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学术论文集

陈垣学术论文集

陈垣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中国史学四大家是谁

很多人都很喜欢历史，但是却对历史学理论不感兴趣。殊不知，只有了解历史学理论才能对历史事实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本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近代四大最著名史学家——“前辈史学四大家”：
4 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3 被毛主席称“国宝”—— 陈垣

陈垣（1880.11.12-1971.6.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2 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 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陈垣治校以严格著称，他的严格体现在那些方面？

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

　　大学设教，在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所谓高深学术之人才，必须赖大学教育培养之。

　　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

　　以全祖望的《鲒土奇亭集》作为教材，是“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唯其文美及有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是在民族的危急关头，我们的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的精神。

　　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于急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

　　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

　　孝经曰：“士有净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

生平

　　陈垣（一八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汉族，广东江门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四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他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距北京什刹海不远，有一座灰砖灰瓦的四合院，两扇大门油漆已斑驳，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仍清晰可读。这里是兴华胡同13号，陈垣故居。

　　推开院门，一尊陈垣的半身像矗立在庭院中，角落里的两棵海棠树已经长成合抱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垣常以“种树者”自居。书房中高悬的“励耘书屋”牌匾，诉说着主人的一生。

　　时光回溯到1951年的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过七旬的学者：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陈垣就此得名。

　　谈起陈垣，似乎更多人聚焦于他的史学造诣，然而其教育家的一面却多少被人忽视。

　　91年人生，74载教书，涉足之广独一无二

　　1898年，广州一家蒙馆来了位小先生。这是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才被请来教书，那年，陈垣年仅18岁。

　　这位小先生年纪虽轻，胆子不小。开讲头天，竟然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一言既出，语惊四方。自古以来，书馆的学生背不下来书挨板子似乎天经地义。陈垣自己也曾挨过板子，所以对体罚很反感。这个告示自然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新会郊外的篁庄小学，1906年，陈垣因躲避清政府追捕，曾在这里教过半年书。“我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很欢迎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他是那个守旧闭塞的小学堂里最新潮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

　　“不喜八股好泛览”的陈垣在科举失利后，抱着“唯有科学发达方能使中国摆脱落后”的想法，于1908年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里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形成对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步认识的起点。陈垣不仅是光华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在毕业文凭上，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签发了给“陈垣”的毕业文凭。当时为了解决教学用具的缺乏，陈垣常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的乱坟岗上，去捡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净作为教具，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标新立异”的老师。

　　发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垣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已从广州到北京从政4年，反过清廷、办过革命画报、参与过反美“拒约”运动、当过议员、做过教育次长……看透了官场泥泞之后，陈垣心中的幻想逐渐破灭，“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生于乱世，无所适从，直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办学对于陈垣已不是第一次。1921年，陈垣又创办了北京孤儿工读园，学校专收贫苦学生，不收学费。校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其办学之意，可窥一斑。彼时，陈垣一人身兼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数职，还兼教国文、历史等课程。不久，他在工读园的基础上创办了平民中学，学校以功课好、纪律严而闻名于北平。

　　如火如荼办教育的同时，1923年，陈垣精心撰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蔡元培赞其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彼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91年人生，陈垣有74年在教书，想必他从未想过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自其18岁始，先后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创办过孤儿工读园、平民中学，做过46年的大学校长。其涉足教育领域亦是宽广，在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过独特贡献。这在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给青年人戴上国学“眼镜”，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陈垣之于辅仁，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因此得名。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缔造者乃陈垣。

　　1926年，辅仁大学（下称辅仁）创始人英敛之在临终之前将大学托付给了陈垣，自此，辅仁开始了“陈垣时代”，也由此迎来了它的辉煌期。直至1952年，辅仁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这所奉儒家经典为校训的大学，却是一所教会大学。其创始人英敛之起初主张“全盘西化”，彼时“西风东渐”正浓，传统国学日渐式微。“五四”后，中国进入大规模输入西学的时代，彼时的青年以学经济、外语、技术为荣，对于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陈垣对此痛心不已，“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自此，陈垣开始了在辅仁的“教育救国”计划。

　　辅仁短短27年历史，始终伴随着来自古今中西的力量博弈，陈垣则是这场博弈战的掌舵者。在陈垣眼中，辅仁的学生应“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他认为，“有志之青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将不知为何种族类”。

　　开设国文课是他在辅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国“种子”。在他看来，国文教育是给青年人一副“眼镜”，有了“眼镜”，你就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20世纪初，汉学研究外胜于内的局面让许多中国学者倍感耻辱。陈垣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他深深意识到国文教育是重振汉学之基础、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民族精神之核心。

　　大一的国文课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并选用了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讲授，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等都是当时的授课老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成就很高的学者。启功曾回忆说：“学年末全校大一国文会考，陈垣先生亲自出题，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受中西传统文化熏染，辅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学风，有顺口溜谓之：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辅仁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西学，陈垣也同样倍加重视。辅仁的教员中，外籍教师比例为30%。中西结合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为融汇贯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走进什刹海旁的辅仁大学旧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红色雕花窗棂、蹲伏的石狮依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式风格，这所由陈垣从美国请来的建筑师墨菲，采用西方新工艺、新材料设计建造的校园，被誉为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即使是校舍，也无不显现出陈垣的理念——会通中西，美美与共。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

　　“甩手”校长只攥紧两件事：教学、师资

　　辅仁的“陈垣时代”有一个独特的印记，那就是校长“甩手”不管校务。

　　辅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办学权、管理权实际掌控在教会手中，因此陈垣形容自己是一个“甩手校长”，并不参与大学具体管理。但有两件事，他却紧紧攥在手中，丝毫不敢放松——教学、师资。靠着这两个“杠杆”，陈垣将辅仁推上了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的北平四大名校之席。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陈垣为辅仁揽贤的法宝，陈垣选拔人才，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唯才是用。

　　“中学生”启功“三出两进”辅仁的故事为人熟知。启功曾说，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但“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如启功般，只受过旧学教育，没有进过现代大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的辅仁教授并不鲜见。

　　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余嘉锡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陈垣发现并延聘为辅仁教授就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

　　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

　　然而，陈垣并不是见“贤”就揽。1933年，陈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辅仁执教，开设哲学史等课程，陈垣回信说，辅仁史学系所缺的是“断代史教员”，直言弟子不太适合来辅仁执教。

　　他重视基础教学，开设了在史学界开风气的两门课程——“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这两门课程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90年后的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依然在开设这被奉为经典的“两课”。

　　他对教师教学态度要求之严格，也让当下校长难以企及。启功曾回忆起陈垣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陈垣对教学的细致认真，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陈垣还把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带到辅仁，对学生要求极为苛刻。受业弟子董鼐曾回忆说：“每次上课，必指定看十多本参考书，只这一手儿，就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了；何况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因此，不少学生中途被淘汰。在学界传为佳话的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

　　陈垣培育的人才可谓精英辈出，有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学生还都是接过了“援庵先生”的教鞭，从事教育工作。仅以历史学家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历史学的系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就如同“师门聚会”。

　　许多年后，有关大学“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回望陈垣“甩手”校长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哲意不禁让人感慨。

　　2002年，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

　　印象：祖父的家书“函授”

　　■陈智超 口述 祁雪晶 采访整理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则。他常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种环境氛围里自然养成。

　　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全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图书馆员。

　　我父亲陈乐素与我都是研究历史的，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史学家，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祖父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我，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孩子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可以说纯粹依赖开明家风的鼓励和长辈的启发。

　　对我父亲，祖父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他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

　　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当面接受祖父教诲的机会，我亦如此。更多时候，祖父是通过家书教育我们。在后人眼中，我们也有一个可以亲耳聆听祖父授业的“大学”——家书“函授”。

　　祖父的家书，不外乎两个内容。一为惦念家人的关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们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后者更甚。因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至今读起来还觉得真切。

　　祖父在家书中多次传授自己的经验。他曾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一女子中学任教。那段时间祖父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家书就成了祖父给父亲授课的“讲堂”。

　　在这个特别的课堂上，大至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小至备课、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课业批阅等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有细致入微的指导。祖父常说对学生应多鼓励、多夸奖，要让学生产生兴趣，教学上出现问题，责任在于教师，而不在于学生。现在许多人教书教不好，总是责怪学生素质差，这是值得反思的。

　　我父亲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后，祖父又针对大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导下，父亲在浙江大学的课程颇受学生喜爱，特别是具有陈门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

　　祖父在强调教学的同时，还对教研结合有诸多叮嘱。“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

　　祖父对子女读书、做学问总是大力支持，他对父亲的教育，也随着父亲对我的教育沿承了下来。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身教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我们的自觉性。

　　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七八岁的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家书，在那个战乱纷飞、新思想萌发的年代，不仅反映出了祖父与父亲鸿儒间的探讨，也有父子之间的谈心。在这些家书中，祖父忽而是充满殷殷关爱的慈父，忽而是严谨认真、充满热爱和激情的良师。一句句教诲、一声声叮咛，无论对于专业学者、师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启示。（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话：要反思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

　　■通讯员 祁雪晶

　　陈垣留给我们怎样的精神遗产？笔者就此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学者——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和教育学部教授孙邦华。

　　笔者：从教育家的角度而言，你认为陈垣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孙邦华：就校长角色而言，陈垣既不像蔡元培那样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大学校长，也不像张伯苓那样是一个管理者型的校长。前者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改造北京大学，后者事必躬亲，将管理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陈垣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他教学、治校、为学、育人的方方面面。如大学教育必须坚持会通中西的办学宗旨；坚持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和高标准要求；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应该重质而不是重量，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及成果；大学管理者应该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对大学的影响重在精神力，不必做一个低层次的事务性校长。

　　周少川：陈垣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教育观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流传依然历久弥新。他强调基础教育，尤其是国文教育，源自于他朴素的理念——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致力于能力培养，让教师、学生都动起手来，源自于教育家“知行合一”的信念；他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师范教育更是一个教育家的本色体现。

　　笔者：陈垣教育理念是否都沿承至今？

　　周少川：谈起对陈垣理念的沿承，我重点说一些遗憾的地方。举一例，援庵先生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开始于1938年，在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师资的问题，1948年后就不再开设此课了。1980年后，陈乐素先生子承父业，又开了这门课，其弟子也有零星地开了此门课程的，但在大多数高校的历史专业，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了。如今许多学者呼吁历史教学必须有“史源学实习”课，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这个呼声。实际上，陈垣其他很多理念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实现，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梳理他的教育理念，以供后来者借鉴学习。

　　笔者：陈垣的办学经验对当下大学改革有什么启迪？

　　孙邦华：当下大学教育改革也存在一种“西学东渐”的趋势。言及改革，各高校纷纷走出国门去欧美国家“取西经”，很多大学也把国际化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之一。在忙着取经的时候，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多招收一些留学生，引进几个候鸟式的“外教”，请几位外国专家做讲座就是“会通中西”了吗？“会通中西”是建立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上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我认为一流大学的建设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中国的一流大学要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周少川：现今许多大学都在搞通识教育，其理念实际上与陈垣重视基础教育，注重人格培养和能力培养相通。但在我看来，有些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是完全失败的，其余大部分也都流于形式，成为了功利化的通识教育。陈垣先生在人才培养中贯彻一个理念——教育是激发人性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全人的仁、义、礼、智、信，让人的真善美本性得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当下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以为有一些可以修身养性的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就可以达到使学生“博”的目的，实际上很多课程都沦为“混学分”的课程。总而言之，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改革的征程依旧任重而道远。

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 ？

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氏陈垣、钱穆、、陈寅恪。

1、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2、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3、吕思勉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

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

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

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4、陈垣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陈垣

百度百科-吕思勉

百度百科-钱穆

百度百科-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