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论坛论文汇编

法治论坛论文汇编

1．论法的本质与和谐社会《法治与和谐（首届中国法治论坛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2．论税收国家建设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7年第3期3．论法的目标与法部门的划分 《社会科学论坛》 2006年第11期4．论法的本质与法学教育的主体性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5．论法程序的本质与经济法程序　《法学家》　2006年第3期6．商业银行接管中的问题与裁判标准　《经济法2006年会论文集》7．论法主体的地位与本质属性　《社会科学论坛》　2006年第4期8．法财产的基本类型与本质属性　《政法论坛》　2006年第1期9．银行存款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　《法制日报》　2006年3月16日理论版10．“交强险”六万元解决不了大问题　《检察日报》　2006年6月26日11．商标法调整域名争议的实证分析　《人民司法》　2005年第12期12．电子货币性质与发行条件的法律规制　《人民司法》　2005年第11期13．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人民司法》　2005年第8期14．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与对策　《法律适用》　2005年第10期15．律师见证费该由银行统一承担　《法制日报》　2005年10月26日16．职工持股会采用哪种法律形式更好　《检察日报》　2005年7月22日17．信用货币财产权理论研究—对〈民法典〉草案中相关内容的质疑《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一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6月18．论经济法的本质与和谐社会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经济法年会专辑》19．法的本质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法制论坛论文集》20．法边际均衡论－经济法哲学　中国政法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全文36万字）21．经济法理论及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经法论坛》第1期22．论投资调控的经济法律机制　《宏观调控法制文集》　2002年8月　法律出版社23．我国货币制度的形成与几点思考　《中德银行法律制度》　1999年1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4．经济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北京市经济法学会1998－2000年优秀论文25．论投资客体的法律性质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26．经济法的目标与体系研究　《政法论坛》　 1999年第3期27．论建立我国投资管理机制的融资约束机制 《宁夏投资管理》　1994年第2期28．论建立我国投资管理机制的风险机制　《山西财经学院学报》 1994年第4期29．论建立我国规模经济投资约束机制 　《投资研究》 1994年第5期30．重塑我国投资约束机制的设想　 《山西金融》 1994年第6期31．论证券市场价格的宏观理论模型　 《山西财税》 1994年第7期32．投资与通货膨胀的总量研究　 《金融研究》 1994年第8期33．论建立投融资约束机制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1994年第10期34．中央银行与总需求的调控　 《财金贸易》 　1993年第11期

黄豹的主要论著

专著《侦查构造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7万字 《侦查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38万字《刑事诉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28.3万字编著1、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学习指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总21.5万字《荆楚诉讼论坛》（第一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总35.7万字2、副主编《诉讼法学》 ，群众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万字《法理学教程》，群众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3万字《法理学教程》，湖北警官学院（校内用书）2002年版， 0.5万字《刑事诉讼法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5万字3、参编《刑事诉讼实训指南》，法律出版社2014年7月版，35.7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00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万字《新编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万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5万字《公安行政执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5万字《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万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2万字合著《检察机关自侦办案模式转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2月版，27.5万字《婚姻法学释解》，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承当字数25万字《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之多维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3万字 1、1996年第2期，“试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的方式及其内容”，《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社版）》（政治类核心刊物），第二作者2、1996年第3期，“试论我国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警学经纬》，第二作者3、1996年第6期，“公安工作与新《刑事诉讼法》”，《警学经纬》，第二作者4、1997年第6期，“对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警学经纬》，独撰5、1997年第4期，“公安行政处罚的缺陷及其调控”，《犯罪对策研究》，第一作者6、1997年第2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如何处理与律师的关系”，《武汉检察》，独撰7、1997年第3期，“轻刑化与中国刑罚改革的思考”，《云南警学》，独撰8、1999年第6期，“试论我国物权立法的若干原则”，《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9、2000年第1期，“浅析公务悬赏广告”，《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山西分院学报》，独撰10、2000年第1期，“悬赏通告之法律分析”，《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11、2000年第2期，“论物权行为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河北法学》（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12、11/2002，“论网络犯罪的特点与综合调控”，《新世纪公安侦查工作思考》（第三届中西南地区侦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13、2002年第12期，“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侦查学的比较教学研究”，《公安教育》，第一作者14、10/2002，“浅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独撰15、12/2002，“公安警察院校大学生个人主义倾向及原因剖析”，《公安警察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研究》，武汉出版社，独撰16、2003年第4期，“中国区际刑事诉讼法律之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17、2004年第2期，“公正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可行性”，《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18、4/2004，“刑事侦查中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侦查理论与实践》（2004年北京市侦查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独撰——本文获得该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19、8/2004，“关于公安法学教育定位的若干思考”，《走向现代公安法学教育之路》（中国首届公安法学教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本文获得该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2004年第4期，“中俄刑事陪审制度的沿革及展望评述”，《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作者21、10/2004，“前科消灭的证据价值研究”，《法商研究》（2004专号）（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22、2004年第4期，“我国侦查构造的改革基础及完善目标”，《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23、8/2004，“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完善”，《侦查学论从》（第五卷）（第五届中西南地区侦查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湘新出准字（2004）第064号独撰——本文获得该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4、10/2004，“论我国对沉默权应有的正确取舍态度”，《侦查讯问与人权保障研究》（公安大学侦查讯问与人权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25、10/2004，“刑事证据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独撰26、2004年第6期，“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容置疑”，《比较法研究》（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27、2005年第1期，“论程序分流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构建”，《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共安全》，独撰28、2005年第1期，“清代刑事救济程序研究”，《中外学术导刊》，独撰29、2005年第4期，“刑事免责制度的实践意义及构建模式”，《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独撰30、2005年第2期，“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程序中的构建”，《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一作者31、5/2005，“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民族类核心期刊），独撰 32、6/2005，“侦查构造的独立性问题研究”，《江汉论坛》（增刊）（社科类核心期刊），独撰33、8/2005，“新闻自由与侦查不公开的冲突与互动”，《中国诉讼法判解》（第三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独撰34、10/2005，“境外赌博犯罪查处的程序法视角研究”，《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独撰35、11/2005，“抓捕怪案中的侦查方法评说”，《侦查论坛》（第四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独撰36、1/2006，“论我国刑诉法对公约“特工行动”的借鉴与吸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独撰37、2006年第1期，“程序法视角下的境外赌博犯罪研究”，《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38、2006年第2期，“职务犯罪的预防及惩治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一作者39、2006/02/17，“惩处境外赌博犯罪面临的四个问题”，《检察日报》，2006年2月17日第3版，独撰40、4/2006，“清朝乾隆53年之逮捕证考究”，《警史钩沉》（内刊），独撰41、6/2006，“论死刑复核的权力运作及制度建构——兼评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权的回收”，《首届法律适用国际高层论坛优秀论文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作者42、7/2006，“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起源及概念辨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独撰43、7/2006，“侦查公开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辨析”，《侦查学论丛》（第七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独撰44、2006年第4期，“我国构建预审法官制度的否定性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45、10/2006，“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再修改研究”，《江汉论坛》（增刊），第三作者46、10/2006，“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再修改的具体建议”，《江汉论坛》（增刊），第二作者47、11/2006，“人权保障与警察机关的权力规制”，《公安教育的人文视域》，武汉出版社2006年11月，独撰48、12/2006，“城市自杀秀中的警察角色定位研究”，《构建和谐社会与城市纠纷解决机制》（内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18次年会论文汇编（二等奖）]，第一作者49、11/2006，“平等抑或平衡：侦查构造中的侦辩关系辨析”，《现代侦查》（第二辑），群众出版社2006年11月，独撰50、2007年第1期，“侦查程序中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第一作者51、2007年第一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零容忍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第一作者52、2007年第2期，“赌博罪与非罪的若干新视点研究”，《政治与法律》（法律类核心期刊），第二作者53、2007年第2期, “创新与发展:江西新余、萍乡警务改革模式之评析“，《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54、2007年第3期，“论诊所法律教育在公安院校教学中的应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独撰55、2007年第3期，“城市自杀秀中的若干警务认识误区探析”，《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独撰56、2007年第4期，“公安院校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难点分析”，《公安教育》，独撰57、2007年第5期，“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58、2007年第6期，“零容忍执法政策若干理论问题之评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ISSN1671第一作者59、2007年8月上旬刊，“中部崛起理论的程序法制研究”，《商场现代化》（经济类核心期刊），独撰60、2007年第9期，“境外赌博犯罪的经济危害及惩处研究”，《科技信息》，独撰61、2007年11月，“侦查公开与程序参与原则之研究”，载于《公安学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独撰62、2008年1月，“程序法视野下的中部崛起理论研究”，载于《首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独撰63、2008年3月，“从侦查程序的完善看刑事诉权的缺失与构建”，载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撰64、2008年第9期，“刑事被害人诉权行使渠道之现实性分析————以“产婴证奸”现象为切入点“，载于《求索》（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期刊），独撰 65、2008年第5期，“警察临战若干基础性问题的法学诠释”，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P51-P55，ISSN1673-2931，CN42-1743/D，独撰66、2008年第4期，Jurisprudence Views on Producing Infant to Prove Rape，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季刊），P73-P76，独撰67、2008年11月，“证据视野下的“产婴证奸”现象考量”，载于《证据学论坛》（第14卷），P146-P153，法律出版社ISBN9--0，独撰68、2008年11月，“对检察官客观性观点的几点质疑”，载于《检察论丛》（第13卷），P251-P261，法律出版社ISBN9--4，独撰69、2008年12月，“刑事诉讼法修订中的专家意见比较与评析——以公安机关侦查执法活动为视角”，载于《现代侦查（第三卷）》，群众出版社ISBN9--2，P1-P10，独撰70、2009年第1期，“侦辩交易的提出及若干形态分析”，载于《四川文理学院学报》，P27-P30，ISSN1008-4886,CN51-1533/G4，独撰71、2009年第1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警力原则研究”，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P10-P14，ISSN1673-2931，CN42-1743/D，第一作者72、2009年第2期，“医患矛盾之激化与警察介入纠纷之利弊考量”，载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ISSN1671-685X，CN14-1287/D，独撰73、2009年第3期，“刑事诉权视野下的侦辩交易研究”，载于《法治研究》，ISSN1674-1455，CN33-1343/D，独撰——本文被《首届中国警学论坛文集》（罗锋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337-8/D.290,P610-617）全文转载。74、2009年9月，“重点学科建设基础性理论之研究”，载于《荆楚诉讼论坛》（第一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660-7，P9-17，独撰75、2009年12月，“公安招录改革背景下的侦查学教学内容研究”，载于《侦查学论丛（第10卷）》（中西南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术研讨会2009年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139-833-5，P478-484，独撰76、2009年第6期，“公诉权的客观性与追诉性之评述”，载于《北方法学》，ISSN 1673-8330，CN23-1546/D，P100-105，独撰77、2010年第1期，“公诉权基本属性特征之定位”，载于《云梦学刊》，ISSN1006-6365，CN43-1240/C，P76-80，独撰78、2010年第2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载于《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ISSN1008-8121，CN36-1213/D，P91-95，独撰79、2010年第3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武器警械原则研究”，载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ISSN1671-0541，CN22-1307/D，P18-22，独撰80、2010年3月，“我国公安教育发展回顾与改革前景探析”，载于《公安学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ISBN 9--7，P96-110，独撰81、2010年第5期，“网络民意在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的价值评析”，载于《交通企业管理》，ISSN1006-8864，CN42-1302/F，P71-72，独撰82、2010年第10期，“纺织类高校法学专业发展定位及其展望研究”，载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ISSN1672-6847，CN35-1268/C，P57-58，独撰83、2010年第30期，“当代湖北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诉权解读”，载于《学理论》，ISSN1002-2589，CN23-1106/D，P65-66,独撰84、2010年12月，Learning and absorbing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in Police College ，载于2010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EEET2010)，EI、ISTP收录85、2010年12月，“情报收集工作中若干新科技侦查手段研究”，载于《侦查学论丛》（第1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139-8？-？86、2011年第2期，Principle of Three Cautions in police response to Mass incidents，载于Asian Social Science，ISSN 1911-2017，独撰87、2011年第2期，“两型社会与武汉ETC收费系统之正义解读”，载于《中外企业家》，P80-83，ISSN1000-8772,CN23-1025/F，独撰88、2011年3月，“Means of stealing secrets and anti-stealing by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Secret War”，载于《2011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nd Neural Computing（FSNC2011）》，IEEE Catalog Number: CFP 1114M-PRT, ISBN 978-1-4244-9216-9，P354-357，独撰89、2011年3月，“Escaping the Siege：Problems and Solutions about Law Disciplines in WTU”，载于《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1）》（ISTP收录），IERI，USA出版，ISBN 978-0-9831693-8-3，P422-426，独撰90、2012年第1期，“刑事附带民事诉权之滥用及其规制”，载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ISSN1009-3699,CN42-1596/C，P67-70，独撰91、2012年第1期，“刑事诉讼中举报权之滥用及其规制”，载于《武汉纺织大学学报》，ISSN1009-5160、CN42-1818/Z，P16-19，第一作者92、2012年第1期，“达马斯卡权力模式下欠薪入罪现象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为切入点”，载于《长江论坛》，ISSN1005-3980,CN42-1344/D，P55-59，独撰93、2012年第1期（下），“纺织类高校诊所法律教育的应用现状调研报告”，载于《群文天地》，ISSN1009-6302,CN63-1027/G2，P282-283，独撰94、2012年2月，“诊所法律教育方法在我国发展现状之评析”，载于《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2）》（CPCI收录），IERI，USA出版，ISBN 978-1-61275-006-4，P239-244，独撰95、2012年第2期，“纺织类高校专业存在及发展的评价标准研究——以武汉纺织大学法学专业为例”，载于《纺织教育》，ISSN1000-615X,CN31-1013/G4，P118-121，独撰

法律教育论文

　　法律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人才培养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篇1
　　浅谈医疗纠纷的法律教育

　　一、当今医疗面临的法律问题

　　1.1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众所周知医生的主要职责是治病救人，但由于医学科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而医生执业行为的后果又直接指向患者的生命，通常医患双方对医疗结果的认识有分歧，焦点又在于不良后果产生的原因，因此这个行业具有高风险性。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患矛盾激化，引发大量的伤医和杀医案件，从同仁医院的徐大夫被砍伤，哈医大实习医生命陨刀下，到浙江温岭大夫血洒诊室然而，每次惨剧后医生群情激愤，悲伤不已，而医生之外的群体，则少见关心，更别提感同身受的悲愤。这些鲜血的事实，已经让很多的家长和医学生在思索医疗工作的人身安全问题，甚至考虑转换专业。

　　1.2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每年医疗纠纷均呈上升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具体表现为医疗投诉多，要求进行医疗技术鉴定及伤残鉴定的多，要求医院巨额赔偿的多，医院败诉的多，新闻媒体参与的多，纠纷处理困难的多，社会影响增大的多。目前我国与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是很健全，因为医疗是专业行为，所以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要求是举证倒置，医院和医生必须举证伤残或死亡与常规的医疗行为无关，而部分患者或家属在不理解医疗过程及结果，或是高额的赔偿不能满足时，就反复向卫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投诉，动辄聚众闹事，打骂伤害医护人员，打砸医院财物，甚至聘请职业医闹将问题升级。部分媒体缺乏医学知识，盲目炒作，推波助澜，是医疗纠纷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1.3医生的法律知识缺乏

　　现有的医学培养体系更注重的是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往往忽略了对医学生的法律知识的普及，部分医护人员更是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如在进行病案的记录时，作为医护人员可能存在“记录不全”的情况，但在法律层面上则不是单纯的“记录不全”，而被视为“证据不全”，往往会直接导致医疗官司败诉，医护人员受到不公平对待。有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知情权、同意权等认识不到位，在进行手术或医疗操作之前未尽到很好的医疗告知义务，或是措辞不当，未让患者充分理解手术的风险性和术后并发症及合并症的存在性。往往会导致部分患者误以为手术完就万事大吉，一旦在术后出现并发症或其他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或预后不佳时，就迁怒于医院或医生，引发纠纷。另外部分医生忽视病人的隐私权和选择权，在进行临床见习生和实习生的带教时，在未与患者充分沟通，取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超范围使用实习医生，或让其独自处理病人，造成医疗纠纷。

　　1.4医疗体制及医疗现状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都是民众的抱怨。目前我们的医疗资源存在分布不均，大城市相对优质医疗资源集中，而边远地区则医疗资源匮乏，造成三甲以上医院人满为患，三甲以下医院则门可雀罗，民众就医困难。医疗改革将医疗市场化，要求医院自负盈亏，不排除部分医院过度医疗情况存在，加重患者负担。而“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制度依旧无法破解，让医生成为直面矛盾的具体对象，承受更多的伤害。医疗市场化也让民众以为医疗过程如同日常消费，往往忽视医疗过程的专业性，按照自身意愿来解决医疗问题，在医疗后果达不到自身意愿时，及迁怒于医生，无形中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对立化，造成伤医甚至杀医问题频发。

　　1.5社会舆论推波助澜

　　近年来，部分新闻媒体在不了解医疗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医疗纠纷当作社会新闻热点，连篇累牍地报道。并且部分报道过分渲染医院的阴暗面，如不合理收费、收受红包、服务态度不好等，而选择性地忽视医护人员的救死扶伤，容易误导患者在治病过程中如若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就联想到医院闹事，损害医院及医生声誉，将当事医生及医院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影响事件的依法合理解决。

　　二、加强医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

　　2.1了解法律知识教育的意义

　　有调查显示目前的医学生不了解法律法规，缺乏学习法律法规的主动性，认为只要自己不违法，没必要学习法律知识，甚至认为专业课程太多，没空学习。在全民法律意识增强的同时，从事医疗高风险行业的医生更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作为未来医生的医学生要认识到学习医疗相关法律知识和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同等重要，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所从事的所有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师生都应该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加强法制观念，依法办事。

　　2.2完善培养方案，增设医疗相关法律课程

　　目前的医学生培养方案，重医疗专业知识的学习，轻执业素质及执业法规方面的学习。而现实的医学学科发展中，出现很多诸如安乐死、脑死亡、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等医疗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医疗事件，而涉及了众多的法律、伦理知识。大部分的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均未开设专门的医疗相关法律的课程，我校也仅有预防医学专业有16学时的选修课学习《卫生法》。因此可以说对于医疗相关法律的学习，目前在高校都是一片空地，需要我们从培养方案着手，增加相关法律的学习课程，才能通过共同努力，培养出即懂医学又懂法学的医学生，在遇到涉及法律问题的医疗活动时不会手足无措，无法可依，甚至出现违法行为。

　　2.3端正师生教法、学法的态度

　　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原因，使得高校师生对于不在教学培养方案内的医疗相关法律知识的传授和学习的重要性都认识不够。医学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仅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任务，相较于其他专业都要难而重，因此大部分学生都关注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对整个医疗行业及个体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学习。端正教法、学法的态度，认真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从大方向来讲，有助于改变目前的医患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医疗纠纷繁多的现状，小的方面也能在医疗工作中维护医护人员的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受到伤害。

　　2.4改变教学方式，融普法教育于专业课堂

　　在推进医学生强化法律知识的过程中，除开展专门的法律知识学习的课程外，改变传统的仅传授医学专业知识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实际案例，在结合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普及法律知识，是不错的选择。如我们在讲述硅肺时，选择的就是河南开封张海峰“开胸验肺”事件，此案例社会影响大，学生有兴趣从专业角度了解事件的医学知识，还对相关的法律知识感兴趣。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明白从患者角度讲是维权，对职业病防治所的工作人员来讲，是渎职，犯罪。将法律知识的灌输融合到具体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日积月累，医学生的法律意识会逐渐增强。

　　2.5开办普法知识讲座

　　在没有条件开设医疗相关法律课程的院校，可以通过邀请校内外的法学专业人士，利用当前频发的医疗纠纷相关的社会案件，对医学生进行普法知识讲座。目前非过错的医疗纠纷增多，主要原因是医患双方医学知识的不对称性导致对医疗活动及后果理解的差异，如对手术成功和患者痊愈的理解，大多数患者及家属等同二者，然而在医学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医生未尽到很好的告知和解释，那么会出现医学上的肿瘤手术成功，但患者及家属认为就是痊愈，一旦出现肿瘤转移或复发，就会归咎于医生，认为存在医疗过错，导致医疗纠纷。

　　三、结语

　　目前整个医疗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医患双方的矛盾日渐尖锐，作为医学生，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从自身素质的提高开始，不仅有助于逐步改善目前的矛盾，还可以在冲突中保护自身作为公民的同等合法权益。而整个社会医患对立关系的转变尚待体制、医方、患方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篇2
　　浅谈医事法律专业法律诊所教育

　　摘 要 在医事法律实践教学中引入法律诊所教育，可以培养师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形成，加强医学与法学复合型人才适应社会的能力。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高校在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时，应针对我国目前“大法学”法律诊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机构、经费、师资、制度、案源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保障。

　　关键词 医事法律 实践 法律诊所

　　一、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起源于美国20世纪初，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并于2000年引入中国法学教育中。到2011年底，已有14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诊所教育是对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一次成功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特别是在提高法学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教育还存在诸多困境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诊所及学生的主体地位尚未明确。法律诊所教育被引入后，就和中国的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等工作就缺乏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学生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身份和地位也难以明确，进而影响了社会各届对法律诊所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经费不足。一方面是学校本身教育经费支持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案件基本上都是法律援助案件，没有代理费用这方面的收入。

　　第三，案源不充足。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专业性强，援助对象有限;且社会各届特别是当事人对这一新生事物尚不了解、不信任，故法律援助案件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

　　第四，课程设置尚未明确。因为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我国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法学院校一般将该课程定为大三以上及研究生的选修课，但高年级学生本身就业压力大、学习任务重，如何将课程设置合理并达到预期目的，各高校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对课程的实施缺乏总体规划和明确安排。

　　第五，评价体系不明。作为新兴事物的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因其涉及环节多、周期长、分散性强、可控性差等特点，对如何评价其教学成果、如何保证其教学质量还缺乏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评价标准、质量监控体系等系统的健全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医事法律专业引入法律诊所教育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各高校对医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尽相同，但是为社会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是其共同的目标，医法人才的这些特性都要求其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在法律诊所中，学生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接触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医疗纠纷或其他医事案件，逐步学会处理医事案件的步骤、技巧和方法，在现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实践技能理解和掌握，使教与学达到有机统一。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能培养学生的独立解决问题的应对能力和与人相处的协调能力，也能够在此锻炼和实战阶段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快地进入社会。

　　(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通过积极参加实践，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教学目标和对人才的社会要求，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的理解，正确地定位自己，促使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进行合理规划，并能在实践的活动中明白自己知识结构的“短板”，使得学生能够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通过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在诊所教师的引导下去感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对法律工作者的希望和寄托，从而培养其坚定的法律信念、理想和职业道德，培养其过硬的职业素质。

　　(三)有利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医事法学专业的师资有着比单纯法学专业教师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具备文科与理科双思维、医学与法学双背景、理论与实践双能力，而现实中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又相对缺乏。法律诊所教育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有利于教师在指导学生实践、参与法律实务工作的同时，培养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学习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成为既能从事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践的“双师型”研究人员。

　　三、医事法律专业实施法律诊所教育的相关前提和保障

　　(一)机构的保障

　　大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离不开实践活动环境，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各高校实施法律诊所教育，首先要设立“法律诊所”，加强实验设施投入，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根据国内“大法学”开设法律诊所的情况，法律诊所机构主要是民间性质的法律援助中心，其法律地位、职能及作用尚未得到法律的相关保障，故笔者建议高校应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成立经政府批准的法律援助中心某某高校工作站，以真正实现学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的教学目的。同时，高校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实习基地(如法院、检察院、司法机构等)资源，通过让法学专职教师带队参与、指导学生实习的办法，开展诊所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全程、系统地了解司法活动。最后，笔者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可争取建立司法医学鉴定机构。医事法律专业的学生参与司法医学鉴定活动，一方面在鉴定专家的指导下参与医学鉴定，增强医学实践知识;另一方面在法学教师的指导下讨论和解决鉴定所涉的医事案件和法律，学习法律职业技能技巧，提高法律实践能力，从而达到法律诊所的教学目的。

　　(二)经费的保障

　　由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对象主要为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构基本上没有创收的条件。因此，一方面学校应加大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教育经费支持，设立医事法律专业学生实践教学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争取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以及通过与校外的法律援助机构横向合作获取资金;同时，因法律援助是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争取社会的捐助。如高校设有司法医学鉴定机构，则高校应加大对该机构的投入，完善设施、设备，既是保障司法医学鉴定实践教学模式的顺利实施，也是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当然，司法医学鉴定机构也应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争取经济效益，对既承担鉴定又承担实践指导教学的老师给予经费上的倾斜，以支持法律诊所教育的顺利实施。

　　(三)师资的保障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诊所法律的实践教学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法学教育中的绝对主体，而只是充当辅助者、引导者、资源提供者、协调者和督促者等角色，而且需要系统、全面地了解案情并全程指导学生。高校医事法律专业的专职法学教师虽然可以担任法律援助的导师，但因其时间精力有限，容易使指导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笔者建议可以聘请退休法官、检察官等为兼职实践指导教师参与指导，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实现全程、系统的指导，还可以保证实践指导的质量，同时还可以通过交流和合作提高专职法学教师的实务能力。实践指导教师可以由司法鉴定专家来担任，但如同本校的专职法学教师一样，本校的教师和专家兼任的鉴定人虽然层次高、水平高，但不稳定且自身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日益繁重，这不仅会影响司法鉴定工作的业务扩展和发展规模，还会使司法实践指导工作流于形式。因此，学校应积极为鉴定人争取利益，调动鉴定人的工作热情，同时，吸引品德高尚、业务过硬的高层次人才到高校司法鉴定机构，走专职鉴定人与兼职鉴定人并行的道路，以保障司法医学鉴定实践教学模式的顺利开展和取得实效。

　　(四)制度的保障

　　首先是学校层面上的制度保障。学校应将诊所法律教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教育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制定具有一定弹性的教学大纲和模块式的教学内容，并根据教学目标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客户评价等综合评价方式进行评价，形成一个系统的培养方案。同时，在加强对实践环节的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学校在职称评聘和核算工作量等环节应给予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平等的待遇，以促进教师的积极性。

　　其次是所设机构内部制度上的保障。法律援助中心某某高校工作站和司法法学鉴定机构应制定收结案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培训交流制度、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民主管理制度、法律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回避制度、监督考核制度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机构的管理规范和学生法律实践的顺利实施、开展。

　　(五)案源的保障

　　真实的案件是法律诊所教育主要的教学资源。因此，不管是法律援助中心，还是司法医学鉴定机构，都要通过各种办法广开案源。一方面，法律诊所可通过网络在线解答、电话咨询、在医院设咨询点、进社区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宣传法律诊所，争取当事人上门;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妇联、卫生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他法律援助机构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并得到其大力支持，争取充足案源，并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参考文献：

　　[1]马林东，阮敏尔.“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性研究――以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法律诊所为例.青年与社会.2012(2).

　　[2]熊跃敏，汤晓贺.法律诊所教育：价值诉求与本土化实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胡利平，景强，许冰莹，等.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实验室认证认可与《法医物证学》教学标准化体系的构建.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4(4).

　　[4]伍奕.法律诊所老师指导方法探析.大学教育.2013(1).

　　[5]金鑫.高校司法鉴定机构的现状与未来.法制与社会.2010(30).

　　[6]熊跃敏，汤晓贺.法律诊所教育：价值诉求与本土化实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7]郑晓静.法律诊所的定位与发展――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为例.法治论坛.
猜你喜欢：
1. 关于法制教育的论文

2. 本科法律专业毕业论文下载

3. 关于法律教育研究论文范文

4.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下载

5. 关于法制教育的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