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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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原名姜迎春,先父赐字云雷,江苏沭阳人,闲暇之余喜欢关注文学平台,在苟且中前行,在文字中取暖,偶有感想有感而发,在各文学平台发表。
作品:一片秋叶,悄然滑落,没有告别也没有纠缠;一份心念,于叶脉里漫延,一半凄凉一半温暖。
站在季节的转角处,怅然地望着昔日的夏花在秋风中枯萎,忽然发现人生就像一枚落红,所有的过往只不过是浮华一梦。
梦醒时分,隔着山高水长的距离回望,那些走过的风景犹在眼前,依然暖到落泪,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安静成内心的素白。
有一种思念是淡淡的守望,只是谁又能想到,美丽的过往竟成了余生孤独的伏笔,时光的手,轻轻抚摸着思念的琴弦,又勾起了心中多少潜藏的牵挂与忧伤?
缘聚缘散,有几人能够常驻心间?蓦然回首,又有几人不负遇见?
流年似水,太过匆匆。时光划过苍凉的岁月,一些故事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被写成了不堪的过往;一些人还没有好好相爱,就成了一段苦涩的记忆。
“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有些人,不知道从何时起,相互之间变得陌生了,然而即使断了联系,还是无法释怀,哪怕隔山隔水,你依然铭记在我的心中,我依然生活在有你的梦里。
“君如鸟飞远,空有梦相随。谁知相思苦,除却天边月”。徘徊在熟悉的渡口,望穿秋水却寻不到那个梦绕魂牵的身影,任寂寞将我包围。喝着最苦的酒,流着最热的泪,心中的酸楚,又有谁能够体会?只能让相思裹着忧伤在诗意里绽放,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初遇时的美好,而曾经浪漫的梦,终究变成了虚无的海市蜃楼。
聚散离合终有时,花开花谢不由枝。终于明白不是所有邂逅了春风的种子,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必须要有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既然别离的笙箫已经响起,又何不作一次体面的告别?给对方一份尊重,给自己一份尊严,给未来留一份空间。
用感恩的心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用坦然的心原谅所有的不辞而别,用虔诚的心祝福不可预期的未来。
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也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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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网。《精神的力量》作者:徐志栋,电子版中国言实出版社电子版在读书网可以观看。《精神的力量》作者简介:徐志栋,男,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中央部门重大课题十余项,在《求是》《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文稿》等重点报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薛祥,博士,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党建理论、台湾问题等,申志清,女,硕士,现供职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党校,参与编写作品多部。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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