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2000字

西安事变论文2000字

　

西安事变作文
78年前的今天，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个挽救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兵谏。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将军发起了这次兵谏。它——便是张学良。

　　直到现在，我还对这位为国鞠躬尽瘁的将军心怀敬意。如果不是他发起兵谏，或许不会有今天。当时的张学良一方面面对着国仇家恨；一方面面对着人民群众所给予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令人发指的是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后的围歼红军的压力。但是，张学良不愧是少帅，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摆在了第一位！他发起兵变，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他代表了当时的人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调解，停止了我国的十年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拯救了中国，他的和平解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维护了中国利益；张学良，这位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将军，将永远名垂青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钓鱼岛，黄岩岛的主权问题层出不穷，而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学习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家是最小国，有国才有家。今天，是西安事变后的78年，为了纪念这次救中国于水火的军事活动，我在此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从今后开始，献身于伟大的祖国吧！

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

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

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

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

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

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

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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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衰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国民党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人民大众特别是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对，把人民搞得死去活来，谁还会去帮他？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军队的腐败。众所周知，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直到蒋介石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始终是由几个派系组成的，各部队之间互相争宠，勾心斗角，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根本不会很好地执行上级的作战方案。三，蒋介石个人的自身缺陷，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他犯了一个许多领导人都会犯的错误：越级指挥，一生兼职无数。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四，国民党间谍系统的瘫痪，国民党虽然有着令人闻风丧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构。但他们更多时候只是把枪口对准人民大众和蒋介石的异己。对于共产党他们完全失去了左右，从而他们不仅对敌人的动向毫无所知，就连自己的作战方案也时时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彻底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性，这样的话就算有百万雄兵和精良的全美械装备，也不过是给共产党当运输队而已。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必败无疑，它的失败是自身的原因，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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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西安 人们都说西安是中国的根，没错。试想一想，称中国人为“华人”、“秦人”、“汉人”、“唐人”，几乎都与西安有关。关于英语“CHANA”，有人说是英语“秦国”的译音，有人说是英语“瓷器”的意思，无论是秦国还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向世界各地的瓷器，西安都是源头。 西安，古称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偏南。北临渭河，南依终南山，周围曲流环绕，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景秀丽。拥有“关中八景”之誉。 西安大都市（Xi'an Metropolis） 作为关中——天水城市群的核心发动机，在国家规划中，西安市还包括咸阳市区（秦都区、渭城区）、兴平市、武功县、乾县、礼泉县、泾阳县、三原县共二区一市五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陵区）一区；加上西安市管辖的十三个区县，总共22个行政区（十二个区、一个县级市、九个县），总面积14985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200万,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 这座秦岭脚下、渭水之滨的千年古都，东有潼关之固，西有散关之险。在北方，秦代所修宽达百米绵延千里的驰道直通蒙古草原，是抗击匈奴、供给给养的主动脉在南方，有子午道、谠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可越汉中而抵巴蜀；东南方向商洛山中的武关道，则是通往楚地的咽喉。古代长安交通便利，水陆并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成功立业之地。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西安则是中国最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言，西安曾有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在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西安作为中国十多个王朝的国都，是展示中国历史的舞台。 往事越千年，周人于此制礼作乐，祭祀宴请，铸典章于金石，余泽绵绵而久远；秦人于此挥戈东进，横扫六合，创中央集权政治，垂百代而不变；至于汉唐时代，他是沟通东西方丝稠之路的起点，也是万方辐辏，宾客云集的东方大都会，其灿烂光华，令举世瞩目赞叹。西安的历史文化积淀太深太厚，表现在物质形态的文化遗存上，真可谓遍地是宝。漫步街头，脚下踩的是皇上踩过的路；郊野踏青，座座帝陵及达官显宦、皇亲国戚、文人雅士的墓冢会挡住你的去路；有心人弯腰一拾，拣半块秦砖、宋瓷，不算希奇；掘地三尺，说不定挖出个兵马佣，让人惊奇不已.... 今日西安，是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基地。今日西安，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全市有各类高等院校42所，10多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约 100处博士学位授予点和300多处硕士学位授予点，每年为国家培养大批的现代化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才的摇篮”，“西部硅谷”. 关中八景在西安碑林，有一块清代碑石纪录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八处著名的风景名胜，它们被称为关中八景，又称长安八景。这八景分别是： 华岳仙掌、骊山晚照。 灞柳风雪、曲江流饮。 雁塔晨钟、咸阳古渡。 草堂烟雾、太白积雪。 1、西安一名的由来 西安，在西周时称为“丰镐”。“丰镐”，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丰京和镐京的合称。至西汉初年，刘邦定都关中，取当地长安乡之含意，立名“长安”，意即“长治久安”。 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史称“西有罗马，东有长安”，隋时，隋文帝杨坚曾被周明帝封为“大兴都公”，因而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长安隋时也被称为“大兴城”。唐朝时，又恢复长安之名。元代，易名为“奉元城”。 明洪武二年 (1369年)，明政府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取义“安定西北”。西安之名由此而来。 西安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从公元前11世纪直至近代，先后有13个朝代或政权在西安建都及建立政权，历时3100余年。 自公元前约11世纪至公元9世纪末，西安曾长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并历来为地方行政机关——州、郡、府、路、省和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在多数朝代，西安属于郡、府级建制——京兆府（郡）辖区，元代改京兆为安西路（后改奉元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奉元路设西安府，西安即由此而得名。1928年，在西安首次设市，1948年由省辖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辖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市曾经是陕甘宁边区辖市、西北行政区辖市、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从1954年以来，一直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现属副省级城市，辖九区、四县。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西安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 2、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抗日的事件。称为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3、建国以来的西安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建国后,西安曾是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已撤销),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1954年改为省辖市。现为副省级城市。经过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西安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城市服务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及辐射北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科技,教育,旅游,商贸中心。 西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歌唱家，把远古乐章与现代的旋律结合起来，演唱出雄伟悲壮且高亢激昂的中国历史赞歌。 西安的 一砖一瓦，都是皇城历史的记忆； 一坊一塔，尽皆帝都昌盛的气象； 一城一池，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一节一令，都有精神崇拜的寄托； 一街一巷，都有社会变革的遗存； 一村一店，都有历史趟过的车辙； 一草一木，都有古老不同的名称； 一虫一鸟，都有原始形象的叫法； 一字一句，都有古人精练的描述； 一山一河，都有大禹治水的足迹； 一冢一丘，都有王宫贵族的遗骨； 一沟一壑，都有战事争斗的记录； 西安，是一本永远写不尽读不完的书。 西安，是一支优美动听百唱不厌的歌。 我爱你，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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