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隶书法艺术审美特征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趋于简易。篆书间或使用；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 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可谓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在这纷繁、丰富、多变、杂错的书法景观里总结、抽绎其审美特征，委实不易。与隋唐以后的书法史学相比，汉代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的缺乏。在汉代书法艺术尚未完全“自觉”这一背景下，我们难以苛求古人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与审美体验，因此，“和研究艺术家的意图与理论相比，更有价值的是，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各种艺术加以比较” ，或许使我们能够摆脱单纯的技法、风格分析研究所带来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和对汉人书法不尽完整的破碎支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才能找到那些有意无意间共同支持着的一些共同的元素……他们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形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性。” 在寻求这一“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寻的正是汉代书法中所蕴藏着的那一时代共有的艺术精神。一、以丽为美“丽”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同中国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美”在概念内涵上不尽相同。前者“突出了美诉之于人们感官的鲜明性、愉悦性，用之于形容辞赋之美刚好合适”，后者“却无这种突出的含意，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经常带有严肃的伦理道德的善的意味，并经常被用作善的同义词。”司马相如论作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这里，儒家常说的“质”与“文”分别被解释成为锦绣和锦绣上用彩色丝线织成的花纹，锦绣与花纹要象经纬宫商那样交互辉映，和谐统一。同孔子的“绘事后素”观念不同，司马相如更加倾向于那种夺人心目的、使人心摇神荡的穷极绮丽之美。相如之后，扬雄也谈到辞赋文词之美，要如“雾 之组丽”(《法言•吾子》)，轻柔缥缈，绚烂多姿，他甚至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文章要象美女一样，秀色动人。尽管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他无非要求美要符合圣人之道，实质上，并不否定美的价值。“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 ，在他们的作品里，“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一切看来美的事物都要用“丽”来形容。如京都长安之美，谓“世增饰以崇丽”(班固《西都赋》)；宫殿建筑，“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高帝纪》)；皇家苑囿，“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帝王的伟大形容为“丽哉神圣”(扬雄《羽猎赋》)，或曰“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靡丽浩侈”(枚乘《七发》)；动人的舞蹈，是“丽于阳阿”的“妙舞”(边让《章华赋》)；优美的文章，“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婚丧嫁娶，“纷华靡丽”(《后汉书•安帝纪》)；伦理风尚，要以“道德为丽”(《汉书•东方朔传》)，连英俊的男子也要形容为“容貌甚丽”(《汉书•公孙弘传》)，颀秀的树木，也被称作“丽木”。可见“丽”的观念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王钟陵先生认为：“繁富靡丽是汉代文艺美学风貌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汉人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便是‘富丽’，或曰‘靡丽’，更简洁地说就是一个字—‘丽’。……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 丽’、‘华丽’、‘奢丽’、‘夸丽’……因此我们可以说，‘丽’正是汉人审美情趣最简炼的表述。” “丽”的审美内涵是什么?“丽”既不是冶艳媚俗，更不是古拙霸悍。宗白华先生认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显然，“丽”是指一种富丽堂皇之美，是一种精雕细琢富有装饰意趣的美。蔡邕在《九势》中也用“丽”来形容书法的美感：“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书法的血肉，作品的外表。“丽”的美感正体现在汉代书法的外表上，尤以成熟的八分和铜器、陶器上的铭文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说，汉大赋的“夸饰”与“藻饰”是用一种夸大、夸张、夸耀的手法与文采华丽的语辞形式，来增加、强化、张扬客观对象的壮貌和美，使之成为不同于客观对象的文学表象和审美对象的话，那么汉代的书法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夸张、修饰的手法和“语辞”形式，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夸饰”的手法常见于西汉简牍。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签，左波右磔，笔画丰肥，粗细对比几达数倍，每有“年”、“令”字样，往往一纵而下，毫无拘泥之态。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字形宽扁，中宫紧收，波磔肆意舒展，“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缱绻结体， 衫夺节”。 这种“夸饰”的笔法，把隶书横向取势这一特征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隶书的形象也由此而深入人心，并得以固定强化。隶书在两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波磔已具装饰意趣，其行笔的提按、收放、擒纵，其点画的粗细、曲直、刚柔，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书家已不满足于篆书字形解散开放后的夸张放纵，他要把简朴、直观的隶书变得委婉细致，变化多端，血肉丰满，形神俱备。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其“藻饰”之功。《史晨》、《华山》、《乙瑛》、《熹平石经》诸碑，波磔呈典型的“蚕头雁尾”的形象，点画两端厚重丰满， 纤适度，刻意求变，极具华滋精丽之意；其转折也不是简牍隶书中的一折而过，或断或连，或耸或收，或折笔潜行，或提笔搭折，不一而足，形式多样。这些手法，都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装饰意趣。汉代的金文与陶文“藻饰”之趣最为浓厚。范铸的文字，严谨细致，设计周密，字形工稳，排列整齐，配合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图案，刻意美化，或增减笔画，或变形夸张，或外加边框，或间杂纹饰，文字与图案融为一体，不加辨别，难以区分。刻凿的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与器皿相协调。玺印上的文字，多为缪篆，依印章形制，精雕细琢，蟠屈缠绕，特别是鸟虫篆印，饱满茂密，袅娜多姿，极尽繁缛之能事。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藻饰”了。尽管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但那是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翦伯赞先生曾用一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楚辞与汉赋：“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是一满怀幽怨淡妆轻抹的思妇”。 与汉赋相同，汉隶也是“盛妆繁饰”，光彩焕发。“古质今妍”，我们看待古人的作品，年代愈久远则愈加高古，遥远深邃的时空常常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其实，汉隶并不象后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质朴，把它放诸秦汉文化大环境中去看，不用说商周，即使秦国的儒生也要指斥汉人的隶书过于精雕细琢，那翩跹扬举的蚕头与雁尾，实在是冶艳惑俗，这不是儒家极力反对的“淫丽”的“郑声”之美吗?当然，这里只是强调汉隶的“肌肤之丽”，而透过这一外表形象，其骨子里拙朴刚健仍与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汉隶的以“丽”为美，固然与儒家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以及两汉士人“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扬雄《太玄经•文》)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关系，而“丽”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汉代楚风北渐这一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歌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些都说明，汉代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和融合的关系。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矣。……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汉以前，南北书风迥然有别。郭沫若先生认为：“两周的金文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方尚华藻，字多华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考察一下秦汉之际的隶书，南北书风的差异也大体相同。南方的《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均含蓄潇洒，秀逸摇曳，而北方的《青川木椟》、《睡虎地秦简》、《临沂双雀山汉简》则遒健雄浑，峻峭凝重。但此种差异，不到百年的时间便被整合统一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不论南北，都变得清峭柔远、劲切雄丽了。抛开文字的发展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说，单就楚风对北地的浸染，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汉代，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楚声的慷慨狂放，看到的舞蹈是长袖飘举的楚舞，吟诵的辞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大赋，这扑面而来的楚风对中原乃至西陲都形成了弥漫之势。那么书法风格由凝整沉著渐变为雄浑清丽也是顺理成章的。二、以势为尚古人论书，多重“形势”。东汉蔡邕在《九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书法艺术中的“形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这位博学的艺术家眼中，自然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和谐的运动之中，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蕴含着正反、阴阳、虚实、反背的情态与动势，书法的“形势”则根源于这一自然的阴阳变化。书法中的“形”与“势”不是对自然界中物象的具体模拟，而是要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自然之势。“形”与“势”是统一在一起的，“形”是“势”产生的基础，“形”中有“势”，方能符合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形”而无“势”，则“形”无运动之生命。蔡邕没有具体说明“形”与“势”的含义，但移之书法，“形”，指的就是点画、结字、章法，而“势”则是蕴含于其中的运动方式、自然法则及其动态趋向。具体到汉代书法的“势”，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即点画之势，结字之势与章法之势。（一）点画之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论隶书用笔之势与篆书的区别：“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 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所谓“力 ”就是“笔力集中、聚拢，也就是要求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峻涩间行，墨不旁骛，线条沉着而有力”；所谓“气长”，“就是气韵悠长、冲和，也就是要求平心静气，徐缓运笔，右戾左引，纡余委婉，气脉随着圆转延连的线条宛转而流通，直至收笔，其势仍足，毫不衰馁。”而隶书则与之相反，笔画相对径直，用笔骏发，出锋迅疾，节奏急促，特别是那些草率急就的隶书和尚未成熟的草书，更呈险疾之势。与篆书舒缓悠长的静“势”不同，这是一种运动的动态之“势”，一种具有节奏与速度的势，其势如“彤管电流，雨下雹散”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这一奋发迅举的“势”在汉代简牍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因为简牍隶书多出于实用之需，奋笔疾书，在保持书写速度的同时，无意间形成了这一峻险之“势”。但在东汉中晚期的碑刻作品里，这种“势”稍加收敛了。蔡邕《九势》对点画用笔如何造“势”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 之内。捺笔，在于趱锋峻 用之。涩势，在于紧�战行之法。横鳞，竖勒之规。”显然，在东汉的士人书家看来，简牍上的迅疾之“势”稍乏纡余款婉，也不含蓄，其表现过于外露，所以要“左右回顾”，“画点势尽，力收之”，要将“势”贯穿到点画行使过程之中，含忍内蓄，而不使其无节制的险峻峭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与“紧��战行”又规定了取“势”的基本方法，用此笔法，点画中含饱满，其“势”必厚，其“势”必缓”，其“势”必内敛沉着。蔡邕对“势”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儒家“中和”的审美倾向，但我们看汉代的书法，点画无论峭激孤露与否，其“势”都是充满了生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这是与其时代的审美精神相一致的，汉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人们虽然还在写隶书，但其“势”与汉代隶书中的“势”已大异其趣了。（二）结字之势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园林建筑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出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的确，在汉代的建筑、绘画、舞蹈、雕塑的造型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飞动之“势”。汉代的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与汉画像石中可约略见其屋盖采取的是“反宇”的式样。所谓“反宇”，“是相对直坡屋面来说的，其早期形式即抬高檐椽前端，使檐部上反，因而其屋面各坡皆呈折面。”“四川牧马山东汉墓出土明器、河南郑州二里岗东汉墓出土明器、四川省郫县东汉墓石棺画像等，都有此类材料。” 班固的《西都赋》描写西汉首都长汉宫殿有“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的话。张衡的《西京赋》言其形“反宇业业，飞檐 ”，李善注曰：“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与出土文物相比照，可见西汉时期“反宇”的屋檐已经存在。与西方建筑的高耸入云、直刺穹隆不同，中国建筑是平面横向展开的。特别是“反宇”的屋宇，象鸟翼一样，呈现出一副张举飞扬的姿态，使得建筑在静穆均衡中获得了轻松美妙的节奏和韵律。汉代的绘画善用线条来描绘物象，那卷云的翻滚，衣带的飘逸，龙体的纵曲，猛虎的奔势，通过运笔勾线的轻重、强弱、疾徐、虚实、转折、顿挫，从而表现出节奏的铿锵和旋律的飞扬。至于汉代雕塑中的精品《马踏飞燕》更是“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飞动之势，不可遏止。还有那画像石中刻划的舞女，屈伸俯仰，长袖飘扬，也是有一种飘然欲举的飞动的美感。书法也是如此。成熟、典型的隶书均左右背分，横向取势，它不象秦小篆那样巍峨修长，纵向开展，而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左右横向拓展。其中宫紧收，对称规整，沉稳厚重，似嫌笨重，而一字之中，每每有一长横，或有一撇、捺，一波三折，翩翩欲飞，划破了方正的单调。在隶书里，还不像以后的行草书那样讲究用笔结字的变化，其姿态所富有的动感，正是通过这波画的粗细、曲直、刚柔来取得的。古人曾用极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隶书这一独具的美感：“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这些都说明，古人已发现了隶书不同于其它书体的独特之处。我们很难说，书法与建筑、绘画、舞蹈、雕塑之间在造型上有无相互间的启示与借鉴，这似乎无从比较。但这势如飞动的艺术群体，以其鲜活的形象、强烈的动感、统一的风格，展示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宏伟阔大的文化风貌，使后人对其时的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丰富。（三）章法之势结字是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章法则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汉代的隶书，根据材料形制，章法没有统一的规定。常见的东汉碑刻，多夸大字距，缩小行距，横列的紧凑与纵行的疏阔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横向的排列与字势的横展又相呼应，形成一种排叠式的联翩飞动的空间形式；另有一种，字形方整，中肆旁敛，字距行距紧密，通篇茂密而充盈，如《衡方碑》、《 阁颂》之类；一些摩崖刻石，依石而就，若《开通褒斜道刻石》，结字闳阔，字形大小、长短、宽窄、斜正不一，参差错落，有“乱石铺街”之趣。也有的刻石如《杨淮表记》，不分横列，只有纵行，字体宽窄大小不拘一格，亦有一种散逸之美。简牍上的章法，均无定制，多拉大字距，求其疏朗，便于阅读，也有的为节约空间，紧凑安排，密密麻麻，如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吏员总薄》与《武库集薄》，长书密集达四千字左右。简牍上的草书，受隶书的影响，尚不能像今草书那样连绵起伏，多字字独立，加以简牍窄小，故少有行间疏阔者，拥挤塞迫，密不透气，偶有一二大字，恣意放纵，稍稍使其宽解缓和。汉代的艺术，在布局的安排上，有一相通之处，即皆以铺陈为能事。不仅是汉大赋在重复的堆砌，事无巨细，不分重点，依次排开，一一叙来；连那些画像石也是如此，内容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狩猎出行、宴乐起居、车马仪仗、祭祀求仙、角 百戏、辟鬼禳灾，各种事物和对象，依据内容的不同，被汉人不厌其烦地一层层地雕刻到石头上，人们在一块画像石上可以依次领略到神话仙人、人间贵族、下层奴仆的不同生活场景。甚至是陵墓里的陶俑，也依现实中军队的布陈方式，根据兵种，依次排布。书法的布白也大抵如此。东汉诸多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充满了纵横雄沉的气势；简牍上的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笔软而生“奇怪”，拥挤密实的字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如前所述，将风格各异，书体多样的汉代书法的审美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非易事。但人类文化，如四序推迁，万象亦同生代谢，各种现象，往往相将携出。书法审美精神不应仅就书法自身的变迁而单独对待，一时之书，与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风尚以及同时产生的绘画、建筑、雕刻等等，有着不可分立的关系。汉代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尚，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
李守奎在2003年撰写《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列述学者对包山楚简的研究文章及著作：遣册研究：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如《包山楚简研究（五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1994）。 补释文章：《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如林沄《包山楚简札记七则》、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1993）、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1993）、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1993）、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1996）、《包山楚简补释》（2001）、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1996）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1993）、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囗”字及其相关之字》①（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囗”和“囗”》②（1998）等，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注：①和②中的“囗”符号用以表示无字符编码的古文字。 李家浩另著有《包山楚简的旌旆及其他》、《包山楚简“蔽”字及其相关之字》、《包山楚简中的“枳”字》等文章。 楚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有张光裕、袁国华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2）、张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以及白于蓝硕士学位论文《包山楚简文字编》（1995）等。 卜筮祭祷部分楚简，所祭祷的楚人先祖有老僮、祝融、媸酓、武王等。媸读为昆，释作众。酓是楚王之姓。媸酓即众酓。简文中记载的楚人先祖世系为老僮（童）——祝融——媸酓的顺序，可与史籍的有关记载相对证。简文中所祭祷的近组中，邵（昭）王列于首位，祭祷的礼遇也最高。楚昭王与公元前515至489年在位。墓主人为邵（昭）氏，当是楚昭王的后人。注：“媸酓”的媸的楚简原字从女、从上下结构的二虫。因无字符，以媸代替。 老僮即老童，见《大戴礼记·帝系》、《山海经·大荒西经》及《世本》。《世本》另一条及《史记·楚世家》作卷章，应为字形之误。祝融文献多见，《楚世家》云重黎与弟吴回都有祝融之号。对于媸酓，李学勤则认为是“鬻熊”。李学勤先由《楚世家》的世系，确定楚先祖名某熊的有穴熊、鬻熊二人。之后将简文的“媸”字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的“陆终”，楚帛书的“祝融”所从的古文字偏旁比较，结合音韵，认为“媸”可与“鬻”通假。因此，包山楚简的媸酓，乃是文献中的鬻熊。 文字地域面貌包山楚简从古文字学来看，是一批重要的研究材料。出土竹简的包山二号墓是公元前三、四世纪之际下葬的一座楚国贵族墓葬。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文字的需求迅速增加，使新造字大量涌现；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进，导致了字形和字体的变化；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使文字的地域性特点日益明显。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文化体系，在文字方面也表现出突出的地方特点，言语异声、文字异性的现象屡见不鲜。包山楚简文书的文字是由官吏书写的，卜筮祭祷记录则出自贞人之手。因此在反映楚国文字的基本面貌和实际使用的情况方面，具有代表性。文字字体风格司法文书的字体多数比较潦草，有明显的急就风格。相比之下，卜筮祭祷记录的文字则较为工整。竹简文字的笔画较为圆转，极少方折；多数字有笔锋，但撇、捺、挑的笔画没有明显的区别。一般笔画的下笔处重而粗，收笔处轻而细、尖。简204和简205这两枚竹简的文字，笔道比其它的字细，但很均匀，起笔和收笔处看不出明显的粗细差别。因此推测，竹简文字是使用一种较硬的毛笔书写的。仔细观察全部的竹简文字后发现，大多数字的右部一般要高于左部。这说明，书写者是把编连成卷的竹简拿在手中书写的。由于握笔的右手紧靠在竹简上，不能随意移动，因此产生字体倾斜的现象。文字变化特点一、简文中的部分字形和偏旁与《说文解字》的古文、《汗简》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楚简的文字与周代金文一脉相承，保留了许多与金文相同或相近的字形，因此可以根据《说文》古文、《汗简》和钟鼎金文的有关字形来辨识简文中的一些疑难字。如“弃、迟、乱”等字形与《说文》古文和《汗简》相同。“卯、仆”等字与《说文》古文相比，个别笔画有增删。“野”字则与《玉篇》相同。二、笔画和字形的简省。由于大量使用文字，要求简便、迅速而产生的想象。笔画简省的一种现象是只省略字中的一笔或两笔。另一种现象是不同的偏旁有共同的笔画，而省去相应的笔画。三、笔画和字形的增繁。由于竹简文字的书写有随意性，或为强调某种含义而增加新的笔画和偏旁，构成新的字形。四、异形。有更换偏旁或更换偏旁位置而产生的字形变异，如左右上下位置、正侧互置等。也有因偏旁意义相近而互代，如口与言、石与土等。 简牍字体类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罗运环在《楚简帛字体分类研究》一文中，将包山楚简的字体特点归结为两类十四种。第一类，三种。在楚简帛文字隶变过程中，程度不深，与篆书较接近，当之为战国楚篆类；第二类，十一种。虽然隶变的程度呈现出不平衡地发展状况，但大体可归于楚古隶书类，大都可称之为先秦“古隶”。
从已出土的简牍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书类，一类是著作类。 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除了孔子旧宅的壁中书和西晋时发现的汲冢书以外，大都属于此类。在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的竹、木简，几乎都是随葬品的清单(遣策)。云梦秦简,大部分是法律文书,由于中国唐代以前的法典，除了古籍中引用的一些条文外全部亡佚,所以这批秦简是研究秦代法律仅有的资料。居延、敦煌等地出土了皇帝的诏书、中央政府和各级组织下发的一些文书 (如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烽火信号的规定、任免官吏的公文等)。 破城子遗址出土了一些向上级递呈的公文(如《燧长病书牒》)和同级组织之间的往来文书(如《塞上烽火品约》)等等。 内容相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木为记录载体的文献。“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间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册字，故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已利用简为书写材料。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初期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晕~我发现了,你真的是懒到一定程度了,还有这样写论文的?
李守奎在2003年撰写《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列述学者对包山楚简的研究文章及著作：遣册研究：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如《包山楚简研究（五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1994）。 补释文章：《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如林沄《包山楚简札记七则》、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1993）、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1993）、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1993）、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1996）、《包山楚简补释》（2001）、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1996）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1993）、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囗”字及其相关之字》①（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囗”和“囗”》②（1998）等，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注：①和②中的“囗”符号用以表示无字符编码的古文字。 李家浩另著有《包山楚简的旌旆及其他》、《包山楚简“蔽”字及其相关之字》、《包山楚简中的“枳”字》等文章。 楚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有张光裕、袁国华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2）、张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以及白于蓝硕士学位论文《包山楚简文字编》（1995）等。 卜筮祭祷部分楚简，所祭祷的楚人先祖有老僮、祝融、媸酓、武王等。媸读为昆，释作众。酓是楚王之姓。媸酓即众酓。简文中记载的楚人先祖世系为老僮（童）——祝融——媸酓的顺序，可与史籍的有关记载相对证。简文中所祭祷的近组中，邵（昭）王列于首位，祭祷的礼遇也最高。楚昭王与公元前515至489年在位。墓主人为邵（昭）氏，当是楚昭王的后人。注：“媸酓”的媸的楚简原字从女、从上下结构的二虫。因无字符，以媸代替。 老僮即老童，见《大戴礼记·帝系》、《山海经·大荒西经》及《世本》。《世本》另一条及《史记·楚世家》作卷章，应为字形之误。祝融文献多见，《楚世家》云重黎与弟吴回都有祝融之号。对于媸酓，李学勤则认为是“鬻熊”。李学勤先由《楚世家》的世系，确定楚先祖名某熊的有穴熊、鬻熊二人。之后将简文的“媸”字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的“陆终”，楚帛书的“祝融”所从的古文字偏旁比较，结合音韵，认为“媸”可与“鬻”通假。因此，包山楚简的媸酓，乃是文献中的鬻熊。 文字地域面貌包山楚简从古文字学来看，是一批重要的研究材料。出土竹简的包山二号墓是公元前三、四世纪之际下葬的一座楚国贵族墓葬。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文字的需求迅速增加，使新造字大量涌现；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进，导致了字形和字体的变化；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使文字的地域性特点日益明显。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文化体系，在文字方面也表现出突出的地方特点，言语异声、文字异性的现象屡见不鲜。包山楚简文书的文字是由官吏书写的，卜筮祭祷记录则出自贞人之手。因此在反映楚国文字的基本面貌和实际使用的情况方面，具有代表性。文字字体风格司法文书的字体多数比较潦草，有明显的急就风格。相比之下，卜筮祭祷记录的文字则较为工整。竹简文字的笔画较为圆转，极少方折；多数字有笔锋，但撇、捺、挑的笔画没有明显的区别。一般笔画的下笔处重而粗，收笔处轻而细、尖。简204和简205这两枚竹简的文字，笔道比其它的字细，但很均匀，起笔和收笔处看不出明显的粗细差别。因此推测，竹简文字是使用一种较硬的毛笔书写的。仔细观察全部的竹简文字后发现，大多数字的右部一般要高于左部。这说明，书写者是把编连成卷的竹简拿在手中书写的。由于握笔的右手紧靠在竹简上，不能随意移动，因此产生字体倾斜的现象。文字变化特点一、简文中的部分字形和偏旁与《说文解字》的古文、《汗简》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楚简的文字与周代金文一脉相承，保留了许多与金文相同或相近的字形，因此可以根据《说文》古文、《汗简》和钟鼎金文的有关字形来辨识简文中的一些疑难字。如“弃、迟、乱”等字形与《说文》古文和《汗简》相同。“卯、仆”等字与《说文》古文相比，个别笔画有增删。“野”字则与《玉篇》相同。二、笔画和字形的简省。由于大量使用文字，要求简便、迅速而产生的想象。笔画简省的一种现象是只省略字中的一笔或两笔。另一种现象是不同的偏旁有共同的笔画，而省去相应的笔画。三、笔画和字形的增繁。由于竹简文字的书写有随意性，或为强调某种含义而增加新的笔画和偏旁，构成新的字形。四、异形。有更换偏旁或更换偏旁位置而产生的字形变异，如左右上下位置、正侧互置等。也有因偏旁意义相近而互代，如口与言、石与土等。 简牍字体类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罗运环在《楚简帛字体分类研究》一文中，将包山楚简的字体特点归结为两类十四种。第一类，三种。在楚简帛文字隶变过程中，程度不深，与篆书较接近，当之为战国楚篆类；第二类，十一种。虽然隶变的程度呈现出不平衡地发展状况，但大体可归于楚古隶书类，大都可称之为先秦“古隶”。
可以按 序 写啊
《简爱》简爱父母早亡寄居在舅舅家，舅舅病逝后，舅母把她送进孤儿院，来到桑恩费尔德，当男主人公罗彻司特先生家的家庭教师，罗彻先生脾气古怪，经过几次接触，简爱爱上了他。在他们举行婚礼时，梅森闯进来指出古堡顶楼小屋里的疯女人是罗彻司特先生的妻子，简爱不愿作为情妇，离开了桑恩费尔德。来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在牧师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业。在牧师向简爱提出结婚时，她想起了罗彻司特先生。当赶回桑恩费尔德时古堡已成废墟。简爱赶往罗彻司特先生住的芬丁，扑到了罗彻司特先生的怀里…… 简爱从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在罗契斯特先生的庄园找了份家教的工作,负责教育罗契斯特先生的女儿,在此过程中两人擦出爱的火花,但在两人结婚当天,意外得知罗契斯特先生的前一位夫人并没有死,而是疯了并且正关在庄园里,于是简爱离开庄园,并碰到自己的表哥表妹,正当简爱犹豫是否与表哥一起离开英国做传教士的妻子时,罗契斯特的庄园由于疯妻纵火毁于一旦,他本人也受伤致盲,心灵有所感应的简爱赶回庄园,两人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问题描述: 我要写一篇《简爱》的毕业论文，叙述反判与平衡方面的，写过一篇不合格，哪位大虾知道请提供点资料，谢谢！ 解析: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 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3 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6 第三章 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11 一、“我必须说话”——对女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13 二、“我兴致勃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体现家庭教师的本分····························································22 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27 前 言 从1847年出炉后,《简·爱》就不断地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宠儿。一百五十多年来，读者也一直特别喜欢这部作品，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1893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勃朗特姐妹的家乡成立的纪念馆，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的事实无疑证明《简·爱》是一部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正如福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指出的，“事实上，仅存的珍贵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正如它们的幸存所表明的，是那些复杂、模糊得足以允许我们进行多种阐释的作品。” 多年来《简·爱》的研究史也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历代批评家对《简·爱》的批评意味着不同的批评视野，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如传记式，心理分析式，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式，后殖民主义分析式以及神话原型批评式等。每一种批评方式都有其解读方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学批评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更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结合女性主义、叙述学来重新透视作品的意义。 《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同时代的人不欢迎《简·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简·爱》的思想很坏——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伤——《简·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2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爱》严辞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3。言下之意，作品颇具叛逆性。它的叛逆性多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阐发出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爱的自觉的“反抗的女性主义”，桑德拉·吉而伯特及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不管对它是攻击还是肯定,《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所共识的。在有关评论妇女写作的文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了典型的19世纪中期愤怒、“受挫”的早期女性主义。她本该平静地写却有太多的愤怒4。愤怒在中国看来只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似乎无可厚非。而且愤怒也要看原因，岳飞“怒发冲冠”闻一多“拍案而起”却是正义之怒，而且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然而基督教对这一点是很不宽容的，《圣经》里有专门的训诫“不可发怒”；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的第五层关押的是“动辄发怒”的人；从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来看，发怒是人的恶欲念的发作，应该节制。所以勃朗特的“愤怒”也是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也被某些批评家“批评”。 然而，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在叙事学家们看来，过于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范畴,忽略了文本的意义；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形式研究多是就形式论形式，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来某种文学语言的普遍规律，忽略了意识形态。然而，无论是叙事学还是女性主义，都并非某种本质的或孤立的属性，都只能揭示问题的某一方面，当今再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学批评方法可以长久地占据绝对的中心。“一元”解体，“多元”并存，只有多层面多角度才可能揭示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任何文化思潮和批评方法都由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并处于社会权力之中。本文试图将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结合起来，探索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事过程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来阅读。 本文认为，《简·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为其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不仅仅在于她或者作品的“叛逆性”，也在于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询《简·爱》叙述的叛逆与平衡：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小说，家庭女教师故事以及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简·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爱的眼睛看，用简·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5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例如在罗切斯特离开桑菲尔德后，简·爱怅然若失，当菲尔费克斯太太收到了一封“主人写来”的信时，“我继续喝着咖啡（我们是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脸上突然升起的一阵火一般的发热归因于它的发烫。为什么我的手会发烫，为什么我不自觉的把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都不想去考虑。6”可读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境。 第一人称叙述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小说兴起之初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如赛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卢梭的《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等等。但这一点落在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身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试图证明这一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广告业、出版业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名声随之突出，出版商也借作者的声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都可以使作家成为权威人物。作者名称会印在小说的封面上，随着小说的流传作家的名字也在读者中广为人知，这样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社会上也变得有名有姓了。这样成名的作家因其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借作品的传播继续扩大其声誉，使其每部作品都能拥有众多读者。夏洛蒂的《教师》生前没有发表，死后在她丈夫的争取下发表了，但此时出版商完全可以凭借夏洛蒂·勃朗特的名声使本来“平淡无奇”的作品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真实”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简·爱》中女主人公正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写道的那样：“这个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小说的每一页中都有她的身影。书中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并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但他们却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然而，哈里森也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以“非个性的叙事形式写成，”“那就可能会失败。”而如果把作品看成是简·爱的自传，或者是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那它就是“完美的艺术。”7 另外，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冲突，即使都是女性叙述者，也面临着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和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哪一个是合法的问题。“对于她们来说，讲故事还可以，但让叙述者通过叙事把自己作为权威站在前台则是另外一回事。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8而《简·爱》是一部自传性色彩很强烈的小说，叙述者把女主人公推到前台，在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而且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言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是颇为激进的。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是怎样与既存的社会权威之间妥协的呢？她用匿名发表小说，用柯勒·贝尔这个名字开始的写作生涯也是她通向专职作家的一个阶段，也是维多利亚文学市场上男性至上主义所需要的一个自我隐蔽的策略，勃朗特和她的女主角简·爱把“她们自己抽象为符号”（如首字母缩写“J.E.”和匿名），把真实身份隐藏在符号的背后，避开把一个具体的名字与一个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不必遭遇性别歧视。不仅仅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怕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因为面对一本女人写的小说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她用一个中性的名字遮蔽了自己，没有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压力，这样也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意。事实证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当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可作品后再看到作家本人，事情就不同了。 按照凯瑟淋·罗杰斯的说法：在文学市场中“与男性作家激烈较量的女作家”容易遭到攻击，“就好像她靠当 *** 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似的。”这样，女作家也就容易在她所激烈争夺的文学市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10不仅与男性作家公开较量的女作家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的女性气质，即使那些被文学精英阶层认可的女作家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发表后，她的闺中密友曾问她是否是《简·爱》的作者，她断然否定了；《简·爱》在伦敦引起轰动，并获得肯定之后她才把作品放到她父亲的面前，承认她是本书的作者。从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给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写作的态度：“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卷诗集出版，却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其中任何一卷如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都会为它的作者赢得美名。因此，一个人若想在这方面扬名显迹，他就必须准备失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告诫每一位向我寻求鼓励和忠告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11这封对妇女带有严重偏见的信当然严重地挫伤了她的写作热情，但她成名后对盖斯凯尔芙人追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骚塞先生的信是和善的，可佩的；虽然有点儿苛刻，可于我有益。”12奥斯丁的写作也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与她朝夕相处的侄子甚至不知道她在写作，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没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来从事写作。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前者称为“叙述自我”，后者称为“经验自我。”13从《简·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叙述声音。如简·爱在反抗里德蛮横无理的行为时，简·爱完全是八九岁小孩子的口吻，属“经验自我”；但她向劳埃德先生讲述自己被关进红屋子的经历时，也用了长大成人后的分析性的口吻：“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不明白，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 这里的叙述自我相当于“叙述者”，叙述者是由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语气创造的一个人。他(她)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所不在，并且在那段包容一切的时间中他了解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叙述者是包罗万象的意识，它围绕着所有人物的心灵，从内心里了解他们，而且叙述者根据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所体现的人类本性的广泛事实来看待他们。在这部小说中二者之间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分离的，但并非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们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两个“自我”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简·爱这个人物的声音在小说的叙述中是逐步发展的，然而‘成人叙述’声音的简·爱——事实上是同一个声音，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从开头到结尾是始终如一的。”14这里“成人叙述”相当于叙述自我，她的言语成熟老练，言辞平静却很有力度，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例如叙述者分析主人公在盖茨海德不受欢迎的原因时说：“而如今，隔了——我不愿说少年——我却看得明明白白了。我在盖茨海德，是个和大伙合不来的人；我根那儿的谁也不相象；我跟里德太太，或者根她的孩子们，或者根她宠爱的下人们，都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我是个异种人……我是个没用的人……。（16）”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吴尔夫认为，男性的话语是冷静，客观，独立的，15而这里的叙述自我的言辞就颇为符合这一点，不论作者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叙述自我冷静、客观、分析性的语言很容易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在叙述风格上靠近男性语言的特点，她的叙述也就可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调和。 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叙述方式来看，《简·爱》的某些带有叛逆性的叙述，都面临遭到抨击的危险，从而失去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即使在作品发表的历史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批评、否定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批评家赞赏她的作品，如乔·亨·刘易斯认为《简·爱》的作者“具备我们要求一个小说家具备的一切：对人物性格的洞察，以及刻画人物的才能；诗情画意； *** ；生活知识。故事不单有一种奇特的、自然展开的、始终不渝的趣味，”……“它具有一切伟大文体的首要特点：它是某个人的——某一个个人的成文的语言”，“我们对它无可指摘。”16那么，这部作品还有那些方面在反叛的同时又能用适当的方式赢得批评家们的赞同呢？
主要讲述一位从小变成孤儿的英国女子在各种磨难中不断追求自由与尊严，坚持自我，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
从小失去父母的简·爱寄居在舅妈家，自幼受尽表兄欺辱和舅妈冷眼，稍大些后即被送入管教严格的教会女子学校。
在冷漠、刻板环境中长大的简·爱并没有成为心理扭曲的女孩，而是自立自强，还 积累了不凡的学识修养，成年后她成为桑菲尔德贵族庄园的家庭教师。
男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第一次露面时，与简·爱相识于一场堕马事故，随着二人慢慢熟悉，罗切斯特先生体会到简·爱的与众不同，并渐渐爱上她。最终他们结了婚，得到了自己理想的幸福生活。
《简·爱》是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简·爱》中的简·爱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富有激情、幻想、反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这本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对孤女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反映一个平凡心灵的坦诚倾诉的呼号和责难，一个小写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渴望。
简·爱是个不甘忍受社会压迫、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无论是她的贫困低下的社会地位，或是她那漂泊无依的生活遭遇，都是当时英国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者能够把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觉醒中的新女性摆到小说的主人公地位，并对主人公为反抗压迫和社会偏见、力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为追求幸福生活所作的顽强斗争加以热情歌颂，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有尊严和寻求平等的简·爱，这个看似柔弱而内心极具刚强韧性的女子也因为这部作品而成为无数女性心中的典范。
小说引人入胜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曲折起伏的爱情经历，歌颂了摆脱一切旧习俗和偏见。扎根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深挚爱情，具有强烈的震撼心灵的艺术力量。其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
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目 录前言 ···········································1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3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6第三章 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11一、“我必须说话”——对女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13二、“我兴致勃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体现家庭教师的本分····························································22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27前 言从1847年出炉后,《简·爱》就不断地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宠儿。一百五十多年来，读者也一直特别喜欢这部作品，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1893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勃朗特姐妹的家乡成立的纪念馆，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的事实无疑证明《简·爱》是一部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正如福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指出的，“事实上，仅存的珍贵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正如它们的幸存所表明的，是那些复杂、模糊得足以允许我们进行多种阐释的作品。” 多年来《简·爱》的研究史也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历代批评家对《简·爱》的批评意味着不同的批评视野，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如传记式，心理分析式，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式，后殖民主义分析式以及神话原型批评式等。每一种批评方式都有其解读方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学批评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更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结合女性主义、叙述学来重新透视作品的意义。《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同时代的人不欢迎《简·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简·爱》的思想很坏——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伤——《简·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2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爱》严辞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3。言下之意，作品颇具叛逆性。它的叛逆性多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阐发出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爱的自觉的“反抗的女性主义”，桑德拉·吉而伯特及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不管对它是攻击还是肯定,《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所共识的。在有关评论妇女写作的文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了典型的19世纪中期愤怒、“受挫”的早期女性主义。她本该平静地写却有太多的愤怒4。愤怒在中国看来只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似乎无可厚非。而且愤怒也要看原因，岳飞“怒发冲冠”闻一多“拍案而起”却是正义之怒，而且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然而基督教对这一点是很不宽容的，《圣经》里有专门的训诫“不可发怒”；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的第五层关押的是“动辄发怒”的人；从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来看，发怒是人的恶欲念的发作，应该节制。所以勃朗特的“愤怒”也是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也被某些批评家“批评”。然而，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在叙事学家们看来，过于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范畴,忽略了文本的意义；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形式研究多是就形式论形式，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来某种文学语言的普遍规律，忽略了意识形态。然而，无论是叙事学还是女性主义，都并非某种本质的或孤立的属性，都只能揭示问题的某一方面，当今再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学批评方法可以长久地占据绝对的中心。“一元”解体，“多元”并存，只有多层面多角度才可能揭示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任何文化思潮和批评方法都由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并处于社会权力之中。本文试图将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结合起来，探索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事过程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来阅读。本文认为，《简·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为其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不仅仅在于她或者作品的“叛逆性”，也在于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询《简·爱》叙述的叛逆与平衡：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小说，家庭女教师故事以及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简·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爱的眼睛看，用简·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5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例如在罗切斯特离开桑菲尔德后，简·爱怅然若失，当菲尔费克斯太太收到了一封“主人写来”的信时，“我继续喝着咖啡（我们是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脸上突然升起的一阵火一般的发热归因于它的发烫。为什么我的手会发烫，为什么我不自觉的把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都不想去考虑。6”可读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境。第一人称叙述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小说兴起之初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如赛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卢梭的《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等等。但这一点落在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身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试图证明这一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广告业、出版业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名声随之突出，出版商也借作者的声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都可以使作家成为权威人物。作者名称会印在小说的封面上，随着小说的流传作家的名字也在读者中广为人知，这样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社会上也变得有名有姓了。这样成名的作家因其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借作品的传播继续扩大其声誉，使其每部作品都能拥有众多读者。夏洛蒂的《教师》生前没有发表，死后在她丈夫的争取下发表了，但此时出版商完全可以凭借夏洛蒂·勃朗特的名声使本来“平淡无奇”的作品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真实”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简·爱》中女主人公正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写道的那样：“这个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小说的每一页中都有她的身影。书中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并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但他们却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然而，哈里森也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以“非个性的叙事形式写成，”“那就可能会失败。”而如果把作品看成是简·爱的自传，或者是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那它就是“完美的艺术。”7另外，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冲突，即使都是女性叙述者，也面临着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和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哪一个是合法的问题。“对于她们来说，讲故事还可以，但让叙述者通过叙事把自己作为权威站在前台则是另外一回事。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8而《简·爱》是一部自传性色彩很强烈的小说，叙述者把女主人公推到前台，在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而且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言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是颇为激进的。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是怎样与既存的社会权威之间妥协的呢？她用匿名发表小说，用柯勒·贝尔这个名字开始的写作生涯也是她通向专职作家的一个阶段，也是维多利亚文学市场上男性至上主义所需要的一个自我隐蔽的策略，勃朗特和她的女主角简·爱把“她们自己抽象为符号”（如首字母缩写“J.E.”和匿名），把真实身份隐藏在符号的背后，避开把一个具体的名字与一个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不必遭遇性别歧视。不仅仅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怕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因为面对一本女人写的小说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她用一个中性的名字遮蔽了自己，没有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压力，这样也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意。事实证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当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可作品后再看到作家本人，事情就不同了。按照凯瑟淋·罗杰斯的说法：在文学市场中“与男性作家激烈较量的女作家”容易遭到攻击，“就好像她靠当妓女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似的。”这样，女作家也就容易在她所激烈争夺的文学市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10不仅与男性作家公开较量的女作家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的女性气质，即使那些被文学精英阶层认可的女作家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发表后，她的闺中密友曾问她是否是《简·爱》的作者，她断然否定了；《简·爱》在伦敦引起轰动，并获得肯定之后她才把作品放到她父亲的面前，承认她是本书的作者。从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给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写作的态度：“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卷诗集出版，却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其中任何一卷如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都会为它的作者赢得美名。因此，一个人若想在这方面扬名显迹，他就必须准备失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告诫每一位向我寻求鼓励和忠告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11这封对妇女带有严重偏见的信当然严重地挫伤了她的写作热情，但她成名后对盖斯凯尔芙人追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骚塞先生的信是和善的，可佩的；虽然有点儿苛刻，可于我有益。”12奥斯丁的写作也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与她朝夕相处的侄子甚至不知道她在写作，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没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来从事写作。“……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前者称为“叙述自我”，后者称为“经验自我。”13从《简·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叙述声音。如简·爱在反抗里德蛮横无理的行为时，简·爱完全是八九岁小孩子的口吻，属“经验自我”；但她向劳埃德先生讲述自己被关进红屋子的经历时，也用了长大成人后的分析性的口吻：“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不明白，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 这里的叙述自我相当于“叙述者”，叙述者是由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语气创造的一个人。他(她)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所不在，并且在那段包容一切的时间中他了解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叙述者是包罗万象的意识，它围绕着所有人物的心灵，从内心里了解他们，而且叙述者根据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所体现的人类本性的广泛事实来看待他们。在这部小说中二者之间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分离的，但并非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们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两个“自我”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简·爱这个人物的声音在小说的叙述中是逐步发展的，然而‘成人叙述’声音的简·爱——事实上是同一个声音，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从开头到结尾是始终如一的。”14这里“成人叙述”相当于叙述自我，她的言语成熟老练，言辞平静却很有力度，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例如叙述者分析主人公在盖茨海德不受欢迎的原因时说：“而如今，隔了——我不愿说少年——我却看得明明白白了。我在盖茨海德，是个和大伙合不来的人；我根那儿的谁也不相象；我跟里德太太，或者根她的孩子们，或者根她宠爱的下人们，都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我是个异种人……我是个没用的人……。（16）”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吴尔夫认为，男性的话语是冷静，客观，独立的，15而这里的叙述自我的言辞就颇为符合这一点，不论作者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叙述自我冷静、客观、分析性的语言很容易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在叙述风格上靠近男性语言的特点，她的叙述也就可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调和。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叙述方式来看，《简·爱》的某些带有叛逆性的叙述，都面临遭到抨击的危险，从而失去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即使在作品发表的历史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批评、否定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批评家赞赏她的作品，如乔·亨·刘易斯认为《简·爱》的作者“具备我们要求一个小说家具备的一切：对人物性格的洞察，以及刻画人物的才能；诗情画意；激情；生活知识。故事不单有一种奇特的、自然展开的、始终不渝的趣味，”……“它具有一切伟大文体的首要特点：它是某个人的——某一个个人的成文的语言”，“我们对它无可指摘。”16那么，这部作品还有那些方面在反叛的同时又能用适当的方式赢得批评家们的赞同呢？
沙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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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美术教育的现状与研究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现状，对美术教育改革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关键词：学前教育，美术，现状，研究一、当前我国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现状(1)在教育目标方面，出现两个误区：其一，把美术教育等同于技艺教育，认为教会孩子画出一张美丽的图画，做出一件有趣的玩具便完成了任务，把重点放在培养孩子的正确描写和表演能力上，把技能技巧的培养作为重要任务；其二，把美术作为实施德育、智育的手段，作为完成某一中心任务的从属部分，没有本身的独立体系。殊不知美术教育本身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一个具有极大潜力的领域，它的任务是既培养儿童对艺术美的欣赏、识别，又培养儿童的审美心理素质，帮助他们学习用美的眼光来把握世界。(2)在教育内容方面，强调对自然的模仿和再现。模仿现实生活中的简单物体和图片是美术教育的主要内容。于是儿童作品中的模式化倾向非常突出，无论在一个幼儿园里、一个班级里，甚至在儿童作品展览上，从花花绿绿的各式各样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带有模式化的人物、动物形象。固然，学龄前儿童从自我中心转化到以客体意识为主的过程中，概念画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也发现教师、家长在这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依靠学前儿童自身的能力和自发性发现是很难有“好”的作品出现的，为了“早出成果”，教师往往采取简单的临摹方式，用孩子的手，画出成人期望的画，不断地临摹，造成儿童思想僵化，失去了探索学习的兴趣和能力。社会上充斥于市场的儿童图书、练习册、电视中的动画片又为儿童提供了绘画范例，于是，大量的儿童失去了他原有的稚拙天性，有些儿童画在成人的加工下，故作“天真”，仍然会令人感到失去了真正的童趣。(3)在教学方法方面，灌输法仍然被大量使用。在美术教育中，用简单的几何形体作为标准模式，给儿童临摹学习，让其画出各种形状。教师是美术活动的中心，教师提供的形象是孩子们的典范，培养出来的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式样，没有“自我”和“感觉”。教师为了寻找大量的模式给孩子临摹，于是“简笔画”应运而生，它的影响几乎席卷全国，为灌输法大开方便大门。现在，关于“简笔画”的功过，还在热烈争辨之中。我们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教育观，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用简笔画提供的种种图式直接灌输给孩子，从表面上看，孩子的画面内容丰富。但是，孩子们学得被动了，画出来的画就模式化了，它代替了孩子的感觉、思考和想象，使他们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敏感性，失去了孩子自己的绘画语言和个性风格，最重要的是对孩子潜在的创造力的扼杀和自我创造意识的摧毁。二、我们对学前美术教育改革的思考结合我国当今儿童美术教育的现状，笔者在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在实施艺术综合教育的过程中，同时也对美术教育进行了全面革新，现概括如下：1、以培养深层次的审美心理结构为中心美术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丰富性，为儿童的审美心理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客体和探究刺激。儿童在美术活动中运用审美感官，在遗传获得和以往实践中形成的原先的心理结构基础上，通过同化作用，形成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的关系，融人新的艺术对象，丰富了原有的心理结构，或者在新旧信息相互比较、分析、综合中发生顺应作用，充实、改组和重构原有的心理机构，使之发生质的变化。审美心理结构以系统结构的方式内化，沉淀于人的心理构成审美心理的整体结构系统。美术教育可以帮助儿童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审美感知，形成完整的心理结构。美术实践使儿童产生了审美的需要，形成了特定的审美个性，只有长期的艺术熏陶，艺术实践和审美环境才能使一个普通的人建构和发展较为完善的个体审美心理结构，变为审美和创造美的人。从这种意义上看，美术教育就是塑造个体审美、创美的个性教育。(1)培养敏锐的审美感知能力幼儿的审美感和特点：一是直觉性。幼儿对事物的认识，特征在于对感性经验的全面依赖。在他们的心目中的事物就是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那个样子。二是整体性。幼儿对事物的感知是从笼统到分化。幼儿的视、知觉一开始把握的材料，是对事物整体的粗略的结构，先认识树，再进一步认识它是由树干、树枝、树叶构成的整体。三是同一性。幼儿常常拟人化地观看世界，把外部的一切都看成和自己一样具有生命力，认为自己感受到的东西，物也一样能感受到。美术作为视觉艺术，具有增强感知能力最强有力的手段，通过美术活动可以培养幼儿审美器官的灵敏度、活跃性和统摄力，激活幼儿对生命特有形式的感受能力。例如：我们见到火光就会有温暖、热烈的感觉，见到月光，就会产生安静、温柔的感觉。儿童知觉能力比成人强，这是因为他们不受理性思维的干扰。再如，一个圆形，儿童会说：“这是太阳”、“这是扣子”，而成人可能会凝视它，注意它的弯曲弧度，非规则性等。由此，我们推论儿童与艺术家更有相似之处。他们表现的足根据他内心的流动的感受中获得的线条、形状和韵律。依据上述分析，在美术教育的内容设计上应更加重视引导儿童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现象世界，利用审美直觉，强化儿童对事物包含力的式样的感知。例如：我们组织的线条练习课题“小雨和大雨”，不仅仅要求儿童画出雨线，更重要的是体验下大雨时，黑压压的感觉。启发孩子们将这种不同力度的体验用或粗或细的线条、轻和重的色彩表现出来。(2)培养丰富的审美情感在美术活动中，只有渗入大量的情感因素，才能使儿童画从自然表现步人艺术表现，强烈的情感体验是引发儿童灵感的动力。因为审美愉悦产生于生命的自我表现，在生命的体验过程中发生艺术活动，艺术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必须要充满活力，带有适中程度的紧张以获得生命的动态平衡。利用主客体的对立、矛盾，激发幼儿探究的欲望。如“运动和静止、勇敢和懦弱、快乐和悲伤”等差异明显的矛盾，使幼儿在完全相反的精神状态下，出于无意识的冲动，唤起情感和美感。如课题“打针”，儿童都有亲身体验，打针时既要表现出勇敢地面对现实，又有止不住的疼痛，儿童在画面上表现的那种哭笑不得、惶恐的表情，正是他内心的写照。在美术教育中，教师充分利用快乐与悲哀、胜利与失败、勇敢与懦弱等儿童内 IL,抗争引起强烈的美感体验。(3)发掘与培养儿童的审美创造潜力儿童具有表现形象的潜在能力，由于他们年龄小，认识不完整，常常会毫不费力地把局部的不同特征不同属性的事物杂乱地融合在一起，组成新的、非现实的、怪异的现象。他们依靠直觉、瞬问的和真心地感觉表现事物，因而比成人更能接近意象隐喻。1岁半的孩子会把“小雨”和“面条”联系在一起。3岁的孩子能在无意的色彩涂鸦时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能在观察了煎蛋的全过程后，用成人意想不到的紫色、橙色、蓝色和深色的渐变，画出一幅奇妙而生动的作品。这种偶然性的成功意味着低幼儿童对色彩象征的理解和应用。
选题就是决定论文写什么和怎么写。选题是写好科技论文的关键，选好题目就等于写好论文的一半。 很多一线工作人员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写起论文来却往往不知从何下手。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选题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选题方向与专业对口。怎样去发现问题，确定论题呢？以下几点可供参考：从主管部门、专业学会和各类研讨会等指定的研究课题中，筛选出符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研究专长的典型问题作为论题，加以研究，撰写成文；实践中注意细心观察，勤于思考，就自己体验较深又感兴趣的地方触发灵感，加以提炼，将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形成论题；通过认真阅读书刊杂志，在综合、借鉴别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受到有关论点和问题的启示，发现论题，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总之，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留心"。只要平时留心，注意积累，好的选题是时刻都可能出现在你的思维之中的。一旦有了想法，就要立刻记下来，为以后进行筛选或提炼论题做好准备。 二是选题要考虑主客观条件，应对自己有正确的客观估计。如自己掌握材料的深度和广度，驾驭材料的能力，对课题的理解程度等。根据自己的长处和兴趣爱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主观优势。同时还要充分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如本课题研究已有的成果，还存在哪些问题，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及迫切程度，社会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趋势等等。只有把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结合起来，才能选出最适合自己的课题来。 三是选题时间适宜，选题要尽量早些，以便有充分的时间积累材料。但又不宜过早，过早选题，自己的专业知识还较单薄，如果在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状况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贸然选题，难免失之偏颇。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不至于茫然无从，又可以比较从容地准备，读书、积累材料，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深入探讨。如果到评职称时才考虑选题，就会显得很仓促，无暇把问题考虑成熟，研究透彻，投稿成功的几率就很小。 四是课题难易、大小要适度。选择的课题难易要适度。难度大的课题当然更有科学价值，但对参加工作不久的人来说，往往力不胜任，难以完成。 在选题时，要根据本人的专业基础和时间及其它相关因素，如资料条件、经费等，综合考查以选择大小适当的课题。否则，课题过大，问题难以研究深入，可能导致虎头蛇尾，草草收摊；题目过小，不能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论文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和深度。 具体来说，选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问需求——罗列需求问题 针对你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细细地分析以下问题： 1） 年轻同志：目前工作还存在那些不足？那些地方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别的同志、别的单位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我还有那些东西该懂但还不懂？下面应该怎么办？ 2） 已工作多年的同志，除上述问题外，更应该考虑：曾经关注过那些问题？在哪些方面倾注了心血？哪些方面有与人不同的经验和体会？我自己的新想法和新做法可以在什么地方使用和推广？ 从上述问题中选定研究方向，学习有关知识，下功夫进行探讨和研究，选题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 3.2 深——深入一步 选题前要弄清这样几个问题：关于本题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前人的思想和重要的研究成果；已经解决的问题；存在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和问题和症结；论争各方的代表性观点、人物及其著述；研究的薄弱环节及尚待开拓的领域；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之要从大面上摸清本问题的基本情况，这样就会头脑清醒，方向明确，开拓新的研究领地。一句话，就是站在前人的肩上，而不是盯住前人的脚底。站在前人肩上，一方面是指在对前人知识与研究成果深刻了解与掌握的前提下，去选取那些“前沿性”课题；另一方面是指从前人思想或研究中获得启迪。有勇气去研究前人刚刚开始接近而没有解决与提出的问题，这是选题的一个主要思路。这样的选题，既意味着继承，又意味着发展。深入一步，往往就意味着创新和突破。 3.3 奇——从容易被忽略处选题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并不是一次完结的，永远处在一个过程之中，需要不断深入与发展。在许多被人们认为是平淡无奇的现象中，往往存在可供研究的新的境界，而又最容易被人们忽略。勤学好问的人遇事总要问个为什么，被人们忽略的地方是大量存在的，有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能认真与细心地观察各种事物，并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就很容易找到需要研究的课题。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即是如此。 3.4 新——从开拓创新中选题 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科学研究中，要善于探索，敢于开拓新领域。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人们创造力的强弱，取决于知识贮存的多寡、应用知识的技巧与想象力是否丰富。如果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就敢于从自己熟知的学科跨入到生疏的学科，就敢于冲击所谓不可逾越的禁区。这类课题的选择，除了选择者具有学识之外，还必须有胆略，没有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精神是不行的。只有专心致志，勇于探索，不怕困难，才能开拓出科学技术的新领域。 3.5 巧——从意外获得中选题 科学研究在探索着一个又一个新课题，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意外的偶然的现象，当这种现象发生后，不要轻易纠正它、排斥它，而应该去深入研究它。即使是不属于自己研究课题范围的内容和所从事的专业问题，也应该去深入地探讨它。这种意外的发现会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如果追踪下去，往往会产生新的有价值的课题。如X射线就是从一次意外中发现的。 3.6 实——从实际工作中选题 有人认为，科研和科技论文写作是专业科研工作人员的事，这是极其片面的。其实，除科研工作者外，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业务人员、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等，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撰写科学技术论文。结合实际工作的选题是十分广泛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结合实际工作撰写的论文，题目可以不拘一格，多种多样。诸如理论性的推导和探索，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总结，产品开发和生产管理中的问题研究，科技研究的阶段总结，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和深化，对产品、工艺、组织、管理的建议和设想，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讨等等。非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应该破除对科研工作和科技论文写作的神秘感，勇于实践，敢于写作，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更加繁荣兴盛。 3.7 改——从改革进步中选题 我们有幸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置身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之中，每时每刻都会感受到改革进步的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国家更加民主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使人民实现小康，科技创新使我们迎头赶上。所有这些，都为我们选定论题提供了广阔天地。港口科技工作者在工艺改进、质量攻关、技术改进方面，在学习、消化推广和应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方面，在防止和排除重大隐患方面，在大型和高精尖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维修和保养方面有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确有推广价值的技术成果，虽不是创造发明，但为企业及社会创造了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都可以写。从中选择自己最擅长、最突出的某一方面作为自己命题的内容，然后再从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某一项进行整理、浓缩，作为自己命题内容的基础材料。 只要我们以强烈的责任心、上进心和创新意识审视一切事物，启迪智慧、激发灵感、捕捉信息，就一定遴选出合自己探索、研究的课题，为写好科技论文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基础美术教育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有特殊意义。在基础教育中，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主要包括思想品德、劳动技能、身体心理、科学文化和审美等素质，这些素质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缺少或忽略哪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全面发展的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指出，中小学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主体之一。其目标是以审美为艺术教育主线，以学生才能和智力培养为中心，塑造心灵完美、品质高尚的世纪新人。然而，我国基础教育中美术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首先是美术教育的教学模式不完善。美术教学还未形成一种完整统一的适合学生生理与心理特点的教学模式。虽然我国美术教育工作者从20世纪的上半叶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比如产生了“情感思维教学法”、“眼高手低教学法”等，但各个地区美术教育工作者还是各自为战，自编教材也大多是根据自身情感因素确定教学内容。这样一来，有很多好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难以及时推广和普及。其次是美术教师素质不高。美术教师对美术教育理论缺乏深入研究，把青少年基础美术教育与成人美术教育混为一谈，单纯强调技巧训练。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美术教师能力水平很低，很难胜任教学工作。再次是家长对孩子培养也是急功近利，在强烈忧患意识推动下拔苗助长，孩子纷纷踏进教育水平良莠不齐的各种美术学习班，严重阻碍了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扼杀了他们纯真的天性。《美术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并且要求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美术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和简单训练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使美术教学向多元知识结构教学转化，真正落实素质教育。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美的素质。对学生来说，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发展学生的能力和智力。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教育专家对美术教育的功能都有共识，他们认为，美术教育直接的目的是寻找种种机会，利用种种方法训练人们的身心和各种感觉器官，使他们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道德情感等本能逐渐自由生长发育。美术教育除遵循教育学提出的教学原则外，根据美术学科的特点以及目的任务和教学规律，还提出以下具体方法和原则：第一，在观察生活中提高学生的鉴赏力。要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对象，认识对象。现代派代表人物马蒂斯说过：“创造始于观看，而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努力。”通过观察，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良好的观察习惯，培养学生的记忆力，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比如，要求学生从记忆观察对象入手，用概括表现方法和观察方法给身边的人画像，从外型到个性夸张中发现个性美，反映人的内心世界。看谁画得好，看谁画得“神似”，利用审美原则和艺术分析手段从直观感觉中获取美的表现语言，获取成功的满足感，激发学习的兴趣，提高审美水平。这是发展学生智力的基本保证。第二，在摹仿中提高想象力和创造性。“教育最伟大的技巧是知所启发”。运用启发式教学在于调动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提高自己的能力。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由浅入深地进行传授；开放师生关系，开放教学内容；充分利用美术教育的灵活性、多样性、过程性、实践性等，营造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教育氛围；尊重个性，强化学生主体意识，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各自的专长。课堂教学要求“教”与“学”的优化，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主动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激活学生的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智力潜能发挥出发。比如教师把美术大师作品的风格表现手法等，在课堂上恰到好处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大胆地临摹这些作品，如毕加索的《和平鸽》、梵高的《向日葵》等作品，仅用几个线条和几个色块就已经内涵深远。引导学生尽情发挥想象力去读懂大师的表现意图。想象力触发创造力，从形象思维入手激发丰富的联想，促进抽象思维发展，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2、以美术的要素为纲，遵循幼儿美术活动设计的基本原则，有系统、有顺序地组织和设计美术教育活动美术的内容包括主题、情节、形象，美术的形式包括线条、色彩构图等。美术教育活动设计的基本原则包括：①整体结合；② 目标有序；③适度新颖；④ 引导思考；⑤活动操作；⑥交往合作。在长期的美术教育活动实践中，美术教育往往未能有效地发挥其原有功能，究其原因在于对美术教育的实质缺乏清晰的认识，往往把美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理解相分离。比如，我们往往满足于儿童图画内容是否丰富、主题是否鲜明，忽视美术形式的教育，甚至教法不得当，以临摹为手段，因而造成儿童画过早地步人“模式画”的局面。在幼儿美术教育中必须把线、形、色、构图等最基本的要素作为美术教育内容的核心，培养儿童对形状结构特征的知觉把握，对色彩性质和设计构思表现美的法则的了解和体验。(1)对形状结构特征的知觉把握对形状结构特征的知觉把握，始终是整个学前期儿童需要不断练习掌握的，我们指导较小的幼儿是从学习线条开始，从涂鸦开始，通过那些杂乱无序的线条，逐渐意识到线条的上、下、长、短，从而出现直线和有弧度的曲线，例如小班美术活动《毛线团》、《汽球》、(11-,鸡吃米》、《草地上的小羊》都是通过线条的种类(直线、曲线)、线条的长度(长、短)以及线条的变化来表现的，幼儿在练习中是无意识的，但作为教师，必须有意识地把线条美的因素贯彻到幼儿的美术活动中去。(2)对色彩性质的了解色彩造型艺术是美术艺术重要表现手段之一。儿童对色彩反应是强烈的、敏感的，他们具有某些天赋能力，即使如此，对色彩性质的了解，还需教师进行有意识地训练，开展辨别不同色彩的艺术活动。① 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先从认识红、黄、蓝开始。如我们设计的《生日蛋糕的烛光》一课题可让幼儿认识红色和黄色，《蓝色的天空和大海》一课题可让幼儿认识蓝色。② 对于黑、白、灰等无彩色的辨别。黑、白对于幼儿来说比较容易辨别，灰色的掌握一般放在大班后期，如：下雨时天色灰朦朦的，有时用灰色做底，色彩的效果会很好。③ 年龄较大的幼儿就应学会辨别冷色和暖色、深色和浅色等。如课题“暖烘烘的太阳”、幼儿会用黄、橙等暖色调，而“寒冷的冬天”则会选用绿、蓝等冷色调。④问色的认识。如花朵、蔬菜、水果几乎都渗透了充盈的色彩，像蕃茄、青椒、西瓜都具有鲜明而透明的颜色，就可以让幼儿认识和描绘。比如：我们的课题“色彩游戏”就是用“陀螺的填色游戏”帮助幼儿了解问色的。中班幼儿对颜色已有了基本的定位，我们的课题主要有“阳光下的肥皂泡”、“三棱镜的色彩”、“雨后的彩虹”、“黄昏的太阳”、“春天的花园里”、“拾落叶”、“大海和鱼”、“煎蛋”等等。在幼JLH}期应充分利用儿童本能自发的感情冲动，提供给他们更多的颜色、工具、纸张，训练他们使用工具的必要技能，让幼儿在早期就获得丰富的色彩经验和表现潜力的机会。这样的课题设计与实施，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在实施中，实验班的儿童表现出了对各领域共同审美要素的敏感性、情感的丰富性，艺术活动空前地活跃，充分展现了他们的个性。他们在其它领域的学习中也表现出色，并能将审美法则及情感融于生活，使班级氛围温馨有序。参考文献[1]杨黎明;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危机与挑战 [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03期[2]张建国!410005; 幼儿园开放性绘画教育活动探索 [J];学前教育研究; 2000年05期[3]虞永平; 多元智能理论与幼儿园课程研究 [J];学前教育研究; 2004年05期[4]易晓明; 激活儿童缪斯本性的艺术教育 [J];幼儿教育; 2005年Z2期[5]裘指挥; 来自瑞吉欧理念的思考——关系和谐中建构幼儿教育 [J];学前教育研究; 2003年Z1期[6]张金梅; 谈谈环境的教育价值——从瑞吉欧环境创设获得的启示 [J];学前教育研究; 2002年01期[7]秦元东,唐淑; 为儿童创设良好的环境——论陈鹤琴关于幼稚园环境创设的思想 [J];学前教育研究; 2002年06期[8]侯莉敏; 浅论儿童早期绘画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J];学前教育研究; 200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