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总编辑调研

光明日报总编辑调研

1932年阎锡山成立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常芝青在太原创办《中报》（后改为《新中报》），他担任副刊主编、新闻编辑，乘便宣传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道理，后因刊登阎锡山政府官员大贪污案消息，被革职。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山西1934年他毅然投入革命队伍，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到1939年，常芝青受党的委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地方政权工作。1934年春，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和讨蒋救国会，担任党团书记，同时参加了杜任之（中共党员，时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主持的文艺通讯社，主编《文艺舞台》月刊，并组织文艺团体，创办刊物，置身于太原的新文化运动。《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晋绥日报》，他先后担任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并兼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他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唯一历史报纸从创刊到终刊全过程的报社领导人，《晋绥日报》办得很有特色，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在当时各解放区的党报中出类拔萃。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同年9月以后的3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1948年4月，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报社的工作和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并赞扬芝青同志“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1949年5月1日《晋绥日报》终刊，同年10月底，常芝青随刘邓大军到重庆办报，12月10日，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常芝青任社长。从农村到城市，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辑记者。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在常芝青亲自主持下，《新华日报》在全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最多、最快的报社之一。1954年，大区撤销，8月《新华日报》终刊。常芝青调北京，就任时代出版社社长。两个月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首任《光明日报》中共党组书记，他团结和起用一批老报人，大胆实行报纸改革，在全国率先由直排全部改横排，重视报纸专刊，把《光明日报》办得大有起色。1957年反右派之前，调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党组书记，后兼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并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在长达9年的复杂多变形势下，把《大公报》办成具有明显特色的全国财经报纸。1966年“文革”初期，《大公报》被迫停刊，改出《前进报》，常芝青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报社党委第二书记，同时兼任《前进报》社长和总编辑。在“文革”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达8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8年初，受国务院财贸小组委托，常芝青创办并主持了《财贸战线》报（后改为《中国财贸报》，是《经济日报》的前身）的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商品经济的宣传和讨论，积极鼓励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病弱之躯，为冤假错案平反而操劳。 常芝青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2月，姚依林同志请常芝青再办报，并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他说：“这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他身体已经不支了，1980年以后他离开了办报工作。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背景是什么？

但在具体评价中却有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只是这场讨论的“支持者”。原因是引发这场讨论的，由《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是其他人倡议和组织撰写的，邓小平事先并不知道，当然也没有参与，而是在文章发表以后，特别是听到了文章引起不同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满并加以谴责，才使他特别关注并阅读了文章，不久就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公开明确地支持《实》文的观点。
这种“支持者”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一段时间。光明日报社的一些同志发现以后，曾经在1999年光明日报五十年大庆时出版了一本《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专著，该书全文收录了从胡福明的第一篇来稿、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编辑的历次修改稿直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定稿的原文，还收录了光明日报编辑的回忆文章和对历次修改稿的说明。这本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出版前的1999年4月1日曾送请国家新闻出版署转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以下是他们审读后的意见：
本书比较清楚、真实地介绍了真理标准讨论发动的经过及历史背景，为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较为详细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均无问题，有出版价值。其中，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经过，讲得更为全面、准确、可信。
但书稿的几个部分在事实把握和叙述风格等方面还显得不够一致。主要是：
一、《走进新时代的序曲》，这部分对于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光明日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讲得还可以再充分一些。对于《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也应有比较清楚的交待。建议在定稿时作适当补充。
二、第二部分，即“实文”的组稿、修改和发表，虽然事实介绍的比较清楚，作者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有些地方语言表述过于尖刻，……等等，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建议将这类语言删去。重要的是把事实讲清楚，而不必对其他说法作过多的批驳，读者自会作出判断。
三、书里引用了不少历史材料，但很多材料没有注明出处，为提高本书的资料和学术价值，最好能补充一些关键的注释。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中央党史研究室1999年4月
我们本来以为，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介绍事件真相、澄清不实传言而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通过无可争议的原始资料，已经把《实》文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再浪费笔墨。但以后的情况并非如此，这种不实传言仍在社会上流传，以致有关方面表示，光明日报的同志应该出来说话，否则以讹传讹，不实的野史就会变成了正史！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实》文的发表是邓小平关于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反对两个“凡是”思想的启示下进行的，由此文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
事实胜于雄辩，流言止于智者。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出版界长期困惑的作者与编者的定位问题，剖析这个问题，对弄清楚什么是《著作权法》上的作者，什么是编辑，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一）
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此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但不能不说，《实》文并非如某些书刊所说是由他“亲自组织撰写”的。
不是事实的事怎么会形成一种到处流传的舆论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实》文的源头在哪里？也即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北京的孙长江还是南京的胡福明？
孙长江当年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参与编辑《理论动态》。胡耀邦那时曾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对《理论动态》情有独钟，除了亲自审读《理论动态》上的文章外，也常常与刊物的编辑们讨论当前的思想理论问题，策划重大选题。如果说《实》文是由孙长江撰写的，由胡耀邦“亲自组织”甚至由他策划、倡议是非常有可能的。
胡福明当年是南京大学政治系一名普通教师。胡耀邦与他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也没听说他们相识。如果说《实》文是胡福明所撰写，由胡耀邦“亲自组织”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胡福明“撰写”一篇重要论文，则有悖于常情！
（二）
解开作者之谜的关键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稿子（以下简称“中”稿），究竟是光明日报送去请他们修改的稿子（以下简称“光”稿）即胡福明投来的《实》文的第7、第8次改稿，还是如社会上流传的是他们自己撰写单独成篇的稿子，或者是由以他们写就的稿子为基础，吸收“光”稿的少许内容由孙长江“捏合”而成的稿子。
“中”稿除了开篇导言（第一段）以外，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有19个自然段。“光”稿除了导言（第一段）以外，也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分17段。
让我们逐段逐句进行对照。
首先，从《实》文的总体内容来看，“中”稿19个自然段，只有末一段是“光”稿中所没有的，其他18个自然段的内容，除了个别新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和极个别的几段话以外，都可以在“光”稿中找到。
其次，那个时候的学风、文风的特点是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以增加文章的权威性。“中”稿共引用了15条语录，除了2条是新增加以外，13条语录都是来自“光”稿。如果一篇论文，不仅内容的绝大部分均来自另一篇论文，而且连援引的语录绝大部分也一样，能认定这篇论文是独自成篇的吗？“中”稿作为论据，举了几个例子。自然科学史方面，举的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和证实的过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从假设到成为真理的经过；社会科学方面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提出到被确认为真理的历史等。但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在“光”稿中被列举过，特别是占整个文章四分之一篇幅的文章第三部分，举的例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修改个别论点和列宁对它的评价，“中”稿和“光”稿并无不同。大千世界，悠悠万物，一南一北素无往来的两名作者，分别构思和撰写自己独立成篇的文章，选取的事例居然也如此雷同，这能是巧合吗？
第三，再从文章的具体章节段落来看，第一段导言，“中”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光”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只是把“这个”改为“这是”，把“问题”挪了个地方。
“中”稿的第2段也是照抄，只是把“光”稿第2段中引用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摘取出来，移到“中”稿的第3段中，而这段语录就成为“中”稿新添加的。
像这样整段照抄照搬，或略加增删修改的，还有“中”稿中的第4段、第5段、第6段、第7段、第9段、第12段、第18段等。
有意思的是第13段，文字不长，照录如下：“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按“中”稿的说法，这一段是新加的。但仔细一对照，这段话前面两句耳熟能详的语录，原来出自“光”稿中的第6段，而后面的三句话，有两句出自“光”稿的第12段，“中”稿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句，第13段也就变成新添加的了。
这里请细心的读者耐着性子阅读对照“中”稿的第14段和“光”稿的第13段，从中可以学到一些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的知识，区分什么是作者，什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
以下两段文字依次是“中”稿和“光”稿：
（“中”稿）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7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谈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光”稿）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7篇序言正是生动的说明。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同时，他们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修改了个别观点。这里举一个修改《宣言》的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陆续发现土地公有制的世界各地原始社会的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在夏威夷岛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了几十年，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从而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因此，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还有一个重要修改。马克思恩格斯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2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得出新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两相对照，“中”稿只是从语法修辞方面比“光”稿精炼，实质内容上并无区别。
（三）
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在参与修改《实》文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光明日报同志在所编辑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已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具体包括：对原稿作了不少删削；加了毛主席修改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论据增加了份量；加了小标题，使主题更加鲜明，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加强了针对性等。
但不能据此推断出“中”稿就是一部独立的作品。
与“光”稿对照，首先，“中”稿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依然是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其次，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中”稿和“光”稿都是四个部分，只不过“光”稿标以（一）、（二）、（三）、（四），而“中”稿使之具体化：“检验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中”稿和“光”稿所引的经典著作的语录和所援引的实际例子基本相同，论据也基本一样。

解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谜(下)

第三，任何有影响的论文，都应当有体现其个性和特色的核心内容。“光”稿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反对两个凡是，一是强调唯一标准。“中”稿在这两个方面均没有突破。

（四）

《实》文在组稿、修改、发表过程中，作者、编者（光明日报）和参与修改者（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三方的定位也是很清楚的。光明日报作为新闻出版单位，与胡福明从一开始就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光明日报向胡福明约稿，胡应约投来了《实》文；光明日报选中了《实》文，并提出修改要求，胡进行了修改，光明日报也作了修改，最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及孙长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新闻出版单位与“特约编辑”的关系，即光明日报总编辑听说孙长江也在构思同一主题的文章，决定把孙请来参加修改胡福明来稿的讨论会。光明日报后来把“光”稿送去，也明白告诉是请他们帮助修改。这一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心里完全明白，所以在《理论动态》正式刊出《实》文时，经过他们的再三斟酌，仍在文章后面专门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如此在1978年5月明白无误的事情，后来怎么又模糊起来，到了20多年以后的今天，甚至变为《实》文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自己写的，而且成了“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的呢？光明日报1984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由于它与《实》文有关，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

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也是1949年6月16日创刊的光明日报建社35周年。1982年年底组建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举办一次1979—1983年度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纪念国庆、社庆，扩大报社影响。在评奖过程中，光明日报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现评选出来的年度优秀理论文章，反映不了报社的理论成就。能够代表成就的是《实》文，而它又不属评奖范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决定设立只有一个名额的“特别奖”，奖给《实》文及其作者，奖金为1000元。本来这奖金是只奖给胡福明的，后来考虑到《实》文经过了多次修改，光明日报的同志修改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也修改过。光明日报的编辑，修改作者文章属于本职工作，无须嘉奖，而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纯为尽义务，应酌情奖励，给多了不适合，太少了又拿不出手，就从给作者的奖金中分出300元，作为修改文章的“劳务费”。从光明日报的同志来说，纯属一番好意。可能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对此另有看法，他们拒收这笔“劳务费”。授奖单位颁发奖金，接受单位拒收，虽然有些反常，但总的来说也还可以理解。

但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件纯属业务活动的寻常事，后来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有的同志一方面说“这是公然篡改历史和严重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又说，这是一个“大人物”导演的，旨在“抹杀中央党校特别是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光明日报社蒙受了一次不白之冤。

（五）

为了把作者的谜团进一步解开，有必要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正确认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定性、定位，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编辑）的关系。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是直接创作作品的人。创作作品是指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构思，运用自己的技巧、方法，借助于一定的符号形式写出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个性、特色的作品。

编辑则指编辑作品的人。所谓“编”，在古代指用以穿联竹简的皮鞭或绳子，今指编织、编列；“辑”古指协调驾车的众马，今指连缀、搜集。把“编”和“辑”联结一起，编辑即指搜集材料并将之连缀汇集，加以鉴别、选择、分类、整理、加工和校勘的过程。

弄清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概念，联系到《实》文发表的实际，我们认为：《实》文是一部文字作品，有它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独立主题，即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主题贯穿全文始终。尽管实践与理论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并不是新的课题，但这一命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提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部作品，光有主题是不够的，还要有围绕主题展开的基本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论据、论证）。在《实》文中，不论胡福明的初稿和历次改稿（三个部分），还是光明日报的两次改稿（四个部分），其基本内容均是：（一）阐明任何理论，区别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的；（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三）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如何坚持实践标准，修改自己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批判“两个凡是”；（四）揭批林彪、“四人帮”是如何反对实践标准，歪曲毛泽东思想，提出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作为一部作品，除了主题、基本内容以外，还应有属于它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的地方。在《实》文中，除了它特有的论据以外，主要是两处：一是通过理论论证和马克思主义导师修正自己个别论点的实例，强调实践标准的正确性、重要性，反对“两个凡是”。二是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没有第二个标准。在这一点上，“中”稿比之“光”稿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说到底就是一名编辑所应该做的，不能因为对原作进行了修改，编辑就可以自封为作者。如果这样，编辑工作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作者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保护。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如果小修小改，当然编辑不能成为作者，但如果改动得多、大，是否就可以成为作者呢？也不能，除非主题、基本内容、核心问题、文字风格都改得面目全非。

从《实》文修改过程来看，光明日报同志的修改并不小，包括标题突出“唯一”、框架由三部分改为四部分，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突出了邓小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文章结尾部分提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指出现在仍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它冲破，等等。如果按照“中”稿对待“光”稿的同一标准，“光”稿应该认定为一篇全新的文章，光明日报的同志也就应该从编辑变成了作者。但光明日报的同志从来就没有想过把《实》文当成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因此就变为作者。他们认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有悖于新闻出版职业道德，违背《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

列宁说得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31卷第85页）在《实》文问题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作为参与修改者，是有重要贡献的，但如果再向前迈一小步，把自己当作文章的作者，“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硬扯到中央党校甚至胡耀邦那里去，可能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王晨简历

　　王晨，男，汉族，1950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高级编辑。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个人经历：
　　1969—1970年 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
　　1970—1973年 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干部
　　1973—1974年 陕西省延安地委办公室干部
　　1974—1979年 光明日报社国内部记者
　　1979—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2—1984年 光明日报社政治经济部记者，群工部副主任
　　1984—1984年 光明日报社群工部主任
　　1984—1986年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
　　1986—1995年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其间：1991.09—1991.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5—2000年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2000—2001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01—2001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001—2002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2002—2003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2003—2006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其间：2006.03—2006.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3]
　　2008—2013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2011.02）[2]
　　2013—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年怎么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此后，中共领导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及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马寅初及其人口论并未受到中央层面的重点批判。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1958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1959年4月15日发表署名“若水”的《人口与人手》。这三篇文章中，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其他两篇未直接点名。三篇文章的批判重点都不是马寅初。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民主党派整风和高校“双反”运动。1958年1月，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出版。其后，《计划经济》发表了针对马寅初的经济理论进行商榷的文章，《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也启动了刊发商榷文章的活动。1958年4月19日，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光明日报》以反映全国“双反”运动的形式，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的《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两张大字报，由此揭开了批判马寅初的序幕。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文中马寅初进行了申辩。此后，《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批批判马寅初的文章。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刊发了《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提升了批判调门。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后，《光明日报》一度加速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批判文章，此后，《光明日报》暂停了对马寅初的批判。截至1958年11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他中国各报刊（2家报纸，10家学报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合计67篇.这些批判指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蔑视人民大众，等等。
1959年，马寅初仍然正常参加各种国事活动。3月12日，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4月12日，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4月27日，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2日，马寅初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理事。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纪念活动，在主席台前就座。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9月28日，马寅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
1959年底之前，仅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各刊登1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

马寅初与新人口论及研讨会(17张)
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其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同时发表了马寅初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此后，《光明日报》1960年1月开始、《新建设》1959年12月号等报刊接连发表批判文章。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向中共北京大学党委（陆平任党委第一书记）发来一封信函，内称马寅初送来《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发表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新建设》杂志将该文随此信函寄给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希望后者审看。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讲演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自此至1960年1月，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1960年1月11日，上述三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会上除了一些教师发言外，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马寅初持有巨额股票，并揭发马寅初反对土地改革，同情右派分子罗隆基和章伯钧、章乃器。韩苹卿的揭发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马寅初遭到与会者围攻。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人口论》受到极不公正的谴责。当他在气势汹汹的大批判、大围攻面前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又说：“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时，表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科学家维护学术尊严，为真理献身的非凡勇气和高尚品德。
由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中国人口继续增加。后来人称“错批一人、误増三亿”。
1960年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196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荪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
1960年，《新建设》1960年1月号发表了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内称，“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960年1月，马寅初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此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1962年1月，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3年又被免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享年101岁，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仁者寿。

储安平的生平简介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6月，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