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历史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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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

　　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

　　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

　　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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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诊疗模式和主体诊疗模式

　　所谓诊疗模式，是对一种医学在诊断和治疗中主导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炼的语言对该医学临床思路的扼要表述，并能反映出其学术特色。自古以来，关于中医学的诊疗模式存在多种说法，如治病求本、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察质论治及对症治疗等。在诸诊疗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导或涵括其它诊疗模式者，称为主体诊疗模式。

　　诊疗模式不同于医学模式，后者是指一种医学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观点或出发点，比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会”，被认为是现代医学模式，而前者则是对一种医学的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较具体和实际，如前述的“辨病治疗”之类。

　　1.2 审机定治是《内经》的主体诊疗模式

　　《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诊疗模式当然也不例外。在《内经》中论述过的众多诊疗原则中，最强调者莫过于“治病必求于本”（《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这里，“治”兼诊断和治疗二义，“本”指疾病的本质、根源，此处具体指阴阳失调的病机。而《素问 . 至真要大论》在论及诊治有假象的病例时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告诫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应首先识别其真正的病因病机，然后针对病机而治。该篇还以“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为例，说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热、寒现象，抓不住其阴虚、阳虚的内在本质，必然误治。正是基于审察病机便是 “求”病之“本”这一认识，该篇才反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此，元代名医朱震亨曾断言：“考之《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疗病者，先察病机’，此审病机之意也。”“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其本，其理一也。”〔1〕对于中医学来说，病机就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而“审察病机”，则是透过疾病的现象——症状、体征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质——病机。可见，《内经》治病求本的诊疗思想可用“审机定治”一词简明地表述之。

　　由《内经》奠基的中医临床工作可分为五个环节或步骤，即四诊、辨证、识机、立法和处方。在中医的诊断过程中，四诊是为辨证收集必要的临床信息（即以症状、体征为主的证候），辨证则是运用中医理论对证候进行思维加工，最后识别病机及病名。而在中医的诊断结论中，病机为主体，病名是次要的。因为确立治疗法则的主要依据是病机而不是病名，因而识机便成了辨证的目的和归宿。《内经》虽无“辨证”一词，但审察病机（审机）以辨析证候为基本手段， “审机”实已概括了辨证和识机的内涵。中医临证时确定治疗法则的要素虽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据却是从诊断中获得的病机结论，而处方只不过是落实治则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由此观之，中医的诊断主要是对病机的求本诊断，中医的治疗首先是针对病机的求本治疗。而“审机定治”一词则切中肯綮地勾画出了中医学基本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要领。为此，明代大医张介宾极力推崇《内经》所述的“病机十九条”：“此正先圣心传，精妙所在，最为吃紧纲领……夫病机为入门之道，为跬步之法。”〔2〕《灵枢 . 本神》强调：“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所谓审“病形”、知“虚实”，就是辨证识机，简称“审机”；“谨而调之”，是谓针对五脏的虚实病机，分别采取相应的补泻调治法则。这是《内经》重视并阐述“审机定治”诊疗模式的一个例证。

　　《内经》也论及其它诊疗模式。例如，《灵枢 . 痈疽》用“菱翘饮”治疗“败疵”，属一病一方，乃“辨病治疗”之例；而《灵枢 . 根结》所谓“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疾也，”则是“察质（体质类型）论治”之例。然而，这两种诊疗模式在《内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审机定治”。可以断言， 把 “审机定治” 看成是《内经》倡导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毋庸置疑的。

　　2 “审机定治”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

　　2.1 建立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主导思想

　　由于《内经》提出并倡导的治病 求本——“审机定治”诊疗模式，概括了中医临床思路的要领，揭示了中医学的基本诊疗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两千年来已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成为中医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和首要原则，即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试举数例为证。东汉医圣张机在《伤寒杂病论 . 自序》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里“见病知源”就是辨证识机之意。《伤寒论》126 条：“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前四句属辨证，“有血（瘀血）”为识机，“下之”谓立法，“抵当丸”是处方。全条证、机、法、方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审机定治的经旨。唐代大医孙思邈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机。”〔3〕 强调察候病机是医者临证治病的首务。金代名医刘完素亦说：“故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4〕突出了审机和施治之间的因果联系。明代宿医周子干认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5〕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求其证之所以然”，即审机的极端重要性。当代已故名医岳美中也指出：“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恰合病机。”〔6〕要求医生审察病机必须细致、准确，使之同实际病情完全一致，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

　　2.2 奠定了中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

　　人们谈论得很多的中医学特点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然而这正是由审机定治的诊疗原则所决定的。因为同病之所以异治，是因其病机不同，异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机相同。整体失衡的疾病观和整体调节的治疗观是中医学的另一特点和优势。所谓“整体失衡”，是说人之患病，乃一定病因作用下人体内部及体内外的平衡协调状态遭到破坏，即整体失衡或曰“阴阳失调”的结果。具体可表现为寒热盛衰、邪正虚实、气血津液失常等多种类型，而这些都属于病机的范畴。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现阶段整体失衡的具体内容，就是识别其当前的病机。所谓“整体调节”，就是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机结论，施以或补或泻，或温或清，或固或通等适宜的治疗法则及相应方药，使患者机体达到新的整体平衡协调，从而恢复健康。可见，中医学整体观念在临床上的落实，亦依赖于审机定治这一诊疗模式的贯彻。

　　人、病兼治而以治人为本是中医学的又一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医不仅辨病治病（包括中医和西医的病种、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种疾病虽有自己特定的临床表现、病程经过及诊疗规律，然而医生临床上面对的并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个人。每个患者都是具有精、气、神而能自主活动的生物体，因而病人远比疾病复杂而多变。所以治人重于、难于治病。《素问 . 疏五过论》之“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和《灵枢 . 师传》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点又在调神。如《素问 . 汤液醪醴论》告诫：“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于病人精、气、神的状态及变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经诊断得出的病机结论中，审机定治实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径和良好形式。其二，治人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则，它要求治疗时应充分考虑到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类型、职业、爱好、饮食及生活习惯等对病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程度不等地蕴涵其病机结论之中。例如，幼儿易虚易实，老人气血虚弱滞涩，妇女有余于血而不足于气，体质类型不同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对病性的趋同性亦不同等，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参与了病机的形成。可以断言，审机定治是构建中医学治人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

　　2.3 为中医学理论的规范化创造了条件

　　鉴于中医学的流传和教育长期沿袭私相授受的方式，中医理论中不少术语、概念的解释和使用存在着混乱和分歧，这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极为不利。而审机定治的诊疗模式可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词语作出贡献。例如，中医常用的“证”或“证候”，即《内经》所说的“病形”、“病状”，皆指疾病的现象，乃中医诊断的凭证。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机，才是疾病的本质。因此，有些教科书把“证”释为综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实即与病机概念等同，这显然混淆了疾病的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取的。又如，所谓“辨证论（施）治” 被视为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而风行一时，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医临床过程中，辨证是为识机服务的，病机才是中医诊断的主体和中医治疗的首要依据。而“辨证论治”一词中缺乏关键词“病机”，则诊断既落不到实处，治疗又失去了依据，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临床思路便表达不出来。因此，它的文字构成同它所欲表达的内容差距较大，而“审机定治”却能胜任这一任务。

　　2.4 为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提示了方向

　　中医学的历史和现状业已证明，审机定治作为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推动中医学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病机学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当之无愧的核心。〔7〕目前，中医学正处于现代化及国际化的“前夜”，其发展的突破口便成为中医学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医学术发展史表明，历代名医成就的取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无不来自新的病机观点的创立或原有病机观点的深化。考察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现状就会看到，病机研究进展缓慢和病机理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上述诸领域迅速发展的“瓶颈”。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学的有识之士大多认为，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应从“证”的实质着手，而这里所谓的“证”是指由某一病机引起并以其命名的证型（证候类型）。如“脾虚证”就是由“脾虚”病机引起的证型，换言之，食少、纳呆、腹胀、泄泻、身倦乏力等一组证候仅是“脾虚证（型）”的外在表现，而“脾虚”这一病机才是其内在实质。因此，从证的实质着手意味着重点研究各种病机的形成、变化机制及其物质基础等。总之，抓住病机研究这个突破口，就能带动整个中医药事业全面、深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