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曹胚搞死的
刘协（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即汉献帝（189年－220年在位），字伯和，汉灵帝刘宏次子，汉少帝刘辩异母弟，母灵怀皇后王荣，东汉最后一任皇帝。
刘协因被董太后抚养，故称“董侯”，初封渤海王，后改封陈留王。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废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皇帝。
董卓被王允和吕布诛杀后，董卓部将李傕等攻入长安，再次挟持了他。刘协后来逃出长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控制了刘协，并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刘协被曹丕控制，随后被迫禅让于曹丕。
曹魏青龙二年（234年），刘协寿终正寝，享年54岁，葬于禅陵，谥号孝献皇帝。
1、汉献帝死在葬于禅陵，其地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方庄镇古汉村南，南距修武县城约23公里，北依太行山，其余三面皆为平原。陵东南400米处有一低矮山丘，因禅陵在此而得名，曰古汉山。
2、北约5公里的太行山中有一幽静凹区，曰百家岩，内有一高约10米的高台，当地群众相传，汉献帝常来此避暑游玩，高台上建有汉献帝庙。陵北500米处是因陵而得名的古汉村。
3、汉献帝陵坐北朝南，陵内有两个陪葬墓。一个陪葬墓位于禅陵东北130米处。此冢封土原比禅陵略小，但大部分已被平掉，所剩封土平面直径约2米，高约1米。另一个陪葬墓位于禅陵东南80米，封土呈半圆状，筑夯，现有高度约2.5米。
汉献帝刘协安度晚年，比曹家人的命好的多。公元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让。禅让后的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又过了14年才死，比曹丕还晚死了8年呢，享年54岁。可笑的是汉献帝还没死就被刘备大张旗鼓的发丧。还没死就被发丧，被称之为先帝。
一、死亡原因：安享晚年，寿终正寝。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刘协被曹丕控制，随后被迫禅让于曹丕。公元234年，刘协寿终正寝，享年54岁。葬于禅陵（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北小风村），谥号孝献皇帝。二、简介：汉献帝刘协（公元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字伯和，汉灵帝刘宏次子，汉少帝刘辩异母弟，母灵怀皇后王荣，东汉最后一任皇帝，公元189年－220年在位。因被董太后抚养，故称“董侯”，初封渤海王，后改封陈留王。公元189年，董卓废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皇帝。董卓被王允和吕布诛杀后，董卓部将李傕等攻入长安，再次挟持了他，后来逃出长安。公元196年，曹操控制了刘协，并迁都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34年，刘协寿终正寝，享年54岁。葬于禅陵（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北小风村），谥号孝献皇帝。
关于曹操陵墓，在历史上有太多的传说。特别是"七十二疑冢"的真相，更是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曹操在生前并没有称帝，在死后被其子孙追封为魏武帝。从这一角度来讲，他的陵墓不能称为皇陵，但曹操的一生所为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曹操墓也当做是一座皇陵。简办的丧事，被视为耗资巨大的；移风易俗的改革，成了奸诈的证明。但史料终究未被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淹没，曹操墓千百年来的遭际，显示出史实的无奈与顽强，见证了在人言、道德、时间重压下，历史真实之"轻"与"重"。曹操墓本不是个谜，相对于众多生前就开始大造陵墓的帝王而言，曹操对自己的墓地问题并不是特别重视，不过还是能找到较明确的"说法"。《三国志．武帝纪》中收录曹操死前一年多作的《终令》，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主张葬在贫瘠土地上，并选择了自己的墓址在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不建封土堆，也不种树，可以说是丧葬从简。在他临终前作的《遗令》中，更是明确了"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要穿着平时的衣服入葬，且不要珠宝陪葬，他还要求葬仪从简，不设墓祭。从现存的史料看，曹操对自己墓葬的安排得到了认真的落实。他的儿子曹丕的《策文》、曹植的《诔文》中都描述了葬礼和入殓的情况，不仅交代了葬在邺城之西，而且写到曹操入殓时穿的是补过的衣服。晋代文人陆机、陆云兄弟的《吊魏武帝文（并序）》等作品中，都有关于曹操丧葬和墓田情况的介绍。在《三国志》、《晋书》等史书中司马懿、贾逵、夏侯尚等人的传记里也都有他们护送曹操灵柩到邺城入葬的记载。可以说明曹操是公开葬在邺城的史料还有，如果一定要说曹操设疑冢的话，那他就是在留给后人的这么多史料上都作了假，不仅在生前，死后还有儿子、大臣以及改朝换代后的文人、史家出力，且在随后的几百年间无人发现，之后却被人没有多少切实依据而指出来，这似乎有些荒诞。根据有关记载显示的情况是，由于丧葬从简，没有建设高大坚固的祭殿，过了没几年，陵上的祭殿就毁坏了，因"殿皆毁坏"曹丕下诏令"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对曹操墓的官方保护在他死后没几年，曹魏政权尚可称盛期就结束了，理由是要"俭"。因为没有随葬金玉器物，也不为盗墓者所重视，再加上没有封土建陵，也没有植树，过了几个朝代之后，曹操墓所在便无人知晓了。史料显示，到唐代人们对曹操墓的位置还没有什么疑问，唐太宗李世民曾过曹操墓，作文为祭。但从北宋开始，虽然曹操墓位置在史书上有记载，但在实际的地理环境中就没有人知道其真实的所在了。也是从北宋开始，因为多种原因，曹操奸雄形象开始定型，其墓址不详就成了反映他奸诈的一个证明。邺城以西有北朝墓群，被传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并从口头传说逐渐进入诗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传说加以渲染，成了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传说成了"遗命"，显示出曹操一息尚存就要行诈，渲染了其奸雄形象。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收入了一篇《曹操冢》并将地点从邺城扩大到许昌城外，位置从地下扩大到水底，点出曹操墓可能在其设的七十二疑冢之外，更显示出其诡诈。随着这些杰作的流传，曹操墓之谜就更加引人注目，也更加扑朔迷离了。但宋代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中仍有曹操葬于高陵的记载，元人胡三省的注中更是指出高陵在邺城之西。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曹操的丧事和墓葬，在史书记载中没有多少疑问。但所谓三人成虎，在众口相传的民间舆论面前，史料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在曹操墓之谜的众多说法中，七十二疑冢之说流传最广，"依据"也最"充分"，因为曹操确实葬在这一地区，且当地确有众多古墓，但这属北朝墓群，葬有北魏皇帝元善见、北齐兰陵王等人，这些人在历史上并非默默无闻，墓地也有碑刻等，弄清究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就是这不难廓清的流言却在千百年里广泛地传播，且越传越丰富。《三国志》等史书，对于文人来说并不陌生。罗贯中写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是其所本，平添了原书中没有的内容，显然是有意为之。曹操做了许多大事，在其当世就对之褒贬不一，北宋以后曹操就开始被定位为奸雄，愈应符《曹操疑冢》诗写道："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计到丘陇。""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尽发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藏君尸。"苏轼说"曹操阴贼险艰"，陆游说"天心大讨曹"，饱读史书的文人都如此否定曹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中，曹操更成了"反面人物"的代表。这种情况下，有关曹操的史实受道德评判左右，就不难理解了。随着时间流逝，历史的情况、史书的记载距现实越来越远。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是为大众所熟知的文学作品、民间传说。记者长大的地方距所谓七十二疑冢所在的磁县不远，知道这一传说的时间比知道历史上有三国还要早，前几天在出租车上听广播里播评书《三国演义》，还在讲曹操死前，令在讲武城外设七十二疑冢。在时间的不断冲刷下，历史的痕迹越来越淡，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古今多少事"虽会在笑谈中轻舞飞扬，但终没有随风而逝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1961年3月，明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皇家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97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
我喜欢埃及！喜欢西方古代文化遗产
如下：汉代出土的墓葬品也普遍具有体现秦汉时代贵族对永生的渴望、升天的幻想的特点。由于对军队的功能性的强烈欲求，秦兵马俑的武器都直接使用了真实武器。就马俑而言，汉代也一直有秦朝时期良马式的造型标准。这可以体现秦汉时期俑的塑造都有着强烈的功能性诉求。
主要信息：
秦汉考古的前身可追溯到宋代的金石学。当时的许多金石学书籍，已广泛地著录了秦汉的铜器、镜鉴、度量衡器、货币、印章、玉器、碑刻和石经等。明代的学者，又著录了汉代的砖瓦。到了清代，秦汉的镜鉴、印章、封泥、简牍、瓦当等大量出土，更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
在此之前，元代的学者还对汉代的古迹进行实地的调查。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秦汉考古，到20世纪才开始。从20世纪的初期到30年代，英国、瑞典等国有人在甘肃、内蒙古、新疆各地对汉代的各种遗址进行掠夺式的调查发掘。
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日本人又趁军国主义侵略之机，在辽宁省和山西省的各地挖掘了不少汉墓。
中国学者从20年代到40年代，对河南省洛阳附近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经加以收集、整理，在甘肃、新疆各地对汉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调查发掘，还在陕西省宝鸡,山东省滕县,广东省广州，四川省彭山和重庆,河南省安阳、浚县和辉县等地发掘了许多汉墓。
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 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 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 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 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 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 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 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 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 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 然而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这种影响在辽南地区格外突出，每每发掘汉代墓葬，皆是排列整齐有序，密集相接的墓群，分散或孤立的汉墓甚少。1953年春，在鞍山市沙河东的窑场建设工程中，一次清理400多座密集相连的汉墓。同年，在海城大屯清理一个80余座墓葬的汉墓群。1954年，在辽阳太子河筑堤清理200多座墓室的汉墓群，1955年又在辽阳三道壕清理数群东汉墓，其中一个童棺墓地，一次掘出368个排列十分密集的儿童瓦棺墓。大连地区的汉墓更是成群发掘出现，例如：1954年在营城子一次清理40多座西汉贝墓、十几座砖室墓，共计52座汉墓同属一族。旅顺铁山地区、江西区、北海区、大连湾、金州董家沟、普兰店花儿山乡及庄河、瓦房店等地区皆发掘几十座密集相接的汉墓群。 例如大连市营城子汉墓，一个墓地数百座汉墓，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石板墓。这个墓群跨越年代达四五百年之久，属于同类型墓葬集中在一起，越是外围时代越晚。由此可知，这些墓主都是按宗族内各直系宗亲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份，依次埋入墓地的。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贾谊：《新书》)。 1953 年发掘的鞍山沙河东的一个汉墓群400多座。而据调查估计这个墓地原有汉墓在千座以上(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根据发掘的400多座墓葬，其排列方位、形制、随葬特点、墓葬材料、墓室结构，都说明这个墓群是一个宗族墓地，而因入墓时代不同，排列有序，并体现了绵延相接的特点。 辽南地区的汉墓群正是先秦“族坟墓”的延续，说明宗法关系在墓葬制度中体现强烈。这一情况在内陆地区虽有反映，但没有辽南地区反映集中。从汉代的这种突出的墓葬制度，又反映了汉代时期，辽南地区的社会宗法制度、宗法关系、宗法观念较内陆强烈、稳固。从而为我们研究辽南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汉代墓葬从构筑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地面挖出长方形竖穴土坑作为墓室，称土坑墓；再在坑底用木板构筑木壁墓室，称木椁墓；用空心砖或小砖或石板（块）砌筑墓室，则分别称为空心砖墓、砖室墓、石室墓。一种是在竖穴土坑底部的一端或一侧掏出横穴作为墓室，称土洞墓或洞室墓。另有在山上凿洞建造的，称作崖墓。
空心砖墓和砖室墓有的也在土洞中砌筑。在许多大型砖室和石室墓中，还流行彩绘壁画为装饰，称壁画墓。在石室墓壁上雕刻各种画像的，称画像石墓。在砖室墓中另嵌入一种模印画像的砖，称画像砖墓。
中国四大汉墓群是指河南永城芒砀山汉墓群、四川三台郪江汉墓群、河北献县汉墓群、广西合浦汉墓群。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斩山为廊，穿石为藏”。
扩展资料
汉墓的葬具和葬俗
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和砖室墓通常只用木棺；木椁墓大都一棺一椁，诸侯王、列侯使用双层或多层棺椁。一般地说，西汉前期流行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木椁墓，单人葬；西汉后期出现石室墓、砖室墓、壁画墓，开始流行夫妻合葬。
到了东汉，砖室墓普及全国各地，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和崖墓也在山东、四川等地广泛流行，并流行家族几代合葬。不论单葬合葬，死者都是仰身直肢葬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墓
原因：汉武帝统治时期，由於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 影响：汉武帝币制改革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汉高帝下放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1.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的专制。2.实现便利征收赋税.3.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影响 ：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另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混乱问题，至此西汉的币制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
西汉初期的币制是异常混乱的，至汉景帝时，西汉曾4次在“允民自铸钱”与“禁民自铸钱”之间来回徘徊，可谓是反反复复，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之中。
高祖初年，刘邦以“秦钱重难用”的理由，下诏“令民铸钱”，朝廷放弃对“钱币发行和铸造权”的垄断，开始允许民间自行铸造与发行钱币。但到了惠帝时期，因刘邦“令民铸钱”的政策，让西汉的物价开始出现疯狂式的增长，此时“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想想看，一石米需要1万钱，一匹马需要100两黄金，这是何等的疯狂，民间因此被弄的是民怨四起，随时都可能爆发民变。于是惠帝不得不下诏收回民间私铸钱币的权力，改由朝廷负责铸造及发行“八株钱”。
不过此时惠帝虽明文禁止民间私铸钱币，但却并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禁止措施，所以此时民间私铸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正如贾谊所说“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即如果只是单纯的禁止私铸钱币，而不采取其他措施，造成的后果就仅仅只会是让钱变的更稀缺，而一旦钱的价值开始超过它本身所赋予的价值，则势必就会勾起百姓贪婪的本性，到那时恐怕就连“弃市”这样的重罪也都无法制止民间的盗铸、私铸行为。
所以到了前元五年，因民间的私铸行为无法得到遏制，朝廷更是为此被弄得“身心疲惫”，文帝就索性下令“令民纵得自铸钱”允许百姓私铸钱币，同时文帝还以“荚钱益多，轻”为由，让朝廷废除“榆荚钱”，改铸“四铢钱”。
可是让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时的心慈手软，不但让西汉的经济遭受到了更大的伤害，甚至还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危机，《汉书.平准书》载“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因文帝对于民间私铸钱币的纵容，再加上他自己的“有意为之”，诸侯和文帝的宠臣们借助手中的铸币权，开始肆意操控着大汉的经济，而诸侯们更是借此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中央朝廷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掌控，国库的收入也愈发的微薄，诸侯的实力开始慢慢跃居中央之上。
到了景帝时期，“上郡以西旱，亦复脩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此时的朝廷都需要依靠卖爵位来获得赈灾的资金，可想而知此时西汉的国库是何等的匮乏。也就是如此，中元六年景帝下诏“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再次禁止民间私铸钱币，并改行“郡国铸币”制，即由各郡国来负责大汉钱币的铸造与发行。
景帝希望借此来重整西汉的经济，来让国库的收入大增，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非如景帝所设想的那样，此时西汉虽收回了民间的铸币权，但同样如惠帝那般，并没有制定出严格的法令，所以“民亦盗铸，不可胜数”。再加上景帝又给予了各地方和诸侯国名正言顺的铸币权，也就导致“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他们借助着辖区内的铜矿开始大量铸造质量低劣的钱币，并将其发行于全国，最终导致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的事件的发生。
到了武帝初登基之时，这种情况开始恶化。“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那些地主豪强借着铸币的权力积累下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可普通百姓却因市场上通货膨胀的缘故，变得穷苦不堪。而随着百姓的落魄，主要依靠农民来获得赋税的西汉也因此变得穷困不已。此时西汉就连士兵的俸禄都快发放不出来了，可那些地主豪强却依然还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朝廷从他们的手中几乎拿不到任何与之相配的赋税。
于是，到了武帝时，整个西汉已经到了再不对币制进行改革的话，恐国将不国的地步。最终在建元元年，武帝与三公九卿等决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自此开启了武帝一朝浩浩荡荡的，持续了长达27年的“币制改革”。
在这27年的时间里，武帝一共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这六次改革的内容如下:
第一次、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铢钱”。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1.发行“三铢钱”，三铢钱与四铢钱等价流通。2.“重如其文”，规定“三铢钱”的法定重量在3克上下。而这次改革的意义就在于“三铢钱”的出现第一次改变了“半两”这一自秦朝就延续下来的货币单位名称，钱币开始改行以“铢”为单位。
第二次、公元前136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在“三铢钱”推行于天下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宣告失败，武帝不得已只能再次推行“四铢钱”。而失败的原因在于因重三克的三铢钱是与重四克的四铢钱等价流通的，这就导致民间的商家大多不愿意去收三铢钱，所以“三铢钱”几乎不能在市面上进行正常的流通。于是乎，武帝只得下令再次改行“四铢钱”。
当然，武帝虽被逼废除“三铢钱”而再次改行“四铢钱”，但是在重新铸造“四铢钱”的过程中，武帝却创造性的在“四铢钱”的正面增加了“外郭”这一造型。而这一举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民间私铸行为，毕竟增加外郭也就增加了钱币的重量，重量增加也就相应的增加了钱币私铸的成本，所以如果没利可图的话，谁愿意去私铸呢？
第三次、公元前119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同时“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又造银锡为白金”发行白金币和皮币。此次改革会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武帝常年的对外征战，导致西汉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县官大空”、“战士颇不得禄矣”的局面，于是为了从民间快速获得巨额的财富，武帝决定第三次推行币制改革。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国家不再铸四铢钱，改铸三铢钱，并销毁官府中所有的四铢钱。2.发行大额的白金币和货币，其中货币“直四十万”，白金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荖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3.“盗铸诸金钱罪皆死”，凡以后被发现私铸钱币的一律处死。4.“文如其重”，就是铜币所刻的价值就等同于它的重量。
这次改革较之前两次，改革的幅度较大。武帝不但再次启用“三铢钱”，还创造出了“白金币”和“货币”这两种全新的货币，这两种货币的使用范围各有不同，其中“货币”仅流行于王侯宗室之间，主要是用于“朝觐聘享”所用(《史记.平准书》载:“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而“白金币”则主要是用于在民间流通，就是作为正常的钱币使用。
同时武帝也第一次明确了私铸钱币的处罚，那就是“皆死”。当然武帝的这次改革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武帝所赋予的钱币的价值，与它实际的价值出现严重的不符。先是“三铢钱”，它的重量明显要比“四铢钱”轻，可却依然要与其等价流通。再是“白金币”，一个仅重8两的“白选”却要等同于3000钱，这已经是优点强取豪夺之意了。所以百姓压根就不会用这些会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钱币。
更甚者因“白金币”的暴利，西汉的私铸之风不但没得到遏制，反而是越发的严重，“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为了获得暴利，当时不管是官，还是民，都开始纷纷盗铸白金币。也就是如此，最终第三次币制改革也只能是以“白金终废不行”为结局。
第四次、公元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这一年“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罢半两钱”，彻底禁止四铢钱在市面上的流通。2.“行五铢钱”，全面推行法定重五克的五铢钱。3.“诸郡国铸五铢钱”，即让地方与中央共享“五铢钱”的铸造与发行权。4.“周郭其下”，在钱币上开始采用全新的“周郭”造型，将圆边及其方孔设计成凸起的轮廓，以此来遏制民间盗铸行为。
可以说此次改革，较前三次改革而言，在制度上显得更为的完善，且对于防止民间盗铸行为也开始不再局限于只用残酷的法令来制止，而开始知道在钱币的造型上想办法，即利用“周郭”来遏制盗铸。当然，无论第四次币制改革的制度相对于前几次的币制改革有多优越，它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它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武帝让地方的郡国加入到了“五铢钱”的铸造与发行当中，而这也就导致“五铢钱”重蹈“三铢钱”与“四铢钱”的覆辙，那就是质量开始出现良萎不齐的情况。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当时各郡国铸造的“五铢钱”，或是背平无轮郭，或是穿孔大，或是肉薄，或是肉厚，总之就是偷工减料，质量极差，所以这就导致民间对于“五铢钱”开始失去信心，并直接影响到了其流通性。
第五次、公元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实际上第五次的币制改革，就是在修复第四次币制改革的漏洞，因“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所以武帝决意推行“钟官赤侧”钱。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3个方面:1.“京师铸钟官赤侧”，中央开始尝试性的独享钱币的铸造与发行权。2.“一当五”，即一枚“钟官赤侧”可兑换五枚“郡国五铢”。3.“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硬性规定缴纳赋税必须要用“钟官赤侧”钱。
这次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将“郡国五铢”排挤出市场，从而直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无论是“京师铸钟官赤侧”，还是“一当五”，亦是“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郡国五铢”彻底的排挤出市场，从而达到中央独掌钱币发行的目的。
当然此次改革因武帝所规定的“一当五”的兑换比例实在是太高，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这样高比例的兑换，因此朝廷耗费巨资铸造的“钟官赤侧”在民间往往是与“郡国五铢”等价流通的，因此朝廷非但没有增加财政收入，反而出现亏损的局面。于是乎在第二年，武帝不得不以“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为由，将“钟官赤侧”废除。
第六次、公元前113年“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基于前五次币制改革得到的经验与教训，又在桑弘羊的协助下，武帝在第五次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第三年开始有计划的对整个汉朝的币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这次最为彻底的改革，内容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1.明确“五铢钱”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今后“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其余的货币如“郡国五铢”等全部废除且销毁。2.“禁郡国无铸钱”，直接剥夺地方郡国对于钱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3.“专令上林三官铸”，中央开始直接垄断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并专门设立“上林三官”来负责五铢钱的铸造与发行。4.“重如其文”，就是五铢钱的重量必须是在3.5-4克之间。5.“输其铜三官”，即垄断铸造钱币的原料“铜”。
可以说武帝的第六次币制改革无论是在制度，还是在杜绝盗铸、私铸等问题上，都是最为成功的。首先在制度上，武帝明确了“三官五铢”钱为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借此从明面上制止了其他货币在市面上的流通，从而让朝廷达到独掌货币铸造与发行的目的。
同时在对铜币铸造与发行上，武帝也明确了直接的管理机构，那就是由均输、钟官、辨铜组成“上林三官”来直接管理。在当时均输令负责将全国各地的制钱材料送往京师，钟官令负责钱币铸造，辨铜令负责分辨铜的种类，这样各司其职的做法，显然有助于提升“三官五铢”钱的质量与制造的速度，而有了质量，又有了数量，那么流通势必就不再是个问题。
此外，在杜绝盗铸一事上，这次改革可谓是非常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武帝先是垄断了钱币铸造所需的原材料，他直接在产铜的地方设置由朝廷直接指派的铜官，然后由铜官来直接掌控所在地的铜矿，实际上这个时候，铜矿也就只属于朝廷所有，私人就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大量的铜，而没有了铜，铸钱一事也就根本无法实现。
当然也有人说，他们可以偷偷的从这些官员的手中买到一些原材料，或者直接从市面上流通的“三官五铢”钱刮出铜。是的，他们利用这些方法的确能弄到一些铜，但是有了铜并不代表就能开始铸钱。
因为“三官五铢”钱的制造十分的繁琐，首先它规定了每枚钱重量必须达到3.5-4克之间，否则就会被视为伪钱，然后直接没收。再是它外形的仿造也十分难，如必须要有内外郭，且内外郭必须宽窄均匀，规矩整齐，记号一定要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等。可以说即使一些人能够仿造出来，最终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他在仿造的过程中所要支付的金钱远远要高于其所要仿造的“三官五铢”钱本身的价值，因为无论怎么弄，它的价值就只是“五铢”。
也就是如此，最终“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因盗铸的成本远远要高于盗铸的钱币所带来的回报，所以西汉的盗铸、私铸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随着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成功，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货币铸造与发行权的统一。武帝一朝正是借助着手中的货币垄断权得以大幅度的增加了国库的财政收入，《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造五铢钱，至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想想看二百八十亿万在那个时候是何等庞大的数字，武帝正是借助这些钱使西汉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效果。
同时也正因为朝廷手握了货币铸造与发行权，最终也让西汉彻底的掌控住了地方各郡国，因为没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那些诸侯王想造反简直难如登天，毕竟没钱谁愿意跟着你？没钱又哪来的武器装备？也就是如此，之后的西汉就再也未经历过“七国之乱”那样的诸侯叛乱事件。
可以说西汉能在汉宣帝一朝步入极盛，并最终成为“强汉”，这跟汉武帝所推行的币制改革是“脱不了干系”的。
楼主大几？是历史学专业么~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 一： 一独尊儒术；听取董仲舒的建 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 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 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 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 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 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例如夏侯始昌既 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 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 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 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 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 帝和丞相多有不合，为贯彻自己的命 令，于是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 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 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 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 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 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 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 入胡（黄）瓜 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 历史意义重大 七开疆拓土。 西北：霍去病、 卫青、 李广利、 张骞以及细君解忧等人的前赴后继的努 力西域首次与中国联系紧密，为后来把 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西南：使者军队的接连出现使西南 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 北方：卫青霍去病的出击使北疆长 时间稳定，保护了京师的稳定。 由此汉武帝也成了和秦始皇并列的 千古一帝，后人常用“秦皇汉武”并称。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 帝。
开创汉王朝军事最鼎盛时期的皇帝—汉武帝刘彻(国富民强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一切的强盛都不是无源的。有了对内的中央集权，任人唯贤；对外的消除外患，拓展疆域，才有立于历史之林的汉武帝。开创汉王朝军事最鼎盛时期是汉武帝的主要成就)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