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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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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正在多国试点推进。我国于2020年4月正式进入试点阶段。本文就数字人民币产生的背景、意义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做简单分析。 一、数字人民币的产生背景 (一)数字经济发展催生数字货币 全球经济形态正朝着数字化不断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显示,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逆势增长3%,我国数字经济规模5.4万亿美元,增长9.6%,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驱动了支付方式的演进,电子支付、移动支付日益普及,现金使用率逐年下降,为数字货币的诞生和应用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从货币体系演变上来看,CBDC既是 科技 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也是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的需要。 (二)CBDC优化了央行数字经济领域的管理功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CBDC是一种新型的货币形式,由中央银行以数字方式发行的、有法定支付能力的货币。从本质来看,CBDC是央行的直接负债,具有最高信用级别,而且不流入银行存款体系参与货币创造。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工作论文《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技术》构建了一个CBDC的金字塔选择模型,他们认为各国可以依据消费者与国情需求,在运营架构、账本模式、获取方式和使用范围等多个维度灵活设计。 CBDC在应用选择上分为批发型与零售型,批发型CBDC限于央行与商业机构进行交易;零售型CBDC也被称为目标型,面向一般公众。在技术路径上分为账户型与代币型,账户版CBCD是指类似目前的商业银行,在央行开设账户进行交易,由央行进行总账本记录结算和交易信息记录;代币型CBDC也称Token型,采用的是加密货币范式,用户身份与收款地址不挂钩,通过密钥获得资产归属权,完成保护用户隐私。在运行架构上分为单层架构与双层架构,单层模式中,CBDC由央行直接负债,并直接运营支付系统并提供零售服务,适用于金融尚不发达的小型经济体。双层模式则是由央行直接负债,商业银行和 科技 公司提供支付服务和财务维护。 (三)全球CBDC发展方兴未艾 2020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对CBDC开发及应用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央行在CBDC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发达经济体对CBDC大多持审慎研究态度,发展动机主要包括降低支付成本,应对私人货币冲击,倾向发展批发型CBDC。发展中经济体研发CBDC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和改善本国的金融体系,倾向发展零售型CBDC。最早宣布进入试点阶段的CBDC为2016年加拿大央行推进的Jasper项目,研究Jasper在批发型支付清算和国内银行间大额支付结算的应用可行性。从实验结果来看,其大额支付系统基本可以有效运行,与新加坡数字货币Ubin可以利用区块链进行跨境、跨币种支付交易,但在交易量大幅高企时,系统难以有效匹配,致使结算最终性难以确定。目前,欧洲央行在2021年7月正式启动数字欧元项目,美联储数字美元项目已提上日程,但尚未正式启动,全球CBDC发展仍处于研究实验阶段。 二、我国推广数字人民币的必要性 (一)提升人民币贸易水平,助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 我国正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已经达到3119万亿美元,占标明币种外汇储备总额2.61%,为该数据公布以来的 历史 新高,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显现。但目前来看美元占标明币种外汇储备总额59.23%,欧元占比20.54%,尽管以美元为主导的SWIFT结算体系汇款手续费用昂贵且不透明、转账效率低下等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但美欧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随着CBDC结算体系的不断发展,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结算将可能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应用,并部分替代现有的结算体系。尤其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致力于亚欧美大陆互联互通,主要在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泰国等亚欧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部分进出口贸易天然规避了美欧结算体系。随着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完善,较大可能率先在“一带一路”经济活动中应用,因此发展“零售—批发兼顾型”数字人民币,可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应用,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有效提升监管机构在移动支付领域的监管能力 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将进一步优化央行在移动支付中的运作。从数据收集层面,由于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和透明度,监管机构更容易控制负利率的存款和贷款工作,更透明的支付流量数据将提高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从提升交易效率层面,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功能,省略了传统电子支付领域发卡机构、清算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角色,有效提升交易速度,实现了真正意义的“T+0”结算。从优化市场分割层面,央行充当了数字人民币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角色”,确保了数字人民币具有天然“断直连”属性,随着数字人民币在移动支付领域推广,将一定程度上打破现有巨头垄断的市场格局。从政策传导方面,在精准扶贫、精准普惠等政策落实上,可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设定资金用途及进出通道,实现政策性拨款转款专用和精准投放。 (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平衡匿名交易与反洗钱悖论 虚拟加密数字货币具有隐蔽性和匿名性,难以追踪资金去向,滋生资本外逃、地下经济等问题。数字人民币负责管理身份信息的认证中心和负责流水账簿记录的登记中心的分设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交易的匿名性,同时其所属的上行机构均为央行,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认证中心和登记中心的数据对可疑交易行为进行比对分析,可以有效的防范洗钱、逃税、恐怖融资等违法行为。 三、数字人民币设计基于科学的框架 数字人民币是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属于法定货币,由央行中央化发行和管理,定位与M0。 在发行体系上,数字人民币采用“央行—商业银行”双运营,模式。央行负责第一层的数字人民币制作发行,按照100%准备金兑换给第二层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则面向群众,负责数字人民币的转移和确权,基于用户绑定的银行账户进行兑换。用户可在数字人民币钱包(母钱包)下开设一个或多个由商业银行运营的子钱包。 在运行架构上,数字人民币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框架。“两库”包括中央银行在私有云上存放的“发行库”和商业银行在本地和私有云上存放的“银行库”。“三中心”指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其中认证中心负责对运营机构和用户身份信息进行管理;登记中心提供分布式账本服务,负责权属登记和生产、流通、清点过程的流水记录;大数据中心利用云计算等技术对支付行为和监管调控指标进行分析。 在技术路径上,数字人民币采用账户型与代币型相结合的模式,以实现有限匿名和基本普惠。央行认证中心储存用户地址和身份的对应关系,登记中心则仅记录交易信息。一方面由于交易信息不涉及用户实名身份,因此单个商业机构无法追踪完整资金流向,实现交易的相对匿名。另一方面央行具备对资金链条的追踪能力,可以有效监测可疑资金往来。 2020年数字人民币启动零售型试点测试,先后启动和新增多个测试城市、地区和场景。从规模、推广方式、指定运营机构数量、支付方式、用户群体来看,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正在稳妥有序推进,已在线下商户支付、线上购物、公共交通、公共缴费、工资代发、跨境支付等多个场景实现实际应用。根据央行2021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定位为零售型CBDC,同时提出了三大目标和愿景:一是丰富央行对 社会 公众提供的现金形态,助力普惠金融;二是支持零售支付领域的公平、效率和安全;三是 探索 改善跨境支付。目前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联合发起多边CBDC研究项目。预测数字人民币在持续提升国内零售支付系统效率、降低零售支付成本的同时,未来也将在国际贸易、跨境汇款等领域开放试点和推广,逐步向“零售—批发兼顾型”转变。 四、推广数字人民币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出更高要求 数字人民币推广将大幅促进商业银行IT系统全面升级。在目前已知的应用场景中,商业银行必须在核心运营系统中增加完整的加密验证程序,完成数字人民币密钥传输和验证。从线下来看,ATM机、智能柜台机、商户收款设备等需更新软、硬件,使其具有数字人民币交易能力。需完成数字硬钱包整体制作、发放、回收及系统全流程开发。从线上来看,在手机银行户端新增数字人民币模块,实现软、硬钱包开设及回收功能。 (二)部分支付领域的市场份额将重新划分 从目前试点情况来看,未来商业银行数字子钱包将会是数字人民币的主要运营模式,承担数字人民币的付款、收款、转账等功能。一方面,为商业银行增加了移动支付的流量入口,减少对支付宝、财付通的流量弱势。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流程中不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商户数字钱包“提现”所需的手续费由商业银行自身进行定价。若数字钱包“提现”手续费低于目前第三方支付平台手续费水平,部分支付市场将向数字人民币倾斜,造成支付领域市场份额再划分。 (三)或对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各业务分润方式产生影响 支付宝、财付通等因其特殊市场规模与市场地位,在银行各业务间的议价能力较强,支付业务分润比例较高。若市场份额划分产生变化,其议价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提升银行支付利润水平。 (四)抓住企业、零售客户流量新窗口 获取流量已经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大命题。支付宝、财付通基于其网络购物、网络社交获取流量,招商银行基于客户服务获取流量。商业银行应做优垂直领域,成为平台而不是接入平台以获取流量。一是从深耕应用场景获取零售客户流量。在数字人民币测试环节,国有大行逐步加大数字人民币用户交互。以建设银行为例,其数字子钱包积极与海南易铁动车组开展公共场景宣传和使用,布局公共交通领域数字支付。银行可针对性在优势业务率先对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布局,占领数字支付市场份额。二是从 探索 数字支付整体解决方案获取企业客户流量。各业务部门协同联动优先做好企业数字钱包托管、数字工资代发、数字理财等整体方案,充分借鉴支付宝在交易闭环和生态圈打造的成功经验,实现企业客户的有效转化。(作者/中信银行资产负债部 赵梦琪) (编辑 张明富)

1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初步评估[期刊论文] 《世界经济》PKUCSSCI-2008年11期-李众敏,吴凌燕,Li Zhongmin,Wu Lingyan2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兼以广东省进出口贸易为例[学位论文] 王歆, 2009 - 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3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期刊论文] 《生产力研究》PKUCSSCI-2011年4期-张倩,ZHANG Qian 4全球化、人民币升值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期刊论文] 《理论前沿》PKUCSSCI-2008年9期-史小今,Shi Xiaojin 5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期刊论文] 《理论前沿》PKUCSSCI-2008年14期-龙柯宇,Long Keyu 6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学位论文] 赵静, 2008 - 河北师范大学:世界经济7人民币激进升值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动态CGE分析[期刊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PKUCSSCI-2010年4期-胡宗义,刘亦文,HU Zong-yi,LIU Yi-wen 8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期刊论文] 《中国市场》PKU-2008年26期-卢艳茹 9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学位论文] 李珍, 2008 -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 10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及对策[期刊论文] 《商场现代化》PKU-2010年15期-刘学

欧易OKEx research: 从货币演化的历史探究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

摘要: 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可以认为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没有发行主体,因此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控制它的发行,如比特币,以太坊等;由于算法解的数量确定,所以数字货币的总量固定,从而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可能;由于交易过程中需要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的认可,因此数字货币的交易过程足够安全。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指的是有发行主体一类的货币,如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Facebook的Libra等。

本文从货币的本质、货币载体的 历史 变化和货币发行方逐步完成统一的 历史 变革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探讨数字货币是否具备货币三要素,能否逐渐取代现钞实现数字化革命,以及目前数字货币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数字货币、货币史

一、货币载体的 历史 变化

1.1 货币的本质

众所周知,传统货币史上大家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价值尺度,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组织生产活动并成为维系生产关系的纽带。但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发展,货币本质的解释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定的改进,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货币的本质已进化为了一种人类构建的 社会 机制,其核心是信任,这个信任是由不信任的各方对中间方(货币发行方)的信任。我们大家现在对货币达成了新的共识,就为信任缺失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其次,货币的本质也是记账货币,或被称为度量单位,其价值随着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与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浮动。而一个好的度量单位其价值必然是相对稳定的,由此,在 历史 的进程中,货币总需要一整套机制来确保其价值的稳定,该机制发展至今已较为全面,目前包括支付清算体系、信用创造体系、金融监管等核心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货币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开文提到的信用关系。货币既是发行者的一种债务或责任,也是持有者的一种信用或索偿权。因此货币双向影响资产和负债,并可通过两端的变化来得以记录。

最后,这种信任关系是可以流通的。货币如果想要流通使用,就必须用代符来加以表征,用记账系统来记录价值及其转移并清偿各种信用关系。

数字货币要想取代法币,则需要满足上述货币的三大要素。从长期来看,数字货币背后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确保其价值的稳定,从而实现其作为记账单位的功能,而这一整套机制极有可能由央行来提供,稍后我们会提到这背后的原因。

1.2 货币载体的变化

从 历史 上来看,货币载体遵循从金属货币过渡到银行票据,再到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变化过程。最初,金属货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交换的进行,促进经济 社会 加快发展。然而,随着交易频率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大量携带运送、交割清算金属货币的成本越来越高,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商户间分别记账,一段时期结束时,双方再核对账目,互相轧抵往来后,将余额进行货币清算。该货币收据叫做‘汇票’,专门办理汇票业务的商户叫做‘钱庄’或‘票号’。随着票号中汇票的接受度逐渐提升,为了方便流通,票号开始将汇票改造成为事先印好面额(划分不同档次),标明出票人并承诺见票即付,增加防伪验证标识等,但不限定持票人的通用汇票,这就使其演变成为“纸币”。

货币载体的变化解释了人们对其便捷流通性和可信任的需求。该演变过程遵守了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最初的货币与金、银、铜等金属的价值挂钩,随着交易的进行,票据和纸币这些不具备真实价值的货币用了对中间方的信任做背书,被人为的赋予了价值,并成功取代了金属货币。

理想状态下的数字货币应由所有人都信赖的第三方或者具有强大技术支撑的去中心化系统发行。这种数字货币可以说是账户数字本身直接转化为货币,货币载体由有形转为无形。

1.2.1 欧洲货币载体的变化

欧洲的近代纸币源于银行券,英国的金店券就是近代欧洲纸币的先驱。我们知道,九世纪之前巴比伦的骆驼商队为避免金银贷款在运输途中被劫,曾采用土简做为附计利息的承兑凭证,这与中国唐代的费钱类似,但其并非近代意义的纸币。16世纪至17世纪,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英国政府所在地伦敦塔成为商人存放金银的最佳地点,但1646年,查理一世将13万英镑金银没收充作军费的行为让人们不再信任,纷纷转向信用较好的民间金店,金店发放的存放收据就被称为“金店券”,金店券可代替金银货币在市面流通,并用于支付。但由于缺少规范与贪图利息,在1670年英荷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停止支付,金店时代就此结束。1694年英国商人进一步完善规制,以公司形式成立英格兰银行,并获得特许发行120万英镑银行券,就此近代纸币——银行券出现于欧洲。

欧洲大陆上的纸币与约翰·劳(John Law)关系密切。约翰·劳出生于英国爱丁堡的一个银行世家,自小便拥有丰富的货币与银行体系知识。但在其父去世后,却仰仗自己精于数学而沉迷于赌博,1694年甚至因将情敌开枪毙命深陷牢狱,后其狱至欧洲。在逃亡期间,他进一步研究金融与贸易,先后在阿姆斯特丹与荷兰积累了大量经验,这时他敏锐观察到如法国等对纸质通货强烈抵制的国家经济大多萧条,引入纸质通货的英格兰和荷兰却与之相反,纸质通货的不可替代性让约翰·劳逐渐成为了“银行券”的忠实拥趸。

1705年,约翰·劳将自己的理念总结成了《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他在书中极力主张设立国家银行,并呼吁国家银行应与国有企业相辅相成,前者掌握国家金融,后者控制国家商业,从而实现国家对货币和贸易的垄断,垄断得来的利润则反哺国家财政债务。

这一构想想要实现并不容易,直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致使了政府的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的短缺毫无疑问地造成了流通的金属货币急剧减少,法国疲困的财政让约翰·劳看到了希望。1715年,约翰·劳先后说服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奥尔良公爵,下一年约翰·劳就在巴黎成立了通用银行(Banque Generale),该银行有权发行银行券并参与皇家岁入的管理,且纸币可以兑换为铸币,这是法国第一次私营银行大规模发行纸质通货。1717年,约翰·劳又说服法国皇家所有税收必须以银行纸币缴付。直至1718年,在约翰·劳的大力鼓吹下,该银行国有化,摇身变为法国第一家中央银行,这标志着法国从铸币开始转向应用纸币,后英国等国家相继加入纸币阵营,纸质通货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

1.2.2 美国货币载体的变化

17世纪早期,英格兰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切萨皮克湾和新英格兰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到18世纪最终形成了北美13个殖民地。由于殖民者所带铸币较少且尚未在每周发现金银矿,实际铸币供给严重短缺,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为此殖民者主要使用了五种形式的货币。(见表1)

表1 殖民期北美五种货币形式

表2 非纸 币逐渐消失原因

北美殖民地最早的纸币发行是马萨诸塞殖民地于1690年发行的信用券,用于支付远征军军饷,该信用券是介于以税收为担保所发行的短期票据与纯粹的信用货币之间的一种货币形式,当局承认将来可兑付金银,可用于纳税,可作为法偿货币。出于军事融资或征税需求,其他殖民地纷纷效仿,但由于其只承认在未来兑现,这种纸币很快开始贬值,直至1764年英国议会完全禁止了法偿货币的发行。

之后的转机在美洲大陆的独立战争中孕育。当时的中央政府,即大陆会议只是一个各邦领导人集会,并无权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融资就要仰仗借债或者印发钞票,托马斯·潘恩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均支持借债,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没有债务,国债是一种国家凝聚力”,但汉密尔顿同时也认同纸币的必要性。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是纸币的强力支持者。最终,出于考虑到战争前景未明,且大陆会议并无任何担保,向其贷款风险较大,彼时各殖民地也无充足资金放贷,大陆会议就采用了发行纸币的方式融资。与此同时各州当局也被迫使用信用券用于战争机器的运行。随着纸币的大量发行,自1776开始,大陆券又不断贬值,1781年印刷1美元大陆券的成本甚至高于其货币价值,但由于战争的进行,大陆会议又不得不继续仰仗纸币。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宪法明确给予了联邦铸造货币与调节其价值的权力,各州无权铸造货币或发行纸币。

在历经了第一合众国银行、北美银行后,来到了第二合众国银行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的杰克逊由于不满于银行的1/3股份为外国人持有,对州银行的排挤与对国内外汇兑的垄断等,强烈反对纸币,相信“硬货币“,这使得第二合众国银行最终于1841年倒闭清算,美国央行进程被迫中断。直至1846年,国会批准成立独立的国库系统,就此全国各地海关与造币厂构成的国库或子国库系统存放政府资金,该系统在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前一直是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主要调节者。

1861年,又是相似的背景,即美国内战爆发了。北方联军急需一种全国性通货来制止上千种银行券造成的混乱。次年2月,国会通过了时任财政部长蔡斯的提议,通过了《法偿法案》,该法案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美元的合众国财政票据,也就是“绿背纸“,并宣布其为法偿货币,可用于支付,但不能兑换金银,不能用于支付关税和政府债券利息。这是美国联邦发行的第一种纸币,是完全基于国家信用发行流通、行使货币职能的信用货币。

1.2.3 中国交子等纸币的 历史 变化

中国纸币出现于封建鼎盛的北宋时期,早于欧美近七百年。唐宋期间,川蜀地势复杂而商贸发达,其交易媒介仍是价低笨重的铁钱,极为不便,这就是交子出现的直接原因。从更为本质的角度来看,宋朝铸币外流,“钱荒“严重,军政费用高昂,财政赤字加剧,这与欧美纸币出现的契机相似,但除此之外,中国彼时却是高度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封建国家,是由政府直接出面将新的交易媒介(交子)强行推广,这就使中国的纸币(交子等)除了具有货币的经济职能外,还兼有货币的政治职能。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欧美大陆还是中华文明纸币的诞生与延续,均是以流通手段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拥有较为稳定广阔的货币市场,并始终伴有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政府希冀通过纸币的发行来支持政府开支与庞大的军费。但中国交子出现时,中国还是重农抑商的农耕 社会 ,经济水平远低于17、18世纪已兴起城市、商业迅猛发展的欧美等国,缺乏稳定的物质基础,商品生产与商品货币关系并不 健康 。更别说在封建统治下,“交子务“随时可能让纸币沦为单纯的财政掠夺工具,其信用事业与信用机构相当不牢靠,这背离了纸币应有的经济职能,而更偏向于”政治职能“,由此,稳定而 健康 的信用机构与信用体系也是信用货币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货币发行方的 历史 变化

2.1 货币发行方从私人货币向央行货币的转变

铸币权被认为是展现政府权力的根本性因素,政府透过它来展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早期,政府并没有承担制造货币的任务,而是担保被用作货币的材料的重量和成色,即金、银和铜,并标明其真实的价值。在此阶段中,私人企业并不具备提供健全的铸币能力,提供统一的、容易辨认的铸币技术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同时,政府发现由自己来铸造货币不仅有益于 社会 ,而且可以抽取用来支付铸造成本的费用,从而扩大收入。在揽过铸币权以后,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滥用人民的信赖而欺诈人民,这体现在当人们拿着金属块到政府的熔炉去铸造货币的时候,政府强行留住部分;在收回流通中的铸币重新铸造成金银行两较小却表明同样价值的硬币。

在中世纪时期,贸易的收缩导致了货币流通数量的减少。为了恢复贸易,欧洲地区的君主们争相减少铸币的分量和成色。最终,纸币的出现,让政府获得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欺人民的方法,政府使用了残暴的手段将这些劣币强加于人民。

政府垄断了纸币的发行,这极大的有助于政府权力的增长。我们假设,如果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这将有利于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力。 近些年来,政府之所以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能够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在人民认可的范围内发行货币,否则,这种权力将被剥夺。

纸币由多家私人银行发行,逐渐统一为中央银行发行。对于数字货币,目前由众多私人发行,但真正能成为货币的数字货币,最终将由中央银行发行,成为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类似比特币这类型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未来可能演化为一种投资品(当前的数字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货币)。

2.1.1 英格兰银行统一货币权

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各类银行券都在市面上流通,在伦敦地区,以英格兰银行券为主导。1826年,英国议会通过《银行合伙人法案》,表明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城外65英里的范围内享有唯一发行股份制银行券的特权,但是伦敦的私人银行仍可发行银行券;允许英格兰银行在英国各地设立分支行。该法案通过后,英国一些小型私人银行合并为股份制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迅速发展起来并发行了自己的银行券。此时的英国货币市场中,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券、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股份制银行券并行的情况。

直到20世纪初期,英格兰银行才最终统一发币权。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券获得无限“法偿”资格,即法定货币,强制流通,必须接受,不得拒收。英格兰银行券也因此成为首个和唯一一个获得法定货币地位的银行券,在法律上地位等同于黄金。1844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银行特许法案》。该法案规定,凡是新设立的银行一律禁止发行银行券;在1844年前没有发行过银行券的银行,其发行额度受限制,已经发行的银行券仍可流通;凡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在伦敦设立分行或同其他银行合并的,均丧失纸币发行权,并将此权利移交给英格兰银行。随着该法案的逐年实施,英国(仅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多数银行都渐渐丧失了纸币发行权。到了1921年,实际有纸币发行权的就只有英格兰银行了。

最终,英格兰银行券成为英国的法定信用纸币,并延续使用至今。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财政部发行了10先令和1英镑票据当做纸币在市场上流通。因而,在1921年后,市面上除了英格兰银行券,还有财政部票据。1928年,英国议会通过《通货和钞票法案》,在法律上确认了英格兰银行为全国货币发行的唯一机构。从此,英格兰银行券成为了英国纸币的唯一主宰,完成了纸币流通的大一统。1931年英国彻底脱离金本位后,英格兰银行券成为了“金本位接班人”,成为英国的法定信用纸币(仅靠政府信用背书,不可兑现),并延续使用至今。英国货币制度也转变为不可兑现的信用纸币制度。

2.1.2 美元的统一

1787年,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美国宪法诞生,该宪法旨在建立一个由最初13个殖民地组成的共同市场与政治联盟,从法律层面确保了各州之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有流动,并规定和限制了联盟政府的权力。尚未说明联邦政府独占发行银行执照与纸币的权力,由此各州银行在早期纷纷“占山为王”,发行自己的货币(即银行券),其价值取决于发钞行的声誉以及便利性等因素。

纵观 历史 ,美国曾两次尝试创立联邦银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银行并非真正的中央银行,仅是处理全国性银行业务的机构。

表3 美国第一银行与美国第二银行概览

与州银行的冲突让美国央行体系发展进程不断受阻,这时南北战争成为了新的突破点。北方各州为融资军政费用,1863至1865年通过了《银行业法案》,建立了作为联邦政府新发型债务交易平台(二级市场)的联邦银行体系。该体系可以解决一些州银行发展的弊端,此外,为了管控银行风险,来确保银行的流动性与清偿性,该法案还要求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管与信息披露,并实施了准备金制度。与此同时,美国成立了 历史 上第一家银行系统监管机构OOC,负责颁布国民银行执照,OOC监管职责明确。但此时在经济波动时货币供应仍缺乏弹性。

1865年后经济危机频发,直至1907年一些银行因投机而挤兑,银行业受损严重。最后国会要求国家货币委员会进行审查,也由此,经其提议,美联储诞生。

三、对数字货币未来的展望

上文我们总结了货币载体和货币发行方的 历史 变化,不难看出,货币载体的局限性,如交易便捷性、可携带性、交易手续费等问题,决定了货币将必然朝向脱离载体的方向发展。数字货币和纸币等劣币取代金银一类的良币作为货币载体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 历史 总是惊人的相似,一旦货币数字化或虚拟化得到了共识,维护这种共识和追逐货币利益将必然体现了政治博弈。由政治阶层垄断数字货币发行、调控数字货币供给或许将成为数字货币所必然经历的过程。近些年来,央行对数字货币的 探索 为货币制度的变革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与实践,这些 探索 依然路途漫长,但也充满希望。而对于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来说,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等,我们认为其更接近于投资品,而不是流通货币。

3.1 央行数字货币的现状

我国的数字人民币CBDC,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并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的可控匿名的支付工具。数字人民币相对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优势在于第一是双离线支付,即在网络信号不佳的时候也能满足正常的电子支付需求;第二是安全性更高,因为微信和支付宝背后的信用方是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公司,而数字人民币则以央行的安全系统做背书;第三是多终端选择,微信和支付宝必须要求有网络的手机才能完成支付,而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可以选择IC卡、功能机等硬件使用数字人民币。

日前,央行宣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旨在 探索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该项目已得到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

中国央行正在深圳、苏州、雄安地区、成都四地试点数字人民币,此外,数字人民币也将在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2月6日,北京发放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每份红包金额200元;2月23日,微信公众号“成都发布“称,成都将预约发放总额4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3.2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

数字货币完全取代现钞后,央行通过数字系统可以实施完全的负利率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突破ZLB(零利率下线)。对于普通人来说,存款可能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如果人们持有纸币,在银行利率突破零利率下线的时候,尚可把钱取回家中,从而躲过资产负增长的情况。然而,当数字货币完全取代纸质货币的时候,人们将无奈面对资产的缩水。

从 历史 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货币的本质已经超越了经济属性,体现更强大的政治属性。未来的货币革命的障碍不在于经济与技术,而在于政治。政府通常采取超量发行货币的方式应对赤字的问题,这将导致通货膨胀,人们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各国针对数字货币的政治纷争会否给数字货币带来巨大的波动性将不得而知。

理想化的数字货币的真实价格绝对不变,可有效的避免通货膨胀的威胁,与商品服务价格只形成结构性相对变动。这样的货币才是真正的稳定币。然而实现这种理想化的数字货币将要突破政治阻碍形成共识,相互制约,建立储备金机制,支付结算机制,信用机制等目标。目前的数字人民币仅仅将现钞数字化并进行了跨境支付的技术尝试,数字货币要取代现钞依旧道阻且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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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争取遵循国际法途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争端机制内解决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原因 国际法 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 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 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 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 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主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主权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主权,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主权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主权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 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主权,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主权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主权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主权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 协定第8 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 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 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 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 而寻求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 来衡量,不能因IMF 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 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 和WTO 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 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 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 理事会或IMF 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 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 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 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 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 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 和WTO 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 金融研究,2004, (6) . [3] 陈斌彬.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5]郑玲丽.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思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4).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9. 浅析权益的形成及其分类。8. 试论降低产品成本的意义与途径3. 谨慎性原则在企业中的合理应用。5. 论会计科目设置的必要性、严肃性9. 浅析权益的形成及其分类。4.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思考(数字是我的q,我来帮你 )1.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我国会计管理中的运用。1.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我国会计管理中的运用。4.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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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国际化论文参考文献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说到论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国际贸易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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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也要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发挥中投等“主权基金”平台的作用,在对外投资和金融结算中提高人民币的占比。如在购买境外资源能源和资产时增加使用人民币支付,或以货币组合方式(即将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按一定比例组成货币组合)支付,鼓励在国际金融结算时使用人民币结算等。4.抓紧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又称作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FinancialMarket)或境外金融市场(ExternalFinancialMarket),它是任何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全球化必备的基本条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元、日元还是欧元,其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离岸金融中心的支持,因此,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过程。从条件来看,目前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首选地是香港,无论是语言、文化背景,还是金融基础、区位优势,香港都当之无愧,而且,香港与大陆已经建立了较为紧密的金融合作,这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还应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以及我国拓展经贸关系的主要地区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为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提供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5.大力发展人民币金融衍生品。发展金融衍生品是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产生剧烈波动、分散汇率管理风险的一种较佳方式。但目前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的现状是境内品种少、规模小,只有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利率互换等少量产品;相比之下,境外的人民币衍生品品种多、规模大、交易活跃,如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无本金交割期权(NDO)、人民币无本金交割互换(NDS)和人民币结构性票据(StructuredNotes)等。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估计,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日均交易量在3至5亿美元之间。[6]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远期交易的定价权似乎有旁落之嫌。因此,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应大力发展基于人民币汇率的金融衍生品,如人民币指数期货等,掌握人民币定价权,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平稳、健康、有序地进行。6.组建大型国际零售贸易商,占据国际经贸制高点,掌控国际商品定价权和人民币结算主动权。在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世界商品供应商的情况下,不应过度依赖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贸易商,这容易受制于其渠道。与之相反,我们应组建大型的国际零售贸易商,建立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和渠道,直接占领国际市场。这是国际经贸的制高点,通过控制国际营销网络,可以进一步控制国际品牌市场和国际商品定价权,甚至影响和控制上下游产业及产业链的整合。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商业定价权和市场垄断网络是其贸易结算、产品与品牌控制的源泉和依据。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组建类似于沃尔玛、家乐福的国际零售贸易商,通过其渠道增加人民币贸易结算量,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市场规模、增强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的实现机制奠定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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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通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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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电子商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电子商务交易的信用危机也悄然袭来,虚假交易、假冒行为、合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屡发生,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乃至全球电子商务快速、健康发展。限制电子商务的发展主要因素就是电子支付手段的安全性。 二、主要的电子支付手段及其安全性分析 1.电子信用卡 (1)支付方式:信用卡支付是电子支付中最常用的工具,方法是在Internet环境下通过标准的SET协议进行网络支付,用户在网上发送信用卡号和密码,加密后发送到银行进行支付。 支付过程中要进行用户、商家及付款要求的合法性验证。 (2)安全策略:电子信用卡,是通过用户在网上输入账号/密码+数字签名,这些信息都是通过SET或者SSL协议的支付网关平台直接与银行进行相关支付信息的安全交互,进行网络支付,这种支付方式的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3)安全隐患:单纯从技术上来说,无安全隐患问题。 2.电子支票 (1)支付方式:电子支票是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网上支付,支付过程与传统支票的支付过程相似,只是电子支票完全抛开了纸质的媒介,其支票的形式是通过网络传播,并用数字签名代替了传统的签名方式。其交易流程如下: (2)安全策略:和电子信用卡一样,采用账号/密码+数字签名的方式进行身份验证。 其支付目前一般是通过专用网络、设备、软件及一套完整的用户识别、标准报文、数据验证等规范化协议完成数据传输,从而控制安全性,从上面的交易流程,我们可以看到,电子支票的支付在专用系统上有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3)安全隐患:专用网络上的应用具有成熟的模式(例如SWIFT(环球银行金融通讯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系统);公共网络上的点的资金转账仍在实验之中。 3.电子现金 (1)支付方式:电子现金是一种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现金货币,它同信用卡不一样,信用卡本身并不是货币,只是一种转账手段,而电子现金本身就是一种货币,是一种以数据形式存在的现金货币。它把现金数值转换成为一系列的加密序列数,通过这些序列数来表示现实中各种金额的币值。可以直接用来购物。电子现金具有如下特点:匿名;节省交易费用;支付灵活方便;安全存储。 (2)安全策略:没有适当的身份认证机制,是匿名的,为防止被伪造,电子现金的传输是经过数字签名的。 (3)安全隐患:①逃税:由于电子现金可以实现跨国交易,税收和洗钱将成为潜在的问题。电子现金不像真实的现金一样,流通时不会留下任何记录,税务部门很难追查,所以即使将来调整了国际税收规则,由于其不可跟踪性,电子现金很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以逃税。 ②洗钱:电子现金使洗钱也变得很容易。因为利用电子现金可以将钱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而不留痕迹,如果调查机关想要获取证据,需要检查网上所有的数据并破译所有的密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惟一的办法是建立一定的密钥托管机制,使政府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获得私人的密钥,而这又会损害客户的隐私权,但作为预防洗钱等违法行为的措施,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了这种做法。③扰乱金融秩序:电子现金的法律地位一直难以确定。这是因为按照货币的实质和网络无国界性来推断,各国中央银行的地位都将受到挑战,因为任何一个有实力、有信誉的全球性公司,都可以发行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数字化等价物,从而避开银行的繁琐手续和税收。而这会扰乱一国的金融秩序,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 ④重复消费:由于电子序列号可以被复制,因此需要一个大型的数据库存储用户完成的交易和E-Cash序列号以防止重复消费,这对于软件和硬件的要求都很高,因此很多银行都不支持电子现金业务。 4.移动支付 (1)支付方式: 移动支付系统将为每个移动用户建立一个与其手机号码关联的支付账户,为移动用户提供了一个通过手机进行交易支付和身份认证的途径。用户通过拨打电话、发送短信或者使用WAP功能接入移动支付系统,移动支付系统将此次交易的要求传送给MASP,由MASP确定此次交易的金额,并通过移动支付系统通知用户,在用户确认后,付费方式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如直接转入银行、用户电话账单或者实时在专用预付账户上借记,这些都将由移动支付系统来完成。 (2)安全措施:身份验证方式采用个人账号/密码的方式。对交易中的部分敏感信息进行了加密。 (3)安全隐患:①抵赖行为:手机支付的加密方式只是加密了交易过程的部分内容,没有考虑交易双方相互的身份认证和交易的不可否认性,必须把SET协议数据加密模型引入到手机支付中。②手机本身的安全性:手机支付还有其他的问题:大部分手机不具有用户身份认证模块,运算能力低,速度慢,不合适使用数字水印,由于不能进行很好的加密,而且手机信息传输是无线的,所以目前手机支付就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 三、结论 以上所有的支付方式,都不能完全保证支付的安全性,因为协议本身也有不安全的因素。为了更进一步的加强支付的安全性,必须提供更好的中介服务来支持,用户预定商品后,向中间机构支付现金或者支票,卖家把货物送到中间机构,中间机构检测卖家货物是不是符合要求,再把货物转给买家,买家确认后,付款给卖家,这样,更好的保证买方的利益。

欧易OKEx research: 从货币演化的历史探究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

摘要: 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可以认为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没有发行主体,因此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控制它的发行,如比特币,以太坊等;由于算法解的数量确定,所以数字货币的总量固定,从而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可能;由于交易过程中需要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的认可,因此数字货币的交易过程足够安全。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指的是有发行主体一类的货币,如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Facebook的Libra等。

本文从货币的本质、货币载体的 历史 变化和货币发行方逐步完成统一的 历史 变革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探讨数字货币是否具备货币三要素,能否逐渐取代现钞实现数字化革命,以及目前数字货币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数字货币、货币史

一、货币载体的 历史 变化

1.1 货币的本质

众所周知,传统货币史上大家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价值尺度,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组织生产活动并成为维系生产关系的纽带。但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发展,货币本质的解释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定的改进,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货币的本质已进化为了一种人类构建的 社会 机制,其核心是信任,这个信任是由不信任的各方对中间方(货币发行方)的信任。我们大家现在对货币达成了新的共识,就为信任缺失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其次,货币的本质也是记账货币,或被称为度量单位,其价值随着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与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浮动。而一个好的度量单位其价值必然是相对稳定的,由此,在 历史 的进程中,货币总需要一整套机制来确保其价值的稳定,该机制发展至今已较为全面,目前包括支付清算体系、信用创造体系、金融监管等核心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货币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开文提到的信用关系。货币既是发行者的一种债务或责任,也是持有者的一种信用或索偿权。因此货币双向影响资产和负债,并可通过两端的变化来得以记录。

最后,这种信任关系是可以流通的。货币如果想要流通使用,就必须用代符来加以表征,用记账系统来记录价值及其转移并清偿各种信用关系。

数字货币要想取代法币,则需要满足上述货币的三大要素。从长期来看,数字货币背后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确保其价值的稳定,从而实现其作为记账单位的功能,而这一整套机制极有可能由央行来提供,稍后我们会提到这背后的原因。

1.2 货币载体的变化

从 历史 上来看,货币载体遵循从金属货币过渡到银行票据,再到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变化过程。最初,金属货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交换的进行,促进经济 社会 加快发展。然而,随着交易频率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大量携带运送、交割清算金属货币的成本越来越高,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商户间分别记账,一段时期结束时,双方再核对账目,互相轧抵往来后,将余额进行货币清算。该货币收据叫做‘汇票’,专门办理汇票业务的商户叫做‘钱庄’或‘票号’。随着票号中汇票的接受度逐渐提升,为了方便流通,票号开始将汇票改造成为事先印好面额(划分不同档次),标明出票人并承诺见票即付,增加防伪验证标识等,但不限定持票人的通用汇票,这就使其演变成为“纸币”。

货币载体的变化解释了人们对其便捷流通性和可信任的需求。该演变过程遵守了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最初的货币与金、银、铜等金属的价值挂钩,随着交易的进行,票据和纸币这些不具备真实价值的货币用了对中间方的信任做背书,被人为的赋予了价值,并成功取代了金属货币。

理想状态下的数字货币应由所有人都信赖的第三方或者具有强大技术支撑的去中心化系统发行。这种数字货币可以说是账户数字本身直接转化为货币,货币载体由有形转为无形。

1.2.1 欧洲货币载体的变化

欧洲的近代纸币源于银行券,英国的金店券就是近代欧洲纸币的先驱。我们知道,九世纪之前巴比伦的骆驼商队为避免金银贷款在运输途中被劫,曾采用土简做为附计利息的承兑凭证,这与中国唐代的费钱类似,但其并非近代意义的纸币。16世纪至17世纪,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英国政府所在地伦敦塔成为商人存放金银的最佳地点,但1646年,查理一世将13万英镑金银没收充作军费的行为让人们不再信任,纷纷转向信用较好的民间金店,金店发放的存放收据就被称为“金店券”,金店券可代替金银货币在市面流通,并用于支付。但由于缺少规范与贪图利息,在1670年英荷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停止支付,金店时代就此结束。1694年英国商人进一步完善规制,以公司形式成立英格兰银行,并获得特许发行120万英镑银行券,就此近代纸币——银行券出现于欧洲。

欧洲大陆上的纸币与约翰·劳(John Law)关系密切。约翰·劳出生于英国爱丁堡的一个银行世家,自小便拥有丰富的货币与银行体系知识。但在其父去世后,却仰仗自己精于数学而沉迷于赌博,1694年甚至因将情敌开枪毙命深陷牢狱,后其狱至欧洲。在逃亡期间,他进一步研究金融与贸易,先后在阿姆斯特丹与荷兰积累了大量经验,这时他敏锐观察到如法国等对纸质通货强烈抵制的国家经济大多萧条,引入纸质通货的英格兰和荷兰却与之相反,纸质通货的不可替代性让约翰·劳逐渐成为了“银行券”的忠实拥趸。

1705年,约翰·劳将自己的理念总结成了《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他在书中极力主张设立国家银行,并呼吁国家银行应与国有企业相辅相成,前者掌握国家金融,后者控制国家商业,从而实现国家对货币和贸易的垄断,垄断得来的利润则反哺国家财政债务。

这一构想想要实现并不容易,直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致使了政府的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的短缺毫无疑问地造成了流通的金属货币急剧减少,法国疲困的财政让约翰·劳看到了希望。1715年,约翰·劳先后说服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奥尔良公爵,下一年约翰·劳就在巴黎成立了通用银行(Banque Generale),该银行有权发行银行券并参与皇家岁入的管理,且纸币可以兑换为铸币,这是法国第一次私营银行大规模发行纸质通货。1717年,约翰·劳又说服法国皇家所有税收必须以银行纸币缴付。直至1718年,在约翰·劳的大力鼓吹下,该银行国有化,摇身变为法国第一家中央银行,这标志着法国从铸币开始转向应用纸币,后英国等国家相继加入纸币阵营,纸质通货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

1.2.2 美国货币载体的变化

17世纪早期,英格兰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切萨皮克湾和新英格兰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到18世纪最终形成了北美13个殖民地。由于殖民者所带铸币较少且尚未在每周发现金银矿,实际铸币供给严重短缺,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为此殖民者主要使用了五种形式的货币。(见表1)

表1 殖民期北美五种货币形式

表2 非纸 币逐渐消失原因

北美殖民地最早的纸币发行是马萨诸塞殖民地于1690年发行的信用券,用于支付远征军军饷,该信用券是介于以税收为担保所发行的短期票据与纯粹的信用货币之间的一种货币形式,当局承认将来可兑付金银,可用于纳税,可作为法偿货币。出于军事融资或征税需求,其他殖民地纷纷效仿,但由于其只承认在未来兑现,这种纸币很快开始贬值,直至1764年英国议会完全禁止了法偿货币的发行。

之后的转机在美洲大陆的独立战争中孕育。当时的中央政府,即大陆会议只是一个各邦领导人集会,并无权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融资就要仰仗借债或者印发钞票,托马斯·潘恩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均支持借债,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没有债务,国债是一种国家凝聚力”,但汉密尔顿同时也认同纸币的必要性。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是纸币的强力支持者。最终,出于考虑到战争前景未明,且大陆会议并无任何担保,向其贷款风险较大,彼时各殖民地也无充足资金放贷,大陆会议就采用了发行纸币的方式融资。与此同时各州当局也被迫使用信用券用于战争机器的运行。随着纸币的大量发行,自1776开始,大陆券又不断贬值,1781年印刷1美元大陆券的成本甚至高于其货币价值,但由于战争的进行,大陆会议又不得不继续仰仗纸币。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宪法明确给予了联邦铸造货币与调节其价值的权力,各州无权铸造货币或发行纸币。

在历经了第一合众国银行、北美银行后,来到了第二合众国银行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的杰克逊由于不满于银行的1/3股份为外国人持有,对州银行的排挤与对国内外汇兑的垄断等,强烈反对纸币,相信“硬货币“,这使得第二合众国银行最终于1841年倒闭清算,美国央行进程被迫中断。直至1846年,国会批准成立独立的国库系统,就此全国各地海关与造币厂构成的国库或子国库系统存放政府资金,该系统在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成立前一直是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主要调节者。

1861年,又是相似的背景,即美国内战爆发了。北方联军急需一种全国性通货来制止上千种银行券造成的混乱。次年2月,国会通过了时任财政部长蔡斯的提议,通过了《法偿法案》,该法案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美元的合众国财政票据,也就是“绿背纸“,并宣布其为法偿货币,可用于支付,但不能兑换金银,不能用于支付关税和政府债券利息。这是美国联邦发行的第一种纸币,是完全基于国家信用发行流通、行使货币职能的信用货币。

1.2.3 中国交子等纸币的 历史 变化

中国纸币出现于封建鼎盛的北宋时期,早于欧美近七百年。唐宋期间,川蜀地势复杂而商贸发达,其交易媒介仍是价低笨重的铁钱,极为不便,这就是交子出现的直接原因。从更为本质的角度来看,宋朝铸币外流,“钱荒“严重,军政费用高昂,财政赤字加剧,这与欧美纸币出现的契机相似,但除此之外,中国彼时却是高度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封建国家,是由政府直接出面将新的交易媒介(交子)强行推广,这就使中国的纸币(交子等)除了具有货币的经济职能外,还兼有货币的政治职能。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欧美大陆还是中华文明纸币的诞生与延续,均是以流通手段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拥有较为稳定广阔的货币市场,并始终伴有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政府希冀通过纸币的发行来支持政府开支与庞大的军费。但中国交子出现时,中国还是重农抑商的农耕 社会 ,经济水平远低于17、18世纪已兴起城市、商业迅猛发展的欧美等国,缺乏稳定的物质基础,商品生产与商品货币关系并不 健康 。更别说在封建统治下,“交子务“随时可能让纸币沦为单纯的财政掠夺工具,其信用事业与信用机构相当不牢靠,这背离了纸币应有的经济职能,而更偏向于”政治职能“,由此,稳定而 健康 的信用机构与信用体系也是信用货币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货币发行方的 历史 变化

2.1 货币发行方从私人货币向央行货币的转变

铸币权被认为是展现政府权力的根本性因素,政府透过它来展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早期,政府并没有承担制造货币的任务,而是担保被用作货币的材料的重量和成色,即金、银和铜,并标明其真实的价值。在此阶段中,私人企业并不具备提供健全的铸币能力,提供统一的、容易辨认的铸币技术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同时,政府发现由自己来铸造货币不仅有益于 社会 ,而且可以抽取用来支付铸造成本的费用,从而扩大收入。在揽过铸币权以后,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滥用人民的信赖而欺诈人民,这体现在当人们拿着金属块到政府的熔炉去铸造货币的时候,政府强行留住部分;在收回流通中的铸币重新铸造成金银行两较小却表明同样价值的硬币。

在中世纪时期,贸易的收缩导致了货币流通数量的减少。为了恢复贸易,欧洲地区的君主们争相减少铸币的分量和成色。最终,纸币的出现,让政府获得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欺人民的方法,政府使用了残暴的手段将这些劣币强加于人民。

政府垄断了纸币的发行,这极大的有助于政府权力的增长。我们假设,如果政府有权随自己的意愿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并使人们接受之,这将有利于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力。 近些年来,政府之所以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能够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在人民认可的范围内发行货币,否则,这种权力将被剥夺。

纸币由多家私人银行发行,逐渐统一为中央银行发行。对于数字货币,目前由众多私人发行,但真正能成为货币的数字货币,最终将由中央银行发行,成为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类似比特币这类型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未来可能演化为一种投资品(当前的数字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货币)。

2.1.1 英格兰银行统一货币权

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各类银行券都在市面上流通,在伦敦地区,以英格兰银行券为主导。1826年,英国议会通过《银行合伙人法案》,表明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城外65英里的范围内享有唯一发行股份制银行券的特权,但是伦敦的私人银行仍可发行银行券;允许英格兰银行在英国各地设立分支行。该法案通过后,英国一些小型私人银行合并为股份制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迅速发展起来并发行了自己的银行券。此时的英国货币市场中,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券、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股份制银行券并行的情况。

直到20世纪初期,英格兰银行才最终统一发币权。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券获得无限“法偿”资格,即法定货币,强制流通,必须接受,不得拒收。英格兰银行券也因此成为首个和唯一一个获得法定货币地位的银行券,在法律上地位等同于黄金。1844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银行特许法案》。该法案规定,凡是新设立的银行一律禁止发行银行券;在1844年前没有发行过银行券的银行,其发行额度受限制,已经发行的银行券仍可流通;凡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在伦敦设立分行或同其他银行合并的,均丧失纸币发行权,并将此权利移交给英格兰银行。随着该法案的逐年实施,英国(仅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多数银行都渐渐丧失了纸币发行权。到了1921年,实际有纸币发行权的就只有英格兰银行了。

最终,英格兰银行券成为英国的法定信用纸币,并延续使用至今。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财政部发行了10先令和1英镑票据当做纸币在市场上流通。因而,在1921年后,市面上除了英格兰银行券,还有财政部票据。1928年,英国议会通过《通货和钞票法案》,在法律上确认了英格兰银行为全国货币发行的唯一机构。从此,英格兰银行券成为了英国纸币的唯一主宰,完成了纸币流通的大一统。1931年英国彻底脱离金本位后,英格兰银行券成为了“金本位接班人”,成为英国的法定信用纸币(仅靠政府信用背书,不可兑现),并延续使用至今。英国货币制度也转变为不可兑现的信用纸币制度。

2.1.2 美元的统一

1787年,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美国宪法诞生,该宪法旨在建立一个由最初13个殖民地组成的共同市场与政治联盟,从法律层面确保了各州之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有流动,并规定和限制了联盟政府的权力。尚未说明联邦政府独占发行银行执照与纸币的权力,由此各州银行在早期纷纷“占山为王”,发行自己的货币(即银行券),其价值取决于发钞行的声誉以及便利性等因素。

纵观 历史 ,美国曾两次尝试创立联邦银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银行并非真正的中央银行,仅是处理全国性银行业务的机构。

表3 美国第一银行与美国第二银行概览

与州银行的冲突让美国央行体系发展进程不断受阻,这时南北战争成为了新的突破点。北方各州为融资军政费用,1863至1865年通过了《银行业法案》,建立了作为联邦政府新发型债务交易平台(二级市场)的联邦银行体系。该体系可以解决一些州银行发展的弊端,此外,为了管控银行风险,来确保银行的流动性与清偿性,该法案还要求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管与信息披露,并实施了准备金制度。与此同时,美国成立了 历史 上第一家银行系统监管机构OOC,负责颁布国民银行执照,OOC监管职责明确。但此时在经济波动时货币供应仍缺乏弹性。

1865年后经济危机频发,直至1907年一些银行因投机而挤兑,银行业受损严重。最后国会要求国家货币委员会进行审查,也由此,经其提议,美联储诞生。

三、对数字货币未来的展望

上文我们总结了货币载体和货币发行方的 历史 变化,不难看出,货币载体的局限性,如交易便捷性、可携带性、交易手续费等问题,决定了货币将必然朝向脱离载体的方向发展。数字货币和纸币等劣币取代金银一类的良币作为货币载体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 历史 总是惊人的相似,一旦货币数字化或虚拟化得到了共识,维护这种共识和追逐货币利益将必然体现了政治博弈。由政治阶层垄断数字货币发行、调控数字货币供给或许将成为数字货币所必然经历的过程。近些年来,央行对数字货币的 探索 为货币制度的变革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与实践,这些 探索 依然路途漫长,但也充满希望。而对于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来说,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等,我们认为其更接近于投资品,而不是流通货币。

3.1 央行数字货币的现状

我国的数字人民币CBDC,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并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的可控匿名的支付工具。数字人民币相对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优势在于第一是双离线支付,即在网络信号不佳的时候也能满足正常的电子支付需求;第二是安全性更高,因为微信和支付宝背后的信用方是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公司,而数字人民币则以央行的安全系统做背书;第三是多终端选择,微信和支付宝必须要求有网络的手机才能完成支付,而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可以选择IC卡、功能机等硬件使用数字人民币。

日前,央行宣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旨在 探索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该项目已得到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

中国央行正在深圳、苏州、雄安地区、成都四地试点数字人民币,此外,数字人民币也将在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2月6日,北京发放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每份红包金额200元;2月23日,微信公众号“成都发布“称,成都将预约发放总额4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3.2 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

数字货币完全取代现钞后,央行通过数字系统可以实施完全的负利率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突破ZLB(零利率下线)。对于普通人来说,存款可能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如果人们持有纸币,在银行利率突破零利率下线的时候,尚可把钱取回家中,从而躲过资产负增长的情况。然而,当数字货币完全取代纸质货币的时候,人们将无奈面对资产的缩水。

从 历史 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货币的本质已经超越了经济属性,体现更强大的政治属性。未来的货币革命的障碍不在于经济与技术,而在于政治。政府通常采取超量发行货币的方式应对赤字的问题,这将导致通货膨胀,人们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各国针对数字货币的政治纷争会否给数字货币带来巨大的波动性将不得而知。

理想化的数字货币的真实价格绝对不变,可有效的避免通货膨胀的威胁,与商品服务价格只形成结构性相对变动。这样的货币才是真正的稳定币。然而实现这种理想化的数字货币将要突破政治阻碍形成共识,相互制约,建立储备金机制,支付结算机制,信用机制等目标。目前的数字人民币仅仅将现钞数字化并进行了跨境支付的技术尝试,数字货币要取代现钞依旧道阻且艰。

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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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志军等,《欧美金融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3】 钱学宁,《货币本质与数字货币解析》,《中国金融杂志》,2019年12月

【4】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姚中秋译,《货币的非国家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

【5】 格物资本,《英国货币史:纸币的诞生和大一统》,2019年6月1日

【6】 周永林,《从货币本质看数字货币未来》,《央行与货币》,2018年12月

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论文参考文献

网上文章很多,观点很多,各说各的理,让人不知所措,感兴趣的话,建议买一本国际金融,了解一下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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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升值之利: (一) 人民币升值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1)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人民币一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更值钱了,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等等。 例如:谁在掏钱维持号称“全球老大”的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转?想当然的回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广大纳税人。这个回答并不全对。因为当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光*纳税人的贡献还不够开销,因而不得不大量举债。而最大的债主是谁?是日本和中国。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买的是美国政府公债。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之一。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实力说话的人民币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国际事务话语权,这是好事。 3)有利于进口产业的发展:中国石化副董事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还是越来越清晰的。 这是因为,正如1994年以前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被迫放弃一样,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汇率的问题上,政策干预,虽能一时起作用,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那么,人民币升值,成为区域乃至世界货币将为时不远。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停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币将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 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已经开始,起点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 虽然如此,但在当前,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具备现实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我国外贸和出口。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一国货币的升值,带来的是该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训的。在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就采取过相应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从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现在日本无非是想把这一悲剧转嫁到中国。 2) 还会影响到我国企业和许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因为尽管“中 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竞争力受到打击是很可怕的。 《中国企业家》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例如: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又如: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只能自己补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3) 还会破坏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 缘越来越近。升值业可能葬送我国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资环境,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将被大大消减,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近。 例如: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何为金融危机?这就好比是一户本来很穷的人家,来了一个巨富亲戚, 为他们带来了暂时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阔而借给这家人巨资,不料这户人家的富亲戚突然消失,留给这户人家的只有高筑的债台,并因此导致了借其巨债的朋友。一时间危机四起。 可见,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 4) 还有,升值后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由于以美元表示的国 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一些“泡沫”进一步膨胀或造就新的“泡沫”,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国许多散户投资者纷纷在当地开立人民币储蓄帐户,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化会让他们受益。当然,这些散户帐户并非是真正的人民币帐户,因为依照中国不可自由兑换的汇率体制,在海外开立人民币帐户是非法的。他们开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储蓄帐户,帐户内的存款是美元,但基于人民币的现货汇率,这些帐户将因人民币兑美元现货汇率的波动而升值或贬值。 Everbank首席执行长Frank Trotter称,公司此举在一些客户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币汇率开始显示失衡迹象以来,这些客户一直在要求开立人民币计价帐户。Everbank于7月1日推出了此类新帐户,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将逾650万美元投入该类帐户。 (5)此外,人民币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物价肯定会降下来,因为进口品的价格会下降。 人民币升值增大就业压力,恶化当前就业形势: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 汇率的变动与各国国内的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说了算。 然而:盐川正十郎的提案则更像一场政治阴谋。手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如果是一个小孩问:这值多少?那么,这个小孩一定还幼稚到没有学会用钱。如果是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问,这值多少?那么,这就会引发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就是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一项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 最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呼吁人民币升值,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其实,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考虑,盐川正十郎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谷,凭什么你中国却一枝独秀?中国的一枝独秀我们日本也有贡献,你看,日本从你们那里进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币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够贬值,这样日本的出口产品才有竞争力。 中国经济具有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3大优势,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币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不了企业的行动,所以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使他们在国内达不到的目的,通过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来达到。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美欧方面的动机似乎更为明显,就是为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消弱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美元贬值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升值的国际压力日大。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品牌)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将自己大好的经济前景毁于一旦。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0.3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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