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 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 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 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 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陶艺历史 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 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 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京烧： 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 有田烧： 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 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 九谷烧： 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 乐烧（しがらきやき）： 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郝绘烧 郝绘烧： 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 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 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美浓烧 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2.5mg/L，镉0.25mg/L）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0.5mg/L），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 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 玻璃器皿： 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 碧多萝器皿 碧多萝器皿： 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 传统的漆器餐具 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 「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 「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 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 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 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来访者在「三和土」 (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 (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 (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 (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日本 文化 又是历代日本人在湿润的环境中以顽强的忍耐力和精神，从事水稻栽培所形成的对植物有着特别感情的海洋文化。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化 毕业 论文优秀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日本语言文化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日本语言文化渊源深厚，本文主要介绍了日本语言文化中的禁忌和委婉表达，通过对这两种形式的简要阐述，来强调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和领悟日本语言文化，掌握日本民族习俗。
【关键词】日本语言语言禁忌委婉表达语言文化
前言：
语言是社会生活约定俗成，逐渐沉积下来的产物。不同语言衬托出不同的语言文化，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离不开本国民族与自然地理、风土人情以及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掌握一种语言，就需要学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才能学以致用。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曾经指出，研究一门语言，其文化背景是不能脱离的，否则很难掌握这种语言的精髓。所以，在日本语言的教学过程中，强化语言文化 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日本语言是高级语言，日本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具有隐含性、暧昧性以及非逻辑性表达方式，另外，日本语言的发展离不开其文化因素，为研究日本语言文化，必须了解日本语言的独有风格和日本语言的文化思想源泉。
1.日常生活中日本语言禁忌表现
1.1日本语言中的称呼禁忌
日本有句 谚语 叫做“名示体”。在古代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灵魂附在自己的名字上，造成各自的人格有所差异，如果说出主人的名字，其灵魂就会脱离人体扩散到大气中，被恶魔带走，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字与自身安全、身体健康以及命运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为了保护所敬畏的人，人们不会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与此同时，古代日本人为了保护自己，一生中会出现很多次改名现象，从出生、成人到死分别都有幼名、成人名以及戒名。
日本语言的称呼禁忌一般表现在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称谓，由于日本原始社会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和敬畏，下级和晚辈不能直呼上级和长辈的名讳。在日本，明仁是日本天皇的名字，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毁灭的，日本民族不能直呼天皇的名称。在日本当代社会中，也听不到“明仁”两字。日本人的这种语言禁忌始终存在于人们对天皇的尊重当中，甚至还存在于日本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至今日，在日本，年长的女性，也不能直呼其丈夫的名字。他们往往去掉姓氏互相称呼。
1.2日本生活中的禁忌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幼儿是怎么生育的，因此，人们潜移默化的认为，这是神的力量在起作用，日本人称其为“产神”，他们认为产神具有保护婴儿与伤害婴儿的两方面性质。正因为当事科学不发达，婴儿出生后死亡率高，因此，在婴儿出生的过程中，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存在很多禁忌。日本人在产妇面前忌讳说有关“死”的字眼，中国人也是。在日本，也有为老人祝寿的风俗，他们也不希望将老人与“风烛残年”、“体弱”、“年迈”等词语联系起来，因此，这些词语就成为祝寿的禁忌语言。在中国，年轻人人给老人祝寿时，也很忌讳说“死”、“没了”、“完了”等词语，因为“钟”与“终”是谐音，因此给老人送礼物时禁忌送钟。
2.日本语言中的委婉表达
2.1委婉表达语言的由来
对于任何一种语言，委婉表达都存在于其中。英语中“euphemism(委婉表达)”意思是“好听的一句话”，源于希腊语言文化。在中国，“委婉表达”的意思是指“声音婉转而动听，态度真诚”的意思。日语语言中“委婉表达”的意思是“将一种语言婉转含蓄地表达出来”。在日本人之间的日常会话以及日本语言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委婉表达在日本语言中非常多。在日本，人们为了拒绝别人的邀请或者建议，又不想违背他人的意图或者好意，日本人不会公然与别人发生碰撞，他们往往不直接拒绝，而是用最间接的 方法 ，拐弯抹角的进行委婉而含蓄的拒绝他人。在日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拒绝语言，在这里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2.2委婉表达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2.2.1日本民族重视集体协调
在日本，委婉表达一词离不开他们长期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以及文化形态。日本人重视集体协调，他们往往会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完全是由于他们所处自然地理与生产方式决定的。日本是一个被大海环绕的国家，许多日本研究者将这种地理因素叫做“自然地理的锁国”。日本政府曾经公布锁国令，除中国和朝鲜以外，使日本在200多年的历史中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17世纪到8世纪末，日本与外部世界长期隔绝，使日本内部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风格。日本是一个以农耕、渔业为主的国家。
而且，日本人吃的大米，产于占国土总面积70%的山地，为使处在地势较高的农户与处于地势较低处的农户之间不产生用水问题上的矛盾，日本政府规定，在山地 种植 大米必须拥有集体观念。这种生产理念使得日本人民养成注重集体利益和站在他们立场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和谐的民族。
2.2.2日本民族重视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
日本人很重视“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观念，为寻求集体利益的内部协调，日本民族与外界始终保持着和谐友好的关系，他们更加注重委婉表达，措辞含蓄。日本政府在宪法中制定了“以和为贵”的道德祖训。“村”是日本人民生活和生产中的一个小范围群体。如果有人脱离这个组织，就要受到其他人的耻笑;严重者将要受到一种制裁。所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日本人很重视周围人的意见和建议，他人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人往往不以自己的思想观念来看待问题。
日本语言的具体表现就是委婉表达。这种表达方式反映了社会与语言的内在联系，在日本语言文化交际中，将委婉表达使用得当，在不违背别人意愿的基础上又满足自己的观念，已经成为日本语言的一种趋势。所以，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委婉表达的探讨以及使用有助于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有助于日本语言教学和研究。
结论：
日本民族的集体意识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共同心理，日本人的优良 传统文化 和思想渊源成就了日本独具一格的语言体系。然而，伴随着日本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出现了新的语言文化，但是，在日本，传统的语言文化价值观以及由于注重集体意识而来的语言特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对日本语言起着指导作用，永远不会被 其它 文化影响所磨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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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慕洁.关于构建日本语言文化体系的研究[M].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论茶道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日本茶道的历史
1.1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 饮茶 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1.2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2.1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録》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 总结 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亲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2.2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 白露 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2.3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2.4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録》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文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在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 传统文化 是在继承和吸收中形成的,其发展进程主要反映在社会 教育 活动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于日本传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日本传统艺道文化的美学特征
摘要：日本艺道是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趣味。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并且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蕴含闲寂、空寂、幽玄、风雅、枯淡等美学特征,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其中空寂和闲寂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关键词：艺道 空寂 闲寂 茶道 俳句
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艺术和艺能,这些艺术和艺能在长期的演变中,受到了日本本土风俗习惯的影响,变成了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并将之称为“道”。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涉及歌道、俳谐道、能艺道、花道、茶道、书道、画道、棋道乃至剑道、 柔道 、武士道等,直接与“文武两道”有关的技艺,都通称为“道”,并且拥有各自的艺道理念和艺道的规范。而各种艺道的理念十分复杂,各种艺道的规范也迥然不同。真正有代表性的是茶道、歌道、书道、花道、连歌道、能乐道,所谓“六艺”就是指这六种艺道。 “道”指有关活动中的出神入化的技巧及合规律性的自由创造的能力。日本人把技艺、技巧推崇到“道”的绝对地位,其意在于表明对技艺、技巧本身审美价值的重视程度。他们把中国人称呼的技艺、技巧称之为“艺道”,认为艺道较之于通常的技艺、技巧更能体现他们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日本美学和艺术思想中高度尊崇技巧、技艺之美,表明了日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独特性。
“道”的含义,在日本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道”字和大陆文化一起传到日本,平安时期,“道”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偏重于学术、技能方面。到了中世纪,随着日本自身的艺术观的形成,“道”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道”成了通向澈悟人生之路、之行程。大歌人藤原俊成的儿子藤原定家制定了歌道的理论,在其代表作《和歌大观》中,定家提出了“汉诗言志,和歌唱情”的理论,指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给其后的“道”观以极大的影响。继歌道之后,便有连歌之道、能乐之道,后来便把茶汤也称作茶汤之道。这些道综合在一起,称之为“艺道”。日本的艺道不强调天赋和智能上的聪愚,而强调忠诚专一、全神贯注、认真磨练的精神,这是“道中人”和“道外人”的基本区别。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对“艺道”的体悟同思维上对“道”的认同是同样的道理,同佛教禅宗对“佛性”的直觉领悟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艺道”可以通接“天道”、“人道”、“自然之道”、“万物之道”,从而赋予“艺道”以神奇性和神秘性,也使艺道文化蕴含了禅意美。
1 日本传统艺道美观——追求禅意禅境
中国宋代的佛教禅宗涌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室町时代禅宗在日本的流行,适应了日本民族的精神需要。日本民族不仅把佛禅思维和审美情趣推向艺术领域,而且推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奉禅趣禅境为最高精神境界,并处处追求表现禅意,禅意同日本民族原有的神道教的生命意识融化在一起,成为艺术美的极致和日本艺术精神的核心。
日本禅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本体论上的“空”是万物的本性,“空”就是禅悟所需要把握的真如。所谓“禅悟”,就是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和领悟万物的“空”的本性。东方美学研究者邱紫华认为,艺术美须蕴含禅意禅趣是日本民族的艺术美观的基点之一,即艺术必须表现对生命本体的领悟和“无我”的自由心境。
禅对日本艺道美观的影响在于:首先,禅的“有限即是无限”的观念,决定日本艺术不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并形成日本艺术形式小巧和简化的特点。就诗歌而言,典型地表现在俳句的形式上。俳句形式非常短小,但美学追求却是以简约的形式和浓郁的意象来表现丰富的情感,以浓缩的语意抒发深厚的思想。其次,以自然界中个别事物来显现“真性”、“真如”。禅宗的真实观、真理观就是“真如”、“真性”,也就是主体领悟到事物本质的本性的“空性”、万物的“空性”。把这种生命的神秘感受贯注于艺术创造之中,艺术家就成了造物主的代言人。因此,在艺术中只要以禅意去描绘一景一物、一山一水的自然本色、天然情态就都富有禅趣。日本的艺术往往不加雕饰,破除人工的痕迹而追求淡泊浑朴,强调表现景物的原色和天然的生气,这也正是禅意的表达。再次,禅宗思想不仅对日本艺术创造有深远影响,而且渗透审美意识中,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如“空寂”、“闲寂”、“枯淡”、“幽玄”等。室町时代由于禅宗对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也完全禅宗化,由古代的“真实”“物哀”为主体的审美观转向以“空寂”的幽玄和“闲寂”的风雅为主体的审美观。“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日本艺术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古雅。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在萌芽初期阶段,两者常常是同义的,主要表达一种以悲哀和净寂为根底的枯淡和素朴、寂寥和孤绝的精神,与禅宗精神有着深刻联系。禅宗以“悟”为目的,“悟”的体验是超越理智分析的神秘存在,因此“悟”带有神秘色彩,在作为艺术表现时,就产生了空寂的幽玄美。空寂以幽玄作为基调,充满苦恼之情,更具情绪性,多体现在生活艺术上;闲寂是以风雅做为基调,充满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多体现在表现艺术上。艺道中的茶道、歌道、画道、俳谐道、能艺道足以表现日本中世纪的空寂和闲寂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中世“空寂”主要体现在作为生活艺术的千利休的茶道精神上,近世“闲寂”主要体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松尾芭蕉的俳谐趣味上。
2 千利休的茶道——空寂的幽玄美
茶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生活方式之一。日本茶道的源流,应上溯至8世纪上半叶。当时日本从中国引进茶文化,完全是照搬中国贵族书院式的茶道模式。室町时代末期,村田珠光等一反书院式茶道,提倡“空寂茶”。茶道大师千利休继承吸取了村田珠光等人的茶道精神后提出来浓缩为四个字“和、敬、清、寂”茶道精神。千利休提倡茶道应以“无中万般有”、“一即是多”的禅宗思想为根底,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至简至素的情趣。他改革了茶室,由书院式的豪华建筑改为简素的草庵式建筑,以简素和非对称性为其基本特色,从茶室建筑、装饰和摆设,到煮茶 方法 、使用茶具样式和吃茶礼仪,进一步融入禅的简素清寂的精神。狭窄的茶室和茶庭空间,简洁的内部摆设,反而使人感觉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情趣,蕴涵着无边的开阔和无垠的幽玄。朴素的草庵式茶庭,不规则的露地式茶庭和形态不匀整的茶具,使人进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与造化合一的古雅和空寂的理想境界。千利休的茶道俗称“空寂茶”。由此,在日本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茶道也因此成为修炼精神和交际礼法之道。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和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日本的茶道虽然源于中国,但在大和民族独特的环境下,它与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日本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茶道中的“本来无一物”的哲学思想,不对称、简朴、素淡,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千利休贯彻于茶道中的“空寂”,是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的、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其草庵式茶道,肯定简素,完成了茶道这一特殊艺术以“空寂”为中心的幽玄美。
如果是说中世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茶道的美表现为“空寂的幽玄美”,近世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谐艺术美则表现为“闲寂的风雅美”。
3 松尾芭蕉的俳句——闲寂的风雅美
日本 文化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即江户前期,流行以芭蕉为代表的“闲寂美”的俳句。俳句是日本民族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形成于室町时代,后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人,将俳句推向了全盛期。俳句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审美情趣上,都是由日本古代诗歌演变而来。拥有俳圣美誉的松尾芭蕉在俳谐 艺术世界进一步 发展了“闲寂”的审美情趣,创造了以“闲寂”为中心的风雅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日本歌论的美学范畴。这里所谓“风雅”的概念,是指日本人美意识中自然感的美。芭蕉主张俳句的特殊性格:一是风雅之诚,二是风雅之寂,三是不易流行。禅道修业、回归造化,成为芭蕉俳句思想的重要源泉。芭蕉出于“一切皆空”的佛法观,追求空虚的幻想世界,故而其俳谐观和自然观贯彻了“山川草木悉无常”的思想,这 也给他的“风雅之寂”平添了几分玄妙的禅趣。芭蕉以传统的日本精神——“贯道之物”为根本,创造了俳句闲寂风雅的新风,俗称“蕉风”。
在俳句的世界里,松尾芭蕉是无与伦比的一代宗师。他经过苦心钻研,将俳句从俳谐的诙谐导向真诚,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被世人誉为“芭蕉风格”。而显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就是如下这首俳句:“寂静古池塘,青蛙跃入池中央,水声扑通响”。这首俳句既表现了自然的美感,又巧妙地将恒定的存在与瞬间的动作结合起来,从而暗示了无止境的事物与此时此刻的事物的并存这一人生的哲理。从芭蕉的 “徘眼”来审视,可以看到,古池周围一片幽寂,水面的平和更增添一种“寂”的气息,青蛙跃进池水,猝然打破了这一静谧的世界,水声过后,古池又恢复了宁静。在这一瞬间,动与静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穷尽的宁静,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的奥秘,以及作者内心的激情。可以说,芭蕉感受自然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契入自然物的心,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以直接把握对象物生命的律动,这样,自然与自我才能在最高层次上达到一体,从而自我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进入幽邃的幻境,艺术上的“闲寂”之风雅也在其中了。芭蕉在奥洲小道旅行,置身于景色优美而沉寂的意境,心神不由为之清净,于是作了一首名句:“一片闲寂中,蝉声透山岩”。这首徘句的“闲寂”精神,与《古池》是相通的,都是体现了芭蕉的“闲寂风雅”的典型佳句。芭蕉是俳人,也是禅僧,他的禅文化精神流贯于他的俳论和俳作。这些“俳禅一如”的俳句,不仅贯穿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精神,而且体现了流行于其时的日本化了的禅文化的精髓。
日本文化和美学研究者叶渭渠认为,芭蕉的艺术观以及基于此的艺术 实践,一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真实”、“物哀”、“幽玄”的 文学思想,二是受中国老庄思想和朱子学世界观的影响。芭蕉将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朱子的“天道既人道”思想移在徘句上,在把握主客合一的基础上,寻觅俳句的人生救济的至高之道。在表现上,他的俳句深受汉诗内在张力的表现的影响。他的“闲寂”看似消极无力,但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
松尾芭蕉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俳句以及诸多俳论,他发现了禅文化中存在的美,创造并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日本美。正如川端康成所说,芭蕉在俳句方面对传统美的传承与创造,的确是个“登峰造极者”。人们尊他为“俳圣”,这是当之无愧的。从芭蕉的俳句、俳文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的“闲寂”的风雅之美,并进一步领会到这种美只有在永恒的孤绝精神之中才能产生,而这种孤绝的精神只有在自然、自然精神和艺术三者浑然一体中才能放射出光芒。
空寂和闲寂作为审美理念,其意义是非常暧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空寂和闲寂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4 结语
艺道文化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之一,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技艺之称为“道”,不仅意味着艺技达到至高至纯的技法,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下转第145页)(上接第141页)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哲理。日本艺术家把佛教的苦行和禅宗悟禅引进艺道之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和体悟获得艺术技巧的成熟,从而达到化境。在日本艺术精神中,艺术显现禅意禅趣之境是重要的审美原则之一。日本各门类艺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都 总结 出某种 经验 性的理论,也陆续形成一些艺术美学特征。最典型的是“空寂”和“闲寂”两大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空寂和闲寂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同佛教禅悟相结合的产物,是禅宗“无”的观念在艺术创造和审美领域的延伸,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千利休的茶道和松尾芭蕉的俳句充分表达了禅意和禅趣的精神追求,也蕴含了空寂的幽玄美和闲寂的风雅美的审美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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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尧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禅宗哲学是融合了佛家与道家、儒家之后的一种思想体系。它对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对物理学研究的深入进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物理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平行性。这种平行性的根源在于二者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 认识人类自身、认识人类所面对的宇宙，是科学的根本任务，并由此而衍生出人类知识的两大系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之间最深刻的关联在于：人对自身认识有多深，对外部宇宙的认识就有多深，它们是同步进行的。作为自然科学重要分支的物理学是建立在分析与实证基础上的。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物理学的研究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早已超越了感官经验的范围之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困惑：我们以现有的感官经验去描述、解释远在我们经验之外的对象是可能的吗？要解决这一困惑，就必须转换逻辑思维的方式。对此，古老的禅宗哲学给了我们重大的启示。 一、禅宗与禅宗逻辑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526年）来到中国将心传传给二祖慧可（486～593年）。如此辗转相传，终于出现了以六祖慧能（638～713年）创始的南宗顿教，以后日益丰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是“中国的佛学”，它是中国道家哲学与佛教空宗（亦称中道宗）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为《金刚经》和《六祖坛经》。 其实早在达摩来华以前，空宗的代表人物僧肇与道生等就在吸收与融汇中国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为禅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在道生的理论中，就有了“顿悟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法华经疏》）等禅宗的基本思想。而在被僧肇所具体化了的关于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中（《肇论·般若无知论》），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即为禅宗之“第一义”。禅宗的一切修行以及最后的顿悟，都是为了成就作为其终极目标的“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就是宇宙的本体、佛的本体，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 三个层次的“二谛义”理论认为：(1)第一个层次：普通人以为万物实“有”，而不知“无”。佛教认为万物实际上都是“空”、“无”。在这个层次上，认为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认为万物是“无”是“真谛”。(2)第二个层次：认为万物是“有”与认为万物是“无”，都是片面的。因为“无”并不只是没有了“有”的结果。事实上“有”同时就是“无”。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一物此时此刻的存在状态与其在另一时刻的存在状态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此时此刻的“有”在另一时刻就是“无”了。故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只有不片面的中道，认识到万物非有非无才是“真谛”。(3)第三个层次：说“中道”在于不片面（非有非无），这意味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本身就是片面的。故在这一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就是俗谛了。真谛是：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大藏经》卷四十五）。禅宗的第一义，指的就是这种“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的境界。《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种“非非”的境界是经验之外的，是普通的逻辑思维达不到的，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说似一物即不中”（《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我向尔道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第十·清凉文益禅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 为了证悟禅宗的第一义，“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区分和限定（不管是人为的概念、抽象的思辨，或者是道德的善恶、心理的爱憎、本体的空有……），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到那个所谓真实的绝对本性。它在任何语言、思维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称道、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束缚在言语、概念、逻辑、思辨和理论里，如同束缚于有限的现实事物中一样，便根本不可能‘悟道’”[1]。而这也正是六祖慧能临终传授宗旨的“秘诀”：“先须学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菩提场，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应用六祖的这种“对法”，从“有”、“无”始，便可达到非有非无，进而证悟非非有非非无的第一义境界。 仔细分析禅宗的“第一义”以及六祖慧能的“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在此将其称为“禅宗逻辑”。 众所周知，作为逻辑演算的对象可以是事物、事物的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命题之间的关系。禅宗逻辑同布尔逻辑[2][3]相似，也具有明显的类代数的特点。令全类为"1"，空类为"0"。以A和B分别代表两个类，也称之为选取符号。A代表在论域中选取所有A的结果，B代表选取所有B的结果，则 A=B表示两类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分子； AB表示两类相交，即逻辑相乘，代表既属于A类又属于B类的类； A+B表示两类相并，即逻辑相加，代表或属于A所标记的事物的类，或属于B所标记的事物的类； 附图表示A的补类，即由论域中除去类A的事物的类。 按照上述的基本约定，在传统的布尔逻辑中，如果A表示类“有”，B表示类“无”，则明显有A+B=1，即类A和类B互为补类，即这意味着同时属于两个互补的类的类是可能存在的，即传统逻辑中的“不矛盾律”在禅宗逻辑中不一定成立。其次，由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不可言说的本体的“认识”过程在逻辑上只能是一个无限逼近的渐进过程，这正从逻辑上显示了它的不可言说性的根源所在。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4]原来不可言说的禅宗“第一义”是在传统的语言和逻辑之外的存在，现在随着逻辑的扩展，在禅宗逻辑框架内，它便不再是逻辑之外的存在了。逻辑扩展了，世界也随之扩展了。 根据禅宗逻辑的基本求和公式，在零级近似下（对应于在求和公式中只取n=0一项），逻辑求和公式变成： A+B=1. 附图而这正是布尔逻辑，即布尔逻辑是禅宗逻辑的零级近似。可见禅宗逻辑比传统的只研究矛盾对立双方间的关系的二值逻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在逻辑对象上，除了包含互补的、矛盾的两个基本的逻辑类之外，它还同时容纳了与之相关联的其余所有可能的独立的类，这就为在逻辑上去研究“非非”之类（传统逻辑之外的、不可言说的）的对象奠定了基础。其次，就逻辑自身而言，禅宗逻辑包容了那些不矛盾律不再成立的逻辑，为逻辑自身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二、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与禅宗逻辑 物理学按照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现代物理学）两大类。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是人们感官经验之内的物质客体，适用于牛顿力学。站在经典物理学的立场上，一个具体的物质客体只能以粒子的方式或波动的方式存在，不存在其它的可能存在方式，即一个物理客体要么以粒子的方式存在，要么以波动的方式存在。以粒子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时刻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以波动的方式存在的客体在某一具体时刻在全空间存在而不具有确定的空间位置，例如水波和声波等。无论是经典的粒子还是经典的波，它们都存在于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借助于牛顿力学理论，人们可以运用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来描述、理解它们，而不会产生任何逻辑上的困难。 物理学研究一旦深入到微观的领域，它的客观对象（如原子）就不再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体验的了。微观客体的微观运动本身已不再是感官所能直接观测和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微观客体及其运动，只有借助于复杂的科学仪器，通过人工安排的科学实验，观测由其引起的在仪器中发生的某种不可逆放大过程所导致的宏观可观察效应。这种通过仪器的读数所“认识”到的对象已不再是微观客体本身，而这又是对微观客体的唯一的一个认识途径，即只能这样来认识微观客体，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认识”。 在通过各种科学实验对微观客体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微观客体（原子、电子等）在某些条件下表现出粒子性的一面，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表现出波动性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微观粒子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粒子又是波，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和波的简单综合。这种“波粒二象性”在经典物理学框架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临的自相矛盾的境遇与之（指禅宗）惊人地相似，与禅宗的情况一样，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靠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5]尽管物理学家们无法在逻辑上解决“波粒二象性”佯谬，但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最终在数学上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量子力学来描述微观客体的运动。在量子力学体系中，微观客体一般就表现为一个数学上虚的态函数，它可以通过薛定谔方程来确定。但是，无论如何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理论本身并不能给出关于微观客体波粒二象性的物理解释，因为数学上的虚数无论如何是无法同外在的客观存在相对照的。1927年，物理学家玻尔提出了所谓的“互补原理”来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玻尔把两种图象——粒子图象和波动图象——看作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互补的描述。这两个描述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是部分正确的，使用粒子概念以及波动概念都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就不能避免矛盾。”[6]不难发现玻尔的互补性解释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波粒二象性”所导致的逻辑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传统逻辑是无法解释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疑难的，唯一的出路是求助于比传统逻辑包容性更大的新的逻辑。本文所给出的禅宗逻辑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波粒二象性”问题。首先，波和粒子作为两个类在传统逻辑（经典物理学框架内）上是完全互补的两个类，因此可令：A表示粒子，B表示波，翻译成逻辑的语言就是：在逻辑上存在这样的类，它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物理学上的微观粒子就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类。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微观客体所遵循的逻辑是禅宗逻辑的一级近似的结论的正确性。 三、总结 禅宗哲学（包括禅宗逻辑）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平行性，早已引起过人们的关注。玻尔在1937年访华时就曾被中国的对立两极的概念所震惊。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F.卡普拉则更是为这种平行性所吸引，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尽管有许多人都意识到了现代物理学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但没有人能明确指出其背后的根由。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发现这种平行性、相通性的根源在于二者所研究和指向的对象都遵循相同的逻辑——禅宗逻辑。禅宗逻辑的对象是感官经验之外的，是日常的语言、逻辑所不能言说的，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同禅宗所要证悟的最终本体恰恰都是这种对象。人的思维离不开形象、直观，离不开日常经验中的语言、概念和逻辑，而禅宗所要证悟的本体和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客体却又都是直接经验之外的存在，是无法从形象和直观上把握的。正如玻尔所指出的：“物理学面临的困难来源于我们被迫使用日常生活的词汇和概念，即使我们是在从事于精炼的观察也如此。我们除用粒子或波就不知道其他描写运动的方式。”[7]因此要想“认识”和“把握”这类对象，就只有超越传统逻辑的束缚，应用全新的包容性更大的逻辑进行思维，才能将其重新纳入到逻辑的框架之内加以“言说”、“认识”。
浅论禅宗 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禅是禅那（巴利文Jhāna，梵文dhyā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编辑本段]历史简介 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而得名。以参究、禅定为方法，以彻见本有佛性为宗旨。 相传中国禅为菩提达摩(南朝宋末人)创立，达摩于北魏末年首先活动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后来来到嵩山（今河南登封市）少林寺，面壁九年修持佛法，修习禅定，倡二入四行之禅修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后世以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以嵩山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并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达摩在少林寺有嗣法弟子慧可、道育等，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 ，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 、惠能二人分立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 ，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拂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编辑本段]顿悟祖师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佛学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禅宗修持以定慧一体为特色。后世禅宗流入禅语机锋、呈口舌之辩，违反了禅宗的本意。禅宗强调心性的运用，以明心见性为宗旨，对中华气功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巨大贡献。 相传南北二宗之争，始自五祖弘忍选嗣法弟子。神秀作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忍以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忍以为得其禅之心要，故密授法衣，认可其嗣法地位。以后北宗主拂尘看净之渐修；南宗主张顿悟而即身成佛。认为舍离文字，直探心源，闻言当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才是修禅正途。其禅法可概言为无所住而生其心，即由定发慧。[编辑本段]传承弟子 惠能弟子中最负盛名的是南岳怀让（677～744）与青原行思（ ？～740 ）。另有神会居洛阳菏泽寺，创菏泽宗，被尊为七祖。门下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等。怀让住古南岳天柱山，创南岳系。青原住江西吉安，创青原系。怀让弟子道一(709～788)尊称马祖。其门下怀海影响最大，称洪州禅。怀海弟子有黄檗希运，沩山灵佑。希运门人义玄（ ？～867 ）在河北镇州创临济宗。灵佑与其弟子仰山慧寂（814～890）创沩仰宗。行思门下石头希迁（700～790）一系数传至洞山良价 ，再传至曹山本寂，师徒共创曹洞宗。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数传至义存（822～908），其门下师备之再传文益（885～958）创法眼宗，住金陵清凉寺；师备同门文偃（？～949）住韶州云门山，创云门宗。晚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极盛。两宋之后，儒道释三教合流，禅宗风格略变。大量“公案” 、“诵古”文字著述问世。宋代 ，临济宗中又分出方会（ 992～1049 ）所创之杨岐宗和慧南（ 1002～1069 ）所创之黄龙宗。元明之后，禅净合流形势大成，禅宗衰微。 禅宗流入朝鲜始于神秀门下之新罗僧信行（704～779），所传为北宗禅。马祖门下之道义则将南宗禅带到朝鲜（ 820 ）。越南禅宗最早为天喜禅派，为从僧璨受禅法之毗尼多流支（ ？～594 ）所创。南宋时，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受法，禅宗临济黄龙派随传入日本；南宋末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又传去杨岐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又将曹洞禅法带至日本。稍晚从百丈怀海受禅法之无言通创无言通禅派；后更有黄龙系（一说云门系）的草堂禅派（11世纪）和临济系的竹林禅派（13世纪末）等。 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日本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禅宗少林潘国静[编辑本段]五家七派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与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良价禅师治所在今江西宜丰县洞山，良价的弟子本寂在豫章洞山(今江西宜丰洞山)普利院学法数年，后到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弘扬师法。由于良价住洞山，本寂居曹山，所以禅林中把师徒两人创立、弘扬的新禅宗称为“曹洞宗”。曹洞宗以自忘来完成自我的实现。 临济宗。黄檗希运禅师住持宜丰的黄檗山寺（今江西境内）时初露端倪，义玄从希运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河北正定)建临济院后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临济宗传至楚圆门下，又分出黄龙派、杨岐派。临济宗认为无位真人就是真实的自我。 沩仰宗。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于湖南宁乡沩山密印寺。沩仰宗强调机和用，信位和人位，及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差别。沩山在得意忘言这一点上跟庄子完全相同。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云门宗一面逍遥于无极，一面又回返人间。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法眼宗完全奠基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 杨岐派。方会创立。因住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编辑本段]禅学点滴 禅学，像所有活泼的传统一样，它们的起源，都是充满了许多神话和传奇，因此禅的开展，也自然和释迦牟尼佛发生了关系。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地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地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因此禅便在一朵花和一个微笑之间诞生了。你也许以为这故事太美了，可能不是真的；而我却认为正因为它太美了，不可能是假的。禅的生命并不依靠历史的事实。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已把握住禅的精神——因花微笑，由笑花开。 迦叶，据说是印度禅的初祖，在他以后传了二十七代，至菩提达摩是第二十八祖，也是印度禅的最后一祖。达摩来到中国后，便成了中国禅的初祖。所以达摩在禅宗史上，可说是沟通中印思想的一座桥梁。 印度禅这二十八祖的法统，据考证是后人捏造的（译者按，胡适博士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中曾考证过），在梵文中也没有印度禅宗法统的记载。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巴利文 Jhāna “禅那”音译来的（梵文是Dhyāna），但其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禅那”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是指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而“禅”以中国祖师所了解的，那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他们一再地提醒学生，冥想和思索，都会失去禅的精神。 胡适博士曾发挥说： “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也许这不是一种有目的的革命，而是自然的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同于“禅那”却是事实。铃木大拙博士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 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救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以笔者的看法，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否则单靠老庄等道家思想的复兴，实不足以构成禅宗那种生龙活虎般的精神。不过说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在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汤姆士默顿（Thomas Merton）先生曾极有见地地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庄子的根本精神是禅的核心。唯一的不同，是庄子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悟力中，而禅则发展为一种导致开悟的训练；这种训练也是今天日本禅的特殊贡献。 因此懂得庄子心斋，坐忘，朝彻的境界后，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禅的本质.[编辑本段]三种境界 ①心斋：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一身的功夫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贸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②坐忘： “坐忘”两字的原意，莱济（Legge）翻为“我坐着而忘了一切”，伽尔斯（Ciles）和林语堂翻为“我坐着而忘了自己”，冯友兰翻为“忘了一切”，铃木大拙翻为“心忘”，我认为这个“坐”字不应从字面上去体味，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不仅要坐着才能忘，而是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忘。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 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③朝彻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 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地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上面，笔者之所以冗长地引证了庄子的这三段文字，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的种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此外，庄子“真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禅师，最显著的是临济义玄，和他开展出来的临济宗都以真人为最高境界。庄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强调存在先于知，这也是禅的一大特色——先存在而后能知。禅的思想正好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相反，而是“我在故我思。”[编辑本段]禅学应用 最近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有一位墨芬蒂（William．C．Mcfadden）教授，曾召集了一个为期三日的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目前大学青年紧张心理的因素，他在“是什么使他们烦恼”一文中简述会议的经过说： “当一切可能的紧张因素都列举出来后，一位学生说：“这些原因统统是，又统统都不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另一位附和说：“我也觉得有那么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使我烦恼”？又有一位说：“这个令人烦恼的东西，好像是虚空无物的，但是如何才能描写这个虚空呢”？还有些认为是缺少嗔，或美所致。但这些看法都立刻被否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恍恍惚惚，不可名状，最后有一位口若悬河的学生作了如下的结论，他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总觉得欠缺空间，使我们透不过气来””。 墨教授接着发挥说： “人类心灵的不安由来已久，他们寻求绝对，寻求不朽，寻求永恒，寻求无限。但事实上这个绝对既然是无限的，那么一定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界限的，是一种类似虚空无物的东西。这个无限如果可以界限的话，那就不再是无限了。 这位作者并没有想到禅和道家。但他却揭出了一个极为生动的看法，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禅和道家是如此的吸引了西方青年，他们希望从禅和道家中去寻求那个使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已厌倦那些既定的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条。传统的禅学对他们来说，好像几何学一样，只强调那些可以传达的，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传达的。这个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禅和道家探讨的天地。禅和道家并不是真能传达那个不能传达的东西，而是他们有方法把它引托出来，使我们的心境开阔，有更多呼吸的空间。 中国精神的最大特色，不是喜作有系统的观念说明，我们最动人的诗，就是那些“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绝句，能够用字、声色所表现的，都不是最真实的。中国精神是超出字、声、色之上，它是借字以写无限，借声以说无响，借色以明无形，也就是借物质以烘托精神。[编辑本段]中西差异 斯曲兰催（Lytton Strachey）读了伽尔斯所翻的中国诗后，曾比较希腊和中国诗的差别说：“希腊的艺术，在文字方面的造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它永远地寻求最好的表现，在希腊诗集中最精彩的抒情诗，实质上都是格言式的，这和中国的抒情诗大不相同。中国诗不是格言式的，它要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不是终结的，而是无穷境界的开端。它完全是呈现在一种不可思议，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气氛中。” 譬如李白的那首五言绝句：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斯曲兰催会评赞这首诗说： “突然的，帘子卷起来了，一刹那间，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图画。使我们的心灵化作一只游艇，在不可思议的，愈流愈广的想像之河上飘荡。这一类的诗，富于写意，但并不是一个摄影式的记录，而是对于切身体会到的经验，用微妙的笔触表达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诗画和生活艺术的风格，这也就是禅的风格，在这方面，禅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象征。 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由于东方人反都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因此禅的那种两难的论法对西方人的吸引力远胜过东方人，事实上，今天禅的精神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人性本是一致的，是超越了东西方的；而且唯有超越东西，才能综合东西，假如我要作个预言的话，我将说这种综合必先成熟于西方，然后再散布到全世界。 东方人最好记得爱伦维特（Alan Watts）所说：作为禅学源头的庄子哲学是和现代人的境遇息息相关的。维特认为庄子和查定（Teilhardde Chardin）在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看法比起牛顿把宇宙看成像弹子球撞击那样的机械化，显然是更近于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应认清禅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和节奏的，它的疯狂中自有法则，默顿说得好： “在某些西方人圈子里所流行的禅只是适合于精神上的混乱而已。它表现了他们对习俗、伦理和宗教的一种不可理解的不满。它象征了他们在机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复自性的迫切需要。但是由于只恢复意识经验，使西方的禅学带有道德放任的色彩，而忽略了中国和日本禅宗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肃的传统。庄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易被今天一般人误作放荡不羁，其实庄子早就强调不要劝别人去做他们自己所不知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庄子对儒家的批评是怀疑的，也是很实际的。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宗教的，玄秘的，是追求一种绝对圆满的境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描绘出禅的真面目。本书之所以只写唐代的大禅师，乃是因为由于他们的真知彻悟，和特殊的个性才创造了禅宗。 禅宗有一段公案说：慧可向达摩大师请教安心法门，因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心不能安。达摩说，你先把你的心找出来，我再给你安心。慧可是一个有着较高佛学造诣的佛教徒，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禅宗二祖。他遵循达摩的话去找自己的心，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只好说，我找不到。达摩说，我已经为你安心完毕。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让你找你的心，你能找得到吗？显然，你也找不到。因为三心不住，即过去之心不住，现在之心不住，未来之心不住。你的心是不住的呀。也就是说，你的心并不执着于任何外物。《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禅宗六祖闻此而开悟。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执着于法，执着于物，执着于我，那么你就会产生妄念。其实这世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流转变化。请问你能执着于什么？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不需要你去安。要说安，你顺其自然不就安了吗？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船过水无痕”。这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就是那船，而你的心就是那水。船曾经在水面上行驶过，且留下过倒影，但是水就是水，依然不舍昼夜地流去，何曾被铭刻些许痕迹？你的心本自圆满具足，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你只是被贪嗔痴所惑。你要做的就是内心无喘外屏诸缘。
日本的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象中国茶文化那样主要受儒道佛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综合影响。日本的茶文化是由中国传入的。在7世纪之前，日本人没有喝茶记录。而在这一文化传入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佛教的僧侣们。他们去中国学习佛教，同时将寺院的生活文化也带了回来。其中之一便是饮茶与茶礼。由此，日本茶文化自开初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饮茶习俗传入日本的初期，饮茶活动是以寺院、僧侣为中心展开的。据史料记载，公元805年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从中国带回茶籽，栽种在比睿山麓，形成了日本最古的“日本茶园”。从那以后，弘法大师空海于806年把从中国带回来的茶献给了嵯峨天皇，他还从中国带回了茶碾、茶籽。至815年4月，嵯峨天皇幸游近江时，在唐代生活了长达30年之久的高僧都永忠亲自煎茶献给天皇，嵯峨天皇对此大为欣赏，由此命令近江等地修建茶园。至荣西为止，茶与禅宗的关系可以说是以禅为主，以茶为辅。茶为坐禅修行时的饮料、禅案的素材、行道之资、救国之助等等。这些都只能说明茶与禅宗生活的密切关系，仍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法嗣关系。 茶道的集大成者是千利休。利休在茶道圣典《南方录》中说：茶道的技法以台子技法为中心，其诸事的规则、法度有千上万种，茶道界的先人们在学习茶道时，主要是熟记、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将此作为学习茶道的目的。 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艺术的思想背景为佛教，其思想的核心是禅。它是以禅的宗教内容为主体，以使人达到大彻大悟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新型宗教形式。 在日本文化中，禅文化占有很大比重，这是日本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禅的思想及禅宗的形式影响到日本文化的大部分角落，如建筑、园林、音乐、茶道、书画、武术等。 在日本，历代大茶人都要去禅寺修行数年，从禅寺获得法名，并终生受禅师的指导，但在他们获得法名之后并不留在禅寺，而是返回茶室过着茶人生活。茶人的生活近似常人的生活，近似艺术家的生活。所以说，茶人虽通过禅宗学习到了禅，与禅宗持有法嗣关系，但茶道有其独立性，是独立存在于禅寺之外的一种“在家禅”。如果把禅寺里的宗教活动叫做“寺院禅”的话，那么茶道与禅宗就是一组平行并行的关系。 久松真一说：“茶道的第一目的为修炼身心，其修炼身心是茶道文化形成的胎盘。无相的了悟为一种现象显示出来的才是茶道文化。茶道文化真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形式，自己开始研究茶道以后感到惊讶的是，其文化形式有着强烈的独特性，即它是一种由无相的了悟，无相的自己表现出来的形式。未渗透着无相自己的茶道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茶道中必须渗透着无相的自己。即茶道文化是无相的自己的外在表现。茶道又是一种根源性文化，它修炼人的身心，创造无相的人、了悟的人，即创造文化的创造者。所以说，茶道是创造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这些创造者创造的文化反过来又创造文化创造者。茶道是这样一种修炼人的天地，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创造的领域。在此意义上来说，茶道是无相自己的形成及无相自己表现的场所。”如上所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茶道的形成，是以珠光为开山，邵鸥为先导，千利休为集大成者而完成的。 在日本，最纯正的茶道被称之为“草庵茶”。草庵茶的茶道是对高贵、财富、权利的彻底批判，以及对低贱、贫穷的新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 至今，茶道已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文化形式，也是最常举行的文化活动。喜爱茶道的人比比皆是。为追求茶道而终身不嫁的女子，为追求茶道而辞去公职的男人屡见不鲜。现在，茶道被认为日本文化的结晶，日本文化的代表。 学术界对日本茶道精神的解释主要使用三个概念：（一）和敬清寂；（二）一期一会；（三）独坐观念。这些概念与禅的思想是相联系的。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无”，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派生出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种形式，如茶室建筑、点茶、道具、茶点心等。 “一期一会”一词出自江户末期最大的茶人井伊弼所著茶论《茶汤一会集》。井伊说：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再不能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弼的《茶汤一会集》。面对茶釜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时此日再不会重演，此刻茶人的心里不禁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用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为“主体的无”。 由此可见，茶道是一场静心清魂的佛事。茶人不愧为在家的僧人。茶室可比作寺院的佛堂。所以，日本茶道思想是茶与禅的融会贯通。茶中有禅理，禅理又在品茶中深刻体会到。 日本茶道一直可追溯到一千二百年前的奈良时代，由中国唐代的鉴真和尚及日本的留学僧最澄法师带入日本，很快在日本的上层社会流传。 十五世纪初，名僧村田珠光（1423-1502）采用“茶寄合”的大众化形式。吸收“茶数寄”的品茶论证和鉴赏茶具的内容，结合佛教庄严肃穆的仪式。创立了茶道艺术。提倡茶禅合一，旨在清心。以后由禅门逐渐普及民间，形成20多个流派。如内流、乐流、细流、织部流、南声流、宗偏流、松尾流、石洲流等，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时代的茶道高僧千利休，集茶道之大成。创立了最大众化的“一派茶道”又称“千家茶道”后来，千利休子孙分三支，又称“三千家”。“一派茶道”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千利休也被日本人尊为茶道宗匠。 所谓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礼仪，有一整套形式，用以修心养性，增进友谊和学习礼法。千利休提出茶道的根本精神是“和，敬，清，寂”。称“四规”是茶道的宗旨。 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村田珠光曾提出过“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千利休只改动了一个字，以“和敬清寂”四字为宗旨，简洁而内涵丰富。“清寂”也写作“静寂”。它是指审美观。这种美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佗”字上。“佗”日语音为"wabi"，原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平安时期“佗人”一词，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佗”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静寂”、“悠闲”的意思，成为很受当时一些人欣赏的美的意识。这种美意识的产生，有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改组时期，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失势，新兴的武士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失去天堂的贵族感到世事无常而悲观厌世，因此佛教净土宗应运而生。失意的僧人把当时社会看成秽土，号召人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或隐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所谓“草庵文学”，以抒发他们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积愤。这种文学色调阴郁，文风“幽玄”。 室町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商务活动繁忙，城市奢华喧嚣。不少人厌弃这种生活，追求“佗”的审美意识，在郊外或城市中找块僻静的处所，过起隐居的生活，享受一点古朴的田园生活乐趣，寻求心神上的安逸，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茶人村田珠光等人把这种美意识引进“茶汤”中来，使“清寂”之美得到广泛的传播。 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不是沱茶），“佗”有“幽寂”、“闲寂”的含义。邀来几个朋友，坐在幽寂的茶室里，边品茶边闲谈，不问世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修身养性，心灵净化，别有一番美的意境。千利休的“茶禅一味”、“茶即禅”观点，可以视为茶道的真谛所在。 而“和敬”这一伦理观念，是唐物占有热时期中衍生的道德观念。自镰仓以来，大量唐物宋品运销日本。特别是茶具、艺术品，为日本茶会增辉。但也因此出现了豪奢之风，一味崇尚唐物，轻视倭物茶会。热心于茶道艺术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认为本国产的黑色陶器，幽暗的色彩，自有它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 日本的茶道有烦琐的规程，如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份、年龄和文化教养等来选择。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凡此种种都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和、敬”的精神。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道"可道 为了让概念更概念,混沌更混沌,玩概念聊混沌之前讲个小故事: 18世纪日本有位天龙禅师,道行高深.禅师修行的寺院不远有家杂货店,经营杂货店的是对中年夫妇,两夫妇膝下有一女儿,正值青春年华.有一天,杂货店的老板发现女儿怀孕了.夫妇二人又惊又怒,逼问女儿孩子的父亲是谁.开始女儿就是不说,后来在父母的再三威逼下,终于开了口.只说了四个字"天龙禅师". 于是,夫妇俩领着女儿来到寺院找禅师兴师问罪.愤怒之下必定是破口大骂,甚至动手动脚.而天龙禅师异常安静地等他们发泄完,慢慢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还是非常安静看着一家三口,淡淡地说道:"是这样吗!"最后,一家三口离开了寺院.天龙禅师的丑闻也因此传遍日本.没过多久,孩子生了下来.夫妇俩把孩子抱到寺院,给了天龙禅师.禅师自此开始了抚养孩子,经常忙的不亦乐乎.到左邻右舍化缘奶水以及婴儿需要的一切,每次他去邻居那化缘都会遭到漫骂和指责.而禅师仿佛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两年后,杂货店的孩子妈妈终于承受不住良知的谴责和折磨,说出了真相.原来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不是天龙禅师.于是,两夫妇和女儿又来到寺院痛哭流涕,悔恨不已,请求禅师让他们把孩子抱回抚养.禅师安静地听完了事情原委,和两年前说的一样:"是这样吗!"两夫妇千恩万谢,抱走了孩子.此事又迅速地传遍了日本!天龙禅师从此家喻户晓,而禅师本人还是过着和以往没有变化的修行生活. 这个故事究竟和"道"有什么联系呢?我们结合这个故事先谈道的特征"无为而无不为".无是什么呢?无是空间是舞台,舞台空间满了装不下新事物.欲意占满精神,看不清事物.因此,老聃有"无欲观其妙和无中生有".设若,禅师一心度人宏法,有禅师的执著,那就是有.一旦有,无法接受这种毁谤.那么,因有形成对立,排斥.从而,只能把自己名誉洗清,而到此事物终止,就不能无中生有,也就不能真正地宏法利生.而无为讲的是什么呢? 老聃63章说的很清楚,"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很显然无为是以德报怨,而且是积小善成大善最后形成德,而厚德才能载物,才能成就大名誉.另外,无为是看似与自己的目标无任何关联,无为要否定自身欲意,接受事物尤其是带有灾难性的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大灾难是大机会,也就是"反者,道之动". 正面澄清事实是有为,有为就会对立导致事物发展终结,因此有不能生有.而不辩解,不抚养才是不为,才是消极.这才是三者之间的准确定义.因此,无与有是相对非绝对.无为非不为,而是无所不为.而处于无的状态就能领悟道的发展变化,此为妙,领悟了道才清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者神奇.的确是化腐朽为神奇.那么到此我们也就体会了什么是名,以上都是用名来释道,所谓语言文字,也是用现象说本质. 老聃著作需要领悟通篇才能解释其中的章节内容,而这个通篇整体就象一个人,你没有看清楚整个人,就看见鼻子或者其他器官而去领会和解释,一定会越来越乱.而读<<道德经>>又与其他书籍不同,你不但要通读,而且要悟.参阅别人的注疏只能更乱,不如死看原著,死悟到底.有参禅的成分,其实佛教的禅宗就是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里有道家的精华.话到此为止,下面玩概念,不玩概念好象不是哲学.玩概念就是把自己玩混沌,把别人弄糊涂! 道是什么,道者形而上者,器者形而下者.器,物质也,万物生于道,道规定万物而非万物.无有是道,道非无有.固,无有万物是道,道非无有万物.那么道究竟为何物,道者说起来无穷无尽.非常道!无有名前面谈了,到此谢幕!
花开五叶 心法相传
3、慧能大师对禅宗的贡献3．1“简易”了繁琐的中国佛教六祖慧能所作的贡献有很多，慧能创立南宗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宗教革新运动，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以宣扬顿悟成佛，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哲学，使佛学简洁明了，从而不仅能使广大的下层群众所接受，而且也为上层统治者所赏识。因此慧能为禅宗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2六祖大师的言行普被后世在宝林寺，六祖传教说法长达37年之久，他的言行后被其弟子法海汇编成书，这就是被奉为禅宗经典的《六祖法宝坛经》。在佛教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佛的说法记录能被称为“经”。而一个宗派祖师的言行录被称做“经”的，在中国，六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六祖大师的座下嗣法弟子四十三人，在各地弘法，开创了各具特色的禅风。后“五家七宗”的形成，正印证了达摩祖师“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预言，对禅宗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空前的推动及弘传作用。结语论文就此搁笔，让我对唐朝禅宗的发展和六祖大师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六祖的禅学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至今还在焕发着夺目的光彩。而南宗禅的正式创立，也为六祖奠定了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得到六祖禅法的滋养，而使佛法一代代弘传!正因如此，我认为研究六祖的思想很有必要，并且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1]《高僧传》。[2]《禅学论文集》。[31《禅与悟》。[4]《六祖大师法宝坛经》[5]《佛教与中国文化》。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论东西方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策略
除此之外,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还可以采用目标国受众耳熟能详的谚语、诗词等加以仿写,可以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日本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广告语就套用了中国古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在英国,则套用了英国谚语,变为Where there is a way, there is a Toyota;而在美国,则将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句改为Not all cars are created equal,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4 运用目标国的明星百姓 人们总是对与自己同属一种文化的人产生亲近感,相对较容易地接受他们所推荐的产品。所以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广告制作人常常选用目标国的人物代言,以适应当地的文化氛围和市场。 在采取目标国的人物做产品代言人时,有的倾向于运用偶像明星以产生号召力。可口可乐公司就选择了华人新生代偶像如SHE、蔡依林、潘玮柏等担任形象代言人;力士在中国的广告中也不再使用金发碧眼的西方明星,而是选择了张曼玉、舒淇。还有的广告则偏好采用普通人做代言以增强产品的亲和力,如海尔集团在北京奥运期间推出的全球系列广告“一个海尔一个家”,广告的创意是全球化的,但在不同国家宣传时却采用了不同国家的家庭,以此来贴近目标国人们的真实生活。又如阿迪达斯,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推出的广告是两支由世界知名球员组成的球队比赛的场景,但在各国播出时最后的射门动作却是由目标国的著名球员来完成的。这样的“本土化”策略当然会引起目标国受众的认同。 5 遵守目标国的法规 法律是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最高体现,需要强制执行。不同国家内容各异的法律法规直接约束限制着广告,尤其是跨文化广告的进行。广告创作前一定要熟悉和遵守目标国的相关法规,分析不同国家地区间法律制度的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规避违反法律的风险。 欧洲各国禁止播放有关宗教、烟酒等内容的广告,而在中国广告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烟酒类的广告。在欧美许多国家,广告中使用国旗、国徽等象征图案是合法的。例如美国国旗图案是时尚界的惯用符号,常出现在服装上,允许普通民众穿戴,而在以东方文明为核心文化内容的亚洲国家,擅用国旗国徽是违法行为。 四 “本土化”策略的优势与不足 “本土化”策略是广告制作人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面对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不同目标国受众时,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不同需求,而采取的适应目标国文化环境的广告宣传策略。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采取“本土化”策略,可以在目标国受众熟悉的文化语境下,加强与他们在观念、情感等方面的沟通,取得他们的认同。同时还可以增加生产者及产品在目标受众中的亲和力,提高广告宣传推销的效果。但是在实施“本土化”策略的过程中,因为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广告策略,也会出现品牌形象不统一、广告制作宣传过高的现象。 在当今的跨文化广告传播中,比较受到认可的是采取“折中”的方法,即实施“标准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广告传播策略。此种策略的核心是“标准化策略,本土化表现”,既可以保持国际广告的全球统一性,又能考虑到不同目标市场的差异性要求,最大程度地协调了“标准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广告宣传效果。 参考文献: [1]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出版社,1997年版。 [2] 赵恩芳:《现代广告文化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 孔为松:《东差异与跨文化广告语言》,《语刊》,2008年第9期。 [4] 李久亮:《文化差异与跨文化广告创作》,《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11期。 [5] 项云峰:《英言和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宁波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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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hesis regards hiphop da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rofoundly discusses the reason why hiphop dance is widely accepted in China by culture. In this paper,it researches the elements and expression of the contents of hiphop dance in the way of varies of photographic data, documenturies and data analysis,as well as investigates the attitude of current Chinese young people towards hiphop dance,the reason of cognition and view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investigation and semiotic,to give reasonable account for the cognition and acception of hiphop dance by young people.Summarize the reason why hiphop dance is so widely-spread in China,my opinion is that firstly,
爵士舞与hip-hop街舞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爵士舞出现于二十世纪中期的五十年代，由黑人的社交舞，配上爵士乐的音乐而演进下来的，它吸收了芭蕾舞、现代舞、街舞、拉丁舞的元素和技巧，要表达的是火辣辣的风情。
2.街舞，是由70年代美国纽约市较低层的黑人社区Bronx(社区名)发源，是美国黑人由一种发泄情绪的运动演绎成的"街边文化"。
1.原始的爵士的特点是一种对于情绪的表演，是一种舞台艺术用于娱乐他人，爵士跳的是一种线条感，动作是舒展的，身体的重心是向上的;但早期的街舞是单纯的宣泄舞者的情绪，是一种存在于生活的艺术用于娱乐自我。
2.街舞跳的是一种动律、动作是扭曲的，身体的重心是向下的。这两种舞蹈在舞动时，肢体所做的动作都要比其它舞蹈夸张，吸引人之处，都是以全身的活力带来热情澎湃的感觉。
1.爵士舞讲究规律性的动作，讲究动作的规范性。
2.街舞则看中自由性的动作，越放松，越是自由的动作。节奏感比较强，要求舞者的动作协调性和舞感，以及肢体灵活性和控制力。
扩展资料：
爵士舞即美国现代舞，是一种急促又富动感的节奏型舞蹈，是属于一种外放性的舞蹈，不像古典芭蕾舞或现代舞所表现的一种内敛性的舞蹈。爵士舞蹈最初是非洲舞蹈的延伸，经被贩卖作为奴隶的黑人群体带到美国本土，而在美国逐渐演进形成本土化、大众化的舞蹈。
爵士舞主要是追求愉快、活泼、有生气的一种舞蹈。它的特征是可自由自在的跳，不必像传统式的古典芭蕾必须局限於一种形式与遵守固有的姿态。随着美国流行文化的发展，伴随着芭蕾舞普及和百老汇文化的推广，特别是街舞文化体系的出现，爵士舞已经和以往的马甲、西裤、皮鞋、手杖的表演形式完全不同。
嘻哈（hip hop）诞生于美国贫民区街头的一种文化形式，一般的说法认为它诞生于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嘻哈首先在纽约市北部布朗克斯市区的非裔及拉丁裔青年之间兴起，继而发展壮大，并席卷全球。2018年1月，广电总局发布了最严的禁令，明确规定节目中纹身艺人、嘻哈艺人、亚文化（非主流文化）、喊麦、丧文化（颓废文化）不得请用。
街舞（Street Dance）是起源于美国，基于不同的街头文化或音乐风格而产生的多个不同种类的舞蹈的统称，最早的街舞舞种为Locking，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
动作是由各种走、跑、跳组合而成，并通过头、颈、肩、上肢、躯干等关节的屈伸、转动、绕环、摆振、波浪形扭动等连贯组合而成的，各个动作都有其特定的健身效果，既注意了上肢与下肢、腹部与背部、头部与躯干动作的协调，又注意了组成各环节各部分独立运动。80年代传入中国，并逐渐作为健身活动传播开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街舞
百度百科：hiphop
百度百科：爵士舞
爵士舞和街舞的区别——首先爵士舞就是街舞的一种。而我们现在所跳的爵士舞是newjazz，即新爵士舞，是爵士舞的当今的形态，是种流行舞蹈、在表现形式上，爵士舞更加适合女生跳，爵士舞更适合展现女生的魅力特点。街舞更适合男生跳，街舞更趋向于力量、技巧和阳刚，当然跳街舞的女生也不少，看个人喜好，爵士舞更适合舞蹈表演演出，比如那些韩国女团各种明星的舞蹈都属于爵士舞，我们经常看到女孩子去外面舞蹈演出和商演，表演的都是爵士舞韩舞；而街舞hiphop的技巧更多更深，更适合舞蹈比赛竞技，就像你看到那些针锋相对在比舞尬舞的，都是街舞舞者。爵士舞更加大众和流行、时尚，而街舞hiphop是特立独行的叛逆青年，为了好理解，举个极端的例子，爵士舞舞者是时尚的背心紧身裤美女，透露着性感和干练，比如韩国1M系列舞蹈舞者Mayjlee；而hiphop舞者感觉好像永远是帽子加宽大的T-shirt和宽大的裤子，比如中国有嘻哈之类，美女也是如此。
爵士舞和hip hop是街舞的两种风格。
1、爵士舞即美国现代舞，是一种急促又富动感的节奏型舞蹈，是属于一种外放性的舞蹈，不像古典芭蕾舞或现代舞所表现的一种内敛性的舞蹈。
2、Hiphop（嘻哈舞）：是人们最常接触的一种舞蹈，它有着幅度大而简单的舞步，能够表现出复杂的舞感。因为容易学习，跳起来也相当好看，所以很受大众喜爱。
3、街舞（Street Dance）是起源于美国，基于不同的街头文化或音乐风格而产生的多个不同种类的舞蹈的统称，最早的街舞舞种为Locking，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
扩展资料：
以动作形态来看，街舞舞者分两大类：Dancer和Bboy（BGIRL）。
以表演形态来看，街舞舞者分两大类：一种是个人的技巧街舞，另外一种就是集体街舞。个人技巧街舞是最早流行的一种街舞，因为它能体现年轻人精力旺盛的一面，他们的很多地面动作，譬如说翻滚、倒立、弹跳都是比较高技巧，观赏性比较高的街舞表演。集体街舞是比较流行的街舞形式，它反映了大众的需要，跳起来比较简单，节奏感比较强，它既有舞蹈的感觉又有健身的作用。
常见种类
Locking（锁舞）起源于60年代，由Don Cambell领衔的The Lockers团队发明，是最早成型的街舞舞种。手腕手臂的快速旋转与指向，动作的突然定格，伴以各种拍手、跳跃及劈叉等技术为其主要特征。
Popping（震感舞）起源于70年代初成型于70年代中后期，以不同形式兴起于美国西岸加尼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弗雷斯诺、奥克兰等地，是Funk和Street Dance中的一种风格，最初的基本形式是借由各部位肌肉迅速地收缩与放松的技巧，是舞者的身体产生震动的感觉。
Breaking（霹雳舞）起源于70年代并成型于80年代的美国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是一种难度较高的街舞舞种，比较重视舞步和技巧的结合，分为TopRock、Footwork、Freeze、Powermove四大内容。
Hip-Hop（嘻哈舞）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继Breaking之后的第二种Hiphop舞蹈，是现在广泛流行的街舞类型，嘻哈舞最开始的原本意指B-Boy，后来才有人用MC唱的歌来跳舞，所以说跳Hip-Hop其实是一种后来的说法，B-Boy才是Hip-Hop的起源。
House成型于80到90年代，广泛吸收Breaking、Hiphop、Salsa、Tap、Ballet等等各种不同舞蹈元素，形成了以丰富轻快的脚步变化来表现House舞曲的舞蹈种类，分为Jacking，Footwork和Lofting三大类内容。
Reggae、Dancehall（雷鬼）此舞种起源于牙买加，并随着雷鬼音乐在法国及美国的传播和发展开始走进流行文化和公众视野，动作热情而狂野，带有大量的性暗示动作内容。
Clown、Krump（小丑舞）于90年代初由Tommy The Clown发明，以小丑装扮进行舞蹈，风格上与Hiphop相似但狂野和夸张得多。其弟子Lil C、Tight Eyez等人脱离团队后自立门户，将Clown舞蹈进行大量改变并称之为Krump，寓意Kingdom Radically Uplifted Mighty Praise，并解释为一种通过激烈动作将内在负面情绪进行发泄和升华的赞扬神的舞蹈。
Waacking、Punking、Voguing（甩舞）成型于70年代，原本是美国西岸地下Gay吧异装的男同性恋的舞台舞蹈，以大量手臂的旋转挥舞和风骚的Pose、走位来表达Disco及Funk音乐。Punking原指Locking舞者表演的Waacking，而Voguing是Waacking在美国东岸以House音乐表现并特别突出模特的Pose感的形式。
Turfing出现于美国西岸，以手臂在肩膀等关节处进行非人类的扭曲（Bonebreak）为主要特点，大量结合Popping和相关的Robot、Wave、Kingtut、Slide、Slowmotion等Style和技术，以及芭蕾、Breaking等舞蹈的身体旋转和翻转，形成的一种诡异夸张的新兴街舞舞种。
JAZZ（爵士舞）爵士舞是一种急促又富动感的节奏型舞蹈，是属于一种外放性的舞蹈，不像古典芭蕾舞或现代舞所表现的一种内敛性的舞蹈。Contemporary Jazz作为街舞舞种之一， 随着时间迁移，亦在不同的Jazz编舞师口中被冠以Street Jazz、Jazz Funk、La Style、La Style Hiphop、Urban Dance等不同名称。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街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