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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2-12 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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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百家讲坛杂志中一篇关于元稹情感历程的文章(标题或文章最后是一句词)

  你要找的是不是《百家讲坛》(蓝版)2008年第五期的《元稹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我只放了一部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其结尾是诗句是元稹的《行宫》

  元稹对自己诸多本领也很自豪,他这样隆重地介绍自己:“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能歌善舞,还精通筵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拥有这样多能够拿出来“晒”的本领,简直比韩国综艺节目里那些艺人还多才多艺,不像当前国内一些大碗,除了能歌一曲外别无它能。此外,元稹还能写一手好字,《宣和书谱》说他的楷体字“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前人总结道,那是因为“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也”。明白地说,因为元稹的诗歌有风流倜傥之气。

  元稹诗歌中的倜傥风流之气确实很浓,昔人有言:“元和以后,诗学淫靡于元稹。”也就是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靡靡之音开始多了起来。作为时尚先锋,元稹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不胫而走”这个词虽然是孔融发明的,但当时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最早用在人身上用来表示传媒的力量,还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说,元稹诗歌传播的速度真是迅猛啊,当时六宫粉黛、两都士子、八方民众乃至文化素质偏低的南蛮以及东夷,都在传写他的歌诗。“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简直比珠玉转手的速度还要快,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赶上牛市期间股票买卖的速度了。

  每当一个人走向成功,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追随者,元稹也不会例外。在写给令狐楚的信中,元稹得意地说,当时江湖上那些写诗的,都来追捧他、模仿他,但是没有他那份的才气,于是就“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把元才子的诗复制粘贴后据为己有。元稹的诗歌受到追捧,不仅仅是他的诗歌里有较多的靡靡之音,他不是一个靠身体写作的文人,他是一个“改造诗歌的祖师”——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里作简单比附。元稹与他好朋友白居易对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诗歌严肃的面孔换成了可爱的笑脸,让诗歌的服装丰富多彩起来,大量写作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与逞才使气的次韵酬和之作,使诗歌走上了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道路。白居易赞扬他“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元大才子这么有才,却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五十三岁那年,他就暴病而亡,虽比四十九岁的柳宗元强,但比起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差了许多。尤其是无论当时后世,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做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宋代以来,提起元稹,我们见到的都是讽刺、挖苦、批评。自以为耿直实则鲁莽没有头脑的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发难说,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溜须拍马,侍奉权贵,虽然登上了宰相之外,可无所作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

  元稹有首诗《梦上天》,写他做梦时被人唤醒:“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明人何孟春《余冬诗话》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元稹进入中书省办公后,讨厌他的人边驱赶苍蝇边唠叨:哪里来的苍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也混到这样来了。何孟春先生还说,听到赶苍蝇者的唠叨,元稹是不是该从梦中醒过来呢?

  在当今有些读者眼里,元稹的形象似乎有所好转,至少大家不把他比喻为苍蝇,顶多看成一只花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知疲倦,不愿驻足片刻的那种花蝴蝶。大家都说,元稹虽然多情,但他痴情。每一朵儿面前他都说着动人的情话,这情话如此动人,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以为自己会从一而终。不过,看到下一朵花时,他又深深地感动了。这博爱的形象,让人马上联想到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那位段皇帝。

  最权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元稹根本不是多情而是多奸诈。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竞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抛弃初恋情人改娶名门望族女子,抛弃原来痛恨宦官的立场而依附奉承,都是没有操守的表现,瞅准时机,取利自肥,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惠与好处。他哪里是多情博爱,情不能已,分明是狡猾得很。权威的评论,自然少有人敢质疑。于是元稹薄情而奸诈,几乎成为时人共识。要想给他翻案,就要有超人的力气。还是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打击他。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政治这东西——封建时代的,本来不太干净,耍点手腕,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虽然不可取,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反正官员们(封建时代的)都彼此彼此,这样做也不醒目。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元稹如何出卖自己纯洁的爱情?一般人都认为,最有力证据是他自己的供述。元稹写过一部著名小说《莺莺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风度潇洒而意志坚定,凡是不合乎礼的事他从来不做,即使有些场合要牺牲身体去应酬,他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所以二十三岁的人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他自己的解释是,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没有遇到让他动情的人。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寄居在当地的普救寺。恰好崔家夫人带着一家老小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更巧的是这位夫人姓郑,排起来是张生的“转折亲”,是他远族的姨母。不巧的是,当时官兵失去控制,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多,顿时惶恐起来,后来张生挺身而出,托关系找到人马来保护崔家人。

  郑姨母感激张生的恩德,摆酒席款待张生,还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拜见这个远房的表哥。本来张生以为自己只是见义勇为,没有英雄救美的不良动机,但一见表妹,神魂颠倒,再也迈不动双脚。后来绞尽脑汁找上莺莺表妹的丫鬟红娘,用艳词——当时的情书表达出自己的心事。莺莺表妹动情了,约好日子邀他去西厢幽会。张生兴冲冲赶去,莺莺又变脸了,将他训斥了一顿。正当张生徘徊无主、感到绝望之时,莺莺又主动前来与他幽会,并经常性同居。

  过了几个月,张生离开寺庙前去首都参加考试,谁知考试失利,于是他不得不滞留在京城。莺莺表妹深明大义,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表示慰问,并奉上贴心的小礼物。这封信文采飞扬,比现在的有些“宝贝”写得还要好。张生很得意,把表妹的这封情书拿出来四处炫耀,一时间让京城的才子们相顾失色。不过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莺莺的幸福,张生还是理智地与表妹分手了。大约一年后,张生有了自己的家庭,莺莺表妹也顺利的嫁人了。等到后来张生路过表妹的婆家希望再见上一面时,已为他人妇的莺莺表妹坚决拒绝了,张生很惆怅,莺莺表妹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略通款曲:“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后来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两人彻底断绝了音信。

  这个故事,大家肯定越看越眼熟: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当年学习《西厢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则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辞地自我辩解。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遭受天下人嗤笑。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无耻到那种地步。最致命的问题则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偷偷去笑可以了。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小说,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池北偶谈》中说,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自己行为端正,从来不涉足烟花场所,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即使经常出入这种场所,只要不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帐。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还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大师,另一位也让我们崇拜得不敢呼气国学大师钱钟书,却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寅恪大师打上了擂台。1978年,钱钟书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作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宣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少了一些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多了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他说: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西方研究的“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话柄更无谓的。

  后来,钱夫人杨绛先生对钱先生的意思进行了清楚地阐释,她写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明确反对陈寅恪大师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文学形象不同于是历史人物。陈先生是在以读史的方法读诗。

  如今,又有人持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的角度论述张生原非元稹。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首先,元稹为一位姨母郑氏写过墓志铭,里面叙述了元稹曾在战乱中保护她们一家人——问题是这是宋人说的,原文谁也没有见过。

  其次,元稹年轻的时候到过故事发生的那个蒲州,元稹的经历同张生很接近。同时,元稹写过很多诗,就是回忆当年同居的岁月,如元和四年(809),三十一岁的元稹所的写《嘉陵驿》其一:“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那墙、那床、那西畔廊,分明就是十年前幽会的场景。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片段,试问:他若不是主人公,又怎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如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一岁的元稹所写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看看《莺莺传》:“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二十年在庄严肃穆的寺庙里发生的那段缠绵爱情,那段同居的岁月,随着钟声又浮现在诗人眼前。

  最后,《莺莺传》原名《传奇》——比张爱铃的小说要早许多,侵权的应该是后者——唐传奇虽有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虚构,但许多作品都有史实的影子存在。

  但是,反对派说,即使有这样一个姨母,到过蒲州,经历接近(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依据),就能说明张生就是元稹吗?

  也许有人要问张生是不是元稹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目前比较负责任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涉及了两位顶级国学大师,涉及到了两种阅读唐传奇的方式或角度:究竟是重史料还是重想象,这是个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必须思索的问题,好比哈姆雷特必须思索是生还是死一样。

  至于对元稹本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不是传奇中那位薄情的张生,他在读者中的形象已经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毕竟臀部上的那块红斑已经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中了,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风流才子来作为谴责的对象,写这样故事的人、宣扬忍情的他不下地狱,谁入地狱?何况后来者从他身上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人留下把柄,电影电视开头都要强调“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故事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

  陈寅恪先生的双重证据法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据说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都所改变。在材料的挖掘与利用上,陈寅恪先生别具只眼,往往能从寻常材料中寻觅出旁人难以察觉的线索,他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表妹的真实身份。陈先生认为由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而“会真”为当时习用之语,为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类的名称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女道士之代称,亦有以之来称呼娼伎者。这样,莺莺小姐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有宽厚的学者说,莺莺出身寒族,且颇有伎女之嫌疑,而伎女在当时亦为***之一种,其身份介于婢妾之间,兼带伶人性质。当时娶伎女为妾者甚多,而娶伎为妻则仍为时论所不许。
  倘若是这样,那么人们对元稹的好感就会增加若干。唐代举子与青楼女子间的故事很多,据说后来差不多成为了一个传统。描写他们故事的传奇也很多,其中固然有一波三折而终成眷属者如《李娃传》,但毕竟是少数,其几率略低于今天买彩票中头等奖的概率。娶这样的女孩子为妻子,在当时而言,惟一的可能性就是男主角如《李娃传》那样被自己的家庭所抛弃,而且女主角又立下了惊天的功勋。

  元稹早年的生活虽然不太顺利,但也没有象《李娃传》中的郑生那样流落街头。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两位兄长谁也不愿奉养后母和这位小弟弟以及两位妹妹。但元稹还有伟大的舅父与姨夫,他们不但照料元稹母子三人(元稹的二姐已出家为尼)的生活,还督促元稹好好学习。据说元稹九岁的时候,姨兄胡灵之就开始辅导他写诗作赋。当然,由于姨兄当“家庭教师”,管理上不免松懈,少年的元稹度过了一段裘马轻狂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去走马打猎、欣赏歌舞乃至看人赌博。

  元稹学习条件很不好,他自己似乎也不太努力,从来没有听说他因为读书写字而口舌生疮的故事,但十五岁那年,他就明经及第了,可见他确乎是个天生的才子——有学者通过认真考证认为元稹是十五岁参加考试,第二年才公布成绩,所以应该算十六岁登第,那就姑且算作是十六登第吧,十六岁登第的元稹还是一个天生的才子。唐人都认为明经科考试难度远远小于进士科,不过在我等后人看来,背诵那些经书及其注疏远比胡诌几句打油诗更难。

  登第后的元稹一直寓居在长安的开元观里,等待吏部安排工作。大约在二十岁前后,传说他到过蒲州,但究竟为什么而去,具体何时而去,还不太清楚,或许就是为“保护”莺莺表妹而去蒲州的吧。总之,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元稹肯定回到了长安,因为他明经及第已经七年了,按照规定,吏部给他安排了工作。
  贞元十九年(803),是元稹的幸运年。这一年三月,他与白居易八人一起通过了制科考试,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关口。明经科出身的人,总会遭受一些白眼。传说当年他去看望李贺,送上名片,李贺当即关门拒绝,说他与考明经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通过平判科考试,终于扬眉吐气了,好比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终于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可以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文凭问题了。

  这一年,他与白居易成为了朋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那种能够进行心灵交流、真正相知的朋友,这也是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的“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才华相捋的两人,相互敬重,其情谊之深厚,放在今天甚至可能引起误解。《本事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元稹为御史的时候,到梓潼去办案。白居易在京城与人游玩慈恩寺后花下小酌,想念老友而赋诗一首寄给元稹:“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稹正好到了褒城,也寄来《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诗中说,他梦见白居易在慈恩寺游玩。于是前人感叹说:“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元稹写下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让后世敬叹: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年,元稹还成为了新郎官,新娘子韦丛是韦夏卿的幼女。韦夏卿何许人也,前年为京城最高长官即京兆尹,此年三月时为太子宾客,十月即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可见韦丛身份尊贵,与莺莺表妹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新娘子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即使元稹曾经做过始乱终弃等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如今,即使元稹是与莺莺表妹友好分手,也不能阻止他人对有些事有所联想。

  元稹主观上应该有攀附权贵的故意,不过更主要的是遵从习俗,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样的婚姻,元稹会感到荣耀,但作为才子,失落、无奈的情绪也会出现。婚后,他与妻子随岳父到东都洛阳,在诗歌里,他自嘲道:

  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

  这里,他分明感受到自己与岳丈一家不太和谐,高头大马昂然进入奢华的公馆,锦衣绣袍簇拥着华丽的骄子,一介书生骑着瘦马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难堪的情绪里还有那么一丝清高、一份矜持,趋炎附势的丑态还是看不出来。

  元稹从这么婚事获得了多大实惠呢?可能增长了一些见识,有机会欣赏为高级官员奉献的歌舞演出:“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诗中的“谢傅”,就是他的老丈人。至于元稹的经济状况与仕宦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生活依然拮据,看看他回忆当年生活的诗篇: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的当年,他就清楚地知道丈人已经准备隐退了,并希望他老人家走得更坚决:“谢公潜有东山意,已向朱门启洞门。大隐犹疑恋朝市,不如名作罢归园。”更何况,婚后第二年,老丈人就奔赴黄泉而去了。至于元稹在官场上成功,主要得力于他潜心的复习,得力于婚后第三年的那场考试,得力于兵部尚书裴垍的赏识。

  元稹在这场婚事中最大的收获,还是美满的爱情与甜蜜的幸福。七年后,妻子韦丛死后,元稹写了大量诗篇寄托自己的哀思,如《谴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看看下面这首: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闲坐时想起了你,心中的悲苦就难以抑制,为你伤悲也为我自己。没有你在我身边,就算能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滋味。晋朝的邓攸没有儿子,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潘岳丧妻后写《悼亡》诗,也换回不来妻子的生命。分离的结局,难道真的是上天注定?除了死后我们会埋葬在一起,还能期望什么呢?来生相见,更是奢望!如今惟有长夜不眠来报答你当日的痴情。很难想象,一个薄幸之人,一个“巧于婚”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深情的诗歌。最让人难忘的,还有那首《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对他的婚姻生活这样愤怒,为什么有人抓住普救寺的那件事情死不松手?唐朝的才子灿若群星,有几人如此深情?又有几人对他们的妻子念念不忘?倘若韦丛地下有知,看到这样的诗篇,定会认为自己是唐朝最幸福的女人。即使是莺莺表妹,看到元稹那些怀念往日幽会的诗篇,也定会感动:一二十年过去了,表哥还如此挂念,比起那些一场游戏一场梦者,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挟妓游东山”、流连花丛者,很少受到谴责,而付出了真情,还备受斥责。宋代野史《云溪友议》说韦丛刚死不久,元稹又与女诗人薛涛有了绯闻,而且又是始乱终弃的那种。元稹自己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薛涛年龄比他整整大上了十九岁,且两人未曾谋面。但这种消息,又怎么会让看客轻易放过呢?今天戏说“元稹”者,依然津津乐道于这点“风流韵事”。

  元和十年(815)左右,元稹又与裴淑成婚,此时元稹三十七岁。有人跳出来质问元稹:你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为什么妻子死去了四、五年就变心呢?看看王维,也是三十出头丧偶后,但人家终身未再娶。

  王维不再娶妻子,却不能说明他痴情,因为他痴迷的是佛教。把他作为忠贞守节的榜样,想必王维也会不自在,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还有一些才子丧偶后将近十年未娶,如柳宗元,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子,在这十年同居的女性不止两三人,非婚生子也不止一、两个。

  元稹与裴淑的关系如何呢?有两个故事不能不让大家知道。长庆三年(823),四十五岁的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任浙东观察使,裴淑不高兴,元稹写了一首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来安慰她:

  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

  大和四年(830),五十二岁的元稹出镇武昌,写了一首《赠柔之》:

  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柔之就是裴淑的字,诗歌下有一小注:“稹自会稽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裴难之,稹赋诗相慰,裴亦以诗答”。意思是说,元稹从江南的会稽到京城,没有过一个月,就要远走出镇武昌,裴淑当然不愿意远走,于是元稹就写诗安慰她,裴淑也回赠了一首诗。在外为官,还很在意夫人的感受,在唐才子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大事尚且还要反复给妻子解释,给以劝慰,平时对妻子的尊重可想而知,这是不是唐代的好男人呢?但有人又不屑一顾了,说这是元稹哄骗女性的手腕而已。老婆情绪低落,能够主动去哄骗得她高高兴兴,这种境界不也是值得景仰吗?至于看客又云:“元稹的负心薄幸似有报应,先后曾有八个子女,七个一一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算是绝后,这恐怕也是对他滥情的报应吧。”即使是戏说,还是厚道些好。在一个宣扬“夕阳红”的文明年代,对于元稹的合法再婚还指指点点,还要求他死去的妻子守节,未免与现代文明的宗旨背离甚远。

  元稹有首《行宫》,煞是生动。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人生漫漫,闲极无聊的宫女们扯着玄宗的“八卦”来消磨岁月。元稹是否想到,自己也成了大家闲话的对象。

杂志《百家讲坛》怎么样?这个杂志怎么订购?

1.《百家讲坛》个人觉得它娱乐性比较强,里面大多是历史书上所看不到的野史/著名人物的小故事,但是都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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