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加荡”的唯美诗人邵洵美辩的体系分析

　邵洵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惹人争议的便是其作为“颓加荡的唯美诗人”相关的现代新诗创作及诗论，尤其是早期发表的新诗，主要是《天堂和五月》（1926年12月）、《花一般的罪恶》（1928年5月）两个诗集。其诗正如《花一般的罪恶》出版时的广告：“……他的诗格，是轻灵的，娇媚的，浓腻的，妖艳的，香喷的；而又狂纵的，大胆的——什么都说得出来，人家所不能说不敢道的。简直首首是香迷心窍的灵葩，充满着春的气息肉的甜香，包含着诱惑一切的伟大魔力。”化名孙梅僧的批评家在《苦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邵洵美的诗叫人看不懂、牵强附会、不道德，并认为邵的诗不美，枉费了“唯美”二字的头衔。不可否认，在其诗中的确堆砌着诸如：灵魂、尸骸、死、地狱等一系列的狰狞恐怖的字眼，更重要的是诗中还充斥着对女体的无限渴望：娟妓、淫娃、处女、乳壕、火、肉等。正是他创造的这样的感官世界，以女人和对女性身体的色情畅想为内容，加上其封建老派贵族的身世背景，在传统的道德指摘批评下，人们由此断定诗人邵洵美是一个不仅在现实中追逐更在诗歌中幻想妓女的人物。邵洵美也因此背上了“颓荡”“下流”“淫诗”的骂名行走。
　　在当时的语境下，作品遭到恶评固然可以理解。而在思想开放，文艺的道德评价过时的当代语境中，对于邵洵美早期的唯美主义创作及主张则应该给予更多理性客观的阐释，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邵洵美与西方唯美主义结缘的天然因素。海德格尔认为组成阐释者的认知结构的重要一环是“前理解”，即人必然要无可选择地出生和生存于某一文化中，此文化成为其规定性和进行理解的先决条件，人从文化中接受了语言、运用语言的方式和语言所赋予的关于自身和世界认识的知识和局限，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观念、前提和假设。这一切成了历史赋予创作者和阐释者的一种产出性的积极因素。在作为创作者的邵洵美“前理解”中，其出生的贵族背景及早期生活的相对封闭的“贵族区”环境，与西方唯美主义的“颓废”生成背景有着天然相似，早期迷恋西方唯美主义，加之其自小受到的古典传统文学的影响，有着更为纯粹的艺术旨趣，也并没有多少社会、历史、道德的思考和束缚。其早期的唯美主义创作及相关实践，更多个人化趣味甚至“玩票”性质。
　　第二，被认定为“淫诗”的邵洵美早期诗歌，不能完全以中国传统的道德评价去衡量，应该将其与世界文学中类似现象的比较中来进行理解评价。如波德莱尔被某些人认为是“淫诗”的《恶之花》中的部分诗和惠特曼《草叶集》中的个别篇章尽情地描写性、男女肌体及生殖器，歌颂性、性交和宇宙、大自然的一致性。而邵洵美把宇宙、世界和各种关系两性化，大半也是作者认为两性关系较单纯，正如闻一多在奈尔孙的影响下所说：“严格地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底情感是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
　　如被人诟病较多的《颓加荡的爱》：
　　啊和这一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在这音韵的色彩里，
　　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
　　这无非写的是带着几分“颓加荡”特点的男女关系。在道德的层面上，诗人没有表露明显的谴责，但也没肯定、歌颂这种现象。从诗的最后两行中，可以觉察诗人惋惜的心情：在这多种“音韵的色彩里”，“消灭了他的灵魂”，言外之意，是太可惜。
　　《花一般的罪恶》的《序曲》为我们理解邵洵美诗歌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着的；但这须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
　　这些摧残的命运，汙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在诗人看来，他所抒写的，这些“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也是宇宙“须臾的醒”的短暂表现；在冰冷的人生中，不失为一刹那的火，即一瞬间生命的火；它是美丽的，但却是“花一般的罪恶”。邵洵美的《蛇》也是颇被争议的一首，与冯至的同题诗比较，冯诗较雅，邵诗较俗，但都不失为诗美中的一个品种，在当时接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而使其诗另成了一格，一个有着类似“先锋”意义而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的格调。
　　第三，邵洵美早期的新诗创作是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厚颜模仿”，而这种沉浸于模仿而没有顾及主流接受语境及大众接受效果的个人化状态，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诗的不被理解。邵洵美两部诗集都充满了唯美颓废的情调。《天堂和五月》的封面画一半是骷髅一半是女人的裸体。《花一般的罪恶》是波德莱尔《恶之花》从标题到内容的摹仿。邵洵美在不同的自述中谈到自己初期的创作情况。在《一个人的谈话中》邵洵美开篇便说：
　　……我知道我的诗完全是做出来的，缺乏灵感。也许毛病是出在当时太崇拜史文朋等一般先拉斐儿派的诗人，太把他们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了。……我的技巧便为我自己造下了一座囚牢。
　　邵洵美坦言自己沉浸在对景仰诗人的模仿中给自己造了一座囚牢。
　　在《诗二十五首·自序》中邵洵美回顾自己的诗歌道路，谈及自己对外国诗歌的阅读和试作新诗的历史。在序言中他也坦呈自己早期诗歌的模仿性质：
　　第一次写诗便一定是一种厚颜的模仿……所以我五年前的诗歌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除了给人眼睛及耳朵的满足以外，便只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义”。
《花一般的罪恶》出版后，诗人可爱地说其挚友徐志摩评价他是“一百分的凡尔伦（魏尔伦）”。这从侧面也印证了其早期诗歌的模仿痕迹。
　　这篇文章也再次印证了邵洵美新诗的营养主要来自一系列的唯美—颓废派诗人，他是从外国诗歌而非白话新诗进入新诗写作。他的诗歌从主题到形式，都饱含异质文学和异质文化的因素。&ldquo ;美”对于他来说，“并不是说耶稣的处女母亲可称‘美’，而妖媚的莎乐美便不能称‘美’。”而正如他在评论史文朋时说的“平常人又惯会把美的感觉误作淫的冲动”。他模仿他的偶像以赞颂、描摹女性的妖媚、魅惑之美的方式体现反宗教、非道德的主题，这与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自然也有着显然的矛盾。于是其诗被诟病也是情理之中。
　　邵洵美沉浸在对唯美主义世界的模仿试作中，没有顾及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及其时的接受语境，也或许是因为他贵族区的背景使其与西方的一些唯美文艺特质不谋而合，而根本没有承担社会历史责任的意识，也没有五四所呼唤的启蒙意识，有的或许更多只是封建社会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同时其生活的真实状态也因家事背景与一般的文人、读者有距离，于是在这种本质性的创作意识与现实世界中的灯红酒绿，女色霓虹搅和在一起后，呈现出的“非道德”的效果就更明显了。何况，在封建贵族落寞的时代，邵洵美的富家公子身份本来就为清高的文人所不屑，或者说避免不了成为仇富心理的对象，而与公子对应的“颓废”就更加深了这种反面距离。
　　第四，邵洵美的诗歌创作与其文学活动的发展及文化身份的变化相互融合、生长，早期邵洵美诗歌具有浓厚的私人化色彩。他第一次发表的诗《白绒线马甲》便是因为感怀未婚妻盛佩玉的浓情蜜意而写。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扉页上就印着“给佩玉”三个字；《花一般的罪恶》封面是邵洵美自己亲自设计刻印的一朵大大的茶花，固然有取“花”的意味，但更因为盛佩玉出生于茶花盛开的季节，小名叫“茶”。青年时代的邵洵美写诗，出诗集，或许只是因了青年欲向爱人展示自己求学所猎新异与美好，向爱人倾诉爱意衷肠，并未承载更多的社会历史责任，某种意义上与传统文人的典型情怀相合。而随着其身份的变化，活动圈子的延伸，与社会的融合更深，其创作也随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到《诗二十五首》，单从名字上看，从耀目转向朴实，其间的生长便可见一斑。而批评者却始终将邵洵美定义在早期的道德标尺评价范畴。
　　邵洵美在《一个人的谈话》中对其早期文艺观做了小结，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此时的文学观念。他说：“一个人谈话，可以完全没有限制，谁也不能给我什么范围。这谈话可以是片段的，可以没有连续性，甚至可以不合逻辑的；因为这一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要自由，自由便是我的。”
　　他认为诗人期待被一切人欣赏这样的动机本身就不是纯粹诗人应该有的， “诗是最主观的感觉的供状”，如此的“纯粹诗人”带有强烈的乌托邦的色彩。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青年时期的唯美诗人邵洵美天真而理想化，自我张扬的个性特点。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生产，创作者、文学传播、读者互为共生，互相牵制影响，而处于其中的创作者会自觉地将作品的接受效果纳入创作时的考虑。20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再也不是文人雅士们圈子之内的事情，而是成了全社会共同的精神产品，影响到千家万户的生活。邵洵美初登文坛的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生产如火如荼的时候，作家创作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生产。而邵洵美由于“贵族区”的相对隔离，个性的天真自我，初登文坛涉世不深，他对创作则更多是因了自小古典文学的熏陶而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活动的理解，因此，他尤其注重文学的个人化，他精细地模仿唯美，私人化的写作都体现了这点，而接受语境、读者的反应几乎未进入其创作时的考虑。此外，在中国传统礼教下成长的人，往往对快乐有一定程度的罪恶感，似乎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经过一番苦难。“苦难”已不再是个中性的词语，而是带着一种道德上的崇高。一种舒适愉快的生活，则有可能被视为堕落的开始。“享乐主义”，在中文词汇中，多少带着颓废或不道德的意味。邵洵美从诗人生活到诗歌均充斥着这种“享乐”，因而其不被理解，甚至被指责为“不道德”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史课程症候式文本细读教学模式建构与研究（2013JGA424）》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子善编.洵美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2]邵洵美.花一般的罪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3]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4]邵绡红编.花一般的罪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5]邵绡红编.一个人的谈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6]邵绡红编.贵族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8]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9]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0]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今天，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