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韵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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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文学的1600年渊源
鄱阳湖文学底蕴深厚，源远流传。
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晋代鄱阳湖骄子陶渊明就生活在庐山鄱阳湖之滨，这里的秀水名山对他在文坛取得的成就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千百年来有谢灵运、慧远、陆修静、王勃、李白、王安石等，创作了与鄱阳湖有关的不少作品，他们对形成鄱阳湖地方特色文学有着深远的意义。
而江西鄱阳湖地域产生的文学家对形成鄱阳湖文学特色影响更为深远，据评论家夏汉宁先生统计，以两宋为例：《全宋诗》共录诗人八千九百余人，其中江西籍诗人七百七十八人，《全宋词》及其辑补共录两宋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人，江西籍词人一百六十五人，《全宋文》共录文学家九千一百七十八人，其中江西籍文学家七百三十一人。如果以鄱阳湖地域而言，在江西文学家最多的三个县区市中，鄱阳湖地域就占两个，共有文学家八百五十七人，占全省文学家人数百分之六十三点一五。董晋主编的《鄱湖遗韵》搜集了百家千首诗作精品，是一本难得的珍贵遗产。
可见，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家群形成了特具地方色彩的风格流派的雏形，为鄱阳湖的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当代作家诗人创作实践大大发展了鄱阳湖文学风格，明显地表现了其流派趋向性强烈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已经收获了一批鄱阳湖文学风格特色的作品成果，据极不完全统计，已拍摄的影视文学有毕必成的“庐山恋”，王一民的《乡情三部曲》，张海涛，史俊的《花香星月》;董晋的《鄱湖情》，李志川的《排帮》，赵青的鄱阳湖艺术片系列，还有不少已发表的电影电视剧本；长篇小说有李志川的《漂流的村庄》，陶江的《轿谱》，张一瑛的《鄱阳三女杰`神仙寨》三部曲；中短篇和微型小说有李志川的《黑的帆*白的帆》系列，陈永林的《放学的路上》《怀念一只叫阿里的狗》，董晋的《庐山传奇》，王萍慧的《湖囡》《荒洲》，杨喜平的《湖汊》，陈玉龙的《短篇小说选》；散文有柳金生的《人生新探》，陈世旭的《回归鄱阳湖》，赵青的《卖灵芝的姑娘》，熊述隆的鄱阳湖系列散文，还有宋崇风、林德元、石买生、石红许等作家的散文专集；诗歌有杨国凡的“诗歌集”，董晋的《雪凝轩诗歌总集》，还有百名以上诗人的专集；学术论文有杨叔子的《为鄱阳湖文学叫好》，紫军的关于鄱阳湖文学流派系列论文，董晋的《论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等。
综上所述，从陶谢伊始，在继承和发展鄱阳湖文学风格的晚清诗人和当代诗人作家群的范例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具有鄱阳湖文学风格相似相通的大批人才，已经自觉不自觉结合在一根红线上，这根红线就是鄱阳湖情结，这个情结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方特色和作家的创作个性。
赣派文化的根与源
文学流派是什么呢？

简言之，就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而形成的群体。京剧、越剧中众多的流派如此，鄱阳湖文学流派的趋向式发展更是这样：由于文学风格方面的趋同性，从而形成文学派别。
一般来说，地方文学就是地方文学，或者叫作乡土文学，是不能称为流派的。地方文学若欲成为一种文学流派，需要同时具备地域性、集团性、个体性以及时代性。凡形成为“派”者，或大或小必是形成了一个集团，需要多人参与，但流派强调的又有“个性”，即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一般的文学特点，而且在文学形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具有自己的与一般文学作品及其他流派不同的文学风格，因而能在全国独树一帜。
由于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脑力劳动，因而这种具有个性的文学风格，往往集中反映在某一两个或几个文学家身上。某种文学流派是否形成的标志，主要看是否产生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没有这种代表作家及作品，“流派”便只能是一种愿望，不会得到世人承认。
而文学流派往往是在一定的时代、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比如“扬州八怪”，正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现象。由于文学流派都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一些人共同拥有的文学倾向，因而这种“流派”往往带有时代的特点。
多数情况下，“文学流派”是文学批评家对某种文学现象的归纳和总结，称其为“**派”，但是当一些文学工作者认识到文学流派的形成规律以后，按着其“规律”，朝着共同的方向进行努力，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鄱阳湖文学流派是什么呢？
她应该是对鄱阳湖文学有共同见解、认识和在创作实践中热衷于表现鄱阳湖文学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也亦即鄱阳湖文学的民族性，与拥有地方色彩的特性与共性的作家、艺术家自觉结合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往昔的历史时空中只纵向的近似，由于他们所处的时间不同，不可能成为同一时空中的一个志趣相同的群体，因此他们的创作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只能是单一性和分散性的，但又是向前具有发展性的。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演成一种带有鄱阳湖文学特色的创作倾向与艺术特色的流派趋向，虽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但却是鄱阳湖文学的“根”与“源”，是她的优良传统。
鄱阳湖流派
独立创作，全力发展
1986年江西本土一群文学工作者成立了鄱阳湖诗社、文学社，他们创办了鄱阳湖第一份文学报。2004年对于“鄱阳湖文学”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下，鄱阳湖区的文学工作者联合为一体，成立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这一年所印发的《鄱阳湖报》达十八期，总字数约五十万。此外，还出版了《鄱阳湖文学论丛》。这一年，首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都昌县举办，并决定今后每年在鄱湖区各县轮流举办，2005年于新建县、2006年于南昌县、2007年于鄱阳县、2008年于进贤县分别举行活动。这种情况说明鄱阳湖区的文学工作者，已将各自互不相干的独立创作活动，形成了一股“合力”，已经为鄱阳湖文学流派的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上述四点文学流派的标志中，同时具备了地域性、集团性、时代性三项条件。
然而对于一种文学流派来说，最重要的条件还应是说有无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出现。因为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能够集中体现某个流派的基本特点，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研究某个文学流派，在一般情况下，也只是研究这些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历史发展到今天，鄱阳湖乡土作家发展壮大的创作队伍，在创作实践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对鄱阳湖的这种民族性和地方特色重视起来，认识到在文学创作中表现我们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才有可能写出精品，才有可能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争得荣誉。由于这些问题有了共识，因此，这一批作家在鄱阳湖文学流派的旗帜下有了一个共同的奋斗方向，形成了一个虽无组织形式，却一致热衷于鄱阳湖文学创作的横向结合群体，在这样一个有着同一时空的作家群体为着基本同一目标的时代标识的背景下，我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追求民族与地方特色，倡导鄱阳湖文学流派的循序形成”的文学主张，这个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出现绝非偶然，绝非随意性的。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是经过从陶渊明到现在1600余年历代的积淀的必然，是鄱阳湖庐山山色湖光长期给本土文学人士熏陶的结果，也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今天所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
当然，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成带有鄱阳湖地方特色的作品的艺术风格，目前只能是一个雏形，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完成“流派”这个命题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当代。
如今，鄱阳湖文学能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已有一些，最重要是摩罗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董晋的雪凝轩诗词在海内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任何作品，不论问世后当时的反映如何，其价值的最后确定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考验。如果经住了考验，而它又不是孤立的，是“鄱阳湖文学”这一平台的旗帜和代表，那么，也就可以被称作“鄱阳湖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并可进一步使世人了解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鄱阳湖文学”的创作群体。
鄱阳湖文学
风声已起，气候未成
什么是风格？
风格应该是指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个人的风格是在民族、地方及个人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形成的。鄱阳湖文学风格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从陶谢首创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已为当代本土文学人士所认同、继承、创新和发展。从由历史的雏形走上了形成一个独特流派的趋向，这个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学流派趋向已是客观地存在，并且具有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
谁都知道，陶谢是田园诗山水诗的始祖，陶渊明是本土作家，谢灵运是鄱阳湖的客座诗人，他们对鄱阳湖文学风格的特色倾向影响十分深远，并且为鄱阳湖文学风格的首创及其流派的循序形成奠定了基石，定下了基调，开辟了道路，描拟了风貌。随着陶谢足印前行的有驻足鄱阳湖庐山的历代名人文士，如唐宋的王勃、李白、白居易、欧阳修等，他们的作品天然纯真、贴近生活、深沉蕴藉、情辞清新的文风为鄱阳湖文学的风格特点做了很好的诠释。
但是，纵观上下，千百年来，却难得见到一篇真正关于鄱阳湖的千古绝唱。是鄱阳湖没有孕育出这样的大家么？不是。江西素称“人杰地灵”之地，历来文人才子辈出，精英荟萃，不泛代有名家雄起。诸如陶公，黄山谷，王安石等等便可佐证。但可惜的是，就连这喝鄱湖水长大的田园派诗人的祖师爷陶公渊明，也没见其有过关于鄱阳湖的大作奇作流传于世。还有后来的江西诗派的祖师爷黄庭坚老先生，近代的陈三立等文学宗师，也都没有关于鄱阳湖的奇文美文遗世。即使有过零星的关于鄱阳湖的文字，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苏轼的《过都昌》等等一些的文字描述，但也不足以反映出鄱阳湖整体所独具的风韵。所以，前人如此，后人效尤。直到今天，以鄱阳湖为题材的传世之作，就寥若星辰.
这样说来，浩渺千里的鄱阳湖，虽然名列五湖之首，本身有着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可是，却苦于没有人来关心它，以它为载体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对它的情感。这就造成了它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如“气蒸云梦泽，波憾岳阳城”的洞庭湖了。勿庸讳言，也可能一直以来，鄱阳湖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的大多是灾难，所以在表象上蒙蔽了一些智者的双眼，故而才出现了以上所说的那种情况。惟其如此，才造成了人们普遍漠视它的存在的这种文学现象。
但是也不能说鄱阳湖文学就这样被世人所完全遗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配合鄱阳湖旅游开发和促进经济腾飞，加速地方特色文学风格的定向，一群鄱阳湖儿女就明确提出“鄱阳湖文学”的口号，倡导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的循序形成。在实践这一主张过程中，成立了以鄱阳湖命名的鄱阳湖诗社、鄱阳湖文学社和创办《鄱阳湖》文学报。二十多年来，诗社已发展成拥有几百名会员的学会，创作了几千首诗歌；文学社发展为创作研究会，已辐射到沿湖二十多个县市和省城南昌；《鄱阳湖》文学报从一九八六年创刊至今出版四十五期，钱昌照，贺敬之同志曾为该报题写报名；在南昌创办的《鄱韵》文学杂志面世后同样好评如潮。
同样，我们欣喜地看到，从1986年鄱阳湖诗社和文学社诞生到发展成为诗词学会和文学研究会，涌现了一大批富有鄱阳湖文学特色的文学作品及诗人群。可以预料在鄱阳湖文学风格形成流派的过程中,“鄱阳湖诗派”可望提前形成。这个诗派比当年“江西诗派”形成之初的人数之广，作品之多，质量之好和气派之雄壮都是值得当代人自豪的。在诗词创作方面根据北京著名评论家紫军的评论，江西有了自己的代表诗人和代表作品，他建议江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部门，研究和扶持他们形成气候。鄱阳湖文学风格的特点是什么？董晋先生说——“写景物美形于外，诉心音情寓其中。褒贬毁誉，微言大义；悲欢离合，荡气回肠。真善美自当推崇关世道，假丑恶亦须针砭正人心。凡诗家各有风格，余力倡鄱湖流派。旨在天然纯真，贴近生活，深沉蕴藉，情辞清新。虽抒个人之感，亦含大我心声。”因此我认为鄱阳湖文学有独特的美学艺术价值，这就是作品都写得天然纯真，清新流转，措辞朴实，内蕴丰富，飘逸潇洒，饱含激情，流丽豪放，浪漫不拘，忧患沉郁，参透人生，细微实境，微妙敦厚，写景状物，形逼神似，其代表作家都有意无意的各有表现而并非兼得，但在总旨上有共识，而又具备各自创作个性。也似乎已在循序形成了一个同一时空的作家群体的鄱阳湖文学流派的趋势。我所概括的是个基本状态：鄱阳湖文学只能是循叙形成流派。
陈世旭同志在《江西文学史》序中说得好：“我们的当代文学还没有出现过一次近似于两宋时期此起彼伏的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耀眼之光，我们作家队伍的整体艺术素质还未可乐观，这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陈世旭同志的看法是符合江西文学界和鄱阳湖文学创作队伍实际的。没有整体艺术素质的提高，正象列宁说的那样，“在草原地带是不会有勃朗峰的，只有在阿尔卑斯高山群中才存在勃朗峰。”只有出现此起彼伏的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耀眼风光，我们的作家队伍的整体艺术素质才会大大的提高，才有可能出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
从事于鄱阳湖文学的作家整体素质还“未可乐观”，我们在总结和论述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之时，必须冷静地充分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有关“鄱阳湖文学流派”，是一个在学术上重大而崭新的课题，难于找到前车之鉴的资料。
其次，未形成被社会认可并熟知的代表性作品及代表性作家，也是鄱阳湖文学未能形成流派的基本原因之一。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具备民族特色和富有地方特色及创作个性的艺术风格的独特文学，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因为只有别人没有的缺乏的作品，才会受到世人的欢迎。
因此，我们必须总结中华民族文学特有的历史经验，比如，有意识地对鄱阳湖文学的艺术风格共性与作家创作个性而结合的近似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课题进行探讨研究，要把倡导鄱阳湖文学流派的旗帜举起来，并且举得高高的，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时代给予的历史重任，使中国民族文学能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探讨和研究鄱阳湖文学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她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
谁能许“鄱阳湖文学”
一个未来
鄱阳湖文学文化创作研究会的成立，对于发展鄱阳湖文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对它都抱有极大的期望，但仅仅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要形成一个流派，必须从多方面着手：
一、办好文学报刊杂志，提供作品平台，以它作为普及文学的基地。
现在的《鄱阳湖报》以及《鄱韵》杂志，是文学爱好者发表作品、学习、交流写作经验的园地，这样的地方文学报刊杂志，既能表现地区的文学创作，又是文学家的摇篮。说不定会有一些文学爱好者从这里得到鼓厉和锻炼后走上文学家之路，创作出有全国影响的优秀作品。
《鄱阳湖报》是一种有浓厚群众根基的文学小报，负有文学普及的基础，没有大批地方作家（乡土作家）的基础，在特定的条件下，当然也是可能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奋斗，而成为优秀作家，但这些个别作家虽然能为家乡争光，但单纯地依靠他们绝不可能形成文学流派，比如周立波和丁玲都是湖南人，并未因他们的出现而形成文学中的“湘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能忽视扎扎实实的文学普及工作。
二、支持有一定基础的文学家的创作活动。
有些人具有文学才华，也有献身于文学的精神，并已取得一定的创作经验，如果他们有较好的创作计划，建议有关单位设法给他们以充分的理解、支持和实际的帮助。文学家所从事的是艰苦的复杂劳动，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对他们的支持可根据他们的具体需要，如可为他们浓入生活创造条件，给他们足够的创作时间，关心他们的生活等等。而作为文学家本身来说，应当力争尽量多创作一些作品，尤其是传世之作。
三、依托文学形式而建立的专门机构。
鄱阳湖文学文化创作研究会虽然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却始终只立足于民间，尚未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机构。若能形成一个落入政府规划的机构，并在物质上、经济上提供相应的便利，以及能够得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配合，让文学创造能够方便而快捷地进入到鄱阳湖腹地。
同时，该机构可以定期制订专题方案，研究讨论怎么开展鄱阳湖文学创作；并扩大影视创作之路，争取将鄱阳湖题材的优秀文章拍摄成影视作品；每年检阅前一年的创作作品成果，为经济、环保的推动带来了哪些影响，并参与评奖；同时，建立起专门的鄱阳湖文学网站，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去了解去尝试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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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汉语言文学学什么

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门人才。

汉语言文学不是中文系，中文系是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一般是指高等学校按专业性质设置的教学行政单位——“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是高等院校下设的机构之一。“中文系”作为组织机构名称，称谓前冠之以高校名称使用。

大学的中文系一般开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语文教育等专业。相较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学起来有趣一些。但不管哪所大学的中文系，都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看来比较枯燥的课程。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四年制本科，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教师业务素质，初步具备从事本专业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能够在高等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

开设的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或文字、声韵、训诂学）、中外语言学史、普通逻辑、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献学、文学概论、马列文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美学、写作、文艺心理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

海子，徐志摩的经历有人知道吗，他的主要代表作是，文学群收入

海子（1964年3月26日～1989年3月26日），原名查海生。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他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是中国7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海子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当时即被称为“北大三诗人”之一。1984年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海子20年祭的图片尔的太阳》，第一次使用“海子”作为笔名。从1982年1989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用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勤奋，才华横溢地创作了近200万字的作品，结集出版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等。其主要作品有：二百五十余首优秀抒情短诗，《太阳七部书》，即诗剧《太阳》、诗剧《断头篇》、诗剧《但是水，水》、长诗《土地篇》、第一合唱剧《弥赛亚》、仪式和祭祀剧《弑》、诗体小说《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其部分作品被收入近20种诗歌选集、以及各类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 海子在创作初期受朦胧诗人江河，特别是杨炼的影响，形成了诗歌创作的方向之一“史诗”的创作。这些长诗创作，虽然评论界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其宏深的文化背景、宏大的艺术结构，还是其鲜活的奇崛的语言，都显示了海子的诗歌天才，对于这些巨构的解读，将使海子杰出的现代浪漫主义诗人形象日益突显出来。但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是海子的抒情短诗。这些抒情短诗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最为触目惊心的是海子对生命存在的那种锥心泣血的体验和对太阳、河流、草原、大地、历史这些本原意象的痴迷。在海子的诗里，有对珍贵的人间生活的眷恋，有对“幽深而神秘”的存在的沉思，有对爱情来临的幸福礼赞，也有对失去爱情时的痛苦凭吊。当阅读《活在珍贵的人间》、《你的手》、《写给脖子上的菩萨》、《草原上》、《海子小夜曲》时，那些热烈而汹涌的诗情就扑面而来。但这似乎还不是海子诗歌最动人的地方，要体会海子最具个性和才情的诗歌内涵，就需要阅读《亚洲铜》、《麦地》、《麦地与诗人》、《五月的麦地》、《祖国》、《黎明》等诗。 因其诗歌的杰出成绩，海子1986年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1988年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2001年4月28日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2001年，其被广为传诵的明快亲切的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高中语文课本；200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选入另一篇经典代表作《麦地》；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人一生要读的60首诗》，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而跻身于几十位中外名家的名作之中。 在中国当代诗坛，海子常常被评价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和“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人物，海子在中国诗坛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他的诗不但影响了一代人的写作，也彻底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概念，成为中国诗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的优秀抒情短诗是继“朦胧诗”之后独特而又诗艺出众的作品，兼具抒情性、可诵性和先锋性风格，在当时极为罕见。海子去世后，其作品很快得到诗坛承认并给予极高评价，有关海子诗歌的深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

徐志摩1910年入杭州府中学堂。并在校刊《友声》上发表文章，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用小说改良社会。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东），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家世身世
徐志摩故居明正德年间，徐松亭在硖石经商，家居于硖石，为硖石徐氏分支之始祖。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门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
求学历程
徐志摩故居，摄于2009年4月26日。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离开家乡，来到[1]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 ——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诗集著有：《再别康桥》《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我所知道的康桥》《印度洋上的秋思》《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等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