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还好意思说你是本科生，写论文还要别人给提供题目，不知道你上学时都干什么了。
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论文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诗史文化背景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在此，吴伟业显然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在“诗史”创作史上其创作是第二个里程碑。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④。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而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前人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都能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尤侗说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等等，就点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不能不着眼于这种关系去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龚鼎孳，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失路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钱谦益尝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而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
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其次，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④。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修史的时代风气盛行一时，使吴伟业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他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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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仲则，江苏常州人。黄仲则自幼聪慧好学，9岁就写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的佳句。他一生创作诗词大约2000首，留传下来的尚有1000余首，数量之多，影响之广，超过清代其他诗人。黄仲则故居“两当轩”位于常州市区延陵路马山埠，由于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南京、上海及当地的新闻、文化界人士曾多次呼吁修复“两当轩”。刘海粟、唐云、谢稚柳、王个、程十发、吴青霞、王蘧常、顾廷龙等曾为“两当轩”作书画作为纪念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汉镛，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常州）人，自称黄庭坚后裔。四岁丧父，家贫力学。十六岁参加常州府童子试获第一名秀才。然“生于盛世运偏消”，时乖命蹇，落拓平生，年仅三十五岁就贫病以终。黄仲则才高气傲，学遍古今，“沉酣经藉，融液子史，”在朱筠门徒中，数他年龄最小，但才高志深。吴兰雪云：“仲则诗无奇不有，无妙不臻，……吾尝论海内诗人，能从古人出而不为古人所囿者，藏园而外，必推仲则第一。……”张维屏云：“古今诗人，……众人共有之意，入此手而独超；众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笔而独？……有味外之味，……有音外之音，……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舒铁云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把黄仲则比为行者武松，王峰说，很是莫名其妙。黄诗哀婉流丽，何曾有“血溅画楼，尸横灯影”的杀气！还是洪亮吉《北江诗话》里的“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八个字来得贴切。 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影响及于诗坛，以学问、典故、古辞为能的“学人之诗”成为诗坛主流。黄仲则的诗是当时少有的“诗人之诗”，晚清包世臣称赞他说：“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李泽厚最喜其“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句。在下亦是。又有“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句，突显文人之轻，之不合作；悲歌慷慨，抒尽胸中孤愤之气。有《两当轩集》。除诗词负盛名外，黄仲则行楷在苏轼、黄庭坚之间，分隶极古质，亦工画，擅山水，兼长鉴古，旁通篆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155页)。 ——黄仲则小论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在最新的博客页面上，我引用了我喜欢的诗人黄景仁（字仲则）的一首诗《杂感》。关于这首诗中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引用的人很多。类似的还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琼瑶的《昨夜星辰》，梁羽生的《冰川天女传》等流行作品里主人公都曾如痴如醉的念道，感染了许多读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创作出如此佳作的作者黄仲则，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我对黄仲则产生兴趣，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偶然购得一本《两当轩集》，略略翻阅，便如获至宝。这位少年成名的天才，一生都在漂泊中渡过，其命运和人生，正好印证了欧阳修的那句名言“诗穷而后工”。黄仲则生活在乾隆年间，正是清朝最为兴盛的时候，而这位被认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的诗人，却在愁苦中挣扎着，如鹤舞秋风，雁鸣冬霜，其不幸遭遇实令人唏嘘不已。也许因为当年的性格跟黄景仁有些个相似吧，我很快就被其诗风所打动。在笔记上，一笔一笔地抄了许多他的清词丽句。 黄仲则当然不是天生的饥饿艺术家，在少年时代，他也曾意气风发。像这首《杂感》作于其十七岁时，正是白衣飘飘的年代，语调虽有些低沉，但其潜在风格实为激愤而非穷苦，而诗人昂扬之气，也跃然纸上，实非一味的垂首悲鸣。黄景仁十分推崇李白，公开宣称“我所师者非公谁”，也曾留下许多飞扬奔放的文字。当年在采石矶太白楼的盛会上，黄景仁挥笔登场，举座皆惊，“是日江上同云开，天门淡扫双蛾眉。江从慈母矶边转，潮到然犀亭下回”，“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颇有几分当年王勃作《腾王阁赋》的风采。类似的风格还有其咏黄鹤楼，崔颢题诗连李白也为之掷笔，但黄诗却知难而进，直接步其韵而和之，“昔读司勋好题句，十年清梦绕兹楼。到日仙尘俱寂寂，坐来云我共悠悠。”略略几句，境界全出，实乃雄笔。另如其咏新安江“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也颇有跌宕之气。他在《将之京师杂别》曾写道：“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可见其也曾有意识地炼气，思作凌云健笔。后来风格转为绵丽愁郁，想必跟其生活遭遇有关。 当然黄仲则最为今人传颂的，是其爱情诗歌。其用情之深，词句之工，直追晚唐李义山，与本朝的纳兰容若可称双绝。除了前面所引“似此星辰”一句外，其他如“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的黯然，“风前带是同心结，杯底人如解语花”的缠绵，“从此音尘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的空茫，“有情皓月怜孤影，无赖闲花照独眠”的惆怅，“玉钩初放钗初堕，第一销魂是此声”的妩媚，“检点相思灰一寸，抛离密约锦千重”的婉约，“云阶月地依然在，旧逐空香百遍行”的恍然，都让人拍案叫绝。更可贵者，黄诗较少用典，善以平常语言，道极深情思。一般来讲，古代诗人在今天的被接受程度，往往跟其风格有关。如古代周邦彦在词坛上的地位，绝对在李清照之上。但今日普通读者，喜欢周邦彦者并不多，能背上几首的更是绝少。而易安词就流行得多。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易安的词风简易，而周词用典艰深，语意曲折，不易理解。同样，纳兰容若的词之所以广被接受，跟其平实清婉的词风也大有关联。当然了，今人之所以喜欢易安和纳兰，并不仅在于词句，还在于其体现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或者说是“不隔”。而用事用典过多，则常给人隔了一层之感，仿佛雾里看花，美则美矣，难以入情。以此推之，黄仲则在日后的清诗研究中，或者有机会占得更高的地位。记得在网上看过一则评论，将黄仲则和纳兰容若视为网络时代被读者挖掘出的古代两大诗人。倘若此论属实，倒是很令人欣慰的。仲则一生，实在是太过于寂寞了。 当然，仲则写情，除了爱情外，亲情也很出色。如其著名的两首《癸巳除夕偶成》：其一“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其二“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又“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费剪裁”，“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都是传诵一时的佳作。还有其同乡后辈瞿秋白在《饿乡记程》中提到的抱愧老母的词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来真是字字滴血，感人至深。 黄仲则一生命运多蹇，自己的性格也落落寡合，似乎一位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但实际上，其对于朋友，却是十分珍惜和看重的，观其《赠杨荔裳即寄酬令兄蓉裳》“万事不如知己乐,一灯常记对床时”，《夜读邵先生诗》“忽得南沙故人纸，一庭春月立多时”，都于落寞中洋溢着浓浓的友情。他有一位知己良朋，就是同为清代文坛大家的总角之交洪亮吉。黄景仁在携家前往西安的路上因穷困潦倒卒于途中，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洪亮吉。洪一接书，立即飞奔千里至山西经营丧事。两人交情之深，可见一斑。可叹的是，几百年后，两人的命运却完全不同。据报载，在他们的故乡常州，洪亮吉故居修缮一新，对外开放，还成立了洪亮吉纪念馆，而黄仲则故居两当轩，却摇摇欲坠，反而是多少人，觊觎着那块地皮，准备一掀了之，另做他用。细究其原因，原来洪亮吉当过朝廷官员，黄仲则却是一布衣寒士，政府认为不值得投资。如此对待古代文化，难怪乎中国的传统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己了。 清代诗坛，康乾年间宗派林立，尤以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及翁方纲的肌理说四家大放光芒，诗人鲜有不受影响者。唯仲则戛戛独造，至情至性，自成一家。故其诗歌在当时颇受推崇，肌理派掌门翁方纲称其“沈郁清壮，铿锵出金石”“可通风云而泣鬼神”，性灵派宗师袁枚《哭黄仲则》则咏道：”叹息清才一代空，信来江夏丧黄童。”殆至近现代，由于中国的内忧外乱，国破家亡，人们从黄仲则的诗中读到许多共鸣，欣赏其作的人就更多了，最著名的当然是郁达夫和瞿秋白，郁达夫那篇著名的历史小说《采石矶》就是写黄仲则的。不少论者将其推为有清三大诗人之一（其二为吴伟业、龚自珍）。但奇怪的是，解放后，黄仲则的诗名却逐渐沉寂下来。也许他那种穷途当哭的诗风，跟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的盛世景象格格不入吧。 前面说过，纳兰容若跟黄仲则诗词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但其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截然不同的。纳兰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仿佛春闺少女的相思梦。仲则是独立秋风一羁客，勾起天涯游子的明月愁。实则仲则是当时的美男子，论者称其“美风仪，立俦人中，望之若鹤”，“风神玉立，世比叔宝。年未弱冠，所撰小赋新诗，已有烟月扬州之誉”，貌美才高，搁在今天，说不定也是大众明星级的人物。他的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一为鹤，另一为秋虫。他有着鹤的风姿和志向，但却只能发出秋虫的悲鸣，一生为生活奔波。因此我们在读其诗时，脑海中容易出现鹤舞秋风，咽露秋虫的景象。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曾经想作一本《黄仲则年谱》，但能找到的资料实在太少，自命并无能力做得比已有的研究更好，只好作罢。只是每每在深夜独坐，却总是会想到那个三十五岁早逝的天才，一个诗人中的诗人，一个被命运抛弃，被时光淡忘的生命。
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面对同一文体阅读的层次是很不相同的，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和大学里的教授在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都会同情杜十娘，怒斥李甲、孙富。而不同在于乡间老太太没有教授更深入的从社会学、美学等方面去思考它的价值。读小说的人爱从小说中看“热闹”，这就是小说广为流传的原因，而鉴赏则必须跳出“看热闹”的境界。明清小说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魅力肯定不如现当代小说，只要看一看古典名著和小小说各自在柜台的行销量就知道了，而存在的读者群中基于“古典名著”去读的也远大于了喜爱的理由。为什么学生缺乏对古典小说的热情呢？古典小说包括明清小说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感造成了很大的阅读不适应，有学生在阅读《红楼梦》时，就奇怪，宝、黛整天除了吃喝，就不见他们学习，也不明白宝、黛的爱情价值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这是清代作品，写于1757至1778年左右，距离不过三百年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学生阅读的困难首先来自语言障碍，虽然这些作品使用的基本为当时白话，但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已基本上相当于阅读浅易文言文了。更大的障碍来自生活情景的改变，由明清到今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很难想象三五百年前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于每一个生活细节上都无法想象。学生对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认识，大多来源于真真假假戏说性的明清电视剧中，可*程度有限，有时甚至有错误认识的可能性。由此推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我们要鉴赏明清小说第一要务在于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整体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封建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完备，专制主义更加加强。同时也正走向没落和衰败，此时农耕文明高度发达，而商品经济在富庶的地方日益萌芽，在城镇中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城市中一种有别于农耕社会的新的群体----市民阶层正在兴起。而同时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潮也渐兴起。如在清乾隆年间，山西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地方官员向皇帝禀告此地民风，第一流的子弟不再走科举之路，又往往都送去学经商，在明清小说中这样的离子当然就屡见不鲜了，如《白秋练》的男主人公，就是父亲不想让他走科举之路，转而经商，于闲暇读玩诗书引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重商轻农甚至蔑视科举这样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叛经离道”，这种思潮虽然在冲击着封建体制的大局。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在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就会明白杜十娘为什么没把百宝箱的秘密告诉给李甲，直到被李甲出卖，十娘想用这些财宝去撬布政使老爷的家门，使他能接受自己，想用钱财打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壁垒，这种思想不但十娘有，《白秋连》中的女主人公被公公认可，原因也是白秋练善于玩期货，能预测物价跌落，一句话，能赚钱。社会生活的改变，使作家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崇拜圣贤，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兴起。这使得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特质。于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具有草根文化特质的“忠义”的极力歌颂。甚至极有点个人恩怨色彩的华容道放操也被作为忠义精神极力推崇。而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而对造反作乱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极力歌颂。在《西游记》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个自称“齐天大圣”公然叫嚷“皇帝轮流做”的孙悟空，而整个的《红楼梦》更具全身心的为那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包办的命运的宝、黛的讴歌。课本中选取的小说甚至片段里都包好着崭新的思想的因子，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杜十娘向封建伦理价值的抗争，也看到杜十娘面对金钱对人性尤其对美好感情的冲击所选择的最为悲壮的投水作为她的最后的反击。
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为什么在明末清初时期会出现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产生最早的一种古典文言小说形式，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与当时的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类小说的大部分作品或血神仙道术，或记巫鬼神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谈佛教灵异，目的在于证明幽冥世界的存在和鬼神的威灵。部分以民间故事为主的作品，虽然也染有神秘色彩，却客观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是其中的精华。在艺术上，志怪小说想象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志怪小说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炫耀地理博物的，如东方朔《神异经》等；一类是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的，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最后一类是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不过，当时人并不把它当做小说来写，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是为了证明神怪是存在的。现在我们把志怪杂传称做小说，一方面是参照了宋朝以来书目的分类法，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来看的。 关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恐惧等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人类非理性主义滋长。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武侠玄幻等非现实的文学，都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反映。后来佛教传入，神灵怪异和信徒作品显赫一时。文人也不是自觉创作，他们认为神灵怪异与写人记事没有什么区别。承认人鬼同时存在。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驳杂混乱的。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目的在于证明上天和幽冥境界的存在和感灵，但也有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就以短小的篇幅记录了一个惊险曲折的故事。清朝，《聊斋志异》将中国文言小说推至高峰，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取得巨大成就，诞生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批经典之作。清中叶之前，英雄传奇小说占主流。陈忱的《水浒后传》写了32位幸存的梁山好汉再举义旗，抗击外来侵略者，后到海外创业的故事。书中的人物既继承了《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在现实斗争中有所发展。全书在继承了《水浒传》反抗官府精神的同时，又增加了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明末清初时期，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小说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历史背景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而这历史背景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着三个方面所形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士大夫面对危机，寻求改革方案; 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通过小说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在明末清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主要反映的思想是批判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埋没，揭露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等。蒲松龄一生的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不公和黑暗了解最为深刻 。因此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而广泛地批判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 。如 《贾奉 雉》、《司文部》、《王子安》、《于去恶》等都是这一主题的成功之作 。 《王子安》 写东昌名士王子安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 ,精神恍惚 ,以至醉中望报心切 “为狐奚落”充分展示了秀才落第的复杂心情 。《叶生》 中的叶生 “文章词赋 ,冠绝当时 ; 而所不偶 , 困于名场”是蒲松龄自身的写照，最后抑郁致死 ,死后托魂中举的丁公子 “借福泽为文章吐气 ,使天下人知道半生沦落 ,非战 之罪” 。他通过这类故事鞭挞了科举取士 , 考官不公和考场黑暗对知识分子的身心造成的摧残 ,发出科举灾难大于战祸的深痛叹息 。蒲松龄31岁时曾在宝应县县令孙惠手下做了一年幕僚 ,县衙门即官场的缩影 。他作为县令的左右膀 ,对官场的黑暗 、 腐败了解至深 。而且蒲长年生活在下层农民之中 ,对吏治腐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也非常了解 。以 《梦狼》 为例 ,作 者通过白翁梦中来到儿子白甲的衙门的描写 ,充分展示了官府 、 衙门吃人的虎狼本性 ,作者在其 “异史氏曰” 中进一步点题 “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 ,比比也 。即官不为虎 ,而吏且将为狼 ,况 : 也猛于虎者也” 。同类主题的作品如 《向杲》 《席方平》《 促织》《 公孙九娘》《 红玉》 石清 《虚》 《辛十四娘》等勾勒出无辜者被虎狼豺所吞噬的血淋淋的场面 ,不能不激起读者对当权者 深恶痛绝 ,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 。蒲松龄恨“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身为一名饱读经书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社会的知识份子 ,他目睹世风日下 ,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 ,既痛恨又焦虑 。因此 ,他一方面揭露其罪恶 ,同时又塑造理想的人物来教育世人。如《胡四娘》《凤仙》等写出了金钱代替骨肉情,《局诈》写集团处心积虑的手段《黎氏》,写继母虐待前妻的孩子《韦公子》，揭露嫖娼等行为,而《翩翩》则塑造了浪子改过自新《王六郎》,歌颂了“仁人之心”等。热情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蒲松龄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 ,其妻寿终正寝时 ,他所作的 《述刘氏行实》情真意切 ,发自肺腑 ,催人泪下 。蒲松龄不满于道学先生对青年男女的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 ,鄙视为财势而结合的畸形婚姻 ,向往自由恋爱的美好生活 。在《聊斋志异》中,他把人人之恋、人鬼之恋、人神之恋等编织成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自由恋爱的幸福画面。而《婴宁》中天真无邪的婴宁公开说出了夫妻之性爱为“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是对宋明以来理学的“存天理 、灭人性”的虚伪礼教的公开批判。总的来说，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的的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使人们对当时的状况产生了另类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从而又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新的思想。而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或者是想把自己的这样一种思想所引起的情感抒发出来，就以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了。但是由于现实的表现手法无法透彻的表现出自己的感受，所以作者就运用了另类的表现手法，以志怪的形式去表达和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就以这样的类型产生了！其实，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艺术是一个时代的总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艺术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状况。所以要研究不同时期的艺术就应该从当时的各个方面去进行透彻的了解。这是每一个研究艺术的人所要做到的。
首先在明朝我们还是领先的，比如我们明朝三大营中有神机营。且在万历年间，我们有十管火铳，还有红衣大炮，关宁铁骑有三管神铳，这些抵御了后金的进攻。到了清朝康熙时期虽然积极学习外国文化，但那时已经落后于西方列强。清朝落后更多的原因是我们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小农经济使我们闭关锁国，还认为我们是唯一的强国。可那时的西方已经陆续完成二次工业革命了，生产力迅速上升，资本主义不满足于国内市场，开始寻求国外市场和资源，向外输出资本的途径就是殖民扩张。这才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国被迫打开国门。
无可否认，《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是科技史上的集大成者。但是象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地动仪之类的发明创造却已不再涌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清时期，科技发明出现断层的原因，正源于当时已显落后的自然经济。类比西方社会的经济形态，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快速上升的阶段。与之相反，中国的封建经济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已发展到了顶峰。虽然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但这初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如一棵生长在大树下的小草，得不到应有的阳关和雨露——资本、劳动力、市场等等。这就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这也导致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变缺乏最根本的经济土壤。 明清科技停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腐朽封建制度下统治者的政策。首先是经济政策。既“重农抑商”。自战国商鞅变法，到明清时期，重农抑商均被推崇为发展经济，维护统治的“黄金法则”。无可厚非，农本政策的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把“农”与“商”二者对立起来的弊端与危害，在明清时期愈来愈凸显出来，工商业长期受到压制，已客观上导致科技发明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这里，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没有文化的繁荣，需要廉价便利的书写材料，那么造纸术的改进，恐怕还要等上几个世纪；如果不是战争的频繁，需要威力强大的火器，那么，火药的真正推广并应用于军事，恐怕也不会出现在宋朝。很明显的是，明清科技不能继续创新发展，便是缺少太多类似的“需要”。 其次，是思想文化政策。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其突出表现便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已采取“非常规”的统治手段——严刑酷法、特务统治、文字狱等等。其中的八股取士，限定考试内容于“四书”、“五经”之中，而实用性的技术学问却被斥为“异端”、“邪说”，从而被排斥在外。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知识分子埋首“义理”，不谈科技的“万马齐喑”的境况。正因为此，既然科技失去了其创造主体——人，那么还何谈科技的发展与创新呢？ 再次，便是外交政策。自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是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西学东渐”之花也在统治者的闭关政策下日趋枯萎。当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的统治者正回味“康乾盛世”、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所以，一直到鸦片战争，工业革命的极大成果可以扩展到那么多的欧洲国家，但却到达不了我们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失去交流的通道，失去借鉴的胸怀，自然也就失去了科技发展的机遇。 当然，明清时期，我国近代科技停滞落后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教育制度的落后，思想观念的陈旧，学而优仕的根深蒂固……，各种因素的交织，共同造成了我国传统科技难以走向近代科技。让人痛心的是，科技的落后，最终造成了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曾经的屈辱，让我们不得不警醒：只有改革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束缚科技发展的旧体制，才能为科技的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只有继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创中国独领世界风骚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