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大众文化不同于高级文化，因为高级文化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它也不同于乡土文化和群众文化，因为后者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大众文化的特点是：①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②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③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④娱乐性；⑤大众传媒的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主要是：1、人文化发展方向。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综观其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众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将更加鲜明地凸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和反映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人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2、科学化发展方向。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文化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吸纳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先进科学方法和整合当代科学精神，从而使自身呈现出一种科学化发展方向。否则，就有可能是虚妄和病态的，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3、国际化发展方向。21世纪是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世纪，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和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广泛、及时地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与国际文化主潮流相接轨、与国际文化新进展相协同。具体到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影响民众精神的大众文化来说，它要有效地发挥引导大众追求、促进大众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需要通过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和创新其表现形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4、民族化发展方向。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是确立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最先进民族之林的基本方略，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什么是大众文化？谁能说得清？后现代讲一切都没有边界，怎么都行，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大众文化虽多了“大众”的限定，其含义仍然多得惊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定过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从张扬大众文化起家，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说了不少观点不同，意义却都十分深刻的话，还有一大批媒介通俗流行文化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理解与思考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另类”。先找找有关大众文化的主要说法吧。定义一，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一书中界定大众文化的四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众人喜好的文化”。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关键在受欢迎的程度，在达到一定的量的指标。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反证随手就有，比如唱遍世界的“三高”演唱会是高雅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定义二，一切来自广场而非庙堂的民间的文化，威廉姆斯称“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发端于巴赫金的平民主义狂欢节理论，流布于世界变革于中国。比如刚刚过去的申办奥运之夜狂欢节或者XX歌迷会什么的。定义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普及的、面向工农兵的大众文化；毛泽东提出或集中代表的“大众化”及“化大众”的革命文化理论与实践；定义四，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一种以标准化、陈腐老套、保守主义、虚伪、满足浮华幻想的、受操纵的文化工业产品为标志的文化。致力于劳动阶级的非政治化，维护社会的统治权威，制造大众的虚假的需求，是欺群众的统治工具。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等人的理论。定义五，次标准文化或剩余文化，即去除了高雅文化之后剩余的那部分文化。高雅文化有没有标准或共识，如果有，那么凡是低于高雅文化标准的文化作品或文化产品与文化实践就是大众文化。无疑，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确存在着差别，但区别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由谁来定，又由谁来评判。谁立法，谁起诉，谁判决，谁执行？定义六，商业消费文化，即那种用于大量消费的，为商业目的“有意迎合大众口味”而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大众文化与商业自然有着无法也毋庸避讳的关系，这从肥皂剧卖肥皂，文化明星做广告时就开始了。问题是，它究竟是文化呢还是商业？文化在其中居于何种地位？明星做广告是卖“明星”还是卖货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定义七，美国通俗艺术的意识形态或美国文化的代名词。欧洲人说大众文化，那往往是指“美国特有”的“不安分守己”的通俗文化，是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美国是大众文化的“家园”，在所有大众文化中“规模最大”，它向世界“预示”了老态龙钟的贵族文化的“消亡”。定义八，社会统治集团通过精神和道德领导的手段赢得被统治群体赞同而形成和产生的文化；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采用这种“新葛兰西主义霸权理论观点的人，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被统治群体的反抗力量与社会统治集团的“兼并” 力量之间斗争的场所。这里的大众文化既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制文化，也不是与之对立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文化，而是两者交战的场所，是以反抗与兼并为标志的领域，是葛兰西所称的“折衷平衡”的内运动。定义九，来自于人民的文化；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民间文化。费斯克等不同意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观。对他们先前的否定论文化批评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批判。费斯克不完全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作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他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他们认为，民间文化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几乎没有得到高雅文化的益处”。 通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作为工人阶级的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内部象征性反抗的主要表现形式。问题出来了，谁有资格列入“人民”的范畴，资格由谁来确定？霍尔说，大众文化就是一个争论和确定关于“人民”的政治构成以及他们与权力集团关系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有可能团结起来，组成相对于权力集团的人民。定义十，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工业文化；威廉姆斯说，这是一个早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进入了英国人思想的文化。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与大众文化有关的各种关系。其实，大众文化发展到后工业时代后，越发展现了其当代城市娱乐文化与产业文化的特征。定义十一，在后现代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之后形成的当代文化形式。这是一种不再区分高雅与通俗差异的文化。原先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将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或互相交融。定义十二，以当代电子高新科技为传播媒介的，在时间和事件上同步的，全球化的文化。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新旧交替、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尚新心理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成就了文化时尚，并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人们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费。文化时尚是指反映一定政治、经济形态的。体现着文化某种发展趋势的文化存在形式，它具有崭新性、前沿性、活跃性的特征。文化时尚总是与大众传媒紧密地粘合在一起，大众传媒是文化时尚生产、传播的主要策源地。文化时尚能够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求，但由于文化时尚的形式大于内容，文化含量有限，再加上市场机制赋予其上的消费欲，文化时尚就存在着消解文化精神的倾向。因此，需要理性地、正确地加以引导。
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 大众文化 快感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 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抵抗性而著称，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快感、意义”，并挖掘和研究了大众文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抵杭过程。但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
一、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文化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塞都的学说。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费者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使用价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八十年代出现的“快感”理论，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快感理论把快感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对费斯克快感理论更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对身体快感的论述。巴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意义。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在此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和控制性，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费斯克首先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己经变成了一个单质的整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他指出“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生产与这些身份想适应的不同的声音。”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复杂性。 费斯克进一步指出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了的，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说。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费斯克指出，大众在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当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其表达方式有多种，不过都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在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快感理论的影响。
三、质疑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首先，菲斯克的“快感”理论宣称快感和意义的生产是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的。文化工业所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在费斯克看来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利武器。在他看来，商业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讲即使不是激进的，也是进步的。因为他在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活力和创造力，因而也从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动力。两个薪水不高的女秘书在高级成衣专卖店，将店里的衣服随心所欲的试来试去，在镜子里和对方的眼睛里享受了自己“窃来”的动人形象，随后换了衣服从容而去。依照费斯克的观点的阐释，她们如此这般的共同颠覆了店主和厂家赚钱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过内部摆设诱惑消费者购买的企图。这也是说，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实实在在的商品，那么就请消费它的形象和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快感的获得是以政治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费斯克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行使的选择权当成一回事，无视商品的选择需要购买力支撑这个基本事实。“买不起”与“选择不买”，二者所获得的快感是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买不起的人”在费斯克的理论中成了“选择不买的人”，而且这些人仍然能够享受到选择的快乐。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消费给人带来的快感，社会学分析也正是在追究谁还有更大的政治经济基础去从消费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快感。以费斯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以轻松惬意和机敏诙谐的符号学分析替代严肃的社会分析，结果肯定是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摘要」青年群体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使青年文化的精神特质极具时代性，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势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嬗变，从文革后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解体到当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建构，青年文化经历了从解构走向整合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深受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对旧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起到解构的作用，而当代的青年文化则依靠大众文化特有的整合力成为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承载者，具有理性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双重特征，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的主流。 「关键词」大众文化，青年文化，解构，整合 一 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①所谓青年文化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法的概括。”②青年群体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受众对象，因此大众文化的特质势必影响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 二 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总是相对于成人主流文化而言，八十年代之前，青年文化只是成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所驱动的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在社会领导层严重老化的背景下，青年文化凸显出与成人社会主导文化规范相冲突的明显的异质特征。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在严肃文化的层面上定位的：批判和反思、引进和创新、价值重估和文化重建。因此八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虽不再追求仿效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文化，但仍有所师承，与第三代人的特质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社会和政治关怀成为当时青年文化的明显特征。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的登陆，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青年文化的异质化特征渐露端倪。青年文化与成人主流文化的离异，是与大众文化的解构性的文化品格所分不开的。而大众文化的登场则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展开一脉相承。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逻各斯主义，超越和否定是其基本意旨，消解和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文化功能，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的启蒙和开掘了人们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这成为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的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③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正是大众文化现象，对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一切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大众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个体化一方面使大众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大众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八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之后，全社会都感到了改革的阵痛和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失落，混乱无序迷惘的浮嚣，知识尊严失落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严重流失，为大众文化的出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和征服意义，使众多的知识分子苦心经营起来的自认为日臻完善的知识体系日渐坍塌，具有反叛与消解意味的大众文化如潮水般吞噬消解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而且文革也只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朦胧的童年式的印痕，他们天生具有历史记忆的缺失，而改革开放后潮水般一涌而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成为他们最直接的精神食粮，这使青年文化中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失效，青年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型。而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也没有新的理想归属和寄托，处于价值真空的年青一代在同一生存境遇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崔建、王朔、汪国真等成为此时期青年文化的代表。在文化和价值的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已迷失了生存意义，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崔建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着的寻找，但是在失去真切的信念后，这种寻找成为一种无休止的流浪。“多少次这样不停的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作为大众文化“顽主”的王朔在传统价值体系失效后，则抱着一种反讽的态度对纯文化、精英文化进行恶作剧式的颠覆。正如同崔建的意义不在于他所表现的反叛与宣泄，而在于他所表达的不甘虚无的理想主义冲动。王朔的意义不在于他“游戏人生”的态度，而在于他对传统的消解，在于他对“既往神圣”的反叛。不同于崔建的苦苦追寻，也不同于王朔的玩世不恭的嘲讽，汪国真则以他所特有的轻飘飘的词汇为青年提供一种甜腻腻的抚慰，以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驱赶价值失效后的痛苦与空虚。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八十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集聚中膨胀，人们无法忍受“无根”“悬浮”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心理慰藉。于是，在有效需求市场规则的操纵下，一举导致了怀旧文化的成功。大众传媒不失时机的制作了“怀旧”和“归根”的形象，一种是从空间上归，即家国之恋和乡愁，一种是从时间上归，即童年和历史的回忆与怀旧。正是在充满裂隙、混乱、错位的时空语境中，九○年代中国都市涌动其一股浓重的怀旧和乡愁情调。“跨世纪”的希望与世纪末的彷徨交错杂揉，统统被包装成诱人的商品，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青年文化中“精神家园”“人文精神”一度再成为时髦语汇，青年群体把乡愁寄托于精心制作的乌托邦，青年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恋旧”则是“毛泽东热”的兴起。此时，“毛泽东”成为一个具有浓厚主观色彩意蕴丰富的文化载体，青年群体对毛泽东的崇拜不同于政治化意识形态下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再度成为青年群体的精神偶像只是给青年群体制造一种“归家”的抚慰。“毛泽东”作为形象成为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品，青年群体只不过构造了一种“拟历史”的时尚完成了一次精神消费。对于此时期青年文化的嬗变，必须联系宏观的时空境域才看的更为真切。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在短短十几年走过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一方面，对进步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热烈拥抱已经构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后现代思潮暗合。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将这种非自觉的文化心理反抗加以合法化，制成一种万能膏药，贴在现代化造成裂痕的与伤口上。 九十年代以后，新生代艺术家为迎合大众口味，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新生代的文化产品直接决定了青年文化的特质，使新生代人从第三代人的文化中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青年群体从对社会的历史的共同经验的关注转为具体的个体的独特经历和生命经验的关注，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开辟与之隔离的另一个话语系统和文化空间，使青年文化从政治的道德的理念的负载之下解放出来。青年文化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造成了青年群体在传统意识形态下所建立起来的完整时空观的破碎，传统意识形态下建立的价值体系失效，终极意义上的关怀与信仰缺失。对真理追求的热忱、对超越的渴望和对传统的反叛共生于青年文化中，青年群体在此时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呼喊，尼采哲学在青年群体中的一度流行使自我反叛成为可能，而虚无也开始逼近，以虚无主义的态度、非理性主义的方式来追求超越，结果往往是从超越走向世俗。“青年从毛严峻政策中获得自由后，正走向强烈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所有的代际差别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在穿着上，无论青年男女都热情的加入到‘形象革命’中，从年轻女性和保守的老年女性之间反差最大。”④从严肃的主流文化中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走向了崇尚形象与时尚的消费主义文化。“追星”成为青年文化的流行时尚，以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填补终极关怀的缺失，以寻求暂时的慰藉。同时，弘扬个性也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旋律。“另类”成为青年文化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另类作为一种时尚，或标榜精神上的特立独行，或鼓吹风格上的与众不同，或追逐个性上的唯我仅有。总之，另类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这实际上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青年为摆脱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而对异质化表现的渴望，为摆脱现代都市中的孤独，把一些看得并不多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从而把自己安全地投靠进潮流的大部队里，在寻找到一种得以安身的“归属感”之后，又蠢蠢欲动起来，开始觉得做另类是那么地有性格，那么地引人注目，那么地不平淡，他们便开始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同时，奉流行文化为时尚的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的浸淫之下，又开始按照流行文化的标准来设计自我，在人群中展示他们或怀旧，或忧郁的个人气质，并把自己标为“另类”。殊不知，这种对个性的追求实际上付出了“从众”的代价，这种对旧规则的反叛实际上是对新标准的顺从，这应验了思想家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在这里，另类的流行变成了一个悖论。当另类以精神层面上的特立独行博得另类之名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人人都看似和自己成了同志，曾经的坚定和犹豫、选择和背叛都变作一个轻松的玩笑。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青年亚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摘 要：本文从青年亚文化受不同时代媒体类型变迁影响关系入手，揭示青年亚文化即便具有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但与媒体的变迁也有深刻的文化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不同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各自特点，从而呈现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和多义倾向。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媒体特征;话语权;新媒体;多义性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发布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发布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发布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主权。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快感。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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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中的偶像崇拜
【摘 要】本文以周杰伦为例探讨青年亚文化中的青春偶像崇拜现象，认为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青春偶像 偶像崇拜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属一般发生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中、以青年为文化主题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青春偶像崇拜，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偶像崇拜是与自我反叛意识矛盾的，但在青年亚文化运动中，正是从自我反叛运动中培养了青春偶像崇拜的社会心态。
21世纪以来的华语乐坛，出现了这样一位歌手，他的音乐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粉丝数量成千上万，他的言行举止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模仿的对象，甚至他的歌词会被选入考试题、成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很显然，这个人已经超出一个简单的流行歌手的范畴。如今他已出道12年，可以说他已经成为E时代的一个精神偶像，成为众多青年青春岁月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就是周杰伦。以他为例来探讨我们这个时代青春偶像崇拜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
偶像崇拜活动自古就有，然而在传统的偶像崇拜活动中，偶像更多的处于一种虚拟的，存在于绘画、雕塑等传统造型艺术形式，具有超现实性与超生活性，通常情况下他向崇拜者表现出神圣而完满的神性光辉，而其影响方式也多为精神上与人格化对崇拜者的感化。然而青春偶像崇拜则大大不同。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主导文化的抵抗。
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鼓励个人从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这个社会鼓励张扬个性，但却没有给渴望张扬个性的青少年们更多的支持，使这一代青年人成为不同于父母那一辈人的缺乏信仰的无依无靠的精神漂泊者与孤独者。80、90后的年轻人对传统社会的偶像与信仰嗤之以鼻，不愿被所谓的“主义”、“路线”等政治社会的教条所束缚，他们热爱自由、热爱青春、热爱享受、热爱娱乐，却缺少了支持这些新观念的精神支柱。
于是，演艺明星、粉丝文化、青春偶像等社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青少年人群中的风潮。而周杰伦作为2000年出道的一个具有强烈个性与反叛精神的歌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必然的成为了“80后”与“90后”的精神偶像。当懵懂的青少年们一方面处于青春的叛逆期，渴望打破传统与教条，张扬自我，享受青春的活力与激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社会中应试教育的枯燥与无聊，父母的管教与监督、期望与督促，这就使他们普遍有幻想与标新立异的念头。
他们去听90年代的流行音乐，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情脉脉，只感到充斥于乐坛的千篇一律“情感歌曲”的无聊与媚俗。然而这时候在台湾出来这样一位年轻人，他与青少年们年龄相仿，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充满着幻想与个性。他的歌曲很多是在当时华语乐坛还很新潮的节奏布鲁斯曲风，他的咬字模糊不清却别有一番风味，更令人欢喜的是他的音乐题材突破了传统深情的港式情歌，题材既有浪漫青春歌曲，例如《简单爱》、《晴天》、《七里香》，又有异域风情的抒情歌曲，例如《爱在西元前》、《夜曲》;既有以反映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歌曲，例如《爸，我回来了》、《爷爷泡的茶》、《外婆》，又有反映社会问题或具有深度思考的快节奏饶舌，例如《止战之殇》、《以父之名》、《梯田》;既有描述幻想世界的快歌，例如《半兽人》、《忍者》、《双节棍》，也有纯抒情性的钢琴伴奏的歌曲，例如《黑色幽默》、《安静》、《搁浅》。这些歌曲一经推出，立刻引发了的轰动效应，华语乐坛彻底被这个年轻人给颠覆了，它不仅凭着这些歌曲赢得无数粉丝，更引发华语乐坛的变革，掀开了华语流行音乐新的篇章。
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叛逆的向传统文化具有挑衅色彩与颠覆意图的非主流文化，是青少年们对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抵抗。新时代的青少年们渴望青春与自由，反感现实社会的压抑与教条，不满于父母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内心深处不愿意走入成人世界中的勾心斗角与追名逐利，他们渴望永远活在幻想世界的单纯与无拘无束，渴望自己个性的棱角不被世俗所磨平，所以他们的青春偶像与传统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但是当传统主流文化面对青年亚文化时符号层面的抵抗时，这些老谋深算、老练世故的商人、学者们当然有其应对的方法。他们将这种对传统的侵蚀和对神圣秩序和体制的削弱的亚文化进行收编，其方式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收编与商业收编。
所谓意识形态收编，是指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抨击，引发了社会中的“道德恐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大众传媒将亚文化风格进行了妖魔化、庸俗化和琐碎化的处理，又把亚文化风格纳入到了自己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联系周杰伦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伴随着无数青少年争相崇拜模仿的是巨大的争议与批评声，然而12年过去了，周杰伦刚出道时非主流的音乐如今却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主流的音乐，这些年间无数和周杰伦有相似特点的歌手活跃于歌坛，而周杰伦自己的音乐却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颠覆性。也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许是娱乐圈多年的浸染，如今的周杰伦早已不同于当时的周杰伦，现在的他唱歌口齿越发的清楚，中国风更是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认同，没有这一层次的转变，周杰伦只能永远当一个青春偶像而被时代淘汰，只有向主流文化靠近，他才真正能坐稳天王的位置，然而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再听他现在的歌已经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流文化把周杰伦和我们身上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我们和自己的偶像最终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成功收编了。
主流文化收编青年亚文化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商业收编。
当亚文化群体产生出新的、对抗性的意义方式，这些风格很快就被流行市场“收集”，以用于交易和商业开发。通过市场收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不再是颠覆性的，而是“被重新向支配意识形态靠拢”，亚文化风格从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而亚文化本身首先关注的也是消费层面。亚文化一方面批判商品社会的庸俗与乏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商品的载体来传递文化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商品的剥削与亚文化的原创性划出界限来分离，亚文化崭新风格的包装与传播无可避免的要与商品的生产、包装、营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亚文化的颠覆与反叛的力量就逐渐被削弱，这就是商业的收编。周杰伦12年的音乐路程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理论。
当他刚出道时，无论形象还是作品无疑都是非主流的、颠覆性的，具有很强个性色彩与独立风格，又因为自身才华横溢加上作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因此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追捧，非主流的音乐逐渐的引领了新的潮流变成了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娱乐圈的浸染与媒体舆论的影响，当然也有周杰伦自身选择的原因，他的音乐作品由当年的天马行空、不拘一格逐渐向商业化、主流大众化的方向变去，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
独立音乐人不依靠商业炒作即使能受到欢迎也很难长时间流行，而周杰伦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却不得不考虑更多商业的因素，特别是当他自己当老板后，要考虑自己员工的收益，就更要向商业化的音乐迈进;同时，广告代言的增多、做音乐卖唱片不赚钱都使得这个当年一心躲在录音棚里写歌的音乐奇才开始一步步远离音乐人这个身份，开始向一个娱乐明星、电影明星、广告宠儿的身份转变。周杰伦对音乐的热爱终究抵不过大众传媒、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侵蚀，他现在的专辑歌曲俨然已经没有以前的创造力与革新力，变得更加的口水化与主流化，曾经一张专辑首首主打的音乐天才如今只能偶尔写出那么一两首好歌了。
而他的歌迷们也长大了，从单纯的学生时代走向复杂、世俗的社会，他们不会再为哪个明星偶像而疯狂，生活上的压力使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计，青年们曾经的叛逆也被时间和现实社会所改变，他们最终还是得面对现实，走上工作岗位，曾经的青年亚文化主体们最后还是拼命忙着挣钱，过着不同于理想世界的世俗化商业化的生活。
当曾经的青春偶像与青年们逐渐成长与成熟，青年亚文化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而成长后这些青年人们最终会变成社会的主流人士，当他们的下一代又有了新的亚文化和新的叛逆的青春偶像时，他们也会无法接受，这就是年龄代沟的形成。对于青春偶像崇拜，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认识它，青春偶像崇拜是当代文化生活基本矛盾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必然产生并存在下去的道理。成年人不必过分担忧亚文化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青少年也不能沉迷于追星等活动中荒废学业。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段时光是人一辈子最美好的与最难忘的回忆，而一个人青春时期的偶像、青春回忆的符号，比如周杰伦，他的音乐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样一位文化偶像，虽然无法超越时代也没办法避免被取代的命运，但是他却必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被人们所记住。当80、90后人到中年时，还是会想起和怀念年轻时哼唱的那些歌曲以及追过的那些偶像，那时流行便成为了经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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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适度崇拜名人有益健康 过度追星坏处多多 崇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在追星关系中，这种单方面的付出能够令人感到心情舒畅，情绪平和，有益健康。但是继续一边倒的单方面付出很有可能导致追星者变得病态。 本报综合报道 美国最新研究显示，适度崇拜名人有益健康，因为这种崇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但专家同时指出，过度追星只会让人走向病态的极端。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心理学家希拉·加布里埃尔针对名人崇拜现象进行了三项研究，主要研究目标是崇拜名人会否对崇拜者本身的自信心产生影响。 加布里埃尔女士说，早在七八年前，迈克尔·杰克逊因为恋童案接受审讯时，许多杰克逊的崇拜者赶去法庭现场支持他，当时她就开始思考：是什么驱使粉丝们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些举动能为他们自身带来什么？ 加布里埃尔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普通人能通过追逐明星名人获得那种好似融入名人生活的快感。疯狂地单恋名人还能为粉丝们带来一种独特的满足感。 追星能提高自信心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加布里埃尔和其他研究者一起进行了试验。她招募了348名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其中1/5的人承认自己迷恋名人到难以自拔的地步。 加布里埃尔让所有学生都填写一份有关个人自信心的问卷，问卷上有11个问题。拿到问卷后，她和其他研究者根据问卷上显示的志愿者的信心底线对其进行评分。 然后，她要求每名志愿者花5分钟撰写一篇有关自己最崇拜的名人的文章，目的在于开启他们心中的追星情结。最后，研究人员将同样的问卷再次发给他们，令其重新填写，以重新评估其自信心。 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原先在自信心量表上得分很低的志愿者在写了一篇有关自己所崇拜明星的文章后，再次做同一份问卷时得分大大提高，几乎接近了一开始就得分很高的志愿者的水平。 “因为人们在内心深处跟自己喜欢的名人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联系，所以能够吸收名人身上的一些特点，从而在想到那位名人的时候自我感觉会好一些，”加布里埃尔说，“而这一点是这些人在现实的关系中无法得到的，因为由于惧怕遭人拒绝，他们刻意与人保持距离。 过度追星坏处多 加布里埃尔指出，这一研究结果并不是盲目承认名人崇拜对于维持精神稳定的作用，即这并不意味着人非得需要追星来提高自信心。她说，凡事都有度，过犹不及，一些人因为追星而妨碍名人生活或者产生强迫症倾向就说明过度追星的坏处。 曾有研究发现，崇拜名人会降低一个人的自信心，因为无止境地向往和追求超出自己生活现实的生活方式最终可能导致一个人产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甚至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能力太差。 还有些人会患上“名人崇拜综合征”，其症状是偶像崇拜完全令其难以自拔，就像酒鬼和瘾君子对酒精或毒品上瘾一般。 前段时间轰轰烈烈的杨丽娟追刘德华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还有很多，你可以到百度里去搜多追星，肯定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不好的例子。 星辰社区 > 版面列表 > 教育园地 查看完全版本: 中小学生追星的种种弊端 作者：张正继 2005-4-26 20:32:00) 中小学生追星的种种弊端 中小学生追星的种种弊端 ☆ 张正继 “在现在的社会中，小学生至23岁向下的人没偶像不追星，会被别人看不起的。”这竟出自一个中学生之口，可见中小学生的追星情况。 少年期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乃至人格个性的培养、形成的关键时期，少年心中的榜样及其对榜样的摹仿、少年期的追求和行为，对你们整个的精神面貌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追星族们因为对明星偶像的崇拜，于是“爱屋及乌”，对他们的生活习性、爱好、穿着，甚至宠物都盲目地摹仿、追求、喜爱起来。比如他们刻意摹仿明星们的发式、衣着，到处打听明星们的嗜好，自己也学着去做。有一个少年听说某明星不爱吃某种菜，自己也就不再吃。这种盲目摹仿，并不利于少年道德品质的形成，甚至误入歧途，那就危害到少年的道德品质了。 弊端之一：为了追星、听歌，耽误了学习，这是追星的第一大害。少年期的孩子，如同一块干海绵，正处于吸取知识营养的最佳时期，而“追星族”们把本应该用来学习、做作业，参加有益的课余活动，阅读有益的书报的时间，都用来听了歌。上课也沉醉在自我编织的“追星梦中”，学习被冷落了，学习成绩普遍下降，有的学生竟然为了得到一个明星的签名而不惜旷课，在大街上等候，这严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弊端之二：不少少年，为了追星，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半宿半宿地听歌，整天昏昏沉沉地幻想，明显影响了少年正在成长发育的身体的健康，不利于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的追星少年为了追星，为了买彩照，为了买磁带，不得不节省早餐，有的甚至为了购买一二百元的演唱会门票，不惜去医院卖血！有些人把自己所崇拜的明星当成自己的恋人，害起单相思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弊端之三：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们一心追星，就难免有不法之徒混水摸鱼了。让坏人混水摸鱼，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上海某校一学生，出面组织了一个“黎明歌迷会”， 入会者，每人交会费20元，于是会员们蜂拥而至，踊跃加入。后来黎明到上海举办演唱会，歌迷会长说要组织歌迷与黎明见面，这更吸引了众多追星族、发烧友们，他们仍出了钱，满怀激情地眼巴巴地等着一睹黎明的风采。谁知一等两等，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不但黎明没会着，连会长也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所谓会长，原来是个，他歌迷的钱，携款逃跑。歌迷大呼上当，但为时已晚。 有人说，少年们的追星热是中学过重的课业负担的反弹，是初中生寻求摆脱学习压力的反应，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反弹也好，反应也好，总不能反过了头，走向反面。课业负担过重，的确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学校应切实加强音体美课，开展对身心有益的、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还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家长、社会还需配合学校，帮助他们正确对待偶像，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适度崇拜名人有益健康 过度追星坏处多多 崇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在追星关系中，这种单方面的付出能够令人感到心情舒畅，情绪平和，有益健康。但是继续一边倒的单方面付出很有可能导致追星者变得病态。 本报综合报道 美国最新研究显示，适度崇拜名人有益健康，因为这种崇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但专家同时指出，过度追星只会让人走向病态的极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心理学家希拉·加布里埃尔针对名人崇拜现象进行了三项研究，主要研究目标是崇拜名人会否对崇拜者本身的自信心产生影响。 加布里埃尔女士说，早在七八年前，迈克尔·杰克逊因为恋童案接受审讯时，许多杰克逊的崇拜者赶去法庭现场支持他，当时她就开始思考：是什么驱使粉丝们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些举动能为他们自身带来什么？ 加布里埃尔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普通人能通过追逐明星名人获得那种好似融入名人生活的快感。疯狂地单恋名人还能为粉丝们带来一种独特的满足感。 追星能提高自信心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加布里埃尔和其他研究者一起进行了试验。她招募了348名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其中1/5的人承认自己迷恋名人到难以自拔的地步。 加布里埃尔让所有学生都填写一份有关个人自信心的问卷，问卷上有11个问题。拿到问卷后，她和其他研究者根据问卷上显示的志愿者的信心底线对其进行评分。 然后，她要求每名志愿者花5分钟撰写一篇有关自己最崇拜的名人的文章，目的在于开启他们心中的追星情结。最后，研究人员将同样的问卷再次发给他们，令其重新填写，以重新评估其自信心。 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原先在自信心量表上得分很低的志愿者在写了一篇有关自己所崇拜明星的文章后，再次做同一份问卷时得分大大提高，几乎接近了一开始就得分很高的志愿者的水平。 “因为人们在内心深处跟自己喜欢的名人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联系，所以能够吸收名人身上的一些特点，从而在想到那位名人的时候自我感觉会好一些，”加布里埃尔说，“而这一点是这些人在现实的关系中无法得到的，因为由于惧怕遭人拒绝，他们刻意与人保持距离。 过度追星坏处多 加布里埃尔指出，这一研究结果并不是盲目承认名人崇拜对于维持精神稳定的作用，即这并不意味着人非得需要追星来提高自信心。她说，凡事都有度，过犹不及，一些人因为追星而妨碍名人生活或者产生强迫症倾向就说明过度追星的坏处。 曾有研究发现，崇拜名人会降低一个人的自信心，因为无止境地向往和追求超出自己生活现实的生活方式最终可能导致一个人产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甚至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能力太差。 还有些人会患上“名人崇拜综合征”，其症状是偶像崇拜完全令其难以自拔，就像酒鬼和瘾君子对酒精或毒品上瘾一般。 前段时间轰轰烈烈的杨丽娟追刘德华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学习成绩会下降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大众媒介上群星闪耀，“追星”热一浪高过一浪，致使某些偏激化事件及其更直观的消极后果常常出现，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人们的极大忧虑。例如媒体上常常见到这样的报道，某些青少年因迷恋某明星而痴狂，以致于耽误了学业、花费了家中的钱财、出现了心理问题，甚至有极端者上演轻生的悲剧…… 要求对“追星”现象给予重视并提供正确引导是社会的一致呼声。然而，首先对“追星”现象作出科学的认识，却是进行一切建设性导向工作的前提。 引发“追星”象的复合性动因 “追星”热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作为青年中的一种流行时尚，它的出现与蔓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文化氛围、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等方面的一系列动因。 开放社会里一个明星时代的来临。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开放，文化氛围逐渐宽松，人们精神需求日趋多样。尤其是由于社会行业类型和职业种类的扩充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的增多，为各个领域中新星辈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则为明星们的星光闪烁，制造了独特的“天空”。特别是在影视、音乐、体育等颇具大众文化性质的领域，祖国内地的明星频频诞生，港台的明星争相“登陆”，他们“一朝成名”，家喻户晓，由此形成了比其他领域的明星强大得多的轰动效应和名气资本。总之，一个明星时代的来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群星闪亮登场的基础条件。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效应。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世俗化代表了现代化起飞阶段一个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特征。世俗化的核心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强烈的现世取向，社会心态上表现为充分地肯定当下生活、肯定感官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世俗化的影响力促使社会中整个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小康社会的来临，随着消费文化正在以多少有些急促的步伐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台，世俗化正全面地展开着自身的内涵与形式，于是，就社会文化的整个格局而言，呈现出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的领域在逐渐缩小，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的地盘在日益扩大的态势。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变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这种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动取向。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这样的深刻变化：从注重集体向关注个体转变，由崇尚理想向重视利益转变，从强调节俭向尊重享受转变。这种价值观念变化使人们精神世界的偶像类型表现为：从崇拜政治型偶像、道德型偶像、神圣型偶像向崇拜成就型偶像、生活型偶像、个性化偶像的方向转变。这正是那些气质迷人、有所成就、富于情趣的明星受到当今青年青睐的重要原因。 传媒社会中大众文化的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广泛普及，营造了一种媒体社会，带来了一个传媒时代。大众文化就是借助于大众传媒进行扩张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愉悦性、感受性、消费性。而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其运行机制必然遵循市场规律，商品化则成为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尤其是当它与高科技媒体相结合的时候，便会更充分地展现出这些特征。大众文化的大行其道往往得益于消费主义的推动，科技创新所带动的传媒发展、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所带来的广告攻势，对消费主义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主义成为了大众文化的“天然燃料”。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参考文献 张毅，张颂颂编著，《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张毅，《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 杜润生著，《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胡必亮, 胡顺延著，《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 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 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人民出版社，2001 黄正瑞编著，《温州苍南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探索》，工商出版社，2000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秦晖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1998 吴天然著，《中国农村工业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徐志超编著，《农村工业化的思考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冯芷艳, 姚梅, 王晓毅，《中国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企业管理 辽宁省海城市赵堡村调查》，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李树琮著，《中国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汝信主编，《城市化: 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林广，张鸿雁著，《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钱文荣著，《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秦润新主编，《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刘传江著，《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陈颐著，《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南京出版社, 1998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 超级村庄 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一) [1]屈智芳.社会保障与女性职业发展[D].郑州大学2010 [2]朱力等着.社会学原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美)戴维·迈尔斯(DavidG.Myers)着，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5]刘杰，徐祥运编着.社会学概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6]李春凤.不同组织高学历女性职业生涯阻隔差异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7]程慧.我国女性职业结构研究[D].北京物资学院2009 [8]耿飞.社交网络中趣缘群体互动模式转换的影响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9]洪睿旋.微博环境下女性话语权的现阶段提升与再提升困局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0]张廷成.社会角色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退役运动员再社会化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1]赵雯雯.选秀类电视节目作为新型向上流动途径的社会学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3 [12]冉娟.公共部门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13](美)孙隆基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刘梦主编.小组工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5]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二) [1]刘泉红，刘健.国外中小企业政策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1(19) [2]赵玲玲.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11(08) [3]张彻.区域经济差异识别及预警研究[D].武汉大学2010 [4]李红艳.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J].数据.2011(08) [5]赵德余.广东积分落户管理政策的经验及其对上海的启示[J].科学发展.2013(08) [6]何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制度冲突与出路前瞻--基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经验[J].上海城市管理.2013(04) [7]李璐颖.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3(03) [8]李峰.我国中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武汉大学2013 [9]王文军.中国企业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研究[D].武汉大学2014 [10]肖红蓉.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D].武汉大学2010 [11]钟怀宇.城市化进程中非均衡性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02) [12]王本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13]刘国新.中国特色城镇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14]王建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合理预测方法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07 [15]叶玉瑶，张虹鸥，许学强，周春山.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J].地理研究.2011(12)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一鸣.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J].中国金融.2010(04) [2]刘梦琴.广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J].南方农村.2010(06) [3]姜达洋.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05) [4]昝剑森，刘扬.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与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06) [5]晏月平，廖炼忠.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6]窦金波.以制度创新推进城市化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9) [7]邢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浅议[J].大众文艺.2009(24) [8]李爱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完善--以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03) [9]周小刚，陈东有.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10]周弘.国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面面观[J].求是.2009(22) [11]周小辉，屈胜喆，夏沁田.论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J].科技创业月刊.2009(10) [12]鲁德银.土地城镇化的中国模式剖析[J].商业时代.2010(33) [13]鲁德银，王习春.试论中国特色城镇化新道路--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迁与城镇化政策[J].孝感学院学报.2009(05) [14]孟祥林.城镇化进程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论我国存在的问题[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15]田永坡.德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现状及改革趋势[J].行政管理改革.2010(04) 猜你喜欢： 1. 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2.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3. 社会学论文参考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5. 关于社会学论文
1、受众人群专指广告等服务面向的对象。是具有某共同特点的一类人群。如某杂志的读者群体集中在18～35岁之间，即这本杂志的受众群体是年龄在18～35岁的人群。 2、受众人群 从文学理论上讲,就是读者,接受作家作品的人群；从传播学上讲,就是听众或者观众,接受新闻传播的人群；从广告学上讲,就是广告所针对的对象。
中国的话去大型图书馆，大型书店，网上。日本的话就简单了
日语虽然为一门语言,但高校在进行日语教学的过程中,却不能将日语单纯当做一门语言来讲解,让学生仅了解日语的使用 方法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语语言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从日本古典文学看日语文字的形成及其发展 》
一种文字的产生绝非一两句话能够简单的表述出来，不管是何种文字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千锤百炼形成的。作为人类智慧与 经验 的集合体，文学作品是文字记载的手段得以流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日语文字的研究， 文章 主要从日本古典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一、汉字的传入及万叶假名
公元四世纪，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以口头语言为主，没有文字。汉字的传入开始日文章字的出现。也使得日本大量的古代神话、歌谣、 传说 得以记录保存。随着佛教、儒教等 文化 思想随着文字的传入，进一步的促进了日文章化的繁荣。而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如何被接受与利用，是研究的一个重点。
《古事记》是日本第一部文字记载书籍。公元712年前后，日本天皇命令太安万侣对稗田阿礼习诵的历史资料用文字进行记录。该书中，记录了自创世以来至天皇时代的历史及神话传说。之后，相继出现记录创世神话以及天皇统治历史的《日本书记》和对风土民情记录的《风土记》。以上三部著作都是采用汉字进行记录的，只是在汉字的功能使用上存在差异，很多地方采用变体的汉文字，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在学习韩文字时，以日本式或者是生硬的表达造成的，该文体不是纯正的古汉语，因此也成为变体汉文;书籍中的歌谣所采用的文字后来被称之为“万叶假名”，该文字不是纯正日语中的假名，是在完全背离汉字意思的基础上，将汉字作为表音符号进行使用对如本固有词汇的读音进行表示。《万叶集》中大量的使用“万叶假名”，如“安米”表示“めめ”(读作ame，“雨”的意思)。由此可见，古代日文章学中，主要是采用汉字记录、汉文撰写的，主要是由于汉字传入日本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日本本土文字。对“万叶假名”和变体汉文的应用，表现出古代日本人使用文字的一种倾向，在记录历史资料时，采用汉文记录，而对于抒情类诗歌的记录多以假名进行。“万叶假名”的应用也为以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平假名的形成
平假名是在公元九世纪前后产生的，而将其称为假名也是后世出现的，最初称为“女手”，主要意思是女子使用的文字。有假名既有真名，真名也就是汉字。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在假名出现之前，日本书写所采用的文字只有汉字一种，在官方记录和历史文献记录中管饭的得到应用。受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朝廷中以男子为官为主，仅有小部分贵族男性才有机会学习汉字，对于当时的如本人而言，汉字是一种艰涩难懂的文字，所以百姓及女子很难接触到汉字的学习与使用。由于家庭式的私塾教学，为贵族女性的学习提供了机会，略有学识的女子在偷学汉字的时候，为方便记录，往往书写的比较潦草，简化了汉字符号，形成“女手”，也就是后来的“平假名”。平假名的应用一度受男性的排斥，但其由于简便书写受到文人的亲睐。
三、片假名的形成及发展
与平假名不同，片假名来源于汉字的楷书，取出负荷声音的汉字的一部分进行简化而来，是为了训读汉文而出现的，尤其是在佛经传入日本后，由于佛经全部是由汉字书写而成，日本的僧侣及文人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受发音不同的影响，为了记住汉字的日语发音，阅读者在该字旁，加注一个汉字进行表音。由于字间距的空间有限，因此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代替该汉字。就形成了最初的片假名，主要是以表音符号存在。到公元十世纪，片假名发展为独立的文字。由于该文字主要用于佛经阅读中，很受僧侣的亲睐。到公元十一世纪，片假名被广泛的用于记录一般性文章及诗词歌赋中。古典文学中，第一部采用“汉文训读”文体的文学书籍是公元12世纪出现的《今昔物语集》，也就是在汉字旁边用小字号的片假名进行标注，由于书中数千 故事 都是以“今ぃ昔”开头，以“卜ナ厶语リタヘルヤ”作为结尾，因此被称为《今昔物语集》。至此，片假名已经不单是作为表音符号，已经成为文章一种文体，有其固定的语义存在。平假名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候，现有的片假名文字主要是在明治时期确定下来的。二战之后，日本对文字的使用进行了规范，规定平假名和汉字混合书写主要用于普通文章，而片假名用于拟声词、外来语等的表述。至此，日语文字的使用规范得以成型。
四、结束语
通常情况下，认为日本是一个对外来文化善于接受和吸纳的民族。而对于古代日本而言，一致在效仿文化繁荣、历史悠久的邻邦中国。从文艺思潮到政治制度，从城郭建筑到水稻 种植 ，古代日本从中国大陆文化中接受了无以计数的养分，充分的进行吸收，促进了日文章化的兴盛和繁荣。文字作为日文章化发展的基础，从变体汉字到万叶假名、平假名、片假名，日语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日本古典文学充分的反映出了日本在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
《 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探究 》
摘 要：中日属于邻邦国家，两国在文化基础层面上有着鲜明的共同性。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日本文化及其语言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国家语言文学中的主流意识与社会文化进行了探讨，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本文就日语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及其特点进行简要概述，并与日本典型的社会文化与语言文学案例相结合，对日语语言文学中蕴含着的家园意识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希望对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
1.前言
由于日本与我国属于近邻关系，所以两国文化发展底蕴较为深厚，共同点较为广泛。日本文化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期影响与熏染下，遗留有我们很多历史文化符号与印记。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西方国家掀起的资本主义思想潮流使日本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西方文化印记也十分明显。所以，日本社会文化在我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国家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语言文学成为我国各个高职院校日语专业学生必修课程。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主题思想、发展规律及特点进行有效分析，能够掌握日语语言文学蕴含着的主流意识及其形态，使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体系更加的完善。
2.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
从日语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角度来看，远古时期，日语语言文学长期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下，遗留由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与鲜明的文化烙印。进入二十世纪而后，日本国家挣脱了“闭关锁国”的束缚，积极引进希望国家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日语语言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语言文学时代标记较为显著
我国汉语发音、拼写与日语有着很大差异，所以日语语言文学有着鲜明且独特的时代标记。例如，在抒情诗歌创造上，公元时期，日语抒情诗歌主要由三十一个音节组合而成，并通过短歌形式展现出来，而十七世纪，日本抒情诗歌从原来的三十一个音节缩短为十七个音节，使得骈句表现力变得更强。由此可知，日本语言文学主要是新形势与旧形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下形成的。
2.2语言文学社会特征较为强烈
从早期与近代日语语言文学典型著作中可以发现，其语言文学社会特征都较为强烈，是日语语言文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特点。尤其是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著作，能够将日本国家某个时期社会状况进行充分揭露，并将国民对社会疑惑、对未来向往充分反映出来。由于日本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所以其国内语言文学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远古时期，日本语言文学著作开始向着城市化方向发展，京都作为日本经济、经济与文化较为集中地方，所以很多日语语言文学著作都将日本京都作为创作背景。江户时期，武士被当做为日本国家新延生的贵族，其中很多参与日语语言文学创作武士，使日语语言文学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个时期经典语言文学著作主要有《古今著闻集》与《今昔物语》，其中《今昔物语》由芥川龙之介所创作，其在日本古典语言文学熏染与影响下，以历史小说作为创作题材，以国民喜而乐见的社会故事作为创作原型，并利用借古喻今方式，能够将现实与人生充分反映出来。
2.3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较为浓厚
从日本国家社会 传统文化 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国家非常注重家庭，认为家庭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础，也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所以，日本国家早期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具有浓厚的家园意识，尤其是以离愁、思乡作为思想主题的抒情诗歌，将人们对家庭思念、眷恋及向往充分表现出来。而从日本国家近代史来看，国民受到战争严重摧残，家园在战争中受到破坏，所以这个时期的日语语言文学，能够将日本国民对家园深深的眷恋之情充分表现出来。由此可知，日本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以家园作为创作题材，同时赋予了日语语言文学鲜明的创作特点。
3.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及其特点
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可知家园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题材，而本文也将从其创作题材出来，对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进行分析与研究。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具有“安宁”的象征意义
从传统日语语言文学至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很多日语语言文学家将家园塑造成具有“安宁”意义的象征。“安宁”不仅象征着人们安逸的生活，同时也象征着人们宁静的内心。从日本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发展过程中并不顺利，自日本国家挣脱“闭关锁国”枷锁后，日本国家特有的农耕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而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形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日本国家传承下来的农耕社会文化，能够给人带来安宁与安全感，当这份安宁感被破坏后，日本国家在给世界各国带去战争灾难的同时，也给国内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浩劫，这时日本国内民众对家园向往与渴望不断增长，从这个时期日语语言文学著作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当世界二次战争结束之后，很多日本语言文学家创作的语言文学著作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家园悲剧色彩，由于残酷的战争，很多家庭骨肉分离，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二战期间，日本国家涌现出很多女性文学家，如津岛佑子，通过细腻描述方式，将自己失去家园、失去亲人悲痛之情充分抒发出来，并对家园抱以新的向往与希望。《安魂曲》由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所创作，将人们对家园安宁感的向往与渴望进行了描述。
3.2具有“缩小”的意识特点
“缩小意识”属于日语语言文学较为典型的一个特点。在日本国家，很多语言文学作家喜欢将大的认知、观念及事件缩小，即缩小至一个家园中，并采取以小见大表现手法，将其对社会感知，对人生领悟表达出来。通过这种表现方式，能够将日本国民社会生活映射出来，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精致生活，从生活环境到院子布设、饮食文化，都能够将缩小条件下完美展现出来。在日本语言文学作家笔触下，能够将家庭缩小，并蕴含着浓厚的亲情，达到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而很多现代学派的日本创作家，将家园庭院作为重点描述对象，而庭院也是现代化居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庭院规划设计到整体布置，都能够将日本国民生活观念及文化观念集中展示出来。日本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塑造了很多典型“庭院”，而庭院摆设物品也具有深刻的象征含义，都集中在庭院这个小小的环境中。所以，家园中的“缩小”意识，能够将日语语言文学与 社会实践 进行有效结合，使得语言文学更加的真实。
4.结语
家园意识作为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能够将日本国民对美好家园向往与追求充分体现出来。从中可以明确日语语言文学多以家园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将日本国民思乡之情作为创作主题思想，从而引发日本国民的共鸣。因此，我国在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可以从其家园意识角度出来，对完善我国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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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标注方法采用上标上标[1][2]这种方法就可以了。参考文献用你举例子的那种样子没问题。 我当年就是这么写论文的。。。。
“维基百科”首页选择日语，进入日语版以后再搜索“红白歌合战”。资料比较详细。应该多少能帮上LZ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