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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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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文怎么写

1、《诗三百》诗歌观念与孔子论诗 2、《楚辞》的楚文化精神 3、《楚辞》与《诗经》赋比兴艺术的发展 4、《左传》梦象的文学意蕴 5、《战国策》的写人意识及写人艺术 6、论汉代的诙谐小赋 7、从两汉乐府民歌看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艺术 8、从意象构成比较建安与盛唐风骨的异同 9、论《史记》语言的文学特色 10、论玄学与魏晋诗歌的关系 11、汉魏六朝诗歌中对女性美描写的变化发展 12、从《文选》看萧纲的文学思想 13、陶渊明田园诗中情景理结合的艺术特征14、南朝山水诗发展的轨迹 15、谢朓山水诗情景交融的艺术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16、吴声、西曲的产生与发展 17、南朝文学对北朝的影响 18、论“盛唐气象” 19、论李白饮酒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 20、李商隐诗歌的意象选择与组合特点 21、唐代桂林山水诗概观 22、论王维《辋川绝句》的“空” 23、王昌龄与李益边塞七绝之比较 24、杜甫咏物诗中的人道主义 25、李商隐咏七绝的艺术技巧 26、论柳宗元的柳州诗 27、唐玄宗与杨贵妃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嬗变 28、比较唐代古文运动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不同特点 29、唐代传奇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30、宋诗理趣与唐诗情蕴漫议 31、苏轼题画诗研究 32、苏轼黄州时期创作的变化

书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 古代, 散文赋卷ISBN:7543438976作者:王钟陵出版社: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平装]~ 陈飞 (编者), 傅璇琮 (丛书主编)市场价: ¥ 23.70VIP 价: ¥14.94 SVIP价: ¥14.63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转载)本文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关键词】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及时人的文章相近。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仲)弓》。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试论古代散文艺术文章关键词: 古代 散文艺术 艺术手法 意境 白描手法文章快照: ”做这样的“骂题”文章,作者立意之深,尤其值得称赞。(四)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散文既不象小说、戏曲的情节一贯,又不似诗歌之集中一点。前后、左右、正反、主次,纷陈杂来。故匠心所运,尤在组织安排。是以方苞论文,重在“义法”。“义法”谓何?先师姚仲实先生(永朴)说:“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掇,有过脉,有顿挫,有钩勒之谓。”我在《唐宋八家古文概述》中说:“归宿即全篇之中心,各层次、各部分不论其为正、为反、为论、为史、为豪证、为补插,其安排皆归属到这一点。”特别要看到:这是“立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组织安排是伴随着“意授于思”而进行的。譬如苏轼《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白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白用其他。”名言妙义,为文章立意最佳之例;思索出来且放置在开头,便见匠心之运,亦是选义、考辞的最佳之例。应该说明:散文构思时,选义与辞念是融和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在《读(文赋)私记》中已经谈过;立意与安排也是相伴而行的。自古代“先士”的“盛藻”,到吾辈为文的“苦心”,大约皆是如此。一些“文学概论”、“文章作法”,只为叙说方便,才分章而谈;有些同志未加深察,因而误加分割为几截,这样就无以借鉴于古人。还应指出:组织安排,体现着文气与神昧。前人所谓“行气”,多着眼于弛骤、顿挫、穿插、变化;所谓“设色”也就指插入描写,亦即所谓“烟波”,至于声音之高下、疾徐、长吟、短叹,本语气之自然.亦文章之流露。苏轼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不能“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作文自然亦同此理。姚永朴师说:“古人精神兴会所到,往往注意在笔先。”我们把这些谋篇、布局、行气、设色之艺术,放在立意中谈,正是要做到“意在笔先。”这样,才不致“专求之章法词令”,不致只在“波澜意度”上“仿佛古人”。由于这里讲的是“散文艺术”,所以在讲“立意”时也着重从“立意的艺术”来谈。自然,“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源泉是生活,而古人所谓“积理”、“练识”、“储学”、“致用”等等则正是借以丰富生活、认识生活的。至于语言使用之规律与意匠经营之巧心,也不能忽视。否则,借鉴就成了空话。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十分成熟的“散文艺术论”专著,它的内容与体制究竟应该如何?究竟有哪些是应该谈的?应该怎样组织安排?“艺术论”与“语用学”、“风格学”等关系如何?这些都还有待探讨。我曾设想“合语言与文学为一科,探语文发展之途径”,即建立我国自己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网络学”,使之成为一新的边缘的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以为:(1)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姚永朴师的《文学研究法》,那是骈文或古文的特点,提出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体制;其次是汇集古人论文之语,特别是一些文章评点(点勘)。它们虽较零碎、繁琐,但其中心得可鉴;(2)要借鉴国外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心理学”、“文艺风格学”等方面的一些新知,验其得失,考其异同;(3)要吸收近、现代学者以及时贤在文章赏析或其他专著、论文oo所提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知灼见,我这篇文中就引用了不少这类言论,我所未及引用的以及尚未见到的还多得很;(4)xc古人文章要做更深人细致的研究。古人、今人论文,大多即兴而谈,随手举例,即以我写此文而言,也只是想从骈散两方面各举数例,而且只引一些人们最常见之文,实则有许多好文章还不是人们謦见的。散文艺术之缺少专论,是由于人们有畏难情绪。只要我们肯钻研努力,散文艺术专著的问世,便指’日可替。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中国古代史研究论文

雕镌天花乱坠的世界 辛德勇 2011-3-23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 辛德勇 2011-3-7题天一阁旧藏明刻本《天台集》 辛德勇 2011-1-13补谈所谓“匆匆不暇草书” 辛德勇 2010-12-8金匮石室与残砖断瓦 辛德勇 2010-11-17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 荣新江 2010-11-15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 刘浦江 2010-10-12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 刘浦江 2010-10-12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 辛德勇 2010-8-24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Deng Xiaonan 2010-5-21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 Deng Xiaonan 2010-5-21The Soviet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in the 1950s' Zang Jian 2010-5-7Further Remarks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Rong Xinjiang 2010-5-7Newly discovered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Tallies Rong Xinjiang 2010-5-7On the Dating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Area of Khotan Zhang Guangda and Rong Xinjiang 2010-5-7The Name of the So-callde Tumshuqese Langguage Rong Xinjiang 2010-5-7草原地带の突厥石人から见た东西文化交流 Wang Xiaofu 2010-5-7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 Li Xiaocong 2010-5-7The end of the Five Virtues theory:Chang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Liu Pujiang 2010-5-7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の视点からみた父子连名制 Liu Pujiang 2010-5-7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 Luo Xin 2010-5-7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 Li Xiaocong 2010-5-7拝火教と突厥の盛衰 Wang Xiaofu 2010-5-7日本の人文学杂感――中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7多面的な政治业绩と调查宋代の情报处理システム Deng Xiaonan 2010-5-7考古资料と唐宋女性史研究――唐代西北と宋代华北を事例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14TheAncestors' Family Instructions: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in Song China Deng Xiaonan 2010-5-7白江口の战いに関する历史的地名の考证 Wang Xiaofu 2010-5-7靺鞨、女真逓兴述论——渤海国を中心として Wang Xiaofu 2010-5-7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Li Xiaocong 2010-5-7Women Returning Home-A Topic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Zang Jian 2010-5-7Autorite imperiale et gouvernement dans la Chine medievale Deng Xiaonan 2010-5-10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Song China Zang Jian 2010-5-7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 Deng Xiaonan 2010-5-10论细柳仓与澄邑仓 辛德勇 2010-3-25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辛德勇 2010-3-22隋大兴城坊考稿 辛德勇 2010-1-22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 辛德勇 2010-1-21一时故实,百年蓍龟 辛德勇关于《水经注图》 辛德勇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刘浦江《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 辛德勇题嘉庆初刻两卷本黄钺《壹斋集》 辛德勇十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形态与结构演进之研究 李孝聪论《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的意义 辛德勇创新与因循:从“祖宗之法”看宋代政治基调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邓小南“真吏”新解 罗新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 罗新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 王小甫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 王小甫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罗新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辛德勇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辛德勇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 辛德勇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辛德勇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辛德勇“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 邓小南《契丹地理之图》考略 刘浦江西汉宗室绝国考 陈苏镇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荣新江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 荣新江浅议宋人子嗣观念变化及对妇女生活的影响 臧健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 辛德勇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 辛德勇《绍良书话》序言 辛德勇谈传言所说晚近存世金刻本《旧五代史》乃绝无其事 辛德勇论阙特勤之阙 罗新中韩关系视野下的《三国史记》撰作 王小甫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 辛德勇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邓小南苏联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影响 臧健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 陈苏镇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盦辑校《草窗词》 辛德勇读《隋代墓志铭汇考》 辛德勇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辛德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辛德勇《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 刘浦江默室求深,备其宣导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辛德勇《王重民向达先生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序 荣新江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序 荣新江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罗新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 陈苏镇“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 邓小南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王小甫金中都“永安”考 刘浦江清代城镇街头的公众文字信息 辛德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辛德勇释《南史·宋本纪》之“禾绢闭眼诺” 辛德勇显曲江风度 见武溪风采 辛德勇上古史地研究二题 辛德勇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张希清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阎步克“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刘浦江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陈苏镇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邓小南柔然官制续考 罗新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王小甫收养:一个不可忽略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宋元民间收养习俗异同初探 臧健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 荣新江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李孝聪肃慎辛氏箧存稀见明人别集题录 辛德勇 2007.6.28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 辛德勇 2007.6.21《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辛德勇 2007.5.8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辛德勇 2007.4.12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谭其骧 2007.4.12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辛德勇 2007.4.12《澶渊之盟新论》前言 张希清 2007.4.5《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前言 张希清 2007.4.5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辛德勇 2007.3.20《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辛德勇 2007.3.20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辛德勇 2006.3.4两汉州制新考 辛德勇 2006.3.4落伍的一年 辛德勇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之“卤地”抑或“恶地”与合理对待传世文献问题 辛德勇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与中国古代的铜活字印本问题 辛德勇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 辛德勇一份有关《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史料——史念海《述<中国疆域沿革史>书》汉长安城的兴建与变迁 辛德勇我与绍良先生的书缘 辛德勇《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后记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序言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第二卷(宋辽金元)目录 张希清《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三卷(宋)简明目录 张希清“无情如造化 至公如权衡”——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张希清“清、慎、勤”——为官第一箴言 张希清历史上的包公 张希清斯波义信先生北京大学座谈记录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下) 辛德勇河山集提要 辛德勇《靖逆记》原本判别 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前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 辛德勇在书市的最后一个秋日里 辛德勇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辛德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刘浦江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 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 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 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 辛德勇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阎步克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 辛德勇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阎步克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阎步克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罗新北魏北齐“职人”初探 阎步克北朝墓志丛札(一) 罗新北魏直勤考 阎步克墨山国之路 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 罗新北大与敦煌学 荣新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 荣新江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 王小甫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邓小南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邓小南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刘浦江辽朝“横帐”考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 刘浦江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 刘浦江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辛德勇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辛德勇

我的博客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论文提要: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中国古代史研究性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中国古代论文研究自考

综述:《中国古代文论选读》不难考。

1、首先是借助注释通读各篇选文,了解该篇产生的时代背景,所表达的文学观点,所使用的相关概念。

2、其次是认真阅读每篇选文后的说明,加深对本篇理论的来龙去脉、所涉及的理论范畴的理解,争取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

3、最好能精读文论中涉及的相关文学作品,结合作品进一步理解有关理论知识,这样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课本简述: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是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出版的图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书精选了二十三种典范作品,逐字逐句注译,并在附录中简要概括出每个时代的文论特点。该书适合于中文专业大学生、研究生学习,亦可供喜欢古代文论的各界朋友阅读。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中国古代论文选读

不难,关键是要根据考试大纲和复习资料做好全面复习,网上有考试大纲和复习资料的下载

我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考科目里面个人觉得现代汉语比较简单,文学方面的都必须要看过很多书才行,特别是比较文学,古今中外都有涉及,非常不容易,但也要看你的兴趣,如果你喜欢文学,不喜欢语法方面的东西,还是别选现代汉语吧,相对要枯燥一些,当代文学内容很多很琐碎。如果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建议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和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论文写作研究这门课我们还没开,所以不知道难不难,但个人感觉属于灵活运用的东西,应该不难学懂。必考科目里面英语如果不差就选吧,美学属于哲学范畴,我觉得太抽象,不好懂。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个不错的选择,古代汉语要有很扎实的文言文基本功才行。语言学概论这门课不错,重在理解,就一本小书,挺容易记的。不管选什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兴趣,不然过程会是很痛苦的。希望这些会对你有用,加油吧!

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相对容易些,根据作家作品分类就好;古代选文与通论其实有点麻烦。本人中文系。短时间内,古代的很难考很高。如果是我,我会考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这门课就要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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