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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布鲁克》的艺术特征

发布时间:2015-08-28 14:29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时它又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它的首要目的是一种自我表达,还是一种与观众的互动和沟通?主张前一种观点的,艺术电影就是例证,艺术电影执着于对某种艺术理念的阐释或某些新技巧的尝试,对拍出来的电影到底给谁看或到底有多少人会看显得满不在乎,从而使艺术电影成为阳春白雪,少有人问津,当然票房也无从指望了;而与之相对的,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就数商业电影了,商业电影总是为追求票房,不遗余力地追随着电影观众的口味,唯恐在哪一处地方拂了观众的意,从而使很多所谓商业大片在热热闹闹上映过后,观众只记得很华丽,或很刺激,抑或很煽情,但到底它在你的心里留下什么触动或思考,则模糊一片,说不上来。而对于有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又必须顾及到自己电影的商业回报的导演来说,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既是一种自我表达,同时又充满看点,能充分地满足观众的视听享受,这恐怕是大多数电影人面临的最大挑战。蒙古族伉俪导演塞夫、麦丽丝的一系列蒙古族题材的,有着浓郁草原风情的电影,都在述说着自己对草原的热爱,对蒙古民族的深情,而承载于这种情感表达的电影叙事方式中有许多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导演对电影的另一方——观众的重视和关照。其中,电影《悲情布鲁克》对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悲情布鲁克》正如片名所言,是一曲悲歌,是一曲激荡着蒙古族悲壮情怀的草原颂歌,整部电影充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生存与死亡的挣扎,忠诚与背叛的取舍,还充满爱情与仇恨,热恋与报复,可谓是荡气回肠的一曲悲歌。我们看过电影后却发现,它严肃的、悲壮的主题并不是只套着一个冷而硬的套子,相反,整部影片充满诗意,柔情,甚而,还有笑料和滑稽,使我们感受到导演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欣赏口味的全面关照。接下来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导演的匠心和苦心。
  一、刚柔并济的主题
  《悲情布鲁克》的主题线索有两条:一条主线——抗日的草原勇士与投敌的蒙古王爷的斗争;一条副线——女主角卓拉与四个男人的爱情故事。抗日的蒙古骑士们在蒙古民族受到生死存亡威胁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浴血抗争,最后都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和背叛民族利益的王爷卫队的枪下,他们的牺牲悲壮惨烈,激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此时观众中的那些蒙古儿女、热血青年一定激情昂扬,心潮澎湃,但是,导演没有忘记,过于浓重的悲情会让观众难过得喘不上气来,太过悲怆的气氛中需要加入些柔情和甜蜜。所以一群刚硬剽悍的汉子中出现了一位美丽而刚烈的女人——王爷卫队长嘎拉森的妻子卓拉。在四个对卓拉都情有所钟的男人中,王府卫队长嘎拉森和抗日骑士头领车凌成为一对对照式人物:嘎拉森勇猛善战而难辨是非,对王爷的愚忠思想主宰着他,最终他在追杀车凌后又不忍杀死车凌而调转枪头打死了日本兵,但是又在感到难以面对王爷的两难处境中选择自杀身亡。他的死显得有点轻。而他的妻子卓拉却头脑清醒,爱憎分明,她对活得沉重、死得糊涂的嘎拉森是又爱又恨的。与嘎拉森形成对比,车凌对王爷伪善背后的阴险面目看得很清楚,他始终是一个意志坚定、行为果断的男子汉形象,卓拉对他由钦佩到爱慕,由误会到热恋,最后坚定地选择和车凌结合,从卓拉的前后选择中,我们看到嘎拉森和车凌这两个形象在互相映衬中彰显出蒙古族男儿的正面品质:骁勇剽悍而能保卫家园。同时,在捍卫民族大义的斗争中揉进了男女情爱的主题,使这个庄严肃穆的史诗性作品有了些许柔情和甜蜜,使敏感而多情的女观众们感到情有所投,觉得走进电影院不虚此行。至于另外两个男人——巴赖和扎那则更加丰富和复杂,甚至模糊和矛盾,我们在下面逐一讨论这两个人物。
  二、悲喜交杂的人物
  《悲情布鲁克》中的喜剧因素要数巴赖这个亮点人物了。巴赖是爱慕卓拉的四个男人中的一个,尽管他也是车凌带领的勇士团的一员,但他的出场更多是围绕着卓拉而来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戏份多为爱情戏份,或为调情戏份。这个人物粗俗,直率,但又可爱而滑稽,招人烦却不惹人恨。在马场抢马一役中,他的任务是保护卓拉,面对卓拉的不配合,他索性拉塌茅屋顶盖住卓拉,同时还在对付日本兵的空当解了大便,而他与日本兵的打斗也是轻松自如,像切菜砍瓜一般,利落痛快,这种极度生活化的插曲让看着惊险打斗内心提着一口气的观众能即刻放松下来,同时,会由衷地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满身缺点却个性鲜明的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会觉得亲切而欣慰。但巴赖这个人物之所以为亮点,他的形象塑造还不止于此。与抢马一役的轻松滑稽不同,巴赖的死是沉重而悲壮的,在卓拉面临惨遭日本兵蹂躏的危机时刻,巴赖做了英勇无畏的反抗,为了心爱的新娘他孤身血战到底,在双臂尽断的惨境中又中了枪,他央求卓拉补上最后一刀,最后坚强刚烈的卓拉成全了他,巴赖看着带上他送的新头巾的卓拉,幸福地死去。但这一悲剧场景依然与之前的巴赖强行求婚一节有着由喜及悲的急转对比,观众在看到巴赖死皮赖脸地求婚,最后引诱与胁迫并施,即将做成好事时,情况却急转直下,巴赖短暂的爱情美梦还未实现就出现了幽灵般的日本人,最后他惨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这一喜剧人物的悲剧命运凸显出来。这种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情节设计使整部悲壮苍凉的民族史诗式作品透出一股现代气息,一抹情感的亮色,不仅有效地调节了观众的情感体验进程,同时也丰富和加深了影片内涵。但巴赖的形象塑造到此还没有完结,巴赖形象的最后完成是在他死后,卓拉在和车凌的对话中,得知巴赖口口声声说的他“在洁白的毡房里有一位善良的老妈妈”全是一派谎言,而他的真实出身是从小在羊群里喝着羊奶长大的孤儿。这又是一个逆转。至此,观众在一波三折的多次省视和揣摩中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巴赖,他可爱、可气、可敬,又可怜,这一真实丰满的、耐人回味的形象长留在了我们心中。
  其实,巴赖这一形象给我们的启示还不止于此,他除了作为一个喜剧性角色存在外,他在丰富影片内涵,完善卓拉的性格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会出现说着饱含着真意的玩笑话的小丑一样,《悲情布鲁克》中的巴赖让我们看到了影片表达的更多内涵:人性的复杂和无奈。他在对卓拉的 调情中多次吹嘘自己有数不清的牛羊,堆成山的金银,还有高贵的出身,善良的老妈妈,实际上,这一切的谎言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自卑、孤独的心。他表面上嘻嘻哈哈,玩世不恭,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渴望亲情,渴望爱和温暖。在现实中他只能用自大来掩饰自己的自卑,用浪荡来掩饰自己的孤独,他的性格是有双重性的,这正是现实世界中人的真实写照。巴赖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展现女主人公性格中火辣,风情的一面:卓拉在拒绝巴赖的纠缠时,并非板着面孔,而是甩出一句“可是,我不能骑一匹不足月的马驹”,尽显蒙古女人的霸气和妖娆,而她骗去巴赖的马骑走又被迫返回,让我们看到一个调皮又无助的小女人形象,正是在巴赖的映衬下,卓拉这一人物形象有了更多的灵气和人气。
 纵上所述,巴赖这一鲜活而多义的人物形象,既给观影中的观众带来欢笑和放松,也给观影后的观众带来品味其角色的无穷乐趣,并且在自己的想象中逐渐加深对人性,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最大化的收获。
  三、“性与暴力”的展示
  《悲情布鲁克》中另一个看点是对“性与暴力”的表现。“性与暴力”之所以总是最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强烈渴望又总是被压抑被束缚的一种发泄需求,而且,纵观现代许多国际大片,“性与暴力”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浸染在此种娱乐环境中的现代观影人当然对《悲情布鲁克》有着相似的期待。但是对“性与暴力”的表现又难度极大,稍不小心就会流于低俗,甚至有色情的嫌疑,从而减损影片的正面力量。其难度具体表现在:其一,展现的方式和度的把握;其二,与主题是否贴合,所谓是“为了展示而展示”,还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而展示。影片中,面对族群将覆灭,亲人和爱人都惨死的绝望处境,忠贞绝望的卓拉决定殉情而死。作为一个蒙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灵魂的清白,她决定裸焚。最后她袒露洁白的身躯,裸身走向车凌,与他共浴在熊熊烈火中。在此处,“裸焚”这一细节虽然对“暴力和性”进行了双重体现,但处理得并非充满刺激性和血腥味,而是柔和唯美的。在火光的掩映中,她的裸露丝毫不会给人色情的遐想,性的展示在此处成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当鲜红的火苗淹没了洁白的身躯,这一画面给人以象征性的启示:忠贞的爱情必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顽强的蒙古精神必将浴火重生。影片中对性的展示是成功的,是激人上进的。影片中还有一处对“性与暴力”的展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暴力的性”的展示。当巴赖拿着珍珠、玛瑙、红头巾,自顾自地在卓拉面前求婚,而求婚不成就直接成了逼婚、求欢,这种带着暴力色彩的性更加重了性和暴力的双重吸引力,而这一场景放在片中又是与当时当地的粗犷民风契合的,同时与二人的性格及当时的环境是合拍的,所以并不显得丑陋或不堪。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在如何平衡作者的表达和观者的需求这两方关系方面做了许多成功的、匠心独到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体验,但是我们也会从几处细节中发现,导演对观众需求的过分照顾使影片在主题的统一性、强化性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损毁:
  一、对画面感、动作效果的过分强调。
  (一)马的坠崖。影片开始就是一场嘎拉森对车凌的追杀戏,最后车凌不幸中弹,在命悬一线之间,他寻机用套马绳套住崖边的一棵枯树桩,自己挂在崖壁,躲过一劫,而他的坐骑,那匹骏马,就直直地坠崖而下,翻滚着在崖壁上撞了数次后惨烈地摔死在崖谷。这一画面惊险刺激,清晰、逼真,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性,而且给观众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导演的初衷或许是希望在影片伊始就用强烈的画面效果牢牢地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同时用马的惨死来暗示这场草原上的斗争必定是残酷而惊险的。但是观众的观感或许并非如此。首先,众所周知,马在蒙古人的心中是受到极端尊重的,马也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一名骑士对自己的坐骑更是非常珍爱的,车凌遇险就轻易舍弃了自己的战马,这种处理于情于理都让人难以理解;其次,对马的坠崖过程又给予全程逼真地展现,在此时更给人残忍、冷酷的感觉,使人对影片的昂扬基调,对导演的用意也产生了怀疑,这一场为追求画面效果而舍弃甚至损毁主题表达的苦心创作起了南辕北辙的效果,让人惋惜。
  (二)车凌与扎那马背上的决斗。这场决斗可谓是一场精彩的以马背为舞台的动作戏表演,车凌最后被拖在马后的一段长长的草上滑行,更是一个颇有看点的富有蒙古族特色的特技表演,然而这一观感十足的细节表演与主题的表达却无正面关系,因为最终的结果是扎那得胜而去投奔了王爷,而扎那这个变节者又成为最后的幸存者,对这样的人物进行浓墨重彩的表现,那整部影片中弥漫的那股雄宏壮阔的民族气概又如何解释呢?观影的观众在激情已被成功点燃后又陷入一片迷茫之中,这不可谓一个大遗憾。
  二、对人物的多义性的过分强调。
  在围绕卓拉展开的爱情角逐中,最后一个出场的男人是扎那,然而扎那却是一个塑造得最为模糊,最为矛盾的人物。他诱使卓拉去热雨谷许下“谁能杀死车凌她就嫁给谁”的誓言,他又扮作蒙面鬼接受卓拉的誓言,接下来他设计诱使日本人杀死车凌,最后他利用卓拉的誓言严逼卓拉嫁给自己,并强迫卓拉参加婚礼,他的种种表现已足以说明扎那是个阴谋家,背叛者,是一个为保全自己性命而丧失民族气节的变节者的形象,但在影片末尾,他在劝说卓拉嫁给他和他一起在王爷的庇护下苟活而遭拒绝后却甘心放弃卓拉,自己满怀悔恨,怅然离去,给影片的激昂基调加进一节变音符号,成为一个性格矛盾,行为割裂的模糊型人物,与巴赖的个性鲜明又内涵丰富的形象形成极大的反差,而这样的他却成为勇士团中最后一个存活者,这样的结局安排给影片的整体意蕴留下一抹遗憾。
  结合以上种种,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部成功的现代大众化电影,必然不能忽视观众的需求和心理,但若想创作出真正的充满看点的卖座大片,这“看点”必须是与主题紧密结合且有助于主题完美呈现的“看点”。否则,电影将流于媚俗,观众也并不一定对导演的苦心买账。电影《悲情布鲁克》为此做了许多成功的尝试,尽管也有不足和遗憾,但整体还是体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和丰富的互动构思,在体现出浓郁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充满现代气息,不失为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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