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杂志文章老苦干
鸭绿江杂志文章老苦干
鸭绿江杂志投稿难度不大,小于读者等一线纸媒。
发展历程
中国最早的杂志为德国汉学家郭实腊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行时间延续5年多,版式采用中国传统书本样式,刊期使用清代皇帝年号纪年。
在最初,杂志和报纸的形式差不多,极易混淆。后来,报纸逐渐趋向于刊载有时间性的新闻,杂志则专刊小说、游记和娱乐性文章,在内容的区别上越来越明显,在形式上,报纸的版面越来越大,为三到五英尺,对折,而杂志则经装订,加封面,成了书的形式。
此后,杂志和报纸在人们的观念中才具体地分开。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与报纸相比,杂志的优点是“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
由VIVA无线新媒体制作的《2013年度中国数字杂志阅读报告》2月25日在京公布。《报告》指出,通过以手机为主的无线智能终端阅读杂志的中国用户已经超过1.5亿人,随着网络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在线阅读而不是下载阅读。
娱乐、时尚、新闻、数码是用户首选的阅读内容,用户在手机上看杂志越来越投入,阅读每本杂志的平均时间从2012年的63秒增长到230秒。
杂志发展到当前早已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而人们也不只限于通过报刊亭等实体店去购买。在当当网、淘宝网、杂志铺等网站上,就可以订购一期或者是一年的杂志。
省去了中间购买的不必要环节。杂志按时邮寄到订阅者手里,省时省力,而且还有很多额外优惠,这些优势决定了杂志订阅走向电商是一种趋势。
如何给《鸭绿江》杂志投稿?
给《鸭绿江》杂志投稿发往杂志投稿邮箱即可。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小北关街31号 鸭绿江杂志社
邮编:110041
电话:024-88501314
电子信箱:
《鸭绿江》杂志简介:
《鸭绿江》杂志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纯文学期刊,自1946年创刊伊始,一直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倡导现实主义风格,努力推举老、中、青作家高水准的艺术精品,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新作。刊社努力培养文学新人,并挖掘出大量优秀作品。
1946年12月,《东北文艺》,即《鸭绿江》的前身诞生。刊物的宗旨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指引下,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东北文艺》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这些作者中的很多人都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周立波、赵树理、罗烽、公木、肖军、塞克、舒群、白朗、严文井、刘白羽、西虹、周洁夫、范政、史松北、张东川、宋之的、戈宝权、金人、马加、雷加、谢挺宇等。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文艺》先后更名为《文学丛刊》、《文学月刊》、《处女地》、《文艺红旗》。许多50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诗人都是从这里起步的。比如杨大群、浩然、胡昭、刘真、木青、厉风、刘文玉、陈玙、邓友梅、杨麦、阿红、李云德、李惠文、李敬信、胡景芳、崔德志等。
受文革冲击,刚刚改名为《鸭绿江》的刊物停办。后来又更名为《辽宁文艺》。文革结束后,刊物重新命名为《鸭绿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金河、熙高、李宏林、胡小胡、胡世宗、徐光荣、达理、邓刚、王中才、刘兆林、李松涛、李占恒、谢友鄞、马秋芬、于德才、林和平、孙慧芬、刘元举、田永元、张涛、边玲玲、吕永岩、柳沄等。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刊物从1980年开始设置了鸭绿江文学奖项。2005年的鸭绿江诗歌奖和小说奖的评选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在过去六十年的历史里,《鸭绿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甚至曾经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创新是《鸭绿江》一贯的精神,刊物不断适时改版,向更有益于文学发展的方向迈进。2007年,《鸭绿江》经过全新改扩版后,除原有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外,增添了“创作之履”、“文化辽宁”等栏目,推出后广受好评。同时,为了适应文学性期刊发展的需要,《鸭绿江》杂志社创办了下半月版,使《鸭绿江》杂志展现出新的精神面貌,进而步入了一个新的探索发展时期。
《鸭绿江》下半月版在保持大部分上半月版的栏目的同时,更突出了通俗性和贴近生活性,所刊登的小说、散文等作品强调了故事性、可读性,并与中央振兴东北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刊登一些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对各种经济热点、各种经济团体的发展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探索和文学性宣传,以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意识,达到以文化力助推经济发展的目的。
本刊多次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辽宁省期刊优秀作品奖,辽宁省文艺创作奖等各类评奖中获奖。
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句话出自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在民国时期所著的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全文如下: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篇文章最早于1934年刊发,后编入《且介亭杂文》。作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反驳了当时社会对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以及指责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言论,鼓舞了民族自信心。
扩展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
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后,中国近代本来就国运积弱,屡遭凌侮。“九一八”事变又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失败的阴影,国内悲观论调的一时甚嚣尘上。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中华民族失去了自信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推卸责任。
针对这一观点,鲁迅先生凭着对社会现状的洞悉,发出了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鲁迅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月,就发烧,肺病已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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