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是谁写的

政治经济学论文是谁写的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被誉为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被人们称为"李嘉图革命"。该书多次再版，成为经济学说史上一部真正的辉煌巨著，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经典研究方法的基础。这部巨著囊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包含着李嘉图的全部思想精粹，成为《资本论》的重要思想源泉，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他的比较成本学说早已脍炙人口，形成了19世纪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性税收的讨论基础，而他的货币理论，则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是谁最先著述立说的?

“政治经济学”一词是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的。

当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时，政治经济学还只限于研究流通领域的个别经济现象，因而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真正的经济科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这就产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可见政治经济学一词是法国的A.蒙克莱田首先使用的，而真正著书立说的应该是A.斯密和D.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不是Adam Smith？

不是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统计学家。威廉•配第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赋税论》（写于1662年，全名《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献给英明人士》（1664年），《政治算术》（1672年）、《爱尔兰政治剖析》（1674年）、《货币略论》等。马克思对配第的经济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资本论》是谁写的呀？

《资本论》（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867—1894年分为三卷出版。

《资本论》全书共三卷，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这一卷讲述的内容达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高度统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后世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有了政治经济学，不过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国民财富”作为研究对象，只讲物与物的关系，不讲人与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自古有之，永恒存在的东西。马克思通过创作《资本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革命，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资本论》明确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运用科学抽象法进行研究，从而第一次科学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黄建钢的主要论著

《经济政治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论公共社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黄建钢是个喜欢独立思想同时又关注中国社会变化的人。近年来，每每他推出的新观点总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细细琢磨之后，那里面不仅透露出敢为人先的勇气，而且是蕴含智慧的学理分析与切中时弊的大胆建言。比如，当正学术圈里做学术的人们，一直在为社会科学中古老的学科之一——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和发展而苦恼时，乐于独立思想的他却出版了54万字的《经济政治学——对经济及其发展的政治学解释》（2008年）。当人们大多陶醉于市场化改革之后快速发展带来的繁荣景象时，他又推出了27万字的《论公共社会》（2009年）。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学术人，是大学时代黄同学书生意气的青春追求，更是今天已成为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的黄教授终身不变的治学目标。经济政治学“思考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智慧。建钢送来的《经济政治学》正是他目前对正在发生或者将要面临的变化的思考。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是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对黄建钢的专著《经济政治学——对经济及其发展的政治学解释》的评价。什么是“经济政治学”？多年来，我们熟知的都是经典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呀！那么，黄建钢的《经济政治学》新意何在？竟然让萧老先生赞许他“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书生误国、空谈误国，是时下人们对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忧甚或诟病。为了走捷径，有些人喜欢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连篇累牍叠床架屋攒出一个个“高论”；也有人热衷于在小圈子里面侃大山，期盼侃出一套套不同凡响的治国之道；更有人欲望使然，脖子上安着风向标，听风便是雨，擅长鹦鹉学舌……但都不愿意走到社会实践中去，不愿意直面社会问题。然而，黄建钢的《经济政治学》的的确确来自他对社会实际的观察与思考。2006年，他带领的团队承担了浙江省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治理关系的研究》。身为浙江人的黄建钢，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几下“前店后厂”的温州和“鸡毛换糖”的义乌做调研。在这次重返温州、义乌等地的调查研究中，一直都在思考“浙江为什么能从30年前的经济小省一跃成为30年后的经济大省”的他发现：在经济先发区的温州，关心政治、关注政策、维护自身的权益，已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自觉；而在浙江，公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同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原来，浙江经济30年发展的巨大动力，其实是蕴涵在政治治理模式中的。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较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充分尊重民众和民间创新的基础上，政府才作出决定的模式。这是一种在计划基础之上实现了自由与计划嫁接和结合的模式。这正是黄建钢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政治学”的缘起。他认为，当经济快速发展引发无序竞争、引发对人性、自然及生态的严重破坏的时候，以人为本的社会就必然要呼唤人性、秩序、节约……这就是在呼唤政治治理啊！他说：“因为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油门’、‘速度调节器’和‘制动器’，所以要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对政治治理模式进行调整，就一定要有一个更加科学的政治治理模式。”在《经济政治学》中，他具体剖析了温州范式，指出其“缺少公共社会的方向”；研究了义乌范式，认为它“缺少社会国际化和城市国际化”的内容；分析了黄岩相对落后是“政治治理范式相对不稳定”所致……在展望浙江未来发展的方向、在选择从现实走向未来道路的同时，他试图寻找或者叫创新一个新的社会运行发展范式。因为，正如同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样，中国经济在30年快速发展之后的今天，正急迫地呼唤政治治理，如果没有新的、科学的政治治理理念及范式，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一句空话。黄建钢的结论是：政治治理的“质”决定经济发展的“度”。我们应该构建一个经济发展与政治治理有效的良性互动模式。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政治学》中，他以一个章的篇幅，提出了对建设“公共社会”的构想。群体心态论也许因为是北大学子的“基因”，大学时代的黄建钢就特别喜欢挑战“敏感话题”。当时的北大每年5月都有一个“五四”学术研讨会。1979年入学的他，在大一时，兴致勃勃地赶写了一篇论文交了上去。然而，由于话题过于“敏感”，竟引起了一个教研室里的巨大分歧：褒奖的人说可以拿优秀论文奖，而反对的人认为根本不及格。1990年代是个思潮涌动的年代，已经在北大做学生工作的黄建钢不能不关注“敏感话题”，因为它客观存在，你不能装作看不见。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学潮”的社会心理分析》、《大学生心理失衡及其相关分析》、《1993~199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是的，每一篇论及的都是“敏感话题”！不过，这一次，他的《大学生的群体特征与大学的思想教育和管理》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届（1991）科技成果论文二等奖。在对大学生群体性行为的研究中黄建钢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群体性行为（或者叫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而群体性事件是个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统统被定义为：“闹事”的“乌合之众”……而黄建钢不同意此类判断。从此，群体性行为中的群体性心理这个课题，让他研究了20年。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所关注的仍是“敏感话题”。其18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为：《群体心态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这是一个把政治行为与群体心理结合起来的研究。群体心态有那么重要吗？群体心态值得一个人研究20年吗？黄建钢认为，群体心态是人类及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一种原始状态，它基本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或者理性“基本趋零”的潜在的状态，但从哲学上看，它具有本原状态的性质。所以，对它进行研究是为了使我们社会的发展能更加接近发展的本原目的。2003年，黄建钢的新著《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问世；2004年，他的专著《群体心态论》出版；紧接着2005年，他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与人合著）；2006年，《教育—哲学论》一一与人们见面……几乎是一年一部！在《群体心态论》中，黄建钢的笔触上溯两千年前的农民起义，下至1980年代的“学潮”；观韩国发生的支持卢武铉集会，评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周年的全球反战大游行；解辛亚被刺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涌上街头，析科索沃事件再次被世界关注；话我们身边因拖欠工资、征地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为，论“安全阀制度”泄洪之必要……由此，他总结道：由群体心态支配的群体行为即将成为影响2l世纪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及方向的主要因素。人类是否具有良性、健康的群体行为方式，将直接决定其自身能否最终走出21世纪。作家王蒙曾经说过，人类的问题总结起来只有两个：一个是吃不饱“饿出来”的问题——生存问题；另一个是吃饱了“撑出来”的问题——探寻终极意义的问题。研究了20年群体性心态的黄建钢笑言：“饿出来”的问题是“困”，而“撑出来”的问题是“惑”，现在世界上吃死的人不比饿死的人少啊！那么，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困与惑？黄建钢的分析表明：进入1990年代的中国，群体性行为呈现出新特点：政治性减弱、潜在性增加，然而这并不等于群体性行为消退或消失了。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看，许多个体越来越倾向利用群体性行为维权。他给出的结论是——任何形式的群体行为都既是旧情绪的宣泄方式，又是新情绪的形成方式，一般又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人类必须掌握发现、培育、增进和扩散良性群体心态的能力，同时也必须掌握缓解、分解、击破和控制恶性群体心态的能力。公共社会论“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又是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尝试”——把这句话用在黄建钢2009年推出的新著《论公共社会》上再恰当不过。一提起“公共社会”人们马上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公共社会”是不是“空想共产主义”的翻版？“公共社会”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个概念太敏感了！太容易产生误解了！《论公共社会》原本是与某出版社的签约之作，待黄建钢把初稿拿出来后，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又摇头了。于是，双方出现了如下一段颇具深意的对话：“这个概念没人说过啊。”“那没人说过就不能出版了？那你们要赔钱了。”“呵呵，出这本书弄得不好我们的饭碗都要丢了！”……是啊！究竟什么是“公共社会”呢？“公共社会”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关键是“公共社会”的理念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记得《经济政治学》吧？在那里面黄建钢试图寻找或者叫创新一个新的社会运行发展范式，它就叫“公共社会”。“公共社会”的构想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与黄建钢对浙江，特别是对舟山的考察思索分不开的。2002年，作为浙江省的人才引进，政治学博士黄建钢从北大来到了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浙江海洋学院。在对舟山的调查研究中，他发现，最近几年，舟山的经济总量虽然不大，但人均GDP增幅和增速连续4年在浙江省排位第一。然而，今后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个好势头？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治理的关系来看，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好社会发展的问题。黄建钢为舟山构想了这样一个公共社会范式：有完善的公共设施，有浓厚的公共权利意识，有文化，社会高度文明；有比较发达的网络公共社会；有清晰明了的道路指示牌，有良好生态环境和轻松的生活方式；有完善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完整、协调、有机整体、循环的经济规划和计划、机制和体制；推行费改税，税收收缴工作科学、合理和充分，土地开发管理和使用严格、严肃；有完整、完善的“公共经济”体系。他认为，舟山应以新加坡为参照，加强社会公共意识，整体规划先行，培养公民的良好行为规范，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加快公共机制的恢复和建设。而在建设公共社会的过程中，据他观察，舟山面临着三大困难：对全体市民进行公共性教育、变市民为公民、足够的投入和投资。别看堂堂出版社的大编辑对黄建钢的新提法“提心吊胆”，可是舟山的“公仆”们思想解放着呢！为了舟山在发展模式和机遇上能抢先进入一个战略高地，他们对黄教授的新思想、新观点情有独钟，一点也不含糊！2008年，那是一个中秋之夜。刚刚履新的舟山市市长周国辉邀请黄建钢教授一起赏月。原来，周市长不久前在《舟山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黄教授的专访《从此渔人知归处东海之中有桃源》。其中谈到舟山成为黄对“公共社会”理念实行设想和设计的第一个案例。那一夜，市长与教授相谈甚欢。黄教授告诉周市长：所谓“公共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地说，就在于把社会组织化、利益公共化、服务公益化、教育公共化、投资公开化和政务公开化……从而形成一个“大社会”的概念、机制和状态。和周市长的倾心畅谈，再次激发了黄教授埋藏心中已久的对公共社会构想的梳理、研究的欲望。2009年，《论公共社会》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久，黄建钢把“公共社会”这个理念又运用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在《大学校园公共社会论》这篇论文中，他分析道：“这是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新构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态势形成的。这个构想由于涉及未来而显得至关重要。”为什么说这个构想涉及未来且至关重要？黄建钢说：“要建设‘公共社会’靠谁啊？因为大学校园的环境最具浓浓的公共性——公共空间最大，所以，在这里最可能培养和培育出具有较高和较浓公共意识和能力的人才；有了这样的一大批具有公共意识和能力的人，社会的有序和有机的公共化建设才能成为可能和现实。”殚精竭虑，不倦思考。黄建钢在繁忙的校务和教学之余又在着手构思他的下一部著作《心理管理学》……“我就是要为舟山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把自己的智慧献给我们的国家。社会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止，我的坚持和思考就不会停止。”这是黄建钢教授朴实的心声，更是一个政治学者孜孜不倦提出新观点的原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