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建设论文社区建设论文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摘要]在剖析社区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完善城市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建立文化资源共享、共建机制，加强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健全社区文化管理政策法规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措施。[关键词]社区文化 对策 社区建设1 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意义1.1社区文化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同样社区文化也是人们在特定的区域内，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其目的在于丰富社区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因此，社区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形式。有形的社区文化表现为社区文化设施、社区环境、社区文化活动场所等。无形的社区文化，即是指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与创造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验等。1.2社区建设所谓的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充分调动社区群众的力量，依靠社区的资源，通过互助和自治的方式，整合社区功能，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健康等协调发展。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对于社区整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2.1管理机制不健全，主体缺位从1999年民政部进行社区建设试验开始到现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刚刚十个年头，许多相关工作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现有的社区建设思路，基本上还是以行政强制为主，并没有真正实现社区自治。有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把社区文化建设纳入到社区建设的整体考虑之中，没有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主管部门，更谈不上进行社区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有的地方政府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采取“重心下移”的管理方式和“以块为主，融条于块”的组织设计，这无疑加重了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任务，然而街道办事处并不能完全胜任。于是街道办事处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区文化建设的任务分派到各个社区居委会，结果这又导致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疲于应付街道办事处分派的各项任务，社区文化建设行政色彩浓厚，无论是从思路、步骤、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没有真正从社区居民实际需要出发，社区文化活动流于形式。2.2资金筹集渠道单一，投入不足经费是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物质保证，没有经费支持，社区文化活动很难维系。当前，受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与管理中政府主导机制的影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社区文化的管理资金依赖于政府财政下拨的款项，投入主体呈现一元化的特征。同时，基层社区由于长期过度依赖政府，使社区文化管理资金一直采用向政府“等、靠、要”的消极方式，未能积极整合社区内的各类资源（如驻区单位、企业的资金、场地支持）、开拓多种社区文化资金筹集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努力实现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化运作机制。2.3工作队伍结构不合理，人才匮乏社区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文化人才队伍是搞好社区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各地在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还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3 推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措施3.1完善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完善城市社区文化管理机制是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条件。只有理顺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文化管理中的关系，明确两者在社区文化管理中的地位及职责分工，才能有效避免目前多数社区出现的文化活动行政化，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效果的不良状况。第一，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社区居民。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的决策、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全过程，社区文化才能真正体现所在社区的特色，符合该社区居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才是真正的富有生命力的社区文化、群众文化，而不是千篇一律、流于形式的所谓“社区文化”。第二，确保社区居委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不被行政任务所束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文化的主体，希望参与到社区文化管理的全过程，但由于其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无法实现，必须通过社区居民的代表——社区居委会来行使自己管理社区文化的权力。因此，保证社区居委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明确其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及其与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即两者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能够使社区避免疲于应付街道下派的行政任务，进而有效保障社区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三，明确政府在社区建设中是“掌舵者”，但并不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虽然从对社区文化资源的调配方面看，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但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划桨者”变为“掌舵者”，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起引导作用，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把握方向，而不是事无巨细、全盘直接管理。3.2整合城市社区资源，建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资金短缺。无论是社区文化设施的购置、添加，社区文化场馆的建设，还是文化设施、场馆的管理与维护，社区文化人才的引进、培养都需要资金，而且城市社区居民对文化方面的需求正日益强烈，由此可知，社区文化建设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然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投资体系则是政府一元独大，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社会资本想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却无相关渠道，与此同时，社区所辖范围内的某些单位和企业相应的文化资源充足，经常出现资源的周期性闲置（如学校的体育场馆、图书馆等）。因此，整合城市社区资源，建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拓宽社区文化资金的来源渠道是解决社区文化资金短缺的有效途径。3.3加强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文化人才队伍是搞好社区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第一，应重视抓好专业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以往社区文化管理人员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兼任，由于时间、精力等方面的限制，通常难以将社区文化活动深入开展下去，因此，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参考文献：[1]王青山.社区建设与发展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2]李慧.我国社区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探析.消费导刊,2008,(8).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及对策思考摘要：社区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文化建设又是社区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都离不开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城市社区文化功能的发挥。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蓬勃兴起，社区文化建设也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本论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从多方面着重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文化；和谐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commun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Abstract: The community is the newly emerging things which in our country modernization and the urbanized advancement emerge.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s also the community construct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city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one which of important contents the urban community constructs. Constructs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affluent society cannot leave the city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lso cannot leave the city community culture function the display. Vigorous starting which constructs along with 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lso obtains the fast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many problems. The present paper from sociological angle embarking, from various has analyzed 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ence question emphatically, and aimed at these questions to propose the countermeasure and the suggestion.Key word: Urban community; Community culture; Harmonious community culture;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s目 录第1章 前言………………………………………………………11.1研究的目的和意义………………………………………………………1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问题……………………………………...…………11.3本课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思路………………………………………2第2章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及其功能……………...…………….32.1社区文化的概念…………………………………………………………32.11 社区的由来……………………………………………………………32.12 城市社区的含义………………………………………………………32.13 社区文化的含义………………………………………………………32.14 城市社区文化的含义………………………………………………..42.2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42.21 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市民…………………………………………..42.22 构筑具有特色的社区形象文化……………………………………..42.23 充分挖掘社区的文化资源…………………………………………..42.24 繁荣发达的文化产业………………………………………………..42.25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42.3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52.31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52.32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 ………………………………………….6第3章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存在的主要问题……………….83.1 社区文化建设动力不足…………………………………………………83.2 社区教育功能弱化，参与和认同意识薄弱……………………………83.3 主管部门不明确，各种关系没有理顺…………………………………93.4 有关法律法规没有建立和健全…………………………………………93.41 新体制下的街道办……………………………………………………93.42 规定与建设不同步……………………………………………………93.43 经费无法律保障………………………………………………………9第4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114.1 加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114.2 广泛吸纳社区文化建设资金……………………………………………114.3 提高群众自组织能力和参与决策的能力………………………………114.4 政府应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124.5 制定和健全有关社区文化建设的法律法规……………………………12结论…………………………………………………………………..14致谢…………………………………………………………………..15参考文献……………………………………………………………..16第1章 前言1.1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城市社区文化是城市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在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不仅具有整合社区资源，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具有引导价值观念、传承文化成果、规范行为方式，从而增强人的满意度、归属感、疑惧力等重要功能和作用。加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发挥社区的示范作用，进而有效地辐射、带动整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这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必须对其进行现实性的对策研究和分析，这也是本人开展此项研究的目的之所在。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问题社区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伴随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早在1887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F.)就发表了有关社区研究的著作，叫《社区与社会》，由此奠定了社区研究基础，“社区”一词由此流行开来了。社区研究在西方国家受到很大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纠正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情失落等社会问题。这期间产生了很多对社区研究有着深远意义的理论，如：以研究都市社区而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以文化和价值观为研究重点的社区文化区位理论；以研究居民相互间行为为主的社会互动理论等。这些社区理论的研究重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社区的事要由社区政府为主来办。这是社区组织结构决定的，是社区成员的共同利益决定的，也只有社区政府才能有效地协调驻社区机构和社区成员进行社区参与，建构共同的社区文化，进行社区整合。我国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重新起步，不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对策研究上，不仅落后于世界水平，而且也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 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面对国家进一步开放，面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多样性要求，社区文化建设究竟怎么搞，不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研究问题。如何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社区文化建设经验，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和研究。我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国情，又处在快速的变迁过程，我国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将会对世界社区研究提出很多有创新的观点、思想和理论。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似乎表现为：1、关于社区方面研究的理论很多，但是对社区文化建设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很少，且许多理论都具有局限性或者不适应中国国情。 2、很多学者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探析不够透彻，不够全面，多为表面现象。3、对策建议各抒己见，方式方法繁多，概括性不足，缺乏可操作性。1.3本课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思路本文拟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解决以下主要问题：从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以及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构建的目标下的地位、作用以及重要意义出发，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入手，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探析，并针对性提出可行性对策与建议。本文的基本思路：本人拟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大量查阅参考文献资料并与导师和学友深入交流，形成对我国社区文化建设中产生的问题的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第2章 社区文化的涵义为了能够开展关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我们必须对社区、社区文化、城市社区文化等几个概念作出界定。2.1 社区以及城市社区2.11社区的由来最先使用“社区”的是英国学者H•S•梅因，他在1871年的 《东西方村落社区》中提出。而将社区运用于社会学研究的是德国斐迪南•藤尼斯在其1881年的《共同体社会》中，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活着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而将“社区”一词介绍到中国来则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解释，社区就是“通常指以一定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它至少包括以下特征：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较密切的交往。”2.12 城市社区的含义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一定地域中 ，因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共同体 ，是介于城市居民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中间层。2.13 社区文化的含义从广义上去理解，社区文化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文化成果。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就认为：“文化的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 如果将社区文化作为一个建设过程,则偏重于对社区文化狭义的理解,特指城市社区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非物质要素的总和,具体而言,是指为社区成员所共享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精神文化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有机凝聚而成的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具有满足社区居民社会交往和文化创造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功能。2.14 城市社区文化的含义城市社区文化是城市社区居民在特定的区域内、在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 。城市社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在诸多相关的社会结构要素中,由于地域性的关系,城市社区文化与城市的社会结构变迁尤，社区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城市社会结构调整以及人口异质化发展的趋势，使不同的人群会向不同的地域集中，形成越来越多的同质性社区，从而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取向的城市社区文化。2.2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的文化建设搞好了，城市的文化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要加快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首先要明确城市社区文化的内涵。根据我们自己的实践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大致有以下共性。2.21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市民这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市民是社区的主体，是社区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也是社区文化的载体。社区市民的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只有拥有现代素质的市民，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现代化。2.22构筑具有特色的社区形象文化社区形象文化主要指社区的外观形象，在形象文化中，标志性的文化是提升社区品位的关键。所以，社区都应该有一到两个支撑形象文化的标志性建筑。2.23充分挖掘社区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社区文化品位的重要表现，是一个社区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社区成为文明社区的独特的文化优势。2.24有繁荣发达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既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社区的文化品位。2.25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群众文化，既指城市市民之间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也指一些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文明社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节庆文化活动，对提高社区的文化品位，养成群众的文化意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江汉区长年坚持开展的“五月的鲜花”、“武汉之夏”、“金桥书评”等群众文化活动，已成为了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2.3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2.31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地位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文化已成为评判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中心的城市，是现代文明最集中的体现，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文化建设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现代化的成败所在。一 文化是维系现代城市生存的基本要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的重要居住区 ,集中了人类活动最多的部分。城市的发展中 ,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许多城市 ,单纯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本 ,重视财富的积累 ,在许多城市 ,传统工业企业破产、人口过度膨胀、土地过度承载、居住条件恶化、文化设施稀少、休息场所不足、闲暇时间被占用、犯罪率上升、安全感下降等情况集中体现了“现代城市病”。特别是随着现代化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 ,大城市、特大城市中人口过度密集 ,城市环境的恶劣 ,许多城市日趋衰落。只有利用文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才能使城市焕发新的活力。二 文化是促进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现代城市 ,需要有一定的产业支撑 ,以提供必要的财政来源 ,用以发展人口增加所必需的住房、道路、教育以及生活必需品 ,特别是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没有一定的产业支撑 ,城市根本不可能发展。过去 ,城市发展产业主要依靠重化工业 ,但发展重化工产业 ,会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 ,特别是会破坏城市的生态平衡。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仍然用重化工业来维系城市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实践证明 ,工业化过程中的世界大多是由于过度的发展 ,污染严重 ,交通等生活设施极度紧张 ,如英国伦敦、德国鲁尔区、美国底特律、墨西哥城等城市都被认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二十世纪后期各国都开始探索新的城市建设模式 ,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积极发展绿色行业 ,有关资料表明 ,在美国 ,体育经济的收入 ,超过了石油工业与证券交易所的收入之和 ,至于以历史文化遗存、自然景观和文化服务为基础的现代旅游业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发展现代城市的支柱产业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解决环境与发展的最佳办法。2.32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城市社区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它不仅具有整合社区资源、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具有引导价值观念、传承文化成果、规范行为方式，从而增强人的满意度、归属感、凝聚力等重要功能和作用。一 培养社区公德和树立良好的社区风尚社区的文化建设通过在社区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良好的行为规范,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修养,使社区居民正确地认识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人、家庭与社区等各种关系,使社区形成健康向上和互相关爱的文化氛围,并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培养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情心和奉献精神,从而树立起居民良好的社区公德和家庭道德,养成高尚文明的社区风尚。社区文化建设所具有的这种社会价值导进的功能 , 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二 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社区心理的重要因素, 是指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们出于对自身生活安全和生活质量提高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所在生活地域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维护、保护意识。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建立各种文化设施, 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居民参加社区的文化生活, 可以有效地从心理和文化层面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使他们能从社区的文化特质中,认识自己生活的社区,认同自己生活的社区,进而能热爱社区,贡献杜区。社区文化建设有着特殊的社区整合功能,可以有效地促进社区内聚力的形成。三 融洽社区的人际关系,增进社区群众之间的感情社区的文化建设通过各种有益健康的社区文化活动吸引人们走出封闭的自我空间,让社区居民在较少功利色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中,交流感情、缔结友谊、互相鼓励、感悟人生,从而使人际关系融洽和谐。社区文化教育活动还可以和专业性的社会福利服务相结合, 在个人家庭层面开展各种心理辅导和个案服务, 以舒缓个人和家庭的心理压力,增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四 传承和创新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掘和发挥社区优秀的文化传统, 保护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 , 使社区成员在共同参与社区文化生活中传承社区特有文化, 并通过自身的活动与创造, 为社区的文化增添新的内容和成果, 使社区文化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社区文化建设具有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的 , 是通过社区成员广泛的参与共同实现的, 因此社区文化传统一旦形成, 便可以保持地方特色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五 塑造良好的社区形象良好的社区形象是社区宝贵的无形资源,借此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为社区发展、社区建设不断提供动力。塑造社区形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就其性质而言,塑造社区形象本身就是一项文化创新工程。例如,建设好社区形象的标志系统,建筑物的布局设计和建构,各类服务设施的配置,街头雕塑,小区绿化、人文景观、公共设施、文化场所等,都应充分显示出社区的特色,成为社区形象的标志物。塑造社区形象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社区文化建设。六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社区文化对当代社区建设的又一促进作用, 还表现在对社区经济发展增加明显的促成影响。社区文化建设项目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培养就业技能, 既解决社区就业问题, 又为社区提供各层次、全方位、系列化的服务。由于文化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大连等城市，已将发展文化放到促进城市发展的基础地位。可以预计,不远的将来,在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把发展文化建设摆到更加出的位置。第3章 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3.1 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动力不足目前,不少地方对社区文化建设仍存在畏难情绪,以缺资金、缺场馆、缺人才为由,被动观望,消极等待。但创建经费的不足,并不能为这些地方在社区文化建设上的无所作为开脱。没有改革意识,缺乏开拓精神,不积极努力去创造新的机制,漠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看不到群的巨大创造力,是制约这众中蕴藏些地方社区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社区文化建设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误区,诸如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片面理解,认为无非是组织群众说说唱唱、跳跳蹦蹦;重硬件达标,轻软件建设;重物质环境的改造,轻人文环境的营造;重形式、轻内容;重表象、轻实质。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矫正,社区文化建设就难以向纵深发展,其已有的成果也难以巩固。3.2 社区教育功能弱化，参与和认同意识薄弱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该具有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灌输社会价值观念、传授科学技能等重大功能，能够有效凝结来自不同区域、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它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培育具有不可估量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当前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这种社区居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教育方式还是很少见到，更多的是注重通过有关部门、党的组织以及社会群众性组织来从事文化价值观的灌输和培育，而这种教育方式的效果往往不明显。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只要是由政府即行政权力的推动所造成的，这就使得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仍是以动员型参与为主，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这容易导致社区居民在动员式参与面前，要么采取随大流或被迫服从的消极心态，要么造成一种逆反心理，不利于培养居民独立思考和理性评价的能力，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难以产生。社区认同意识是凝聚社区居民人心的基础性前提。由于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城市社区居民彼此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疏离感，部分居民(往往是有一定地位的国家公职公务员或比较富有的所谓“白领”阶层)有一种不屑与社区其它居民来往的优越心态 。他们对社区共同利益的关心程度十分冷漠，从而使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乏牢固的文化心理基础。3.3 主管部门不明确，各种关系没有理顺从1999年国家民政部进行社区建设实验开始，到现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时间仅仅过去了9个念头，许多相关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现有的社区建设思路，基本上还是以行政强制为主，并没有真正实现社区自理。有的地方并未把社区文化建设纳入社区建设的整体考虑之中，没有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主管部门，更谈不上进行社区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这就造成了“上热下冷”的局面。按照现有的社区建设情况，民政局主要负责社区的划分；体育局主要负责社区的文体活动；文化局主要负责社区的群众文化。另外，社区的治安、计划生育、安全等分别由不同的行政部门主管。于是，在社区之中，工会提出要有工会之家，妇联要有妇女中心，共青团要有青年之家，老龄委要有老人俱乐部，老干部要有老干部活动中心，文化局要有文化馆、文化站、图书室，残联要有残疾人活动中心，民政局要有社区服务中心等等。而且都有各自“条条”的正式文件作为依据，都规定要有多少平方米，这些中心功能复杂，设施简单。这样政出多门，各行其是，谁都在管，可是谁都不能负责，造成了现有文化教育资源的浪费，难以产生整合效应。3.4 有关法律法规没有建立和健全3.41 新体制下的街道办在新体制下，街道办权力行使与监督没有依据。转变政府职能，实行重心下移，是社区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实行的是“重心下移”的管理方式，进行的是“以块为主，融条于块”的组织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有的条块分割矛盾。但是“重心下移”后的各项职能，街道办并不能胜任。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架构，目前还难以找到街道办行使“下移”职能的权利法律依据。同时，“重心下移”后，谁来有效监督不断膨胀的街道行政权力和财政盘子，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3.42 规定与建设不同步是对于新出现的社区建设方式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如对于社会力量，尤其是私营企业主投资社区文化建设的管理缺乏具体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3.43 经费无法律保障在调查中我们感到，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当地领导的重视，尤其是一把手的重视直接相关。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建设经费的经常性和制度性拨款，往往会因为主管领导的位置和注意力变化而发生变化。
即政府要加快改革 进程、居委会自治功能缺位，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 社区制的萌芽而发展、参与渠道，肯定了居民参与取得的进展、政府 职能和角色定位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历史传统因素，这些问 题严重制约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其次，强化居民参与的外推力量、参与内容、以及社区法制环境的不健全等；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介绍 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居民参与，因此在社区 治理中居民参与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治理理论强调主 体的多元化，是我国城市基层权力重组的重要环节，居民参与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居民参与的内源式发展。首先介绍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最终建立多元主 体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本文在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对社区 治理中居民参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主张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形成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针对以上 不足和原因，在梳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的兴起与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加大对多元主体的培养力度，阐述了社区 治理和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居民对社区的依赖和利益相关 度低，同时也指出了在参 与主体，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 的居民参与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参与意识和能力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加强和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 参与、参与期望与参与现实的矛盾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提 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近年来，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县级党委政府舆论宣传的重要平台，逐渐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下是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概述： 国内研究现状：（1）相关理论探讨。研究者在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时，对于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方法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2）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一些研究者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促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3）对策建议和思考。一些研究者从实践出发，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和思考，如如何提高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如何加强与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如何加强舆论引导等。 国外研究现状：（1）媒体与公共事务的研究。国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媒体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公共决策的透明度和效力。（2）媒体与社区治理的研究。国外研究者认为，媒体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社区民主和公共参与，可以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3）新闻媒体与公共服务的研究。国外研究者认为，新闻媒体可以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服务，可以促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可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接地气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大家都开始做最后的毕业设计了，一般做毕业设计前都会要求先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特点是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
一、 综述本课题国内外发展现状与趋势，说明选题依据及意义
(一)国外发展现状与趋势
国际社会对社区的关注自19世纪末期横扫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的社区睦邻运动开始，世界上的第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是由英国的巴纳德在伦敦建立的。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使用“社区”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1881年他将德文gemeinschaft(一般译为共同体、团体、集体、社区等)一词首先用于社会学。从滕尼斯提出到现在，社区的涵义已发生很大变化。社区研究虽然起源于西欧，但在美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有关社区理论的研究大致包含两类：一类是社区本身的静态研究，一类是对社区发展和建设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的动态研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有：社区人文区位理论、社区权力理论、社区社会关系理论、社区变迁理论和社区行动理论。
目前国外有不少国家的社区发展格局特色，但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却大致相同，主要是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居民。社区建设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关系各具形态，表现出自治型、政府主导型和合作型三种模式。在国外众多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较为突出的有：宜以美国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模式。
在宏观层面上，国外城市社区管理将会呈现三大趋势：一是社区管理日益全球化、国际化；二是社区管理逐步转向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是社区发展与社区建设日渐趋向融合。
在微观层面上，国外城市社区管理也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组织体系趋于自治化、公众化；二是社区经济管理趋于市场化、多元化；三是社区管理日趋法制化、规范化。
(二)国内发展现状与趋势
国内对于城市社区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①社区建设的良性运行机制尚待建立和完善；
②经费投入不足，社区设施不够完善；
③思想观念陈旧，相关法制不健全；
④老社区功能混乱，新建社区缺乏生活气息；
⑤现有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社区发展新要求。
尽管到目前为止城市社区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国内仍缺乏真正贴近国情、具有指导力的理论，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城市社区建设在蓬勃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我国社区管理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国内很多专家和学者开始专注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地的社区管理理论，意在将国外先进的社区管理理论“本土化”，应用到社区管理上，尤其是城市社区管理。
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和总结，我国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一是以上海卢湾区五星桥街道为例的行政侧重型模式；二是以沈阳市春河社区为例的自治型模式；三是以武汉市江汉区社区为例的混合型模式；四是一会(分)两站的“盐田模式”。这四种创新模式各有千秋。上海行政侧重型模式有效克服了“条块分割”关系，但并没有改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居民社区参与度不够。沈阳自治型模式形成了“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互动运行机制，理顺了条块关系，但政府角色“越位”与“缺位”并存，资金供给与运行机制也还不完善。江汉混合模式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建立了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但是仍存在行政化倾向，低配套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也与日益增长的居民需求不相适应。直到2005年，深圳“盐田模式”的出现，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管理和建设的创新成果工作有了近一步的发展。这种“一会(分)两站”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回归到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原位。同时让政府提高了执行能力又降低了行政成本。当然这种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政府在社区仍然保留着行政末梢，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
综合以上四种模式的利弊，我觉得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都无法体现自治性。国内未来城市社区管理的趋势：国内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会不断创新，城市社区管理工作新格局会更加完善，正如吴新叶(2008)所说“社区发展的组织日趋自治化、公众化”，“社区发展的管理日趋市场化、多元化”，“社区发展的手段日趋法制化、规范化”。围绕和谐社会的标准建设的城市社区必将呈现多种新形式，例如服务型城市社区、自治型城市社区、学习型城市城市社区、数字型学习社区和生态型城市社区。
(三)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第一，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城市社区实践远远走在理论的前头，因此综合研究方法，形成新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综合能力的理论方法体系，就成了推进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理论任务。杨团(2002)曾总结说“城市社区管理在国内的发展缺乏创新和自治性，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城市社区管理方面的自治研究水平，使研究更上一层楼，为未来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王永平(2008)指出“社区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社区建设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载体”，“社区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广阔舞台”，“社区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微观体现”。 本文从社区入手研究城市社区管理，有助于响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号召，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三，在市场经济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滞后，呈现出社区居民日渐增长的社区参与需求和社区服务需求同滞后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方法的矛盾。
第四，安东尼·吉登斯说过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成为了可能，还变成了必须。“社区”意味着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
本文通过对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a社区的管理模式和方法的研究，不仅可以对其自身的管理提供帮助，也可以对其他的相关社区提供参考。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助于推进城市社区的建设，揭示城市社区目前发展的问题根源，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应对措施。
新时代基层治理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以下是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要概述：国内研究现状：1. 重视基层治理的理论建构：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始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对基层治理理论体系进行了构建和完善，重视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基本模式，如"两委制"、"普遍参与"等。2.强调创新机制：研究者提出，通过创新机制，强化基层网络建设,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基层民主、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3.专题报告和政策文件：在许多重要报告和政策文件中，国内政府明确提出深化基层治理，实现依法治理和基本民主政治建设。国外研究现状：1.制度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在基层治理方面往往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例如，发达国家注重法律规范、民主制度的建设，强调可以通过制定有力的法律规定来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等。2.技术创新研究：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或者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优化基层治理，提高治理效率也成为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3.案例研究法：还有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基于案例研究法的方法，研究比较了各国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和不足。总之，当前的基层治理研究从关注基本原则、到强调机制创新和技术手段的运用，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学术关注和实践探讨。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17.9％提高到2001年的36.1％，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2.5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93.7％，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52至1.92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1.7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27至0.9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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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相应的城市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本文选取城市管理中很小的一部分———社区管理进行探析，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方面一个重要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特征的介绍，以及当前社区管理存在问题的探析，从中揭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我国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启示。
关键词： 城市治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管理；启示
究竟什么是城市治理呢？不同的学者观点是不一样的。第一类认为治理是一种统治方式，其手段是运用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第二类强调治理的过程特征。这种治理是“一种综合的全社会过程”，它强调以“协调”为手段，而不是协调和控制。第三类认为城市治理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包括国家和公民、执法者和守法者、政府与可控性的关系。第四类则认为治理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是为了应对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时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对城市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治理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手段，它的实施必然要依赖一定的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城市治理从宏观层面来讲，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政府的运作效率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从微观层次上来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对于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一）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对传统行政的批判和吸收基础之上，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第一，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要求政府必须对社会公众作出回应。［1］。在这个过程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府是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存在，积极与公众互动，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第二，新公共管理消除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采取企业管理的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将一部分职能转移到私人部门，从而实现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目的。第三，新公共管理改革强调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即倡导企业型的领导者，从而提高管理的绩效。第四，新公共管理认为授权或分权的方式是政府进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政府应当像企业界一样，将权力下放到各部门，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自我管理和相互合作。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绩效目标的管理和控制，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第六，新公共发挥管理重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功能，要求其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以促进社会进步。
（二）特征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管理不同，具有自身比较明显的几个特征：
（1）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其次，新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性，在管理的过程中，，其他公共管理的主体会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因此，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管理者。最后，公共管理总离不开公共权力。公共管理的权共管理的过程具有公共性。力是公民及社会成员赋予的，其运用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否则将失去权力的合法性。
（2）公平性。新公共管理强调逐步以公平正义与管理效率并重，而不是像传统行政理论那样过分注重效率。
（3）合法性。合法性即在管理的过程中要积极遵循宪法和法律。
（4）效能性。效能目标的确定应该体现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5）适应性。任何一个公共管理系统都需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则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彼此的相互竞争性，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的发展。
（6）回应性。回应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一方面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要积极加强对公民或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要求公众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决策过程中来；同时要求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
二、社区管理
（一）社区管理
社区是人们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生活共同体，人们的生活要有序地进行和开展，必然要求对社区内的事务进行管理，也就是所谓的“社区管理”。在我国，社区管理是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而提出来的。社区管理是指社区职能部门对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二）社区工作和管理的现状、问题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加强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以及改善社区办公环境，积极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社区体制的问题，社区资源利用问题，社区建设资金没有保证，社区队伍素质不高，社区服务的服务范围和方式有限，服务效果不显著等问题。社区工作的问题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化现象突出。社区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宣传教育，办理居民相关的公共事务，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反应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实际工作中社区承担的却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目前社区居委会实际履行的职能很多都是与党委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一一对应设置的，其中包括劳动保障、民政优抚、城管创建、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社区党建等六大职能。
第二，社区建设工作投资机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建设缺乏计划性，社区建设没有列入政府的发展规划，因此缺乏自身发展的专项基金；二是筹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不足，除了来自政府拨款的专项资金外，社区在建设的过程中，经要自行筹集资金。
第三，社区服务工作弱化。当前社区服务工作还不够完善，除一部分大的社区社区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外，许多社区存在社区服务基础设施落后，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此外，在社区管理方面，我国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管理混为一谈的现象。
三、新公共管理对于社区管理的启示
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管理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管理理念，我们认为做好当前的社区管理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改革社区现行管理体制。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一要实现自己的功能：为居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功能和完成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功能。其二，在协助政府工作方面，政府应赋予社区足够的权力和提供相应的资源来处理问题，并且这个协助性工作不能是工作任务的转移。总之，做好社区管理工作，各部门之间要做到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同时又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群体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同时要增强广大居民的参与。
（2）健全社区考核和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认为社区管理应当确立明确的绩效目标，既包括组织的目标又包括个人的目标。对于目标的实现程度，要进行测量和评估。首先，要加强对社区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培训主要是培训社区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理论等等。与此同时，要让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过程中来，充分发挥民主。其次，可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在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经济待遇的基础上，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工作人员应当给予提拔和奖励，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3）实现社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进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除了政府的拨款以外，应当吸引其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以缓解资金不足的状况。
（4）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服务活动。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取向，社区居民作为顾客，通常会有多种多样的需求，那么社区的管理者就应当给予居民的需求以回应，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四、总结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在传统行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更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基于新公共管理的特点，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发挥他们的特性。政府不能调节的问题尽量交给市场，对于市场无法调节的问题，政府也应当充分自身的作用来调节。在回应公众需求方面，政府要坚持顾客导向，公众也应当提升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参与度。总之，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了政府传统管理的弱点，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效率，对于我国的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意义重大。在平常的工作和管理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实际情况借鉴和运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明伟，新公共管理理论评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12）：19－23．
［2唐春丽，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及启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09）：119－122．
［3］邓智明，新公共管理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J］法制与管理，2002（11）6－9．
［4］张翼，新公共管理在高校管理中的适用性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08）：5－7．
［5］顾朝林．发展中国家城市管制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川．城市规划，2001，（09）：13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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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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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基层治理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以下是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要概述：国内研究现状：1. 重视基层治理的理论建构：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始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对基层治理理论体系进行了构建和完善，重视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基本模式，如"两委制"、"普遍参与"等。2.强调创新机制：研究者提出，通过创新机制，强化基层网络建设,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基层民主、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3.专题报告和政策文件：在许多重要报告和政策文件中，国内政府明确提出深化基层治理，实现依法治理和基本民主政治建设。国外研究现状：1.制度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在基层治理方面往往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例如，发达国家注重法律规范、民主制度的建设，强调可以通过制定有力的法律规定来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等。2.技术创新研究：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或者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优化基层治理，提高治理效率也成为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3.案例研究法：还有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基于案例研究法的方法，研究比较了各国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和不足。总之，当前的基层治理研究从关注基本原则、到强调机制创新和技术手段的运用，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学术关注和实践探讨。
新时代基层治理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目前，在国内外都有很多学者对新时代基层治理进行了研究。国内方面，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相关研究项目，并发表了大量论文。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就曾经组织过多次关于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专题讨论或培训班。此外，《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媒体也陆续刊发了不少文章探讨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也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进行了关注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三级联动”、“双向选择”、“群众路线”等制度安排具有可借鉴性，并提出建议以逐步实现本土化改革。总之，当前针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未来还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其内涵及实践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当前，我国正以“民生优先”为导向，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改革开放成果为全民共享。社区作为城镇中最基层的组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战场，社区服务的快速发展也应当成为实现“民生优先”的重要抓手。国外发达国家在发展社区服务中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吸引多方参与社区服务供给。在发达国家，社区服务由政府单一主体垄断供给向政府、市场、个人及第三部门多元互动模式演进，对维护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有着积极作用。多元主体的引入，既有利于政府将有限资源用于社会核心公共服务及设施的供给，同时有利于形成社区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目的在于为居民提供更优质、更充足的社区服务；——确保政府的有效监管。在北欧国家，社区服务具有高度的制度化特征，政府将对社区服务提供工作规范、进行技术指导甚至要求服务提供者接受专业培训，从而保证社区服务供给到位。在多元服务供给主体的新形势下，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及设施的垄断提供者，而是多方利益的协调者，因此要提高监管水平和利益分配的协调能力，形成激励机制，促进多方合作链最优运作 ；——提高公共财政投入比例。从发达国家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来看，挪威用于家庭养老、福利、卫生以及就业等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占政府总支出的67%，美国联邦政府在社保、贫困、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占政府总支出的60% ，我国在社保、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在社区层面，一些福利性公益性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加剧了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
即政府要加快改革 进程、居委会自治功能缺位，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 社区制的萌芽而发展、参与渠道，肯定了居民参与取得的进展、政府 职能和角色定位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历史传统因素，这些问 题严重制约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其次，强化居民参与的外推力量、参与内容、以及社区法制环境的不健全等；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介绍 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居民参与，因此在社区 治理中居民参与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治理理论强调主 体的多元化，是我国城市基层权力重组的重要环节，居民参与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居民参与的内源式发展。首先介绍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最终建立多元主 体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本文在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对社区 治理中居民参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主张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形成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针对以上 不足和原因，在梳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的兴起与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加大对多元主体的培养力度，阐述了社区 治理和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居民对社区的依赖和利益相关 度低，同时也指出了在参 与主体，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 的居民参与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参与意识和能力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加强和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 参与、参与期望与参与现实的矛盾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提 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介入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探索。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和机构对青少年社区矫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以此探索出一些有效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例如，美国的付涛纪实阁在社区矫正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建立社区矫正项目，提供咨询、教育、就业等支持服务，帮助青少年矫正并重新融入社会。此外，一些国外研究机构也采用了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观察等，深入探讨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实践经验和效果评估。总的来说，国外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介入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如果觉得不错，可以选择为最佳答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