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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案例分析论文

发布时间:2023-12-07 17:32

公共关系学案例分析论文

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表现在二者在重公众、重和谐团结、重事实、重信誉、重信息、重谋略等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
(一)“仁爱”思想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公众意识”
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而“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仁爱”学说要求人们做到由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进而,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主张,提出爱民、养民、利民、富民、安民的思想主张。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强调百姓是根本,他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把“仁”与“不仁”视为“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本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仁爱”思想在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现代公共关系学特别强调“公众意识”,而“公众意识”是指时时为公众着想、处处为公众服务、一切立足于满足公众需求的思想、意识和原则。现代公共关系教育的先驱、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伯纳斯在1923年提出:公关工作是为了“赢得公众的赞同”、“公共关系应首先服务于公众利益”。所以,树立公众意识是公关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离开了公众,公共关系成了无源之水。
美国一位公关专家指出:“无论大小企业都必须永远按照下述信念来计划自己的方向,这个信念就是:企业要为消费者所有,为消费者所治,为消费者所享”。西方商人中流传的一条经商法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在我国商业活动中盛行的“顾客就是上帝”、“爱心服务”等都是儒家思想在经商活动中的继承。而且,儒家“仁爱”学说为现代公共关系中的政府公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营养,要求领导干部要爱护老百姓,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突出体现了这一思想。
(二)“人和”观念与现代公关的“内求团结,外谋发展”的思想
“人和”观念是指珍视团结、注重社交、重视协调关系的思想和意识。
儒家立足于人类共同生存和文明进化的立场,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提出“泛爱”思想。孟子也主张“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受这种“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与人和睦相处、团结友好的美德。古代商人在处理同消费者的关系时,一贯寻求“和气生财”、“宾至如归”的和睦气氛。历史上,汉代的昭君出塞、唐代的公主使藩等,都是统治者“平章百姓,协和万帮”,谋求人和环境和谐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和”思想与产生于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关思想不谋而合。
现代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协调关系、广结良缘的艺术学科。现代公关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协调组织与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争取公众对组织的谅解和支持,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为组织创造一个“人和”的环境。总之,现代公关以追求和谐为最终目标。 “和谐”不仅作为外来文化的公共关系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背景下顺利生长、健康发展的切入点、支撑点,更为重要的是“和谐”应当成为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体系的基石。
(三)“实事求是”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
“实事求是”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班固的《汉书》为汉景帝之子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把“实事求是”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元明时期,产生了一种完全否定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实事求是”。“崇实致用”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它力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言行言性的空谈。戴震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反对“出于空谈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我国古代这些传统思想,尽管提法、立意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确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重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公关是社会组织面向自己的公众而开展的传播与沟通活动,组织与公众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相互为用的关系。所以,公关工作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离开了事实,公共关系就失去了价值。
(四)“信”与现代公关学的“以信誉塑造形象”的思想
“信”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信”强调知行、言行合一。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重信义、守信用在古代成为约束、调节人们言行的规范。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尊重守诺者为君子,视失信者为小人。“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成语、格言,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对“信”的追求的生动概括。古代一些明智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采用“取信于民”的方法征服人心,如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顺了诸葛亮。传统文化的这种信义思想与现代公关所提倡的以信誉塑造组织形象,从而加强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的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现代公关中,以信誉塑造形象是公关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因为,良好的形象是组织的无形财富,而良好的信誉又是塑造组织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良好的信誉是组织的立身之本。当今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企业信誉的竞争,企业信誉不仅是企业经济效益、技术素质的综合反映,而且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集体成员,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和具有高尚企业道德的标志。
创名牌成为目前的时尚,而信誉度就是构成名牌产品的一个重要指标,现代具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并不单纯为经济效益而抓经济,而是从信誉的建立入手,通过信誉投资获得经济效益。
(五)重视信息获取与现代公关的信息观念
我国古代开明的统治者,在维持中央集权制的同时,注意了解民意。春秋战国时,一些诸候国为了强国生存,一方面招贤纳士,一方面取智于民,形成“养士”之风。战国时著名政治家邹忌,曾劝告齐王重视和听取民众意见,齐王顺之,终于使齐国强盛起来。而齐桓公深知“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集贤八十人,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
我国古代兵家重视利用间谍索取情报,孙武非常清楚用间谍探知敌情对谋略取胜的重要作用,提出“兵贵先知”,诸葛亮在制订的十五条规则中,第一条就是“虑,间谍明也”。
三国时代的人们已经具有强烈的信息渴求和信息传播的观念,当时的新闻信息传播与交流以及社会舆论情势比较旺盛。当今市场社会,信息作为社会普遍联系的形式,广泛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全部时空,信息成为一项宝贵的资源,是组织的无形财富。美国信息专家指出:“利用信息创业,把资料变成美元,是当今世界出现的新现象”。
(六)古代谋略与现代公关策划
谋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东方式智慧的奇葩。谋略,即计谋策略。传统文化中,充满朴素辩证法,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奇计良策丰富多采。如春秋战国时,士阶层作为政治智囊、思想精英,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谋略奔走于各诸侯国。在诸子百家著述中,无一不渗透着谋略的睿智。尤其是《孙子》这部人类军事学经典著作,从头到尾贯穿着精辟深刻的谋略思想,还有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也再现了复杂多变的谋略活动。
时与势是传统谋略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时乃时机、战机,势乃形势、趋势,二者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古人云:“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古往今来的对抗和竞争中,审时度势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审时,一方面要求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增强我之优势,“善者,见利不失,遇事不疑”。所以,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得天时,并把它当作与“地利”、“人和”同样重要的致胜因素;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争取和创造时机,这又是一个“蓄势”、“造势”的过程。蓄势、造势就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力量对比、心理状态、道义和将士的勇怯等方面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到一定时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势者,因利制权也”。
公共关系策划是公关人员为实现公关目标而在调查研究、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确定公关活动的主题和战略,并制定出最优活动方案的过程。它与古代谋略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古代谋略中讲究时与势的思想,对于公关策划相当重要。
把握好时与势,巧妙地择时趁势,这是保证公关工作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公关工作是以传播信息为手段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同样的公关活动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行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在公众最需要、最渴望得到的时刻,传播信息的公关活动才会得到公众的欢迎与重视,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公关活动效果的好坏与准确地把握时机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公关人员要准确地预测、寻找和捕捉开展公关活动的最佳时机,甚至可以人为地调动某些因素,创造必要条件,促使这种时机的成熟。只要抓住时机,借机行事,公关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很快在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形成组织所期望的声势。
造声势,可以说是公关活动取得成效的起码要求,所以,优秀的公关人员应该熟悉什么时候最适合开展活动,最有利于造成声势,并善于使这种声势一波又一波地向前推进,逐渐形成好的形势,然后进一步扩大战果,把好形势变成好趋势,直到在大多数公众中形成对组织的偏爱,一种心理定势,从而为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个性,现代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根植不可能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养分。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与操作规范的活动中,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应该,而且是现实的。
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合理筛选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精华,结合我国实际,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继承、改造、创新和发展,建立一种既区别于西方公共关系学,又区别于古老伦理关系的,能体现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事业。

公共关系学论文

公共关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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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是由英文“Public Relations”翻译而来的,即PR(公共关系)=P(自己行动)+R(被人认知)中文可译为“公共关系”,但不论是其字面意思还是其实际意思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都是指组织机构与公众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传播关系。关于公共关系的各种定义有很多,一般指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手段使自己与相关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使双方达到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管理活动。这个定义反映了公共关系是一种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管理职能。

公共关系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它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它是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它又是一种活动,当一个工商企业或个人有意识地、自觉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维持自己的公共关系状态时,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作为公共关系主体长期发展战略组合的一部分,公共关系的涵义是指这种管理职能:评估社会公众的态度,确认与公众利益相符合的个人或组织的政策与程序,拟定并执行各种行动方案,提高主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善形象,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与接受。

公共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科学形态的公共关系与其他任何关系都不同,有其独特的性质,了解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公共关系概念的理解。

(1)情感性:公共关系是一种创造美好形象的艺术,它强调的是成功的人和环境、和谐的人事气氛、最佳的社会舆论,以赢得社会各界的了解、信任、好感与合作。我国古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把“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公共关系就是要追求“人和”的境界,为组织的生存、发展或个人的活动创造最佳的软环境。

(2)双向性:公共关系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双向沟通,而不是单向的公众传达或对公众舆论进行调查、监控,它是主体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信息系统。组织一方面要吸取人情民意以调整决策,改善自身;另一方面又要对外传播,使公众认识和了解自己,达成有效的双向意见沟通。

(3)广泛性:公共关系的广泛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公共关系存在于主体的'任何行为和过程中,即公共关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贯穿于主体的整个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另一层意思指的是其公众的广泛性。因为公共关系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个人、群体和组织,既可以是已经与主体有关系的任何公众,也可以是将要或有可能有关系的任何暂时无关的人们。

(4)整体性:公共关系的宗旨是使公众全面地了解自己,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声誉和知名度。它侧重于一个组织机构或个人在社会中的竞争地位和整体形象,以使人们对自己产生整体性的认识。它并不是要单纯地传递信息,宣传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威望,而是要使人们对自己各方面都要有所了解。

(5)长期性:公共关系的实践告诉我们,不能把公共关系当作“救火队”,而应把他们当作“常备军”。公共关系的管理职能应该是经常性与计划性的,这就是说公共关系不是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它是一种长期性的工作。

而公共关系产生于美国,是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与技术等条件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其一,就文化条件而言,经历了由但在当今社会下,尽管公共关系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尽管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信息化等方面还有相当多不完善,不发达之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公共关系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并不可阻挡的,公共关系中国化有着令人鼓舞的辉煌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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