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投稿

《文艺报》投稿

1.文艺报可以写负面文章的。
2.《文艺报》上世纪70年代末上大学时，在图书馆地下一层的过刊资料室翻过一遍。2001年，为写一本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书，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过刊资料室翻了一下，写“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早年记忆和这次翻阅的印象敷衍成章。

1986年底，我来北京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集评选”。当时评选组织工作，由《诗刊》编辑部组织，由评论家、该刊编委朱先树先生具体负责。朱老师邀请我和陈超、蒋维扬3个年轻人，作为评委会初选组成员与会，在此前，我与他没见过面，只是给他投过稿。评委会名誉主任为著名诗人艾青和臧克家，主任委员是著名诗人李瑛。评奖地点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堡的鲁迅文学院。

某日，北京的天空下起了薄雪，气温很低。下午，《文艺报》年轻记者老木和高洪波突然踏雪来访，我不记得他们是找陈超、维扬还是哪位，总之，我们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在房间里谈天论地，就算认识了。老木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到报社，高洪波由部队转业到此。老木因此前编有《朦胧诗选集》，在诗坛小有名气，况且他留着那个年代少见的长发，穿的衣服不怎么利落，脸似乎也没有洗干净，一幅艺术家落拓不羁的形象。那时候，文学艺术圈的一些年轻人好像愿意把自己捯饬成这副模样，可能是觉得先锋罢。洪波是内蒙古人，形象高大。整整一个下午，我们从诗坛逸闻谈到朦胧诗的艺术风格，也有一点争执，但主要还是为了诗歌，没有个人意气。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总的来说风气是很好的，没有利益利害之类的东西，即使有，也是比较隐蔽的，那是一种弥漫于整个文坛，对人们的思想和艺术观念影响很大的正能量的东西。

洪波和老木两位先生并没有把自己当做高高在上的《文艺报》记者，与我们几个外省青年不光聊得投机，彼此也很平等。很多年后，高洪波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有次在会议上偶尔碰到他，还说起那次风雪之中在鲁迅文学院聚谈的情景。那时，我和陈超刚刚从诗坛上冒出来，朱先树先生是我们的恩人，但每次与他见面，从里到外也没有受惠人的意味。朱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四川人，虽然来北京几十年，还是满口四川味儿的普通话。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的缘故，他虽然随和，但不议私事，只谈公务。总而言之，通过3位中国作家协会的老师，我亲身感知到了《文艺报》的平民性格，或者像刚才说的，这份报纸的人间性格。

我给《文艺报》写文章比较晚，大概是十几年前才陆续投稿。以前只是阅读，通过这个文坛风向标来了解文学的潮流和动态，当然80年代那几场比较大的争论和风波，确实也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眼球。跟报纸打交道日渐增多，可能是与最近两任的总编辑较熟有一点关系。但我给《文艺报》投寄文章，主要还是与具体的编辑有关，比如刘颋女士，还有行超等人。

给报纸写文章较晚，一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它崇高的文学地位，每次想到投稿，总有点忐忑的意思。另外一层原因，是我基本在文坛周围活动，跟文学现场批评有一点距离，虽然偶尔也会写一点评论文章。最后一个原因，是我对比较宏观带有总论性质的大文章一向心里没底。因为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没有材料攥在手里，积累到一定程度，很难下笔写东西。在一马平川的书桌上写这类文章，总感觉没有根据，理不出讨论线索，找不出文章主旨，因此最终也无法谈出自己的看法来。这主要是我个人的问题，与报纸无关。其实，对关心《文艺报》的作家来说，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他们不会无动于衷。如果涉及比较宏观的对当下文坛走向、趋势和潮流发表看法，相信不少人也会留意一二。我心里明白这个道理，但临到动笔写文章的时候，反而怯场了。

以上所写，是说《文艺报》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朋友，我将其看做是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人。虽然报纸承担着国家某些重大的责任，是当代文学界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然而在平时，尤其是跟文学创作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不光我本人，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毫无隐瞒地在《文艺报》举办的会议上直抒胸臆，或者在文章里直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与报纸的亲密关系。

70年的《文艺报》已载入史册，它已成为研究界竞相研究的对象。早有相关的博士论文问世，硕士和本科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随着时间的拉长，它本身的价值也在增长，人们不光会通读全部杂志报纸，仔细寻找当年的历史踪迹，而且会寻找它周边的相关人物和档案，以做这份报纸的史料补充。这座不断被开采的当代文学史的丰富矿藏，不仅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博物馆，而且也具有了与今天对话的功能。我们关注和研究它，一方面是我们有与它所携带的历史对话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也触摸到了它与今天对话的心灵律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了解《文艺报》历史的人都知道，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先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在文学界政治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出于职责，或亲自组织，或亲自撰文，批判过一些作家和作品，可能也伤过有些作家的感情。比如冯雪峰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对萧也牧后来命运的影响还是有的。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对他十七年主持该报纸的工作谈得不多，较多内容是记叙自己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蒙难的时候，作协的群众以及一些年轻干部，并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在他因为年纪大，干活或走路时总在泥泞的路上滑倒，或是生病期间，还曾得到群众的关心帮助，使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写这篇文章，我没查过相关文献，不知道冯雪峰落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是否会对当年伤害萧也牧，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丝的负疚感。我约略看过一点材料，知道每逢政治运动过去后，生活恢复正常，人们的关系又调回到过去的轨道上的时候，在《文艺报》上写文章批评人的作者，也会和被批评者坐在一起，或是聊天，或是聚在一起吃饭，似乎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曾发生。

历史就是这样。当时发生的时候，一副剑拔弩张的气势，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氛围。然而，当这些都成过眼烟云，尤其在岁月已远，很多故事被摆到研究者的文案上，也不过是一些没有生命的史料文献。大家反正都不认识，想怎么研究，怎么得出结论，都没有心理负担。然而，当我们仔细触摸当年的那些材料，比如《王蒙自传》，却不觉得它们是没有生命的，它们似乎还在呼吸，就在我们身边呼吸，情绪的波动、思想的激烈斗争、整夜无眠的痛苦、人际关系的反反复复，等等，仿佛在一夕之间就都复活了。就像我们自己曾亲身经历过那些事一般。

说研究者在埋头工作的时候，既不是冷血地对待历史材料，对待当事人的忧虑和苦闷，带着一副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姿态，有时候也会被触动，无非是要表明，这家著名报纸的人间性格。某种意义上，它除了高大上的严肃性、政策性，在当代史中还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我研究那些材料，与我当年在薄雪之中的鲁迅文学院，和老木、洪波先生等聊天，感觉是在一个历史层面的。宏大与具体、国家与个人、政策与生命，并不都是相互分离，井水不犯河水的，它们是一种彼此相融、互设界限、又经常不遵守界限的那种复杂的历史关系。

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报纸媒体，都有公家事和个人私谊这两个层面。只是研究公家事的学术成果，虽然在文学制度方面有独特贡献，然而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是片面的。但公开媒体也不是靠个人私谊能够支撑起来的，它心中装着天下，装着国家民族，有担当、有责任。更多的时候，它主要还是为后者服务的。否则，《文艺报》的巨大社会能量和历史价值也无从谈起。虽然张光年70年代在咸宁五七干校，他与一帮文人经历了一段艰苦屈辱的锻炼生活，然而，他从1976年起参与《人民文学》和《诗刊》的工作，每天操心费神，还经常如履薄冰，这些文字，仍然依稀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公家事意识是非常自觉和强烈的。他没有因为戴罪之身，没有因为那些帽子并未全部摘掉，就把国家大事置之身外。从中，让我们这些圈外人看到了文艺报社的同仁身上某些难得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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