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要吧!哥们要诚实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以史为鉴,试论中医学的特点 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医学的思想体系宗儒释道三教，以儒家、道家的“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其方法论具有多维特质，注重整体和强调平衡；其思维方式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以比较、演绎、类比、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为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医学观和方法论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中和”思维为核心，辨证思维居主导地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思维观。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在辨识和诊治疾病的思维与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和辩证观，也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它不仅仅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一组症状群，而且还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和病变趋势及转归，因此证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和病理特征，使论治能够针对病原有的放矢。为临床立法、处方遣药提供可靠依据。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通过疾病外在表现认清病变本质，分析并寻求疾病病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辨证的过程，就是辨证与论治，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是密切相关的，而辨证尤重于辨病，因为证是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如果疾病的治疗缺乏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准确认定，那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无从谈起。当然，若仅以证候的差异去认识疾病，而不考虑疾病的整个过程或全貌，是难以界定和判断疾病所处的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因为“病”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应，“病”对“证”有制约作用，“证”的内容和转化规律均是以“病”为前提条件的。如同为肾阳虚证，泄泻肾阳虚证的主症是五更泄泻，泻后则安，可不出现水肿；水肿肾阳虚证的主症是面浮身肿，腰以下尤甚，按之凹陷不起，泄泻可不出现。由此可见，证候的主症依所属病种不同各有侧重，治疗也随病种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前者佐以固涩止泻；后者兼以化气行水。这种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思路，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的诊治水平。
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2.1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2.2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2.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2.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2.5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2.6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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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作品，都蕴含着美的意境，意境成为长期以来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因此，创造意境是抒情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在分析意境的艺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意境创造的方法，为语文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意境;文学创作;特征;方法
意境，通俗地讲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作品，都蕴含着美的意境，意境成为长期以来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因此，创造意境是抒情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而意境也成为抒情文学永远的灵魂。
一、意境的艺术特征
首先，在情感的基点上，意与境互相渗透，和谐统一。意境不是单一的结构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就是说，意境是由意与境，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要素组成的。其次，意境是一个和谐广阔的情感活动的艺术空间，具有丰富的蕴藉和情思内涵。意境描写景物和人物，目的不是为了给景物和人物本身构造形象，而是为了创造一种艺术境界。它是一种特有的空间。意境和意象是不同的。一般说，象是具体的物象，意象通常指一个单一的事物形象。而意境则是物象与物象之间多重复合联系所构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场景、氛围、画面、情调、韵味，是“境象非一，虚实难明”的化境，是意象与意象互相作用产生出新质的一种艺术空间。再次，意境能够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境形象需要依赖意象，可是意境形象的具体性，并不直接体现在单独的意象身上，意境的意味无限性，存在于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功能结构所形成的艺术空间上，因而，依靠感受、体验和分析个别有限的意象，是不能把握意境的丰富内涵的。
二、意境创造的过程与方法
创造意境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意象的选择与组合，创造具有境外之境、象外之旨的艺术空间，要点在于处理好形与神、虚与实的和谐契合，即要做到形神兼备、虚实相生。意境的虚实结合，有两条途径，即寓虚境于实景的方法与化情思为景物的方法。
(一)寓虚境于实景
寓虚于实，以实显虚，这种虚实隐现的莫测变化和灵活运用，是各类艺术都需要的表现方式，因为巧妙地处理虚实关系，是达到以少总多、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的重要途径。这种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和绘画艺术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抒情性文学的意境中，其主要表现为“形”与“神”的关系。即作者把作品中所描绘的实景与在实景之外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形成的想象的虚境交融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个似有实无，似无实有，若有若无，亦有亦无的境界。
(二)化情思为景物
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特有内容。寓虚境于实境，化情思于景物，这两种创造意境的途径，都具有因小见大，以少总多，用有限表现无限的功能。它们不是互相对立完全分离的。在创作过程和具体作品中，它们往往是同时存在、互补互成的。唯有熟谙了这种相互结合相互转换的关系，方能做得出情澄意深，气象万千的意境。意境有不同的类别。在意境的创造过程中，由于作家的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意与境两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显现形式也会不同，因此产生出意境的不同形态。一般来说，意境可划分为两类：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定是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写在诗中之物，也都已是情感的眼睛看出来的另一种自然风貌。有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有我之境，不是以我代物，不是唯我之境，而是诗人感情比较强烈，非把自己的情怀传递到景物上去渲泄不可，于是他所捕捉到的景物，也都染上了浓烈的情感色彩，成为明显的“情物”。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在主体情感表现形态上的区别，同它们形成过程的差异有关。无我之境的产生，往往是先有景物，使诗人见景生情，情是由景引起的，感受上是主动的，情是被动的。所以，在意境形象中，景较突出，情则比较隐约。
总之，意境的本质特征就是一种生命的律动，它向我们展示了生命本身独特而灵动的美，是我们民族固有审美心理结构的最高表现。突出意境、创造意境，应该成为抒情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和永远的灵魂。
摘要：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也可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本文以“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为例，从选择课题、开展活动、撰写报告等方面对古代文学开展实践性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须注意的问题、制度保障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以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为主要学习对象，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式。作为传统学科，古代文学课程在教学方法、学习方式、考核形式等方面都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笔者认为，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古代文学课程也可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2014年，笔者组织学生进行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常熟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研究”;2015年，这一项目被遴选为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下面就以这一项目为例，探讨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其相关问题。
一、选择课题，设计活动方案
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学习。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可以更生动有效地开展古代文学的教学活动。古代文学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课题。教师应选取学生感兴趣，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课题，这一课题应既与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相关联，又能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检验学生专业能力，提高其专业水平的目的。地方文化资源中的园林、寺院、名人故居、古建筑、历代名人题咏、匾额楹联、石刻铭文等，都与古代文学有内在的联系，是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理想资源。我校所在地江苏省常熟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尝试将对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之中。虞山是常熟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拥有较为丰富的石刻资源，这些石刻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前期调查基础上，笔者选择“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课题。确定选题之后，设计活动方案是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关键。活动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总体规划，可采用教师指导、师生协商、学生撰写的方式进行方案设计。教师给学生规划课题的总体思路，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活动方案。活动方案一般可以从选题原因、实践活动的目标、内容、活动思路、方法、成员分工、活动意义、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设计。方案设计也是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方式，经过反复论证、修改，最终要形成一个既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活动方案，这个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
二、实地调查，开展实践活动
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有效补充。古代文学作为传统学科，历来以教师讲授为主，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设计，可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教师可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以全班集中和分组进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活动，把虞山石刻资源分为言子墓、仲雍墓、辛峰亭、读书台、西城楼阁、剑门、忠王碑亭、兴福寺等区域，每个小组负责调查一个区域，教师指定小组负责人。各组调查之后，在全班作调查成果的展示，交流心得体会。牌坊石刻、摩崖石刻、碑刻是三种常见的石刻类型，在本次实践性教学活动中，对这三种石刻都进行了调查。针对不同石刻类型，教师预置不同的研究内容，让学生先进行相关的文献查阅，了解不同石刻类型的常识、特点，然后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牌坊石刻多与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有关，在实地调查之前，教师布置学生对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进行较为充分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让学生现场讲解牌坊的时代、形制特点、意义等。言子墓、仲雍墓区域的牌坊石刻较为集中，在言子和仲雍两位常熟先贤的墓道上分布有多个牌坊，上有匾额、楹联石刻。仲雍墓道的牌坊石刻为乾隆年间所建，第一道牌坊上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的横额，楷书字体，谨饬规范;第二道牌坊的横额为“南国友恭”四个楷书大字，横额背面是“让国同心”四个大字，字体均以遒劲见称。柱联上联为“道中清权垂百世”，下联为“行侔夷惠表千秋”;第三进牌坊横额有“先贤仲雍墓”五个楷书大字，字形险中求正，颇有大气之美。两侧立柱有石刻楹联，上联为“一时逊国谁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垂还属虞”。言子墓道上有乾隆御笔“道启东南”“灵萃勾吴”，以及江苏布政使所写“南方夫子”等石刻匾额。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辨识文字、欣赏字体、理解联对的意义，学生兴趣浓厚，现场气氛活跃。这些调查活动作为古代文学课程所学知识的拓展，在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开拓知识领域等方面，都能收到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效果。
摩崖石刻是石刻的常见类型，多见于山岩险峻之处。旅游风景区的摩崖石刻，作为历史遗迹，具有文物和观赏价值，也为景区增添了历史文化内涵，教师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引导学生探讨摩崖石刻的意义，进而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从而达到引领学生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虞山的剑门景区，巉岩嶙峋，巨石耸峙，有多处摩崖石刻。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康熙皇帝所题的“烟岚高旷”四个楷书大字，刻于高耸的巨石之上。剑门为康熙皇帝所欣赏，这也是景区价值的极好说明。这幅石刻周边有双龙交汇的图案，正上方有“康熙御笔之宝”篆书大印，形制远大于通常印章，尽显帝王气派。由于年代久远，印文较为模糊，须仔细分辨方可识别。也可看出此处摩崖石刻，是以康熙手书条幅，影写摹勒上石的。印章、字体、图案等都具有古代文化的特定内涵，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以增加学生的历史文化知识。其他还有明嘉靖年间所镌“剑门”两个摩崖大字，也极为雄劲挺拔;明万历年间所镌“去思石”三个隶书大字，清咸丰年间所镌“青云得路”四个篆书大字，也都各显风采，具有观赏价值。摩崖石刻多为书法典范，字体以篆、隶、楷为多，大气庄重，教师可通过讲解摩崖石刻知识，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书法之美，也可以将相关石刻背景的研究布置给学生，进一步提高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碑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石刻资源中占主体地位。对于碑刻的调查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虞山上的碑刻较多，这些碑刻内容丰富，形制各异。言子墓道边侧有石亭，内有乾隆十六年(1751)所立御碑一座，碑文略有残缺，近年经过重新勾勒，较为清晰。在实践活动中，教师指导学生当场辨识碑文。学生阅读碑文的困难，一方面在于识字，教师要强调学生认识繁体字，以及各种异体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句读，教师要训练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组织学生现场辨识碑文，可指定一名学生负责抄录工作。同学们一起辨识文字，斟酌句读，遇到难点，先进行思考、讨论，然后由教师进行启发、指点，大部分难点都能当场得到解决。
学生运用在课堂中所学到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知识，进行碑文的阅读，不认识的繁体字、异体字等又可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提高他们进行一步学习的兴趣。御制碑文的文体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书写格式，如抬头、避讳字、落款等都属于古代公文写作的特殊形式，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让学生真切地感受、了解古代文化，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有些碑文的语言文辞颇为优美，称得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在调查过程中，学生要完成碑文的誊录工作，在组织班级交流活动中，可让学生朗诵碑文，分析鉴赏碑文中的优美词语。比如虞山半山轩附近忠王碑亭内的报恩碑坊碑文，骈散相间，词句优美。歌颂忠王率兵作战云：“爰命忠王荣千岁，式总戎旃，载膺阃寄。丹旗耀野，玄甲烂空。剑气冲云，城上之残虹欲断;弓珧控月，阵前之画角齐鸣。鼍鼓腾响而砰訇，蛇矛交锋而闪铄。飞半空之霹雳，爇山骨而皆赪;凌万仞之嶙峋，踏冰岩而尽白。妖氛扫尽，我勇馀然。”表现太平军作战之勇猛，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描绘太平天国治下的常熟：“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祥和富庶之景，令人悠然神往。这种直接面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实践性教学，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让学生对历史文化有最直接的感受，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是多么鲜活生动，富有魅力。因此，开展与古代文学课程相关的实践性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所发挥的作用，是传统课堂教学所无法达到的。
在这次虞山石刻资源的调查中，学生对“识字”的重要性，以及书法艺术美都有了切实的认识。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形态，除了最为通行的楷书以外，篆书、隶书、草书也都有较多的使用场合。比如中国古代碑刻，都以篆字书额，而篆字对于多数学生来讲十分陌生，不能认读，教师可借此讲解：篆额是中国碑刻的传统做法，篆字线条流畅、古朴大方，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在匾额、楹联、碑刻中运用广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能够认识、欣赏篆字。教师通过识读篆字碑额，增加了学生学习文字的兴趣。碑刻是古代书法艺术的体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法书作品都是以碑刻拓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虞山上的碑刻，也都字体优美，刻工精巧，可视为书法典范，具有观赏价值。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对碑刻之美也有了一定的领会。在石刻铭文中，也有草书楹联。比如剑门藏海寺，山门两侧有“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的草书联对，为草书名家于右任先生所书，楹联涵义深刻，字体大气而飘逸，实为精品。站在寺门前，多数学生却无法识读，教师借此讲解草书也是汉字的一种书写方式，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不认识草书，对于阅读古代文献会造成很大障碍。虞山东南麓的读书台，相传是梁昭明太子读书之地，内有巨石，上有《虞麓园说》铭文，为道光丙午(1846)年所刻，园林部门所作景点介绍上误作《虞麓园记》，这个讹误的发现，让学生认识到正确识读文字对于做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汉字的各种字体，既可以欣赏书法之美，也是学习、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结合实例的现场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识字”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对于学习文字、书法、文学的兴趣，进而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撰写总结报告，呈现研究成果
教师对于实践性教学活动要有总体的设计和安排，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可以完成一个实践性教学活动任务。总结报告的撰写也十分重要，它既可以呈现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成果，又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书面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在排版、图像处理、视频制作等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总结报告的总体思路设计一定要有教师的参与，为学生出谋划策，还要进行多次的修改。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性活动，也是以学生撰写总结报告作为最终成果。在师生共同商议下，报告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绘制虞山石刻资源分布图。虽然没有绘图经验，但他们勤于思考，克服困难，最终绘制出石刻资源分布图，对虞山石刻资源做了一个直观的呈现，这一工作具有首创性的意义;其次将虞山石刻分为牌坊类、碑刻类、摩崖类，用图片和文字说明的方式分别予以详细介绍;再次是碑文整理。将这次活动中实地查访的石碑碑文进行标点整理，同学们通过查检《汉语大字典》，以及“汉典”“异体字网站”等网络检索手段，辨识了他们所不认识的文字。对碑文的标点也是反复阅读、修改，最后拿出了高质量的碑文标点整理稿。常熟地方文化部门也整理过一些碑文，但仅限于价值较大的碑刻，绝大多数碑刻没有铭文整理。这次实践性教学活动所整理的一些碑文，都是首次整理，对于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最后是编制索引，让读者便于查找相关石刻及其内容。在多次修改之后，同学们最终拿出了一份内容丰富、形式精美的研究报告。
四、实践性教学活动须注意的问题及保障措施
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调查研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从“实践性”“训练性”的角度出发，组织学生参与活动。笔者通过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总结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确定合适的选题，设置合理的预期目标。教师要结合专业特点，把实践性教学活动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拓展，从学生自身知识结构、水平出发，选择恰当的课题。预期目标的设置不可过高，要具有可行性。对于古代文学课程来讲，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古代文人、文学作品都有密切的关系，对其进行考察、探索，是课堂教学的有益拓展。运用所学古代文学知识，解决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求，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其次，教师的参与度要高。教师不但要负责确定选题，指导撰写活动方案，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还要全程参与。尤其是实地调查环节，教师通过现场指导，实际上就是将课堂讲授转移到实践场所，这对教师专业素养也是一个考验，教师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项目，需要教师认识篆书、草书，各种异体字，还要有一定的书法修养，才能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活动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又能给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对于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大有裨益;再次，要注意通过撰写活动方案、总结报告，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师要对书面材料反复修改，并留下痕迹，让学生进行揣摩，提高其文字表达能力。除了总结报告以外，实践活动还可以有拓展成果，可引导学生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撰写小论文，这对学生科研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好处的。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浅谈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它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虽然也曾经历了一些劫难，但仍然影响不了它那古老的韵味。如果你能醉心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的话，一定能感觉到它的渊博。综观世界文学的发展史，唯一能与之相匹配的并只有古希腊的文学。然而我认为古希腊的文学就相当于黄酒，入口很甜但回味起来却不是那么的深长。而中国的文学则不然，活脱脱的就象白酒；入口虽然有点难度但回味起来却是那么的深远悠长。古希腊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的差异，就缘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造成文学上的差异。本应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意义，但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相互发现；相互借鉴的过程；以此来看的话就有点价值了。古希腊是一个航海国家，他们研究大多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关。他们的商贸往来频繁，所以对数字的研究比较热衷。再加之航海上的一些需要，一些自然现象；以及一些物理上的知识并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认为世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火；土；原子等等；这一个个物质代表了他们一个个循序渐进的时代和奋斗的历程。而中国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基于阴阳两方面的平衡而生出万物的，接下来并发展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成就似乎比古希腊要先进一步！同时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生活的比较稳定。所以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一些思想上的东西比较热衷。中国文学的主流莫过于文学，而文学的鼎盛期莫过于唐宋两代。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想写好文章，必须潜心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将其读熟，以致于会背。把它读精，以至于会运用”。然而我则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全面，中国的文学博大精深；岂是《唐诗宋词》可以概括乎？单就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与《楚辞》来说，虽没有《唐诗宋词》那样的华章词句；但也体现了最早的文学思想。如《楚辞》的大胆设想，不正对应着李白的恣意妄为嘛！还有《元曲》的乐律，《孔孟》的深邃教义；多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抹却的辉煌；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可或却的东西！综观中国的文学史是广袤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的成就可以替代的。同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又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从《诗经》《楚辞》的起源，至《唐诗宋词》以及《元曲》的兴盛。再从明清两代的衰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变革。接下来就是文革时期的停滞，然后才是新世纪文学的产生。再从文体的形式来看又是逐渐向“民俗化”“大众化”发展的，发展成为每一个国人都可以研究的东西。最早时期文学的探究只限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所谓“礼不上小人”“刑不上大夫”。这里的“小人”指的并是百姓，是最底下阶层。后来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而导致了宫廷政变，致使一些文人流落民间。这些流落民间的文人为了生存并开始“授徒讲课”，后来并形成了“十家”最后演变成“六家”。即：“儒，道；墨；法；名；以及阴阳家”。同时也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体制”，在隋唐年间并产生了科举制度。随着一些文人的“流落民间”和“科举制”的产生，中国的文学逐渐的向大众化民俗化发展了；不再属于贵族阶级的专利。从《唐诗宋词》的字斟句酌，到《元曲》的民俗化。再从明清时代的“老八股”，到五四新文学后的“白话文”；无不体现了这一种转变。在此以前缘于秦朝的残暴，而秦朝的建立得于“法家”的帮忙。所以在汉代建立后并贬低了法家，同时缘于“儒家的仁治”；儒家思想并唐而皇之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学。淹淹大国五千年孔老夫子的门生几乎占据了各个时代的政治角落，成为统领各家的主流文学。然而一种文学的思想是不可以长盛不衰的，儒家的文学在于不断的汲取各家的精髓来充实自己。唐诗的鼎盛期过后，宋代的诗已经没有太多的发展余地了。当时“禅宗”的思想十分盛行（禅宗实质上是佛学与道学的联合体），于是一些士大夫并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将其灌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宋词》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创举。明清两代呈现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许多士大夫视西方的新文学为“夷狄“。直至鲁迅等人发起了新文学后，才又正视西方的文学。创造新的文学体裁，创造了又一个高峰。今天我们吸收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文学精髓，同时又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各国；创造了世界文学的鼎盛局面。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写道：“翻开中国的历史，血淋淋的两个字；吃人“！然而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鲁迅先生以及许多的文坛先辈。历史的发展需要有不同的文学思想，来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思想难免会迂腐，有了迂腐就需要变革。于是并在这一代代的文人的推动下，文学才得以进步！
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 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 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 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 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 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 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 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 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 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 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 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 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 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 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 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 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 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 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 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 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 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 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 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 比的快感。 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 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 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 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 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 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 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 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 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 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 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 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 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 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 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 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 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 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 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 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 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 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 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 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 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 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 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 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 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 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 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 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 求采纳
查看文章 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文--宝黛爱情的永恒矛盾2007-05-25 12:29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带有其独特的魅力并且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吸引着人们吸引着我...这种魅力可能和他们爱情中存在着的某种永恒的矛盾有关。而要正确看待这种矛盾还要先看他们各自的性格。 宝玉是整个《红楼梦》的灵魂人物，作者在他的身上寄托了很多东西。小说中宝玉以一个极具叛逆个性的人物形象登场，他的这种叛逆个性取决于他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的条件——他是一个生于显赫家世的富贵闲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宝玉逐渐产生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排斥感。家庭和社会在他身上寄托的过重的要求更造成了他的叛逆的态度。他一反中国古代社会对女性漠视侮蔑的传统态度，真心的尊重女性。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但在这样的世态下不必接触社会的结婚前的女孩子还有纯粹的灵性，还保留了一些人的本性和理想，但是她们终究是要嫁人的，接触了社会后纯粹的性情会不可避免的消失，理想和会逐渐被磨灭。所以他认为女人在结婚前是最女人最美好的日子，所以很是珍惜，留恋眼前美好的东西。宝玉的这种思想已经使他彻底摆脱了情欲和占有欲，成为女孩子的守护神。他爱护，关心每个人，表现出了他的博爱情绪。黛玉也在守望，不过她与宝玉守望的目标不同，她守望着像童话般的爱情。黛玉是爱情的化身与象征，他自始至终追求着心灵想契合的爱情模式，但其实心灵相契合的爱情境界却着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想中的乌托邦。黛玉本身也知道这一点但还是坚持了她的这份理想和追求，并以生命为代价进行了这种坚持。她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也不去向别人乞求，只关心宝玉与自己是否真的知心相爱。宝玉的“博爱”与黛玉对爱的偏执的极端的追求形成了一种永恒的矛盾。脂砚斋评价两个人的爱情矛盾是“情不情——情情”。黛玉的“情情”是只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自己喜欢同时也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她坚持着一种平等的爱情观，她同时又对对方的感情有很高的要求；宝玉的“情不情”是把感情寄托在一切美好的事物身上，他不讲平等爱情。而当这两个人相爱时，就会不断产生难以化解的矛盾。宝玉一直想让无法放心的黛玉放心，黛玉无法相信宝玉的那一份爱情。表面上看来两个人志趣相投，但是实际上却持有着完全相反的爱情观。所以他们的所有争吵都没有任何喜剧性，也没有矛盾化解这一说。黛玉不停地求问，考证宝玉的心思，宝玉则总在被动地答问。黛玉的恋爱心理是：喜欢你，不一定要说出口，但是你应该知道。你喜欢我，也可以不说出口，但应该要让我知道。宝玉在守望着一切美好的事物，黛玉却只守望着那一份要求完美的爱情。黛玉不允许她的爱情有任何的妥协，动摇，犹豫甚至欺，必须是原原本本，心心相印。所以她永远不可能实现她的理想爱情，永远无法放下一颗心去爱。但她仍会固执的坚持这一份理想。
中国古代主流文学的演变过程诗经--楚辞--汉赋--骈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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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论中医药的发展中国，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而中国的医药学则接受着历史的长河的洗礼，越来越变得丰富、精彩。原始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开始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z”(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于是出现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人类开始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因此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在奴隶社会就开始有了“职业医生” 。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其中《内经》就是史料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是黄帝所作，因此又被称为《黄帝内经》。它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学的必读之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其中，此书包括《脉法》、《辩脉法》，等等很多内容。并且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还有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最大。再者神农、扁鹊和华佗也是医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神农尝百草”。并且为了纪念他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中国医学史，名人名书众多。为世界医学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时间面如了现代，中国首创中西结合医学。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1.6％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五)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六)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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