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定位问题的相关研究

本文选自《理论导刊》2013年第10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仅供各位老师参考，欢迎光临第一论文网。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作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在思想领域中的必然反映，在不同方面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人们理想信念的重要认识因素。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并作出恰当定位，是“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的前提性问题。
　　（一）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在思想和社会实际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主要社会思潮。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不同学者强调的重点不同。房宁强调三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萧功秦强调六种：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马立诚强调八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例如程恩富谈到了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总体上看，这里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既不包括那些极端主义与分离主义的思潮，也不包括在民间传播的各种宗教思潮，而是指那些能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讨论和博弈的思潮。
　　在对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态度上，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积极支持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萧功秦为例，他说：“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芬芳”，“只要各种思潮不走向极端，那么，它们在宪政条件下均有着不应被剥夺的生存的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只要没有触犯宪政底线，当政者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禁止它们，而是学会并习惯于与不同思潮和谐共生。”[1]为什么要积极支持社会思潮？在他看来，“不同思潮对应不同的困境”，不同思潮还对应着不同的阶层，“思潮多元化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不同思潮背后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与主义，并可以在此思想与主义下聚结成政治派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形成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1]
　　第二种本质上强调的是社会思潮的阶级性，但是却用更为理论化、隐蔽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的理解中，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这是从外延的角度谈的，是针对不同社会思潮而言的。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开始在内涵上用“理论形态”和“社会心理”指称同一种社会思潮，并且赋予这两个概念更多的含义。影响比较大的是邢贲思，他认为“社会思潮既具有理论形态，又具有心理形态。理论形态以一定的学说为主体，表现为概念体系，用理性服人心；心理形态则以一定的信念为主体，表现为不系统、不定型的观念冲动，用情感激动人心，用非理性的自发性影响人们。”王炳权则进一步将“理论形态”改造为“意识形态”，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具有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两个要素，始终表现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动态结合”。在这两个要素中，他更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他说：“我们在思潮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关注更多的是思潮的意识形态因素，强调意识形态在思潮意识构成中的核心作用。”[2]“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仍然是思潮主体的重要形式。……各种利益团体为了在社会变动中最终成为时代的核心，必然会为了利益而促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社会心理相结合，推动思潮的发展、壮大，以图取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2]这样，本来是从外延的角度描述不同社会思潮的两个概念被改造成为从内涵的角度描述同一种社会思潮，最终变成任何社会思潮都具有阶级性，遇到合适的条件就表现出来，条件不合适就不表现出来。
　　第三种是一般意义上持中性态度，在涉及到具体思潮时做具体分析，有时强调其阶级性，有时则避而不谈。例如，程恩富说：“一般说来，社会思潮可被视为中性概念。”[3]在谈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时候，他说：“这种主张是国际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在谈到新儒学思潮的时候，则认为“国学是必须高度重视和科学弘扬的，但复古主义肯定行不通！儒学是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上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层面上去传承，并将之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3]这种态度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处理社会思潮上的思路，用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来对社会思潮进行分类，涉及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时候强调其阶级性，涉及到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则避而不谈。
　　上述几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在面对下述思维困境时的不同取舍，即一方面不能将阶级性、政治性作为评判社会思潮的唯一标准，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反思“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但是另一方面“不问姓社姓资”，远离政治奉行政治虚无，又容易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第一种态度虽然谈到社会思潮与阶层之间的联系，但已经去掉了对立的意味；第二种态度本质上还是强调社会思潮的阶级性；第三种态度相对折中、务实，但又失于零碎，难以让人们有一种总体、宏观的认识。这些态度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定位不太清晰，或者说对其功能和作用的认识有些简单，缺乏一种更高层面的分析。
　　（二）
　　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定位是：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是指建构一种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理想信念 的过程。这一定位具有下面几个含义：
　　首先，这一定位是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做出的。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需要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石云霞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是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批判，他们从不孤立地看待社会思潮，而是非常重视社会思潮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他们曾批评以往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对社会思潮的批判就是“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我们无意制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裂，但是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即出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需要，必须强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当前，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列宁曾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4]这“三个历史性转变”要求我们党必须及时调整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上就是要注意革命眼光、斗争思维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不能仅仅在字面上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呼自由、民主、平等就将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等同起来。必须看到，二者尽管在学理渊源上有共同性，但是一深入到中国语境，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出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需要将西方的各项基本制度道德化，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必须走西方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通过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这就说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总是同中国语境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中国语境，离开了变化了的实际无法正确评价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其次，这一定位是根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富民强国的现代化梦做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是独立于世界文明之外的，更不是独立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富民强国的现代化梦的。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在理想信念上必须现代化。特别是作为主导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起着旗帜、方向的作用，它的现代化尤为重要。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不是直线性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要经过一些否定性环节。这些否定性环节作为社会矛盾在思想领域中的集中表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反映着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新左派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批判资本，否定资本主义，反对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和理性精神；民族主义反映了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但是也在“反西方”、“反全球化”的口号中暗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主张平民主义，要求均贫富，反对渐进式的改良，主张“大民主”，要求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新儒家反映了人们在面对来势迅猛的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克服文化焦虑感和“无根感”，寻求文化认同，寻找安身立命之源的内在努力。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所反映的这些问题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而是事关改革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只有正视这些大问题，并且科学、合理地作出解答，才能最终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
　　最后，既然是否定性环节，那么对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最科学的态度就不是“选择”，而是“超越”。不能否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积极作用，它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确实具有普遍性，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呼声，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的某些改革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奉行了其它某些主义。例如，近年来我们党非常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某些人叫嚣我们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从根本上看，我们不是要在诸多社会思潮中做选择，而是要超越。从世界范围来看，超越某些社会思潮的争论，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共识。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上，100多位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发表了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从哲学观上来看，超越的本质就是摆脱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是从丰富的实践总体中寻找答案，而是试图从概念体系中推演现实。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些思潮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支，“都来源于西方，是‘反西方（资本主义主义）的西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都是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不用说更是标准的西方舶来品”；新儒家思潮“不过是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国特色版’”。也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古今中西”，20世纪80年代“‘今’和‘西’是主要的倾向”，90年代则“摆向‘古’和‘中’”。这无疑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在思辨哲学的支配下，不自觉地美化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总是试图在两种文化中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路径。实际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无需它寻，就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中，只有不断地通过科技创新激发经济活力，不断地通过制度创新革除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地通过理论创新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才能开创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三 ）
　　超越社会思潮的根本途径是科学解答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这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规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向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哪些问题呢？概括地说，集中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一个是人生层面。社会层面本质上是要解决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层面是人外在的活动、经验的活动，以追求实用价值为目的；人生层面是要解决人们思想深处的“终极关怀”问题，这个层面是人内在的活动、超验的活动，具有非功利性。
　对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答案，即“中国模式”。学术界不少学者是反对“中国模式”提法的，例如竹立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处在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而奢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刘建军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化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社会主义道德化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与道德化运动相伴随的是民主化运动，“社会主义市场化、道德化与民主化这三重面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证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还处于探索之中。”在笔者看来，诸多类似的提法与其说是反对“中国模式”，不如说是希望我们的执政党戒骄戒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集中注意力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管怎样，这不能成为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着。“中国模式”中所蕴含的关于道路、制度和理论的丰富内容科学回答了“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角度还是从整个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例如，如何遏制市场经济的反面作用，如何协调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体系的激烈冲突等，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紧要问题。
　　对于“终极关怀”问题，人们之间的分歧还比较大。原因在于：首先，用宗教还是哲学的方式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人们存在着分歧。哲学的方式在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时候诉诸于理性的思考，在许多人看来，“终极关怀”问题属于超验的领域，只有单纯的信仰才能解决。正因为经验无法解决，人们才开始慎重思考宗教的长期性。例如季羡林说：“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5]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宗教政策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从“鸦片论”、“斗争论”到“适应论”、“引导论”，更使得许多人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其次，哲学的方式中，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还存在分歧。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回答“终极关怀”问题的历史，回顾这一历史却是由一连串的失败组成的。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反思和追问，想要寻找一种东西来承载终极意义，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宣布，不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确定性的东西，终极意义寻找只能在途中。西方哲学无法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追寻，中国哲学则将这种追寻内化，但是却加入神秘的因素，与人的现实生活隔离开来，变成了哲学家的一种自身体验。例如，冯友兰的“境界说”根据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其中的“天地境界”变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东西。也有哲学家，例如冯契和张世英为了剔除中国哲学中的神秘因素，将其具体化为人的自由人格，认为自由人格可以承载本体论的意义。冯契就曾说：“智慧给予人类以自由，而且是最高的自由，当智慧化为人的德性，自由个性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些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人们弘扬主体性的内在努力，对受到封建文化压抑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经过时空变幻的现代人来说，在针对性上就显的不是那么强。
　　总之，“终极关怀”问题是人类在所有时代都面临的一个永恒追问。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个问题以一种空前尖锐的方式暴露出来。中国社会虽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但是由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价值的多元化，它越来越成为人们思想上的深层困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个人只要积极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就能超越自我；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就能永垂不朽的回答在当前语境下有些简单，难以具有说服力。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除了坚持一种以社会问题为核心的解读方式外，还必须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尤其是这种精神生活的超验性和独立性。它的重要性可能是在人们物质生活满足之后，表现得才更为强烈，这无疑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J].社会科学论坛，2010，（8）.
　　[2]王炳权.论社会思潮的意识特性[J].高校理论战线，2011，（11）.
　　[3]明辨各种社会思潮 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J].思想教育研究，2012，（8）.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0.
　　[5]《文史知识》编辑部.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