是否道德？ （5）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6）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7）节烈难么？ （8）节烈苦么？ （9）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 （10）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 鲁迅像解剖尸体的医生一样，非常冷峻地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陈尸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正面反面，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 却更知道这是谁。”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场恶少”差可匹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文坛鬼魅”等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神情毕肖”勾画出来，让它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此外，鲁迅还经常借助于荒诞的相似来比拟，造成一些最意想不到、最新颖奇特的组合。他在《匪笔三篇》中也认为：“这种拉扯牵连， 若即若离的思想， 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如： （1）在《新药》中， 他把黔驴技穷、 失宠落寞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 （2）在《商贾的批评》中，他把“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砍杀杂文的高论，比作“孔雀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股眼”； （3）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把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的文人雅士的小品，比作“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4）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他把三十年代国民党文人发起的 “民族主义文学” 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文章和诗歌，比作“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 （5）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大都描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小说，比作“△” 。 (四)所谓“深刻”，是指其观察、分析问题深刻，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挖到历史的根脉、现实的底蕴、人的灵魂深处。 鲁迅最善于从民族多数成员身上去解剖国民的劣根性， 善于从“古老的鬼魂”和“祖传的老病”中去挖掘民族的阴暗面，从而使他杂文的思想达到惊人的高度和深度。更让我们叹服的是，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挖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坟》中的《看镜有感》、 《说胡须》、 《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杂文都是一口开掘不尽的思想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 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 乃至于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国骂”，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等的内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本质。 如《看镜有感》，作者从家里的几面古铜镜子谈起，他发现汉唐的镜子周围和背后充满了外国风格的装饰，这在宋代以后几乎不可想象。鲁迅为此感叹：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气度，的确是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来的。鲁迅看镜有感，从汉唐艺术敢于猎取外来事物做装饰的闳放气度，谈到宋代文艺的国粹气味熏人，两相对比之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 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 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它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 剖析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 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是特别形式的一代诗史，是“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洪流的强大源头，是一切杂文家智慧和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我给你发了
太多了，列几个：1. 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兼论鲁迅反孔的文化契机李旭东 江汉论坛 2000年 第07期2. 论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兼论鲁迅的人物观史莽 鲁迅研究动态 1986年 第10期3. 论鲁迅第一人称的小说叶润桐 贵州文史丛刊 2009年 第02期4.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罗炯光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年 第03期5. 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鲁迅——《论鲁迅》评介李耕夫 柳树宏 鲁迅研究月刊 1996年 第07期6. 走近鲁迅、解释鲁迅的一部力作——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解读陈南先 鲁迅研究月刊 2006年 第12期7. 论鲁迅小说的理性色彩——中年鲁迅与鲁迅小说研究江胜清 孝感师专学报 1997年 第02期8. 仍然是说不尽的鲁迅——读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陈南先 名作欣赏 2007年 第19期9. 关于毛泽东论鲁迅的随想——纪念鲁迅诞辰12O周年刘逢敏 张家口师专学报 2001年 第04期10. 鲁迅杂文研究的新镜角新拓展——评《新文化先驱的文体选择——论鲁迅杂文文体精神》龙雨 荆州师专学报 1994年 第04期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1、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 朝花夕拾 景致，绘声绘色，令人神往。 2、在对往事深情地回忆时，作者无法忘却现实，时不时插入一些“杂文笔法”（即对现实的议论），显示了鲁迅先生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狗·猫·鼠》一文既有作者对童年时拥有过的一只可爱的小隐鼠的深情回忆，又有对祖母讲述的民间故事生动的记叙，同时揭示了现实中那些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的真实面目。 3、常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以小见大，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如在《无常》中，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事实中，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又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入木三分。 4、作者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多用反讽手法，又称“双关”。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在《父亲》中，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正面指责与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蕴含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又例如在《藤野先生》中，作者用了“标致”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用“精通时事” 来讽刺清国留学生所“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些无聊的事；用“爱国青年”来反讽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思想狭隘的青年；用“何尝”来加强反语的语气从而加强肯定等等。 5、作者在散文中常用对比手法。如《五猖会》通过我前后心境的对比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无常》通过无常这个“鬼”和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作者对小隐鼠的爱和对猫的强烈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体分析 《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本为散文文体，而又特别标示“回忆”二字，可能是因为鲁迅说过，《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写的是记忆中的往事。鲁迅在创作《朝花夕拾》时，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他所选择的是表现自己独特人格精神气质的文体。《朝花夕拾》不是经验性的记事，也不是纯想象性的描写，重在写感触，有了感触其中的两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即《猫·狗·鼠》与《二十四孝图》。 二是散文与杂感结合的文体。这种结合可能并不是文体创造的自觉，而是写作时作者的感触由内向外的自然延伸，以内在的情感体验为驱力，转向外在的文明批评。由于鲁迅行文每不忘社会，且很少沉入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朝花夕拾》随处可见感触内外交迭的描述与评论，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最典型的是《五猖会》、《无常》、《父亲的病》、《琐记》。 三是纯散文。鲁迅在忆述昔日的生活经历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而又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这就成为纯散文。当然所谓“纯”是相对而言的，对鲁迅来说，完全沉入个人情感世界是罕见的，像冰心《往事》那样纯粹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文体是找不到的。因此《朝花夕拾》从总体而言，属于朱自清所说的那种“散文学”文体。但鲁迅也有沉入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时候，于是产生了杂感因素很少的纯散文文体，典型的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 人物形象 《朝花夕拾》中出现的五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的保姆（长妈妈）、恩师（藤野先生）、朋友（范爱农）、父亲和邻居（衍太太）。 长妈妈——有愚昧迷信的一面，但她身上保存着朴实善良的爱，令作者永生难忘。从长妈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既揭示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一面，也歌颂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一面。 藤野先生——一位日本医学教授，因为表现出平等待人的态度，因为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他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没有民族歧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鲁迅当时的处境，便不难感受到这位老师的伟大之处。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疑心他是自杀的。 父亲——父亲曾让童年鲁迅困惑过，因为在他兴高采烈地要去看五猖会时，勒令他背书。但是，鲁迅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的父亲，他忏悔的是自己没有让父亲安静地死去，这让他的心灵永远不安永远痛苦。由此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先生对父亲强烈的爱。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爸爸是无情的，他没有关注到孩子在一步一步的努力，却一味的敷衍孩子，令孩子自尊心受损，便会度日如年。 衍太太——给鲁迅看不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己的孩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迅表面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自私自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重要篇目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时而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交配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的可怜的悲惨处境。 《五猖会》——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同时，文章深刻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会，愤慨于人世的不平，而“公正的裁决在阴间”，只能在冥冥中寻求寄托，寻求“公正的裁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严格但不乏乐趣的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江湖庸医耽误，死去了，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隔壁家的表面对孩子好,其实是暗中使坏的衍太太,让孩子做危险的事，给鲁迅看不健康的图片，教鲁迅偷妈妈的首饰，但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奸诈,坏心眼的妇人。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写于1926年10月12日）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旧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现在《朝花夕拾》一书已成为人教版初二语文名著导读的其中一本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且，此书也已选入苏教版九下“名著推荐与阅读”，也被选入人教版八上“名著导读”，其中小引，《阿长与〈山海经〉》被选入读本。 总起来看，《朝花夕拾》写到他年少时代以至于到日本前后的若干生活片段，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叙述情切感人，又有机的糅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 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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