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途径建设

　开放式旅游景区具有丰富的治理资源，通过对离散的治理资源的有序整合，实现治理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将有助于克服开放式景区的治理难题，实现旅游开发和旅游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素有“小漓江”之称的阳朔县遇龙河景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旅游景区，通过对景区治理资源的整合，实现了景区的有效治理，初步形成旅游秩序和谐稳定，景区环境有效保护，沿岸群众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景区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通过对阳朔遇龙河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深化对开放式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理论认识。
　　一、遇龙河景区概况
　　遇龙河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在大榕树附近的工农桥与金宝河汇合成田家河，由书童山入漓江，全长四十多公里。遇龙河沿河人文景观荟萃，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树绿柳翠，峰青路白，瑰丽多姿。遇龙河景区水程15公里，流经白沙、阳朔、高田等3个乡镇6个村委36个自然村，有28道堰坝，景点百余处。
　　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到遇龙河游玩，遇龙河上的竹筏休闲游成了深受旅客欢迎的项目，遇龙河景区也成了中外游客休闲游览的最佳目的地。竹筏休闲游项目的火热及其投资少易操作，吸引了大量沿岸村民投入到这一旅游项目开发中，纷纷在沿岸建设简易码头，添置竹筏，开始揽客经营，竹筏休闲游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一些人为了扩大经营，随意乱建简陋码头，严重破坏沿岸自然环境。一些村民还相互争抢码头，谁的势力大，谁点的码头就多。为了争夺游客，各个码头不仅互相压价，恶性竞争，甚至还拉伙打架，一些业主外出都要随身携带防身工具。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简易码头和竹筏，缺乏正规培训和管理的筏工，也给游客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整治这一混乱状态，促进景区旅游的有序发展，2007年8月，阳朔县委、政府本着“保景富民”的原则，组建了由政府主导的阳朔溯源遇龙河漂游有限公司（简称溯源公司）。规定公司负责景区的开发建设和旅游管理，实行统一票价，综合调度，整体促销，同时一律取缔私人码头，兴建大型现代化码头，完善道路和各种基础设施。
　　二、遇龙河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实践
　　政府成立溯源公司，整治景区的混乱状态，达到“保景富民”，愿望是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公司对景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却碰到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原占有码头的少数人因利益受到损害，强烈反对取缔私人码头，甚至煽动村民抵制、围攻公司工作人员。沿岸村民由于存在各种顾虑，加上少数人的挑唆，也不积极与公司鉴定协议，使景区整治面临很大困难，公司运营难以顺利开展。面临对这一困局，公司必须想办法对景区具有的各种治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各种治理资源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景区的统一经营管理目标。
　　作为治理主体的溯源公司，手中掌握的治理资源主要有：（1）政策资源。公司由政府主导，依据政府文件成立，享有政府赋予的对景区进行经营管理的各种政策资源。（2）经济资源。公司经营景区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能够把经济收入用以支付工人工资和村民的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还可以用于景区的投资开发。（3）景区旅游资源。公司依据政府规定统一对景区旅游资源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拥有旅游项目的经营权、定价权、收益权。但光有这些治理资源还不行，还必须与景区村庄拥有的人力资源、乡村干部资源（村民骨干资源）以及体现在村民身上的信任、支持、情感等精神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景区的良好治理。溯源公司原先碰到的工作困难，就是由于没有对这些治理资源进行整合造成的。认识到问题所在后，溯源公司改变工作思路，先把乡村干部资源整合利用起来，让村两委干部参与协调、管理筏工和景区各种事宜，发挥村两委干部拥有丰富群众基础，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优势，让他们耐心向村民讲解公司统一管理的好处，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并带头鉴定协议，发挥示范作表率作用，以“村干部—村民小组长—村民骨干—农户”的工作链去团结带动广大的村民，让广大村民理解、拥护、支持景区的管理工作。同时，溯源公司还利用经济资源的优势，去整合沿岸村庄的人力资源和村民的精神资源。公司招聘大量的沿岸村民做筏工，让他们取得工资收入，并规定筏工工资占营业额的25%，每位村民可享受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占营业额的10%。公司还主动将一些码头的基础设施给当地村委负责组织实施，景区内的11个码头建设及景区的美化绿化事宜，大都由当地村民承揽完成，让几百万元的工程投资转化成村民的承包收入。为了增进村民对公司的感情，溯源公司每年还为每一位筏工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并免费对筏工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吸收残疾人作为景区保洁员，安排特困村民、贫困党员在景区工作，每逢传统节日，公司都会拿出几万元钱进行走访慰问。免费提供绿化苗给沿岸村民自行栽种，自行管护，让广大村民自觉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来。溯源公司的付出赢得了沿岸村民的信任、支持和积极参与，也有效地整合了景区的各种治理资源，实现了景区旅游蓬勃发展与村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双赢。
　　溯源公司运营以来，沿岸每位村民每年获得资源保护补助费少则400元，多则700元，2011年溯源公司分配给沿岸村民的资源保护补助费便达900万元。公司拥有的两千多名筏工，全部是沿岸村民，一位筏工的年收入至少可达3万元。当地村民还开办起农家旅馆和农家饭馆，收入节节攀升，有的收入可达10万元。沿岸村民尝到了景区管理带来的甜头，纷纷自觉保护遇龙河的生态环境。规范化的管理也使景区愈发红火，游客数量的迅速上升，同时景区安全事故发生率为零，公司经营步入了良性快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几点思考
　　1、景区治理必须重视治理资源的整合
　　溯源公司在对遇龙河景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时，虽然手中有政策，有经济实力，甚至有安排村民就业的岗位，有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但村民就是不买帐，不愿意跟公司鉴协议，不积极支持公司的统一管理。这充分说明，在村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个人利益日趋关注的今天，仅靠政策和经济资源，已难以实现对经济社会关系复杂的景区进行有效治理。景区治理，已经不能公司自己说了算，必须有村民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第一论文 ]才行。村民不愿意鉴定协议，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利益问题，还有对公司的信任问题、情感问题、权利实现问题等等。仅靠政府强制和经济利诱，解决不了村民的这些问题，必须应用其他手段，运用其他治理资源才能解决。溯源公司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启用乡村干部资源，让村干部去说服教育村民，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收到了成效。再通过把码头建设工程让村民承包，关照村庄弱势群体等工作，让村民看到了公司的诚意，也获得了实在的经济收益，最终获得村民的支持，实现景区的治理。在治理主体多元化、利益独立化、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
　　2、治理资源整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信任、经济利益、情感等问题
　　治理资源整合涉及到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涉及到人的思想认识、心理情感、经济利益、相互信任等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资源手段，并运用恰当的方式与策略去，解决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愿合作问题。因为“治理更主要的是引导、协调、控制，而不是单向性的统治和管理，更主要的是比较、选择、决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静态关系。”[1] 溯源公司在进行治理资源整合时，就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村庄干部资源入手，运用村干部与乡村群众关系密切、相互熟悉的社会资源，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群众充分认识到景区统一经营管理的好处，通过村干部带头鉴定合同给群众起示范表率作用。为了解决村民对公司的情感、信任问题，公司把码头建设工程让村民承包建设，让村民参与公司监督，招收沿岸村民到公司作筏工，并给他们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免费进行操作技能培训，给沿岸群众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关心沿河的弱势群体，每逢传统节日公司还走访慰问，给每个村子资金进行村道硬化建设等等。公司的这些善意行为，赢得了村民的普遍信任和积极支持，公司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村民素质和主人翁意识大幅提高。沿岸村民纷纷自觉保护遇龙河的生态环境，主动将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留下一部分作为公益基金，用于硬化村道和建设文化设施，村委党员还到遇龙河边进行义务植树。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过程，其实就是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就是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正如德·茹弗内尔说，共同体意即“信任的制度化”。[2] 如果“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阻碍。”[3]
　　3、资源整合既要满足村民眼前的利益需求，又要为村民长远发展着想
　　在遇龙河旅游发展之初，随着竹筏休闲游项目的慢慢兴起，沿岸许多村民已经从旅游中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尝到了旅游经济的甜头，对竹筏休闲游项目及景区旅游开发寄于了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由此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改变原来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经济期望与要求比竹筏休闲游项目兴起之前，已经极大地提高了。而就在这时，由于旅游秩序混乱的原因，政府要组建溯源公司对景区实施统一管理，把竹筏休闲游项目全部收归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溯源公司提出的鉴定协议，接受统一管理的要求，他们自然会顾虑担心，十分的不情愿。要消除这些顾虑和担心，就必须让村民看到希望，并采取行动缩小这种渴望与指望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快地让村民现实经济利益，改善村民眼前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溯源公司让村民承包码头工程，到公司作筏工，给予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在让村民快速取得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又让沿岸全体村民共享公司收益，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随公司旅游发展而致富，从而赢得村民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真正使遇龙河这一完全开放式的景区得到良好治理，既解决了村民面临的问题，又实现了景区的繁荣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373）
　　[2] Bertrand de Jouvenel， Sovereign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123
　　[3] [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P22， P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