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简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3-12-11 19:47

中国音乐简史论文

　　我国现代流行歌曲最早也是诞生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中,流行歌曲强调个人性,注重与主体直接相关的内心活动,体现对个人心理的观照.它的内容贴近日常生活,以细腻,真实的手法刻画个人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体验,是生活状态的直接呈现和情感体验的宣泄.流行歌曲中的"人"从"群体"中挣脱出来,放弃了.大我".将目光专注在.小我"之上.另一方面,流行歌曲的接受行为也是个人化的,它重视的并非意义的阐释,而是自身的感性体验,听众完全按照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来理解歌曲内容,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处于相似社会环境里的人们,流行歌曲很容易给人真实的感觉,并且产生强烈的共鸣. 第六,边缘性和颠覆性.流行歌曲属于非主流文化,不主动承担"载道"功能,不关心社会重大主题,不采用宏大叙事,它也时常接触现实题材,但常以谐谑却并不特别尖锐的方式对固有的社会等级和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嘲弄,颠覆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流行歌曲被知识精英主导的主流文化,政府指导操纵的舆论排挤到边缘的位置,也因此形成了主流文化之外旁逸斜出的充满生命力和独立精神的一支文学脉络.当然随着近几年大众文化的兴起,流行歌曲正逐渐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其是否能在当今社会夺取主流地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综上所述,流行歌曲是在都市中产生的以娱乐消闲为主要功能,带有商业目的,表现广大市民的生活和情感,反映市民的审美情趣和思想状态的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流行歌曲"这一文艺形式和文艺现象来说,这样一个概念必然是不全面的,然而对于文学的研究,以上几个属性已经可以实现区分流行歌曲和古今中外其它音乐文学的作用. 一旦将流行歌曲根据上述的定义纳入中国文学史的体系,我们的视野豁然开朗,按上述流行歌曲的基本属性来判断,考虑到商业性,市民性等问题,中国流行歌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之类,为我明一绝,我们的新体诗应该从现在民间流行的曲调词嬗变出来……"3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取代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却抛弃了这一传统.新诗完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角色之后,路越走越窄, 越走越艰辛,尤其是它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一落千丈,至今都很难自信地说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朱先生原本是想给新诗的发展提出一种可以参考的方向,却给我们现在关照流行歌曲提供了一个思路.尽管流行歌曲受到了以爵士乐为主的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但它同样在很大程度上糅合了中国民间和传统音乐的元素, 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物.这一点和词的产生又何其相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流行歌曲正恰巧继承了以音乐为枢纽的中国诗体变迁的传统,延续词曲"诗余", "诗余"之"余"的身份,保持着诗歌最原始本真的样态.从这个角度来说,"词一曲一时调一现代流行歌曲一当代流行歌曲"有着一条完整而清晰的演变脉络, 具有很强的整体性. 三,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打破了狭义的"流行歌曲"的界限,把符合流行歌曲基本属性的词,曲,时调一并纳入"流行歌曲"的概念范畴,将它们和现当代流行歌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按照通行的历史划分法,我们以1911年为界,将中国流行歌曲划分为古代流行歌曲和现当代流行歌曲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出 "词","曲"和"现代流行歌曲",.当代流行歌曲"两个阶段.本文以人性发展为主要线索.通过对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流行歌词文本进行微观的分析和解读, 观察流行歌曲反映出来的人性的独特状态,尤其是它们在各自的时代中体现出来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探究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总体趋势. 从历史上来看,流行歌曲常常因其非正统的地位而冲破礼教的束缚,得以较好地表现人性,现当代流行歌曲同样如此,它能够冲破已经过时的成见的束缚而流露出新鲜的气息,其价值"实则不仅仅是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释放他们压抑极深的情感,高扬他们想飞的人性欲望,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其革命意义尤不可小觑,因为它砸碎的,焚毁的是延续千年不散的文化秩序的阴魂"I.《流行歌曲则不同,它明确自身的"娱乐"功能,接受自身的边缘位置, 放弃了重教化美人伦的目标,不理会正统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 轻松的,自我愉悦的歌曲形式.以词为例,它正是在诗被经典化之后,为了满足人们歌唱情感的需求而产生的新的歌曲形式.钱钟书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2不仅是爱情,还有其它不同的情感都借歌词得以抒发.词因表现出真实而丰富多彩的人性,也就充满了激情和生命力,虽然被目为"小道",却深得人心,大获流行.连文人士大夫都被吸引了.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将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流行歌曲作为边缘性的文学,在表现人性方面所具备的积极意义,有助于我们探悉流行歌曲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深层原因.在另一个方向上,我们也可以藉由流行歌曲窥见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性本身不断的发展和张扬. 其次,通过对中国流行歌曲的总体考察和研究,我们关注到流行歌曲内部发展演变的过程,从而能够看清现当代流行歌曲对古代文学遗产的继承情况以及自身的新变.大而言之,也有助于了解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继承,发展或扬弃的情况及意义.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因为有古代通俗小说作为土壤,其发展和成熟走上了一条较为顺畅的道路,取得的成就也是新文学中最值得瞩目的.现代流行歌曲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诞生后几乎立刻进入了繁荣时期,其中,古代流行 1歌曲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现代流行歌曲作家面对中国丰盛的古代文学遗产持有的是一种异常开放的态度,他们继承了古代流行歌曲的传统,并没有阻断新旧文学之间的进程,从而使现代流行歌曲的发展得以快速而顺利地进行.他们从广义的诗的传统中.汲取来自雅俗两个方面的养分,诗,词,曲,时调无所不收,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科.从接受方面来说,流行歌曲源远流长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解释现代流行歌曲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迅速接受且迅猛发展的原因.不论古今,作为流行歌曲,总是要着眼于市民阶层的,因此现代流行歌曲可以很快地亲近普通大众,培养数目庞大的受众,进而形成供需双方良好的循环. 第三,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吉及今,认为现代流行歌曲必然会成为我们这一代的代表文学,但这种可能性却是存在的.至少,古代词曲在其当代"不入大雅之堂",.小道"的经历给了我们一种信心和希望:现代流行歌曲有可能达到经典文学的高度,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中国流行歌曲整体脉络的梳理,我们能从其中的一些规律,预测或推断出当代流行歌曲发展的必然走向.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古代流行歌曲的盛衰中吸取相关的经验,为当代流行歌曲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流行歌曲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态势是勿庸置疑的事实,简单而粗暴地无视和打压毫无益处,只有对其存在的合理性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以理性的态度加以批评和帮助,才能真正使流行歌曲走上正确的发展方向,成为社会文化中一支有益的力量. 第四,流行歌曲是当代大众文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它的理性研究有助于改变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对立状态,加速拆除两个文学圈的壁垒, 以了解为基础,增进两者的对话,使相互借鉴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文学类型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它们各自承担的文学功能也是不同的,每种都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流行歌曲虽然针对的是广大普通市民的娱乐需求和审美趣味,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文学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正如胡适所言:"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作他们的文艺作品."'宋词,元曲,明清时调都是前例.现当代流行歌曲长期以来受到正统舆论和精英分子的贬抑,至今都没有进入文学的视野,这些歌曲或许显得良莠不齐,但其中的优秀作品时时闪现出诗性的光芒,已经有一些学者和音乐家把流行歌词当作新诗的一脉分支2.许多听众更是把歌词当作诗歌来阅读:流行歌曲在现代人的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胡适'词选·序'.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2乔羽为刘楚材'中国歌词选'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把歌词称为诗歌,参见'中国歌词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吕进称;.其时能产生影响的新诗作品,每每以通俗歌词的体式为社会认同".把流行歌词纳入了新诗的讨论范围.参见吕进主编'文化转塑与中国新诗',重庆出版杜2002年版. 9 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也能够在现代的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积极的意义:"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1只有尊重文学的多元化,才能成就一片花繁叶茂的文学园地,也是保证文学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前提. 四,已有研究成果综述和需要说明的问题经历了历史的淘洗和磨砺.以古代流行歌曲形态存在的"词","曲","时调"已经登上了经典文学的殿堂.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词曲的研究在文献搜集整理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充分的程度:在文学通史及唐,宋,元文学断代史中有全面和细致的论述:在词,曲文体史中更有深入而详尽的考察;词曲领域内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同样硕果累累.由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此不一一绍介,这些丰硕的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就古代的部分来说,时调的研究稍微落后一些,或许因为其文学价值不及词曲的缘故,对时调进行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相对较少.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俗文学研究热潮中有一场歌谣运动,出现了《歌谣》周刊等专门登载歌谣的刊物,吸引了一批学界干将加入歌谣的搜集和研究热潮,顾颉刚'吴歌甲集》和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都是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就属于我们所说的时调的范围.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专设《明代的民歌》与<清代的民歌》两章讨论明清俗曲的情况并进一步明确了时调作品的价值.此后叶德均,傅惜华,关德栋,赵景深等人都在戏曲研究的同时涉及时调领域,论述大都集中于资料搜集整理,曲调源流演变和流行情况的考证,成果分别收录于叶氏《戏曲论丛》,傅氏'曲艺论丛》,关氏'曲艺论集》,赵氏'曲艺丛谈》等专著.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明清时调集》,收录'山歌》, 《挂枝儿》,'夹竹桃》,'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五部时调集,并附有关德栋, 赵景深两位学者的序言,可以说是新时期时调研究的高峰.此后对时调的研究陷入低谷,各家所取得的成绩大抵不出关,赵二人的成就.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冯梦龙特别是对'山歌》,'挂枝儿》的个案研究,如聂付生的专著'冯梦龙研究》,中华书局出版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中央民族大学姚文艳'<挂枝儿>,<山歌>研究)和江西师范大学赵一鹤'真情真性亦俗亦雅'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0 两篇硕士论文等.近年南京师范大学周玉波完成博士论文'明代民歌研究》,对明代的时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此外另有谢桃坊'论明清时调小曲的艺术价值>,孙爱玲'略论明代民歌时调的审美特征)等少数几篇论文涉及明清时调的文学研究.就海外的情况来说.日人大木康有著有'冯萝稳<山歌>o研究一一中国明代.通俗歌谣》,其对明代出版情况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美国学者罗开云(r蛆thn,n A Lowry)女士著有The in 16th-and-17th-Century Tapestry ofPopular Songs China,从内部文本和外部传播编辑等方面对明清时期的时调锦本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这一领域近年来比较值得关注的专著.

　　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流行歌曲,则几乎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就民国肘期的文化市场来说,电影,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可谓是并驾齐驱, 但在民国时期的电影及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都得到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之后,流行歌曲却迟迟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仅有少数港台学者对此有所涉及,如黄奇智于1978年写作'时代曲综论》,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时代曲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流行歌曲.孙蕤'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提供了1917—1970年(上海时期及香港时期) 的现代流行歌曲发展的大体脉络.这两部著作成为至今为止对现代流行歌曲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著作,其中黄奇智虽然偏重文学研究.可惜主要篇幅在香港时代曲,孙蕤的著作意在述史,于文学着墨甚少,作品收录也不多.相对而言,音乐界要比文学界更早地发掘这片领域,如台湾学界有洪怡芳等人正在从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研究工作.华裔音乐学博士陈峙维(SzuWei Chert)对三十至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的音乐及文化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研究.大陆音乐学方面的学者也提供了一些关于老上海歌星的个案研究,如'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歌唱片一一以30-40年代周璇主演的影片为例兼与同期好莱坞歌舞片相比较
　　引言一,研究的缘起不要唱吧,不要唱吧!诗呀曲呀,你们说太高雅. 不要唱吧,不要唱吧!情呀爱呀,他们说太肉麻. 轻松的不伟大,雄壮的又可怕,庄严的没有人爱它. 不要唱吧,不要唱吧! 不开口免得人家骂,不开口免得人家骂. 不要唱吧,不要唱吧! 一一《不要唱吧》这是传唱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其曲作者黎锦光,词作者李隽青,演唱者周璇都是解放前流行歌坛最负盛名的演创人员.中国现代流行歌曲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以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展现出惊人的扩张性,这种吸收了西方现代音乐又糅合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新型歌曲借助广播,杂志,电影等现代媒介的推波助澜.成为风靡一时的娱乐形式.就在当时的盛况之下,'不要唱吧》反映的却正是中国流行歌曲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的尴尬,吐露了流行歌曲创作人员和演艺人员的无奈. 二十世纪上半叶,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代流行歌曲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大中城市里迅猛崛起,一时蔚为大观,却也立即招致了来自各个领域的批判.这一方面是由于流行歌曲本身质量的良莠不齐,更重要的则是由于现代流行歌曲对娱乐性的坚持和抗日及后来阶级斗争的主流思想发生严重的冲突,从而遭到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压力.文化界人士对流行歌曲作出的"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的笼统评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导着社会舆论,严重影响了后来者的客观性.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直至八十年代初期,流行歌曲依然面对诸多舆论上和政策上的压力,其正名的过程益显艰辛.论述者或是人云亦云,或是瞎子摸象,在没有对流行歌曲进行全面分析的情况下,延续着几十年来的偏见.为了克服部分人对.流行歌曲"的偏见,争取一个相对平和的发展环境,专业人士甚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开.流行歌曲"这个名号,而有意地使用"轻音乐","抒情歌曲","通俗歌曲"等相对含混的概念.1综观上世纪上 '1983年8月,文化部艺术局和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轻音乐座谈会,建议使用.轻音乐"或.通俗音乐"的概念..通俗音乐"后来被广泛使用.198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通俗唱法"组. I 半叶出现的流行歌曲作品,的确存在瑕瑜互现的情况,然而这是任何文学类型的共有现象.当抗战的硝烟散去,脱离了特殊的战时氛围,我们客观地重新回顾那些风行一时却倍受指摘的歌曲,不难发现其中闪现的光芒.当下的流行歌曲同样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如此众多的听众一以青少年为主.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在歌曲中缅怀他们的青春,在歌曲中宣扬他们的理想,在歌曲中找到情感上和思想上的共鸣;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歌词来传递情绪,表达爱恨,他们随着歌声而落泪,而狂欢,而哀愁,而喜悦. 即便是那些对流行歌曲不以为然的人,都不能否认流行歌曲就是具备这种可以左右听众喜怒哀乐的魅力.面对这一切,我们真的可以无动于衷,不加瞩目吗? 然而学界的事实似乎又确乎如此.即便摆脱了"黄色歌曲"的恶名,流行歌曲在秉持精英文学理想的现代主义学者那里依然不值一提,所谓的大众文化不过是为没有什么审美能力和只会被动接受的普通大众提供了.廉价而容易得到的娱乐",根本"不值得真正的或者权威的文学或文化分析"l."大众"和.大众文化"就这样被粗鲁地扫到一个他们不屑一顾的角落,任其喧嚣澎湃,都得不到一颗青眼.固有的文学评价体系在其中起着消极的作用,.我们长期受'经典作品' 的熏陶,始终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圈围中周旋;我们自制了一套价值标码,而广大的各层次的读者并不一定承认这种明码标价."2与此相应的还有对新的文学研究范式的需求,3然而不论是新的价值体系还是新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建立都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它必须对抗原有价值评判标准和固有研究范式的强大阻力.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使大众文学研究在理论上得以有所凭依的希望,然而这一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解构性质使其在.破"的方面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却在"立"的方面天生贫弱."破而不立"的后果就是大众文学无法掌握自己体内涌动的强劲的生命力,失去了规范和指引的力量.于是我们看到的现状是:在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流行歌曲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歌坛的主体地位,它和它的受众越来越自行其是,政府和文化权威的评价与指引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流行歌曲不再战战兢兢,它嚣张地弥漫在每个城市的上空,甚至飘向山丘与农田.除了歌坛之外,流行歌曲的文本实质上已经大肆蚕食了原本属于诗歌的领域,抢夺了大批原本属于诗歌的接受者.四十年代"不要唱吧","免得被人骂"的无奈,变成了如今"偏要唱","随你骂吧"的桀骛.大众和研究者却还在相互睥睨,各行其是,流行歌曲在文化的实际传播领域不断扩张,在研究领域却几近空白,这种被评判为"不入流"的文艺类型,在正统音乐史和文学史中同时缺失了.传播之热和研究之冷的巨大反差实则导致了两败俱伤的局面.在大

　　众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原本由文化精英启蒙普通大众的文化辐射模式完全失效,文化权威被推下圣坛,现代主义者眼中没有"主动性"的大众用出人意料的坚决对抗着来自所谓精英的灌输.这就意味着如果精英文学失去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它将无力撼动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它所标榜的拯救文学,拯救社会, 拯救人类精神的伟大责任将无从落实.所以一味标榜清高,只能是堵死了耪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对话的渠道,失去了从大众文学中借鉴获得更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机会.对于现代流行歌曲来说,如若始终得不到理性批评的帮助,它的发展和提升也只能是在黑暗中茫无头绪地摸索,或者永远找不到光明的出口,或许在黑暗中留下太多本可以避免的伤痕. 如果我们愿意打开视野,走出文学等级制度的牢笼,坦然地面对这个多元化的文化世界.就不难发现流行歌曲虽然在文化产业化大批量复制的局面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同样也是清晰可辨的.'诗大序》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而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可见歌曲是人们表达情感的主要形式,人性又总是相通的,歌曲流行的根本原因无非是其中表达的情感的普遍性.正因如此,我们又怎能怀疑为那么多人所钟情的流行歌曲唱响的正是这个时代人们的心声,是他们心中真情的流露?!且唯有准确而充分地言说了这份情感,歌曲才可能被更多的人所认同和喜爱,才可以引起欢愉,哀恸,惆怅,黯然等种种情绪的反映.因此单凭流行歌曲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以及.处于感情的根底里的人性"1,就值得将它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二,流行歌曲的定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对流行歌曲进行理性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嫠清概念上的混淆,明确其所指. 对于现代人而言,"流行歌曲"2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人们不难理解其所指的音乐类型,也可以相当轻易地将其与民歌,艺术歌曲等门类相互区分,并且轻易地列举出各自熟悉的流行歌曲作品,然而当我们试图为它找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时,却发现纷纭复杂,莫衷一是.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诞生至今,中国现代流行歌曲曾出现过.家庭爱情歌曲",.时代曲■"黄色歌曲","轻音乐","通俗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P3. 2本文主要以流行歌曲的歌词为对象,进行文学研究.为避免和.流行音乐"中的器乐作品混淆,本文采用.流行歌曲"一词,但前人研究中有以.流行音乐"来指代流行敢曲,若不至产生歧异,论述中不再另行指出. , 歌曲","城市民歌","大众歌曲"等好几个不同的称谓,这些名称在日常言谈甚至在专业论述中都被随意地使用,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混淆,其中"通俗歌曲"一词影响最为广泛.实际上.通俗歌曲"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流行歌曲"本身.'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称:通俗音乐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将通俗音乐界定为和"严肃音乐",.古典音乐","传统的民间音乐"并立的一种音乐类型,指涉相当广泛,除了指明歌曲的语言和音乐水平及轻快活泼的风格之外,几乎没有明确的特征描述.采取这种内涵模糊, 外延不明确的"通俗歌曲"概念正是音乐人士的策略,恰符合当时为流行歌曲发展寻找合理性的目的.实质上,流行歌曲是在"通俗歌曲"这一宽泛概念之下, 借助通俗歌曲内部其它受到舆论和正统批评者肯定的歌曲门类(如群众歌曲,艺术抒情歌曲等)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我们现在所说的.流行音乐"一词直接来源于英语.popular叫sic"(pop music),.popular"有"通俗的","大众的","流行的"等含义.狭义的流行歌曲定义来自西方,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和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的流行歌曲发端于美国,吸收了欧洲移民和非洲黑人的音乐,因此也带上了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特征:"音乐语言的世界性即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和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大众音乐娱乐和消费方式是现代流行音乐最本质的特征"1.于今在《狂欢季节>一书中借用奈特尔和彼得·曼纽尔为西方流行音乐所下的定义,大致概括出流行音乐的如下特点2: 1,它首先起源于城市,并以城市听众为取向; 2,它与本民族的艺术音乐有风格上的联系; 3,至少在20世纪,它的传播主要通过电台和唱片,录音带等大众传播工具; 4,流行音乐是倾向于通俗娱乐的音乐; 5,流行音乐实行明星制: 6,曲目的快速更新是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传播工具竭力使人们对一位流行歌星的新作品继续产生兴趣. 从这一定义可以发现,.流行歌曲"是一种综合艺术,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和生产方式又给它添加了许多技术性的内容,试图给这一事物下一个明确而可以被普遍认同的定义常常会有漫无边际的茫然和徒劳无功的无力,音乐学,社会学, 经济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会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如若以歌词为本位,暂时不考虑音乐和纯粹技术性层面的问题,中国现代流行歌曲虽然是在西方流行歌曲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同时又具有自己鲜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杜2002年版,PI￥. 2于今'狂欢季节——流行音乐世纪腿风',广寡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51. 4 明的中国特色.立足于此,我们在考察流行歌曲(以歌词为主)的时候可以总结出如下一些基本属性: 第一,通俗性.流行歌曲是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它所面对的受众并非在音乐和文学方面具有专业修养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人数更为庞大,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普通百姓,因此它的旋律和歌词都必须通俗易解,符合广大受众的欣赏能力, 这是流行歌曲可以广泛传播的基本前提,也是流行歌曲长期以来厕身通俗歌曲之列的主要原因. 第二,娱乐性.'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也是歌曲1)"风"的传统,载道功能成为诗歌价值的体现,通过诗歌可"观风俗,知得失,厚人伦,美教化", 各个时代的歌曲几乎无一例外地会涉及教化或政治功能,流行歌曲同样如此,但它首先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用以满足人们的娱乐消遣需求,强化审美和娱乐功能, 而淡化政治和教化色彩,因此内容上"言情"多于.载道",形式上轻松胜于庄重.娱乐性正是流行歌曲受到非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却也同样是流行歌曲之为流行歌曲的最基本特征. 第三,商业性.流行歌曲诞生与消费市场有牵扯不断的联系,它是一种文化娱乐产品,创作,表演,制作,传播,宣传等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商业气息:其创作动机是作品因流行而获利,借助商业的力量增加传播途径,扩大传播领域. 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情况的制约,商业性的表现方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 但归根结底,其本质在于流行歌曲作为文学消费品的这一特点.文学既然成为商品就必然受到商业发展的影响,为商业操作手法所控制,被商业消费需求所左右, 因此也决定了它"媚俗"的特点.流行歌曲的市场不论如何变化,创作者都会主动追赶潮流,尽可能地迎合消费者需求(这方面的最高境界亦即真正的商业成功是创造和引导潮流),以此获得更多的利润.商业盈利的需求刺激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和传播,当然商业的急功近利也可能会对流行歌曲产生负面的作用. 第四,市民性.和民歌不同,流行歌曲是随着城市发展而出现的文化产物, 以城市为主要传播空间,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商业都市中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市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市民趣味为主要取向,表现都市的生活百态及市民大众的心理感受,具有鲜明的都市特征,在题材,情调,语言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此外,与城市的特点相应,流行歌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追求新奇和时尚,呈现出多变,多产,多元的面貌.因此流行歌曲的产生必然是在城乡人群的生活出现明显差异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和一般的通俗性民歌

中国音乐简史

　　一、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二、夏、商时期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我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三、西周、东周时期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四、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六、隋、唐时期隋唐两代，政权统一。

　　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七、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八、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灯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九、近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王光祈作为我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

在写作音乐论文过程中，正确地标注以及合理地引用参考文献不仅关系到音乐论文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态度。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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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2

跪求。。。中国音乐的发展史（我要在研究性学习里面写的，所以越具体越好）谢谢啦~~~

可参考这本书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 ) 孙蕤，本名孙思溥，中国流行音乐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特聘研究员。1936年生于辽宁开原，1960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退休前为大连医科大学药剂学教授。自幼喜爱中国流行音乐，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收集音乐资料 1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80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一、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三、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音乐和群众歌曲创作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者十分重视流行歌曲的宣传作用。伪满时期，著名歌星李香兰曾成为流行音乐的风云人物。李香兰本为日本人，生于中国，本名山口淑子。战后回到日本，入政界为日本参议员。她在抗战期间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满州姑娘》、《戒烟歌》、《支那之夜》、《苏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东亚共存”为主旨，在当时产生过恶劣影响，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当时活跃的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严工上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黎锦光和陈歌辛。黎锦光的代表作有《夜来香》、《五月的风》、《疯狂世界》、《采槟榔》等；陈歌辛的代表作有《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恋之火》、《高岗上》等等。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术上的某些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格局。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它的发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继续沿着救亡歌咏活动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以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作品的诞生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胜利进行曲》等优秀歌曲。五、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的创作歌曲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中国音乐简史的介绍

《中国音乐简史》内容主要包括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人物、作品及音乐思想等内容予以系统地介绍，注意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特殊性，同时，对中国音乐作品及相关的体裁知识、表演行为、音乐理论加以分析，试图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中国音乐发展的主要规律。而对材料与观点的取用，皆遵照学术界有定评的结论，客观地反映中国音乐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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